白先勇：孽子，孝子（图文）
民国是他一生的信仰，为了保卫民国，他打了一生的仗。可是蒋介石就拿特务来监控他。他在台湾十七年，二十四小时，甚至我父亲写信抗议，都不肯撤销。我父亲没有政权，也没有兵权，他也谨言慎行，没有跟外界、桂系有什么联系，怕他什么呢?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http://www.21ccom.net/uploads/allimg/150729/128795_150729105240_1.jpg 如果答案很确定，白先勇会说：“有～”像做一个发音示范，三声先抑后扬，在空气中打了一个对钩，拉着长长的尾音。他再紧跟着强调：“有的。”对话就多了一份天真，又多一份戏剧感。 年轻时，白先勇浓眉大眼，轮廓又很柔和，老了显得慈祥，脸色红润，两只手扣在肚子上。他好像不大在乎很多事，脾气很好，总是在笑。林怀民曾经写他：“白先勇的笑很奇特，呵呵呵，有点像小孩的笑，呵了三五笑，恍若要断了，忽然拖着长声又扬高了。为一点点小事，他就能断断续续笑上一分多钟。” 1959年夏天，正在读大二的白先勇，计划和几个同学创办《现代文学》，他们不但稿费分文不取，还要自掏腰包，支付印刷费用。白先勇从家族友人那里借到一笔十万块的基金，放高利贷给一家铁厂，用利息投入《现代文学》。办到第九期，铁厂破产了。白先勇五内如焚，慌慌张张跑到铁厂，想把本金取出来，却没有结果。那张借据他存了好几年，有时拿出来看着发呆，心想这家铁厂真可恶。 杂志仍然四处筹钱，办了下去。白先勇到美国留学之后，拿出一部分学费，每个月寄回台湾一张支票，化作白纸黑字。他独力支撑《现代文学》的资金，直到1973年停刊。 这是除了写作之外，白先勇办的第一件大事。《现代文学》培养了“战后”台湾一代小说家，他们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大都发表在这份没有稿费、发行量一千册左右的独立刊物。 白先勇办的第二件大事，是在21世纪初推广青春版《牡丹亭》。他几乎以一人之力，复活了昆曲。 在这些百折不回的时刻，白先勇觉得自己和父亲很像，有一股蛮劲。从前的“孽子”，到老成了“孝子”。他开始回忆父亲白崇禧将军，书写父亲的生平。他觉得，那也是给中华民国立传——大陆视民国为败军，向来很少了解，今天的台湾又急欲遗忘这段历史。 今年，白先勇与历史学者廖彦博合作出版《疗伤止痛：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二二八”是台湾历史上的重要事件，由专卖局人员暴力稽查小贩，引起大规模反政府事件，国民政府派遣军队镇压，埋下了台湾社会深刻的矛盾，包括外省人与本省人的对立、民众对国民党政府的愤怒。白先勇采访“二二八”受害者，记录父亲在台湾的“安抚”之举，殷切希望，这一小片历史能够弥合台湾社会的集体创伤。 做完这些事，白先勇觉得，自己终于可以回去写作了。http://www.21ccom.net/uploads/allimg/150729/128795_150729105317_1.jpg白先勇与父亲，一九六三年一月，台北松山机场。 正午：以前好像很少听到白崇禧将军在“二二八”的故事，您是怎么开始想到写这个的呢? 白先勇：你在台湾待过就知道，“二二八”对台湾影响是多么深，政治上有多复杂。我1952年从香港到台湾，那时候还离“二二八”不远，常常听到，当年要不是白崇禧，台湾不得了了。有时候到台湾乡下，说我是白崇禧的儿子，非常礼遇。但我不是那么了解。 现在回头想一想，如果 “二二八”之后，蒋介石不是派我父亲，而是派了另外一个人到台湾，万一那个人的态度有偏向，或者不明快果断，怕蒋介石，不敢动，那就糟了。那时候急如星火啊。晚几天就会杀了好多人，我父亲是很明快的，很果断，剑及履及。他到台湾，第一天，发表宣字第一号，要宽大处理，稳定处理。本来陈仪还要求派军队来的，你想想看，一个师的军队就天翻地覆了，再来一个还了得。如果再有脑筋不清楚的，派军队来，上万人的军队，每个你都去控制它，一定出好多事。我在想，那个判断好要紧喔!也要像他有那么多经验，才能下这种判断。 我父亲在广西六年……他整个人是出将入相的，一个将相之才。大场面不知道经过多少，平复“二二八”，对他来说不是很大的难事。 正午：他有跟您讲过“二二八”吗? 白先勇：有的，不是那么清楚，基本上很同情遭难者，不管是本省人，或是外省人。 正午：您在成长过程中，有感受到“二二八”带来的外省人和本省人的隔阂吗? 白先勇：有～老一辈的人谈起“二二八”来，那种惊惶还在的。那么多年了，讲到“二二八”，声音就低下来了，那种余悸犹存。 好早以前，“二二八”是一个禁忌，不能随便讲的。很多台湾士绅阶级到我们家来，对父亲过年拜见，很感恩。这就犯忌了。 正午：您指的“犯忌”是什么意思? 白先勇：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我父亲到了台湾之后，蒋介石会监控他?我父亲1949年12月31号飞来的，那时候台湾风雨飘摇，觉得共军随时可以渡海，我父亲可以不去台湾，他可以去香港啊，到美国啊，或者到别的国家，都有可能的，他也明明知道蒋跟他之间的矛盾很深，他还是去了台湾。 你要看他的历史。民国是他一生的信仰，为了保卫民国，他打了一生的仗。可是蒋介石就拿特务来监控他。他在台湾十七年，二十四小时，甚至我父亲写信抗议，都不肯撤销。我父亲没有政权，也没有兵权，他也谨言慎行，没有跟外界、桂系有什么联系，怕他什么呢?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想来想去，他唯一害怕的，是我父亲跟台湾勾结起来。因为他们知道，至少蒋经国应该很清楚“二二八”造成的对国民党的民怨。 正午：您刚才说，民国是您父亲一生的信仰，事实上从武昌起义到抗日，他的一生的确是和民国联系在一起的。 白先勇：对对，你替他想一下，他十八岁，那么年轻，就参加了敢死队，去支援武昌起义。那么一个青年，去参加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那场革命诞生了民国。这对他整个思想、心理，多么重要。北伐是他最后完成的，抗日的时候又打过那么多战争，国共内战，是和共产党从东北打到广西，打到最后一兵一卒，所以对民国等于是信仰，生命，一切。如果拿掉民国，他的生命就没有意义了。 正午：但是中华民国现在在哪里?在大陆，中华民国好像是一段历史，历史中的一个王朝，在台湾，年轻人也不认民国了。 白先勇：不认，淡忘了。这就是台湾的政治、教育啊。其实在台湾应该还是进行式，台湾不是叫中华民国吗?年轻人不了解，课本里面也淡化了。是民进党时代对教科书的改变。 正午：您对民国还是很有感情的。 白先勇：那当然，我也算是民国人，尾巴了。问题是，这是历史嘛，等于是集体的记忆。如果记忆死去了，整个民族等于患了失忆症了，过去糊里糊涂怎么回事都搞不清。我到处演讲，替父亲写传记，也是想从我父亲身上反映一段民国史。 正午：您一开始写《台北人》，就是写过去的事情，后来写《树犹如此》，也是回忆性的散文，您好像很喜欢回忆。 白先勇：过去渐渐消逝了，我想用文字抓住。 正午：您写父亲的传记、重读那段历史、做访问，会对您父亲有新的认识吗? 白先勇：有～有的。我讲一个例子吧。在书里，我访问了萧锦文先生，他在“二二八”时是《大明报》记者，很年轻，21岁。报纸是他舅舅创办的，那个报纸常常批评陈仪政府，“二二八”一来，舅舅闻风逃掉了。刚好萧锦文在值班，就把他带走了，严刑逼问，舅舅哪里去了。他不知道啊，受了很多严刑拷问。最后判他死刑，关在台北延平南路警察分局，同时还有二十几个人。有几个抓走了，没有回来，枪毙了。那天，他们五个人，五花大绑，蒙上了眼睛，插上了牌子，弄到卡车上，运到法场去了。运到一半，诶，车转回头了，回到警察局。鬼门关绕了一趟。那些二十多岁的青年，吓昏了。过了一阵子，又把他们放走了。萧锦文先生就莫名其妙，怎么回事。过了一阵子，舅舅回来了。舅舅说，你命大啊，你走到一半，刚好白崇禧的命令到了，禁止滥杀，公开审判。 后来我访问他，他今年八十九岁，脑筋非常清楚，他当然恨国民党啦，不光是他个人，他弟弟“白色恐怖”的时候，被枪毙了。但是对“二二八”，他很公平的，他还保护过外省人。讲到伤心处，这么多年了，还是老泪纵横。我感动得不得了。他说，你父亲那道命令，让我多活了六十六年。 我想，我父亲不知道这回事，他只是下了道命令，是该做的。但是到底救了多少人，故事是什么样的，他不知道呀。 还有一个例子，中央研究院一位学者在高雄访问“二二八”幸存者。一位叫王大中的人，他当过警察，“二二八”的时候莫名其妙被抓走了，被判死刑，当然惶惶不可终日了。我父亲一到，死刑废除，变成徒刑了。出来之后他改名隐姓。我父亲1966年12月2号过世，在告别式上，他悄悄地从高雄到台北，祭悼我父亲，还留了五百块的奠仪，悄悄地走了。 我说，哎，还有这些事情，很感人哪。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好多台籍人士来祭悼。我请您看看书的最后，录了好多挽诗挽联，都在吐露心声，对我父亲“二二八”德政的感怀。这些都是我在整理这段历史的时候发现的。 我父亲这辈子真是做了好多事，好多我当时不是很理解，慢慢理解的。 正午：他是大时代的人物，而且处于时代中心，写他就相当于写民国的历史。 白先勇：重点就在这里。从他身上折射出来民国的历史，尤其是军事史。 正午：现在很多人对那段历史感兴趣，比如齐邦媛的《巨流河》，在大陆影响很大。 白先勇：我刚刚跟齐邦媛先生在台湾世新大学对谈，是我策划的“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系列讲座之一，战争与记忆。齐先生讲了一个钟头，太精彩了，肺腑之言，正气凌然。我讲，那是一篇《正气歌》。她今年90岁，脑子清楚得不得了，讲一个钟头，没有一句迟疑的，逻辑之严谨，思想之缜密，主要是感人，中华民族这么大的一场灾难，不可以就这么轻浮，不可以忘记。讲得太好了。好多人都哭了。 正午：抗战七十周年在台湾的纪念多吗? 白先勇：不多，远不如这边。这边好多单位已经跑去台湾访问我了。http://www.21ccom.net/uploads/allimg/150729/128795_150729105356_1.jpg初上台大。 正午：您在写《孽子》的时候，是一种父亲的形象，现在也是一种父亲的形象，这两个形象内在有关系吗? 白先勇：我想，我写《孽子》的时候，不是针对哪一个人，是一个普遍的父亲，一个威严的有权威的社会形象。我父亲是历史的父亲。这是不同的。我父亲在我心中也有好几个形象，一个是白崇禧将军，抗日英雄;一个是作为父亲，他是严父也是慈父。严父，对我们念书做人，要求很严的，尤其念书，盯得牢牢的，不会放松。他念的书啊，做人处事，还是儒家那套，还是中国人那套，忠孝节义，礼义廉耻，不过另外一方面，他也是有革命精神的人。很复杂的，而且时势造英雄。很年轻就出头了。 正午：您曾经有过误解他的时候吗? 白先勇：有～年轻时候，他很严格，我们都躲他，不要给他管。我觉得自己不要像父亲那样，我要学文。诶，年纪大了，怎么好像好多做事越来越像我爸爸，怎么除不掉他的影响。 正午：哪一些呢? 白先勇：做事有一股蛮劲，一定要做成。 正午：比如推广昆曲? 白先勇：对对对。 正午：您曾经提到，现在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就是传统和现代结合。 白先勇：没错，我回想起来，我一直在做这个事情。我大学是读西方文学，最感兴趣的也是西方文学里的现代主义，不光是文学，电影、艺术、剧场，都是最前卫的。可是另一方面，我对传统文化，艺术、文学，也都喜欢。我在探索中，无意中把这两个拉起来。在文学创作也好，做昆曲也好，都是希望把传统和现代接起来。我们整个文化的问题就在这里嘛!这么辉煌的传统，如何在21世纪重新放光芒，这是很大的问题，很难的问题。 完全回到古代，是不可能的，也不能回去。但是古代的辉煌，可以当成现在的启发。不能放弃掉，这个是自残。我们的教育就在自残，把传统丢掉。我们的文化认同特别的混乱薄弱。 正午：传统里也有很多内容，到底找哪一些和现代接呢? 白先勇：要和现代精神相符。所以昆曲，他们说这么缓慢，我不这样看，我觉得昆曲非常适合现代，那种舞台上极简的美学，内容很多是以爱情为主。不像京剧，是忠孝节义，没什么爱情戏。 正午：把传统和现代接起来，这是很难的工作，需要好几代人做。 白先勇：那当然，我一直有一个卑愿，希望我们这个民族，在21世纪来一个欧洲式的文艺复兴运动，而且我们必须要!这个世纪我们错过，就没有机会了。谁敢说我们不能再造一个辉煌的世纪?我们有那么厚的根底。如果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这种愿望，那是可以实现的。 正午：以前在访问中，有人问您，这一生做过最勇敢的事情是什么，您说是写作。 白先勇：对。写作是漫长孤独的一条路。现在这些事情做得差不多了，我还要回去写小说的，那是我的最爱。小说真是一种艺术创作，很难的，形式上很困难。对我来说，小说不是写了娱乐的，是很严肃的艺术。以前法国一家报纸访问了很多人，问你为什么要写作。我说，我希望把人类心灵中无言的痛楚转换成文字。现在也还是这样。 白先勇和廖彦博合作出版的《关键十六天：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所有图片由理想国文化机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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