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2013年度的《全球智庫報告》認為,中國大陸真正稱得上智庫的僅有400多家。而在全球智庫百強中,中國僅有6家,排名最靠前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最高排名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在2012年取得的第17位的排名。中國智庫在國際上的排名和實力與中國的國家實力和國際地位嚴重的不對稱。按中國目前的實力來看中國智庫在全球智庫百強中至少應占據20席,而前十名中也至少應該有2席。 雖然這些數據和排名未必準確,但有一點是肯定的,要發展出與中國國家實力相匹配的智庫力量,中國智庫尚需努力。 中國智庫的發展還遠不成熟,各類型智庫都面臨著各自發展的困境,具體來說,就是官辦智庫“大而不強”,高校智庫“曲高和寡”,民營智庫“弱而無力”。造成這種困境的原因很多,最根本的卻是中國智庫在民間性、獨立性、國際化三個方面的不足。中國智庫在這三個方面與世界知名智庫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一)民營性缺失 目前,中國大部分智庫都屬於官辦智庫和大學附屬型智庫,民間和民營性智庫的數量較少,且缺乏必要的發展環境。這阻礙了中國民營性智庫的發展,不利於民眾的意見建議的及時上達,難以保證政府決策的全面性。 而官辦智庫和大學附屬型智庫的身份特點決定了它在民營性上很難有大的突破。首先,這兩類智庫的研究經費直接或者間接的來自政府;其次,智庫研究人員的收入和職稱評定都是由政府決定的。經濟與人事關係上的依附關係,決定了這兩類智庫的研究難以擺脫政府的影子提出具有建設性的意見建議,大多數情況下會異化為政府政策的傳聲筒或政策合理性的證明者。中國深受儒家文化浸染,“官本位”思想十分濃厚,“父母官”的觀念傳承了上千年,想要扭轉這種傳統,使政府變為為公眾服務的“公僕”,就需要建立一種上通下達,民眾普遍參與的機制,保證政府決策的全面性與公開性。智庫作為專業的研究機構,在公共政策研究方面具備專業知識和理論高度,如果不能接地氣,缺乏民間性,就會使智庫的研究成為紙上談兵,不利於政府決策的科學性。打個很貼切的比喻,就像中國的市場經濟要想發展,不能只有國營企業,民營企業也是主體;同樣,中國的思想和政策市場要想繁榮,也不能只有國有智庫的空間,也必須要有民營智庫的參與。 (二)獨立性不足 智庫的影響力來自於其研究成果的公正與客觀,而要保證這兩點的實現,則智庫需要具備獨立性。智庫要實現獨立性,至少需要做到以下三點: 首先,研究人員要具備專業的知識和職業操守,保證能避免外界的干擾,獨立自主的完成相關研究。 其次,智庫需要有多種經費來源渠道,保證經費來源的穩定性,避免對單一資助者的過度依賴,實現經濟上的獨立,避免研究被經費所累,成為資助者的“利益代言人”。另外,智庫也可以考慮研究、籌資與經營分開的模式,盡量為研究提供獨立自由的空間。 最後,發揮智庫影響決策的作用,影響政府在智庫方面的政策決策,為智庫營造一種能夠維護自身獨立性的制度與文化環境。 在這三點中,第三點尤為重要,中國在這一點上的不足也最為明顯。我覺得主要問題有三個方面: 第一,政府信息不夠透明,非官辦智庫無法獲得真實、有效、全面的數據信息,沒有數據信息的支持使智庫的研究舉步維艱,更難以開展深度研究。 第二,缺少能夠對智庫進行定位的政策規定。官辦智庫與大學附屬型智庫基本不需要為這個問題困擾,但民營智庫則深受其擾。民營智庫可以為政府政策決策提供另一個角度的智力參考,但如果找不到掛靠的機構則需要註冊為以營利為目的企業,這就會帶來稅收等一系列的問題。這對本來就經費不足的民營智庫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不利於其發展壯大。 第三,中國缺乏公共基金,社會捐贈文化也不發達,這種環境使智庫很難找到多種經費來源以保證獨立性。當然,對其他社會非營利組織來說,這一問題也是普遍存在的。我們自己的智庫也存在這樣的資金短缺問題。10多年前,我曾為母校廣州外國語學院捐款建立了王輝耀獎學金,而後,又在北京延慶縣捐助了一所希望學校。如今,我們辦智庫缺乏資金來源,我只好拿出自己的儲蓄捐助到創辦的智庫中來。我覺得捐一所希望小學,解決了一個學校的問題,而進行一項好的教育政策或人才發展的研究,智庫建議一旦被采納,可以影響政府決策和惠及千千萬萬的學校和無數的人才。其實,靠我自己的力量是十分有限的,而企業家階層對政策研究智庫的資助是最有效的慈善和公益。歷史上許多知名的企業家,到最後捐助的最高境界就是捐助智庫,像布魯金斯,卡內基,洛克菲勒,福特等知名企業家。 |
欢迎光临 汉山 (http://hanshan.info/) | Powered by Discuz! X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