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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历史剧的编写及分类 [打印本页]

作者: 华盛顿人 时间: 2015-11-27 13:56
标题: 历史剧的编写及分类

历史剧是根据题材内容划分的戏剧种类之一。指取材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剧目。在西方，属于这一剧种的作品，古已有之。黑格尔在运用这一名称时，把它界定为“向过去的时代取材”的作品，并把“维持历史的忠实”作为一条重要的创作原则。以真实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为题材，经过作者艺术加工编写而成的戏剧作品历史剧的创作要对大量的历史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在符合历史真实的基础上，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定于戏剧性的事件，并适当地运用想象、虚构给予丰富和历史剧补充，构成戏剧冲突，再现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面貌。

历史剧（History Drama）所表现的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以及环境、风俗等都要行使历史真实，如郭沫若的《屈原》、《蔡文姬》，田汉的《文成公主》，曹禺的《胆剑篇》等都是著名的历史剧。
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因此历史剧是以某一时期历史事件和人物为蓝本
进行的艺术创造，当然有一些以反映历史为主的被人们称为正剧。例如：《雍正王朝》；还有一些以娱乐为主的被人们称为戏说历史剧。例如：《康熙微服私访记》等。不管怎么说历史剧不能称为历史，但是它可以反映一些历史上的人和事。

历史剧《屈原》
在中国，根据剧目取材的历史阶段，又有人把这一戏剧种类划分为历史剧和革命历史剧两类。后者专指从辛亥革命以后的现代革命史取材的作品，前者则指向以前漫长历史时代取材的剧目。
历史剧应该对历史忠实到何等程度，一向是理论家争论的课题。一般地说，历史剧作为戏剧艺术的一个种类，并不要求作品拘泥于历史事件的自然进程和详情细节，而要求剧作家把创作的重心置于对历史人物的把握、表现和解释上。人物的历史可传性和真实性，应该是评价历史剧作品的基本尺度，也应该是剧作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在实现这一原则时，剧作家可以根据塑造典型人物的需要对历史事件进行取舍、加工，不仅可以改变它的自然进程，而且可以进行局部的虚构。[1]

创作目的[url=]编辑[/url]

历史剧《文成公主》
其一、作家为了表达自己的意念和情绪，在史料的选择上作了有利于这种表达的选择和改造。
其二、在少量史实的基础上，进行大幅度的扩展和虚构。
其三、还有一部分作品，在史料的运用上，是相当“忠实”的。从作品的思想情绪来看，史料似乎只是提供了作家艺术地表现他的情感的躯壳。[2]

创作倾向[url=]编辑[/url]

大型秦腔历史剧《杜甫》
在历史剧的创作中有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强调历史的真实性，要求言必有据，事皆可征，这样就容易妨碍作者的创造性，戏剧效果不强；一种是只取一点历史因由，随意创造，这样又缺乏历史真实感。
所以历史剧要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高度统一，作者既要有渊博的历史修养，又要有艺术创造能力，两者必须兼备。

剧作分类[url=]编辑[/url]
历史纪实剧

电影《赵氏孤儿》
历史纪实剧是历史剧的一个极端。它更注重对历史现象的忠实再现，按照历史提供的确凿人物关系进行剧作结构，并以历史事件的自然进程安排剧情进展。这类剧目可以使观众获得历史知识，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艺术欣赏的要求。剧作家可以通过这类剧目把重大的历史事件形象化，借以揭示某种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使观众获得启示。

历史故事剧

电影《杨门女将》

广阔的虚构和想象天地。有人反对把它们归入历史剧的范畴，但也有人把它们看作是历史剧中的一个特殊门类。
莎士比亚一生共写了10部以英国编年史为题材的历史剧，统称“莎士比亚历史剧”。这些史剧的题材，主要源于霍尔编著的《兰开斯特与约克两大显贵家族的联合》和霍林希德编著的《英格兰与苏格兰编年史》。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历史剧具有“两个四部曲”的结构形式，即创作在先（1590—1592）的《亨利六世》上、中、下三篇和《理查三世》构成第一个四部曲，它们在反映的历史年代上正好紧密相连；而创作在后（1595—1597）的《理查二世》、《亨利四世》上、下篇和《亨利五世》则构成第二个四部曲，它们在反映的年代上也前后相连。但就历史进程而言，第一个四部曲应衔接在第二个四部曲之后。此外，还有反映年代最远的《约翰王》（1596）和反映年代最近的《亨利八世》（1612）两部独立的剧。10部史剧系统反映了英国自13世纪到16世纪总计三百多年的社会历史，展示了英国封建社会从动乱纷争到中央集权的整个历史进程，从而表达了作者谴责僭主昏君，表彰明主贤君：反对封建割据，拥护中央王权的政治理想。《亨利四世》（1597）在莎士比亚历史剧中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塑造了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君主形象，而且展现了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即从封建割据状态走向中央王权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剧中亨利四世的形象是作为理想君主的雏型而被作者描写的。尽管他有平息叛乱、治理国政、掌握王权的能力和气魄，但是他的王位的取得，却是由于“篡位僭权”，来路“不正”，因而终生忧心忡忡，悔罪不止。在作者看来，理想的、完美的君主形象则是亨利五世。在剧中，作者集中描绘了亨利五世由一个“浪子”转化成为“英明君王”的过程，突出了他英勇善战、贤明公正的君王气度。作者从德、智、勇三个方面，对亨利五世作了全面、肯定的描绘。与此同时，作者对当时英国的平民社会，进行了生动、细致的描绘。[4]
《亨利四世》成功塑造了福斯塔夫形象，他与堂吉诃德并列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两大喜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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