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本身可能就是不成立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是兰特·普里切特(Lant Pritchett)和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对全球125个经济体在1950年至2010年这个时间段的经济表现进行实证研究后提出的。不过他们能得出的最可靠的结论应该仅限于“经济发展本身有增速的不连续性和向均值回归(根据“均值回归理论”,经济增速、房产价格等社会现象以及气温、降水等自然现象,无论高于或低于均值,都会表现出以很高的概率向均值回归的倾向。根据该理论,上涨或者下跌的趋势不管其延续的时间有多长都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均值回归的规律最终一定会应验——观察者网注)的强烈倾向(a strong tendency for growth discontinuities and mean reversion)”。最近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萨默斯在分析快速增长的发展中经济体可能面临哪些结果时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理论,他认为一些国家出现的均值回归放缓现象只不过体现了经济本身有一种缩小“后奇迹差距”的倾向(a tendency to close a post-miracle gap)。很显然,这种周期性增长不连续现象的统计规律(the statistical regularity of such periodic growth gaps)与增长陷阱的长期困境(the permanent quagmire of a growth trap)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
第四点,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意味着中国已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还只是一种单纯的增长不连续现象?我想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遭遇的严峻挑战面前,这些都并不重要。在追上占据技术高地的发达经济体之后,中国会变成一个怎样的经济体?这就是为何中国会决意从引进技术转向走自主创新之路的原因。对于一个寻求进军科技前沿的发展中经济体来说,中等收入与高收入之间的差别不过是相对的(middle-income versus high-income status is a relative comparison)。尽管周期性的外部干扰(如去杠杆、全球经济放缓甚至贸易战等)会产生暂时影响,然而若能追赶占据技术高地的发达经济体并加入其中来共同推动科技进步,中国终将获得回报。中国领导人已经在“使中国在2050年之前晋升为一个高收入经济体”的目标阐述中涵盖了上述内容。
最后一点,当你着眼于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前景时,生产率增长要远比GDP增长更加重要(productivity growth is far more important than GDP growth)。因此,我更担心中国会陷入生产率增长陷阱,而不是GDP增长陷阱。不过,中国的一个研究团队最近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的一项研究可以缓解我们的焦虑。与普里切特和萨默斯的研究结果一样,这项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最新研究也揭示了中国在过去40年里的一些增长不连续现象。不过在过去5年里,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趋势是令人满意的:年均增长率约为3%,其中第三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尤为强劲。因此,尽管最近总体GDP增长在放缓,但由服务业引领的中国经济再平衡却正在对整体经济的生产率增长产生意义重大的积极影响。
Joseph Zorzin:“中国经济增长正在从量变转向质变”——这很好,这样我们就能用上更好的产品了。不过届时中国会面临贸易平衡问题,解决不好的话它就会被排除在全球经济体系之外。
Ed Grimley回复Joseph Zorzin:继续做梦吧。中国就好像是屋子里的一头大象,每个国家都得跟它打交道。
Peter Schaeffer: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的确会发生波动。不过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十年里仍会快速增长,无论发生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在可预见的未来会一直高于美国,无论发生什么。至于中国经济将增长到什么水平,我还无法确定。不过每个华人经济体都表现得相当好。以购买力平价标准计算,台湾的人均GDP为50,300美元,澳门为111,600美元,香港为61,400美元,新加坡为93,900美元,而目前中国的人均GDP才只有16,700美元。这意味着未来中国的GDP规模将是现在的3到6倍,我认为很可能是3倍,不过我可能活不到2050年见证这一切了。
Peter Schaeffer:本文作者的分析总体来说是对的。按照购买力平价标准计算,中国的人均GDP水平至少会达到美国的75%,要知道,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的人均GDP水平都超过了美国的75%,甚至是大大超过了这个水平。决定一个经济体是否能成为一个成熟发达经济体的关键就在于该经济体人口的劳动技能水平,这个水平可以通过PISA、TIMSS、PIRLS等测试的成绩来衡量,中国学生在这些测试上的表现非常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