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极端是有公司声称要同时摈弃规则和等级制度,完全依赖企业文化。然而,正如女权主义作家、《无架构的暴政》(The Tyranny of Structurelessness)的作者乔•弗里曼(Jo Freeman)在1970年,以及斯坦福大学(Stanford)教授杰弗里•普费弗(Jeffrey Pfeffer)在2013年分别主张的那样,宣告结束等级制度不会消除地位差异。它反而可能充当烟幕,掩盖权力如何行使,从而放大这些差异。
赫尔大学(University of Hull)组织行为学讲师托马斯•霍伊兰(Thomas Hoyland)曾供职于一家自称没有等级制度的初创企业。他表示:“创始人称员工都是企业所有者,(员工能够入股),并让所有人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观点。”然而,正式权力通道的缺乏不但没有让所有人都处于同等地位,反而促使权力小集团形成,他们凌驾于拥有技术专长的员工之上。“(具备影响力的)内部群体出现,外部群体被边缘化。”
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管理学和组织学副教授林德里德•格里尔(Lindred Greer)认为,等级制度是一项必要的工具,不过最好少用。要想保持管理控制同时不让人们屈服于权力,她建议像美国海豹突击队(Navy seal)那样,平衡权威与自主权。在战场上,海豹突击队员服从军衔,但在汇报任务执行情况时,每个人都要除去军衔。在商界,这可能意味着在非正式场合举行某些会议,淡化身份地位。她表示,例如,一位领导者可能会说:“我聘用你是因为你比我聪明,我确实需要你让我了解你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