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漂亮的俄罗斯小姐改变了夜晚的世界，成为令人兴奋的当地特产。她们包围了夜上海，甚至让上海的夜生活发生革命……首先是她们的美貌，再有就是人数，近8000人在卖淫。漂亮的俄罗斯小姐利用了妩媚以外的招数挣钱和养活家人，她们的诱惑力来自严寒地带的人身上所具备的不认生的热情性格，很揽客，尤其是中国男青年。
第一次大规模的西方难民涌入上海避难是在日俄战争后，这场战争于1895年以日本胜利而告终。
从1909年到1913年，在沙皇政府的鼓励下，35万俄国家庭沿着刚刚竣工的西伯利亚铁路沿线定居下来，当中很多逃避沙皇迫害的犹太家庭则走得更远，直到上海。这些家庭在上海组成了俄罗斯移民圈， 位于外白渡桥俄罗斯领馆的建筑就是佐证。那时候，俄国人很受欢迎。
1917年苏维埃革命后，对俄罗斯人来说选择很简单：要么跟着列宁搞共产主义，要么继续效忠沙皇。当时人们称沙皇的效忠者为“白俄”，拥护布尔什维克的为“红俄”。列宁预言道：“阶级斗争无刻无处不是以内战的形式出现，内战就不可能避免最可怕的破坏。”布尔什维克的胜利，逼迫白俄人逃难。贵族和富人，以及欧洲化的（能讲一门欧洲国家语言）、又在国外有账户的人，都跑到欧洲其他国家。
1920年2月，西伯利亚白俄军队长官高尔察克海军上将，在贝加尔湖畔的伊尔库斯克被红军击败，抵抗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势力被彻底摧毁。惊慌失措的白俄人逃离可怕的红色恐怖，向日本海沿岸的海参崴撤退。
一名海军上将斯塔克（Stark）组建了一支非常规舰队专门运送难民。40多艘军舰在抵达上海之前，先驶往朝鲜。但是来自波罗的海的德国人葛罗斯（V.Grosse，负责俄国事务）极力反对向俄国人和哥萨克人提供帮助，认为他们是不速之客。
海参崴也落入布尔什维克之手，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向中国北部满洲附近的哈尔滨。他们除了唱歌跳舞一无所长，便在哈尔滨开办夜总会，以至于哈尔滨很快就享有“娱乐城”的美称。开办夜总会的经历使俄罗斯人后来得益匪浅。1931年，随着日本人入侵东北，白俄人逐渐离开哈尔滨，开始小规模地通过陆路或乘日本人的小船向南迁移，陆续来到大连、天津，特别是令人向往的上海。一支2.5万人的俄罗斯移民大军进入上海，成为仅次于日本移民（3万人）的第二大移民族群。移民当中的一部分人在一战前曾在中国投资，还算富裕，大部分人赤贫。
白俄难民选择在法租界落脚，是因为俄国的犹太人已经住在那里。法语对他们来说是第二语言，加上法租界就业机会不少。他们很快占据了霞飞路 （avenue Joffre，今淮海路，1922年3月，马恩河会战的胜利者霞飞元帅来访，法租界盛装迎宾并以霞飞元帅命名此路段）整个路段，使之变成俄罗斯街区，后来被称作“小莫斯科”或“小俄罗斯”。俄罗斯社区的中心位于法租界里，那里昼夜聚集着衣衫褴褛的无业者。店铺的招牌都以斯拉夫字母书写。
白俄人的到来使上海的面貌发生深刻变化，大大改变了城市形象。他们带来了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和“斯拉夫魅力”，即使在失望至极时，还能表现出来积极和热情。本地老上海人和外国侨民并没有张开双臂欢迎他们。这些外国侨民极力维护白人相对于黄种人的某种优越感，深恐这些流离失所的穷人造成他们的地位下降，会严重毁坏西方人的威严。
大部分白俄人是中产阶级，也不乏上等人，甚至小贵族。他们当中有商人、退役军官、地主、富农和大学教授，都受过高等教育或上过军校。他们有时吹嘘自己是将军、伯爵或者公主。但他们的形象与所言不符，并不足以说服人。在接连不断的苦难折磨和险情打击后，他们根本就没有对在上海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谋生做好准备，不明白就连每天得到餐食都要经过斗争。他们具备不会讲英语和毫无资金的根本缺陷，而且很少有人会做生意，毫无盈利的本能嗅觉。白俄人被看成是一群根本就不适应这个商业世界的种群，他们在这个一切向钱看的人群中重新失落。所幸有些人倒是找到了诸如医生、律师或工程师之类的正经职位；音乐教师很吃香；很多退役军官成了中国富人、贵人或黑帮的保镖；还有人在一些准军事化的队伍里当兵；某些人有幸被市政警察署招收，但苦苦抱怨警监的位置和他们无缘；听说还有个海军上将在市政墓地看门；一位曾经有过司机的人在为别人当司机……
能干的白俄女人开办了缝纫社、服装店、美容店，她们身上还带着点讲究、格调和品味。一位身材像芭蕾舞女的金发女郎加奈夫人在和平宾馆开了家时装店，很受上海时髦女郎的青睐。俄国人开办了很多廉价店铺和餐馆，然而上海并不缺少此类商铺。还有一些人开了珠宝店，珠宝商们兜售刻有双头鹰（沙皇王朝对东西方俄国权力的象征）的金表和银戒指，以及其他小古董。
男人到众多的夜总会和俄国歌舞厅里当乐师，从最脏乱的“血巷”式的海员俱乐部，到美琪酒店的舞厅，所有的夜总会都充斥着白俄人，他们成了上海夜生活的支柱。
那些漂亮的俄罗斯小姐改变了夜晚的世界，成为令人兴奋的当地特产。她们包围了夜上海，甚至让上海的夜生活发生革命。应该承认，女人出道的优势比男人更充分，她们具有不可估量的财富，首先是她们的美貌，再有就是人数，近8000人在卖淫。漂亮的俄罗斯小姐利用了妩媚以外的招数挣钱和养活家人，她们的诱惑力来自严寒地带的人身上所具备的不认生的热情性格，很揽客，尤其是中国男青年。歌舞厅里的出租女郎中不乏俄罗斯姑娘，如果有人从苏联回来，姑娘会兴奋地围拢过去问这问那，特别想知道有朝一日能否重返故乡。
漂亮的俄罗斯姑娘很快在上海占据了舞女、歌女、妓女和情妇等称谓的国际市场，成为夜上海的女王，金色的美发和修长的大腿真让人意乱情迷。亨利•张普利（Henry Champly）激动地说起了卡撒诺娃夜总会里的出租女，“明显是俄罗斯人，穿着半裸的紧身裙，奶白的皮肤，起伏扭动的身躯，脸上带着一种女神般不确定又很不寻常的忧郁”。这不禁让他考虑：“如果西伯利亚是这样的，我宁愿去见黑熊和苦役犯！”她们比竞争对手更有教养、更高级；喜欢吃喝，具有幽默感；即使在逆境中都能保持乐观的情绪。然而人们都说她们不稳定，高傲而令人失望，特别有诱惑力。记者哈雷特•阿班（Hallett Abend）认为俄罗斯小姐忧郁、贪婪，更喜欢肥皂泡般的虚幻！她们是热情的情妇，但通常都不专一。对俄罗斯姑娘的负面看法让人吃惊。哈罗德•阿克顿（Harold Acton）爵士深有同感，他甚至说在充满亚洲风韵的中国出租女面前， 怎能让人挑选这些“贪婪的水母”呢？从英国式的“审美”观点来看，在俄罗斯人薄情而温柔的肉体和中国小女人的美貌和冷艳之间，阿克顿总是会选择后者。
一群身着泳装的白俄姑娘在夜总会歌舞巡回表演中施展魅力。
据说最漂亮的姑娘都在著名的蒙特雷舞厅工作，这间舞厅有巨大的玻璃屋顶，中间是花园。还有坦波路假日酒店（Tumble Inn）和涌泉路酒店（BubblingWell Road），都自称招收到“全城最热情、最纯情的姑娘”。
俄罗斯姑娘很吃香，倒不仅为一时之快。有些姑娘成为中国富商的情妇或姘头，住在欲望之地。找个俄罗斯姑娘做情妇很有档次，她们可以陪你一个月、一个季节或一年，还可以陪你去诸如派拉蒙俱乐部看节目；到跑狗场或出席国泰酒店的歌舞晚宴。
很少听说这些姑娘受欺负的事。上海的白人妇女本来就少，无论是当地人还是西方男人都为远东见不到的蓝眼睛、金发女郎疯狂。亨利•张普利写道，“随着社会心理的变化，这些年来中国男人开始认识到白人女子的性感……现在甚至可以像白人一样，在白种女人身上挥金如土。”
然而，俄罗斯姑娘首要任务还是想找个丈夫，无论是谁，甚至是外国人，只要能给她们一本神奇的比金子还珍贵重要的护照！这是她们丧失的安身立命之本。最理想的猎物是美国人，无论年老年少，高矮胖瘦，英俊或丑陋，水手或水兵……法国人和德国人也是被找寻的男性对象。因为他们具备能在其他地方为这些无国籍人士提供国籍的可能，这比什么都重要！
俄罗斯夜女郎对来自全球的上海同行形成竞争，还造成其他麻烦。当她们要嫁外国人时，对方如已婚则须离婚，如单身便要回绝未婚妻。俄罗斯姑娘为能抓住外国人不择手段。如果看到上海英籍夫妇离婚的数量就可以得知，英国护照在上海也很吃香。伦敦《每日快报》驻上海记者报道说，俄罗斯漂亮避难者的行为，对上海的英籍、美籍居民家庭造成很大困扰。英美人士的富人们抱怨说，这些来自西伯利亚的大胆的年轻女人，除了脸蛋和身段别无财富。她们勾引别人的丈夫，使家庭破碎。一位英籍法官叙述说，最近发生的离婚案大多是这些堪称真正的吸血鬼女人的杰作，如同电影里看到的故事一样。当地媒体也为英国人叫屈，指责俄罗斯人的道德品行，要求将她们逐出上海。俄罗斯女郎则反唇相讥，讽刺这些英国主妇道：“平胸、平脚板（毫无吸引力），这就是打猎、打曲棍球和打高尔夫的结果！”
虽然俄罗斯女人给男友增色不少，但单身汉和迷人的移民之间有瓜葛，在办公室和老板眼里绝非光彩之事。一些英国公司会开除和俄罗斯女人谈婚论嫁的职员，以示惩罚。对被觊觎的目标（美国人或英国人）来说，和俄罗斯人结婚，还真不如娶一个欧亚混血儿，尽管这两种情况都被看作混合婚姻。一位俄罗斯姑娘嫁过来，即使没造成丈夫失业，至少也会被要求忘掉她从前的国籍，停止讲俄语并断绝与俄罗斯朋友来往。英国乡村俱乐部的成员如果携俄罗斯女人会被谢绝入内并被训诫。至少英国人或美国人臂挎俄罗斯妞，会给同事们留下负面的印象，声誉会大大受损。英国和美国的单身汉带中国女孩或混血女孩出入也需格外小心，同样不能太张扬。
维吉•鲍姆（Vicki Baum）在小说《享乐上海》一书中写道：“这个城市满是失落的俄国人，妓女、老鸨和各种道上的恶棍。带着俄国女人的体面人士都避免被人看见。”
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剥夺了在上海的俄国人的公民权。因为他们是沙皇俄国制度的叛徒，又不被崭新的苏维埃政权承认，所以他们没有任何证件、任何身份，不能享受租界里其他外国居民所拥有的特权和保障，甚至连人身安全都是问题。他们的身份不确定，造成中国人和外国人都不能真正接受他们、又没有完全厌弃他们的状况。由于没有身份，俄罗斯人被看作是无国籍的中立国人士。他们如有犯罪(酗酒、盗窃和凶杀)，将在中国法院按中国法律判罪，会被打入糟糕的当地监狱，忍受中国狱卒的凶残虐待，这是最糟糕的下场。
白俄人抱怨，虽然他们人数众多，却在法租界市政厅没有代表权。他们把上海当作第二祖国，很难接受被当作二等甚至三等公民的事实。外国人则指责白俄人多愁善感、性情激动、工作不得力并且过度酗酒，一有机会就炫富，铺张浪费。这和中国人所具有的勤劳俭朴美德正好相反。
很多避难者还沉迷在从前的美好时光，想过上正常生活，但是他们的斯拉夫血统好像成为令人失望的标记，让他们不得已沦为苟且偷生的一群人，大多数人穷困潦倒，最后落入极度悲惨的境地。
叫花子、醉汉和瘾君子都在位于法租界的俄罗斯东正教圣尼古拉教堂（后成为印染厂，现在变成餐馆）周围溜达。这些避难者从事社会最低级的工作，在上海造成令人不安的现象。男人拉洋车、沿街乞讨、暴死街头，妇女则沦为情妇、应召女郎、女招待、夜总会女郎、出租舞女和妓女。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少人在华人居住的贫民窟或虹口的按摩院里悲惨地了却残生。有些人干脆主动结束他们毫无希望肮脏不堪的生活。上海的外国人所享有的特殊身份来自白人的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被劣质的白俄人所抵消，白人的优越感荡然无存。
亨利•张普利感叹道：白人在亚洲卖淫的后果就是“与其他肤色人种相比最圣洁的人种贬值。不久以前白人妇女在全球其他肤色妇女面前是圣洁的奇迹，是高高在上、不可企及的。现在她们变成了被娱乐的工具，在亚洲乃至全球，有时还是同族嘲笑的对象”。更让他遗憾的是，在这罪恶的城市里，有些道德低下的法国女人也深陷其中。
当然在所谓的“法国女郎”后面也有比利时人、德国人和西伯利亚人， 她们“以来自蒙马特高地的假身份敷衍推搪，天真浪漫地编写伪造的故事”，亨利•张普利惋惜地叹息，在亚洲，和其他地方一样，法国女郎被认为是“理想的妓女”，她们“最有人性，最有个性，无疑也最有魅力，同时也是最不容易被收买、最不邪恶的”……
由于没有身份，加上低三下四的形象，俄罗斯人和其他外侨的关系受到影响。俄罗斯妇女遍布夜总会、妓院，或流落街头，严重毁坏了在华甚至远东白人的形象。对于这些外侨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万国联盟为之震惊，专门设立了一个审理有关“在华白人奴役化” 问题的委员会。该机构通过调研，认为1/5的白俄妇女沦为娼妓，她们出于生活所迫，为了安身立命，不惜向所有人卖好，特别是无条件地委身于中国人，比当地娼妓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耻辱的行为使西方其他国家的妇女和女青年名誉扫地”，万国联盟的委员会遗憾地表示。
但这些都没有妨碍到俄罗斯人融入城市生活，且自感满意。历尽苦难后来到这个避难地，上海已成为他们的城市。他们在这里证实了自己，又把自己的元素加入到这个城市的风格中。尽管很容易融入当地社会，俄罗斯人还是喜欢和自己人聚在一起，出入自己的俱乐部，努力保留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民俗，艺术家和诗人喜欢呆在咖啡店里。在沙皇时代曾生活惬意的俄罗斯人生性热情、快乐且令人兴奋，在不幸中也充满悲壮的情绪。他们只求诚实的生活，但这在上海并不容易。在夜幕降临后，他们习惯围坐在茶炉旁，一同回忆过去的美好时光。维吉•鲍姆（Vicki Baum）认为：“这就是典型的流落异乡之人。他们长期在外，变成对当地人而言的外国人后，便只想着故乡的食品，喜欢读家乡的书籍。”
在上海的俄罗斯人也不能被夸张地一味抹黑。俄罗斯人在文化方面带来许多东西。二三十年代，几乎所有大酒店都雇佣俄罗斯乐队和歌手；俄罗斯剧场里演着芭蕾舞和歌剧；芭蕾舞女在酒店客人面前演出；男人教授语言、马术、击剑及各种乐器；出现了许多俱乐部、文学艺术协会，把作家、画家、演员、音乐家、舞蹈家和记者们聚集在一起；俄罗斯人还出版自己的刊物。1937年，越来越多的俄文出版物在上海、巴黎和柏林印刷；俄罗斯社团有两份报纸：《上海晨报》和《世界报》，还有一家电台，1937年的时候，《字林西报》还开辟了俄文栏目；俄罗斯音乐家加入了著名的市政厅乐团；俄罗斯人还创建了体育俱乐部、学校及东正教教堂，教堂的唱诗班相当出色。
市政厅举办的圣诞歌唱比赛上，俄罗斯孩子让其他小朋友（包括英国的、美国的、法国的和德国的）都黯然失色。平日里对俄罗斯人评价一般的外国人，却对俄罗斯孩子们的表现高度赞叹。俄罗斯社团在美琪饭店四叶饰的舞厅里举办每年一度的舞会。
1949年共产党来到上海后，俄罗斯社团就散了。他们很难再找到其他可以避难的地方。
（本文摘自[法]贝尔纳•布里赛《上海：东方的巴黎》，刘志远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14年版。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