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三地的大学为什么比不上欧美和日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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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位

2016-05-31 09:43 来自 文化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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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心件：大学校长说教育》的作者郭位是香港城市大学校长，他以近二十年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观察与自己在两岸三地大学的教学体验，从多个角度提出了高校建设的专业意见。在他看来，高等教育的建设绝不仅是依靠华美的教学楼、先进的设备或是完备的行政制度和考评标准。本文选自《心件》一书，由中信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发表。

香港城市大学校长郭位

展望未来，面对的挑战日益严峻，如能源短缺、环境污染、生物医学、人口老龄化、可持续发展、疾病流行、全球政治经济不稳定等，需要跨学科的研讨，并有赖各地、各校的教研人员携手合作。然而，大学教师是否投入足够精力从事相关教研、指导学生、沟通社会？我们的社会，包括媒体，在这些课题上是否尊重大学、真心与大学合作，共同维护大学自主、支持高等教育的进步？

香港的高等教育

1962年，香港有300多万人口，只有1所大学；1990年香港人口增加到500多万，也只有2所大学及几所小学院，今天700多万人口的香港则有8所政府资助的大学，其中的6所算是90后大学。香港高等教育与英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模式相当一致。即使如此，香港的大学也数量不多，规模不大。

2012年是香港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分水岭，3年英式本科生学制的大学全面改为4年美制，中小学也由13年改为12年，香港的大学教研终于有机会充实与多样了。

过去20多年，香港高等教育长足进展。衡诸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香港似乎可为表率，带领推广两岸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可是就实践而言，香港对教研合一的概念不甚了解，其现有的行事方式、创新思维及学术文化方面，也有待补强。

香港的大学由校董会主司监督，算是常态。校董会及大学管理层之上，与教育局之间叠床架屋的，还有英国弃置的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GC）。改制后的香港高等教育，心态少变，“心件”不彰。

高等教育成功的一大支柱是学术自主，即在从事教研时，充分享有自主权与自由度。在宽广的空间之下，不可违反学术伦理，把有关私利、无关学术的活动带入校园。在先进的大学里，用专业的讲法，违反“行事规则”的情况不可存在。

高等教育成功的支柱之二在于采用高标准，并以此引领社会。问责是现代社会的行事准则，适用于个人与单位，而不仅仅局限于某个阶层。与西方相比，香港的校园氛围欠缺多元文化。

追求卓越，须靠勤奋的教研活动，没有捷径。资源是当今高等教育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政府拨款占大学经费的比例逐年下降。为了灵活运用资源及反映社会价值，港府于2003年将大学薪酬与公务员脱钩，至今8家政府资助的大学获得政府的资助约占全部运行经费的55%。与邻近地区相比，香港的大学较台湾与大陆的大学教职员待遇优渥，争取足够资源以维持此一优势，将成为一个需要面对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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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教改

中日甲午战争，清廷失败，于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直到1945年。1945年之前的台湾，受殖民统治，高等教育遵循日本模式，基础教育严谨扎实。1945年之后，台湾的大、中、小学，采取中小学12年及大学4年的美式教育，教学活泼，除早期实行义务教育的小学及1968年实施的9年义务教育之外，入学不易，各级学位的品质皆有保证。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一连串的教育改革措施，在法令、课程等方面，做出重大变革。直至2002年废除实施48年的大学联招，改采多元入学。教改的一个目的是为了减少恶补、给年轻人公平受教的机会，可惜教改之下，几乎无限制地普设大学，以便于争取地方选票。教改牵涉层面广泛，品质失控，社会争议不断。

1994年，人口2100万的台湾，有50所大专院校，25万大学生，其实这样的规模，原本十分恰当。在“广设大学”的口号下，“教育部”放宽专科学校、技术学院升格的限制，并扩增公立大学的数量。到2015年，台湾的大学劲升到168所，100余万大学生、18万硕士生、3万多博士生。大学膨胀，各家取名一时词穷，甚至有几所大学和大陆著名大学的校名几乎毫无区分。大学新生的招生数额远超出高中毕业生的人数，许多大学招生不足，甚至有公立大学研究所无人报名的憾事。

台湾与英国有相似的一面。台湾新大学的涌现，也有当年“解严”后政治转型、社会民主开放的背景，应“广设”之运而生的90后大学扩大了青年升学的机会。但是大学数量急速增多，因趋极端而遗害难解，特别是50余所公立大学的设立使得本已拮据的教育资源更遭稀释，各大学平均所得的经费仅相当于香港个别大学的1/5，拖累了基础设施的建设、教学和研究的发展。此外，职业学校、技术学院的师资和设备未够水准，匆匆升格为普通大学，不仅失掉了原有的利基，也加剧了整体教育品质的下降。

我早在1999年，就质疑过台湾广设大学的决策，并多次提出忠告。台湾自我心证的主政者误引美式高等教育体制，在毫无美国大学管理经验者的误导之下，外行领导，恶补未止，受教益加不公，其毕业生超低的起薪逾十年未变。学位贬值，许多博士当硕士用，硕士当学士用，学士则高不成低不就，满口苦水，难以事事，社会遭殃。

台湾1960年至1990年间的大学毕业生，留学美加，蔚为时尚，回台者亦多；其先进大学的师资雄厚，学生优秀，台湾的美式学程，曾经较香港、大陆的大学早一步走在时代的前沿。教改把台湾的高等教育抛在香港之后，大学校园士气低迷，许多有创意的教研计划难以执行。

如今政府终于决定调整高等教育政策，台湾已然落后曾经紧跟在其后的韩国。高等教育政策的错误，影响的不只是高等教育，也同样表现在创新科技、文化艺术、政经发展等欲振乏力的各个层面上。台湾的教改损失惨重，补救乏力，怨声载道，又是“心件”缺失的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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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大学的二次崛起

随着经济起飞，大陆高等教育重组，重点大学异军突起，其中以某些985以及C9（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大学受到政府重视，投入巨额经费；与台湾大学百多亿新台币的年度经费相较，2014年北京清华大学年度支出超过百亿人民币，仅为一例。近来大陆显示出补强高等教育的决心，积极引进如纽约大学（NYU）、杜克大学（Duke），乃至哈佛大学（Harvard）医学院等一流学府。

百年前的北京与上海已有如燕京、圣约翰等先进的私立大学。中国最早的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成立于1879年，只比1877年明治维新时期成立的第一所日本大学东京大学晚两年，还要早于1897年明治维新后成立的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不过20世纪50年代之后，大陆重组大学，不但燕京、圣约翰等大学消失得无影无踪，就连北大、清华等西式国立大学的院系也被分化重组成单科大学，倒向俄式学府的组织形式。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人才断层，大陆高等教育停滞多年。

也有很长的一段时期，大陆的中小学教育施行9年、10年、11年的学制，仅有少数如清华大学曾经以5年或6年的学习过程作为大学的养成教育，似乎有弥补中小学教育年限不足的意思。

风水轮流转，蓦然回首，二度转向美制，已然落后半个多世纪。

1949年以后，直至20世纪90年代的大陆，无论在办学理念、教研品质，还是师资水准、高等教育投资、高等教育政策上都很落后。近年来，大学扩建和扩招，提出各种方案吸引优秀师资，但是师资的水准依然参差不齐，影响教研。如今，科研经费相对充实，C9中好几所大学表现出色，但高等教育界基本上仍然处于“人治”的状况。

大陆各式大学林立，如果有人只想得到学位，入学并不困难，学费低廉，教研品质不一，大有步台湾高等教育后尘之虞。与港、台不同的是，大陆的大学似乎更偏向资本主义，如果因缘际会，大学教授的薪水收入、研究资助会随着市场价值而浮动调整。

大陆许多大学的新校园占地广阔、绿化成荫、硬件充足，软件也能迎头赶上港、台的大学。大陆的高等教育充满活力，上进心强。可是，其高等教育管理机制透明度不足，管理人员地域局限性太强、多样性太弱，重形式轻实质，教研脱钩，文凭主义当道，授课时数太多、研讨机会太少，缺乏教育投入与回报的概念。


两岸高等教育的共同特色

公干旅行两岸，乘计程车，喜与司机聊天，其中常聊的一个话题就是教育。许多司机对教育有看法，自认为专家。这就难怪社会上对高等教育的议题众说纷纭。铁桥本无柱，石楼岂有门？政府官员控制财政、解释繁复的政令，社会大众随兴批评指挥政策，新闻媒体随意解读舆情，家长随便发表一己感言，就连学生都不时大鸣大放指挥学校的教研与管理。

重视教育是中华文化的特色，值得自豪。多年来，社会变革，两岸高等教育走过不同的心路历程，遭遇不同的困境，今天香港高智商低创新、台湾有资金欠经营、大陆多人力缺人才。两岸的高等教育犯过许多错误，仔细看来，这些缺憾有些文化上的共同性：

其一，外行拟定高等教育政策。表面上，看不出高等教育有什么学问，所以，有影响力的人就像是计程车司机一样，容易自以为是，喜就高等教育事务高谈阔论。高等教育代表一种文化，须要身历其境，才能有所作为，外行人即使有些教研经验，也切勿随意插手。打个比方，生病看医生，还是问邻居，其理易明。

其二，政治干扰高等教育。教研非为服务政治，所以不应该被当作政治游戏的筹码。教育体制与政策常因非学术的缘故而改变，政治人物随时随意左右高等教育方针。官与学本质不同，本该各行其是，高教界历来都像野菜掺和着野草一样，总是在官、学之间纠缠得难分难解。

其三，大学自主性不足。除了政策的拟定受政治的干扰之外，两岸大学的学术行政也受法规或者情绪化社会的牵制。北美的大学，自主性强，学术归学术，校友、学生、媒体、校董、议会、政府官员不会指挥大学的学术行政，也不至于干扰大学的教研课程。但是两岸有人假社会公民之名，跳过（short cut）大学专业的判断或执行，动辄对高等教育说长道短。

很多人强调我们的大学年轻。

两岸的大学固然不如欧洲的大学历史久远，但是与日本的大学相较，其年代不相上下，有些更未必年轻于许多人心向往之、成立于1891年的美国斯坦福（Stanford）大学及加州理工学院（Cal Tech）。若与迟至1946年成立的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和1980年由医学院扩展而成的新加坡国立大学等世界首屈一指的亚洲大学相较，两岸的大学一点都不资浅。与经济排列类似，“四小龙”中，新加坡的大学排名无疑居首，5年内韩国的大学料将超越香港的大学而居次，台湾的大学保留殿后的名次，如此结果，其来有自。自我陶醉或者比较大学的年纪，没道理，也没出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