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在他的新书《开诚布公谈贸易》(Straight Talk on Trade)中,对自己的经济学同行在自由贸易和全球化问题上坚持一种头脑简单的观念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这种观念已经在整个西方世界引发了经济混乱和政治反弹。他问到:“经济学家对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大选中令人震惊地获胜有责任吗?”这也许夸大了事实。但是,自由市场等于进步的论点最为雄辩、最有影响力的倡导者,是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最能展示中国今天的崛起这个矛盾现象的,是弗里德曼1980年对中国进行的一次不愉快的访问,那时中国极度贫困。这位来自芝加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当时正在巩固自己作为自由市场鼓吹者的声誉。他刚刚发表了与妻子罗斯(Rose)合著的《选择的自由》(Free to Choose)一书,这本书后来变成了一部电视系列片,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等人都曾出现在片子中。弗里德曼的观点是:“世界的运行依靠分别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体。”这个观点后来塑造了几十年的美国经济政策。他在贬低另一种观点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新政最为生动地体现了那种观点,即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和保护弱势群体上有合法的、而且往往不可或缺的作用。弗里德曼的追随者里根的一句名言是:“政府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所在。”
弗里德曼对自由贸易以及不受监管的市场效率的热情倡导,给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提供了智力支撑。这种思维认为,自由市场不仅为所有的国家创造财富,同时也给消费者带来最大化的选择,使价格降低,让稀缺资源得到最优化的使用。弗里德曼对市场效率的信心,达到了构成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称之为“既定意见的沉睡”的程度。
在这件事上,他们把目光转向了德国。于1871年实现统一的德国在奋力赶超已实现工业化的英国。为了追赶英国,德国借鉴了汉密尔顿在美国脱离英国宗主后不久提出的国家发展方案。在1791年提交给国会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Report on the Subject of Manufactures)中,汉密尔顿采用了“婴儿”产业这个有力的说法,希望推行经济保护主义。汉密尔顿的父亲是苏格兰人。出生在当时属于英国殖民地的西印度群岛的汉密尔顿敏锐地意识到,英国人是如何实行保护主义的:阻止殖民地的竞争,并把自己的商品销往世界各地。在他看来,在与老牌工业强国竞争之前,婴儿国家要有回旋的余地。美国采纳了汉密尔顿的很多建议,受益的首先是纺织和炼铁行业,然后是炼钢行业。
是汉密尔顿的方案而不是自由贸易让美国成为了19世纪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这个方案也被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较晚的另一些国家所接受。汉密尔顿最有影响力的学生是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从1825年开始到1830年代,他一直在美国生活,并写了一本名为《美国政治经济大纲》(Outlines of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的书。一回到德国,李斯特便抨击英国宣扬的自由市场信条,称其是十足的机会主义。在他看来,英国有实力,可以把当初自己登上全球工业和制造业巅峰所用的保护主义梯子踢开。他完全赞成自由贸易,但必须先在保护性的环境下扶持年轻行业。德国吸取李斯特的经验,以惊人的速度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
“发展型国家”假定市场失灵是意料之中的,国家在设计工业和金融政策上有必要的作用。这些政策不仅包括贸易保护和政府补贴,而且也包括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和吉恩·M·吉尔平(Robert and Jean M. Gilpin)在他们2003年的《全球政治经济》(Global political Economy)一书中描述的“选择性信贷分配,以及为了把廉价信贷输送到受青睐的经济领域,故意扭曲利率”的做法。实际上,政府是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就连受惠于华盛顿共识的世界银行也不得不在其有名的1993年报告《东亚奇迹》(East Asian Miracle)中勉强承认这一点。该报告指出,表现良好的亚洲经济“实现了异乎寻常之低、且不断降低的不平等程度,这与历史经验及其他地区的同期证据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