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政商关系”是中国经济最重大挑战

夺标

政府和市场不是两个东西，是一个东西。问题就在，市场当中的政府，权力的边界怎么划，这对我们这个拥有几千年悠久文明的国家是很大的挑战。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既发挥政府的作用，同时又让权力不出这个轨道”的边界。

　   中国经济连续多年年增长10%以上，这个看似不可思议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这跟全球格局有关，不完全是中国人自己努力的结果，很大程度是我们的开放，更准确的说是长期封闭、然后走向开放，释放了一个罕见的潜能。

       中国经济发展的难度在变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有两个“海平面”：一个是发达国家组成的高海平面，一个是发展中国家形成的低海平面。高海平面的国家间互相投资，互相贸易，创造了一个很高的现代化生活、生产水平。但这个海平面在战后很长时间内冷战，跟中国、印度、前苏联等发展中国家是不来往的，中国这些国家当时都相信一个理论，叫进口替代：不引进发达国家的产品，空出一块国内市场发展民族工业。

　　当时，我们国家GDP人均200美元，翻两番才800美元，而美国当年已经是13500美元。不仅如此，我们是高积累，真正落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口袋里的钱是很少的，中国人的收入比人家差了80—100倍。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腾飞了，国家富强了，中国工人的工资也渐渐向发达国家的工人靠拢。现在，中国的人均GDP，跟发达国家相差大概是10倍。

　　中国经济的基本前景还是很乐观的，中国人还肯学习，不光是仿照性的，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一种叫组合性创新的能力，这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再跳一步，进行原发性创新，此外我们的人工还有优势。站在全球舞台来看，两个海平面虽然靠近了，但还有一些潜力，可以再释放10年、20年。

　　从低海平面往上走很开心，但高海平面的国家麻烦了，它们的资本都出去了，投到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很难受。

　　那么，再往后看5年、10年，会有什么问题?现在是三个“海平面”，我们升上来了，后面还有一个海平面起来了，越南的人工比我们低，印度的工资比我们低，非洲的工资也比我们低。中国的投资也开始往外走了，搞不好今年中国就是净投资输出国，我们很多资本走了，人留下了，国内的收入分配问题会严重起来。跟过去15年比，我们经济发展的难度变大了。

　　中国的发展很快，开始进军有一定技术含量、资本含量的产品领域，中国开始造车造船了，设备也出口了。在未来的五年时间里，中国一方面可以继续享受低海平面往上升的好处，另一方面，跟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已经升到一定的高位，当年中国经济怎么倒逼发达国家的，今天我们也将面临同样的压力。

　　提高空间产能效率，生产潜能会爆发

　　什么叫城镇化?城镇化就是提高经济在空间分布的密度，用农业文明的空间观来看城市化，就是讲密度，即一平方公里装多少人，能够有效的生活在一起，能够生产多少产出。

　　美国85%的GDP集中在城市，GDP只占国土面积的3%，而在我国，空间分布非常散，到处都是房子，积聚度不够，这些城市50%的城市化率并不高，百分之十几的人没城镇户口，所以很难享受城里人才能享受的福利待遇，这对他们不公正。

　　纽约一平方公里一年创造16亿美元GDP，香港、新加坡一平方公里为4亿—5亿美元，而国内多数大中城市，一平方公里才创造不到1亿人民币。这里隐含着机会。以前，我们只知道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分布，现在无论是企业家还是地方领导，都应建立起空间观。未来5年、10年、15年，空间摆布好了，一定空间的“经济产能密度”提高了，中国的生产潜能就会很快爆发出来。在我看来，这是中国未来重大的机会，也是重大的挑战。

　　提升品质竞争力，是我们最大的机会

　　我们的进口，为什么这么猛?这里面当然有人民币汇率升值、购买力提高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产品质量，粗看差不多，细看差一截。

　　我们的竞争，很大程度上还是价格竞争，没有往品质竞争这个方向逼的力量。当然，现在开始有好的苗头，华为和小米的手机品质都非常好，这种企业家开始有了，但是不够多。

　　华为现在主要收入来自全球，主要利润来自境外，不是靠低价，而是靠品质、靠想法，这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机会。中国的很多产能，其实是不够的，我们现在过剩的很多东西，是品质不够好的，差那么一点点的，某种程度上真是对不起我们消费者。

　　我们的产品和服务的品质不够好，因为我们没有品质意识。德国人做任何东西都精益求精，日本人也是。我们还是悠久的农业文明的特点，大而化之，差不多就行了，这里头有大问题，也有大机会。如果这个品质意识提高一点点，不一定是高速度，但是会有很高品质的经济增长，当品质提高到一定程度，创新的问题就重要了。

　　创新，首先是想法的创新，以“应试”为重心的教育方式，如果不从现在就开始认真改，会扼杀掉很多天才的想法。我最近研究城市，去了爱丁堡。苏格兰真叫穷山恶水，17世纪之前那个地方很野蛮，就是几个脑袋改变了它，亚当·斯密的老师从爱尔兰，把大陆的一些新想法带到了苏格兰，当地的市长、商人，愿意用一些钱支持思想活动，就是这么一个条件。

　　当时爱丁堡5万人，整个苏格兰100万人，7.7万平方公里，比我们今天重庆市还要小，但是我们熟悉的亚当·斯密在爱丁堡;机器革命、产业革命在爱丁堡;盘尼西林是爱丁堡人发明的，要是没有这项发明，全人类的期望寿命值怎么会提高到今天的水平;取款机来自爱丁堡;指纹识别来自苏格兰人;大家都爱的高尔夫球也是苏格兰人发明的，听说是放羊的时候发明的。

　　中国这么大，7.7万平方公里有的是，为什么不能形成“产生想法”的地方，这是更大的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做好了，我们的人才就没有问题了。

　　改善政商关系，是最重大的挑战

　　在我看来，政商关系是最重大的挑战。

　　这一波反腐，老百姓评价挺好的，我也认为挺好的，但更重要的是要把反腐变成一套体制、一种文化，这很不容易。

　　无数人讨论市场应该干什么，政府应该干什么，我的看法是：政府和市场不是两个东西，是一个东西。问题就在，市场当中的政府，权力的边界怎么划，这对我们这个拥有几千年悠久文明的国家是很大的挑战。政府太弱是不行的，怎么来处理纠纷?政府不够强，谁都不听他的，没有政府界定产权、止纷定争，这个市场就垮台。可是政府真要很强，谁管得了政府呢?这就是市场里政府的麻烦，你怎么通过一套程序让政府非常强，同时又在轨道上运行，这个问题我们几千年来都没有解决的很好，两头摆。我们没有找到一个“既发挥政府的作用，同时又让权力不出这个轨道”的边界。

　　中国为什么创新不足，产品质量不足，以我的观察，我们的企业家很多时间、精力没有放在产品上，没有放在技术上，没有放在市场上，过多的精力放在官场上。问题是，你不放在上头还真不行，你不放，你的对手放，你就要输。这是个“每个人都不想要，但每个人都陷进去”的一场游戏。

　　十八大以后提出这个问题，中国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能不能往前走一步?有效的政府，同时受监督，有效的权力，同时受制衡，权力在笼子里头，不能放在笼子外头想咬谁咬谁，要有规矩，要有法制，这个问题讲起来很抽象，但跟我们所有的日常的活动息息相关。

　　中国发展的潜力是巨大的，当然，每个人都可以开出一些“问题”的单子来，我开出的单子就是四个问题：

　　首先，中国在全球怎么定位?改革开放30年，两个海平面变成了三个海平面、四个海平面，我们怎么定位?如何受其利，防其害?

　　第二，我们的空间资源、城市化、密度集聚，巨大的潜力。

　　第三，我们的产品质量，产品质量背后“支持产品质量的想法”的生产，创新科学。我们有过悠久的古代文明，跟欧洲一样，有过灿烂的古代文化，但是，我们跟欧洲比缺三个东西，没有文艺复兴，没有科学革命，没有近代启蒙运动，然后国家不行了。我们现在的社会风气也是有问题的，我们最了不得是歌星，不是科学家。

　　最后一条，就是我们的官民关系。市场发展少不了国家权力，没有这个中间第三方服务，市场的产权基础、秩序、竞争都是空想，完全不要政府的市场是空想的。可是，你让政府来，他弱了不管用，强了你管不住。必须要承认，我们取得成就的同时也有巨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如果好好解决，是有可能构造我们的未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