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连载）

大千世界

　　六个办公室

　　国内国外许多有名有影响的人都著文说：“无疑，周恩来是这个世界上工作最忙，工作最多的一个人。”

　　跟随总理几十年，我最强烈的感受也是这一点。工作忙主要体现着他的奉献精神，而工作做得多，则不但体现了奉献精神，同时也体现出他过人的聪明才智。

　　总理忘我工作的文章人们写过很多很多，我不想重复。我只想讲讲总理的“六个办公室”。不要误会这“六个办公室”是西花厅、人大会堂、钓鱼台、新6所等等不同地点都有总理办公的地方。我要讲的六个办公室，是我们身边工作人员根据总理的生活及工作规律，自己总结出的六个“办公室”。

　　被我们称为总理的“第一办公室”的，是厕所。建国后叫得文明些，是卫生间。

　　总理的生活规律：睡觉醒来，第一件事就是上厕所。他是两眼一睁就开始工作的人，所以厕所就成了他的第一办公室。就我所见，早在1940年，从我调到他身边开始，就发现是这样。

　　那时在重庆，没有坐式马桶，“第一办公室”的条件很简陋。我们在房东的菜园子里，距住房10米左右搭个小棚子，在棚子下挖个地坑，再垫两块蹲坑时脚踏的砖，这就是“第一办公室”的全部建筑和设施了。周恩来起床后，抓起报纸和临睡前准备待办的文件就直奔厕所，也就是第一办公室。他在坑上一蹲好，开始解手也就开始了办公。

　　总理解手时间比较长，不像有人能3分钟“解决战斗”。总理快则半小时，慢则一个多小时，这么长的时间若不办公，一生将损失多少？所以他进厕所时总要带很多报纸和文件。在“第一办公室”里办公的时间长短，取决于解手时间长短；同样的，解手时间长短，有时也取决于公事办完投办完。

　　有些人把上厕所叫去1号，而我们这些人，特别是部队和机关里一些同志，把上厕所叫作“办公事”。典故就出在周思来这里。

　　周恩来在解手时办公事，也是有个顺序：先处理那些急件急电，然后看报纸。有时边看报纸还要边听秘书及工作人员的汇报，并同时作出各种指示。一般看完报纸或没看完报纸，解手就已经完成了。偶尔报纸看完了，解手还没“完全彻底”，那就按轻重缓急继续批阅文件。

　　记得我刚调周思来身边任警卫时，由于同时来了不少人，所以他并没直接同我个别谈话，就由延安出发了。到重庆后，我去“第一办公室”报告事情，才作了个别谈话。

　　“你是叫何树英吧？”

　　“是的，周副主席。”

　　“原来在哪个部队？”

　　“385旅。”

　　“噢，你是四方面军的。”

　　我有些不自在。四方面军出了个张国焘，搞得我们都好象比别人差了点什么。

　　周恩来像是看出我的心思，笑着说：“四方面军就是张国焘不好，广大指战员还是好的么，中央是信任的。张国焘这个人不会打仗，又指挥得很具体，连营一级都要去插手。”周恩来讲到这里摇摇头，然后对我说：“欢迎你到我这里工作。”

　　他没有因为我是四方面军出来的而不信任，留我在身边，不久又提我担任他的副官，建国后又先后任他的机要秘书和卫士长。

　　进城后，“第一办公室”的条件得到改善。过去蹲坑式，周恩来办完公事，站起来半天迈不了步，腿蹲麻了。进城后改为坐式马桶，坐时间长了虽然还会腿麻，毕竟比蹲着要舒服省力，办公效率也提高很多。

　　由于夺得了政权，周恩来必须总理整个国家，所以进城后比战争年代不但不轻松，反而更忙了。需要在“第一办公室”里处理的事情也比过去复杂，比过去多。

　　总理如果是凌晨3点上床，那么7点多便起床了。当然，并非总能这样规律地睡眠，睡眠问题后面专门谈；他起床后，带报纸、文件、大参考直奔“第一办公室”，在厕所马桶上一坐，一天的工作便开始了。

　　我们秘书都十分重视这一小时左右的办公时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么。为这一小时的办公时间，我们秘书都是预先有准备和协商的。

　　首先，我们秘书将各自负责的急件拿出来，“争夺市场”，谁先送谁后送，要争一争，排排顺序。往往是那些立即需要批办的电报放在前面。这么大的国家，总理只要睡下3、4小时，就会发生一些急事要办，何况还有国际风云，瞬息万变；何况地球是圆的，我们是黑夜，那半个球正是白天；战争、谈判、大选、政变、地震、水灾、空难、车祸，没有一分钟清闲。这一切都连着总理的“第一办公室”，要在坐马桶之时就加以处理和决策。

　　总理前脚进“第一办公室”，我们后脚便跟入，环立他左右，将急电、急件、急需批转的报告，按轻重和事先协商的顺序呈递上去。总理这时处于高度兴奋状态，他的办公效率是超人而又惊人的，但凡见过总理办公的人，无论你自己本身也是怎样的超群，怎样的出类拔萃，都不得不拜服在总理之下，叹为观止。

　　我们常说；总理有3个脑子同时工作，彼此通气又决不紊乱。世人可能难以置信，但有条件者可以随便问总理哪个秘书；他们无不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

　　具体些说，总理是同时进行三项工作。他的眼睛在看电报、文件，并且不时在上面作出批示；他的耳朵同时在听我们的汇报，这个汇报往往与他批阅的文电毫无关系，因为有些电话请示及我们总结出的问题是常需口头汇报的，该汇报而没汇报就要挨批评；在我们汇报的同时，总理还会不时将自己夜里考虑好的一些重要决定及指示，口述给另外一个秘书。我不知多少次见他手里批阅着外交部的急件，耳朵里听着财经方面的请示汇报，嘴里交待着国防军事上的指示。三方面的工作可能风马牛不相及，但总理样样记得牢，批得明，说得准；条条件件分清楚，彼此不紊乱，事事有着落。

　　对此，有人不相信，我并不责怪。是难以置信，但又千真万确是事实。且不说听的人难相信，就是工作在总理身边的人，那些初来不久的秘书，开始都曾惊疑这样的办公，以为总理正在批阅文件肯定记不住自己的汇报，或以为总理三心二用，跟别人交待工作肯定对自己的文件批阅不清。往往是经过多次实践证明，经过时间和事实的考验，才终于惊呼一声：“服了服了，总理真是神人啊！”

　　现在国家档案馆里有数不清的总理墨迹，其中的急电急件，大量的是在“第一办公室”里批阅，你可以从前查到后，再从后查到前，看有哪件批得不清？看有哪个错字或是使用不当的标点符号总理没有改正过来？总理一生严格、细致、谨慎。举个批阅文件的例子：

　　总理阅读文件，除逐一圈点外，当看完一页时，必要将这一页掀起；以此页末行压在下页首行之上，看完上页右下角末一个字，再看下页首行左角第一个字，这样来保证两页连接处不会多字缺字。

　　我搞的文件曾多出字来，军事秘书王亚志、郭英会等同志缺漏过字，问题都出在两页连接处，被总理在边听汇报，边交待工作的紧张状态中，同时批阅文件而同时发现改正。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成普同志，给新来的同志介绍情况时，有几句话每次都要讲，所以大家都记住了，并在实际中很快得到证实：你们不要从一般常识出发去想总理、看待总理，他有个特殊的脑筋，不可思议的能力；他有惊人的记忆力，非凡的洞察力，无比机敏快速的反应力和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所有这些能力可以同时在几个方面充分发挥，表现出来就是工作的高效率、条理层次明晰，互不紊乱，件件周密、细致、精确。

　　我们全加起来也赶不上他……我们报批的文电及汇报，一般是外交和军事排在前，这两个方面突发性事件多，急情况多，而农林系统一般靠后，除非发生了灾情。有重大灾情就要首先报。

　　记得有次汇报，负责农业的秘书对负责外交的秘书打招呼：“喂，你快点啊。今天国务会议上，总理听农林口汇报，基本情况我得先报给他。”

　　等进了“第一办公室”，外交和军事方面的秘书很快完事，留时间给农业秘书汇报。

　　可农业秘书有些犹豫，因为总理正在批阅文电，并且不时交待机要秘书发电，口述电文。

　　等在农业秘书后面的还有负责文教体育的秘书，见农业秘书犹豫，就想先汇报。农业秘书知道总理永远是忙，等是不行的，只好汇报了。

　　也难怪农业秘书犹豫，那时是计划经济，他汇报有一连串的数字，比如粮食、棉花、油料等等的产量数字，征购数字，已完成数字，分配数字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汇报总理怎么可能记得住呢？

　　让人目瞪口呆的是，到了国务会议上，总理听汇报，居然给汇报者纠正了一个念错的数字2而且在问答中，一涉及数字，那位副部长就得重新翻材料，而总理就很不耐烦地帮他说出准确数字。事后这位副部长说：“我们没法跟总理比。那么多数字，我们只能记到纸上，总理全能记在心里。”我说：“你还不知道呢，总理就是早晨听了一次汇报就全记住了。”

　　我没多说。我要是说总理听汇报记数字时，手里还在批阅文件，他肯定不相信。还会错误地以为总理不重视他们的工作呢。

　　当然，全国报来的文电和情况每天多似海，不可能全叫总理看，全向总理汇报，首先要经过我们秘书的筛选过滤，有选择地呈送，有选择地汇报。

　　有次国务会议结束后，一位副总理问周思来有关黄河水利的问题：“总理，这个文件我们报上去了，不知您有什么意见和指示？”

　　总理马上摇摇头，肯定地说：“这个文件我没见到，也没听秘书讲过。”

　　他找来有关秘书李岩，果然，是被李秘书筛选下去了，没报总理。但凡报上来的，总理都是“过目不忘，过耳不丢。”此后，为避免筛选出差错影响工作，我们改变了作法。就是对筛下来的文件报告，得空时便向总理唠叨几句。不要小瞧这几句唠叨，总理听过就不会忘，万一哪位负责人向总理问及这件事，总理就不会不知道。

　　由于“第一办公室”的特殊环境，便难为了陈浩、杨纯她们这些女秘书。她们不便进，有了急件只能求我们男秘书代劳往里送。如果可能，她们也把那些十分紧急的电报预先送进“第一办公室”，等总理起床后，进了卫生间就能及时发现处理。那种特别重要的电报，收到就要马上送总理，如果总理已经进了“第一办公室”，就只能喊人，请我们往里递，一刻不能耽误，耽误了就要挨批。有次陈浩收到某驻外大使馆发来的一份关于边界问题的电报，电报上注明是特急。陈浩考虑总理正在休息，没有马上送，也没事先送到“第一办公室”，结果挨了总理一顿严厉的批评。那以后，再没人敢耽误急电，“第一办公室”在秘书们的心目中也有了特殊的位置。

　　总理“第一办公室”里还准备了茶几和椅子，放材料，放报纸文件。椅子是因为有领导同志需要立即见总理时，能坐着汇报，接受指示。所以，有时总理坐马桶，对面椅子上就坐了副总理或部长，这边汇报，那边指示，迅速解决一些紧急事务。

　　有一次廖承志赶来见总理，值班卫士说：“哎呀，总理今天的活动全排满了，实在找不出一点空儿，恐怕谈不成。”

　　“这事很急，不见不行。”廖承志着急问：“现在总理在哪？”

　　“在厕所大便呢。”

　　“好，好，”廖承志也知道这个“第一办公室”，立刻放下心，说：“不要紧，不要紧，我去去就出来。”

　　说着，不管卫士是什么意见，自己就闯入了“第一办公室”，在总理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开始请示汇报。

　　事后，廖承志也只说他去了总理第一办公室，已经请示汇报了，而不会说去厕所向总理请示汇报。

　　由于我们这些秘书常说“第一办公室”，渐渐地，国务院及各部委办的许多同志都知道了，都把总理的卫生间称呼为“第一办公室”。

　　一般情况下，总理在“第一办公室”只处理急电急件，大事要事。那种日常性公事，不能拿到这里办。因为总理还要看报纸，可以说一次也没缺过。

　　总理主要看四种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和解放军报。他读报速度比一般人快3到4倍，至少是比我们这些秘书快3倍。这是在长期接触中我们悄悄对比过的。

　　他的目光飞快地扫过字里行间，耳边哗哗地响着翻报纸声，他对每个版面登什么内容，有哪些专栏，了如指掌；有的看标题，有的粗读，有的细读，一阵工夫，天下大事基本都了解了。

　　从“第一办公室”出来，若没有紧急会客或毛泽东电话约见，总理可以做5分钟的操。由于作操不属于办公，所以卡时间很紧，多半分钟也不行。

　　不过，无须人监督时间，他作的是一套自己编练的保健操，作完全套动作准准是用分钟，动作的节奏速度他很有数。

　　这套自编的保健操主要动作有：双手卡腰，两脚站立与肩同宽，然后左右扭腰，然后旋转腰，然后左右扭头，然后仰头低头，然后伸臂，然后扩胸，然后抬腿，然后踢腿，然后收式结束。

　　做完操，他用两分钟的时间洗漱，然后就进入了“第二办公室”。

　　所谓第二办公室，就是总理的餐桌。说餐桌不说餐厅，是因为总理无论在哪里吃饭，都不停止工作。有人间，宴会也不停止工作吗？不停止。无论宴请外宾内宾，本身就是做工作。

　　当然，我要讲的还不是宴会谈话那种工作，我讲的工作仍然是指处理各种公务。包括读报、看文件，批电报、听汇报，开小会，作指示等等。所以，“第二办公室”主要还是指他家中的客厅兼餐厅。

　　第二办公室远不如第一办公室名声大，因为赶早不赶晚，急事大事都赶在第一办公室处理了，没有特殊情况，不是临时发生急事大事，秘书们轻易不忍心在吃饭时间去打扰总理。何况邓大姐是为此发过话的：“你们20多个秘书对着他一个，轮番作战，也得给他个吃饭喘气的时间啊。”

　　话是这么讲，我们还是无法给总理安排出吃饭时间。总理的办公桌上摆有台历，值班秘书事先都将总理一天的活动安排记在台历上，台历的正反面都记得满满的，写不下还有一块小黑板，小黑板也常写得满满的，所以总理的工作也排得满满的。开会、汇。

　　报、谈话、会见、接见、批阅文件、作报告，时间是以分钟来计算。比如毛泽东主席约周恩来下午4点见面，我们可以把总理的活动表一直安排到3点58分，剩2分钟是总理走路的时间。他走路快似一阵风，从西花厅到菊香书屋，两分钟就一溜小跑地赶到了。

　　年1月20日，邓大姐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将周恩来总理留下的20多本工作日历交给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

　　这是周恩来1950年1月1日到1976年1月8日所使用过的日历，叫作工作日历。因为记满了26本日历零8页日历纸的内容，全部都是工作。翻遍日历，一分钟追一分钟，一天接一天的，只是各种工作，唯独找不到吃饭时间安排在哪里？

　　因为总理吃饭多数是见缝插针，因为总理吃饭从不脱离工作。

　　毛泽东吃饭没有规律，周恩来吃饭也没有规律；毛泽东吃饭手不释卷，周恩来吃饭也手不释卷。周思来主要是看报，在第一办公室末及细读的文章，都要在第二办公室细读一遍。

　　不过，周恩来与毛泽东也有不同。当年去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时，毛泽东带的一班人基本都是搞哲学的，所以谈判中，有关援建项目和中国经济生产的现状，毛泽东和他带的一班人都讲不清。在场的同志曾告诉我，斯大林对毛泽东说：“谈生产和援建项目你不行，你叫周恩来来谈。”周恩来随后带了一班人马赶到莫斯科，他带的一班人都是搞经济的。宴会上，毛泽东讲过一句：“现在，我们搞上层建筑和搞经济基础的全套人马都来了。”

　　搞哲学可以摆脱大量具体事务的纠缠，搞经济就必须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所以，总理吃饭不但要看报，还得批阅文件，随时听我们的汇报并作出指示。总理每天吃什么饭，我们基本都知道。因为20多个秘书，总得有几个碰上吃饭时间找总理请示事情。

　　只有遇上总理和邓大姐一道吃饭时，我们尽量避免去请示问题。总理吃饭没规律，极少和大姐一道吃。但要是真碰上了这种时候，也确实让人为难。

　　有一次，秘书杨纯就遇上了这个难题。有篇关于农业政策的稿子要见报，定稿时有几处改动，需要总理审定。她拿了稿子找总理，正碰上总理和邓大姐一道吃饭。等等再来吧？那边又盯着立等回话，她可真作难。在门口转磨似地走几圈，忍不住朝门里探一下头。脸孔在门边刚闪过，恰巧被总理看见了。

　　“进来嘛，”总理马上招呼，“有事就进来嘛。”

　　杨纯只好走进去，看看总理又看看邓大姐，样子很是尴尬。

　　“唉，”’邓大姐笑着摇摇头；“吃饭你们都不饶过他啊！”

　　“嗯，嗯……”杨纯可真狼狈了。

　　总理笑着瞟一眼邓大姐，又看看杨纯，温和地说：“没关系，你说么。”

　　杨纯就赶紧说，赶紧送上稿件请总理审批。由于总理的时间太宝贵，我们秘书都养成说短话，说快话，说“是”或“不是”的讲话习惯，一切客套话、寒喧语，甚至不十分必要的解释话都不要，连形容词都一律删掉。有人评价我们总理秘书说话是“开门见山于巴巴，单刀直入赤裸裸。”其实，越这样越能直接明确地说清事情，为总理节省一点宝贵的时间。

　　吃过早饭(其实往往不在早晨)，总理漱着口便走进第三办公室，那漱口水往往是吐在第三办公室的痰盂里。

　　总理的第三办公室，才是一般人们概念中的办公室。这是布置简朴实用的一个房间，墙壁由于年代久而发黑，到了夏天泛潮，墙脚会转圈出现碱花，直到我因为修房子挨批评那次，才在墙上喷了浆，把铺砖地变成木板地，使整个办公室显得亮堂些。这个办公室里有块旧地毯，其他卧室等房间都没有地毯。总理说办公室里接待客人多，铺块地毯可以大家共同享受，所以同意了。

　　办公室正中，靠墙立个自制的木架子，铺着解放前使用的一块旧毯子，上面摆放着毛主席像，是石膏作的半身像。两边靠墙是书架，主要是马恩列斯著作及毛泽东选集。

　　另外就是辞源辞海之类工具书多。

　　总理的办公桌四面不靠墙，是解放前那种两面抽屉的办公桌。开始为他配置的是一把转椅，他坐不习惯，改换成沙发椅，是解放初期最多见的那种灯芯绒布面的弹簧软坐椅，现如今，这种老式坐椅在各地都不易见到了。除了这张办公桌，还有一张不带抽屉的长条桌，铺块绿呢子布，每边四个凳子，两头还各有一个凳，共十个硬木凳。总理常在此召集副总理或某些部长谈话或开小会。

　　总理的办公桌上整天整月整年地堆满待审批的文件，只剩下坐椅前不大一方小桌面供他批阅文件用。这一方小桌面除有笔墨之类办公用具外，还有台历，还有三件“宝”，就是袖套、老花镜和清凉油。

　　总理曾经感叹他的这间办公室不如在延安办公的窑洞。延安的窑洞是冬暖夏凉，总理的“第三办公室”相反。天越热，屋里也越热；天越冷，屋里也越冷。

　　那时没有空调，夏天只有一个小电扇，天热得止不住汗，手臂湿得沾纸，便在电扇前放盆凉水或放盆冰块，算是我们土法制作的“空调器。”冬天我们就怕刮西北风，一刮起来，“第三办公室”就冷得没法呆，手冻僵了写不成字。这时，总理就会抱起文件转移到“第一办公室”，因为厕所没有朝西北方向的窗子，温度。相对高一些。

　　总理每天走到办公桌前，第一件事是仔细戴好袖套。那是和工厂工人常用的工作袖套完全一样，蓝粗布缝成筒，两边有松紧。带。这样可以保护衣袖不要磨破不要弄脏。

　　他一边戴袖套，一边俯身，眯细眼看看台历上所记录的一天活动安排。

　　戴好袖套，总理便坐下来，一手将老花镜往鼻梁上架，另一只手已经去搬文件，在“第三办公室”里的办公就开始了。

　　每天最大量的办公，特别是批阅文件，主要是在“第三办公室”完成。从总理办公开始，我们这些秘书也都跟着运转，跟着忙起来；随时准备总理叫去提问，随时把手中较重要的文件送去，随时把情况报告上去。

　　一般情况下，总理白天的活动“节目”多，要开会、作报告、接待外宾、视察等等，所以在“第三办公室”坐下来的时间不多，也不会长。“第三办公室”真正紧张热闹是在晚间10点钟以后，总理结束了在外面的活动，匆匆赶回西花厅。汽车停在外院，他一边清嗓一边走进第三办公室。

　　听到清嗓声时，我们秘书们已经纷纷朝第三办公室聚集，人人手头一堆文件、电报、材料，都是总理外出活动这段时间报来的国内外大事，急等批示。总理当年搞地下工作，用咳声作暗号来叫门，久而久之养成了习惯，进任何门之前，都要条件反射似地清清嗓，咳几声。于是，这声音就成了我们上班的“铃声”，听到这声音我们就知道总理回来了，就往第三办公室聚。

　　总理跨进办公室门，习惯动作是目光绕屋一扫，看见来的秘书多，满屋晃来晃去，就知道今天的事一定多。我多次观察过，即便疲劳到家，只要眼前晃动的人影多，他肯定是深吸一口气，然后猛地从鼻孔里喷出，双肩同时用力地向下一顿，精神立刻振作起来：“给我泡杯浓茶1”

　　这几乎都成了惯例，看见我们秘书就要浓茶，就兴奋。邓大姐曾不止一次对我们说：

　　“总理有个脾气你们不知道，他一看你们秘书呵就兴奋，就控制不住自己；眼前人影一晃，他就静不下来。你们能不能只留值班秘书，有文件的留下来，交持给值班秘书，总理一看人少了，就可以松弛点。”

　　我们尽量照大姐说的办，但有些事非口头汇报不行，人往往还是少不到哪里去。

　　这个时间总理的办公有几个特点。

　　首先是亢奋，带着一种燃烧的力量；使整个第三办公室热气腾腾，但有时也会灼疼你。特别是在办公刚一开始时，先报的都是大事急事，常常听到总理急切的声音：

　　“电报什么时候收到的？”

　　“中午。”

　　“为什么现在才送来？”

　　“您一直在忙，我看没有空闲……”

　　“这是不允许的！我说过多少遍，主席有事要立刻报，有灾情有重大事件要立刻报，不管我是休息还是忙，必须立刻报，为什么拖了半天？”总理目光始终盯着电文，边训斥边审批，交还秘书时，才掀起眼皮，语气变缓和：“你们不要怕我忙么，我能忙过来。

　　以后再遇这种情况，不管我是睡觉还是开会或忙其他什么事，都要立刻报来。”

　　嘴里说着，手中已拿起下一个文件开始看。

　　那是一位副总理准备以中央名义批转的文件。这位副总理是工农干部，实践能力强，文字水平差，二三百字的批语，结构、逻辑、文句都不大通顺。总理看过几句便皱起眉头，目光从老花镜的镜框上边闪烁，火辣辣地盯住站立办公桌前的秘书：“这东西你看过没有？”

　　“看过了。”

　　“你觉得行不行？”

　　“内容还可以，只是文字好象差点，需要调整一下……”

　　“既然知道，为什么不调整好以后再送来！”总理将文稿掷还秘书。

　　“哎呀，”秘书一脸难色，“这是副总理写的，我不好动……”

　　“你在我这里，就首先要对我负责！”总理分秒不松地又拿起新的文件审批，嘴里兀自批评着：“不成熟的东西重复看，这是浪费我的时间！”

　　总理就是这样紧张亢奋、热烈激昂地进行着工作。但精神上的亢奋热烈，决不影响他态度的严谨、认真。

　　总理办公的第2个特点就是谨慎细致。

　　他办公，离不开辞海、辞源等工具书，为求一字准确，有时甚至要翻到康熙字典。

　　我就曾帮他翻过康熙字典，翻到之后他还要亲自查阅核对一遏。凡属见报或下发的文件，更是严格把关，有引用经典著作的内容，他一定要找来原著核对。我们秘书帮忙核对之后他仍不放心，仍要亲自核对一遍。对生产建设上的数字，对计划项目，每个数目字他都要亲自再算一遍账。我们秘书随时都带有计算尺，遇有审查计划或财政预决算时，还得把手摇计算机搬到办公桌上，帮助总理计算核对。

　　有次，我见总理太辛苦，拉计算尺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核对，后面还有那么多文件，难免又是整天整夜不得合眼，便劝说一句：“别人都算过了，差不多总理就不要再算了……”

　　我的话没讲完，因为总理一下子掀起眼帘盯紧我，并且眉头皱起来：“怎么又讲差不多的话？”

　　我自知失言，尴尬地闭了嘴。总理最听不得“估计”、“大概”、“差不多”一类泛泛之辞，他作什么事都追求一个精确。

　　“这是多余吗？”总理举举计算器，“要我签个字很容易，提笔一划就行。可是事关国计民生，国家的资金，人民的血汗，我是提笔千斤啊，不敢不慎之又慎！”

　　总理这种谨慎细致事必躬亲的态度，确实发现了不少问题，避免了许多失误。记得中印、中缅边界谈判时，总理查阅了大量资料、地图，还向许多专家请教。一次，送呈文件所附的地图上少了一个对方的据点，还有一段边界线画弯了。这本是具体技术工作人员的责任，下面各级负责人也看过，都未发现。总理审阅时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使那些具体责任者既感动又惭愧，受到一次很深的教育。

　　总理办公的第3个特点就是极端的认真负责。他常常在办公桌旁一坐十几个小时，修改各部门送来的文件。记得有次他放下笔，搓搓脸又揉揉发木的手指，望住我，忽然发出一声感慨：“唉，我这个总理，简直是一个语文教员，天天在这里改卷子……”

　　总理说得很形象。不过，我们秘书们议起来，又有另一种形容，我们看总理批阅文件，就像雕刻和绣花那样精细、那样一丝不苟。他的责任心容不得任何粗枝大叶，拖拉推诿；一旦发现这种情况，他就会声色俱厉地加以批评。

　　有次，外交部报来个案子，不算大成熟。秘书陈浩接到报告，没有完全查清就送给了总理。总理一看报告里许多事情提法不准确，问题没弄清楚，立刻火了，严厉问陈秘书：“这个案子你问清楚了没有？”

　　陈浩不安地说：“哎呀，我也没弄太清楚。”

　　“怎么这个样子就给我送来了？”总理把报告摔到桌上：“不行！快去，把他们叫来！”

　　陈浩忙去打电话，把外交部主管副部长和有关司的负责同志叫来。总理严厉批评之后，把案子打回去，叫他们重新搞。

　　总理办公的第四个特点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沉浸于习惯性的忘我劳作之中，真正是坚韧顽强，鞠躬尽瘁。

　　正常情况下，总理的睡眠时间也往往只有三四个小时。在那长达十几小时的连续劳作中，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不但有精力超人，更有坚持和苦撑的感人毅力。

　　我曾长期观察总理办公过程中，精力和身体所历经的几个阶段。开始是亢奋激昂，紧张热烈；在把那些重大的和紧急的公事处理完后，总理和秘书就像打完一场冲锋仗，可以稍微喘息一口。这时，总理必要借机喝几口浓茶，然后就进入了连续持久的带有一定节奏的繁忙工作。这个阶段很长，可以四五个小对，也可以七八个小时，我们这些秘书当时普遍是30岁上下的盛年，常感不支，有心往下沉和眼睛困涩的感觉。但总理在这段时间，一直显得朝气勃勃，热情洋溢。正因为这样，他才给我们留下了精力超人的强烈印象。

　　然而，继续往下批阅文件，劳作超过10小时后，总理就进入了“坚持”和“苦撑”

　　的疲劳期。他疲劳的程度也是分几个阶段的。

　　他工作太投入，处于一种忘我的境界，所以疲劳开始袭来时，他并不自觉，完全是出于生理上的自卫本能，打个哈欠或抬起头作一下深呼吸。

　　疲劳在悄悄加重，终于影响到办公效率，并且迫使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抬起头来深呼吸。这时，他意识到累，第一个反应就是大口大口喝浓茶，以刺激渐渐麻木的神经重新兴奋起来。

　　这样坚持一段后。似乎茶碱已失去效力，总理会烦躁地突然站起身，围绕办公桌快速地走几圈，并配合着揉揉眼窝和太阳穴，然后坐下继续办公。

　　他终于感到这样也不解决问题了，便拿起办公桌上放的那件“宝”，打开铁盒，用手指擦点清凉油，抹在额头和太阳穴上。这时，仿佛冥冥中有什么天灵感应，邓大姐会出现在总理办公室的门口，悄悄地在门外转圈，忧虑而心疼地朝里面伏案劳作的总理投去一瞥又一瞥。她轻易不进总理办公室，不去干预总理的公事，这是结婚时就有的协议。

　　总理的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一把在警卫手中，警卫交接班时，钥匙属于交接内容之一。

　　另一把在秘书手中，一般是放在机要秘书那里。总理自己有一把，睡觉时放枕下，起床时揣兜里，从来不离身。邓大姐没有钥匙，总理不在，她就进不了办公室；总理在，她也极少走进去，在门口转了一阵，终于向着门里轻轻唤一声：“恩来呀，该休息一会儿了。”总理掀起眼皮，目光从镜框上方望一眼邓颖超，点点头，却马上又伏进了文件堆，继续他的批阅修改。

　　片刻，邓大姐又轻唤一声：“恩来呀，起来活动活动吧。”

　　总理再次掀起眼帘，似有所震动，双手在桌上一撑，便立起身：“好的，我活动活动，你去休息吧。”

　　总理又开始绕办公桌快走，这种活动更多的是为了安慰邓大姐。快走两圈，便朝大姐挥挥手，叫她放心休息去。当邓大姐的身影在门口消失时，总理便重新在椅子上坐下来。习惯地擦一些清凉油。

　　这样又坚持一段时间后，疲劳便达到了难以克服的地步。眼皮会不知不党地耷拉下来，手中的笔在总理瞬间的迷糊瞌睡中，在文件上留下一些点或道的墨迹。出现几次这样瞬间的迷糊磕睡，总理会痛苦地拍拍额头，搓搓脸，猛地丢下笔，朝后仰身靠在椅背上，大声吩咐：“给我一条热毛巾！”

　　一边用热毛巾拼命地擦脸，揉眼窝，一边继续批阅文件，总理是在尽力聚集全身仅存的一点热能，投入到劳作中去。这样坚持一会儿，又会大声吩咐：“谁有烟？给我一支烟吸。”

　　总理的办公桌上放有一块“请勿吸烟”的牌子。他不吸烟，我们也自觉地不吸，以保证室内空气不受污染。但他困倦极点时，就会自己破坏自己的规定，吸燃一只香烟，以便给神经强刺激。

　　仿佛还是冥冥之中存在的那种天灵感应，或者叫生物电？我多次遇到这种情形，总理吸燃香烟不久，电铃忽然响了。这是睡醒一觉或难以入睡的邓大姐在按铃，她的卧室有个按钮，她那边一按，总理办公室这边的铃就响，是专为她和总理之间联系而装设的电铃，目的就是让邓大姐督促总理休息。而且，不久就有卫士进来，传达邓大姐的吩咐：

　　“总理该休息了。”

　　看着总理疲惫已极的样子，我们这些秘书都心痛。可有时掂掂手中的文件又感觉为难，那边都等着回话呢！即便可以拖一天，可明天还有明天的事，说不定比今天还要忙啊……总理疲劳过度的最严重表现，就是鼻子里突然地流出血来。淡红色的血液有时滴在文件上，用棉球擦不及，堵不赢。这时，我们会不由分说夺下他手中的笔，配合卫士把他拉到沙发那里坐下，仰靠沙发，用凉水浸过的毛巾覆盖在他前额和鼻梁上。我多次见总理劳累过度大流鼻血。为中国向苏联争取156项援建项目，为抗美援朝，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为摆脱三年困难，恢复国民经济的发展，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为减少损失，保护干部，维持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的继续运转，苦撑危局，都曾大量流血。那场面令多少人心碎神伤，热泪哽咽！

　　每次总理累得流鼻血时，我们只能默默地帮他用冷毛巾敷额，找棉球止血，却不能强迫他去休息，那样只会让他着急生气，反而流血更多。这是有教训的。我永远忘不了抗美援朝时发生的那次流鼻血。

　　那是抗美援朝打得最残酷的阶段，美国飞机狂轰滥炸，给我们的运输造成极大困难，加上放毒气，撤细菌，无所不用其极。总理连续工作，三天三夜没合眼，那天夜里连续两次流鼻血。第二次流鼻血时；斜靠在沙发上，敷了冷毛巾，堵了棉球，血仍然止不住，渗出棉球继续往下淌。我们又痛又急，再三劝说他去休息，就是劝不动。他坚持要等前线的一个特急电报。

　　我见总理脸色灰白，呼吸问，不但有血水悄悄流出；而且还有无数纤小的血粒随着出气成星状地溅洒在鼻孔下方的各个部位。我心痛得受不了，再次过去劝说：

　　“总理，你必须休息了！”

　　“不行，这个电报很重要，我必须等。”

　　“我得为你负责。”我招呼卫士，“来，扶总理回去休息。”

　　我扶住总理肩膀，想强迫他去睡一会儿，可是，总理忽然发火了：“胡闹台！你怎么就想不到要为我们的志愿军战士负责？”

　　我被吓退一步，看到总理网满红丝的，眼睛恼火地盯紧我，由于生气动怒，鼻血淌得更厉害了。

　　“总理！”我叫了一声，我哭了，“你，你别生气啊……”

　　总理下意识地擦一下流到唇际的鼻血，皱着眉头，放缓一些声音；“我可能严厉了一些。可你想过没有？我们有4万志愿军战士在朝鲜前线流血牺牲，我流这点鼻血又算得了什么？我现在去休息，耽误了电报，对得起志愿军战士吗？”

　　“总理，我错了，我考虑不周。”我流着泪说，上前替总理换棉球止血，“你别生气了，不然血流得更厉害，你不要说话了……”

　　总理一直坚持在办公室，直至收到前方来电，又口授了复电内容，签发了复电，然后才服药休息。那以后，再逢总理累得流鼻血，我们决不敢强迫他去休息，只能忍着心疼相机劝说几句。总理根据情况，有时不听劝，鼻血稍止便又起身继续工作；有时情况不那么急，没有重要的事非办不可，他就听大家的劝，随手抱几份文件，走进他的卧室。

　　总理无论怎样疲惫不堪，上床后必要办一会儿公，否则无法入睡。就像有些人上床后不看一会儿闲书就难以入睡一样，已经养成习惯。所以，这个卧室可以算作总理的第办公室。

　　总理的床头也是三件“宝”：红蓝铅笔，老花镜和清凉油。如果总理主动停止办公睡觉，那就会心里有事，难入睡，睡着也不踏实。他经常是看啊看，眼睛困得睁不开了，就抹清凉油，继续看，直到“失去知觉”，也就是在无意中自然入睡为止。

　　值班卫士随时注意着卧室内的动静，一旦总理入睡了，便轻手轻脚进去，将灯熄灭，再轻手轻脚出来，关严门，小声对值班的秘书们说：“回去吧，总理睡了。”

　　当然，有时总理是自己关灯睡觉，这是主动有意地要睡觉，一般是没什么放不下的事情了，或者是头痛得无法看东西了。总理用脑过度的痛苦之状我们都见过，微蹙眉头，不敢睁大眼；这时他要服安眠药，并由护士人员帮忙作些头部按摩，促进血液循环。

　　总理主动熄灯睡觉，常发生睡不踏实的情况。一见他关灯，值班秘书就可以走了。

　　可是工夫不大，总理“第四办公室”的灯又亮起来，这是他又想起了什么事，叫卫士再把秘书找来，或询问，或交待一件事，或对某项工作作出指示。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总理见秘书跑来跑去，心里不安，就说：“唉，真麻烦你们了。

　　还是给你们寝室安部电话吧。”

　　于是，值班秘书的床头就安了一部红机子。总理床头也装一部红机子，这部红机子没有拨号也没有铃，拿起话筒就可以让总机找人，可以打出去，外面打不进来，因为不响铃。怕响铃惊扰住隔壁的邓大姐。

　　有了电话，我们就可以少跑许多腿。有些事，在电话里就可以说了，回答总理的询问或接受某项指示，而不必再从寝室跑到总理的“第四办公室”。

　　我们有时开玩笑，西花厅是电铃的世界。总理的4个办公室都装有按铃，从厕所卫生间到餐厅到办公室到卧室，随时按响铃召唤秘书。

　　办公条件都是逐步提高。比如总理的“第四办公室”，开始条件简陋，总理抱着文件上床，在身边一放，就将背靠在了床头上。他批阅文件时，就将两腿弓起来，文件放在腿上，边看边批示。这样是很累人的，而且文件放在腿上，写字不易写好，还吃力。

　　卫士见了这种情况，就帮忙找来一个硬纸板，让总理垫在腿上。

　　这样写字方便些，但人仍然很累。邓大姐见了，心有不忍，动了动脑子，把木工请来，亲自讲了设想。木工就按大姐的设想做了一张小桌子，带倾斜面，刚好能卡在床上。

　　这样，总理办公就可以减轻些劳累。

　　这张小桌，平时只放三样东西：红蓝铅笔、老花镜和清凉油。60年代，总理劳累过度患了心脏病，小桌上便又加了一瓶预防心脏病淬然发作进行救急的药品硝酸甘油。现在，这张倾斜的小桌子就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中。

　　总理在“第四办公室”里的办公，经常是处于强撑、苦撑的状态。有几个场面给我留下印象很深。

　　一次是在困难时期，由于中央领导都坚持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标准，总理那么大工作量，怎么受得了？他身体素质明显下降，瘦得眼窝都凹了进去，并且患了病。

　　那天，总理连续工作17小时后，从“第三办公室”转入了“第四办公室”，身子靠在床头，毫无休息的意思。大家劝几次不起作用，见保健护士郑淑云给总理送药，就请小郑帮忙劝劝。

　　郑淑云15岁参军，18岁进中南海，长期在总理身边服务，是很有感情的。总理晚年曾深情地对郑淑云说：“我从你黄毛丫头，看到你白毛丫头……时间不饶人啊！”

　　郑淑云劝总理是有办法的。50年代中美华沙会谈期间，有次总理一连工作22小时，仍然坐在“第三办公室”不肯转“第四办公室”，当然也就更谈不上休息。邓大姐已经按响过4次电铃，就是催问总理休息没有？活动了一下没有？我们劝不动总理，就由小郑去劝。

　　郑淑云劝总理另有一招，用老百姓开玩笑的话讲，叫“耍赖皮”。劝总理几句，总理不应声，郑淑云索性站在办公桌前不走了。总理不动，她也不动，她相信总理不能看着她这样永远“罚站“。

　　果然，时间一久，总理从文件堆里抬起头：“啊，还没走？

　　郑淑云站着不动，说：“你不睡，总得活动一下啊，你不活动我就完不成任务；总理不完成任务不睡，我完不成任务也不能走啊。”

　　“啊，好，好，我动，我活动。”总理站了3次才站起身，两手抖个不止，郑淑云眼里一下子含了泪，这全是累的啊！总理就在她的“监督”下，绕办公桌走几圈，喝口浓茶水就又坐下了……这一次又是由郑淑云“劝驾”，让总理早些休息。她进入“第4办公室”时，见总理在床头垫个枕头，靠在上面，戴着他那副老花镜，正在算账；床上到处是写满算式和数字的稿纸。小郑同我们一样，对于总理的“事必躬亲”，又受感动，又有一些看法。

　　这看法曾由邓大姐说出口，那是当我们众人面说给总理听的：“有些事别人能做的就请别人帮助做一些，不要事事自己动手才放心。”

　　于是，郑淑云照大姐的口气脱口而出：“总理，像这些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你不好让别的同志帮你做一下吗？”

　　类似的话，我和其他秘书也讲过，前面的文章写到过，总理是发了脾气的。这一次对小郑也不例外。总理从老花镜的镜框上边看一眼郑淑云，不理睬，继续算自己的账，总理有时就是这样来表达心中的不满。

　　郑淑云明白，有了这种像孩子赌气一样的表现，肯定是药也不会吃了。她还是老办法，在床前一站，等着吧！这次“罚站”的时间可真不短，总理直到算完一组数字，才放笔，摘下老花镜，揉揉疲劳的眼睛，缓缓扭头望住郑淑云，一脸严肃：“你说这是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你这么看对吗？关系到亿万人民的吃饭问题，只是具体的技术性工作？

　　民以食为天，我不亲自算一算怎么能知道底细呢？国家遇到困难，不是粮食多得吃不了，我算准确些就可以少一些人挨饿，作为一国总理这不是起码应该做到的吗？”

　　总理停了停，抓起那一堆堆的算式纸和有关文件、资料，在手中掂掂分量，沉甸甸地说：“你看看，你看看这些，从城市到农村，男女老少的定量。还包括半劳力，各地区都有差异，我不亲自算算怎么能心中有底？怎么会发现问题，纠正这里的失误？人命关天，非常时期，作为总理必须让全国人民都渡过这一难关，这是小事吗？只是技术性工作吗？”

　　总理讲到这里，已是泪花迷离，像是看到了一股股饥饿的盲流正在全国流动，寻找一切可吃的东西，以维持那坚信还有美好明天的生命。

　　“前一段我们工作没做好，人民遭了难，现在我们不能再出漏洞。我们共产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有时难免好心办了错事，但为人民服务这颗心可是决不能少了丝毫。你懂这个道理，就能理解我的工作了。”

　　“总理……”郑淑云叫了一声，再也说不出第二句，泪水一下子滚落下来。这就是人民的总理啊！她哭着用力点点头。

　　“好了，你去吧。”总理把药喝掉，又戴上花镜抓起了笔：“我现在还不能休息。”

　　这一夜，总理又没睡。天亮后，随着清嗓声和电铃声，总理从“第四办公室”进了“第一办公室”，向聚集来的秘书们发指示，批阅秘书们呈递的急电急件……新的一天新的工作就这样又开始了。

　　在总理的“第四办公室”还有一件事留给我极深印象。那是1966年，李宗仁先生从国外回来的时候。

　　那天，总理已是连续工作了60多小时，眼睛充血厉害，痛得再也无法看东西，不得不从“第三办公室”转入“第四办公室”。但他还是无法入睡。事情太多，他坚持“事必躬亲”，躺靠在床头上，闭了眼，仍然无法省心，叫我们秘书来谈工作。

　　医生来给他治疗，他放不下工作；连护士给他打针这点时间，他也不肯放过，吩咐张作文同志：“张秘书，李宗仁先生的讲话稿你给我念吧，要念仔细，不要错漏字。”

　　“总理，先把针打完……”

　　“念吧，这不影响打针。”总理用疲惫低沉的声音吩咐。为了不让总理着急，秘书张作文只好马上念。

　　这是李先生在为欢迎他举行的宴会上的一个讲话稿，张作文念得仔细缓慢，竭力咬清每一个字。我在一旁听着张秘书一个字一个字往出吐，看着护士手中的针药一点一点注入总理虚弱的体内，泪水忍不住一滴一滴顺了脸颊淌落在衣襟上……总理的生命就是在这样的劳作中渐渐耗尽的。

　　与总理的这四个办公室相比，他的“第五办公室”可就是广袤万里的大气势了。天上地下，山头海边；农村、厂矿、机关、学校、街道、商场，无处不是他的办公室。

　　话讲到这里，一般人都不难理解其中的含义了。总理一生，不允许一分一秒有虚度，要求我们秘书敢于并善于“见缝插针”。无论何时何地，抓住总理一点空闲，哪伯只是分秒之间，也要插根“针”。

　　这根“针”就是汇报条。

　　所谓汇报条，就是一张纸，将我们要呈报的事情或问题写在纸上，有点空就随时可以交总理看。总理看完作批示，如果反映的问题重要，还要转呈主席看。这汇报条的分量就确实够重了。

　　所以，汇报条要求我们要用深色墨水，不许用浅色；字要写大些，不许草，也不能太小，怕主席看着费力。内容要简明扼要，有骨头有肉。所谓骨头，就是事实；所谓肉，就是我们在调查了解中所形成的看法和意见。

　　汇报条不好写；有用的话一句不能少，没用的话一句不能多，而且要尽量让自己站在总理的角度考虑哪些内容有用，哪些没用。杨纯虽然是女同志，但她早就担任了地委书记，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就是这样的同志，调来总理身边当秘书，负责农业方面，她第一次写汇报条，就写了12次，后来还是在老秘书许明同志的帮助下才完成。

　　地委书记本身就配有秘书，还能不如秘书水平高？不要忘了，这是总理秘书，凡事要站在总理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就是能当好地委书记未必能当好秘书的原因之一。

　　“事必躬亲”，这只是总理的愿望和追求，实际上不可能做到。所以我们这些秘书经常要代替总理去参加国务院各部委的会议。在会上只能带耳朵和眼睛，只能动手记不能张嘴讲，乱发议论是绝对不允许的。听了看了记下了，回来就写汇报条，见缝插针，报给总理，总理批示后，就可以向各部委负责人张嘴讲话，发布指示了。

　　在飞机上，在轮船里；在火车和汽车上；在轰响的厂矿，在书声朗朗的院校，在田间地头，在沸腾的水库工地，总理都曾批阅过汇报条。这个汇报条也不断“完善”，开始只是一张纸，后来统一规格，变成专门印好的纸；抬头印有“每日汇报”4个字，下边一分为二，一半是写汇报内容，一半是空白，留给总理写批示。

　　我们每次外出参加会，回来必写汇报条，开门见山，不容一句套话。比如：今日某某部部长会议议了几个问题，1、2、3、4、5，不满一页纸，必须全写清。

　　汇报条内容广博繁杂，上至天文地理，下到鸡毛蒜皮。比如秘书赵茂峰，至今保留着总理圈阅过的一张“小”汇报条：

　　“总理：

　　首先谢谢总理对我家里的关怀。今晚接家信称：这次地震，我家里的房屋都倒塌了，由于救得快，人没有发生大的事故，特此报告。并再次感谢总理的关怀。

　　赵茂峰”

　　就这样一个汇报条，总理去邢台地震灾区视察慰问时，专门接见了赵秘书的父母和伯父母。

　　递汇报条，有时还需要有简单的口头汇报，回答总理的提问，特别是大事件和绝密事件。记得有次乘汽车，我见缝插针递上汇报条。总理一看，先伸手按下起动电钮，玻璃隔断升上来，将前后座位隔开后，总理才提出问题，听取汇报。有时，他向我们交待毛主席交办的绝密事件，也要先将玻璃隔断升上来，然后再开口。

　　当然，汇报条并非只能在“第五办公室”见缝插针地呈送总理；在西花厅他的“四个办公室”里，我们也可按正常工作程序呈递，而且这样呈递的汇报条也是大量的。不过，由于汇报条可以在“第五办公室”的广阔天地里随报随批，确实提高了办事效率，使总理在有限的生命里，为中国人民多办了许多许多事。

　　记得“文革”期间，宣统皇帝溥仪病逝了。赵秘书得知这一消息后，当即写了汇报条呈送总理。

　　总理在“文革”中有多忙，无须我再多讲，公布于世的大量文章已使人们有所了解，以致于工作人员写了那篇著名于世的请求总理注意休息的大字报。我这里只举两个小例子，就可以使人们更深切地体会到总理在“文革”中有多忙。

　　我跟随总理几十年，听惯了他的一句口头禅：“你们不要怕我忙么，我不怕忙你们怕什么？我能忙过来。”

　　我曾目睹周恩来连续工作一星期，只休息了13小时。这是当时的总理卫士长成元功同志一分一秒计算出来的，从总理上床计时，到起床止，不论是否睡着，累计躺下休息小时。就这样的劳作，总理仍是笑着说：“不要紧，我能忙过来。”他出访亚非十四国时，我们一分一秒算计，他平均每天睡眠只有2小时，却仍然精神抖擞地说：“我可以，我不怕忙。”

　　这样超人的精力和忘我的精神，“文革”中却自己承认忙垮了。

　　我清楚地记得，总理曾当我们好几个人的面，说过两句至今想起仍然止不住想落泪的话。

　　“文革”中总理忙得经常是边走路边吃点东西当饭。他来去匆匆地走过西花厅院子时，总是见到花工老周剪果树、铲杂草、修花坛，忙个不停。有一次，总理蓦地停下步，不再咬手中那作为午餐的半片面包，默默注视花工老周。老周直起腰，抹把汗，问：

　　“总理有事吗？”

　　总理摇摇头，不无伤感地叹了口气：“唉，咱们西花厅就是我们两个姓周的人最辛苦了。”

　　不久，曾经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乔金旺同志又调回总理身边。见面时，一脸病容，憔悴不堪的总理，用颤抖的声音说：“老乔啊，‘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垮了！”

　　我们从没见过总理说这样伤心悲哀的话，真受不了啊，当时大家都哭了。

　　我常在报刊文章里看到“百忙之中”这个词，那是被人用滥了。有几个是真正的百忙之中？有哪个能像总理那样百忙、千忙、万忙？

　　就在这百忙之中，我们还要用汇报条见缝插针地填满总理那一分一秒的“空闲”时间；我们不忍心这样做，又不得不这样做。

　　记得赵秘书将溥仪病逝的汇报条呈送总理时，总理正忙得一次又一次用清凉油揉太阳穴。他看到这张汇报条，稍稍一怔，马上难过地蹙紧眉头。他对这位末代皇帝溥仪始终是关心的，同溥仪和溥仪的弟弟溥杰都有多次的见面和交往，建立了感情。他在年曾经请爱新觉罗一大家人在中南海包饺子共渡除夕，仿佛那情景还在面前一样。

　　总理放下手头的工作，专门为溥仪的病逝作了指示，要求统战部拟定一个具体的治丧办法，并把结果报告给他。

　　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及其一家人的命运，同十月革命时俄国沙皇一家人的命运是截然不同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们在处理这件事上也表现了“中国特色”；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特色和中国文化的特色。这种特色与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一样顽强，巨大，执着，即便在“文革”那样天下大乱，无所不偏无所不激的形势下，这种特色依然鲜明地保持并表现出来。

　　溥仪的丧事，是在总理的直接关心下办理的。在当时条件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尽早尽快尽好地处理了这件具有政治影响和历史影响的事情。

　　总理的“第六办公室”，只是为了介绍得方便，我自己按叙述顺序这样叫一下罢了。

　　此前没人这样叫过。

　　这是与前面介绍的五个“办公室”含义完全不同的“总理办公室”，是指一级组织机构，属国务院编制，就像现在人们常提到的“邓办”、“陈办”、“杨办”一样，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在“总理办公室”的编制内。

　　“总理办公室”也泛指总理身边的工作班子，因为办公地点就在西花厅，所以常被人简称为“西花厅”。比如“总理办公室来电话了”，常被各部委说成“西花厅来电话了”。

　　总理办公室设有室主任、副主任；下面还曾设过综合、外事、军事、财经、行政等等组，有组长、副组长。不过，无论主任还是组长，工作职责主要是行政上的调度、协调，在业务上，主任、组长及每个秘书都是各管一个口或一个方面，都是直接同总理发生关系。总理不允许那种层层上报下达的体制。他曾经对我们大家说：“你们的工作如果先经过办公室主任、副主任、组长、副组长那儿，那主任、组长不是变成二总理、三总理了吗？”

　　“总理办公室”的“兴衰史”大致是这样：建国后，陆续从全国各地调来一些有文化有实践经验有专业知识的干部到总理身边工作，这套班子就叫“总理办公室”，是政务院(后改称国务院)的直属机构。不过，我们这些人都叫总理办公室秘书，那时还不叫总理秘书，因为我们还要负责陈云、陈毅和习仲勋三位副总理交办的事。当然，三位副总理自己也有秘书，一般不找我们。但总理讲过话：“你们要为我们4个人服务，不能光为我一个人服务。”

　　很快，“西花厅”就成了“总理办公室”的代称。我们又把西花厅称为“家”。比如“家里来电话了”或“叫你马上回家”，大家只会想到西花厅而不会想到其他什么“家”。总理外出，我们也是说：谁谁跟总理出去，谁谁留下看家。“看家”就是留在西花厅值班。

　　这个家里的成员真正是来自五湖四海。比如负责计委、经委的顾明来自鞍钢(王鹤寿推荐)；负责交通的王伏林来自军队的第四高级步校(校长是林彪)；负责农业的杨纯曾是松江地委书记，到1956年又调来国家计委的李岩；负责军事的雷英夫是毛主席推荐的“洛阳才子”，1956年1月调来的周家鼎原在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麾下工作；我是年从385旅由张才千团长和王唯洲旅长推荐到总理身边，建国后又由副官改为机要秘书；负责财经的秘书吴群敢来自上海工商局(局长许涤新推荐)；负责外事的陈浩和马列，一个是1945年由王炳南“考试”合格而进入中共南方局外事组的青年党员学生，一个是跟随旅大区党委书记欧阳钦作为周总理随员到莫斯科参加中苏谈判，而后调来总理办公室……大约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前后，我们就基本是只向总理负责了。从抗美援朝开始，虽然外交、军事两组的秘书不少，但毕竟建国后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主，所以还是财经组秘书最多，多达六七人。“西花厅”建有党支部，财经组人数最多，所以单独组成一个党小组，年轻的吴群敢任党小组长，总理就在这个党小组过组织生活。

　　年，国家经济建设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总理办公室也达到鼎盛时期，秘书多达20余人。毛泽东批评“反冒进”以后，从1958年开始，总理办公室开始减人，西花厅渐渐冷清。不过，这第一次精简还不是因为“反右”，而是总理认为应该支援文教战线。陈浩去儿童医院任党委书记；刘昂到机械部当司长；李琦到山西任省委宣传部长；韦明到北京市委文化部任副部长……总理办公室主任原来是由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兼任，到1958年开始精简人时，就把统战部秘书长童小鹏调回总理身边任总理办公室主任，而由许明任副主任。秘书的人数由20余人减至10余人，并且要继续减。

　　总理办公室的第二次精简发生在1964年底到1965年初，当时一位领导同志的两个秘书在外事工作上出现失误，耽误了大事。事情反映到主席那里，主席生气了，只说了一句话：“秘书太多会误事。”

　　毛泽东历来讲话言简意约，越是讲得含蓄，分量越重，总理就紧张了。他回来说：

　　“秘书最多的当然是我这里了。”当即决定精简。

　　就在决定精简的期间，在一次见面时，毛泽东说周总理：“你搞那么多秘书干什么？

　　让秘书牵着鼻子走。”

　　总理回来，便作出决定：撤销总理办公室。

　　年1月，童小鹏主任调中央办公厅；许明副主任调国务院任副秘长；顾明到国家计委当副主任。总理办公室撤销，改称总理值班室。秘书也调走一些，比如外事秘书马列调往国务院外办，李岩去了六机部办公厅，戚建南调到财贸办公室，总理值班室只剩了6个秘书。

　　西花厅门前清静多了，但总理的工作还是那么多；毛泽东只是宏观领导，具体事都交总理办。这样一来，事无巨细，总理都得自己去问，自己拨电话，自己去联系。秘书少了，一个人负责几个口，当然也更忙了。

　　凑合一段时间，实在忙不过来了，各部委就自己成立了一个小组或办公室，专门与总理联系，向总理负责。这些人加起来，比原来的总理办公室秘书多几倍；真是精简了一个机构，臃肿了整个国务院机关，实在得不偿失。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林彪、“四人帮”多次向总理发难，总理值班室也撤销了，秘书纷纷被下放，连老卫士长成元功也由于江青发难而被下放。最困难时，总理身边只剩了一名秘书。而卫士的工作也只剩我和高振普，由我负起卫士长的职责。总理病重后，才又调来乔金旺，算是增加了一名卫士，照顾住院的总理……总理同秘书的关系非常亲密，对每个秘书的经历、品格、能力、思想及家庭状况都了如指掌；他可以用眼色指示我们行动，那一种默契就像用生物电磁波建立了一条热线。

　　实际上也有“热线”，由我给每个秘书与总理之间安装了电铃，总理亲自约定“联络暗号”。比如外事组的办公室，总理约定：“我按一下就是叫马列，两下是找陈浩，三下呢，就是邓光来。”接着转向杨纯：“你们办公室呢，按一下是叫你来，按两下是找许明……”

　　总理办公室撤销时，总理对秘书们说：“既然解散了，咱们就一块吃顿饭，照个相吧。”

　　总理敬大家茅台酒，深藏心底的那种难言的复杂情感渐渐随着酒力溢于颜色。他那湿漉漉的目光逐一在我们的脸孔上注视，然后缓缓滑过。末了，深吸一口气，猛地把头转向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同志，用情绪起伏的声音命令式地说：“从我这里离开的同志，你一定要给予很好的安排。没有安排好的不走，仍是我这里的人！”

　　然而，感情深与“让秘书牵着鼻子走”又怎么能成为一回事呢？滑稽。

　　无论那时还是现在，确实存在“让秘书牵着鼻子走”的干部，特别是有的懒干部，养尊处优的干部，缺少文化知识和工作能力的干部。总理是位“事必躬亲”，无比勤奋的人，我们全体秘书加起来也无法比他的聪明才智，怎么可能牵着他的鼻子走？

　　大凡当秘书的都不是傻瓜，知道有的首长好“哄”，有的首长好“唬”；有的事能“哄”，有的事不能“哄”。但是对周总理，何时何地，任何一件事都“哄”不得，“唬”不了。

　　有次总理同廖承志等讨论港澳问题，谈话中，周恩来随口问一句：“香港和九龙的总面积是多少？”

　　廖承志跟总理那么久，再了解不过。不知道就说不知道，理不生气；不知道装知道，总理准生气。

　　迎着周恩来的目光，廖承志老老实实摇头：“不知道。”

　　总理的目光转向负责港澳工作的秘书。也许是见到在场的人都不知道，而总理的询问只是随便问问，并不是要写到文件里？何况他脑子里似乎有点印象，便回答一句：

　　“十几万方公里。”

　　“滑稽！”总理勃然变色了，“浙江省才有多大面积？啊！”

　　这位秘书立刻胀红了脸，流水也似低下头；过去只知道总理容不得“可能”、“大概”、“估计”一类词，所以从汇报和回答里抹去了这一类词。没想到这一次更糟……“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样蒙哄是决不允许的！”周恩来声色俱厉。

　　有这样一次，下次谁还敢蒙哄？

　　有的秘书说，当翻译的最好蒙哄首长，只要说流利点，翻译不够准确首长也不懂。

　　但是对周总理就不行。英、德、日、俄、法，这些语言总理都懂。外事秘书马列就曾说：“你要是什么地方漏译或错译，总理马上就能发现。这就是给他当翻译的不易之处——你甭想蒙混过关。”

　　有一次，马列把“美帝国主义”译成了“美国人”，总理立刻提醒：“错了，是美帝国主义，不要译成美国人，纠正过来。”

　　还有一次，总理讲到“无神论者”，马列一下子想不起来这个词儿，卡壳了。只好老实告诉周恩来：“总理，‘无神论者’这个词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您用英文提个醒吧。”

　　正因为总理懂外语。所以了解翻译的难处和苦衷，所以给他当翻译也有容易之处。

　　比如毛泽东同外宾谈话，仍然保持一贯的语言风格，成语典故随手拈来，国人听来生动、感人、深刻，翻译可就苦了，常常无法用外语表达出来。总理同外宾讲话，尽量不用或少用难译的成语典故，句子造得平易、朴素、准确，甚至一些计量单位也换算成公顷、公斤、米来讲，而不用亩、市斤、尺：等国内市制，以免翻译作难。

　　总理有一次批评秘书韦明，讲过一句很严厉的话：“你知道尔是干什么的？你是我的秘书！”这句话是1954年讲的。那以后，这话像长鸣的警钟一样，伴着我们度过了跟随总理的全部时光。每个秘书都不忘自己的职责，也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什么身分，应该站在什么位置，或说只能站在什么位置。

　　陈浩曾经对总理和秘书的关系有个总结，我认为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总理对秘书的态度是10个字：信任、尊重、民主、培养、关怀。

　　总理对秘书的要求是：认真负责、准确、及时、扼要、有日报、有建议、严格保密。

　　秘书的工作内容是：

　　．传达总理的指示、批示；2．筛选电报。特别重要特别紧急的，随收随送；十分重要十分紧急的，送“第一办公室”(厕所)；重要的、紧急的，放“第三办公室”的办公桌上；一般的，晚上总理批阅文件时再交给他看。3．加工经办的案子。按总理要求，通顺文字，齐全附件，理清来龙去脉，检查是否合乎政策。4.划《参考消息》，将外电重要内容用红笔划出来，送“第一办公室”(厕所)。5．做文件摘要，为总理节省阅件时间。6．起草总理的口授电报；帮助查阅地图、经典著作、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等资料。7．将各地各部门打来的电话写成汇报条或当面向总理汇报请示。8．轮流值夜班。

　　．通知有关人员来开会；准备材料、作记录，必要时整理成文件，经总理改定印发。

　　．随总理出访。事前作准备工作，出国后理材料，拟电报、值夜班等等。

　　由此也不难看出，秘书是为总理服务，向总理负责，决不可能总理“让秘书牵着鼻子走”。

新鲜人

08章 衣食住行
周恩来出访亚非欧14国时，有个很能眨巴眼的记者问：“周先生，你已是65岁的人 了，为什么看上去还显得这么年轻？你都吃什么了？”

这个问题，不乏挑衅味道，但也不乏好奇。

尼克松对这种问题的看法是：权力使人年轻。

一首歌唱的是：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

有位老干部回忆说：“只有爱心才能使总理老是那么年轻。”

不过，总理当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是一个东方人，我是按照东方人的生活 习惯生活的。”

总理是按照怎样一种东方人的生活习惯去生活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探寻的兴趣 越来越浓，甚至有些医生也开始研究，研究总理长寿的秘诀。

绝大多数人会说：你讲错了。总理不满78岁病逝，这不算长寿。现代人78岁实在是 太普遍了。

但你不要忘了，如果人“醒”着才算活着，那么总理的寿命绝对超过120岁的寿星； 一些很有研究的医生对我讲，像总理那样的劳心劳力，鞠躬尽瘁，换其他任何人也不会 活得比诸葛亮长。“总理是累死的。如果作一项试验，选10万人在总理那样的重负下经 受总理那样的劳作，不出一年会倒下1万，不出5年会倒下3万……”

这种试验虽然不可能进行，但我相信他讲的话。当我们20多个秘书对总理1个人， 昼夜实行车轮大战时，我就曾想过：换我处于总理的位置，我一年肯定彻底躺倒，而且 不大可能再爬起来。

回到原来的话题：总理是怎样按照东方人的生活习惯生活的？工作已经讲过不少， 本章讲讲衣食住行，下章讲讲休息娱乐，然后还有“夫妻之间”……

衣
周恩来信奉并遵循“人靠衣装马靠鞍”的东方文明。

人靠衣装，周恩来必然要有各种“讲究”。我替他总结了4条：讲究选料，讲究款 式，讲究穿衣保密性，讲究作衣的时机和理由。

首先谈谈在作衣置装的选料上有什么讲究？

一进城，周恩来就跟我谈话：“进城了，以后你就不要叫副官了，当行政秘书吧。”

当时也没什么正式命令，总理谈了话，就从上到下都改称我何秘书，并负责总理的 生活。

谈话后，总理交给我一项工作：“我参加活动多，仪容是否整洁，国内国外都注意； 给你们提个要求，我的衣服一定要能表现出中国人的脸孔。”

那时，北京裁缝手艺最好的大约就是“红都”了。五六十年代，只有外国使馆和中 国高级官员才能在那里做衣服，用现在话讲，是中央首长做衣的“指定厂家”。

我陪总理来到“红都”，有关服务人员迎来，见到总理的激动喜悦自不必说，他们 都知道总理的衣装关系中国人的形象，将各种高级衣料向总理介绍：“为满足出国人员 需要，我们进口了一些英国呢料和澳大利亚毛料；各型各色比较齐全……”

总理摇摇头：“不要进口的，要国产的。”

服务员马上理解，向总理详细介绍国产衣料。总理向我们交待：“今后我做衣，无 论毛料布料，必须用国产的。”

总理仔细选择了衣料。他对衣料和颜色大致是这样选择的：首先选了上海产的法蓝 绒，又选了青色粗呢毛料各做一身中山服。刚进城主要就是这件青色粗呢毛料中山服当 “礼服”，接见外宾和参加重要活动都是穿这件衣服。接着又选了蓝昧叽布做一套夹衣； 又选了普通的斜纹布、平纹布作夏装。记得平纹布是灰色的，总理喜欢浅灰色，也是做 成中山装。做内衣都是选择普通白市布，他不大喜欢穿棉毛衫，棉毛裤，都是用普通白 布做成衬衣衬裤。

以后再为总理做衣，就是由我带人选料了。按照他的习惯，无须再请他过目。比如 有了国产毛的确良后，我们曾用这种料为他做夏装。

我们还为总理做了两件大衣。一件是用灰色昧叽布做的夹大衣，春秋穿；一件是浅 青色海军呢大衣，冬天穿。

总理从不戴帽子，无须我们去挑选制作。

总理喜欢穿普通单色的线袜子，有了尼龙袜子后，据说毛泽东不喜欢尼龙袜，仍然 穿线袜子。总理接受了尼龙袜子，60年代开始穿尼龙袜。

总理喜欢穿黑布鞋和黑皮鞋。他外出活动多，走路快，要求鞋尽量合脚。我曾陪他 去东安市场买鞋，围观群众很多，事后公安部门很紧张，怕安全出问题。总理不以为然， 说：“那也得到群众中去嘛，进城了又不是进了禁闭室，那就危险了。”我插话：“人 太多，影响秩序也是实情。以后还是我们给你买回来。”

总理和我脚一般大，身材也差不多，鞋可以互相换着穿，汗衫和大衣有时他也穿我 的。那次在东安市场没买到合适的鞋，总理又到同春和鞋店去选了选，还是没合适的。 虽然是晚上，人仍然不少，认出了总理，围观造成混乱，怕影响营业秩序，总理就回来 了。后来还是定做了一双皮鞋。并且特别关照：“要用国产牛皮。”

总理佩戴的东西也都是国产货。小到手绢大到手表。刚进城时，实行供给制。我国 还不能生产手表，中办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从香港买来手表，每人一块，给总理的那块是 瑞士产的劳莱司自动表。总理欣赏一番那块表，发出一声感慨：“什么时候能让我戴上 自己生产的手表呢？”

上海首先使总理实现了愿望。记得总理听说上海生产出手表的消息后，无限欣喜， 扬手遥指东南：“告诉他们，我买一块。按市场价买。我给他们做广告！”

那时人们对广告的认识同现在远不能比，若是人们有现在的头脑和意识，总理给上 海表作广告的举动，不知将被有头脑者做多少文章，产生多大的影响，带来多大的市场 和效益呢。

上海手表厂为总理精选了又精选，送来一块上海表，要了120元。后来市场价就是 120元。周恩来以后参加各种活动，亮出手腕看表时，就为上海厂作了广告。随着上海 手表厂的发展，后来又换了带日历的上海表。

总理从贴身所穿背心汗衫到外衣、外裤、鞋袜、手表、睡衣、手绢、牙具等所有物 品，都是表现中国人脸孔的国货。他曾对我们说：“进口是必须的，国外许多东西比我 们先进么，拒绝学习利用是错误的。但我作为总理，代表着中国人的脸孔，中国人的骨 气。只要我们国家能生产的，我就要用国货。都不用国货怎么能发展民族工业？我们时 时都要想着为发展民族工业多作贡献。”

不过，总理也遇到了两大难题。

第一个难题是刮胡子刀。

总理的大胡子是很出名的，又多又硬还长得快，长征及初到陕北时，留下来一些蓄 有胡子的照片。总理曾抚着那一部美髯幽默地自嘲：“转来嘴角无觅处，忽闻毛里有声 音。”据说这是苏小妹挖苦苏东坡的话…

进城后，总理外事活动频繁。他注重仪容，胡子要天天刮。修面是北京饭店朱师傅 负责，但不可能天天麻烦朱师傅，所以平常还是总理用安全刀自己刮胡子。

其实，总理也不愿刮胡子那么勤，他不只一次皱着眉头，一手抓着刮胡子刀，一手 抚着刮疼了的下领，摇头叹气：“咳，太浪费时间，太浪费时间。”

在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中，总理可说是真正日理万机的唯一的一个人，你想想，活动 安排都是一分一秒地计算，连从中南海到人民大会堂这段路所需5分钟都要算出来，刮 个胡子也要占用5分钟，总理能不急吗？连呼浪费时间。

偏偏国产刀片质量太差，始终“疲软”，不能痛快解决总理的胡子问题。于是，矛 盾越来越突出：刮胡子修面直接关系着中国人的脸孔，用外国刀片修出的中国人脸孔， 即便外面不知道，总理内心总是不舒服的。所以他要用国产刀片；可国产刀片直到总理 病逝，始终没有争气，新刀片连一次都刮不完就变钝了。也许是多数中国人的胡子少？ 对于胡子少而软的多数人，国产刀片是可以连续用一段时间的，可是像总理这样的大胡 子，硬胡子，确实没有一次能痛快刮完。往往是还剩一些胡子没刮净，两面刀片已是都 钝了。总理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用热毛巾敷软胡子，再打些肥皂，再刮。

有时刮着困难，他蹙着眉头忍痛，还要咬着牙加快刮脸速度。工作等着呢，时间不 饶人啊！我们看在眼里，难受在心里；怎么就炼不出好钢，生产不出“过得硬”的刀片？

有一次到缅甸访问，去之前，当时的卫士长成元功对卫士高振普说：“这次出去， 咱们领10元外汇，给总理买几个刀片吧！”

总理每次出访，从来不领按规定应该领取的出国外汇，都替国家节约了，并且影响 带动我们所有随行人员，也都不领不用，多为国家节省一些外汇。从没像现在的出国人 员，大件小件往回买；出一次国，提高一次生活水平。

我记得很清楚，去缅甸那次，买回4包刀片，每包5片，共20片。带回国后，替总理 装好安全刀，总理匆匆刮脸时，很快有了感觉，脸上一喜：“噢，”他轻轻叫一声， “刀片质量提高了嘛！”

我们可真狼狈了，抓着头皮，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看着镜面上总理那喜形于色， 刮得轻松痛快的表情，真不忍心破坏他的情绪。

胡子刮完了。总理用毛巾擦擦脸，旋开刀架，嘴里喃喃着：“是上海的刀片吗？”

看到总理擦抹刀片上的肥皂沫，我忙回答：“是在缅甸买的外国刀片。”

总理脸色一下子变黯淡，看着刀片上的外国字母，微微皱了皱眉，再没说什么。

唉，那时多么希望我们能生产出自己的好刀片啊！

这20个刀片，维持了一段时间。用钝了，就送到北京饭店的朱师傅那里去磨一磨再 继续用。因为这种刀片磨过之后也比国产的新刀片好用。

总理确实时间太紧，刮胡子又是不能少的一项内容，所以对这20个刀片例外地没有 批评我们乱花钱或是坚持用国货。毕竟对工作有好处么。所以，当刀片确实无法再用的 时候，我们就托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帮忙，请他出国时帮总理买几个刀片，讲了总理刮胡 子的难处。

“怎么不早告诉我呢？”李强说，“放心吧，这事交我好了。”

李强用自己的钱给总理买了几十个刀片。总理刮胡子时，我们告诉了他这件事。

“上次没说你们，这次怎么又买了？”总理不高兴了，“而且不经过我同意就随便 让别人替我掏钱买！别人不了解我，你们不了解吗？”

“这种刀片国内还生产不出来么，”我们解释，“国产刀片刮不动你的胡子，还影 响工作。”

“刮不动，我可以去理发馆刮！”总理生气了，扔下外国刀片，到理发馆修面去了。 我们可以理解，他真正不舒服的原因，还是国产刀片质量上不去。

没办法，我们就去找大姐，请邓大姐替我们说情。

邓大姐利用在一起吃饭的时机，慢条斯理劝说：“他们也是好意，你那个胡子确实 是个大难题，既然能节约时间，有利工作，这次就用吧，以后不再这样搞就是了。”

总理没再说什么。他承认胡子确实是个大难题，勉强接受了“既成事实”。这几十 个刀片真解决了大问题，总理用了好长时间。

后来，国外又生产出电动刮胡子刀。总理又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忙得饭都 吃不上，更不用说刮胡子。他不接受也得接受电动刮胡子刀了，因为活动紧张时，常常 三天五天地处于公开场合，根本没机会刮胡子。这时候就只能利用在汽车里或上厕所的 短暂时间，用电动刮胡子刀匆匆地把脸上冒出的胡茬“打扫打扫”净。

总理遇到的第二个难题是怕热耐寒，这使他不想突出也常常在一群领袖人物中鲜明 地突出出来。

战争年代，总理穿过棉衣棉裤。所以，刚进城时，虽然知道总理不怕冷，仍然在秋 凉时节，由我作主替他缝制了一身丝棉袄。接着是入冬，毛泽东去莫斯科谈判不顺利， 毛泽东点名要周总理去谈。我就向总理建议：“总理，苏联比咱们黑龙江省还要冷，听 说吐痰动作慢了就会冻在嘴唇上。”

“那是胡吹，”总理笑着摇头，“我去过苏联，冷是比我们这里冷点，没那么严 重。”

“西伯利亚跟莫斯科还不同。整天讲西伯利亚寒流，那边来胜风，我们就能冷大半 个中国，普遍降温，可想不是吹牛。我们这次还要参观他们的工业城市，在西伯利亚少 不得要走走，那就到了寒流的老家了。”

“你讲这些是什么意思？”

“你需要一件皮大衣，和一顶皮帽子。”

“我不需要。”总理摇头。

“有备无患。”我劝说，“你不是去观光，也不是做客，是去做工作呢。万一冻病 了，躺倒了，就要影响党和国家的大事……”

总理被我说动了。沉吟一下，表示同意：“那好吧，听你的。”

于是，我们给总理做了一件皮大衣，一顶皮帽子。我以为这次是真做对了，莫斯科 比北京冷得多，我们是毛衣毛裤，棉衣棉裤，再加皮大衣，仍然冷得不敢在野外长时间 停留不动。特别是到西伯利亚，零下30多度还是好天气，夜里一刮风可真不得了，虽然 不至于吐痰冻在嘴唇上，唇上也确实不敢沾唾沫，沾湿了就马上有结冰的感觉。

我有点替总理担心。因为一带皮大衣，他就把毛衣毛裤，绒衣绒裤，棉衣棉裤统统 丢下不带了，上身除了外衣，只多一件夹背心；下身就是一层衬裤一层外裤。大衣是个 皮筒子，上下通气灌风，真怕总理冻出病。

这一层担心很快就消失了。那是难以想象难以置信的，总理即便在零下30度的严寒 中一站3小时，所有人脸上都会出现青灰的寒色或鸡皮疙瘩，总理却红光满面，从皮领 口和帽沿下流出腾腾热气。不动还好，稍有运动，比如说走着参观，工夫不大，他竟能 流出汗来！

“上当了，上当了。”总理开始小声发牢骚，“这家伙又沉又热，何秘书，我可是 上你们的当了。”

总理不时地用手提提穿在身上的沉甸甸的皮大衣。他是极讲仪表的人，什么衣服穿 上身，决不随便解开一个扣，再热也要保持整齐。

我很纳闷：“总理，我们毛衣毛裤，棉衣棉裤还要穿个皮大衣，你……”

“我怕热，你又不是不知道！”总理心里有气。

“转战陕北到进京，你也穿过棉衣……”

“那是盖棉被！”总理纠正，“那时走到哪儿，随便一倒就睡一觉，棉衣是当棉被。 现在我又不需要走到哪就倒在哪儿睡……”总理摇着头，朝我挥挥手：“上当了上当了， 你忙你的去吧。”

在莫斯科，总理基本不穿那件皮大衣，只是多穿一条布衬裤，上身加件我的绒衣。 就这一身，到处走走看看，没有事。

我不能不担心。哪伯是穿上那件海军呢大衣呢？偏偏带了皮大衣就没带海军呢大衣。 总理连呼上当，本来就不高兴，所以穿得再少也不敢多劝了。

然而，离开莫斯科，到了西伯利亚就不能不劝了。有时气温能降到零下三四十度， 再挨骂也得劝他穿上皮大衣。当时我可没料到这一劝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

那一路多次停车，参加地方党政领导人举行的宴会，参观工厂。户外活动时，总理 穿了皮大衣。在客人面前，他不能说热也不能嘀咕上当了，热着热着，忽然鼻子一湿， 忙把头转向一边，用手绢去堵。

糟了，总理流鼻血了！

从这次“血的教训”，我才明白总理确实怕热不怕冷。回到专列上，总理丢下皮大 衣，又开始说“上当了。”大家面面相觑，都默认这是事实。

此后，这件皮大衣就压了箱底，总理再没穿过一次，直到他逝世。邓大姐对我说： “这件大衣基本没穿过，还新着呢。总理逝世前有交待，那时是供给制，大衣应是公物， 还是把它缴还公家吧。”

于是，总理1950年1月20日访问莫斯科所穿的这件大衣，在25年后又新新地“完壁 归赵”还给了公家。

我们为总理做的那件丝棉袄，总理也从没穿过。我们也接“血的教训”，一次没请 他穿。每年冬天，总理下身就是一条衬裤、一条外裤，上身就是一件衬衣，一件呢子外 套，偶尔加件夹背心。天气最冷时，哪怕是去机场迎送外宾；所有主人客人都是一身棉 又裹一身皮毛，只有总理一身单，外面穿件呢子大衣就可以在寒风里一站两个小时，红 光满面，没有丝毫寒冷之状。这使许多人都惊讶不已。贺老总等几位首长想学学总理， 可是不行，在机场上一站就明白不是挺一挺能过去的。也只有总理是个例外。

总理不怕冷也不怕感冒。他极少感冒，偶尔有点感冒，嘴里含口酒就可以好。常听 议论：苏联人在寒冷中生活惯了，特别经冻。还有一种说法：白种人比有色人种耐寒； 白种人比黄种人耐寒，黄种人比黑种人耐寒。如果这种说法真有什么科学根据，那么周 恩来肯定是个例外。他比绝大多数白种人都耐寒。记得1965年11月，总理去罗马尼亚参 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那天风雪交加，雪是那种颗粒状的雪，不像那种轻盈飘落的雪 花，而是像沙暴一样横扫一切。这种天气的寒冷总是带着钻透力和齕咬力，总理在这样 恶劣的天气里，不穿大衣，不戴帽子，站在一群皮毛裹身的各兄弟党和国家领导人中， 默哀，送葬。

墓地很远，仪式又长，从早晨8点到下午1点，总理在风雪中整整站立、缓行了5个 小时。

不断有各国外宾惊讶地打量总理，关心地问几句：“怎么没穿大衣？“今天变天了， 你穿这么少……叫人取些衣服来吧？”

一位外宾甚至批评起我们这些随员：“哎呀，你们就是这么保护你们的总理？天这 么冷！”

我们不想多解释，多解释怕吓坏了他们；我们的周总理何止是没穿大衣？他连毛衣 毛裤都没穿一件！

总理不但对穿戴的选料有讲究，对如何穿戴及款式也是蛮有讲究的。

总理这一生，多数都是在礼仪环境中度过，极少有随便松弛，自由自在的时候。我 们私下聊天，都觉得总理这一生太累太苦了。

毛泽东在穿衣方面很与他的性格有关：宽松随意，无拘无束，漫不经心。他穿衣往 往由卫士帮忙，自己并不动手，也不会注目在他面前手忙脚乱的服务人员；他的目光落 在你身后很远的地方，可能正在看赫鲁晓夫干什么或美国人跟越南人打成了什么样？这 个时候，你给毛泽东穿什么衣服？纽扣是少了一颗还是扣错一个眼？胸襟上的菜汤是否 洗去了？他都不管。你怎么摆弄他怎么动，听话得很；衣服给他穿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扣子扣错一个眼，衣服左高右低，歪一天没人说他也不知道。

周恩来的穿衣也反映出他的性格：规矩严整，清洁平展；认真仔细，一丝不苟。他 不叫卫士帮忙，穿衣脱衣都要自己动手。就寝时，他每脱一件衣裤，都要叠放整齐，从 不乱扔，更不会胡乱一揉一堆；他从外衣裤到内衣裤，从下往上一件件叠放好，第二天 起来，又从上往下一件件取来穿上；按部就班，顺序明确。他不但衣服一上身就要系好 每一个扣子，神展每个衣角袖口领口，而且注意不能有一点点污渍。一旦发现，哪怕只 是米粒大的污渍，他也会马上用湿毛巾仔细地擦去。我不只一次被他那种爱好清洁，仔 细揩拭去溅到身上一点污渍的专注神态所打动。那神态常使我联想到爱惜羽毛的勤于梳 理功鸟儿。

毛泽东喜欢“乱”，屋里的书，床上、椅上、桌上、沙发上“随便”扔，越乱他越 好找，谁若不经他允许而破坏了他的“乱”，越归置得整齐有序越会挨他批，惹他发脾 气。他会由于这种人为的整齐有序而无法一下子找到自己要找的东西。

周恩来却是讲究条理顺序的人。一天到晚无论多忙，都忙得有条不紊，生活和工作 井井有序。办公桌上的文件按轻重缓急排放得清楚规律，闭上眼也不会拿错；纸墨笔砚 文具眼镜各自就位；举手就能拿对；就连衣服口袋也都分工明确，永远不乱揣东西。手 绢是固定装在右边的裤兜里，左边的裤兜装手纸；右面衣袋装眼镜盒，盒里还放两支圆 珠笔，左边衣袋里永远是装笔记本；上衣袋里只装别人递来的名片或汇报条，涉及机密 的材料就放入贴身的内衣袋中。这种条理性和规律性保证了总理的工作效率，从来不会 发生手忙脚乱找不到东西的情况。一有事，他说走就走，不像一般人，越急越丢三落四 地迈不开步。

由于长期生活在礼仪环境中，时时要面对照相机，摄影机镜：头，时时要面对外宾、 内宾和广大群众的注目，他养成了穿制服的嗜好。他多次对我们讲：“衣着整齐是一种 礼貌，表示对人家的尊重。

一旦养成嗜好，就不容易去分场合。所以，总理即便在家里，四周围没有外人，也 总是衣着整洁，连领扣也不放松，好象面前有个摄相机随时记录着他的一举一动，他理 应永远保持自己的形象，保持好中国人的脸孔。

前面讲了总理怕热不怕冷，那只是一个方面，是对冬天而言。

到了夏天，总理就变了，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惧暑热。

记得进城后，总理做的布料服，都是浅灰色的中山服，有斜纹布，也有平纹布。他 认为孙中山“发明”的这种中山服是最能表现中国人脸孔的，当时的干部制服都是中山 装。夏天无论多热，总理穿的也是布稍稍薄一些的平纹布中山装，而且太“正统”太 “制式”，中山装里还一定要穿衬衣，衣领整齐地露一圈白边。当天气热得人恨不能脱 光了再泡在凉水中时，总理也坚持“全副武装”，他甚至不肯赤脚穿拖鞋，一定要穿双 短袜子。

公开场合这样严整还有一定道理，回到家，没有外人，仍然保持这种“严整”性， 我们可有点受不住了。总理办公，哪怕热出一身汗，决不会脱下那身制服，连领扣都不 肯松开。他这样表率，我们就不得不跟着注意。在自己办公室还可以悄悄脱下制服，随 意地只穿件汗衫或圆领衫，赤脚踩双凉鞋。但电铃一响，就赶紧穿制服，全身严整地去 见总理。

记得有次热浪袭击北京，热得人要死要活，张开嘴喘气。总理开会回来，汗水湿了 全身。他匆匆去冲凉，从卫生间出来，已，经又是全身披挂，制服领扣都系严了。在办 公桌前坐下，还认真戴上工作袖套。

我们帮他开了电扇，电扇前还放盆凉水。但那风仍然是灼人的热风，总理刚坐下， 汗水已经又流出来。

“总理，”我终于忍耐不住，打断他的办公：“我想给您提条意见。”

“噢？”总理抬起头，由于汗水不断被电扇风吹干，脸上变得粘湿；他认真望住我： “说吧，有什么意见？”

“天气这么热，”我朝办公室外望一眼，在聒耳的蝉鸣声中，空气热得浮动波颤， “你不脱外衣，我们也就不好脱，太受罪了，影响办公啊。”

邓大姐很少有地也走进了总理办公室，支持我的意见：“是啊，这么热。你那是干 吗呀？又是背心又是衬衫，外边还要套制服，穿那么多！”

总理打量自己：“我觉得还可以……问题不大。”

“等觉出不可以就晚了。再说，大家都捂着……”

“你们可以脱，不要跟我比。”总理还不肯放弃“形象”。

“你不脱，我们怎么好脱呢？”我拿定主意要让总理解脱些，轻松些，“在家里又 没什么影响问题，完全没必要受那个热罪……”

这时，许多秘书和卫士也进来劝说，提意见。总理见众口一词，才勉强动手去解领 扣、衣扣。

从这天开始，总理在办公室才不再坚持穿制服，穿上了汗衫或香港衫，但他一次也 不穿圆领衫，更不肯赤脚穿凉鞋。

记得1954年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来华访问，天气热得厉害，艾德礼穿上了短袖衫， 总理却仍然保持他的礼貌，整整齐齐地穿：着制服，并且认真扣严了领扣和每一颗纽扣。

总理在公开场合一直严整地穿制服，偶尔在游览时穿过西服；他有一身西服，基本 没怎么穿，好象只在日内瓦会议和出访非洲时穿过那么几次。

总理自己礼貌严整，对周围人也这样要求。有次，某国大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总 理去参加了。虽然时值盛夏，总理依然制服加身，严格齐整。他向使馆内走去时，目光 在跟随的政府官员中一扫。政府官员受总理影响，也都注意外事活动中的形象，个个衣 冠楚楚。唯有黄炎培老先生不大在意，穿着一条西装短裤就来了。

总理招招手，叫来礼宾司一位同志，小声吩咐：“你去提醒黄老，怎么穿短裤来了？ 主人会误以为对他们不尊重。你请他赶紧换条长裤再来。”

但是，这种礼貌要求也有不得不放一边的时候。

总理出访越南，胡志明主席到他下榻处来看望。面对闪光灯和照相机镜头时，胡志 明脚踏“陆海空”胶鞋，身穿制服，保持了他平日的形象。记者拍照一结束，胡志明马 上脱衣换绸衫，一边催促：“都快把制服脱掉，我先脱。”他特意关照老朋友周恩来： “我知道你礼貌多，可也得分在哪儿。到这儿就是到家了，没那么多礼。”

胡志明历来没那么多“礼”，在他的总统府里也是这样，新闻记者一拍照完，他就 忙脱衣服，宽松一下自己。周恩来出访的原则是“客随主便”，到这里也就只能随胡志 明紧着脱制服了。

回国后，这个故事从我们3组传到1组(负责毛泽东的卫士组叫1组，刘少奇的为2组， 周恩来的为3组)，又传到毛泽东耳朵里。毛泽东听后一笑：“恩来也能被脱了制服。”

毛泽东进城27年，在我的记忆里只去过西花厅一次，小坐片刻就走了。他习惯召人 来，没有或极少有串门的时候。他见到的周恩来自然都是“制服形象”，不能想象他还 会在外事活动中被动员脱下衣服。

也巧了，周恩来访问过越南，胡志明又来访问北京，也赶上个大热天。毛泽东一候 拍照告一段落就脱衣服，一边脱一边催促胡志明：“脱脱，到我这里来就是到家了，放 开些，随便。”

那天也确实闷热，毛泽东脱得剩下个背心时，仍在催促胡志明：“脱脱，脱光了谈 话舒服。”

胡志明脱下制服就想停，见毛泽东脱得剩个背心，只好继续脱。等他只剩件背心时， 毛泽东已经光了膀子，笑着催促：“都脱了。到家了，随便。”

胡志明怔了一下，手抚长须呵呵笑了。他笑起来很像孩子。把手中的折叠扇用力合 上，客随主便，一下子脱光了膀子，两位领袖人物就这么光着膀子高谈阔论天下大事。

这件事传到总理耳中，我们开玩笑说：“幸亏总理没去，总理要是去了可该怎么 办？”

总理只是笑，未了说一句：“也许就谁都不用脱了。”

总理穿衣还有个大讲究，是只有我们这些身边人才知道的，外界难以知晓。就是讲 究保密，有时甚至是“严格保密”。

从莫斯科到阿尔及尔，从日内瓦到雅加达，许多国家的服务员都知道周恩来总理有 个皮箱子，警卫人员看守很严，里边不知藏有多少重大机密或钱财。特别是到第三世界 国家，一旦决定给他们援助，有的服务员就指指那箱子，悄悄问我们的同志：“你们援 助我们的钱都锁在那个箱子里面吧？”

每逢这时，我们只能笑着摇摇头，但马上又感慨万千地点点头，心里别有一番酸涩 的滋味。实在说，给他们的每一项援助，都与这个皮箱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这其实是总理的行李箱，里边装有他的生活用品。

有一条总理在家使用的棉被。这是出于卫生和安全上的考虑，也是因为总理用惯了 自己的被子，所以出国不使用宾馆的高级被褥。总理这条被子的被面是绿色平纹布，被 里是粗糙的白市布，中间一个薄薄的棉花套。还有个养麦皮枕头，进城后始终是这个枕 头，很旧了。

有件睡衣，进城时就穿着，早磨光了绒毛。由于总理睡前有办公习惯，背部着床多， 所以那里首先磨薄磨破。先破小洞，我们就动手补，渐渐磨成大洞，补不胜补，就将整 个后背换掉，破了再补，补丁摞补丁，一直穿到去世也舍不得买新的。

有三双袜子，没一双不带补丁，特别是脚掌部分，几乎每星期都要由我们拿去补一 次两次。卫士成习惯了，总理一上床，就检查他的袜子，发现新洞，马上拿走去补。第 二天早晨再提着袜子进来交给总理穿。这种情况直到有了尼龙袜子后才稍好些。尼龙袜 子结实，不那么容易破。

总理的毛巾更不好见人。擦脸巾磨得没了绒毛，渐渐像了纱布，渐渐磨出洞，洞越 来越大时，总理就将毛巾从中间剪开，将两边换到中间对缝起来继续用。因为毛巾都是 中间使用多，先磨破，而两边很少磨损。

总理的擦脚巾更不好说，是用废纱布缝起来当脚巾，几十年就是这样用纱布。

总理用的牙杯上，印有“保家卫国”，这个牙杯用到去世。无须多说，“保家卫国” 4个字，就说明了这个杯子的年头和质量。

总理使用的是猪鬃牙刷，白玉牙膏，力士牌香皂。那时的力士牌香皂没有香味，碱 性大，我曾帮他买过一块檀香皂，结果挨了顿批：“你是不是还想买些香水头油回来？”

从此，再没人干这种“讨人厌”、“讨人嫌”的傻事。

总理的内衣内裤，件件补丁摞补丁。因为怕国外有传染病，我们要保证总理的安全， 所以他的内衣内裤不能拿到街上去洗。何况总理的内衣裤补丁那么多，拿出去影响未必 好。万一是用搅洗机，这样的衣服肯定会被搅破。在家我们可以帮总理洗衣，在国宾馆 显然没办法，没法拿出去晾晒，万一被照张相，还不知会引出什么故事来？所以，出国 就只能交大使馆，请馆里的女同志帮忙洗。每逢这时，都是大使夫人亲自动手为总理洗， 许多大使夫人都是边洗边哭。记得总理在马里访问时，大使赖亚力的夫人看到总理穿的 衣服，有的补丁摞补丁，有的布都糟了，稍一用力就破个洞；所有这些衬衣，只有领口 袖口是换了新，露在外面一圈不会被人发现里面的内衣破旧成什么样。她一边洗一边流 眼泪，轻轻喃出几声“总理……”就是说不出一句完整话。

作为我们一个六七亿人口的泱泱大国的总理，穿这样破旧的衣服，叫外国服务员看 到了会怎么议论？他们不了解我们的国情，和我们的价值观、道德观也不同，难免不理 解，所以还是向他们严格保密为好。所以，每天早晨总理一起床，首先由我们的卫士进 去，该收的收，该藏的藏，行李箱锁严实了，才放服务员进。到了晚上，总理再休息时， 才开锁取出卧具、牙具和衣物。

服务员见不到开箱子，自然以为里面都是贵重之物。但是，以总理为代表，中国人 民正是这样节俭奋斗，才尽自己所能省出了钱物支援那些第三世界的国家和人民。

当然，对于那个年代的许多援助应当怎样评论？要有具体的分析，不能一概肯定， 也不应一概否定。但其基本说法没错：援助是相互的。

总理的节俭不只表现在“补丁”上，主要还是脑子里时时想着。

他的毛巾磨破了中间部分，就剪开来将两边缝到中间用。毛泽东也是这样。总理还 有个特点。我们用破两三条毛巾，他的毛巾才磨破。我们都发现了其中的秘密，就是总 理从来不两手抓了毛巾用力拧干，只是用两手合力挤出毛巾里的水。这样毛巾虽然不会 挤干，擦着不如拧干的毛巾舒服，但挤毛巾不会挤断纤维，而拧毛巾会拧断纤维，这是 总理讲给我们的道理，所以他的毛巾使用时间长。

他每次刷过牙，总要多甩一阵牙刷。我们纳闷，先后有几位同志问：“总理，你刷 牙怎么没完没了甩牙刷牙杯呀？”总理笑着问：“你看牙刷上的猪鬃怎么扎在牙刷把上 的？”

“当然是用线扎上去的。”

“水不甩尽就会把线沤断的。”总理笑着解释，“而且，这么甩一甩也是运动，一 举两得，何乐不为？”

总理对于他的制服，很讲究，不允许有补丁。这么大个国家的总理，穿着补丁衣服 会客显然不好。所以，他对衣服穿用都很仔细，减少磨损。比如办公，一定要戴袖套， 他每天批阅公文常在10个小时以上，袖底很容易磨破。即便戴着袖套，每件衣服最先磨 破的仍然是袖底部位。既不能丢弃旧衣，又不能带补丁，这时总理就把衣服交我拿到王 府井去织补。富有经验的老师傅们采用织补的办法，衣服补好了，还不会叫人一眼看出 补丁。

对于内衣内裤，总理不大讲究补丁的形状用料，但是，袖口领口是一定要搞好的。 有的确良布后，我曾建议把总理磨破衣领或磨得已经毛边了的衣领，都换成的确良衣领， 总理对这个建议很满意，表扬我：“既节约，又能较好地保证我们中国人的脸孔。”

对自己人，总理不在乎“脸孔”。每次出国，大使馆都是提个漂亮的小皮箱，把总 理的换洗衣服装走。洗净晒干后，再用漂亮的小皮箱装回来。

1963年底到1964年初，总理计划出访欧、亚、非的19个国家，后因乌干达政局动荡， 减为访问14国。当年这是一次很有国际影响的出访。

记得到了埃及，大使馆来人，也是用漂亮的皮箱把总理的换洗衣服装走了。送还衣 服时，陈家康大使的夫人徐克立亲自来到宾馆，一见当时的卫士长成元功，就开始发火： “你们简直不象话！”原来，她也是亲自为总理洗了衣服。她不是边洗边哭，而是边洗 边难过，边上火，现在抖开总理的旧衣服朝着成元功发作了：：你看看，你们都看看2 这种旧衣服，连我们使馆的工作人员也没有谁再穿，你们就叫总理穿这样的衣服？太不 象话了！”

成元功苦笑说：“我们不想给他做新衣服吗？可你能说服了他吗？”

“那不行，后面还要走好多国家呢，我们六七亿人口的大国，总理穿这样的衣服怎 么行呢？”徐克立从包里取出三件外国衬衫，说：“我和老陈用自己的钱买了3件衬衫， 我们知道总理的习惯，这不是花公家，算我们送他的还不行吗？”

徐克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她知道总理从不肯让公家花钱，不要出国补助，她可 不知道总理对衣装的第一要求应是能表现出中国人的脸孔，怎么可能接受外国衬衫呢？ 但我们跟她讲不明白，

最简单的办法还是叫她自己去碰碰壁：“那最好你自己去跟总理说吧？”

她去了。她碰了壁。

“我们是拿自己的钱给您买的！”徐克立强调她和丈夫是公私分明的。

“你们的钱又是哪里来的？还不是国家的外汇吗？我要是做衣服，在北京就做了， 何必花外汇在国外买？”总理始终强调一条：帝国主义对我们搞封锁，外汇尤其珍贵， 要花在刀刃上，一分不能浪费。他只收下自己的旧衣服：“再说，我也有衬衣，破一点 儿，还能穿么。”

总理到底没有接受这3件衬衣。

总理“爱惜羽毛”是否过分了？注意清廉节俭是否过头了？是否过犹不及，不值得 宣扬了？我们这些“身边人”从不这样看。有次我们给他买来新衬衣，想造个“既成事 实”，被他狠批一顿，命令退货。事后，他有段话给我们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这样做是不是有点过分？”他像是问我们，又像问自己，带着沉思的表情停顿 片刻才又说：“我看不过分。前提是我们国家还一穷二白。这里有两种考虑。六七亿人 口的中国，不就是我一个总理吗？再穷也不缺我几身新衣服，何况对外还有个影响问题。 这话不是没道理。但我们不能少了另一个考虑：身为六七亿人口大国的总理，我怎样做 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这表明我提倡什么？六七亿人口是应该提倡节俭，还是现在就不顾 国情去追求享受？我更多考虑的是后者。”

总理的第4个讲究，就是讲究作衣置装的时机和理由，或叫目的。

就我所知，总理进城后，大约做过5次衣服。

进城不久，他搞过一次“大规模基本建设”，就是前面讲过的，做了大衣、夹衣、 夏装，都是青色、蓝色或浅灰色的中山装，要表现出中国人的“脸孔”。

1954年6月，周恩来第一次访问印度，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了中 印两国政府在4月29日的协定中首次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互相尊重领土主权； (二)互不侵犯；(三)互不干涉内政；(四)平等互利；(五)和平共处。

这5项原则现在已为世界最大多数的国家和政府所承认和拥护。这5项原则是由毛泽 东最先提出基本精神和内容，由周恩来具体化成5项原则。据当年的外国记者报道，尼 赫鲁对签署这5项原则曾有过犹豫。是年轻的甘地夫人被周恩来那亚洲最伟大政治家的 翩翩风度所吸引，深深地受到感动，并为之“着迷”。她运用自己的全部影响和力量， “终于说服尼赫鲁接受了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当年国外报纸登过的 报道，我虽然记不全具体文字，但大意是记得清楚并无法忘记的。

就是这次访印归来，我们接受了教训。印度热得受不了，总理穿的衣服都是布做的， 太厚，热得流鼻血，影响活动。访印后又访缅甸和越南，今后访问东南亚、印度及印度 支那的活动不会少，所以周恩来同意我们为他做了两件绸衫。由此进一步考虑下乡时也 会有个穿制服不便参加劳动的问题，我们陪总理逛了趟天桥，为总理买回两件衬衣，浅 蓝色，便于下乡穿，便于参加生产劳动。

这算第2次买衣服吧。

第3次是去柬埔寨访问前夕，因为柬埔寨国王去世，处于国丧期，总理下令，代表 团全体人员每人做一件白色西服，带有吊唁哀悼之意，总理自然也不例外。这次作衣的 目的性很强，并非一般添置衣装。为此，西哈努克亲王很受感动，与周总理建立了深厚 的私人情谊。

第4次作衣置装是在1963年，周恩来访问欧、亚、非的14国前夕。这是总理第一次 访问非洲，意义重大。

行前，我们工作人员讨论这次活动的准备情况。有人说：非洲那地方没人敢去，温 度特别高，蚊蝇又多又厉害，咬得人受：了。大家都没去过，就有些紧张，把邓大姐姐 请来，商量办法。

我说，要接受10年前访问印度的教训，听说非洲比印度还要热，应该预作准备。总 理50年代做的衣服都已破旧，一旦热得穿不住制服，衬衣没有一件适合公开场合“亮 相”，所以必须做几套适合热带穿的衣服。

大家都是这个意见，邓大姐也同意，并征得总理认可，我们为总理的衣装进行了自 50年代初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更新”。所谓“大规模”是比较第2次、第3次那种有目 的有限地添置一两件衣服而言。这次趁14国之行，为总理做了几件一百支纱的府绸白衬 衣，做了毛的确良中山装，那是浅灰色有暗格暗道的当时国内比较好的料子。总理脚上 那双黑皮鞋已经换过几次掌，趁这次去非洲，我们为他做了一双皮凉鞋，配浅色衣服， 凉鞋选了棕色牛皮。这次“大规模更新”也许不如现在青年人的随便一次换季，但对于 我们的总理，却是50年代到60年代的十余年间，唯一一次认真的添换新衣。

60年代到70年代，总理10年未添新衣。进城时做的那件法蓝绒中山装，虽有工作袖 套保护，也多次破损，经我手多次送到“红都”服装店请王师傅织补。到70年代，已经 有外宾看出了总理那身“礼服”是织补过的，并传说出去。

于是，我有了理由，在基辛格访华前夕，郑重给总理提意见：“你那套衣服会见外 宾实在不行了，再做一套吧，仿原来那套法蓝绒的，不改变样式，还是过去形成的一贯 衣着形象……”

总理终于同意了。在基辛格访华前夕，做了一身新的法蓝绒中山服。这身衣服中国 人都很熟悉，就是总理坐在沙发里照的那张半侧像，被群众广为张挂，并被《周恩来传 略》一书选为封面；就是这张照片上总理所穿的那身衣服。

这件法蓝绒中山装，总理一直穿到1975年3月。根据总理一贯的意愿，他去世后， 我们选择了这件衣服为他着装，这在后文有所交待。

食
周恩来爱吃什么？平日吃什么？吃东西忌什么？这恐怕是许多人都想知道的内容。

有人说，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出生在江苏淮安，自然是喜爱吃江浙风味。他的厨 师桂怀云就是江苏人，说明他喜欢江浙风味的饭菜。

这话不准确。周恩来的一生，去过地方太多了，其中生活战斗过较长时间的地方， 不但有东北、天津、江西、安徽、湖南、陕北、重庆、南京、北京等饮食风格迥异的中 国各地，而且有日本、法国、德国、苏联等世界各国。总理是个很讲究“入乡随俗”的 人，不爱吃的东西吃几次也就适应，慢慢变得爱吃。他爱吃的东西还会少吗？

比如狗肉，这曾是总理最讨厌的一种食物。

从我一到周恩来身边，就知道他讨厌狗肉。因为那时的革命队伍中，江西出来的老 红军很多。江西人是湖南人的老表，亲戚，所以这两地的人都爱吃狗肉。不但吃起来香， 聊起来也香。周恩来一听聊狗肉，就厌恶地皱眉头：“那东西我连味都闻不得，想不出 你们怎么会馋狗肉？”

遇上江西、湖南的同志吃狗肉，周恩来一定避开，嘴里念念有词：“我才明白五台 山的人为什么都讨厌鲁智深；他本来不错，就是喜欢吃狗肉……”

当时我跟随周恩来在重庆，重庆周公馆的“馆长”就是龙飞虎。这个人的名字很反 映他的性格，他就是个生龙活虎的人。从西安事变时跟随周恩来，已经很熟很有感情。

龙飞虎特别爱吃狗肉，他不理解天下怎么还会有人不爱吃狗肉？周恩来不吃狗肉是 多大的误会和不幸啊！

“太可惜了，周副主席一定是受骗了，误会了。”龙飞虎对我们工作人员嘀咕， “怎么还会不吃狗肉呢？这么冷天，狗肉多暖身子啊。”

当时正是冬季，重庆潮湿阴冷。这种潮冷有时比北方的低温更容易僵化人的肢体。 龙飞虎想个主意，做了闻不出狗肉味的狗肉，并给我们讲一段假回民不吃猪肉的故事。 说一位同志虽不是回民，却从来不吃猪肉。有次请他吃猪肉馅饺子，骗他说是羊肉的。 因为放的调味品浓，加上长期吃不到肉，太缺油水，所以这位同志一个劲说饺子馅很香。 吃完了，才告诉他是猪肉馅。从此这位同志就吃猪肉了。

龙飞虎用同样的办法，做了狗肉请周恩来吃。他也不多语，反正是红烧肉，不说红 烧什么肉。周恩来不知道，也就大口小口地吃了。

饭后，龙飞虎笑眯眯问周恩来：“周副主席，身上暖和了吧？”

“吃过饭当然身子暖了。”周恩来很舒适地回答。

“还是狗肉暖身子。”龙飞虎先含蓄一句。

“什么？”周恩来睁大眼，接着打了一个呃。

“周副主席，今天请你吃的是狗肉。”

“啊？”周恩来勃然变色，将手按在了脖根，像有些恶心，可也吐不出去了。他发 起脾气，厉声责问龙飞虎：“你怎么强迫人哪？你就这么个搞法子啊？胡闹台！”

龙飞虎并不害怕，低着头听骂，也不多解释。周恩来心地善良，发多大脾气不会伤 害人，所以听他骂不会产生思想压力。

周恩来顾不上多骂，忙拿了香茶水漱口，又连喝几口，压压胃里的翻腾。末了还捏 几叶茶片含嘴里。龙飞虎已经溜跑了，我们都忍不住笑，周恩来也只剩了苦笑，对我们 叹口气；“唉，龙飞虎这个人哪，侵犯人权，骗我吃狗肉。”

后来，周恩来多次说这个话。那时虽然不像现在某些国家的。大讲“人权”，讲滥 了，讲假了，但那时国民党搞恐怖统治，侵犯人权的话常可以听到。周恩来就常说起 “龙飞虎骗我吃狗肉。”其中当然不乏亲昵。毕竟龙飞虎是出于关心爱护周恩来。

过了一段时间，周恩来接受狗肉了，并且渐渐吃出好味来。建国后，金日成首相常 来中国访问。朝鲜人更爱吃狗肉，周恩来多次请金日成到家作客，吃淮阳菜，也吃狗肉 火锅。

吃狗肉火锅时，周恩来和金日成吃得开胃开心。金日成说：“没想到周总理也这么 爱吃狗肉。”周恩来说：“这要感谢我过去的一位秘书龙飞虎，他骗我吃狗肉，我当时 还骂了他，可毕竟是从那一次开始，我渐渐能吃狗肉，爱吃狗肉了。可见接受一种新事 物不容易哟……”

此后，周恩来多次为吃狗肉的事表扬龙飞虎，说帮助他接受了一样新事物。

1959年，周恩来陪金日成到广州参观，广东省的同志宴请金

日成。周恩来事前向金日成打招呼：“今天广东省委的同志请你吃蛇肉。这是广州 的名菜，你怕不伯呀？”

金日成笑笑说：“总理不怕，我有什么好怕的？这也是接受新事物么。”

骗周恩来学会吃狗肉的龙飞虎，后来作了福州军区的副司令员。有一次，他想总理 想得厉害，就托人给总理送来一筐桔子，很新鲜，说请老首长尝个鲜。

总理见到桔子，说：“我不需要。”

大家劝：“已经送来了，还能再送回去呀？”

总理说：“你们问问这一筐多少钱？”

赵秘书打电话问过之后，报告总理：“一筐25元。”

总理吩咐：“你给他寄50元去。”

赵秘书说：“是25元。你多寄他会退回来的。”

总理说：“就寄50元2多余的钱叫他处理，不这样做就制止不了他。我多付钱，他 以后就不再送来了。”

果然，龙飞虎以高出一倍的价钱“卖”给总理一筐桔子，以后就再也不敢给老首长 送东西了。他说：“送东西就等于敲总理竹杠，谁还敢送啊？”

不过，有些食品是无法像龙飞虎骗总理吃狗肉那样行骗的。比如总理太累太热了容 易流鼻血，但有时鼻血流得也叫人莫名其妙，好象无缘无故就发生了。

邓大姐特别相信中医，坚信中医比西医更能“正本清源”。她请一位老中医给周恩 来检查，老中医详细地望、闻、问、切之后，不慌不忙说出一番道理。中医学里那些玄 奥的词句我听不懂也记不住，但那基本意思我是明白记住了。

老中医说周总理“火大”，不能吃长翅膀的东西。比如鸡，鸡的正常体温就比人高 出2到3度。周恩来火大，怕热，吃了带翅膀的飞禽就容易上火流鼻血。他最后的结论是： 周总理忌食飞禽，特别忌食鸡和鸡汤。

邓大姐很相信中医的“正本清源”，便严格规定炊事员不要给总理吃鸡和鸡汤。这 件事要换成毛泽东，大概马上会顶牛唱反调，越不叫吃他就非吃不可。但周恩来不会专 门唱反调。又非原则问题，他取“无所谓”的态度。

我当卫士长后，与卫士高振普商量。我们不信总理吃不得鸡，但又不能当面跟邓大 姐唱反调，就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在家从不给总理吃鸡，总理也从不提出要吃鸡； 外出开会给总理安排点鸡丁鸡块吃，总理也从不说他不要吃鸡。我和小高终于得出结论： 总理吃带翅膀的飞禽，并非一定要上火流鼻血。

但我们从不明说。还要尊重邓大姐对中医的相信，在邓大姐面前，总是态度一致地 向客人解释：“总理不能吃鸡，吃鸡他容易上火流鼻血。”

先讲了这样两个小故事，人们对总理爱吃什么，平时吃什么，忌食什么就可以有大 概的了解，也就好理解我下面所做的具体介绍。

总理爱吃的东西很多，可以点出一大串；不爱吃的东西极少，几乎具体说不出什么 东西，只能比较而言。比如有人说：“总理爱喝豆浆，不大爱喝牛奶”就是比较而言。 其实总理既喝牛奶也喝酸奶，只是比起豆浆来，更喜欢喝豆浆罢了。

经过这种比较，这里所说总理爱吃的，都是他点出名来索要过的饭菜。

总理爱吃冰糖肘子和红烧鲫鱼，常主动向我们索求：“弄个冰糖肘子吧？”或者： “搞点红烧鲫鱼行不行？”

抗美援朝时，美国人对我们的运输线狂轰滥炸，为对付美国人的轰炸，总理连续工 作几十小时，只是靠茶水面包来支撑。

那天上午，聂荣臻、吕正操等同志走后，我忙去劝总理：“该吃点东西了，总理。 您已经两天没正经吃饭了。”

“嗯，是感到虚了。”总理疲惫地搓搓脸，手掌从脸上搓下来时，两眼在手掌的上 方睁开望住我：“能弄个冰糖肘子吧？”

我说：“你两天没睡了，还是搞点开胃的菜吧？”

总理开始拿桌上的电文，准备批阅，一边摇摇头说：“你不了解。我吃甜的也开胃。 我身体还好，活动量越大越需要补充热量，冰糖肘子可以满足我的需要。”

于是，我忙去吩咐桂师傅做冰糖肘子，并且懂了，总理每天消耗热量多，吃冰糖肘 子可以补充。

总理的客厅兼着餐厅，工作忙时，也常在办公室吃饭。那天我们把总理请到了餐厅 用餐，因为多少天了，他没吃一顿正经饭，总是在会前会后或汽车上，随便凑合着吃几 片面包就算一顿饭。

看总理吃冰糖肘子真是一种享受，他吃得越香，我们心里越甜。总理无论多累多困， 食欲总是不错，因为他需要能量。他不像毛泽东工作忙起来就把吃饭当成负担；他不吃 则已，只要吃到好东西，必要津津有味地品咂享受，真是吃得有声有色，叫人看了打心 眼里跟着香。

可是，主席那边来电话了，找总理。总理对我们有严格要求，只要是主席找，哪怕 他刚吃了药入睡，也必须马上叫醒报告。所以，他放下没吃完的冰糖肘子就匆匆往出赶。

一般情况，只要主席把总理找去，那就没钟点了。也许谈事情讨论问题很久，也许 有什么重大事情总理马上去办理，不会很快回来。所以餐桌上的饭菜就得收拾了。

总理的习惯，上顿剩了饭菜，下顿一定要热来继续吃，决不许倒掉。天气热时，怕 食物放坏，我们工作人员就会吃掉。遇上好吃的东西，我们也会“帮忙”吃掉。总理下 顿吃饭，必要问及上顿剩下的饭菜。如果听说被我们吃掉了，他便点点头：“只要没浪 费就好。”

“吃到肚里不浪费”是他的原则，吃进谁的肚子他从不计较。然而，对于冰糖肘子 和红烧卿鱼就不同了。

总理刚出门，又一溜快步地赶回来，对我说：“哎，忘了告你，冰糖肘子留给我 啊。”他说到这里，稍稍一顿，忽然像孩子一样不好意思地笑了：“没吃够，我还想 吃。”

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忽悠一热。平时我更多的感觉是总理可敬，只有这种时候，那 一贯可敬的感觉才会被另一种更强烈的可爱之感所替代。我笑着说：“放心吧，总理， 我会看好。”

总理匆匆地走了。我向所有能接触到冰糖肘子，有可能吃掉冰糖肘子的工作人员打 招呼：“都老实点啊，冰糖肘子是留给总理，的，谁也不许犯馋！”

那以后，我和炊事员桂师傅为总理安排食谱时，隔几天一礼拜的，总要安排一顿冰 糖肘子或红烧鲫鱼给总理吃。

总理还爱吃红烧狮子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17年的时间，逢年过节，总理和 邓大姐必要请我们工作人员一道吃顿“团圆饭”。这时，桂师傅就成了贵客，总理和邓 大姐总要亲自下厨，做几样拿手菜。桂师傅笑呵呵地在一旁指点油盐酱醋糖的摆放位置， 帮手忙脚乱的总理打打下手，气氛欢乐祥和。

抗美援朝停战后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总理抽闲下厨的情况时有发生。他说 “这是一种休息”，又说“做饭是一门艺术”，“搞艺术是一种享受”。

总理亲自下厨做菜，必要请我们作客。过节请大家，平时抽闲下厨，也要请在场的 人一道品尝他的手艺。在我的印象里，总理下厨，红烧狮子头是必做的一道菜。每次做 好了，会亲自端盘子送到我们面前。他走路总是一溜快步，配上腰间系的围裙，真有些 像小饭馆里的勤快热情的服务员，有时还要欢快地招呼一嗓子：“哎，红烧狮子头，这 是我最拿手的菜。”

总理很少强调“最”字，但是对红烧狮子头用上了“最”字。“最拿手的菜”、 “保留节目”、“看家的手艺”和“家乡菜”，都是用于红烧狮子头。据说狮子头属淮 阳菜系。

周恩来在春天的时候喜欢吃红烧肉。周恩来的红烧肉与毛泽东的红烧肉有不同。毛 泽东的红烧肉就是肉，顶多是加些辣子，极少放菜的时候。周恩来的红烧肉喜欢和萝卜 一起红烧。北京的“心里美”和变萝卜可以和肉一道红烧，但总理更爱吃的还是水萝卜， 又嫩，味道又鲜。那时没有“大棚菜”，不像现在不论季节地能吃到四季新鲜菜，那时 吃菜季节性很鲜明。水萝卜是春天的重要鲜菜。所以，每到春天，总理就不忘提醒吃顿 红烧肉。

有次开会回来，总理沿路看到成堆的新鲜水萝卜摆在菜市场，心情很好，一到家就 对值班卫士姜贵春吩咐道：“小姜，你和桂师傅说一声，给我烧点红烧肉吃。”

桂师傅一听就明白，他自然是把小水萝卜同肉一起红烧了。

总理还喜欢吃烧豆腐；抽闲下厨，烧豆腐也是他的一个拿手菜。不过，我们都把他 的烧豆腐叫熬豆腐。并且懂得有句老话在民间很流行，叫做“钱油熬豆腐”。

起因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总理有天抽闲下厨，自己动手做饭招待几位加班的同志。 每逢总理下厨，在“家”的工作人员都喜欢跟到厨房围观学习总理的手艺。(工作人员 把西花厅称作家)

总理抓着油瓶往锅里倒油。他一点一点，小心翼翼地倾斜油瓶，油还没滴出来时就 几次抬高瓶口，好不容易才滴出几滴油进锅。他看看锅底，又看看油瓶，再小心翼翼地 滴出两滴油，就收起了油瓶子。

他掀起眼皮望望围观的“群众”，笑着耸一下肩，自我解释说：“放那么多油干吗， 现在这么困难。油放少点，钱油熬豆腐嘛，这是老话了，民间都懂。”

豆腐做好了，烧豆腐成了熬豆腐，不过味道更嫩更鲜。那以后，我们都学会了“钱 油熬豆腐”。

总理的工作餐喜欢吃大烩菜，特别是天冷时，白菜、豆腐、粉条，用肉汤一炖，别 提吃得多香。每当他召集副总理们开会研究问题，或是找一些部长来谈事，吃饭时，最 经常最多的就是吃大烩菜。一大盆子烩菜，每人都要盛三四次，个个吃得红光满面，热 气腾腾。至今一些在世的老部长，你问他总理家的菜什么最好吃？个个都会回答：“大 烩菜，再没有比那更好吃的了。”

总理经常点名索求的还有小米粥、玉米面窝头和高粱米饭。每星期—必要吃两顿粗 粮，忘了做就会点名要。每年还要请那些在延安生活过的工作人员到家里来喝一次菜粥， 小米粥里放点菜叶放点盐，每人都能喝好几碗，喝得心里潮起浪涌，喝得两眼湿漉漉， 喝得多少往事又现眼前，喝得人人脸上泛起红晕。

有一次，周恩来津津有味地吃着高粱米饭，对我说：“南方人柔秀，北方人苍劲。 我的身子骨和好胃口，都是靠了东北的高粱米饭打下个硬实底子。东北是我人生的一个 转折点，我永远感谢东北的高粱米饭、大风和黄土……”

还有一次，他要高梁米饭吃时，说：“我在东北上中学，就是吃高粱米饭。到现在 还是馋这一口。”

从1958年开始，总理和邓大姐规定：他们的主食至少要吃三分之一的粗粮。到困难 时期，总理和邓大姐又规定了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标准。而粮食又是将粗粮比例 提到一半以上。国家完全渡过困难，到了1964年夏收之后，细粮的比例才提高，但也是 只吃糙米，不吃小站稻等精米。

总理由于忙，是真正的日理万机，吃饭谈不上规律，也论不得习惯。不过，能够在 家吃三顿饭时，还是可以说出点“规律”或“习惯”的。

总理的早餐应该叫“早点”，就是“点到为止”。不像现代科学研究所提出的“早 饭要吃好吃饱。”

总理的早餐多数是在中午前后吃。先喝碗稀的，一般是小米粥或豆浆。偶尔也喝过 一碗奶或一杯酸奶。这种喝奶的时候很少，除非是我们为了给他补足热量而规定了食谱， 只上牛奶不上小米粥或豆浆，他也就喝了牛奶。

如果喝小米粥，他会就点咸菜吃。他喜欢的咸菜就是大头菜，切成丝，嚼起来咯吱 有声。

喝过稀的，还会剥一颗煮鸡蛋，沾点盐吃。经常是边吃边进了办公室。工作太忙就 不进饭厅，把早点拿到办公室，他一边批阅文件一边“点到为止”。

这个“点”，应该是点心。总理有时以鸡蛋当点心，有时也吃片面包片或蛋糕之类 点心，吃得很少，他说：“点心点心，就是一点儿么。”

午饭在晚上七八点钟吃，晚饭在夜里12点前后吃。如果不是忙得进不了餐厅，那种 正式用餐是两菜一场。如果同邓大姐一道用餐，或临时有客人一起用餐，就是四菜一场。

这种正式用餐，食谱是由我同保健医生及炊事员根据营养保健，所需热量及口味变 化来调剂安排。

主食以米饭、面条、炒面、馒头、烙饼、玉米面贴饼和小窝头几样为主，变换着给 总理上。比较而言，午饭吃米多，晚饭吃面多点。

主要的调剂还是在菜上。除了冰糖肘子、红烧鲫鱼、红烧肉、红烧狮子头、大烩菜、 钱油熬豆腐之类前面点到过的菜，值得一提的还有：豆类菜；像蚕豆、豌豆、绿豆芽。

南方的绿叶菜；像空心菜、笕莱、鸡毛菜总理都很爱吃。

油菜、长白菜、圆白菜、油菜苔、肉末雪里红、素炒菠菜、栗子烧白菜，都是总理 爱吃常吃的菜。

总理也喜欢吃一些小菜：煮盐水黄豆、炒咸菜、豆腐乳等等。如果喝酒，受欢迎的 下酒菜永远有花生米。

爱吃是一回事，平日吃上吃不上又是一回事。我跟随总理几十年，他大量的时候是 不能坐在餐桌旁正经吃饭的，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在汽车上，会场休息室或匆匆的走 路中吃饭。

在汽车上的饭，最多的时候是喝一杯玉米面糊糊，吃两片面包。面包里或夹几片香 肠，或抹些果酱。有时也喝杯麦片汤。比较而言，总理更爱喝玉米面糊糊。

如果是在会场休息室，我们常给服务处的李维信同志打电话，叫他准备一碗热场面， 总理可以在会议休息时，边听汇报边吃面，有汤有面，吃着还可以。国家经济情况好时， 面里放些肉丝菜叶；经济困难时，面汤上只漂几片葱花。

如果总理太忙，按我们的安排连三两分钟时间也抽不出来，那就通知人大会堂或有 关人员准备几个素馅包子，在总理从一个会场赶去另一个会场时，拿在手里边走边吃。 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总理边走边吃的情况几乎天天都有。

如果遇上突然的情况，临时增加的活动，总理吃不上面包、素馅包子，喝不上玉米 面糊糊或面条，那就“饿了糖也能充饥”。他多次吃两块糖作一顿饭，或条件允许时要 一把花生米或煮黄豆当饭。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更多了，那期间总理能正经 坐在餐桌旁吃饭的时候可以说连五分之一也不到。且不说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就是偶尔 接触总理的领导干部也无不发现了这个问题。铁瑛曾经掉过泪，他就亲眼目睹了总理要 一把花生米，边吃边喝茶，这一把花生米就顶了两顿饭！

我们不会掉泪。因为天天见，天天是这样。如果哭，泪也早就流干了……

总理吃饭有三忌，这是不同于忌吃带翅膀的飞禽的另一种忌。

一忌公私不分。

西花厅院子里有不少空地，老花工周师傅便利用来种了豆角、白菜、萝卜、茄子之 类蔬菜。到了夏季，各种菜蔬陆续下来，大家首先想到的自然是请总理尝个鲜。

那天，卫士姜贵春给总理端饭，上豆角菜时，顺嘴说一句：“这是咱院子里自己摘 的豆角，很嫩。”

总理条件反射似地闪出警觉的目光：“给钱没有？”

“自己种的，往哪儿给钱？”姜贵春纳闷、惊奇，摇一摇头：“没处给。”

总理紧跟着摇头的姜贵春摇头：“你说的不对。公家地，公家水，长出东西就全成 自己的了？回头你算算清，吃了多少豆角多少白菜，按市价该是多少钱，把这笔钱交了， 分两部分交。一半交机关，是土地和用水钱；一半分给花工，是花工劳动所得。”

姜贵春回来一讲这个情况，我们都服气：这就叫公私分明。

也有不大服气的时候。

我跟随总理参加了第一次日内瓦会议。那是1954年，像我这样自小跟着共产党长大 的人，既有政治上的无比坚定性，又有思想上的局限、狭隘和教条性。用现在青年人的 话讲：没见过世界还整天谈世界革命。1954年的国际两大阵营的对立正尖锐激烈，在我 脑子里，不是太阳就是月亮，不是光明就是黑暗。所以，一旦接触高层次的谈话，诸如 听到周恩来说“资本主义不是铁板一块”，“社会主义也不是铁板一块”时，谁能想象 我是怎样的惊讶，目瞪口呆啊！

最让我目瞪口呆的是英国首相艾登在一家旅馆请周恩来吃饭。前后上了三道菜：炸 牛排是最好的，剩下两道也就是土豆白菜之类的水平。首相请总理吃饭才三道菜，简直 无法相信，小器到家了。

更让我惊讶的是，总理居然大夸英国首相，回国后还到处为这个“敌人”作宣传： “你看人家首相吃饭就三道菜，够吃就行，从不那么讲排场。他们请客都是自费，公私 分明，不搞奢侈，这点非常好，值得我们学习。”

现在说这种话可以时髦了，50年代说这种话可不得了，也就是“久经考验”的总理 这样讲没事，换成我们哪个说这种话，肯定落个“经不起考验”，立刻能成反革命。抓 起来关两年算轻的。

那时，以苏联为榜样，所到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宴会多，排场大，气氛热烈。而资 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都很平淡、小气，吃东西随便简单。总理显然是赞成英国首相不 赞成苏联。他给自己规定：请客自费，吃饱吃好就行。

身为总理，周恩来宴请客人的时候很多。国宴、政府宴会，那是国家和政府拿钱。 如果是总理以个人名义请客，无论是在家宴请在外宴请；无论是宴请工农兵代表，身边 工作人员，还是宴请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各省市自治区来的客人、亲友，或者是宴请外 宾、国际友人，总理一概是自己掏钱。

总理2级，邓大姐6级，在当时来说工资都不低。他们的钱是由我掌管；我管大帐， 管理员管小帐。他们除了工资收入，没有任何其他收入。因为稿费总理和大姐从来不要， 一律交公，交帮助整理文章的同志。总理逝世后出版的文选，曾给邓颖超2万元稿费， 邓大姐把这2万元稿费都赠送给了延安。总理在世时亲笔书写的稿子，稿费来了就交机 要组秘书保管，根据工作人员的家庭情况支援生活困难的同志。

总理的收入只有工资，这个帐就好算了，他定期检查帐目。每月拿出100元救济生 活困难的亲属，根据身边工作人员的情况，随时发话叫我们拿出钱来支援家里遇灾或死 伤亲人、生活遇到困难的同志；交党费、房租，私人用车交费等都要记帐。其中就有吃 饭的帐目。家里买米面菜油自然有管理员记录的详细帐目，所有的请客也都要列帐，包 括出去跳舞或参观，所有人吃冰激淋喝汽水的钱，总理都要自己掏钱。他要求我们记帐 就是伯忘了付钱。一旦忘记付钱，那是要挨克的，并且会命令你马上去补交。

有一次，总理在北京饭店接见外宾。接见结束后，总理感到有些饿，就跟值班卫士 张永池说：“有点饿了，咱们吃点便饭吧。”

那是一般客饭，很快就吃完了。张永池一算帐，吃了两元八角。不要以为这是优待 价，总理从来不允许优惠，严格要求按市价收付款。那个年代的钱同现在不同，5分钱 就能买回一脸盆西红柿，1角钱就能在食堂吃到肉炒白菜。

可是，张水池这次糊涂了。心里算了帐，楞是忘了给钱，追在总理屁股后边上了车。 还没坐稳，总理就问：“给了钱没有？”

“哎呀，”张永池叫一声，“糟糕，忘给了！”

“快给我把钱送去！”总理生气了，大声训道：“要会算经济帐，公私算分明，不 然怎么行？”

类似的批评，我们都碰到过。刚进城时，我记帐交钱还不够认真，挨了几次批，认 真了。我们在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们议起这方面的事，人人都能说出几件例子。我们共 同回忆后，确实敢向全国人民保证：总理一生奉献，即便日常生活也从没占过公家一分 便宜。那个年代，干部基本都清廉，但未必都心细；总理既廉洁又心细，公私分明，一 丝不苟。1961年，中央办公厅曾组织专人到各省市自治区调查中央首长身边的人下来时 有没有拿过吃过公家的东西而未付钱。调查后，毛泽东很生气，命令从他稿费中拿出2 万元退赔他身边l组吃用的帐。周恩来身边的3组最清廉，没有此类问题。

这是总理以身作则又严格要求，既清廉又细心的结果。

总理吃饭，二忌铺张浪费。

记得有次我们随总理去广州，他连续工作40多个小时，只睡了4个小时就起床了。 工作与睡眠的时间比是10：1。负责接待的同志怕总理身体吃不消，想叫他吃多吃好， 早餐时多加了几碟地方小菜。总理刚来到餐桌旁就不高兴了，把我们叫去，厉声批评道： “我在北京早餐的习惯你们不是不知道，为什么搞这么复杂？撤回去！”

我们知道总理的脾气，在此类问题上历来说一不二。忙去找服务员。服务员不肯撤： “这算不得复杂，广州人吃早茶就是这样。再说，首长叫端上来的，已经端了还能再撤 下去？”

我们把服务员的话向总理汇报，然后提议：“这次已经端上来了，先吃吧，下次不 搞复杂就行了。”

总理要走：“那好，摆在那里吧，我可以不吃早饭。”

这下子大家都慌了，服务员赶紧往下撤菜。军区领导听负责接待的人汇报后，很难 过。他们都知道总理的作风，难过的是怕总理的营养跟不上，这样几十小时连轴转地工 作，累垮了身体。想了半天办法，后来决定挑几样小菜，每样取一点，合在一个碟子里 端上去。一碟菜很容易吃完，说不上铺张，也不会浪费，总理没再说什么。

总理曾多次向我们随行人交待：“一切按标准吃，按标准付钱。”他定有具体要求： “不准吃山珍海味，不许摆水果摆糖，发现摆了要撤回去。”他还说：“搞复杂了就是 铺张，铺张本身就是一种浪费，这种情况一定要杜绝。”

记得有次去长春，我们照例把总理的一贯作风及要求讲给了管理员。管理员以为是 说说而已，仍然超标准地上了菜。这下子惹总理生了气，邓大姐找来管理员，在他面前 亲笔写了各项要求，并一一作了解释交待。

当时，管理员和厨师都很激动。厨师跟我们说：“我干了这么久厨师，大官见多了， 没少为他们掌勺。有些人也说这不准吃，那不准上，也只是说说而已。还没有见过像总 理这样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丝折扣都不许打的首长。我算真服了。”

总理的不许铺张浪费，吃饭时处处可以使人感受到。比如吃米饭，他一粒米也不肯 浪费。在那时的条件下，这种不浪费一粒米的精神尤其重要。偶尔洒到桌上一粒米，他 必要捡起来放嘴里。他拾桌上的米粒与毛泽东不同。毛泽东可以用手拾起米粒放嘴里。 总理不用手，坚持用筷子。哪怕洒桌上的米粒较多，他也是用筷子一粒粒夹起来，一粒 粒放入嘴里。我常见这种情况，印象特别深，有时总理连夹几次才能拾起一粒米，放回 嘴里去。当他发现我在旁边看着出神时，便微微笑了笑，点着头说：“谁知盘中餐，粒 粒皆辛苦哟！”

总理吃饭还有个习惯，就是盘子里剩的菜汤要用开水冲一冲喝掉。即便餐桌上摆了 汤盆，他也要把盘子里的菜汁冲冲喝掉。在他影响下，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也都养成 了这种习惯。家里吃饭，剩下菜汁总要在饭后用开水一冲，当汤喝掉。这种汤往往比做 的汤还好喝。

现在，我们的这个习惯又影响到孩子们也养成了这种开水冲汤喝的习惯。

总理吃饭，三忌特殊化。

总理爱吃南方各种绿叶蔬菜，越绿得浓越吃着香。记得中央开杭州会议时，当地交 际处的同志发现总理爱吃绿菜，就在我们临离开的前一天，提来一筐菜请我们给总理带 上。

“不行不行，”我们在场的人几乎同时摇头摆手，“总理对我们有严格要求，这种 事讨不来好。”

“我们也知道总理严，公私分明。”交际处的同志拿出了发票，

“你们给钱不就行了？按市价。”

“那也不行。”我们还是不收，“搞特殊总理也不答应。”

第二天上飞机，成元功发现飞机上放了两筐菜，立刻急了，赶紧找送行的交际处同 志：“飞机上那两筐菜是怎么回事？”

“不是专给总理的，是托你们带到北京给中央几位领导的，有发票，让首长们都付 钱好了。”交际处的同志早想好了对策。给总理一个人是特殊，给中央领导同志每人一 份就不显特殊了。

我们也这么想，何况菜拉来再拉回去也不合适，就带到北京，把两筐菜交给了供应 处。供应处将菜卖给每位首长一份，按杭州的市价收钱。我们交供应处的菜，我们又拿 了钱去供应处买回一份，这实在是清明廉洁之举了，理直气壮交炊事员给总理做了吃。

谁想到呢，总理进餐厅，一眼看见菜，脸色立刻变了，大声喊：“把成元功给我叫 来！”

成元功慌慌赶来，刚进门就听到严厉的一声责问：“这菜是哪儿来的？是不是杭州 给带来的？”

成元功把经过如实汇报一遍。

“我和你们讲了多少次，不许往回带东西，为什么不听？”总理声色俱厉。

“这不是专给我们一家，是带给中央首长的，每家买了一份，我们又没搞特殊……”

“北京的老百姓能吃到这样的菜吗？”

“……吃不到。”

“你还敢说没搞特殊吗？”

“我……没想全面。”

“我能吃到，群众吃不到，他们会怎么说？想事办事眼光首先要看到群众，要和我 本人联系起来，和我的职务联系起来，和政治影响联系起来。飞机是接送我办公事的， 不是拉菜的。我们自己制定出的规矩自己不遵守，让下面遵守，别人遵守，那不成了只 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了吗？和国民党还有什么区别！”

总理气得饭也没吃，给我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教训。

事后，总理情绪平静下来，又召集我们工作人员，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不 要以为我要求得过分，我处的位置不同。这类事情最搞不得下不为例，让一步就会开了 口子，开了口再堵就不那么简单，你花千倍百倍的力气也不一定堵得住。一筐菜事情小， 从一筐菜开了口事情就说不清有多大。我在这个位置上决不许开这个口！”

国家进入困难时期，人们都到处找吃的，相当一级高干也不能不把吃饱饭当作一件 事来对待，都吃不饱肚子。群众在互助互济，亲友在互帮互救，许多高级干部也开始互 相关心爱护。非常时期么，有些重灾区很有些“活过来就是胜利”的悲壮气氛，许多过 去所信奉的神圣原则现在都似乎可以灵活一些了。

青海省委书记见总理生活太清苦，心里很难过，回去后，派人送来一些黄鱼。这种 黄鱼并非我们平常所说的海里那种黄花鱼，是青海湖里产的一种颜色发黄的鱼。这种鱼 不太好吃，但在那个困难时期，就格外显得珍贵了。

周恩来马上知道了这件事，立刻把管理局局长高登榜叫来，严厉下令：一、照价付 钱。二、批评青海，并通报全国各省。今后一律不准送！

实在说，总理也灵活掌握。鱼如果退回去，势必腐烂，在那样的困难时期，一口粮 能救一条命，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些黄鱼糟蹋了。但是总理说：“一省送，数省就会效法 送；收一份，就会有更多人把东西送来，所以必须有断然的措施。”

这个措施就是严厉批评，立刻通报各省区。

总理外出，无论住交际处、招待所还是宾馆，都要求我们不许在小卖部买东西，他 自己当然更不会去买。因为那是清廉的时代，也是物质匮乏的时代。建国后，我们开始 模仿苏联的经济模式，搞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后来又摸索自己的路子，却始终不能摆脱 物质匮乏的阴影笼罩。直到邓小平来设计这份蓝图，才终于摆脱这一阴影，走上具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繁荣之路。

物质匮乏的年代，商品分配是个大难题，配发几十种票证也解决不完这个难题。于 是，各省、市、自治区的交际处都设立了小卖部，卖紧俏商品，将质高价廉的商品供应 首长和外宾。总理对这种小卖部是很有看法的。

记得有次去昆明，总理自己掏钱请我们随行人员吃了顿炒鳝鱼丝，饭后大家说说笑 笑在院子里散步。

“小卖部开了。”有人说，“进去看看吧？”

“你们不要去那里买东西，那里面有名堂2”总理皱起眉头说：“什么内部价格呀， 你们不要占这个便宜，要买什么到街上去买。”

“街上没有。”不知谁小声嘀咕一声。

“有就买，没有就不买，干吗非买不可？”总理指指小卖部，“搞了这种特殊，再 讲清廉也是虚假的。人家5元钱买不到的东西，你l元就买走了，你的100元工资就变成 500元了么。你再跟群众说你只有100元工资，那算清廉还是算骗人？”

总理的不搞特殊自然使我们受感动，受教育。但对我触动大，感动不已的，还是他 搞特殊化的时候。

周恩来夜间常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接见、处理国际事务或国内大事。按当时制度规 定，夜里11点以后，可以吃夜餐。夜餐两菜一场，有夜餐补助，每级干部补助多少钱有 明确标准，按这个补助标准，夜餐实际上可以不交钱。

不到夜餐的钟点，在人大会堂就餐都应交钱，并且定有交钱的标准。高级领导人交 8角，我们秘书工资低，交2角5分钱。

可是，总理在人大会堂吃夜餐，坚持照白天的标准，交8角钱。我们不好办，人大 会堂也不好办，因为夜餐有补助，明文规定了的，交钱也不好下帐。

我去向总理汇报解释：“总理，夜餐补助是明文规定的，你不要补助坚持交钱我们 不好办。你一向反对特殊化，你这么做也是搞特殊呀。”

“是有点特殊化。”总理点头承认，“这是因为我的情况特殊。我一般是白天休息 夜里办公，人家是夜餐我是正餐么，怎么能享受夜餐补助？”

“总理，我不能接受你这个道理。”我坚持意见，说：“你睡眠那么少，一天只有 三四小时。如果夜餐算正餐，那么白天就餐应该算夜餐了？那以后白天享受夜餐补助。”

“白天怎么冒出来了夜餐？讲不通么。你不要给我搞特殊。”总理挥挥手，“你去 吧，就照我说的办。”

“就许你搞特殊，不许我搞特殊……”我小声嘀咕着退出来。有啥办法呢？只好按 总理的要求去付款。在我跟随总理的几十年中，这是总理唯一一次“强词夺理”地闹特 殊。

随着年龄的增大，总理工作量不减，饭量不减，但是变化还是在悄悄发生……

总理喜欢和群众一道吃饭。在田间地头，他与农民一道吃饭；在工厂矿山，他与工 人一道吃饭；在招待所、饭店，他喜欢和服务员一道用饭；在水库工地，他和民工一块 啃窝头咸菜……

这种故事太多了，公开出来的文章也不少。我这里讲的可能与以上的故事有些不同。

那是“文化大革命”中，总理陪外宾外出参观。那几天他吃饭很费力，吃得慢，吃 得少。我认为这是睡眠太少，过于劳累造成的，心里很犯急。

记得是在参观大寨的前后，在一次行动前，我感觉他有什么事要说，但没最后拿定 主意。想到他吃饭的费力，我忙问：“总理，你身体不舒服吧？”

“不，我身体很好……”总理说得肯定。但我太熟悉他了，我能感觉出那种看不见 听不出的异常。

“总理，你有什么事吧？”

“嗯，”总理略一沉吟，望住我，用商量的语气说：“这次活动，吃饭要一起吃。 你看，能不能设法把我碗里的饭弄软一些？”

“可以。饭都是盛好了才端上来么。”

“搞特殊了。”总理笑了笑，有些不安和苦涩。他忽然轻轻叹出一口气：“唉，我 的牙齿已经全松动了……”

总理发出这声轻叹时，我看清了他变得灰白了的头发；曾经英气勃勃的脸孔已经血 肉耗尽，脸孔和脖颈的皮肤松弛下坠，并且出现了老年斑；他那威武明锐的双眼也深深 地凹陷下去……

我鼻子一酸，眼前模糊了，赶紧把脸转向一边。

“我的牙齿已经全松动了……把我碗里的饭弄软一些，”这就是总理犹豫再三才说 出的“特殊”要求啊！

我没有忍住泪，慌忙退出屋。

我哭了。一个人悄悄地哭了……

住
1949年毛泽东进京后，为防止敌人飞机袭击，住在香山双清别墅。周恩来有大量具 体工作要做，住在城里。就住在中南海丰泽园里的菊香书屋。

随着形势渐渐稳定，毛泽东可以下山进城住了。总理亲自为毛泽东选住处。在中南 海看了各处的房屋，感觉还是菊香书屋的综合条件好些。于是，周恩来决定自己搬出菊 香书屋，请毛泽东来住。自己再去另找住处。

那天我是跟随总理一道去选住处的。总理对中南海的建筑情况已经很了解，知道有 个西花厅还空着，抽空儿去看看房子。

西花厅，名字不错，条件却不好。位于中南海西北角，我跟总理刚进前院，就听到 一阵隆隆的马达声，脚下便鲜明地感觉出地颤。看房子时，不时听到一惊一乍的汽车喇 叭声，听管理人员说，夜静时连车轮驶过的沙沙声都可以清楚地听到。

正说着，玻璃忽然响起来，那是被汽车马达引起共振的原因。

“周副主席，这里不行，太吵了。”我和大家一道发表见解。

“我住下吵，别人住下就不吵了？”周恩来边看房间边说，末了做个手式：“就搬 这里了。”

这是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式的建筑，两面临街，隔一道墙就是大马路，用总理的话讲， 随时可以听到市声，感觉上离人民群众近些。这是西花厅最大的优点。

西花厅分前后院。后院的北屋，有周恩来一间卧室，邓颖超一间卧室，两人合用一 个客厅。吃饭时，客厅又作了餐厅。接待内宾在这里，看电视、文化娱乐也在这里。

房间质量比较糟糕，主要是年久失修，房子太旧。地是铺了青砖，年头多，到夏天 泛潮泛碱，墙角一圈白碱花印。

那年代没有壁纸，墙壁虽然喷了浆，由于泛潮，不到两年就都变灰暗。房间像一切 老式房屋一样，都存在一个采光不好的问题，那种阴湿昏暗的感觉就更浓了。天花板也 很陈旧，像上了年纪的老人的皮肤一样缺少光泽。我们多次提议翻修，他总是说：“我 们经济还困难，又在抗美援朝，怎么能为我花这个钱？你们想都不该这么想！”

刚进城那几年，总理在这样的条件下办公，落下个腿疼的毛病。

那是深秋时节，几种不利情况全挤到一起：房子潮湿，地泛潮，又逢秋雨绵绵，总 理又是夜间办公的习惯，我记得他批阅文件时，两腿总是没完没了地上下颤动。那也许 是下意识动作，不少人坐久了有这种习惯，但总理还常常把左膝藏入右膝窝，这样坐一 阵儿，又将右膝藏入左膝窝。我观察一段时间后，判定总理不是“翘二郎腿”，这是用 两腿轮替捂暖膝头。

于是，我找来一块小毛毯，轻手轻脚过去，盖在总理的腿和膝部。

周恩来停下手中的笔，望我一眼，没有反对，说了声：“谢谢你了。我这里没什么 事了，你休息去吧。”

以后，每年春秋潮冷之季，供应暖汽前后，值班卫士都要在周恩来夜间办公时，替 他在腿上盖块毛毯。

朝鲜停战，我忍不住提建议说：“总理，铺块地毯吧，其他首长都铺了地毯……”

“不要，我不需要。”周恩来摆手。

“可是，屋子太潮，你又不让翻修。首长们到你这里来开会。坐久了都容易腿脚受 寒受潮，特别是一些老人，会闹腰腿疼。”

周恩来似有所动，想了想说：“那好吧，办公室可以铺地毯，来客人共同得益。卧 室不许铺，卧室只我一个人住，铺了浪费。”

这样，周恩来的办公室里有了一块地毯。但是卧室始终没有铺地毯。

周恩来的卧室陈设简陋。他睡一张双人木板床，上面垫一层棉花套，然后是一条普 通棉布褥子。被子也是普通棉布被子。他不喜欢花布，喜欢素淡。被面是豆绿色的平纹 布，被里是普通白市布。开始他使用的是养麦皮枕头，60年代，我们帮他买了个长方形 海棉枕头，替换下养麦皮枕头。对于这一新事物”，所费无儿，他接受了。

木板床的两边很“热闹”。床头两把椅子，脚下两把椅子，“四星望月”一样围拱 着大木床。因为卧室里没有衣服架，脚下放两把椅子是睡觉放衣服用，床头两把椅子是 上床批阅文件时，放置文件用。

前面讲过，卧室是总理“第四办公室”，他每天要在床上办公3至6小时。躺床上办 公，吊灯显然不适合，为了借光，周恩来不得不保持某种躺卧的姿式和角度，这样是很 疲劳的。

我们向他建议：“总理，买个台灯或是落地灯吧，这样有利于办公。”

“嗯，是得搞一个，办公需要。”

我具体提议：“打电话叫宾馆送一套来，他们有储备，不用花钱。”

“自己用，搞那么高级干什么？”周恩来把手一摆：“不要麻烦宾馆，这屋里也没 人看你的台灯样式。”

“这不是变库存积压为有用么。”

“这件事还是按传统办；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总理比划手势：“一个落地灯， 很简单，稍微动动手就行。”

结果，他请中南海里的工人用铁管子自己做了两个落地台灯；卧室床头摆一个，办 公室摆一个。是30瓦的日光灯，用洋铁皮打的灯罩。用了几天，洋铁皮反光，晃眼晃得 厉害，他让我们在灯罩上刷了层绿漆。从此，这两个落地台灯便再没有动过地方，一直 陪伴到他住进305医院，卧床不起。

总理住所最不方便的是上厕所。现在的公寓，从床上爬起来就可以进卫生间。西花 厅当年不行，从卧室到厕所，须出门走一段路。厕所是总理的“第一办公室”，每天一 离开床就进“第一办公室”，在外面走一段路，特别是遇上坏天气，对年龄大的人就实 在是不方便了。

前面讲过，我曾利用总理外出视察、开会的机会，组织工人对西花厅进行了一些较 大的维修改建。虽然挨了严厉批评，不得不将沙发、灯具、窗帘、家俱等物统统归还公 家，不过，厕所总算改建了，一改就不会再恢复原样，解决了总理上厕所不方便的实际 困难。

1965年，随着国家经济形势逐步好转，我又动了修修西花厅的念头。

西花厅的前院有个水池子，有条小长廊。周恩来说：“我们号召人民节约一滴水， 一度电，怎么能为我一个人浪费一池水？”所以，那水池子从未放过水，成了我们种试 验田的地方。

小长廊更是破旧不成样儿。油漆剥脱，木料干裂。我同几位同志商量后，找周恩来 汇报说：“总理，西花厅的木建筑必须保护，现在就需要修理一下。从爱护古建筑讲， 也是应该修修了。水池子应该放水，改变环境，增加点空气湿度，对木建筑也能起保护 作用。”

周恩来听说保护古建筑，痛快地点头答应：“有道理，可以搞一下。但一定要自费， 不准花公家的钱。这里现在是我住么。”

我很高兴总理能同意，马上与有关部门联系。有关部门来看过后，算算帐，说需要 2万元。

“什么？2万元！”

我楞住了。总理和邓大姐的全部存款只有2干元，差一位数呢！

“总理，人家说维修一下要2万元呢……”我想提议由公家修，到底没说出口，改 为请示：“你看怎么办？”

“咱们还有多少钱？差不多我可以先找陈老总借点。”

“差一位数，咱们只有2千。”

“嗯，差太多了……”周恩来沉吟一下，说：“我看暂时放放，形势再好些时再 说。”

但是，第二年就“天下大乱”，并且经济形势再没好过。于是，西花厅也再未维修， 周恩来在那里住到病重入医院，院子房屋都不曾修过。

周恩来逝世后，随着经济恢复并迅速发展，赵紫阳多次建议邓大姐修建前厅、水池、 走廊。邓大姐不同意。赵紫阳反复劝说，特别提到保护古建筑的意义，邓大姐才点头： “可以保护性地修修，但不能铺张。”

然而，一旦动工便顶不住了。水池用水泥磨地，放水养了鱼。长廊油漆一新，绘画 很漂亮；房屋也修建得气派多了。大姐多次反对，没有用。

中南海里，部分同志认为应该修；不仅因为邓大姐应该有个好的生活与工作环境， 更主要是经济发展了，已经可以拿出钱来保护好古建筑。

但许多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老人，再进西花厅，看到那高级漂亮的庭院，都有些想 不通，接受不了。甚至有人心里很难过。毕竟这是违背总理生前的愿望和一贯作风。将 来一旦对外开放，群众看到那么漂亮的庭院会作何感想呢？而实际上，总理何曾住过一 天这么豪华的西花厅？

且不论两种意见各有多少道理，毕竟，一个时代过去了，又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但是，我们永远不能否定历史，否定过去，否定老一代身上闪烁的理想和风尚的光 辉。

周恩来在家住得俭朴，外出也住得俭朴。他不愿住什么高级宾馆，喜欢住普通旅馆， 朝人群中“扎堆儿”。

1954年10月，周恩来根据与苏联赫鲁晓夫达成的协议，去东北哈尔滨接收中长铁路。 那天的会议和晚会结束后，已是夜里12点。当地领导给他安排了高级宾馆，他不去。他 说：“我不住宾馆，太冷清了，见不到人。我随便找个旅馆住好了。”

周恩来乘车开到哈尔滨喇嘛台南边，随便看到一个旅馆便找上门去。旅馆经理不在， 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找到一名服务员，像普通旅客那样，临时找一个空房间便住 下来。

第二天一早，经理已闻讯赶来，要特意给总理做饭送饭，总理马上拒绝，直奔餐厅， 像普通旅客一样买饭，同群众一道边吃边聊家常。了解人民的生活与想法，了解社会动 态。

1955年周恩来到西安，被安排在过去高桂滋的公馆里。他喝了一杯茶，不干，要去 旅馆住。我劝说：“已经安排了，就住下吧。再说旅馆里也太乱……”

他说：“我不怕乱，就怕寂寞冷清。”

我说：“你住旅馆，我们的安全保卫工作不好做。”

他说：“保卫不是把我和人民群众分隔开，那不是保卫是伤害，伤害党与群众的关 系。别忘了我们党是靠了人民群众才有今天。”

结果，他住到西安大厦，和群众一道在食堂买饭吃，并且感慨地跟我说了两句话： “我就喜欢这种生活。进城后总缺少这种生活。”

然而，保卫制度是不允许总理喜欢什么生活，缺少什么生活，就去过什么生活。更 多的时候还是把他保卫在专门的院子专门的楼房里。

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洪山饭店举行；白天开会，晚上看戏跳舞。中央首长里有许多 四川人，所以把四川剧团也调来了。演出结束后，兴致勃勃的毛泽东随口讲出一段话： “这次会议的这种开法很好。过去中央全会都是在北京开，以后要到各省去轮流开，可 以就地处理这个省的问题，可以了解当地情况，联系各方面。”

这话一传出，各省争相修建宾馆，准备中央全会来本省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 局委员、中央委员，不同级别都有一定标准的住宅住房。毛泽东提倡游泳，中央领导们 都喜爱游泳，所以这种供上层专用的宾馆都要修游泳池。河南一马当先修造了水晶宫， 多少年空着用不上，偶尔住一个人就要烧起整个建筑的暖气，所以造成巨大浪费，而且 是不住人浪费，住了人更浪费。这种各省争相比赛的浪费，连内蒙、青海、甘肃这些边 远省份也不例外。许多建筑，直到实行改革开放后，才开始派上用场，才开始往回收取 几十年前的投资……

周恩来曾又难过，又气愤；说多了不行，不说也不行地批评了一些省市负责人： “正是国家困难时期，上马这么一大批脱离群众的工程，很不好。人民会怎么看？对我 们的党不利啊……”

对于另一种建设，总理就是积极提倡支持的态度了。

周恩来到过陕西、云南和广东的温泉。每到温泉，总理总要先了解当地居民是否有 洗温泉的地方？

在昆明，有关同志汇报时，谈到温泉给干部疗养院占了，老百姓洗不上温泉。总理 听后很生气，把省市负责人找来，严厉批评说：“都知道洗温泉好，能治病，有利有好 处当干部的就占过来，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却没地方洗温泉，你们说你们是国 民党还是共产党？老百姓会怎么看怎么想？我叫你们说！”

这些干部说不出话，只有赶紧采取措施，解决老百姓洗温泉的问题。

在广州从化温泉，周恩来同广东省有关负责人谈话，也是先问：“群众有没有洗温 泉的地方？”

广东的同志说：“暂时还没有。我们考虑过这个问题，主要是经费不足，一时难建 起来。”

“给领导干部修，经费就能搞到，一给老百姓修，经费就难筹措，你们说这是为什 么？”总理不肯洗了，回到住处派秘书送去200元钱，转告广东省生活管理局的王局长 说：“一定要给群众修建洗温泉的地方，这点钱是我和邓大姐一点心意，表示一下我们 对筹措经费的态度。”

管理局的同志觉得这笔钱不好收，不好作帐，又派人送还总理，说：“总理的心意 我们全明白了，一定努力为老百姓办事，这200元钱还是请总理收回。”

总理不收回，第二次派秘书送那200元给生活管理局，并且转告他们：“下次我还 要来检查，看看到底修了没修，是不是真为老百姓办事了。”

王局长掉泪了，说：“总理这么关心人民群众，叫我很惭愧。我们再修不好，对不 起群众也对不起总理啊……”

像许多用脑过度的人一样，总理入睡困难。无论住西花厅还是外出住旅馆、宾馆， 他基本都离不开安眠药。

毛泽东睡觉难，为了入睡可以二次三次地吃安眠药，用药量比较大。周恩来睡觉难， 却不敢多用药，怕吃多了醒不来而影响办公。他每次睡觉只服用一次安眠药，服药后如 果还睡不着，那就苦不堪言了。因为总理压力大，睡觉时间一般只安排4小时，晚入睡1 小时就少睡1小时，到钟点就要立刻叫醒，所以有急于入睡的念头；往往是越急于入睡 就越难以入睡。痛苦厉害时，也请保健护士作作头部按摩，促进血液循环，也算一种休 息吧。

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最盼过春节。一临近春节，心里总有个盼头，暗暗喜悦。因为辛 苦一年的总理，只有春节能充分睡两觉。这两觉可以不存压力地自然入睡，自然醒来。 我跟随总理几十年，可以肯定地说，总理平时几乎没有自己自然睡醒的时候，都是到钟 点就由我们叫醒他。叫不醒就摇醒，摇也摇不醒时，就须两人一架，把总理从床上搀扶 起来，“强行”在屋里转几圈，直到把他弄醒。那情景至今想起都忍不住要流泪。

他事情太多太多，工作太忙太忙，想多睡也不能啊。我跟随他的几十年中，他每天 多则睡4小时，少则几天十几天连续工作，然后算个睡眠总帐。根据记录，平均每天睡 不够2小时的时候很多很平常。

总理严重缺乏睡眠的情况，连越南的胡志明主席也知道。我曾经见到胡主席握住周 总理的手不放，充满深情又很不安地劝说：“多睡2小时，你得答应我，以后每天多睡2 小时，至少睡够5个小时。”

周恩来苦笑着摇摇头，说：“不行，2个小时确实做不到。折中一下，争取多睡l小 时吧。”

从那样大量而繁重的工作中多挤出l小时的睡眠时间谈何容？可以说基本不可能。

总理一般是在三种情况下被叫醒起床的。

第一种是正常情况。

正常情况下，周恩来抱着文件上床时，值班秘书已把起床后的全部活动项目排列好。 前面讲过，活动项目是以分钟为计算单位，一个接一个，中间没有宽裕；一件事误点， 就要影响后面一串的活动项目。所以，叫总理起床必须严格按照钟点，晚叫3分钟就可 能使一天的活动节奏都受影响，就可能造成手忙脚乱的情况。

总理的睡眠时间大多数是4小时，至于真正入睡的时间够不够4小时，那就说不定了。 也许够，也许只睡着了二三小时，干脆没睡着的时候也有。

叫总理起床的那一刻，对总理对值班人员，都是一件痛苦、困难的事情。

一次，我和卫士小高准点来到他的大木床旁，连续轻声呼唤；“总理，总理，到点 了……”

我们先是站着叫，然后俯身叫，然后轻轻摇晃他身体叫。他先后三次闪闪眼皮，旋 即又合上了，始终没有醒。总理太累又苦太困了。我和小高难过地对视一眼：

“怎么办？”

“豁出去挨顿批吧。”

“我是不忍心了……”

于是，我们两人眼泪汪汪地退出来，看着手表守在门口。我们不时交换一下目光； 不忍心……还是不忍心……

就这么一边看表一边交换目光地拖延了一个小时。我把心一硬，说：“不能再拖了， 叫醒吧！”

我们又来到总理的床旁，连续地轻摇轻唤，总理终于醒过来，两手用力搓搓脸，像 平日一样，奋力坐起身，马上以快节奏开始穿衣。

突然，他怔了一下，看到了表上的时间，脸上陡然变颜色，目光火辣辣地盯住我们。 我们忙低下头。

“怎么搞的？为什么晚了1小时！”

“总理……”我哽住了。

“胡闹台，这是不允许的！”总理发脾气了，把他批评人所习惯使用的两句最严厉 的话全用上了。

“总理，你批评吧。”我流下了泪，“我，我们实在受不了了……”

“唉，”总理叹口气，把严厉的批评转为一种柔和的说理：“你们的心情我理解。 不要总想着我怎么样，要想到工作怎么样，我的工作，时间卡在那儿，到点必须叫。你 们好心叫我多睡会儿，可工作还是那么多，不干行吗？你们除了打乱我的工作节奏，影 响一天的活动，并不能减少我的工作量，这不是好心帮倒忙吗？我起不来，你们硬把我 叫醒，这是对的；不叫醒，就是错误，以后不允许再发生这类事。”

有了这次教训，以后每到时间，我们就狠下心来强行把他弄醒。有时叫醒，有时摇 醒，好多次都是“残酷”地把他从床上架起来，搀扶着在屋里走，直到他完全醒过来， 奋力地振作起来……唉，我们的总理啊：我一直感到世上没有什么语言能真正表现出我 们总理的品格和精神。

第二种被叫醒的情况有所特殊。

进城时，总理就向我们规定：如果主席找我，不管我在干什么，要立刻报告。

一天，主席亲自把电话打到我们值班室，是我接的电话，一听就听出是主席的声音： “恩来同志干什么呢？”

我回答：“睡觉了。”

那边迟疑一下，又问：“睡下多久时间了？”

我说：“刚睡下，不到1小时。”

片刻，毛泽东在电话里吩咐：“两个小时后你再叫醒他，到我这里有事。”

两小时后，我叫醒周恩来，把主席找他的事报告了。

“为什么不叫醒我？”总理一边匆匆穿衣，一边严厉批评说：

“我是怎么交待你们的？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况，只要是主席找我，必须立刻报 告！”

“是主席叫我过2个小时再叫醒你……”

“这是不允许的2”周恩来用断然的手势打断我解释，“今后不论任何情况，只要 是主席找我，哪怕是刚睡下也必须马上叫醒2”

从此，我们又吸取一条教训，只要毛泽东主席找，总理睡觉我们也不说总理睡觉， 马上叫醒总理，向他报告。

第三种叫醒周恩来的情况，是在一次边境发来的急电未能立刻叫醒他报告，引得他 严厉批评我们，宣布了“这是不允许的”之后。从此，凡有重大事件发生，比如边境冲 突，水火灾害，列车出轨，飞机空难，地震骤发等等，都必须立刻将他从睡眠中叫醒。

周恩来逝世前的最后十来天，多数时间是处于昏睡中。我守在他床边的日日夜夜里， 不知流了多少泪：

睡吧，他这一生实在睡得太少了……

行
周恩来的行，无论走路、乘汽车、乘火车还是乘飞机，都有其特色和感人的内容。

凡是调到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同志，邓大姐在介绍情况时总要提醒一句：“恩来同志 走路快哪，你们要跟紧了，小心不要跟丢。”

总理不会走慢步，跟人散步也像抢时间赶急事，他办公疲劳起身绕办公桌走几圈时， 也是快步带起一阵风，扇动桌上文件能飘起纸页。从西花厅到春藕斋，到菊香书屋，到 颐年堂，到怀仁堂等处，周恩来那急促轻快的步子时常会出现；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比他年轻20岁左右，却走不过他，时时要小跑几步才能跟上。

总理忙迫而匆匆地快步，与他的少睡一点，再少睡一点，无疑都是在抢时间，抠时 间；多争取一点工作，再多争取一点……

每当想起总理快速的脚步，不知为什么，我总会联想到一个数学问题。总理活了78 岁，这个78岁就是生命的极限值；总理匆匆的脚步，快一步再快一点；他的睡眠，少一 点再少一点，就是有效的生命序列值；这个序列值在总理那里是无限趋近于极限值，虽 然最终也不会达到那个极限值，他却以惊人顽强的毅力和决心，让这个序列值无限地延 伸下去，无限地接近于那个极限值。

这就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总理喜欢坐汽车，哪怕是在中南海里，路途稍远他也可能坐汽车，这当然也是要抢 时间，是为了尽可能地接近那个极限值。

周恩来坐汽车有4大特点值得一说。

第一个特点是喜欢坐国产车。

建国之初，他坐大吉斯车，是斯大林送给中国领导人的。那时我们还不会生产汽车。 这部吉斯车老化以后，有关部门准备再为他买一部，他当即拒绝。说：“不能再花外汇 去买，要尽快研制出我们自己的红旗车。”

红旗车刚研制出来，他就将这种车定为自己的专车。他说：“别人不坐我坐，我喜 欢坐国产车。”

我曾劝说：“这种车刚研制出来，各方面性能还不稳定，也没经过实践检验，还是 等产品完全定型后再坐吧？”

周恩来笑着说：“我是试用，不保险才试用，保险了还谈什么试用？我坐上了，可 以促进他们改进，促进我们的民族工业发展。我坐红旗车就是为他们做广告。”

这句话我熟悉，他也说过为上海表做广告。周总理是第一个戴国产上海表的消费者， 也是第一个乘国产红旗车的中国领导人。

周恩来经常看望一些民主人士。由于红旗车体型大，张治中、李济深、齐白石等各 届民主人士都住在北京市的小胡同里，红旗车有时开不进去。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同意 保留了一辆灰色吉姆车。据说这种车是以他的朋友，苏联原外长莫洛托夫的名字命名的 工厂所制造，他也只是在需要钻胡同时才使用这种车，平时都是用红旗车。

随着我国汽车制造业的发展，国产轿车渐渐多起来。除红旗车外，还大批生产了上 海牌小轿车。从60年代始，凡属大的活动，周恩来总是要求使用国产车，无论是共产党 代表大会还是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开会，特别是外交活动中，周恩来总是要求使用国产 车。1990年。国家机关一位开上海轿车的司机说：“周总理在世时，逢上重大活动，最 忙最露脸的是我们开国产车的司机，一出动几十辆上百辆，在长安街上浩浩荡荡风光得 很。到了80年代就不行了，赵总理看不上我们，越是重要活动我们越没事干，出风头的 全是外国进口车，好象我们出来就会丢脸似的……”

第二个特点是，坐车讨厌前呼后拥。

周恩来是共产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按规定，他的外出有严格的安全保卫制 度。外出路线、所经路口，住地及重点防备地区等等，有一整套安全规定。一般行动， 头天就做好了计划，几点几分到何地，几点几分经何路口或经何路线，事先和警卫部门 打招呼。出动时，前驱车，后卫车都要到位。

周恩来对此很反感，多次反对，甚至严厉警告不许前呼后拥跟随他。

“浪费，没有必要！”周恩来朝我挥着手说：“你去跟他们讲，我不要这一套。像 这样还怎么接近群众？吓也吓跑了，影响很不好嘛！”

我没有动步，提出不同看法：“不要警卫跟着，万一路上坏了车呢？不说安全吧， 也要耽误时间，影响工作啊。比如外宾等候接见，你的车坏到半路上怎么办？”

“并不是每次外出都有外宾等候，可你们每次都要搞这种前呼后拥。有重大国事活 动搞，这还可以；我去看个朋友你们也搞这种做法就很笨，缺少灵活性。我在重庆时做 过这方面工作，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活动要有不同的措施和方法。比如我 去看望民主人士，我去人民群众中间了解情况，你们这样前呼后拥是什么影响？连自己 的人民群众都信不过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

周恩来在某些活动中，明确警告不许警卫车跟随。一般情况下只有我和卫士高振普 随他乘主车外出，警卫车虽然被严令不许跟随，但为了安全，还是悄悄地隐蔽跟随。周 恩来是非常机敏的，警卫车隐蔽，仍然要被总理从汽车反光镜中发现。

“你们不要搞这种‘盯稍’，我在重庆常被跟踪，有经验，你们瞒不过我。”总理 又气又烦又无奈，“说过了你们就该执行，为什么还要悄悄跟着？浪费么，没有必要。”

警卫人员听着，不急于反驳，但也不说“改正”。毕竟他们有他们的制度要求。

总理也知道他们的难处。为了不叫警卫车跟随，周恩来有时会突然行动，使他们根 本来不及通知警卫，上车就走。这时，车上除了总理，只有我或小高，加上司机老杨共 3个人。这时周恩来会感到一种自由或愉快，会笑着说：“这样不是很好吗？我就是要 摆脱这些形式主义。”

第3个特点就是喜欢坐快车，并且决不浪费车上的时间。坐在车上，或吃饭，或批 阅汇报条，或听取秘书口头汇报，交待一些工作。如果没什么事，总理会抓紧车上的点 滴时间打个盹。

总理正经睡觉困难，离不开安眠药；打盹却有超一流的能力和表现。这主要是在汽 车上，如果没公事没陪客，短到两三分钟，长到几十分钟，他都可以打个盹；而且说盹 就盹，说醒就醒。

我当副卫士长及卫士长时，仔细观察过总理的打盹。他的打盹主要有三种形式或叫 情况。一种是被动的，就是前面讲过的在办公桌旁疲劳困乏到极点，身不由己地打起盹； 头一下又一下失控地耷拉；刚挣扎着抬起来，马上又垂落，手中的笔也会失控地落下去， 又沉落下去，在文件上留下点状道状的墨痕。当他的头大幅度地垂落时，会突然惊醒， 忙捏捏鼻子，揉揉眉头，揪揪头发，然后抓起清凉油，用手指往太阳穴和额头上擦抹， 一边望着文件上跑笔的墨污摇头。

另外两种打盹主要都是在汽车上。

一种情况是路程较远，坐车时间稍长些的时候，比如在京时去机场接客，比如在广 州，从南湖到小岛，总理上车刚坐稳便看一眼手表，压压手势吩咐：“都不吵，睡觉 啊。”

听到这声吩咐，所有人便屏息静气，司机杨师傅警惕车开平稳，总理习惯地靠在沙 发座的一侧，头向右一歪，很快就入睡了。这种时候，他不会失控地把头向前垂，可以 几十分钟一动不动，呼吸变得均匀绵长细微，是真正迅速有效的沉睡。

车到站，我们都是一动不动，只把目光投向沉睡的总理。总理像是有第六感官，像 是具备生物定时器，每次都一样，我们的目光一触到他，他便微微一震，一下子睁开眼： “噢，到了。”

说着，用力搓搓脸，便精神焕发地投入新的工作中。

如果路途近，坐车时间短，比如从中南海到人民大会堂，三五分钟的时间，总理就 不说什么“别吵，睡觉”之类的话，也无须把头朝右歪靠沙发座。他会坐正身体，全身 放松，眼皮微微合上，像是意守丹田，像是“入定”一般。

总理是会气功的。这不是那种劈石碎砖的硬气功，也不表现在各种腹呼吸的运用， 他的气功是在意念上对静的追求，由意念导引着全身血液的循环，肌肤神经的松弛，脑 筋的高效休息。这种带有极大调理性的休息，效果是惊人的。我常常感到，在各种紧张， 繁忙，有时激烈有时枯燥的马拉松式的无休无止的劳作中，当总理精疲力尽地完成一项 工作，乘车去另一个地点继续另一项工作时，就这短短几分钟的“入定”，这几分钟的 调理休息，就能使他在下车时重新神采奕奕，两眼大放光辉。

当我们二十几名秘书与总理经年展开车轮大战，当全国所有的神经束都导向总理， 源源不断输来各种信号，总理永不疲倦地作出及时准确的反应时，当总理常年累月超负 荷运载，令人不可思议地睡眠少时，我便不能不想到总理那汽车上的打盹。沉睡几十分 钟也罢，“入定”几分钟也罢，正是这见缝插针式的调理休息，维持着总理的精力和思 维活动。

总理的一切生活习惯都是为了适应他的工作。他那超人的工作量，不仅是靠奉献精 神和顽强意志来保证，也是靠了几十年艰苦奋斗所锻炼出来的具有科学性的休息方法来 实现的。

总理坐车喜欢提醒司机老杨：“慢点，开慢点。”他喜欢提醒这句话，是因为他喜 欢坐快车。他一生抢时间抢速度，能坐飞机就不坐火车，那么坐汽车当然希望车能开得 “飞”起来，快一点就能多干一点工作。

基调是快，必要时就须关照司机放慢。

我的观察，当路上行人车辆多时，总理会关照司机慢；天下雨下雪，地上积水结冰， 总理会关照司机慢。我至今一合眼，就能鲜明如初地看到那一幕；

雨小了，马路上积了不少水。总理不肯仰靠坐椅，而是前倾着身体，双手扶着前排 椅背，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街上的倩况。马路两边不但流动着雨水，也流动着自行车 和行人。总理一边观察一边不停地念念有词：“慢点，再慢点，不要溅水，别溅水…… 小心，小心有水溅了人……”

总理就是这么细心，时刻想着别人。

总理坐车多，遇到的事也少不了。

1959年夏天，我们跟随总理，乘一辆嘎斯69吉普车去河北平山县的岗南水库。汽车 飞快地驶在野外的公路上。突然，前面出现了一辆马车，一个老农民赶着一辆两匹马拉 的大车。那时的牲口见汽车少，马被汽车惊了，乱奔乱跑翻到路边的沟里。

“停车，快停！”总理下令。司机刹住车，总理跳下车就奔去抢救人。那个老农民 已经爬起身，看样子伤得不算重。可是总理不走了，下命令说：“赶快用我的车送老汉 上医院检查，我们就在这里等吧。”

我说：“总理，汛期快到了，岗南．水库那边还等您去汇报……”

总理摆一下手：“来得及。你们不要说了。”

一直等到送老汉的车从医院回来，报告老汉没什么危险，总理才上车继续赶路。

1960年在北戴河，总理的车经过一座木桥时，隆隆的木桥震动声惊了河对岸一辆马 车。惊马朝桥旁的斜坡冲去，把车上拉的一名病号给掀了下来。总理马上下令，又是跑 去病号旁。那病号长了一身毒痂，触目惊心，总理却像父亲一样毫不嫌恶，仔细察看了 农民的病情，马上命令送医院。

到住地后，我们后怕的是，如果惊马冲过来，把总理的车撞挤到河里该多危险，总 理想的却是那个病号，一进门就给医院挂电话，询问病情伤情……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比如有次总理外出，车开到府右街时，一个女孩子骑 自行车猛地从临街胡同里冲出来，撞到总理的车上。女孩子是自己撞到汽车上，当时总 理的车已急刹住，所以女孩子没受什么伤。但是细心的总理发现女孩子衣服挂破一块， 马上叫警卫去买件新衣服给那个女孩子送去了……

然而，总理坐快车也是遇过危险的。

记得那是1961年6月15日下午，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个不停。

总理定于下午2点半到钓鱼台看望来访的越南总理范文同，然后陪范文同到人民大 会堂参加万人欢迎大会。

总理的时间以分秒计算安排，外出都是选最近的路以能够允许的最快速度行驶。那 天行驶的路线是：府右街——西四——阜成门——钓鱼台。

按以往习惯，总理坐右排左侧，成元功坐后排右侧，我坐前排司机旁位置。司机杨 金明技术一流，两手在驾驶盘上大幅度地滑来滑去。那时北京城里汽车不多，我们的车 速很快，箭一般驶出了阜成门城楼。这时，道路变宽，行人更少。视野远阔，杨金明加 大油门，车像要飞起来一般。

就在这时，突然从路南一个大门里钻出一辆大卡车。按理说，这家伙右拐东行，两 车各走一边，互不妨碍，所以老杨并没减速。谁料到呢，大卡车就像国民党特务制造暗 杀事件一样，在两车即将交会的刹那，突然驶入逆行道，既不开大迂回指示灯，也不鸣 笛，直向总理座车撞过来，在那间不容发之际，老杨猛踩刹车，疾向右闪避。不料想， 右前方正是一根粗大的水泥电线杆子，大卡车撞过来将把总理的座车在电线杆子上挤扁。

一切都是在刹那间发生和完成的。老杨惊叫一声：“不好！”几乎是在他喊叫的同 时，我扭转身子想扑过去保护总理，这完全是一种本能，在猛烈对撞中这个动作有多大 意义就不得而知了。但座车是三排座，在我和总理之间还隔了一排活动椅，用不上力。 我绝望地叫一声：“总理！”

说时迟那时快，成元功侧身用自己身体去掩护总理并且用左手护向总理心脏部位。 总理的右手也用力支撑住前排座位的靠背，准备迎接那威猛剧烈的一撞。

也就是杨金明了，换别人简直不可想象怎么避开这种比蓄意谋杀还要凶狠的冲撞。 杨金明那声：“不好”刚出口，方向盘已经快似陀螺地疾转，车子敏如脱兔地窜向左， 避开水泥杆，驶向左边的逆行道。

现在的形势是大卡车冲向右边逆行道撞我们，我们向右避不开就冲向左边逆行道， 与大卡车对换了位置，都进入了逆行道。但大卡车似乎不死心，在我们左闪的同时，这 家伙也又扭头冲回左边，还是要撞！杨金明脚下死命一踏刹间，方向盘疾转，座车猛甩 了180度的大调头，嘎然停住。这种大调头产生的离心力，使总理我们3人都摔倒在座椅 上。现在是车后屁股对着卡车，它要是撞，也只能撞着我们一道朝前冲，不会发生致命 的危险了。爬起身看时，那辆卡车在大马路中间来了个大迂回，不再向我们追逐冲撞， 不打灯不鸣笛，大摇大摆驶回它刚才驶出来的那个院子里去了。好象什么事也不曾发生 过一样，他也根本不在乎他的“谋杀”行动。

这样重大事件，总理却平平静静说一句：“快赶路，去钓鱼台不能误点。”

汽车又“飞”起来，直冲钓鱼台。杨金明脸色苍白，目光闪闪地警惕着路面，以最 快的速度冲向钓鱼台。驶入大门时，总理评论一句：“老杨技术高，处理得好，今天避 免了一场大车祸。”

下车后，总理严肃地嘱咐成无功：“你去查一查那个卡车是怎么回事？”

我跟总理去看范文同，成元功去调查那个卡车。他很快查明了原因。

驾车者是电车一厂的一名维修工，既无执照又不懂交通规则，那家伙是私自偷开车， 跑出来玩的。真是混蛋透顶，差点当一个千古罪人。

总理却仍然关心这个肇事者，让成元功转告厂领导，要加强制度管理，对这位工人 要做好思想工作，按规章制度进行批评和处理，决不许因为是冲撞了总理的车而加重处 分。

不过，人的素质太差时，你就是教育、批评、处分也未必起多少作用。这个肇事者 闯这么大漏子，仍然不吸取教训，后来又违反规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电车压死了。 经调查，责任全在他本人，是他违反了规程制度。

所以，现在我一看到电视和报纸上拿出来示众的那些交通肇事者，心里就一股火， 总觉得对这些人处理应该再重些。

第4个特点是公私分明。

那天，周恩来要去人大会堂接见外宾，他乘车由西花厅开至北京饭店，理发刮脸之 后再驱车去人大会堂。

在北京饭店上车时，周恩来轻轻拍一下司机老杨的肩膀，提醒说：“从西花厅到北 京饭店算私事，从这里到人大会堂才算公事，你不要又笼统搞错帐。”

杨师傅说：“总理放心，我早记上帐了。”

周恩来在建国后，一直坚持私人用车要自费。工资发下后，钱归我管，工资表他一 定要过目，就是检查是否扣除了用车费和外出用餐费等。他把看戏、跳舞、到公园散步、 到饭店理发算作私事，把去医院看病人，到民主人士家拜访及看望外国朋友这类亦公亦 私的事也都算作私事用车，都坚持自费。他乘车的记帐，先由我记；后来嫌我记的帐有 疏漏，转交钟步云记。老钟遇空难后，就直接交由司机杨金明本人记帐了。总理说： “你开车你记帐，这样不会出现疏漏。”

帐记下了，交通部门如果忘记或没按时依照帐目从他工资里扣钱，交通部门要挨批， 我们也会挨批评，责任是没有提醒交通部门扣钱。在这样严格的要求下，自然再不会发 生用私车漏交钱的情况。

周恩来无子女，但侄子侄女及亲戚并不少，这些人来看总理，那是坐公共汽车。周 恩来曾明确规定：我的任何亲属都不许派车。

有次，他的一个侄子一个侄女相约来看望，同周恩来邓颖超，一道吃饭谈话。出来 时，已是晚上7点多。我从门前过，见他俩正焦急地小声议论：“唉呀，来不及了！”

“可能已经开演了，快走吧……”

我心里一动，停下来问：“你们要干啥去？”

“到工人俱乐部看演出，来不及了。7点半就开演……”

我看一眼表，说：“来来，我送你们去。”

我们这些人都会开车，我用车把他们送到工人俱乐部，回来正碰上邓大姐的秘书。 秘书问：“你干啥去了？”我心知不妙，还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应付道：“没干啥。”

可是这位秘书还是猜到了，报告了邓颖超。工夫不大，周恩来和邓颖超一同把我叫 去，像这样共同与我谈话还是少有的，可见问题严重了。我不敢说谎，老实承认用车送 人了。并解释说：“这是特殊情况，不然就要误了看演出。”

“你以为这是对他们好吗？”周恩来皱着眉头盯紧我：“晚到几分钟，少看一段有 什么了不起呀？你是帮助他们搞特殊，助长他们的优越感！”

我不敢回嘴，低下头，赧颜地闷声不响。

“记住，这是不允许的。”周恩来干脆明白地警告一句。这一声至今响在我耳边。 我再不曾用车接送过周恩来和邓大姐的亲属，我自己和我的家人也从未用过公车。我会 开车，却一次也没用车办过一件私事。就是办公事，只要来得及，都坚持骑自行车，实 在来不及了才开车。现在我离休了，老干部局定期发给我公里数，但我仍然没用过。没 那个习惯。我的习惯是受周恩来影响而形成的——凡事一定要公私分明。

周恩来离开北京去全国各地，按规定都是乘专列。专列由前驱车、主车及后卫车组 成。这是安全部门规定的，不是周恩来个人所能改变得了的。

正因为如此，周恩来极少乘专列，除非视察各地，需要沿途了解情况，否则是不肯 坐专列的。他只喜欢坐飞机。

他曾对我说：“坐专列太浪费，主要是浪费时间，工作不允许。”

周恩来乘专列时，很注意不要随意停车。毛泽东对这一类事不大注意；专列行驶中， 工作累了休息，并不在意专列行驶在单行线还是双行线，到站还是没到站？一旦想睡觉 了就睡。他一睡觉。有关部门便会通知司机停车。有时专列停在单行线上，便会造成其 他列车晚点。

周恩来对这些具体事是非常细心。有个说法不全面不准确，但确实反映了部分实际 情况：毛泽东只想他所关心的大事，周恩来则还要时时想到关心到别人所遇到的事。

比如，他偶尔坐了专列，不到站决不许专列停车。他多次告诫我们：“要保持同司 机和铁路部门的联系，千万不要因为我们搞得其他列车运行晚点。”

建国以来，周恩来只坐过有数的几次专列；一般专列行动，容易影响其他列车晚点， 但周恩来乘专列，从未影响过其他旅客列车的正常运行。

总理外出，主要是坐飞机。在重庆时，我就跟随他乘坐到lOO多次飞机，前面讲过， 多次遇险，却从未因此远离飞机。建国后，他的专机是一架苏制伊尔18型飞机，编号为 “208专机”，国内外都知道，很有名。机长是张瑞蔼，改革开放后出任中国联航总经 理，是一位非常有经验，有技术，有胆量的优秀飞行员。

对于总理的喜欢坐飞机，张瑞霭曾开玩笑问总理：“总理，你是不是崇拜飞机？你 怎么那么爱坐飞机呀？”

总理笑着说：“飞机好啊，它快嘛！坐飞机能节省时间，办事效率高嘛。”说着， 右手在面前轻轻带过一下：“我喜欢坐飞机，可不等于不支持铁道部的工作，不等于不 关心铁路建设哟。他们不要对我有意见哟。”

总理对于他的机长张瑞霭是很感自豪的。尼克松访华，要坐他自己的专机去杭州、 上海访问。总理不同意。

“你们在我们境内旅行，应该坐我们的专机嘛。”周恩来坚持道。基辛格深知中国 人的民族自尊感，积极帮助斡旋，说服美国方面接受了总理的意见。尼克松任总统期间， 只乘过一次外国飞机，这就是周恩来的专机。

当周恩来的专机在上海虹桥机场降落时，尼克松对周恩来竖大拇指：“飞得很好！”

总理荣然一笑：“这是我们自己培养的飞行员，我很信任他们。”

基辛格接过话头说：“总统是第一次乘坐外国飞机，因为中国飞机是最安全的。”

总理乘飞机的故事很多，张瑞霭写过回忆文章，我在前些章节也写过一些，这里不 多讲了。我只讲这样几句话：

总理逝世后，有人计算他操劳天下事，乘飞机所飞距离，可以飞到太阳。当你计算 这段飞行距离时，你是否想过？他那颗伟大的心就像太阳一样永远光照着人间！

华盛顿人

09章 休息与娱乐

毛泽东太忙，但是有自由；不想忙时可以不忙，去休息娱乐。周恩来太忙，而且没 自由；不想忙时也常常被具体事务缠身而脱不开。我跟随总理几十年，他只是在1951年 去大连养病，休息了几十天，就这么一次休息。

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周恩来当然需要休息娱乐。我的感觉，他对休息娱乐采取 的是积极有效、“公私兼顾”、目的明确的态度。

概括起来讲，总理的休息娱乐，主要有三种方式和内容：朋友聚会、文娱活动、体 育锻炼。

朋友聚会被周恩来称作是“最好的休息”。

进城后，我见总理不休星期天，曾劝他：“总理，星期天你尽量少安排一些活动， 多休息休息……”

周恩来嘘我一声，眯着眼摇摇头，用这个孩子气的动作表示。我讲的不通，没道理。 然后才睁开眼望着我说：

“你们对我还不完全了解。什么叫休息？我和文学艺术界朋友谈谈心，吃顿饭，与 民主党派的人士喝酒饮茶聊天，这对我就是最好的休息。”

想一想，总理讲的也有道理，这种休息往往比看一台节目还要心情愉快，甚至留下 几十年难忘的美好印象。

记得1946年在上海，国共谈判已经无望，周恩来为争取和平日夜奔忙，心力交瘁， 我们都劝他休息一下。

我说：“该做的我们都做了，该想的也都想尽了，现在急也没用，索性休息一下静 观形势变化。”

周恩来摇摇头又点点头：“该做的都做了，还不能这么讲。永远有该做的事情，没 有都做完的时候。不过，急也没用，讲得有道理。我们去串串门，休息享受一下。”

于是，周恩来和邓大姐带我去了上海静安寺路廖梦醒的家里。

这是很小很小的一套公寓，小得叫人想到玩具。好象一间住房也就几平米，肯定不 过10平米，却又设施齐备。卧室、厨房、卫生间应有尽有；卫生间可以洗漱也有厕所马 桶，给人“家”或是叫“窝”的感觉极浓。

周恩来到了这里很随便，确实象到家了一样，洗手擦脸，该坐就自己坐，该帮就帮 一把女主人，只有我像个客人需要别人关照。

廖梦醒叫周恩来阿哥，叫得亲切、自然、随便。她的女儿叫李梅，文静漂亮，一看 就是大家庭里出来的，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影响。

廖梦醒请我们吃阳澄湖的螃蟹，鲜美极了。说实话，过去我从没享受过这样精美的 食物。不过，也有不适应的地方，就是上什么饭菜都是小碗小碟，小得叫人不敢大张嘴， 不敢“如狼似虎”地大嚼大咽地过过瘾。到了这样的小窝儿，面对小碗小碟，特别是见 到周恩来、廖梦醒细嚼慢咽的文明样子，我不知不觉也就“文明”起来。过去当兵吃粮， 大海碗也不过瘾，恨不能盆盆罐罐地吃饭吃菜才舒坦，才受用。现在，我也一点一点朝 嘴里夹食物，慢慢地嚼，细细地。品；这种吃菜吃饭法，在嘴里嚼就嚼得消化吸收完了， 几乎没有舒服痛快的吞咽感觉。天哪，这得哪一年才能吃饱？

周恩来平时吃饭比我还快，可是到了这样的环境，他却像回到了熟悉的生活中一样， 表现得那么潇洒、优雅、自然、适宜。我相信，他过去一定过过这样的生活。

这种吃饭，最适合聊天了。谈形势，谈奋斗，谈前途；政治风云，战场风云，在这 不到十平方的小天地里隆隆地卷过来，荡过去；有忧愁，有欢乐；有激昂，有愤怒；有 热血，有温情，转眼间2个小时过去了。

告辞之后，我随周恩来离开这一方小天地，返回思南路周公馆。

“你吃饱了吗？”周恩来忽然问我。

“嘿嘿，”我难为情地笑笑，“碗太小，不敢吃，怕一口不满就吃光了。”

“吃光了还可以盛么。”

“一口一碗我得吃多少碗？回头传出去，说周副主席的副官能吃30碗50碗饭，那多 糟糕呀。”

“哈哈哈，”周恩来把头朝上仰去，开心大笑。然后说：“广东人吃饭是最讲究的， 都是小碗小碟。不过，我相信你不会再饿。”

我下意识地摸摸肚子，真的，没有饿的感觉。

“不饿了。”我说，“可是也没觉饱。”

“什么叫饱了？不饿就是饱。”周恩来换上一副略带忧伤的神色，思考着说：“几 千年了，中国的老百姓在饥饿线上挣扎，肚子整天是空的，好容易吃一顿饱饭，这一顿 的标准一定要把肚子撑得圆圆的才叫饱。什么时候天下百姓再无饥饿，那就不需要吃一 顿把肚皮撑得圆圆的了。撑得太多和饥饿过度一样，都不利于健康。我们的奋斗，就为 了有这一天啊。”

这一顿饭，这一番聊天，给我留下终生不忘的美好记忆，谁能说这不是最好的休息 娱乐？

建国后，廖梦醒又曾请过我和我爱人去吃饭。这种亲切宜人的气氛我又享受过几次。 虽说每次都不敢大张嘴，放开肚皮过瘾，但每次都能感觉到一种休息娱乐的舒适安逸。 于是，我又想起总理的话：不饿就是饱。想起总理的期望：愿天下人都能过上这样放松 的生活，不要饿一年，才撑死饱死在春节那几天。

进城后，廖梦醒常给“阿哥”周恩来送些吃食。东西不多，有点送点，经常送点， 据说广东人习惯这样。

宋庆龄也知道总理喜欢吃阳澄湖的螃蟹。她每年8、9月份，都要带些阳澄湖的又大 又肥的螃蟹来北京，带来了就给我打电话。

若是宋庆龄亲自来送螃蟹，那就是周恩来亲自接。但大多数都是由隋副官送，由我 接。他们不托人代送，我们也不托人代收，因为这是入嘴的食品。那时受苏联影响。苏 联对于食品都严格要求经化验之后才能送领导人吃，我们对于食品也有严格要求。

总理收到螃蟹，有时同我们工作人员一道吃，有时请陈毅、张茜一道来吃。

周恩来喜欢交友，可以说朋友遍天下；他喜欢与朋友聚会，吃饭、饮酒、品茶、聊 天。

党内干部，在我的印象中，朱德、陈云、董必武、陈毅、李富春、王稼祥以及在他 直接领导下工作的王震、陈郁(曾任煤炭部部长)、乔冠华、王炳南、章汉夫，以及地方 负责人陶铸、欧阳钦、曹获秋、潘汉年等，都是他的座上客，聚会来往较多。其中，与 陈毅关系更密切些。

比较而言，与文艺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这种朋友聚会更多些。这种聚会交往的朋友 多得我都数不清，其中，文艺界人士以郭沫若为最密切，民主人士中以张治中、傅作义 来往最多，友谊更深些。

周恩来喜欢陈毅的性格，说他刚烈而不失潇洒，豪侠而不乏文雅。周恩来推荐陈毅 顶替自己担任外交部长。陈毅讲话常常热血沸腾，任由激情自由奔放，有些话按照官方 标准来衡量，难免讲得有些出格。就有人向周恩来报告，说陈毅讲话像放炮。

“不要怕放炮么，放炮才能吸引人，震撼人。”周恩来很欣赏地说：“他比我讲得 好，大气势，很符合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国威军威。”

“可是有些话走嘴，讲得不很恰当，不够准确……”

“句句准确，句句恰当，就不会有这样的大气势，也不会这么吸引人，震撼人了。” 周恩来加重语气说：“要看整体效果。他讲的很好，比我有气势，比我讲的效果好。”

周恩来不但肯定、支持陈毅，还约请陈毅一道出去游玩，一道吃饭。这对陈毅是极 大的支持。

那天，陈毅兴致极好，嗓门大、笑声高。周恩来见朋友高兴，自己更高兴。

“陈老总，你兴致来了。”周恩来高声提议：“你能不能来首诗啊？”

“总理来，总理来。”陈毅忙不迭谦让总理。

“我不行，”周恩来摇头，“我对诗没什么研究。”

“总理是一定要叫我出丑哟……”陈毅作出一副被迫无奈，勉为其难的可怜样儿， 其实他心里早就鼓涌起诗情，想找机会“发泄发泄”了。总理再了解他不过，所以根本 不再多说，该走就往前走，该看就往前看。果然，没多大工夫，陈毅在他旁边放开了嗓 门，以四川人那特有的富于音乐色彩的声调，抑扬顿挫地诵起一篇新作。这种新作，即 席即兴之作，往往粗糙一些，但情真意切，常会博得总理喝彩或夸赞，个别地方也有所 提议指正。陈毅回家后肯定会对这种即兴之作再来番“细琢磨”，“精加工”，然后写 成文字送主席、董必武、朱德、叶剑英等诗友看。

公开发表的陈毅诗选有不少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出来的。

总理喜欢陈毅，陈毅也了解总理，并且知道总理喜欢自己。别人不敢跟总理讲的话， 不便提的要求，就来找陈毅，请陈毅出面帮忙。

比如我遇到几次，贺龙元帅想请总理去看看他的体育健儿，不好张口，就去找陈毅。

“主席和总理不是刚去看过的吗？”陈毅问。

贺龙与陈毅关系深，根本不作解释，两个手指捏着陈毅的衣袖，扯一下说一句： “帮帮，帮帮。晚上见。”

贺龙丢下陈毅就走，不给陈毅叫难的机会。陈毅也了解贺龙。战争年代，贺龙是有 名的爱兵如子，当了体委主任，只要他的“兵”想见见毛主席、周总理，他一定想方设 法满足这些“兵”的愿望。自己不好出面请时，就让陈老总出面。在我印象中，只要陈 毅出面去求请周恩来，周恩来没有不答应的。

我们也都喜欢陈老总，因为他常能帮助我们做工作。比如陈毅爱看川戏，爱听音乐， 常来拉总理一道去看。友情深，陈毅的嘴巴又会讲，常搞得总理再忙也得跟他去看看， 这就达到了我们做多少工作也达不到的目的。

我们尤其喜欢陈毅的是，他来了常常不谈工作，专挑轻松愉快的话题聊，常聊得总 理轻松愉快，甚至开心大笑。所以，我们都支持总理和陈毅聚会聊天。总理常到陈毅家 作客，陈毅也常找总理来小酌闲聊。

每次这样的聚会聊天之后，总理都像刚度假回来一样显得精神焕发。

有人说，朋友聚会一定要同性情相投的人在一起才好，否则很累。

总理则不然。只要是同志、同事、朋友，尽管千人千性，脾气作风各不相同，他都 谈得来，都愿意尽可能多交往，多相聚。像国家主席刘少奇是位勤奋严肃、组织纪律性 极强又不苟言笑的人；朱德是温和宽厚，慢条斯理；董必武一身古香古色；彭德怀威风 严厉又血性十足；陈老总热烈坦率，经常发个牢骚提点意见；黄克诚不修边幅却又只唯 实，不唯上；陈赓、刘亚楼骁勇善战又大大咧咧，不拘小节；所有这不同性格、不同风 采的人，周恩来都谈得来，处得感情深。

有几次，周恩来迎客时，粲然笑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他那愉悦开心 的样子使我渐渐体会深一些，就是人有社会性，

所以这种欢聚当然带了休息娱乐的性质。然而，真正使我认识更深，还是在同志、 同事、朋友遇到困难、麻烦、甚至危难时，周恩来仍然坚持相见、欢聚，这才使我有了 新的感受。

熊瑾玎是周恩来的朋友。在重庆地下党工作时期，他担任《新华日报》的“老板”， 被大家称为“熊老板”，久而久之，成了专用词。好象我们共产党内只有这么一位“老 板”，被大家叫到去世。老板两字也表现出了他为党所作出的特殊贡献。他的夫人朱端 绶自然成了“老板娘”。

周恩来、董必武、熊老板十几年坚持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风雨同舟，友情极深。 比如周恩来父亲去世，痛哭而发脾气时，只有董必武、熊老板敢去劝说；董必武跟儿子 赌气，发火打儿子时，夫人不敢劝，就请周恩来和熊老板来劝，一劝就灵。30年代末， 40年代初，他们朋友相聚的机会最多，次数也最多。建国后，忙里抽闲，也常有聚会之 乐。

1967年，熊瑾玎和他的夫人都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大老板”和“资产阶级老板娘”。 就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周恩来没有忘记友情。

那天，周恩来连续工作30多个小时，体力精力都渐渐不支。。我们劝他：“总理， 该休息休息了。”

连劝几次，总理停下工作，“昭”一声，搓搓脸立起身。他没有绕办公桌快走，也 没到室外运动，而是朝台历俯身伸手过去。

“休息休息。”总理一边说一边翻着台历：“熊老板该过生日了……”

他朝日历盯视片刻，掀起眼帘对我吩咐：“你准备两瓶茅台，我们去看熊老板。”

东城区大典胡同，熊瑾玎的门前，除了大字报大标语的残痕，真是门可罗雀。那时 “抄家”的风潮已过，这里对红卫兵失去吸引力，便再没有什么人对这里感兴趣了。

我们上前轻轻敲门，总理走过来，紧挨院门站好。工夫不大，门被打开，熊老板夫 妇一前一后站在门内愣住了，痴痴地望着总理。

“这个时候你怎么还到我们家里来呀！”熊老板终于冒出这么一句，不知是担心总 理的处境还是为自己的处境感到怨懑。

“同事加朋友，怎么能不来？”总理像平时一样亲热随便，毫无运动中普遍发生的 那种“一觉醒来全陌生”的情景和感受，进门同老板、老板娘握手：“我来看看你们。 顺便给咱们老板过个生日么！”

“过生日？”熊老板喃喃。

“我没记错吧？”总理笑容可掏，“我带来两瓶茅台。”

“周公……”熊老板哽住了。他用重庆时候的称呼来叫总理，当年的情谊一下子全 在眼前重现，泪花便在眼眶里闪烁起来。

一向热情好客的老板娘激动地不停搓手：“可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吃什么呀？”

“哎，你不是很会煎荷包蛋么，在重庆我们也没什么东西呀，老板娘。”总理兴致 勃勃地说：“花生米，花生米总有吧？”

“有有，你就爱吃花生米，还是没变。”老板娘高兴得泪水一个劲往下淌，却又笑 得合不住嘴，腿脚变年轻地往厨房走：“我这就去给你们炒！你们聊，你们先聊……”

总理握住熊老板的手，含义无穷地望着他点点头：“老板，要多保重啊，看远一些， 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熊老板脸上出现了红晕，用力地点头，那双阴郁的眼睛重新焕发出光彩。

这次朋友相聚，给熊老板注入了生活的希望和力量，带来了慰藉和欢乐。而总理呢？ 坐上车时，轻轻地舒了一口长气。他来给熊老板过生日，本身就是无言的表态，谁再说 熊老板是资产阶级大老板，就不能不有所顾忌，因为他们必须把周总理和熊老板加在一 起来考虑分量。

总理坐在车上，始终带着一种静温无言的遐想和忆念的神情，并且为自己做了一件 应该做的事而获得一些平静。我忽然想到了一句老诗：使别人欢乐的人自己最欢乐，使 别人幸福的人自己最幸福。

于是，我对总理把朋友聚会看作最好的休息和娱乐有了新的理解：你能把欢乐和幸 福带给别人，你自然会得到欢乐和幸福，只有心性温和、慈爱、善良的人，才会产生这 种感觉和追求。

再进一步想，中国还有句老话是“不责人小过，不发人隐私，不念人旧恶”。总理 就是这样待人交友。

我想起梁漱溟。1946年国共谈判时，周恩来曾由于梁漱溟的“不讲信义”，“对不 起朋友”而声泪俱下，痛加斥责。但是，1953年梁漱溟公开顶撞毛泽东时，周恩来又千 方百计代为缓颊，保护其过关。

我想起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先生。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时，与校长张伯苓关系亲 密融洽，星期天总要到张校，长家去请教并长谈，张伯苓很喜欢他，常留他吃饭，吃天 津风味的贴饼子，煮稀饭，熬小鱼。张伯苓常对亲友同事说：“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 生。”可是，这位最好的学生却参加了共产党，而张校长却以社会名流参加了国民党政 府。共产党被骂作“共匪”时，这位老先生把他当校长时的学生周恩来从“同学录”中 删除。共产党坐天下后，他给周恩来写信，说“正在闭门思过”。周恩来不念人旧恶只 念人旧情，派飞机把张伯苔由重庆接回天津，表示慰问。张伯苓先生去世时，周恩来亲 自赶往天津吊唁，悼念这位母校的老校长。

我想起……善良使人心平，慈爱使人气和。

心平气和就是一种休息，就能带来快乐。

同文艺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聚会更多些，因为这种聚会不仅是休息，本身就包含有 统战工作的意思，何况聊天时还可以更具体更有针对性地做工作，解决一些问题。

在中央领导人中，周恩来结交的文艺界朋友最多，举凡有些名气或虽然名不见经传 但确有所长或有某种代表性的人物，他几乎都认识，并且多数都交了朋友。像郭沫若、 茅盾、巴金、艾青、曹禺、蔡楚生、田汉、阳翰笙、夏衍、白杨、张瑞芳等等文艺界老 战士，无不与周恩来建立起深厚友谊。

比如张瑞芳，在我记忆里她的入党都是周恩来介绍的。那是1946年，日本投降后不 久，周恩来把我叫去，单独嘱咐：“何副官，你去陵江门接一下张瑞芳，要注意安全还 要保密，决不能带尾巴。”

我记得张瑞芳当时是住在陵江门一座国民党修建的公寓里。我去之前，首先设法甩 掉国民党特务，确实证明没尾巴了，才猛插公寓接走张瑞芳。带张瑞芳到周恩来那里， 她高兴得不得了，我记得是批准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了。

周恩来在重庆结交的这批朋友，来往密切，友谊深，彼此很随便。直到建国后，周 恩来当上总理，与这些人仍是朋友相交，相互之间的感情和关系从没因为地位的变化而 变得疏远或冷淡。

从我的感受，周恩来和邓大姐老两口的生活太单调，太寂寞，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 候。他两个人都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但是，要说没有一点空闲时间也不真实。 逢年过节，老两口有点空闲时，那种单调寂寞就会显得突出。总理害怕这种寂寞，寂寞 往往会使人生出莫名的孤独与忧伤。所以；年前节前，只要估计有点空闲时间，我们必 要给总理安排一些活动，不能叫他“闲”。

总理自己也注意不发生“闲”，一得空儿，必要提出名单，请客人到家来聚会，特 别是文艺界人士，他们一来，西花厅就热闹起来，活跃起来，总理就会忘掉寂寞，快活 起来。

有子女的首长们，劳累之后巴不得有两天清闲，与孩子们共享天伦之乐。没有子女 的首长，如果生性孤僻，也就不容易理解总理。比如彭德怀，在军营中过惯了硬梆梆、 简单明确的制度式生活，对于总理喜欢与文艺界人士交往，就产生一点看法。说过一句 两句难听的话。不过，他本来就是厉害人，敢骂娘，敢为民请命，也难免敢翻脸把人闹 个难堪。有些高级领导高级将领因此对他意见大些，周恩来却从来没有为个别一句两句 话生出意见或看法，相反，对彭德怀更加喜欢，常对我们工作人员说：“那才是个好同 志呢，有啥是啥，怎么想就怎么说，你叫他装假他都装不出来。”

周恩来常去彭德怀住所串门看望，同时也继续与文艺界广泛结交来往；他不因为彭 德怀的难听话而疏远彭德怀，更不会因为彭德怀的偏见误解而断绝与文艺界的朋友聚会。 周恩来是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而生活，不是按照别人的议论或想法去生活。

正因为如此，文艺界人士、民主人士，有什么事，发生什么矛盾，首先想到的都是 周恩来，请周恩来帮助解难。

记得有次接到一个电话，大声说要找总理。

“总理正忙，请问您是哪位？”

“我是张治中。请你向总理报告一声，我找他有急事。”张治中的声音有些异常。 想起当年军事3人小组的活动，天天一道坐飞机，想起“不要忘了我张治中3次到延安”， 我决定报告总理。

此类事，只要我们报告，总理是不会不马上接电话的。

“文白兄吗？”总理听到报告，马上接电话：“我是恩来呀。”

“哎呀，总理啊，”张治中刚听到周恩来的声音，立刻像个受了委屈的大孩子一样 叫起来：“请你转告郭，要笔下留情啊！”

“怎么回事啊？文白兄，你不要急，慢慢讲么。”

“我已经给总理写去一封信，就是郭沫若先生那个洪波曲，请他笔下留情！我张治 中罪该万死，遗臭千年，也还不敢有计划有预谋地加害恩来兄。我若是这种人，以后还 好见总理吗？……”

看来张治中是真恼火了，不称郭老、郭先生，让转告“郭”。原因是郭老写的那部 “洪波曲”，里面写到了抗战开始时长沙那场大火，说这场火是国民党有计划有预谋地 要烧死周恩来。烧这把火时，张治中是湖南省主席；要说有计划有预谋，这个计划者、 预谋者自然少不了有湖南省主席这位地方政府最高长官。

“文白兄，郭先生决不会是要伤害你，他写的是小说，文学作品，不是史料，不是 作历史评论。不妥之处，我马上转告郭先生，设法补救，文白兄这边也要息怒，互相多 谅解……”

周恩来放下电话就又给郭沫若先生打电话。郭沫若先生叫屈说，写这件事时，脑子 里出现的只是蒋介石，并没闪过一点张治中的影儿。何况书已经出来，无法再改，只能 请总理代为缓颊了。

张治中和郭沫若都属于总理最亲近的朋友这一圈里的人物，无话不好谈。总理便去 张治中家作客，不送东西，送东西就见外了，就是看望，吃顿饭。

饭后，总理说：“文白兄啊，要说有计划有预谋烧死我，我再不怕死也不敢来讨饭 吃。这段历史还需要多解释吗？”

“无须再解释。”张治中承认。

“我看文白兄不是怕郭先生的书，是怕老百姓议论猜测。人言不是史，人言不足畏； 既然书已经出来了，文白兄还是要看其主要内容和思想，个别地方说法不准确不妥当， 容他日后再版时修改，你看可好？”

“我并没叫他焚书。”张治中终于谅解了。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总理到民主人士家里作客是常有的事。总理自己不过生 日，但很乐于为民主人士祝寿作生日。比如给傅作义过生日，我就跟随总理去过几次。

那时傅作义住在小酱坊胡同，总理去时，不送寿礼，就是看望、聊天、吃饭，与往 日朋友聚会的那种亲热、密切气氛一样，只是多两句加寿的吉利话而已。

这类朋友交往，总理始终保持了一诺千金。所以，只要答应去，哪怕临时发生了再 大的事，最后还是要赶去。比如前面章节里曾写到总理答应去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家吃 饭，大家等到晚上10点，总理仍然末到，就没一个人脑子去想总理可能不来了，只想他 一定遇了大事，要晚到。结果，总理10点多赶到了，原来是被主席叫去了。从毛主席那 里一出来，立刻赶往杨尚奎家。所有人都坚信：“总理只要说过，就绝不会忘，一定会 来。”

总理这一生，答应过的事情忘记了，大概只有过一次。至少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在议 论中，只扯出这么一件事。我从1940年跟随总理，到他逝世，再想不起第二件答应别人 以后又忘记了的事。

那是1957年左右的事。在一次集体活动的场合，人很多，总理不停地与人招呼，不 停地与人交谈，各种信息都朝他这里汇聚。其中就有傅作义部长，他说：“6月29日是 我生日。总理，想请您到我家里吃顿便饭，不知行不行？”

“62岁生日，对吧？”总理连连点头，“好，我一定去。”

这一天收到的信息量太大，距博作义过生日还有两个星期，到了那一天，总理恰好 忙了23个小时，上床服了安眠药，睡觉了。

傅作义深知周恩来一诺干金，从认识起，没出现过失信，所以生日这天作了总理来 参加的准备。工作人员提醒说：“当时只是随口问一句，这都两个星期了，总理会不会 忘了？”

“不会。”傅作义充满自信，“打从我认识他，他就没忘过事，没失过信。”

幸亏亲属和工作人员不像傅作义与总理接触多，他们只按常理想事情。照常理，事 隔两个星期，总该再问问。就算对方没忘记，两星期前只能算打招呼，办事这天还该再 邀请一下才合礼。所以，他们在中午11点给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话讲得很巧妙：“傅 部长今天过生日，总理今天是否能抽出时间参加？”

那天成元功值班，他翻翻日历又看看小黑板，没有记录这项活动，也就是说，事先 没作安排。所以总理连续工作23个小时后就上床休息了，没有坚持28个小时，再参加一 下傅作义的生日餐，然后才休息……

不过，成元功是细心人，听对方口气，分明总理是答应过的，而总理又是一诺千金 的人，所以他没有因为总理已经入睡而回答不行，只说：“请等一下，我去报告。”

成元功向邓大姐报告，邓大姐明白总理一诺的分量，对成元功说：“告诉他们，总 理去，稍晚点儿到。”

11点半，邓大姐将入睡不足1小时的总理唤醒。

以往，总理被叫醒，不是主席找就是国家出了大事。总理眼圈充血泛红，一边看表 一边问：“有情况？”

“傅作义今天的生日，”邓大姐问，“你是答应去吃饭了吧？”

“嗅，嗅，是答应了……两个星期前就答应了。”总理一下子精神起来，匆忙穿衣 服，“哎呀，糟糕糟糕，怎么会忘，怎么会忘了呢！”

总理匆匆驱车进往小酱坊胡同，参加傅作义将军的生日聚餐后回来，兀自歉疚地喃 喃不已：“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这还是第一次忘事情！”

我说：“反正又没误。”

总理不自安地说：“答应了人家的事情又忘记了，就算没误也是对不起人家呀，答 应了怎么能忘记呢！”

总理就是这样的朋友交往，一诺千金！

总理喜爱的文娱活动很多。他是个爱玩又没时间玩的人；兴趣广泛又不能不压制兴 趣，甚至忍痛将其窒息掉。

总理喜欢唱歌、跳舞、读小说、作诗、看电影、看戏剧以及下棋打牌。

在人民大会堂，在建设工地，在许多群众集会的场合，历史都为我们留下了周恩来 指挥大家高歌的镜头。

周恩来喜欢唱歌，也喜欢听歌。他的听歌、唱歌有一致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一致之处是，他喜欢听喜欢唱民歌，不大喜欢“洋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美 声唱法。听这种歌他从来不跟着唱，也不会像那样用嗓。

他曾对我说：“这是一种很好的艺术，但不适合我。这种洋嗓子听着不舒服，洋嗓 子和我们革命的历史联系不大，唤不起美好的回忆。”

周恩来毕竟是一位职业革命家，有他独自的经历，当然也就有他自己的爱好和选择。 就像生活中好姑娘很多，但未必好姑娘就可以成为好妻子，每个人还有其他性格、知识、 经历、交往等许多考虑。听歌唱歌也是这个道理。

周恩来喜欢听信天游，听到这种曲调便会生出莫名的激动，两眼闪出湿漉漉的波光， 头轻轻地点出节拍，神情里流露出一种静谧无言的喜悦和舒心惬意的遐想。

但是，他很少唱信天游。从东北到云南，从新疆到台湾，所有的地方小调他都喜爱 听，但极少放开喉咙高歌，这就是听与唱的不一致。

他喜欢高歌的是《我们走在大路上》、《社会主义好》、《长征组歌》、《洪湖赤 卫队》、《中华儿女志在四方》等等激情澎湃，热烈奔放的歌。特别是《长征组歌》和 《洪湖赤卫队》，简直可以说入迷上瘾，时间久听不到就难受，疲惫不堪而闭目小憩时， 嗓子里必要哼哼这些歌曲。

他爱看爱听“长征组歌”，有演出尽量设法去看，独个儿听收音机，听到组歌就会 “入歌”用手轻轻击拍，或哼曲，或小声跟着唱。我的记忆中，他最喜欢“毛主席用兵 真如神”这一句。无论是在剧场还是独个儿听收音机，听到这里便会击出一个重音，无 限感慨地把头点一点。

有一次，我见他独个儿在办公室听这支歌，到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他身体各 部位都随着音乐的节奏有所动作，仿佛全身心都融入了旋律之中。我忍不住问：“总理， 这一句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他睁眼看看我，笑道：“不是经过长征，那是听不出这一句的、美妙境界的。”

我是经过了长征的，但我在四方面军，没有跟中央红军行动，自然缺少总理这样切 身的体会和感受。

对于总理的听歌和唱歌，有人形容为：“小气候里迟逐流动，大气候里震荡奔放。

对各地民歌小调，总理喜欢沉醉一般悄悄欣赏；全身心地松弛，独个儿追逐体会着 那感情的跳跃，意识的流动，仿佛渐渐走入一个美妙而古朴的童话世界，充满了花草的 温馨和泥土的芬芳。这就是“小气候里追逐流动。”

大气候里震荡奔放，那是带着登高一呼，万众响应的气势和力量，是一名职业革命 家壮怀激烈，“仰天长啸”的抒发情怀的表现。也是宣传鼓动群众与自己一样激荡起豪 情和热情，团结、奋斗、向前的真情流泄。

周恩来是位感情非常丰富的人。在某些作品里，常把周恩来工作中的严肃、谨慎、 细致，笼统到整个生活中。其实不这样；休息时，哪怕是群众场面，只要不是办公事， 他都是活泼又活跃。在老干部中，“活跃分子”是有其特定含义的，往往指革命队伍中 上下组织，左右联络，出头露面进行宣传鼓动的同志。在中国的领袖群中，周恩来几乎 可以称为唯一的“活跃分子”，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常常按捺不住地放开歌喉， 甚至要指挥起成千上万的人一道唱。更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乐于自告奋勇，教同志 们唱“志在四方”，唱“长征组歌”。

过去有许多影视资料和报道文章都记录过周恩来带领群众放。声高歌的情景，无须 多讲。我这里想讲一点的只是他这样做，丝毫没有什么做作或工作需要，那确实是一种 感情洋溢，需要释放的再自然不过的表现、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1965年6月，周恩来出访坦桑尼亚。这是中国民航第一次走出 亚洲，走向世界。飞越天险喀喇昆仑山时，总理临窗，放眼远望：群山绵延，突兀颠连， 好象维系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一样机妙玄奥，深不可测；又像鉴证着大自然不可思议的 雄伟创造。冰峰林立，白云徜徉其间；碧空万里，与皑皑白雪上下辉映，幻化流转着七 彩光芒。

总理的眼里像起了惊雷电闪，光彩照人。他的胸脯开始起伏，那是激情进发前的沉 默。他连续几次长长地叹息，仍然无法平息心潮的起伏，便从胸腔里发出了浑厚的低沉 的歌声：“红岩上红梅开……”

他唱的第一声像呻吟一样带着隆隆的胸膛共鸣音，并且马上停住了，轻咳两声，好 象有些不自然，目光朝我们一扫。我相信他是从陶醉里刚刚醒来，明白了自己是在飞机 上，是在一群随行人员之中；他把目光再次投向窗外时，千仞冰峰在脚下蜕起、跃动； 滚滚而来、层出不尽。于是，那无法按接的激情便第二次喷涌而出，并且一发而不可止。 那成了真正的引亢高歌；总理是彻底放开了嗓门，歌声萦绕在机舱里，在我们每个人心 头引起强烈的经久不息的回响。于是，总理的独唱自然而然成了我们全体乘客和机组人 员的合唱：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总理喜欢民族歌曲，自然也喜欢京剧及各种地方戏剧，喜欢看各种国产影片。

对于戏剧，我曾问过周恩来：“总理，你喜欢京剧还是喜欢越剧？”

总理说：“都喜欢。”

我问：“比较起来，更喜欢哪一个？”

总理一笑：“比较起来我更喜欢话剧。我在南开学校读书时，演过话剧。那时学校 还不够解放，男女分校，我们演剧没有女角，就由我来扮……我们演得很成功。”

总理天天看报纸，天天必看各剧场的节目预告。无论哪一天，你随便问总理：“今 天吉祥剧院演什么戏？”总理肯定可以马上告诉你。

有一次我问：“总理，你看那些剧场节目预告干什么？”

总理笑着叹口气：“看戏是享受，想戏也是一种享受呢。”

我含笑作一个总结：“很少有总理没看过的戏，也很少有总理看完全场的戏。”

总理听罢哈哈大笑，频频点头。因为我这一句话道出了实情。总理酷爱看戏，没有 什么戏不想看，但他“官身不由己”，想看也看不完，太忙了。或者晚到；看个尾巴， 或者早到，看个开头就马上要赶去参加会，有头有尾地看完一场戏实在太少，有数的几 场而已。

有的老同志说我有办法叫总理休息，其实这办法就是“假公济私”，“投其所好”。

什么是“假公济私”？就是把休息和工作搞得界线不分。凡有新电影，新戏剧出来， 我们总要找出各种理由原因，安排总理去审查新片新剧，并且尽量“上纲上线”，说这 是对文艺工作者是否关心、重视、支持的大问题，说作者和演员如何如何已经准备听取 总理的意见，如果不去看就会挫伤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甚至是不利于党的知识分子政 策云云。

这样一来，总理就不审查也得审查，不休息也得休息几个小时了。

所谓“投其所好”，就是按照总理对休息的解释，满足他的那种“休息”。比如把 作者、演员请到家里来，同总理一起吃顿饭，聊聊天；自然是聊戏，聊演员的生活。这 样聚会一次，解决了剧团的问题，也达到了让总理休息一下之目的。

读小说对总理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和娱乐。总理早在刚刚结束童年步入少年时，就 读完了《三国演义》、《水浒》等古典名著。他曾对我说：“读小说和办公，用的不是 一个脑子；办公办累了，看看闲书也是休息。”

总理看电影看戏看小说的故事很多，特别是文艺界人士写过许多回忆文章。我这里 只想讲两件事，说明我们的总理，即便休息娱乐，也保持着鲜明顽强的民族性。这对于 刚刚结束殖民地、半殖民地命运的中国人民来说，是尤其重要的。

记得1950年1月20日，我跟随总理赶赴莫斯科，参加与苏联的谈判时，中苏正号称 “磐石般的团结”，也就是铁板一块了。像我们这一层的人，单纯热情，一说苏联老大 哥，那就一切光明，一切友好。记得那时斯大林的威望不得了，只要喊起他的名字，人 们就可以前仆后继，不惜任何牺牲地冲锋向前。他在苏联人心目中是神，在中国人心目 中也是神。但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与我们的心态显然不同，思考问题远不在一个层次一 个水平线上。

毛泽东只跟斯大林谈，不参加与莫洛托夫，维辛斯基等人的会谈。这与其他任何社 会主义国家都不同，是第一个当仁不让地把自己放在与斯大林完全平等的位置上。

斯大林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建立的崇高威望，使他原有的大国沙文主义表现更突出 了些。毛泽东到莫斯科，离莫斯科，斯大林都没参加迎送。这样的结局毛泽东是不能接 受的，他那强烈而鲜明的个性，使他当面向斯大林提出请求，坚持让斯大林去自己所指 定的地点参加中国举办的答谢宴会。斯大林说他从来没有出去到别人确定的饭店去赴宴。 毛泽东坚持斯大林应该给自己一个例外。

结果，斯大林第一次屈从了别人的意志，这个人就是毛泽东。记得周恩来为此十分 兴奋，对宴会作了许多具体指导。我至今鲜明地记得那天的气氛：欢快、隆重、庄严。 来宾非常多，有各国大使和苏联的高级将领及部长们。

显然，这些部长、高级将领、大使们也是轻易见不到斯大林，都激动得不能自己， 焦急盼望着能看一眼斯大林。

在一片喧腾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大使们议论中的两句话：

“斯大林与毛泽东相见，在世界上是开天辟地的大事。”

“毛泽东厉害，能把斯大林请出来；罗斯福和丘吉尔也没能做到，没能如此。”

斯大林出现时，那些大使，那些部长、将军们都像孩子一样争抢着一睹斯大林风采， 并不像现在某些作品出于政治原因所描写的那样。我当时看到的情景，所有人都是发自 内心地欢呼，夹道迎着斯大林鼓掌，拼命挤前一点，就是想多看一眼，那是真正的崇拜， 没有伪装和做作，见到斯大林与毛泽东站到一起时，多少人流下了泪。真流泪假流泪， 真欢呼假欢呼，真激动假激动我还是分得清，看得明的。比如“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年 后，那种欢呼万岁已是越来越假，越来越口是心非。岂止我看出来，绝大多数人都清楚， 只是不敢说或不能说罢了。

现在没有什么不敢说或不能说的。实事求是讲，1950年我见到的所有欢呼者，流泪 者，都是至倩至性的真实流露，决无半点虚伪假装。

就在这样的中苏友谊，这样的热烈亲密中，总理却没有生出盲目性。去莫斯科的列 车上，他连续阅读获斯大林奖金的小说《旅顺口》。一般人读这本书，一听获斯大林奖 金，便盲目跟着喝彩、叫好。周恩来没叫好，越看越皱眉，最后把书一摔说：“满纸胡 说八道，这种书居然还获斯大林奖金，可见苏联也并不是什么都好，什么都对。”

到了1950年底，抗美援朝战争紧张进行之际，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雷英夫担心敌人在 辽东半岛登陆，利用工作之余读这本《旅顺口》，想从中得到一点在辽东半岛设防的启 示。

在一次聊天中，周恩来听说雷英夫对照地图看《旅顺口》，就问：“你读这本书感 觉怎么样？”

“不怎么样。”雷英夫说，“不像外面吹捧那么好，我是为了研究战争参考着看一 看。”

“这本书很糟糕。”周恩来评价说：“很糟糕的书还获得斯大林奖金，获得某些人 喝彩，那就更糟糕，简直是糟糕透顶。”

“总理看过这本书？”

“我是今年一月去莫斯科的路上看的，印象坏极了，有些地方简直看不下去，真正 的中国人都会有这种感觉，不会盲目地跟着去吹嘘。”周恩来很少有地掰了一下手指： “第一，这本书是吹嘘沙俄侵略战争；第二，旅顺口陷落时，列宁有篇文章说这是掠夺 性、反动性战争，这本书却仍然大加宣扬；第三，极尽丑化中国人之能事，不是特务、 奸商，就是妓女、骗子。第四，书中歌颂的英雄马卡洛夫，是个拥护沙皇反动统治制度 及其侵略政策的家伙。有这4条，这本书是什么货色就很清楚了。他们就是改不了的大 国沙文主义！”

在那个“一边倒”的年代，张口闭口苏联老大哥的年代，总理讲出这样的话，确实 给我们发热的头脑降了降温。知道“斯大林奖金”也不能迷信；他们搞大国沙文主义， 搞民族主义，我们也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性，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再不能有丝毫的奴颜媚 骨。

正像周恩来所说，“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在娱乐中他也从不忘记。

1954年我随周恩来去参加日内瓦会议，出发前，他特意关照，让把我们新拍摄的越 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带上。

会议期间，我们先放映了纪录片《1952年国庆节》。这部纪录片受到热烈欢迎和赞 叹，一位瑞士记者在报纸上报道说：“当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和手捧鲜花的姑娘们迈着 矫健的步伐，跨进日内瓦的银幕时，西方和东方的无冕之王们都情不自禁地一起发出轻 轻的赞叹声。”

影片结束后，观看影片的记者们纷纷围过来和中国代表团的人握手祝贺，讲了许多 热情洋溢的赞美话。连英国的记者也承认：“再也不能拿1949年以前的眼光来看中国 了。”

但是，美国一位记者却心怀敌意地说：“这部影片不能不叫我们担心，中国是不是 在搞军国主义？”

情况汇报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早有准备地说：“他说我们搞军国主义，我们就再 给他们放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看他们还有何感想？”

大家听了这个决定，心里都没谱。前些日子周恩来请卓别林看《梁山伯与祝英台》， 客人都是文艺界或与文艺界有关的人士，这些专门人才都看懂了而且兴趣很大，当时演 出效果很好。但现在请政府官员和记者看，效果会怎么样？是否会应了那句话——洋鬼 子看戏，傻眼了。

负责这项工作的新闻联络官是熊向晖同志，他对这件事有过回忆文章。为了洋鬼子 看戏不傻眼，他请英文翻译将剧情和主要唱段写成了一本16页的说明书，剧名也译成英 文《梁与祝的悲剧》。

熊向晖兴冲冲地向总理汇报他创造性的工作。

“这才是党八股呢。”周恩来没有表扬他，反而批评说：“你也不看对象，在那里 对牛弹琴！”

熊向晖始料不及，被批得发怔发痴。

“十几页的说明书，亏你想得出来。”周恩来吁口气，放缓声音：“我要是记者， 我就不看你那本说明，又不是上政治课，还要发讲义。”

熊向晖眨眨眼，噗嗤一声笑了：“叫我说，给洋鬼子看戏，本身就是对牛弹琴。”

周恩来也笑了，笑得文明而又开心，不慌不忙说：“琴还是要弹，不但有政治意义， 也是传播我们的民族文化么。问题是你怎么弹这个琴？你用十几页说明书去‘弹’，那 叫‘乱弹琴’，我换个‘弹’法就能弹通，你信不信？”

“怎么弹？”

“你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就行。”

“什么话？”

“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影片——中国的《罗米欧与朱丽叶》。”

“噢……”熊向辉似有所动，点点头又摇摇头：“这样……行吗？”

周恩来把手一挥：“你就这样办好了，保你不会失误。如果失误了，我送你一瓶茅 台酒！”

“行，一瓶茅台酒！”熊向晖打赌似地说。如果总理的话真灵验，输一瓶茅台酒是 完全值得的。

放映那天，各国记者早早就都来场了，座位坐满，过道也站了人。看来，都想看看 中国怎么也有个罗米欧与朱丽叶？总理这个法子想得不错，有悬念，吊胃口，可是，成 功不成功还得看过电影才能下结论……

开演几分钟后，奇迹发生了。观众并没“大失所望”地离开或不满地发牢骚，这次 全场静悄悄，观众都如石雕一般纹丝不动，灵魂早巳进入影片剧情之中。看来人类不分 种族肤色，不分地区时代，不分阶级信仰，确实存在着某些共同的属于全人类的情感和 思想。《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罗米欧与朱丽叶》都是循着这种人类共同的情感发展着 故事，所以，无论白皮肤、黑皮肤、黄皮肤，大家都被剧情所吸引，为绚丽缤纷的画面 所陶醉，为温馨委婉的唱腔所倾倒，为飘逸袅娜的舞姿所征服，更为人类历史上，任何 地区任何民族都不曾避免无法躲过的爱情悲剧所感动。当演到“哭坟”和“化蝶”时， 观众的情绪也达到顶点，影院里一片抽泣声……

影片结束后，华灯复明。一个极少见的情景展现在我们面前：如痴如醉的观众还沉 浸在梁山伯与祝英台深挚哀怨的爱情悲剧之中，为他们的悲剧流泪不止。这种悲伤的默 哀足足保持了一分多钟，什么人鼓了一声掌，刹那间像起了暴风骤雨，热烈的掌声经久 不息，并且伴随了阵阵的欢呼声。

英国记者说：“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米欧与朱丽叶》更感人！”

比利时一位记者说：—“简直忘了是在看电影，好象我也到了梁祝身边。”

一位印度记者说：“中国还在朝鲜战争和土地革命中，这种时期就拍出这样充满美 好感情的影片，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

而所有这些对中国戏剧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理解，确实是靠了总理那一句话。

而这一句话，又说明总理．对我们民族，对世界各民族，对整个人类，有着何等深 刻的认识和理解啊！

在总理的文娱活动中，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作诗。可以说，从1940年我到他身 边，直至他老人家去世，总理基本没有停止过作诗。不过，从我来到他身边后，基本也 没见过他保留下一一首所作的诗。

现在公开发表的周恩来的诗作，都是他年轻时的作品。其实，他当总理以后作诗， 远比青年时期作诗多，特别是晚年，常看到他念念有词，并将新诗写下来。

总理一般是作格律诗，偶尔也作自由体诗。他对古诗词非常熟悉，无论我们提到哪 首诗词，他都可以出口便背诵下来，当我们为此惊讶时，他总是很动感情地说：“这要 感谢我的母亲，4岁时她就教我识字，5岁时已经教我背诵了几十首唐诗……”

我常想，周恩来的喜欢读诗作诗，是否与他的母亲有关？他在读诗作诗的时候一定 可以寻找回来那遥远的记忆，重新感受母亲的慈爱与保护，重新从母亲那里得到新的启 示……

周恩来作诗，或者是对什么事有感，对什么人有感，对什么景有感，或者是看到主 席或陈毅或董必武等战友的新诗，反复品味之后唱和一首。他一旦要作诗，吃饭走路乘 车这种时间就会被充分利用起来，嘴里偶尔吟出一句。这样的一天忙里抽空儿，反复索 句，或睡前，或起床后，新诗就出来了。

他作的新诗都是一挥而就地写在纸上，然后独个儿拿起来欣赏、品味，偶尔也提笔 改几下。我们只能远远看那诗行，偶尔听他吟出一句，无法拿过来细细欣赏，他就像秘 密地藏着什么珍宝一样不愿叫外人看。

他把作诗当作了消遣似地，消遣完了，概无例外地撕碎，而且撕得太碎了；先撕成 许多小碎块，再将小碎块一叠叠分别撕成更碎的碎片；撕到一般人再也无法拼对起来时， 才用手弄成雪片飘落一般扔进废纸篓。

总理心细，作诗极讲平压工对押韵，撕碎时也从不大意。我一次也未能将他的诗作 拼对出来。直到他病重后，仍然是这样，不愿留诗给后人。

外出参观游览，所过名胜古迹的工作人员都希望他留下墨迹。他一概拒绝：“找郭 老去，叫郭老写。”

我很后悔，那些撕成粉碎的诗作，如果我都用牛皮纸袋装好，现在将这上百纸袋的 “碎诗”交有关部门，一定能拼对出来，从中定可以进一步了解总理的思想情感。

周恩来会下棋，象棋、围棋、国际象棋都会下，还会打桥牌，在重庆与董必武等同 志玩过，后来都“戒”了。

总理对“戒棋”“戒牌”的解释只有三个字：“没时间”。

在他晚年，病重住院后，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减轻一些痛苦，我们拉他玩牌。他 在“戒棋”“戒牌”20多年后又拾起来了。他很会算牌，随随便便就能赢了我们这些认 认真真的人。赢了便轻声一笑，没有精力多说话。

只有一次，他看看表，说：“下棋打牌，过时间不觉，有个故事说，樵夫看两个老 头下棋，一盘棋下完，身旁的斧头把儿已经烂了。这盘棋下了多少年？干事业的年华， 千万不可沉溺其中。”

在文娱活动中，总理最喜欢的似乎还要算跳舞。我们也喜欢让总理多跳舞。这项活 动后来被我们称为“三结合”，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老中青三结合，而是：文娱、 体育、工作的三结合。

跳舞本身既是娱乐活动，又能锻炼身体，这是无须解释就很明白的事。医生主张总 理每天跳一场舞，活动活动身体各部的肌肉关节。但他太忙，做不到。

总理跳舞极少去春藕斋，一般是在紫光阁和人大会堂山东厅。50年代在北京饭店也 常跳。到这些地方来跳舞的还有李先念、陈毅、余秋里、何长工、吕正操等国务院及各 部领导。舞会8点开始，总理如果参加，常常10点左右到，跳几圈就提前走了。他舞姿 潇洒，会跳三步、四步，能跳出花样，不像毛主席、朱老总那么单调地踩点走步。

总理跳舞从不固定舞伴，他很理解文工团来的那些女演员，尽量勤换舞伴，满足尽 可能多的女演员“陪总理跳一圈”的愿望。

总理参加舞会，首先是作为社交的场合与机会，不忘结交朋友，不忘调查研究，不 忘讨论工作。

每次跳舞，周恩来必要同国务院机关和各部委领导打招呼，通报情况。若是有大事 复杂的事，就在舞会休息时将有关领导叫入舞厅旁的小屋里谈话。跳舞时，周恩来换舞 伴勤，也包含有多认时人，多听到一些情况的考虑。

每次跳舞，对于新舞伴，周恩来必要问姓名、年龄、工作单位，对单位里的领导及 工作有什么意见？等等。对于认识的老舞伴，他常提出一些文艺政策方面的问题，征求 意见，或者将自己考虑中的有关文艺工作的内容讲出来听听群众意见。

总理在跳舞中是怎样调查研究，怎样做工作呢？随便举个例子。

郑淑云是总理的保健护士。她第一次见总理，就是在北戴河的舞场上。谈话是在舞 会休息时开始的。

“你什么时候来北戴河的啊？”周恩来问过姓名、年龄及家庭情况后，放慢了讲话 速度。

“中央异地办公，从开始我就跟打前站的同志们一起过来了。”

“这个地区的地方病是什么？”

“哎呀，不知道……”

“你是医务工作者，领导没给你介绍吗？”

“光是从安全方面介绍一下，地方病可没说。”

“没介绍你也没调查？这就是问题。安全也要以预防为主。到一个地方就要调查研 究这个地方的状况，作为医务人员特别应该查清这个地方的发病情况，这样才好开展工 作，做到有的放矢。你说对不对？”

“对的。”

“那么地图你看仔细了？”

“看了，否则找不到首长。在杭州我给罗部长做蜡疗就迷了路，摸黑转了半天……”

“哈哈哈，就是么，吃一堑长一智，这就提高了……”

“哎呀，舞曲开始了。总理，你去跳舞吧。”

“你会跳吗？”

“我不会。”

“一次没跳过？”

“跳过两次，也是人家带着我……”

“那好，这次我带你，我来教你跳。”

“哎呀，我，我会踩你的。”

“哈哈哈，”周恩来把头稍稍后仰，一边笑一边指郑淑云脚下：“不要紧么，你穿 的是软胶鞋。”

郑淑云脸红了，把手递给周恩来。跳出第一步时，仍在喃喃：“可是，可是，您带 我跳会很累的。”

周恩来放低了嗓门，小声说：“放心跳吧，累点正好运动。”

像周恩来那样的大工作量，若不搞点运动，若不坚持体育锻炼，是无法长期胜任的。

每周的周末舞会，周恩来去跳几圈；每天起床后，从第一办公室出来，做5分钟的 自编体操；如果只是这一点运动，肯定起不了多大作用。周恩来还有其他许多运动方式。

第一种运动是办公室里的运动。这就是前面章节里写到的5分钟自编体操以及办公 疲劳时，起身绕办公桌快走几圈。除此两项运动外，第三项运动是踢室内足球。

天津人爱踢球。建国初期，天津的足球是很有名气的。周恩来在天津读书时就喜欢 踢球，当总理后，医生和身边工作人员天天要求他保证运动，他就想到踢球上，买来一 个足球。他没有时间去足球场踢，他的年龄和工作情况也不允许他去踢比赛，他就想出 了踢室内球的办法。

这办法也简单，就是办公室的一面山墙腾出一块空地方，不放办公用具。他的那个 足球，少打一点气，弹性不要大，然后放在办公室内。每天工作累了，周围人一再劝他 活动活动时，他就起身，两脚盘带足球，在那几平尺的小天地里激烈运动一番，时时朝 墙上射门。球没气，弹不远，每次射到墙上都能及时用脚控制住球，不会碰坏门窗或办 公桌上的东西。

不要小瞧这种运动，由于动作的迅速，活动量是相当大的，不要说总理那样的高龄， 就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陪他练5分钟，也会流出汗来。周恩来有时踢球要个“陪练”， 拦在那堵山墙前，总理盘带过人。如果被截住球，算输一分；如果晃闪过对方，把球带 过人，射到墙上，那就赢一分。

这项运动总理很喜好，坚持很长时间。因为他的运动同他的睡眠一样，必须围绕工 作进行。室内足球不受时间空间限制，有几尺地面就可以运动起来，见缝插针，效果很 好。

除了足球，总理还喜欢玩玩“卫生球”。

总理的喜欢玩乒乓球，同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那批优秀球员为国争光是分不开 的。这批运动员打出了国家和中国人民的威风，吸引得像董必武这样古香古色的老人， 也扔下毛笔，去玩了一段时间的乒乓球。周总理这样更具现代色彩的领导人，当然要比 毛泽东、董必武这些老派些的领导人玩得多些，好些。

总理的不利条件在那条伤臂。由于右臂在延安摔伤后，接骨不正，落下残疾。他的 右臂弯不到头，伸不到底，不像正常人可以180度弯臂直臂，他只能在弯曲30度，伸直 到150度这样的范围里正常发挥，超过就要活动受限。

总理难得有时间玩玩球，主要在饭前饭后的10分钟左右，在我们一再劝说下，可以 答应一声：“好，玩几下卫生球。”

讲“卫生球”，无非是形容乒乓球小。陪总理打球是件高兴事，因为我们太爱他了， 我们所有工作人员的自我感觉是超过世上任何一种爱，无论什么事情，只要对总理有好 处，只要有利于他的休息或健康，那么，再小的事我们也愿意全力以赴去做，做了就会 产生幸福和愉快。

我们都抢着和总理打球，为了不让他打着费劲，常常有意将球往他右手附近的台面 上送，而且要送得不高不低，便于重扣或抽杀。球的位置合适时，总理常常能抽杀出第 一流的漂亮球。

可是，总理没有抽杀，左手将“卫生球”一把捞过来，冲着对家嚷：“不干不干， 尽给我容易的，那不行。我不要照顾球，我能够输得起。”

总理认真得很，我们只好更认真地对待，既要真打，不让总理觉得是让球，又不能 一下子打死，必须给总理一定的招架和还手余地。这种球打得艰难而又令人兴奋不已。

每逢球下网或出界，总理常常显出一脸的惋惜：“哎呀，输了，输了！”如果一记 重扣或一个大力抽杀击中了，我们未能接回去，总理会为自己漂亮潇洒的击球欢呼鼓掌： “打中了，漂亮！”“你输了，哈哈，你输了！”

总理喜欢玩几下乒乓球，更喜欢看别人打乒乓球，特别是国内外有乒乓球大赛时， 贺老总都要派人给总理送几份秩序册。册子上详细列出分组情况，谁与谁对阵，怎样淘 汰怎样出线。总理看得非常细。

到了比赛开始，那个册子每天摆在总理的办公桌上，他每天在办公桌旁一坐，总要 先问问：“谁被淘汰了？”“谁出线了？”“下一轮谁跟谁比？”

我们随时将进展情况报告他，帮他用红笔勾出来。他一边听报告，一边自己也动手， 勾去淘汰的，勾出新的对阵关系，那种认真关心的劲头儿，不亚于处理军国大事。

偶尔我们也劝总理一声：“有时间勾他们，不如咱们多打两下呢，咱们还是以锻炼 身体为主。”

总理笑着说：“历来看棋的比下棋的累，我这也是运动，这样紧张一下，转回头再 办公，精力特别足。”

总理打球、看球都是围绕工作运转，如果影响了工作他是决不答应的。

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之后，全国乒乓球热升温到最高，点，西花厅里的秘书们 打球也打到了最高潮。

这天，乒乓球正打得激烈，一位外事秘书忽然惊叫起来：“哎呀，不好了！把一件 大事忘了！”

他扔下球拍就跑，还是把事情误了。

这下子惹火了周恩来，将全体工作人员召集一起，狠狠批评了一番。大家心里都不 好受，挨着做检查，保证引以为戒，不再发生类似情况。

于是，总理态度缓和下来，望着大家，带出感慨万千的语气：“唉，时间不饶人哪。 你们看，你们年轻轻跟了我，现在都有了白发。我也老了……记性都衰退了。”他朝我 吩咐一声，让把准备好的小笔记本取来，亲手发给每个秘书，然后宣布：“以后你们就 用这个本子备忘。我交待的事，外面反映来的重大事情，你们就把它记下来，不要再误 事。”

打乒乓球之外，总理还曾想增加一项游泳运动。

1954年在广州，毛泽东每天去越秀公园游泳，都要请总理一道去。总理也下过几次 水，似乎有了一些兴趣。他曾表示态度：“我听你们的，争取学会游泳。”

为了教会总理游泳，还为他请来体委一位同志当教员。教员当然积极性很高，很快 教会总理在水中憋气，并漂起来。可是再往下学，他那只伸不直的右臂便带来一些不便。 兴趣有点减弱。但并没停止学习，庐山会议时，有点空闲时间他又下两次水。

当时北京医院的院长是周泽召先生。有次总理游泳上来，坐在藤椅上休息，周院长 发现总理脚底出现许多小红点。他就替总理做了一下检查，说总理的身体不适合游泳， 以后还是少游，最好不游。否则不利于健康。

以后，总理就放弃了游泳这项运动。虽然这项运动是毛主席所提倡，中央首长多数 都学会游泳，并且热情很高，总理却退出了这支游泳大军。无论在北戴河、广州还是北 京，他最多不过坐在岸上看看别人游。偶尔忍不住下次水，也是坐船下水。我曾陪他在 中南海划过几次船。

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总理将一切体育锻炼都停了，只剩了一种运动，就是 从这个“救火现场”赶到那个“救火现场”，这种匆匆赶赴现场的急行，客观起到一种 体育锻炼的作用。

但由于“救火”的心焦情急，这种“运动”对身体其实是弊大于利。都说“文化大 革命”如火如荼，这种“救火”没完没了，一个比一个急。都说总理是累死的，这话一 点不假。

在我的记忆中，“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总理的休息有时已经是带了抢救性质。

1967年春天的广交会上，红卫兵要砸烂广交会，总理轮流找各派红卫兵谈话，作他 们的工作，30小时没离开现场，没停止谈话。劝说完红卫兵，接着又连续工作70多小时， 前后达100多小时没睡一觉，没休息一刻。

他在办公桌前突然面色苍白，额上沁出一层冷汗；由于痛苦，脸上的肌肉绷紧，嘴 巴抽缩着想挺过去那难忍的胸闷和心绞痛。

保健医生张佐良闻讯起来，一摸脉搏，早搏很多。马上给总理做心电图。当时301 医院的一位专家黄教授正陪胡志明主席在广州的小岛疗养，张医生就拿着心电图给黄教 授看，确实早搏频繁。两个人研究之后，决定给总理用药和吸氧。

从此，总理每天多了一项帮助他休息并恢复精力的内容，就是睡觉前吸一会儿氧， 改善血液的供氧状况，以维持他超负荷的大工作量。

就是天天吸氧，总理仍然发生过几次缺氧和心脏病发作。比如红卫兵火烧英代办处 那次，总理又急又气愤又过度劳累，心脏病就发作了。医生进行了抢救。

对于久坐不动或少动的人，洗澡无疑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毛；泽东就是坚持搓澡。 在1956年以前，他是泡澡；1956年以后，由于年岁大了，主要是搓澡。他搓一次澡，全 身血液流畅，是很解乏，很有效果的休息。

周恩来也常洗澡。但他不像主席由卫士侍候，由卫士帮忙搓澡；他一向是自己洗， 从不要人帮忙。

在他发生过两次心脏病后，大家就都担心了。总理毕竟年事已高，身体远不能比当 年，万一洗澡出了什么事，外边不知道，这个责任可不得了。

我们与保健医生商量后，决定以后不能再让总理一个人洗澡。第一次帮总理洗澡是 张医生和卫士小高去的。他们进入卫生间时，见总理正坐在浴盆里喘呢，忙上前帮忙。

“我没事，你们去，我不习惯，我自己能洗。”周总理不让外人帮忙。

“总理，你心脏不大好，万一犯病身边没人怎么行？”张医生劝说：“我们已经进 来了，还是帮你一把吧。”

说话间，小高已经动手帮总理搓泥。在这种情况下，总理才勉强接受了服务。

从此，我们再没让总理一个人洗澡，我和小高及张医生，总要有人陪他进卫生问。 而这时，总理实际上已经患了癌症，在我们开始帮他洗澡前，就已经查出了癌细胞。

就在身患癌症后，有次总理又是工作30多小时没休息。我忍无可忍地进去说：“总 理，你必须休息了……”

总理从眼镜框的上边望住我，小声说：“我去休息，这些工作你替我办哪？”

我站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了。

总理终于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声音天天在我耳边回响：

“我去休息，这些工作你替我办哪？”

新鲜人

09章 休息与娱乐
毛泽东太忙，但是有自由；不想忙时可以不忙，去休息娱乐。周恩来太忙，而且没 自由；不想忙时也常常被具体事务缠身而脱不开。我跟随总理几十年，他只是在1951年 去大连养病，休息了几十天，就这么一次休息。


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周恩来当然需要休息娱乐。我的感觉，他对休息娱乐采取 的是积极有效、“公私兼顾”、目的明确的态度。


概括起来讲，总理的休息娱乐，主要有三种方式和内容：朋友聚会、文娱活动、体 育锻炼。


朋友聚会被周恩来称作是“最好的休息”。


进城后，我见总理不休星期天，曾劝他：“总理，星期天你尽量少安排一些活动， 多休息休息……”


周恩来嘘我一声，眯着眼摇摇头，用这个孩子气的动作表示。我讲的不通，没道理。 然后才睁开眼望着我说：


“你们对我还不完全了解。什么叫休息？我和文学艺术界朋友谈谈心，吃顿饭，与 民主党派的人士喝酒饮茶聊天，这对我就是最好的休息。”


想一想，总理讲的也有道理，这种休息往往比看一台节目还要心情愉快，甚至留下 几十年难忘的美好印象。


记得1946年在上海，国共谈判已经无望，周恩来为争取和平日夜奔忙，心力交瘁， 我们都劝他休息一下。


我说：“该做的我们都做了，该想的也都想尽了，现在急也没用，索性休息一下静 观形势变化。”


周恩来摇摇头又点点头：“该做的都做了，还不能这么讲。永远有该做的事情，没 有都做完的时候。不过，急也没用，讲得有道理。我们去串串门，休息享受一下。”


于是，周恩来和邓大姐带我去了上海静安寺路廖梦醒的家里。


这是很小很小的一套公寓，小得叫人想到玩具。好象一间住房也就几平米，肯定不 过10平米，却又设施齐备。卧室、厨房、卫生间应有尽有；卫生间可以洗漱也有厕所马 桶，给人“家”或是叫“窝”的感觉极浓。


周恩来到了这里很随便，确实象到家了一样，洗手擦脸，该坐就自己坐，该帮就帮 一把女主人，只有我像个客人需要别人关照。


廖梦醒叫周恩来阿哥，叫得亲切、自然、随便。她的女儿叫李梅，文静漂亮，一看 就是大家庭里出来的，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影响。


廖梦醒请我们吃阳澄湖的螃蟹，鲜美极了。说实话，过去我从没享受过这样精美的 食物。不过，也有不适应的地方，就是上什么饭菜都是小碗小碟，小得叫人不敢大张嘴， 不敢“如狼似虎”地大嚼大咽地过过瘾。到了这样的小窝儿，面对小碗小碟，特别是见 到周恩来、廖梦醒细嚼慢咽的文明样子，我不知不觉也就“文明”起来。过去当兵吃粮， 大海碗也不过瘾，恨不能盆盆罐罐地吃饭吃菜才舒坦，才受用。现在，我也一点一点朝 嘴里夹食物，慢慢地嚼，细细地。品；这种吃菜吃饭法，在嘴里嚼就嚼得消化吸收完了， 几乎没有舒服痛快的吞咽感觉。天哪，这得哪一年才能吃饱？


周恩来平时吃饭比我还快，可是到了这样的环境，他却像回到了熟悉的生活中一样， 表现得那么潇洒、优雅、自然、适宜。我相信，他过去一定过过这样的生活。


这种吃饭，最适合聊天了。谈形势，谈奋斗，谈前途；政治风云，战场风云，在这 不到十平方的小天地里隆隆地卷过来，荡过去；有忧愁，有欢乐；有激昂，有愤怒；有 热血，有温情，转眼间2个小时过去了。


告辞之后，我随周恩来离开这一方小天地，返回思南路周公馆。


“你吃饱了吗？”周恩来忽然问我。


“嘿嘿，”我难为情地笑笑，“碗太小，不敢吃，怕一口不满就吃光了。”


“吃光了还可以盛么。”


“一口一碗我得吃多少碗？回头传出去，说周副主席的副官能吃30碗50碗饭，那多 糟糕呀。”


“哈哈哈，”周恩来把头朝上仰去，开心大笑。然后说：“广东人吃饭是最讲究的， 都是小碗小碟。不过，我相信你不会再饿。”


我下意识地摸摸肚子，真的，没有饿的感觉。


“不饿了。”我说，“可是也没觉饱。”


“什么叫饱了？不饿就是饱。”周恩来换上一副略带忧伤的神色，思考着说：“几 千年了，中国的老百姓在饥饿线上挣扎，肚子整天是空的，好容易吃一顿饱饭，这一顿 的标准一定要把肚子撑得圆圆的才叫饱。什么时候天下百姓再无饥饿，那就不需要吃一 顿把肚皮撑得圆圆的了。撑得太多和饥饿过度一样，都不利于健康。我们的奋斗，就为 了有这一天啊。”


这一顿饭，这一番聊天，给我留下终生不忘的美好记忆，谁能说这不是最好的休息 娱乐？


建国后，廖梦醒又曾请过我和我爱人去吃饭。这种亲切宜人的气氛我又享受过几次。 虽说每次都不敢大张嘴，放开肚皮过瘾，但每次都能感觉到一种休息娱乐的舒适安逸。 于是，我又想起总理的话：不饿就是饱。想起总理的期望：愿天下人都能过上这样放松 的生活，不要饿一年，才撑死饱死在春节那几天。


进城后，廖梦醒常给“阿哥”周恩来送些吃食。东西不多，有点送点，经常送点， 据说广东人习惯这样。


宋庆龄也知道总理喜欢吃阳澄湖的螃蟹。她每年8、9月份，都要带些阳澄湖的又大 又肥的螃蟹来北京，带来了就给我打电话。


若是宋庆龄亲自来送螃蟹，那就是周恩来亲自接。但大多数都是由隋副官送，由我 接。他们不托人代送，我们也不托人代收，因为这是入嘴的食品。那时受苏联影响。苏 联对于食品都严格要求经化验之后才能送领导人吃，我们对于食品也有严格要求。


总理收到螃蟹，有时同我们工作人员一道吃，有时请陈毅、张茜一道来吃。


周恩来喜欢交友，可以说朋友遍天下；他喜欢与朋友聚会，吃饭、饮酒、品茶、聊 天。


党内干部，在我的印象中，朱德、陈云、董必武、陈毅、李富春、王稼祥以及在他 直接领导下工作的王震、陈郁(曾任煤炭部部长)、乔冠华、王炳南、章汉夫，以及地方 负责人陶铸、欧阳钦、曹获秋、潘汉年等，都是他的座上客，聚会来往较多。其中，与 陈毅关系更密切些。


比较而言，与文艺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这种朋友聚会更多些。这种聚会交往的朋友 多得我都数不清，其中，文艺界人士以郭沫若为最密切，民主人士中以张治中、傅作义 来往最多，友谊更深些。


周恩来喜欢陈毅的性格，说他刚烈而不失潇洒，豪侠而不乏文雅。周恩来推荐陈毅 顶替自己担任外交部长。陈毅讲话常常热血沸腾，任由激情自由奔放，有些话按照官方 标准来衡量，难免讲得有些出格。就有人向周恩来报告，说陈毅讲话像放炮。


“不要怕放炮么，放炮才能吸引人，震撼人。”周恩来很欣赏地说：“他比我讲得 好，大气势，很符合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国威军威。”


“可是有些话走嘴，讲得不很恰当，不够准确……”


“句句准确，句句恰当，就不会有这样的大气势，也不会这么吸引人，震撼人了。” 周恩来加重语气说：“要看整体效果。他讲的很好，比我有气势，比我讲的效果好。”

周恩来不但肯定、支持陈毅，还约请陈毅一道出去游玩，一道吃饭。这对陈毅是极 大的支持。


那天，陈毅兴致极好，嗓门大、笑声高。周恩来见朋友高兴，自己更高兴。


“陈老总，你兴致来了。”周恩来高声提议：“你能不能来首诗啊？”


“总理来，总理来。”陈毅忙不迭谦让总理。



“我不行，”周恩来摇头，“我对诗没什么研究。”


“总理是一定要叫我出丑哟……”陈毅作出一副被迫无奈，勉为其难的可怜样儿， 其实他心里早就鼓涌起诗情，想找机会“发泄发泄”了。总理再了解他不过，所以根本 不再多说，该走就往前走，该看就往前看。果然，没多大工夫，陈毅在他旁边放开了嗓 门，以四川人那特有的富于音乐色彩的声调，抑扬顿挫地诵起一篇新作。这种新作，即 席即兴之作，往往粗糙一些，但情真意切，常会博得总理喝彩或夸赞，个别地方也有所 提议指正。陈毅回家后肯定会对这种即兴之作再来番“细琢磨”，“精加工”，然后写 成文字送主席、董必武、朱德、叶剑英等诗友看。


公开发表的陈毅诗选有不少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出来的。


总理喜欢陈毅，陈毅也了解总理，并且知道总理喜欢自己。别人不敢跟总理讲的话， 不便提的要求，就来找陈毅，请陈毅出面帮忙。


比如我遇到几次，贺龙元帅想请总理去看看他的体育健儿，不好张口，就去找陈毅。


“主席和总理不是刚去看过的吗？”陈毅问。


贺龙与陈毅关系深，根本不作解释，两个手指捏着陈毅的衣袖，扯一下说一句： “帮帮，帮帮。晚上见。”


贺龙丢下陈毅就走，不给陈毅叫难的机会。陈毅也了解贺龙。战争年代，贺龙是有 名的爱兵如子，当了体委主任，只要他的“兵”想见见毛主席、周总理，他一定想方设 法满足这些“兵”的愿望。自己不好出面请时，就让陈老总出面。在我印象中，只要陈 毅出面去求请周恩来，周恩来没有不答应的。


我们也都喜欢陈老总，因为他常能帮助我们做工作。比如陈毅爱看川戏，爱听音乐， 常来拉总理一道去看。友情深，陈毅的嘴巴又会讲，常搞得总理再忙也得跟他去看看， 这就达到了我们做多少工作也达不到的目的。


我们尤其喜欢陈毅的是，他来了常常不谈工作，专挑轻松愉快的话题聊，常聊得总 理轻松愉快，甚至开心大笑。所以，我们都支持总理和陈毅聚会聊天。总理常到陈毅家 作客，陈毅也常找总理来小酌闲聊。


每次这样的聚会聊天之后，总理都像刚度假回来一样显得精神焕发。


有人说，朋友聚会一定要同性情相投的人在一起才好，否则很累。


总理则不然。只要是同志、同事、朋友，尽管千人千性，脾气作风各不相同，他都 谈得来，都愿意尽可能多交往，多相聚。像国家主席刘少奇是位勤奋严肃、组织纪律性 极强又不苟言笑的人；朱德是温和宽厚，慢条斯理；董必武一身古香古色；彭德怀威风 严厉又血性十足；陈老总热烈坦率，经常发个牢骚提点意见；黄克诚不修边幅却又只唯 实，不唯上；陈赓、刘亚楼骁勇善战又大大咧咧，不拘小节；所有这不同性格、不同风 采的人，周恩来都谈得来，处得感情深。


有几次，周恩来迎客时，粲然笑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他那愉悦开心 的样子使我渐渐体会深一些，就是人有社会性，


所以这种欢聚当然带了休息娱乐的性质。然而，真正使我认识更深，还是在同志、 同事、朋友遇到困难、麻烦、甚至危难时，周恩来仍然坚持相见、欢聚，这才使我有了 新的感受。


熊瑾玎是周恩来的朋友。在重庆地下党工作时期，他担任《新华日报》的“老板”， 被大家称为“熊老板”，久而久之，成了专用词。好象我们共产党内只有这么一位“老 板”，被大家叫到去世。老板两字也表现出了他为党所作出的特殊贡献。他的夫人朱端 绶自然成了“老板娘”。


周恩来、董必武、熊老板十几年坚持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风雨同舟，友情极深。 比如周恩来父亲去世，痛哭而发脾气时，只有董必武、熊老板敢去劝说；董必武跟儿子 赌气，发火打儿子时，夫人不敢劝，就请周恩来和熊老板来劝，一劝就灵。30年代末， 40年代初，他们朋友相聚的机会最多，次数也最多。建国后，忙里抽闲，也常有聚会之 乐。


1967年，熊瑾玎和他的夫人都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大老板”和“资产阶级老板娘”。 就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周恩来没有忘记友情。


那天，周恩来连续工作30多个小时，体力精力都渐渐不支。。我们劝他：“总理， 该休息休息了。”


连劝几次，总理停下工作，“昭”一声，搓搓脸立起身。他没有绕办公桌快走，也 没到室外运动，而是朝台历俯身伸手过去。


“休息休息。”总理一边说一边翻着台历：“熊老板该过生日了……”


他朝日历盯视片刻，掀起眼帘对我吩咐：“你准备两瓶茅台，我们去看熊老板。”


东城区大典胡同，熊瑾玎的门前，除了大字报大标语的残痕，真是门可罗雀。那时 “抄家”的风潮已过，这里对红卫兵失去吸引力，便再没有什么人对这里感兴趣了。


我们上前轻轻敲门，总理走过来，紧挨院门站好。工夫不大，门被打开，熊老板夫 妇一前一后站在门内愣住了，痴痴地望着总理。


“这个时候你怎么还到我们家里来呀！”熊老板终于冒出这么一句，不知是担心总 理的处境还是为自己的处境感到怨懑。


“同事加朋友，怎么能不来？”总理像平时一样亲热随便，毫无运动中普遍发生的 那种“一觉醒来全陌生”的情景和感受，进门同老板、老板娘握手：“我来看看你们。 顺便给咱们老板过个生日么！”


“过生日？”熊老板喃喃。


“我没记错吧？”总理笑容可掏，“我带来两瓶茅台。”


“周公……”熊老板哽住了。他用重庆时候的称呼来叫总理，当年的情谊一下子全 在眼前重现，泪花便在眼眶里闪烁起来。


一向热情好客的老板娘激动地不停搓手：“可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吃什么呀？”


“哎，你不是很会煎荷包蛋么，在重庆我们也没什么东西呀，老板娘。”总理兴致 勃勃地说：“花生米，花生米总有吧？”


“有有，你就爱吃花生米，还是没变。”老板娘高兴得泪水一个劲往下淌，却又笑 得合不住嘴，腿脚变年轻地往厨房走：“我这就去给你们炒！你们聊，你们先聊……”


总理握住熊老板的手，含义无穷地望着他点点头：“老板，要多保重啊，看远一些， 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熊老板脸上出现了红晕，用力地点头，那双阴郁的眼睛重新焕发出光彩。


这次朋友相聚，给熊老板注入了生活的希望和力量，带来了慰藉和欢乐。而总理呢？ 坐上车时，轻轻地舒了一口长气。他来给熊老板过生日，本身就是无言的表态，谁再说 熊老板是资产阶级大老板，就不能不有所顾忌，因为他们必须把周总理和熊老板加在一 起来考虑分量。


总理坐在车上，始终带着一种静温无言的遐想和忆念的神情，并且为自己做了一件 应该做的事而获得一些平静。我忽然想到了一句老诗：使别人欢乐的人自己最欢乐，使 别人幸福的人自己最幸福。


于是，我对总理把朋友聚会看作最好的休息和娱乐有了新的理解：你能把欢乐和幸 福带给别人，你自然会得到欢乐和幸福，只有心性温和、慈爱、善良的人，才会产生这 种感觉和追求。


再进一步想，中国还有句老话是“不责人小过，不发人隐私，不念人旧恶”。总理 就是这样待人交友。


我想起梁漱溟。1946年国共谈判时，周恩来曾由于梁漱溟的“不讲信义”，“对不 起朋友”而声泪俱下，痛加斥责。但是，1953年梁漱溟公开顶撞毛泽东时，周恩来又千 方百计代为缓颊，保护其过关。


我想起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先生。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时，与校长张伯苓关系亲 密融洽，星期天总要到张校，长家去请教并长谈，张伯苓很喜欢他，常留他吃饭，吃天 津风味的贴饼子，煮稀饭，熬小鱼。张伯苓常对亲友同事说：“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 生。”可是，这位最好的学生却参加了共产党，而张校长却以社会名流参加了国民党政 府。共产党被骂作“共匪”时，这位老先生把他当校长时的学生周恩来从“同学录”中 删除。共产党坐天下后，他给周恩来写信，说“正在闭门思过”。周恩来不念人旧恶只 念人旧情，派飞机把张伯苔由重庆接回天津，表示慰问。张伯苓先生去世时，周恩来亲 自赶往天津吊唁，悼念这位母校的老校长。


我想起……善良使人心平，慈爱使人气和。


心平气和就是一种休息，就能带来快乐。


同文艺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聚会更多些，因为这种聚会不仅是休息，本身就包含有 统战工作的意思，何况聊天时还可以更具体更有针对性地做工作，解决一些问题。


在中央领导人中，周恩来结交的文艺界朋友最多，举凡有些名气或虽然名不见经传 但确有所长或有某种代表性的人物，他几乎都认识，并且多数都交了朋友。像郭沫若、 茅盾、巴金、艾青、曹禺、蔡楚生、田汉、阳翰笙、夏衍、白杨、张瑞芳等等文艺界老 战士，无不与周恩来建立起深厚友谊。


比如张瑞芳，在我记忆里她的入党都是周恩来介绍的。那是1946年，日本投降后不 久，周恩来把我叫去，单独嘱咐：“何副官，你去陵江门接一下张瑞芳，要注意安全还 要保密，决不能带尾巴。”


我记得张瑞芳当时是住在陵江门一座国民党修建的公寓里。我去之前，首先设法甩 掉国民党特务，确实证明没尾巴了，才猛插公寓接走张瑞芳。带张瑞芳到周恩来那里， 她高兴得不得了，我记得是批准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了。


周恩来在重庆结交的这批朋友，来往密切，友谊深，彼此很随便。直到建国后，周 恩来当上总理，与这些人仍是朋友相交，相互之间的感情和关系从没因为地位的变化而 变得疏远或冷淡。


从我的感受，周恩来和邓大姐老两口的生活太单调，太寂寞，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 候。他两个人都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但是，要说没有一点空闲时间也不真实。 逢年过节，老两口有点空闲时，那种单调寂寞就会显得突出。总理害怕这种寂寞，寂寞 往往会使人生出莫名的孤独与忧伤。所以；年前节前，只要估计有点空闲时间，我们必 要给总理安排一些活动，不能叫他“闲”。


总理自己也注意不发生“闲”，一得空儿，必要提出名单，请客人到家来聚会，特 别是文艺界人士，他们一来，西花厅就热闹起来，活跃起来，总理就会忘掉寂寞，快活 起来。


有子女的首长们，劳累之后巴不得有两天清闲，与孩子们共享天伦之乐。没有子女 的首长，如果生性孤僻，也就不容易理解总理。比如彭德怀，在军营中过惯了硬梆梆、 简单明确的制度式生活，对于总理喜欢与文艺界人士交往，就产生一点看法。说过一句 两句难听的话。不过，他本来就是厉害人，敢骂娘，敢为民请命，也难免敢翻脸把人闹 个难堪。有些高级领导高级将领因此对他意见大些，周恩来却从来没有为个别一句两句 话生出意见或看法，相反，对彭德怀更加喜欢，常对我们工作人员说：“那才是个好同 志呢，有啥是啥，怎么想就怎么说，你叫他装假他都装不出来。”


周恩来常去彭德怀住所串门看望，同时也继续与文艺界广泛结交来往；他不因为彭 德怀的难听话而疏远彭德怀，更不会因为彭德怀的偏见误解而断绝与文艺界的朋友聚会。 周恩来是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而生活，不是按照别人的议论或想法去生活。


正因为如此，文艺界人士、民主人士，有什么事，发生什么矛盾，首先想到的都是 周恩来，请周恩来帮助解难。


记得有次接到一个电话，大声说要找总理。


“总理正忙，请问您是哪位？”


“我是张治中。请你向总理报告一声，我找他有急事。”张治中的声音有些异常。 想起当年军事3人小组的活动，天天一道坐飞机，想起“不要忘了我张治中3次到延安”， 我决定报告总理。


此类事，只要我们报告，总理是不会不马上接电话的。


“文白兄吗？”总理听到报告，马上接电话：“我是恩来呀。”


“哎呀，总理啊，”张治中刚听到周恩来的声音，立刻像个受了委屈的大孩子一样 叫起来：“请你转告郭，要笔下留情啊！”


“怎么回事啊？文白兄，你不要急，慢慢讲么。”


“我已经给总理写去一封信，就是郭沫若先生那个洪波曲，请他笔下留情！我张治 中罪该万死，遗臭千年，也还不敢有计划有预谋地加害恩来兄。我若是这种人，以后还 好见总理吗？……”


看来张治中是真恼火了，不称郭老、郭先生，让转告“郭”。原因是郭老写的那部 “洪波曲”，里面写到了抗战开始时长沙那场大火，说这场火是国民党有计划有预谋地 要烧死周恩来。烧这把火时，张治中是湖南省主席；要说有计划有预谋，这个计划者、 预谋者自然少不了有湖南省主席这位地方政府最高长官。


“文白兄，郭先生决不会是要伤害你，他写的是小说，文学作品，不是史料，不是 作历史评论。不妥之处，我马上转告郭先生，设法补救，文白兄这边也要息怒，互相多 谅解……”


周恩来放下电话就又给郭沫若先生打电话。郭沫若先生叫屈说，写这件事时，脑子 里出现的只是蒋介石，并没闪过一点张治中的影儿。何况书已经出来，无法再改，只能 请总理代为缓颊了。


张治中和郭沫若都属于总理最亲近的朋友这一圈里的人物，无话不好谈。总理便去 张治中家作客，不送东西，送东西就见外了，就是看望，吃顿饭。


饭后，总理说：“文白兄啊，要说有计划有预谋烧死我，我再不怕死也不敢来讨饭 吃。这段历史还需要多解释吗？”


“无须再解释。”张治中承认。


“我看文白兄不是怕郭先生的书，是怕老百姓议论猜测。人言不是史，人言不足畏； 既然书已经出来了，文白兄还是要看其主要内容和思想，个别地方说法不准确不妥当， 容他日后再版时修改，你看可好？”


“我并没叫他焚书。”张治中终于谅解了。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总理到民主人士家里作客是常有的事。总理自己不过生 日，但很乐于为民主人士祝寿作生日。比如给傅作义过生日，我就跟随总理去过几次。


那时傅作义住在小酱坊胡同，总理去时，不送寿礼，就是看望、聊天、吃饭，与往 日朋友聚会的那种亲热、密切气氛一样，只是多两句加寿的吉利话而已。


这类朋友交往，总理始终保持了一诺千金。所以，只要答应去，哪怕临时发生了再 大的事，最后还是要赶去。比如前面章节里曾写到总理答应去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家吃 饭，大家等到晚上10点，总理仍然末到，就没一个人脑子去想总理可能不来了，只想他 一定遇了大事，要晚到。结果，总理10点多赶到了，原来是被主席叫去了。从毛主席那 里一出来，立刻赶往杨尚奎家。所有人都坚信：“总理只要说过，就绝不会忘，一定会 来。”


总理这一生，答应过的事情忘记了，大概只有过一次。至少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在议 论中，只扯出这么一件事。我从1940年跟随总理，到他逝世，再想不起第二件答应别人 以后又忘记了的事。


那是1957年左右的事。在一次集体活动的场合，人很多，总理不停地与人招呼，不 停地与人交谈，各种信息都朝他这里汇聚。其中就有傅作义部长，他说：“6月29日是 我生日。总理，想请您到我家里吃顿便饭，不知行不行？”


“62岁生日，对吧？”总理连连点头，“好，我一定去。”


这一天收到的信息量太大，距博作义过生日还有两个星期，到了那一天，总理恰好 忙了23个小时，上床服了安眠药，睡觉了。


傅作义深知周恩来一诺干金，从认识起，没出现过失信，所以生日这天作了总理来 参加的准备。工作人员提醒说：“当时只是随口问一句，这都两个星期了，总理会不会 忘了？”


“不会。”傅作义充满自信，“打从我认识他，他就没忘过事，没失过信。”


幸亏亲属和工作人员不像傅作义与总理接触多，他们只按常理想事情。照常理，事 隔两个星期，总该再问问。就算对方没忘记，两星期前只能算打招呼，办事这天还该再 邀请一下才合礼。所以，他们在中午11点给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话讲得很巧妙：“傅 部长今天过生日，总理今天是否能抽出时间参加？”


那天成元功值班，他翻翻日历又看看小黑板，没有记录这项活动，也就是说，事先 没作安排。所以总理连续工作23个小时后就上床休息了，没有坚持28个小时，再参加一 下傅作义的生日餐，然后才休息……


不过，成元功是细心人，听对方口气，分明总理是答应过的，而总理又是一诺千金 的人，所以他没有因为总理已经入睡而回答不行，只说：“请等一下，我去报告。”

成元功向邓大姐报告，邓大姐明白总理一诺的分量，对成元功说：“告诉他们，总 理去，稍晚点儿到。”

11点半，邓大姐将入睡不足1小时的总理唤醒。


以往，总理被叫醒，不是主席找就是国家出了大事。总理眼圈充血泛红，一边看表 一边问：“有情况？”


“傅作义今天的生日，”邓大姐问，“你是答应去吃饭了吧？”


“嗅，嗅，是答应了……两个星期前就答应了。”总理一下子精神起来，匆忙穿衣 服，“哎呀，糟糕糟糕，怎么会忘，怎么会忘了呢！”


总理匆匆驱车进往小酱坊胡同，参加傅作义将军的生日聚餐后回来，兀自歉疚地喃 喃不已：“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这还是第一次忘事情！”


我说：“反正又没误。”


总理不自安地说：“答应了人家的事情又忘记了，就算没误也是对不起人家呀，答 应了怎么能忘记呢！”


总理就是这样的朋友交往，一诺千金！


总理喜爱的文娱活动很多。他是个爱玩又没时间玩的人；兴趣广泛又不能不压制兴 趣，甚至忍痛将其窒息掉。


总理喜欢唱歌、跳舞、读小说、作诗、看电影、看戏剧以及下棋打牌。


在人民大会堂，在建设工地，在许多群众集会的场合，历史都为我们留下了周恩来 指挥大家高歌的镜头。


周恩来喜欢唱歌，也喜欢听歌。他的听歌、唱歌有一致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一致之处是，他喜欢听喜欢唱民歌，不大喜欢“洋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美 声唱法。听这种歌他从来不跟着唱，也不会像那样用嗓。


他曾对我说：“这是一种很好的艺术，但不适合我。这种洋嗓子听着不舒服，洋嗓 子和我们革命的历史联系不大，唤不起美好的回忆。”


周恩来毕竟是一位职业革命家，有他独自的经历，当然也就有他自己的爱好和选择。 就像生活中好姑娘很多，但未必好姑娘就可以成为好妻子，每个人还有其他性格、知识、 经历、交往等许多考虑。听歌唱歌也是这个道理。


周恩来喜欢听信天游，听到这种曲调便会生出莫名的激动，两眼闪出湿漉漉的波光， 头轻轻地点出节拍，神情里流露出一种静谧无言的喜悦和舒心惬意的遐想。


但是，他很少唱信天游。从东北到云南，从新疆到台湾，所有的地方小调他都喜爱 听，但极少放开喉咙高歌，这就是听与唱的不一致。


他喜欢高歌的是《我们走在大路上》、《社会主义好》、《长征组歌》、《洪湖赤 卫队》、《中华儿女志在四方》等等激情澎湃，热烈奔放的歌。特别是《长征组歌》和 《洪湖赤卫队》，简直可以说入迷上瘾，时间久听不到就难受，疲惫不堪而闭目小憩时， 嗓子里必要哼哼这些歌曲。


他爱看爱听“长征组歌”，有演出尽量设法去看，独个儿听收音机，听到组歌就会 “入歌”用手轻轻击拍，或哼曲，或小声跟着唱。我的记忆中，他最喜欢“毛主席用兵 真如神”这一句。无论是在剧场还是独个儿听收音机，听到这里便会击出一个重音，无 限感慨地把头点一点。


有一次，我见他独个儿在办公室听这支歌，到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他身体各 部位都随着音乐的节奏有所动作，仿佛全身心都融入了旋律之中。我忍不住问：“总理， 这一句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他睁眼看看我，笑道：“不是经过长征，那是听不出这一句的、美妙境界的。”


我是经过了长征的，但我在四方面军，没有跟中央红军行动，自然缺少总理这样切 身的体会和感受。


对于总理的听歌和唱歌，有人形容为：“小气候里迟逐流动，大气候里震荡奔放。


对各地民歌小调，总理喜欢沉醉一般悄悄欣赏；全身心地松弛，独个儿追逐体会着 那感情的跳跃，意识的流动，仿佛渐渐走入一个美妙而古朴的童话世界，充满了花草的 温馨和泥土的芬芳。这就是“小气候里追逐流动。”


大气候里震荡奔放，那是带着登高一呼，万众响应的气势和力量，是一名职业革命 家壮怀激烈，“仰天长啸”的抒发情怀的表现。也是宣传鼓动群众与自己一样激荡起豪 情和热情，团结、奋斗、向前的真情流泄。


周恩来是位感情非常丰富的人。在某些作品里，常把周恩来工作中的严肃、谨慎、 细致，笼统到整个生活中。其实不这样；休息时，哪怕是群众场面，只要不是办公事， 他都是活泼又活跃。在老干部中，“活跃分子”是有其特定含义的，往往指革命队伍中 上下组织，左右联络，出头露面进行宣传鼓动的同志。在中国的领袖群中，周恩来几乎 可以称为唯一的“活跃分子”，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常常按捺不住地放开歌喉， 甚至要指挥起成千上万的人一道唱。更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乐于自告奋勇，教同志 们唱“志在四方”，唱“长征组歌”。


过去有许多影视资料和报道文章都记录过周恩来带领群众放。声高歌的情景，无须 多讲。我这里想讲一点的只是他这样做，丝毫没有什么做作或工作需要，那确实是一种 感情洋溢，需要释放的再自然不过的表现、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1965年6月，周恩来出访坦桑尼亚。这是中国民航第一次走出 亚洲，走向世界。飞越天险喀喇昆仑山时，总理临窗，放眼远望：群山绵延，突兀颠连， 好象维系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一样机妙玄奥，深不可测；又像鉴证着大自然不可思议的 雄伟创造。冰峰林立，白云徜徉其间；碧空万里，与皑皑白雪上下辉映，幻化流转着七 彩光芒。


总理的眼里像起了惊雷电闪，光彩照人。他的胸脯开始起伏，那是激情进发前的沉 默。他连续几次长长地叹息，仍然无法平息心潮的起伏，便从胸腔里发出了浑厚的低沉 的歌声：“红岩上红梅开……”


他唱的第一声像呻吟一样带着隆隆的胸膛共鸣音，并且马上停住了，轻咳两声，好 象有些不自然，目光朝我们一扫。我相信他是从陶醉里刚刚醒来，明白了自己是在飞机 上，是在一群随行人员之中；他把目光再次投向窗外时，千仞冰峰在脚下蜕起、跃动； 滚滚而来、层出不尽。于是，那无法按接的激情便第二次喷涌而出，并且一发而不可止。 那成了真正的引亢高歌；总理是彻底放开了嗓门，歌声萦绕在机舱里，在我们每个人心 头引起强烈的经久不息的回响。于是，总理的独唱自然而然成了我们全体乘客和机组人 员的合唱：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总理喜欢民族歌曲，自然也喜欢京剧及各种地方戏剧，喜欢看各种国产影片。


对于戏剧，我曾问过周恩来：“总理，你喜欢京剧还是喜欢越剧？”


总理说：“都喜欢。”


我问：“比较起来，更喜欢哪一个？”


总理一笑：“比较起来我更喜欢话剧。我在南开学校读书时，演过话剧。那时学校 还不够解放，男女分校，我们演剧没有女角，就由我来扮……我们演得很成功。”


总理天天看报纸，天天必看各剧场的节目预告。无论哪一天，你随便问总理：“今 天吉祥剧院演什么戏？”总理肯定可以马上告诉你。


有一次我问：“总理，你看那些剧场节目预告干什么？”


总理笑着叹口气：“看戏是享受，想戏也是一种享受呢。”


我含笑作一个总结：“很少有总理没看过的戏，也很少有总理看完全场的戏。”


总理听罢哈哈大笑，频频点头。因为我这一句话道出了实情。总理酷爱看戏，没有 什么戏不想看，但他“官身不由己”，想看也看不完，太忙了。或者晚到；看个尾巴， 或者早到，看个开头就马上要赶去参加会，有头有尾地看完一场戏实在太少，有数的几 场而已。


有的老同志说我有办法叫总理休息，其实这办法就是“假公济私”，“投其所好”。


什么是“假公济私”？就是把休息和工作搞得界线不分。凡有新电影，新戏剧出来， 我们总要找出各种理由原因，安排总理去审查新片新剧，并且尽量“上纲上线”，说这 是对文艺工作者是否关心、重视、支持的大问题，说作者和演员如何如何已经准备听取 总理的意见，如果不去看就会挫伤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甚至是不利于党的知识分子政 策云云。


这样一来，总理就不审查也得审查，不休息也得休息几个小时了。


所谓“投其所好”，就是按照总理对休息的解释，满足他的那种“休息”。比如把 作者、演员请到家里来，同总理一起吃顿饭，聊聊天；自然是聊戏，聊演员的生活。这 样聚会一次，解决了剧团的问题，也达到了让总理休息一下之目的。


读小说对总理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和娱乐。总理早在刚刚结束童年步入少年时，就 读完了《三国演义》、《水浒》等古典名著。他曾对我说：“读小说和办公，用的不是 一个脑子；办公办累了，看看闲书也是休息。”


总理看电影看戏看小说的故事很多，特别是文艺界人士写过许多回忆文章。我这里 只想讲两件事，说明我们的总理，即便休息娱乐，也保持着鲜明顽强的民族性。这对于 刚刚结束殖民地、半殖民地命运的中国人民来说，是尤其重要的。


记得1950年1月20日，我跟随总理赶赴莫斯科，参加与苏联的谈判时，中苏正号称 “磐石般的团结”，也就是铁板一块了。像我们这一层的人，单纯热情，一说苏联老大 哥，那就一切光明，一切友好。记得那时斯大林的威望不得了，只要喊起他的名字，人 们就可以前仆后继，不惜任何牺牲地冲锋向前。他在苏联人心目中是神，在中国人心目 中也是神。但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与我们的心态显然不同，思考问题远不在一个层次一 个水平线上。


毛泽东只跟斯大林谈，不参加与莫洛托夫，维辛斯基等人的会谈。这与其他任何社 会主义国家都不同，是第一个当仁不让地把自己放在与斯大林完全平等的位置上。


斯大林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建立的崇高威望，使他原有的大国沙文主义表现更突出 了些。毛泽东到莫斯科，离莫斯科，斯大林都没参加迎送。这样的结局毛泽东是不能接 受的，他那强烈而鲜明的个性，使他当面向斯大林提出请求，坚持让斯大林去自己所指 定的地点参加中国举办的答谢宴会。斯大林说他从来没有出去到别人确定的饭店去赴宴。 毛泽东坚持斯大林应该给自己一个例外。


结果，斯大林第一次屈从了别人的意志，这个人就是毛泽东。记得周恩来为此十分 兴奋，对宴会作了许多具体指导。我至今鲜明地记得那天的气氛：欢快、隆重、庄严。 来宾非常多，有各国大使和苏联的高级将领及部长们。


显然，这些部长、高级将领、大使们也是轻易见不到斯大林，都激动得不能自己， 焦急盼望着能看一眼斯大林。


在一片喧腾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大使们议论中的两句话：


“斯大林与毛泽东相见，在世界上是开天辟地的大事。”


“毛泽东厉害，能把斯大林请出来；罗斯福和丘吉尔也没能做到，没能如此。”


斯大林出现时，那些大使，那些部长、将军们都像孩子一样争抢着一睹斯大林风采， 并不像现在某些作品出于政治原因所描写的那样。我当时看到的情景，所有人都是发自 内心地欢呼，夹道迎着斯大林鼓掌，拼命挤前一点，就是想多看一眼，那是真正的崇拜， 没有伪装和做作，见到斯大林与毛泽东站到一起时，多少人流下了泪。真流泪假流泪， 真欢呼假欢呼，真激动假激动我还是分得清，看得明的。比如“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年 后，那种欢呼万岁已是越来越假，越来越口是心非。岂止我看出来，绝大多数人都清楚， 只是不敢说或不能说罢了。


现在没有什么不敢说或不能说的。实事求是讲，1950年我见到的所有欢呼者，流泪 者，都是至倩至性的真实流露，决无半点虚伪假装。


就在这样的中苏友谊，这样的热烈亲密中，总理却没有生出盲目性。去莫斯科的列 车上，他连续阅读获斯大林奖金的小说《旅顺口》。一般人读这本书，一听获斯大林奖 金，便盲目跟着喝彩、叫好。周恩来没叫好，越看越皱眉，最后把书一摔说：“满纸胡 说八道，这种书居然还获斯大林奖金，可见苏联也并不是什么都好，什么都对。”


到了1950年底，抗美援朝战争紧张进行之际，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雷英夫担心敌人在 辽东半岛登陆，利用工作之余读这本《旅顺口》，想从中得到一点在辽东半岛设防的启 示。


在一次聊天中，周恩来听说雷英夫对照地图看《旅顺口》，就问：“你读这本书感 觉怎么样？”


“不怎么样。”雷英夫说，“不像外面吹捧那么好，我是为了研究战争参考着看一 看。”


“这本书很糟糕。”周恩来评价说：“很糟糕的书还获得斯大林奖金，获得某些人 喝彩，那就更糟糕，简直是糟糕透顶。”


“总理看过这本书？”


“我是今年一月去莫斯科的路上看的，印象坏极了，有些地方简直看不下去，真正 的中国人都会有这种感觉，不会盲目地跟着去吹嘘。”周恩来很少有地掰了一下手指： “第一，这本书是吹嘘沙俄侵略战争；第二，旅顺口陷落时，列宁有篇文章说这是掠夺 性、反动性战争，这本书却仍然大加宣扬；第三，极尽丑化中国人之能事，不是特务、 奸商，就是妓女、骗子。第四，书中歌颂的英雄马卡洛夫，是个拥护沙皇反动统治制度 及其侵略政策的家伙。有这4条，这本书是什么货色就很清楚了。他们就是改不了的大 国沙文主义！”


在那个“一边倒”的年代，张口闭口苏联老大哥的年代，总理讲出这样的话，确实 给我们发热的头脑降了降温。知道“斯大林奖金”也不能迷信；他们搞大国沙文主义， 搞民族主义，我们也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性，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再不能有丝毫的奴颜媚 骨。


正像周恩来所说，“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在娱乐中他也从不忘记。


1954年我随周恩来去参加日内瓦会议，出发前，他特意关照，让把我们新拍摄的越 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带上。


会议期间，我们先放映了纪录片《1952年国庆节》。这部纪录片受到热烈欢迎和赞 叹，一位瑞士记者在报纸上报道说：“当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和手捧鲜花的姑娘们迈着 矫健的步伐，跨进日内瓦的银幕时，西方和东方的无冕之王们都情不自禁地一起发出轻 轻的赞叹声。”


影片结束后，观看影片的记者们纷纷围过来和中国代表团的人握手祝贺，讲了许多 热情洋溢的赞美话。连英国的记者也承认：“再也不能拿1949年以前的眼光来看中国 了。”


但是，美国一位记者却心怀敌意地说：“这部影片不能不叫我们担心，中国是不是 在搞军国主义？”


情况汇报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早有准备地说：“他说我们搞军国主义，我们就再 给他们放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看他们还有何感想？”


大家听了这个决定，心里都没谱。前些日子周恩来请卓别林看《梁山伯与祝英台》， 客人都是文艺界或与文艺界有关的人士，这些专门人才都看懂了而且兴趣很大，当时演 出效果很好。但现在请政府官员和记者看，效果会怎么样？是否会应了那句话——洋鬼 子看戏，傻眼了。


负责这项工作的新闻联络官是熊向晖同志，他对这件事有过回忆文章。为了洋鬼子 看戏不傻眼，他请英文翻译将剧情和主要唱段写成了一本16页的说明书，剧名也译成英 文《梁与祝的悲剧》。


熊向晖兴冲冲地向总理汇报他创造性的工作。


“这才是党八股呢。”周恩来没有表扬他，反而批评说：“你也不看对象，在那里 对牛弹琴！”


熊向晖始料不及，被批得发怔发痴。


“十几页的说明书，亏你想得出来。”周恩来吁口气，放缓声音：“我要是记者， 我就不看你那本说明，又不是上政治课，还要发讲义。”


熊向晖眨眨眼，噗嗤一声笑了：“叫我说，给洋鬼子看戏，本身就是对牛弹琴。”


周恩来也笑了，笑得文明而又开心，不慌不忙说：“琴还是要弹，不但有政治意义， 也是传播我们的民族文化么。问题是你怎么弹这个琴？你用十几页说明书去‘弹’，那 叫‘乱弹琴’，我换个‘弹’法就能弹通，你信不信？”


“怎么弹？”


“你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就行。”


“什么话？”


“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影片——中国的《罗米欧与朱丽叶》。”


“噢……”熊向辉似有所动，点点头又摇摇头：“这样……行吗？”


周恩来把手一挥：“你就这样办好了，保你不会失误。如果失误了，我送你一瓶茅 台酒！”


“行，一瓶茅台酒！”熊向晖打赌似地说。如果总理的话真灵验，输一瓶茅台酒是 完全值得的。


放映那天，各国记者早早就都来场了，座位坐满，过道也站了人。看来，都想看看 中国怎么也有个罗米欧与朱丽叶？总理这个法子想得不错，有悬念，吊胃口，可是，成 功不成功还得看过电影才能下结论……


开演几分钟后，奇迹发生了。观众并没“大失所望”地离开或不满地发牢骚，这次 全场静悄悄，观众都如石雕一般纹丝不动，灵魂早巳进入影片剧情之中。看来人类不分 种族肤色，不分地区时代，不分阶级信仰，确实存在着某些共同的属于全人类的情感和 思想。《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罗米欧与朱丽叶》都是循着这种人类共同的情感发展着 故事，所以，无论白皮肤、黑皮肤、黄皮肤，大家都被剧情所吸引，为绚丽缤纷的画面 所陶醉，为温馨委婉的唱腔所倾倒，为飘逸袅娜的舞姿所征服，更为人类历史上，任何 地区任何民族都不曾避免无法躲过的爱情悲剧所感动。当演到“哭坟”和“化蝶”时， 观众的情绪也达到顶点，影院里一片抽泣声……


影片结束后，华灯复明。一个极少见的情景展现在我们面前：如痴如醉的观众还沉 浸在梁山伯与祝英台深挚哀怨的爱情悲剧之中，为他们的悲剧流泪不止。这种悲伤的默 哀足足保持了一分多钟，什么人鼓了一声掌，刹那间像起了暴风骤雨，热烈的掌声经久 不息，并且伴随了阵阵的欢呼声。


英国记者说：“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米欧与朱丽叶》更感人！”


比利时一位记者说：—“简直忘了是在看电影，好象我也到了梁祝身边。”


一位印度记者说：“中国还在朝鲜战争和土地革命中，这种时期就拍出这样充满美 好感情的影片，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


而所有这些对中国戏剧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理解，确实是靠了总理那一句话。


而这一句话，又说明总理．对我们民族，对世界各民族，对整个人类，有着何等深 刻的认识和理解啊！


在总理的文娱活动中，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作诗。可以说，从1940年我到他身 边，直至他老人家去世，总理基本没有停止过作诗。不过，从我来到他身边后，基本也 没见过他保留下一一首所作的诗。


现在公开发表的周恩来的诗作，都是他年轻时的作品。其实，他当总理以后作诗， 远比青年时期作诗多，特别是晚年，常看到他念念有词，并将新诗写下来。


总理一般是作格律诗，偶尔也作自由体诗。他对古诗词非常熟悉，无论我们提到哪 首诗词，他都可以出口便背诵下来，当我们为此惊讶时，他总是很动感情地说：“这要 感谢我的母亲，4岁时她就教我识字，5岁时已经教我背诵了几十首唐诗……”


我常想，周恩来的喜欢读诗作诗，是否与他的母亲有关？他在读诗作诗的时候一定 可以寻找回来那遥远的记忆，重新感受母亲的慈爱与保护，重新从母亲那里得到新的启 示……


周恩来作诗，或者是对什么事有感，对什么人有感，对什么景有感，或者是看到主 席或陈毅或董必武等战友的新诗，反复品味之后唱和一首。他一旦要作诗，吃饭走路乘 车这种时间就会被充分利用起来，嘴里偶尔吟出一句。这样的一天忙里抽空儿，反复索 句，或睡前，或起床后，新诗就出来了。


他作的新诗都是一挥而就地写在纸上，然后独个儿拿起来欣赏、品味，偶尔也提笔 改几下。我们只能远远看那诗行，偶尔听他吟出一句，无法拿过来细细欣赏，他就像秘 密地藏着什么珍宝一样不愿叫外人看。


他把作诗当作了消遣似地，消遣完了，概无例外地撕碎，而且撕得太碎了；先撕成 许多小碎块，再将小碎块一叠叠分别撕成更碎的碎片；撕到一般人再也无法拼对起来时， 才用手弄成雪片飘落一般扔进废纸篓。


总理心细，作诗极讲平压工对押韵，撕碎时也从不大意。我一次也未能将他的诗作 拼对出来。直到他病重后，仍然是这样，不愿留诗给后人。


外出参观游览，所过名胜古迹的工作人员都希望他留下墨迹。他一概拒绝：“找郭 老去，叫郭老写。”


我很后悔，那些撕成粉碎的诗作，如果我都用牛皮纸袋装好，现在将这上百纸袋的 “碎诗”交有关部门，一定能拼对出来，从中定可以进一步了解总理的思想情感。


周恩来会下棋，象棋、围棋、国际象棋都会下，还会打桥牌，在重庆与董必武等同 志玩过，后来都“戒”了。


总理对“戒棋”“戒牌”的解释只有三个字：“没时间”。


在他晚年，病重住院后，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减轻一些痛苦，我们拉他玩牌。他 在“戒棋”“戒牌”20多年后又拾起来了。他很会算牌，随随便便就能赢了我们这些认 认真真的人。赢了便轻声一笑，没有精力多说话。


只有一次，他看看表，说：“下棋打牌，过时间不觉，有个故事说，樵夫看两个老 头下棋，一盘棋下完，身旁的斧头把儿已经烂了。这盘棋下了多少年？干事业的年华， 千万不可沉溺其中。”


在文娱活动中，总理最喜欢的似乎还要算跳舞。我们也喜欢让总理多跳舞。这项活 动后来被我们称为“三结合”，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老中青三结合，而是：文娱、 体育、工作的三结合。


跳舞本身既是娱乐活动，又能锻炼身体，这是无须解释就很明白的事。医生主张总 理每天跳一场舞，活动活动身体各部的肌肉关节。但他太忙，做不到。


总理跳舞极少去春藕斋，一般是在紫光阁和人大会堂山东厅。50年代在北京饭店也 常跳。到这些地方来跳舞的还有李先念、陈毅、余秋里、何长工、吕正操等国务院及各 部领导。舞会8点开始，总理如果参加，常常10点左右到，跳几圈就提前走了。他舞姿 潇洒，会跳三步、四步，能跳出花样，不像毛主席、朱老总那么单调地踩点走步。


总理跳舞从不固定舞伴，他很理解文工团来的那些女演员，尽量勤换舞伴，满足尽 可能多的女演员“陪总理跳一圈”的愿望。


总理参加舞会，首先是作为社交的场合与机会，不忘结交朋友，不忘调查研究，不 忘讨论工作。


每次跳舞，周恩来必要同国务院机关和各部委领导打招呼，通报情况。若是有大事 复杂的事，就在舞会休息时将有关领导叫入舞厅旁的小屋里谈话。跳舞时，周恩来换舞 伴勤，也包含有多认时人，多听到一些情况的考虑。


每次跳舞，对于新舞伴，周恩来必要问姓名、年龄、工作单位，对单位里的领导及 工作有什么意见？等等。对于认识的老舞伴，他常提出一些文艺政策方面的问题，征求 意见，或者将自己考虑中的有关文艺工作的内容讲出来听听群众意见。


总理在跳舞中是怎样调查研究，怎样做工作呢？随便举个例子。


郑淑云是总理的保健护士。她第一次见总理，就是在北戴河的舞场上。谈话是在舞 会休息时开始的。


“你什么时候来北戴河的啊？”周恩来问过姓名、年龄及家庭情况后，放慢了讲话 速度。


“中央异地办公，从开始我就跟打前站的同志们一起过来了。”


“这个地区的地方病是什么？”


“哎呀，不知道……”


“你是医务工作者，领导没给你介绍吗？”


“光是从安全方面介绍一下，地方病可没说。”


“没介绍你也没调查？这就是问题。安全也要以预防为主。到一个地方就要调查研 究这个地方的状况，作为医务人员特别应该查清这个地方的发病情况，这样才好开展工 作，做到有的放矢。你说对不对？”


“对的。”


“那么地图你看仔细了？”


“看了，否则找不到首长。在杭州我给罗部长做蜡疗就迷了路，摸黑转了半天……”


“哈哈哈，就是么，吃一堑长一智，这就提高了……”


“哎呀，舞曲开始了。总理，你去跳舞吧。”


“你会跳吗？”


“我不会。”


“一次没跳过？”


“跳过两次，也是人家带着我……”


“那好，这次我带你，我来教你跳。”


“哎呀，我，我会踩你的。”


“哈哈哈，”周恩来把头稍稍后仰，一边笑一边指郑淑云脚下：“不要紧么，你穿 的是软胶鞋。”


郑淑云脸红了，把手递给周恩来。跳出第一步时，仍在喃喃：“可是，可是，您带 我跳会很累的。”


周恩来放低了嗓门，小声说：“放心跳吧，累点正好运动。”


像周恩来那样的大工作量，若不搞点运动，若不坚持体育锻炼，是无法长期胜任的。


每周的周末舞会，周恩来去跳几圈；每天起床后，从第一办公室出来，做5分钟的 自编体操；如果只是这一点运动，肯定起不了多大作用。周恩来还有其他许多运动方式。


第一种运动是办公室里的运动。这就是前面章节里写到的5分钟自编体操以及办公 疲劳时，起身绕办公桌快走几圈。除此两项运动外，第三项运动是踢室内足球。


天津人爱踢球。建国初期，天津的足球是很有名气的。周恩来在天津读书时就喜欢 踢球，当总理后，医生和身边工作人员天天要求他保证运动，他就想到踢球上，买来一 个足球。他没有时间去足球场踢，他的年龄和工作情况也不允许他去踢比赛，他就想出 了踢室内球的办法。


这办法也简单，就是办公室的一面山墙腾出一块空地方，不放办公用具。他的那个 足球，少打一点气，弹性不要大，然后放在办公室内。每天工作累了，周围人一再劝他 活动活动时，他就起身，两脚盘带足球，在那几平尺的小天地里激烈运动一番，时时朝 墙上射门。球没气，弹不远，每次射到墙上都能及时用脚控制住球，不会碰坏门窗或办 公桌上的东西。


不要小瞧这种运动，由于动作的迅速，活动量是相当大的，不要说总理那样的高龄， 就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陪他练5分钟，也会流出汗来。周恩来有时踢球要个“陪练”， 拦在那堵山墙前，总理盘带过人。如果被截住球，算输一分；如果晃闪过对方，把球带 过人，射到墙上，那就赢一分。


这项运动总理很喜好，坚持很长时间。因为他的运动同他的睡眠一样，必须围绕工 作进行。室内足球不受时间空间限制，有几尺地面就可以运动起来，见缝插针，效果很 好。


除了足球，总理还喜欢玩玩“卫生球”。


总理的喜欢玩乒乓球，同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那批优秀球员为国争光是分不开 的。这批运动员打出了国家和中国人民的威风，吸引得像董必武这样古香古色的老人， 也扔下毛笔，去玩了一段时间的乒乓球。周总理这样更具现代色彩的领导人，当然要比 毛泽东、董必武这些老派些的领导人玩得多些，好些。


总理的不利条件在那条伤臂。由于右臂在延安摔伤后，接骨不正，落下残疾。他的 右臂弯不到头，伸不到底，不像正常人可以180度弯臂直臂，他只能在弯曲30度，伸直 到150度这样的范围里正常发挥，超过就要活动受限。


总理难得有时间玩玩球，主要在饭前饭后的10分钟左右，在我们一再劝说下，可以 答应一声：“好，玩几下卫生球。”


讲“卫生球”，无非是形容乒乓球小。陪总理打球是件高兴事，因为我们太爱他了， 我们所有工作人员的自我感觉是超过世上任何一种爱，无论什么事情，只要对总理有好 处，只要有利于他的休息或健康，那么，再小的事我们也愿意全力以赴去做，做了就会 产生幸福和愉快。


我们都抢着和总理打球，为了不让他打着费劲，常常有意将球往他右手附近的台面 上送，而且要送得不高不低，便于重扣或抽杀。球的位置合适时，总理常常能抽杀出第 一流的漂亮球。


可是，总理没有抽杀，左手将“卫生球”一把捞过来，冲着对家嚷：“不干不干， 尽给我容易的，那不行。我不要照顾球，我能够输得起。”


总理认真得很，我们只好更认真地对待，既要真打，不让总理觉得是让球，又不能 一下子打死，必须给总理一定的招架和还手余地。这种球打得艰难而又令人兴奋不已。


每逢球下网或出界，总理常常显出一脸的惋惜：“哎呀，输了，输了！”如果一记 重扣或一个大力抽杀击中了，我们未能接回去，总理会为自己漂亮潇洒的击球欢呼鼓掌： “打中了，漂亮！”“你输了，哈哈，你输了！”


总理喜欢玩几下乒乓球，更喜欢看别人打乒乓球，特别是国内外有乒乓球大赛时， 贺老总都要派人给总理送几份秩序册。册子上详细列出分组情况，谁与谁对阵，怎样淘 汰怎样出线。总理看得非常细。


到了比赛开始，那个册子每天摆在总理的办公桌上，他每天在办公桌旁一坐，总要 先问问：“谁被淘汰了？”“谁出线了？”“下一轮谁跟谁比？”


我们随时将进展情况报告他，帮他用红笔勾出来。他一边听报告，一边自己也动手， 勾去淘汰的，勾出新的对阵关系，那种认真关心的劲头儿，不亚于处理军国大事。


偶尔我们也劝总理一声：“有时间勾他们，不如咱们多打两下呢，咱们还是以锻炼 身体为主。”


总理笑着说：“历来看棋的比下棋的累，我这也是运动，这样紧张一下，转回头再 办公，精力特别足。”


总理打球、看球都是围绕工作运转，如果影响了工作他是决不答应的。


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之后，全国乒乓球热升温到最高，点，西花厅里的秘书们 打球也打到了最高潮。


这天，乒乓球正打得激烈，一位外事秘书忽然惊叫起来：“哎呀，不好了！把一件 大事忘了！”


他扔下球拍就跑，还是把事情误了。


这下子惹火了周恩来，将全体工作人员召集一起，狠狠批评了一番。大家心里都不 好受，挨着做检查，保证引以为戒，不再发生类似情况。


于是，总理态度缓和下来，望着大家，带出感慨万千的语气：“唉，时间不饶人哪。 你们看，你们年轻轻跟了我，现在都有了白发。我也老了……记性都衰退了。”他朝我 吩咐一声，让把准备好的小笔记本取来，亲手发给每个秘书，然后宣布：“以后你们就 用这个本子备忘。我交待的事，外面反映来的重大事情，你们就把它记下来，不要再误 事。”


打乒乓球之外，总理还曾想增加一项游泳运动。


1954年在广州，毛泽东每天去越秀公园游泳，都要请总理一道去。总理也下过几次 水，似乎有了一些兴趣。他曾表示态度：“我听你们的，争取学会游泳。”


为了教会总理游泳，还为他请来体委一位同志当教员。教员当然积极性很高，很快 教会总理在水中憋气，并漂起来。可是再往下学，他那只伸不直的右臂便带来一些不便。 兴趣有点减弱。但并没停止学习，庐山会议时，有点空闲时间他又下两次水。


当时北京医院的院长是周泽召先生。有次总理游泳上来，坐在藤椅上休息，周院长 发现总理脚底出现许多小红点。他就替总理做了一下检查，说总理的身体不适合游泳， 以后还是少游，最好不游。否则不利于健康。


以后，总理就放弃了游泳这项运动。虽然这项运动是毛主席所提倡，中央首长多数 都学会游泳，并且热情很高，总理却退出了这支游泳大军。无论在北戴河、广州还是北 京，他最多不过坐在岸上看看别人游。偶尔忍不住下次水，也是坐船下水。我曾陪他在 中南海划过几次船。


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总理将一切体育锻炼都停了，只剩了一种运动，就是 从这个“救火现场”赶到那个“救火现场”，这种匆匆赶赴现场的急行，客观起到一种 体育锻炼的作用。


但由于“救火”的心焦情急，这种“运动”对身体其实是弊大于利。都说“文化大 革命”如火如荼，这种“救火”没完没了，一个比一个急。都说总理是累死的，这话一 点不假。


在我的记忆中，“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总理的休息有时已经是带了抢救性质。


1967年春天的广交会上，红卫兵要砸烂广交会，总理轮流找各派红卫兵谈话，作他 们的工作，30小时没离开现场，没停止谈话。劝说完红卫兵，接着又连续工作70多小时， 前后达100多小时没睡一觉，没休息一刻。


他在办公桌前突然面色苍白，额上沁出一层冷汗；由于痛苦，脸上的肌肉绷紧，嘴 巴抽缩着想挺过去那难忍的胸闷和心绞痛。


保健医生张佐良闻讯起来，一摸脉搏，早搏很多。马上给总理做心电图。当时301 医院的一位专家黄教授正陪胡志明主席在广州的小岛疗养，张医生就拿着心电图给黄教 授看，确实早搏频繁。两个人研究之后，决定给总理用药和吸氧。


从此，总理每天多了一项帮助他休息并恢复精力的内容，就是睡觉前吸一会儿氧， 改善血液的供氧状况，以维持他超负荷的大工作量。


就是天天吸氧，总理仍然发生过几次缺氧和心脏病发作。比如红卫兵火烧英代办处 那次，总理又急又气愤又过度劳累，心脏病就发作了。医生进行了抢救。


对于久坐不动或少动的人，洗澡无疑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毛；泽东就是坚持搓澡。 在1956年以前，他是泡澡；1956年以后，由于年岁大了，主要是搓澡。他搓一次澡，全 身血液流畅，是很解乏，很有效果的休息。


周恩来也常洗澡。但他不像主席由卫士侍候，由卫士帮忙搓澡；他一向是自己洗， 从不要人帮忙。


在他发生过两次心脏病后，大家就都担心了。总理毕竟年事已高，身体远不能比当 年，万一洗澡出了什么事，外边不知道，这个责任可不得了。


我们与保健医生商量后，决定以后不能再让总理一个人洗澡。第一次帮总理洗澡是 张医生和卫士小高去的。他们进入卫生间时，见总理正坐在浴盆里喘呢，忙上前帮忙。


“我没事，你们去，我不习惯，我自己能洗。”周总理不让外人帮忙。


“总理，你心脏不大好，万一犯病身边没人怎么行？”张医生劝说：“我们已经进 来了，还是帮你一把吧。”


说话间，小高已经动手帮总理搓泥。在这种情况下，总理才勉强接受了服务。


从此，我们再没让总理一个人洗澡，我和小高及张医生，总要有人陪他进卫生问。 而这时，总理实际上已经患了癌症，在我们开始帮他洗澡前，就已经查出了癌细胞。


就在身患癌症后，有次总理又是工作30多小时没休息。我忍无可忍地进去说：“总 理，你必须休息了……”


总理从眼镜框的上边望住我，小声说：“我去休息，这些工作你替我办哪？”


我站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了。


总理终于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声音天天在我耳边回响：


“我去休息，这些工作你替我办哪？”

大千世界

09章 休息与娱乐

毛泽东太忙，但是有自由；不想忙时可以不忙，去休息娱乐。周恩来太忙，而且没 自由；不想忙时也常常被具体事务缠身而脱不开。我跟随总理几十年，他只是在1951年 去大连养病，休息了几十天，就这么一次休息。


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周恩来当然需要休息娱乐。我的感觉，他对休息娱乐采取 的是积极有效、“公私兼顾”、目的明确的态度。


概括起来讲，总理的休息娱乐，主要有三种方式和内容：朋友聚会、文娱活动、体 育锻炼。


朋友聚会被周恩来称作是“最好的休息”。


进城后，我见总理不休星期天，曾劝他：“总理，星期天你尽量少安排一些活动， 多休息休息……”


周恩来嘘我一声，眯着眼摇摇头，用这个孩子气的动作表示。我讲的不通，没道理。 然后才睁开眼望着我说：



“你们对我还不完全了解。什么叫休息？我和文学艺术界朋友谈谈心，吃顿饭，与 民主党派的人士喝酒饮茶聊天，这对我就是最好的休息。”



想一想，总理讲的也有道理，这种休息往往比看一台节目还要心情愉快，甚至留下 几十年难忘的美好印象。


记得1946年在上海，国共谈判已经无望，周恩来为争取和平日夜奔忙，心力交瘁， 我们都劝他休息一下。


我说：“该做的我们都做了，该想的也都想尽了，现在急也没用，索性休息一下静 观形势变化。”


周恩来摇摇头又点点头：“该做的都做了，还不能这么讲。永远有该做的事情，没 有都做完的时候。不过，急也没用，讲得有道理。我们去串串门，休息享受一下。”


于是，周恩来和邓大姐带我去了上海静安寺路廖梦醒的家里。


这是很小很小的一套公寓，小得叫人想到玩具。好象一间住房也就几平米，肯定不 过10平米，却又设施齐备。卧室、厨房、卫生间应有尽有；卫生间可以洗漱也有厕所马 桶，给人“家”或是叫“窝”的感觉极浓。


周恩来到了这里很随便，确实象到家了一样，洗手擦脸，该坐就自己坐，该帮就帮 一把女主人，只有我像个客人需要别人关照。


廖梦醒叫周恩来阿哥，叫得亲切、自然、随便。她的女儿叫李梅，文静漂亮，一看 就是大家庭里出来的，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影响。


廖梦醒请我们吃阳澄湖的螃蟹，鲜美极了。说实话，过去我从没享受过这样精美的 食物。不过，也有不适应的地方，就是上什么饭菜都是小碗小碟，小得叫人不敢大张嘴， 不敢“如狼似虎”地大嚼大咽地过过瘾。到了这样的小窝儿，面对小碗小碟，特别是见 到周恩来、廖梦醒细嚼慢咽的文明样子，我不知不觉也就“文明”起来。过去当兵吃粮， 大海碗也不过瘾，恨不能盆盆罐罐地吃饭吃菜才舒坦，才受用。现在，我也一点一点朝 嘴里夹食物，慢慢地嚼，细细地。品；这种吃菜吃饭法，在嘴里嚼就嚼得消化吸收完了， 几乎没有舒服痛快的吞咽感觉。天哪，这得哪一年才能吃饱？


周恩来平时吃饭比我还快，可是到了这样的环境，他却像回到了熟悉的生活中一样， 表现得那么潇洒、优雅、自然、适宜。我相信，他过去一定过过这样的生活。


这种吃饭，最适合聊天了。谈形势，谈奋斗，谈前途；政治风云，战场风云，在这 不到十平方的小天地里隆隆地卷过来，荡过去；有忧愁，有欢乐；有激昂，有愤怒；有 热血，有温情，转眼间2个小时过去了。


告辞之后，我随周恩来离开这一方小天地，返回思南路周公馆。


“你吃饱了吗？”周恩来忽然问我。


“嘿嘿，”我难为情地笑笑，“碗太小，不敢吃，怕一口不满就吃光了。”


“吃光了还可以盛么。”


“一口一碗我得吃多少碗？回头传出去，说周副主席的副官能吃30碗50碗饭，那多 糟糕呀。”


“哈哈哈，”周恩来把头朝上仰去，开心大笑。然后说：“广东人吃饭是最讲究的， 都是小碗小碟。不过，我相信你不会再饿。”


我下意识地摸摸肚子，真的，没有饿的感觉。


“不饿了。”我说，“可是也没觉饱。”


“什么叫饱了？不饿就是饱。”周恩来换上一副略带忧伤的神色，思考着说：“几 千年了，中国的老百姓在饥饿线上挣扎，肚子整天是空的，好容易吃一顿饱饭，这一顿 的标准一定要把肚子撑得圆圆的才叫饱。什么时候天下百姓再无饥饿，那就不需要吃一 顿把肚皮撑得圆圆的了。撑得太多和饥饿过度一样，都不利于健康。我们的奋斗，就为 了有这一天啊。”


这一顿饭，这一番聊天，给我留下终生不忘的美好记忆，谁能说这不是最好的休息 娱乐？


建国后，廖梦醒又曾请过我和我爱人去吃饭。这种亲切宜人的气氛我又享受过几次。 虽说每次都不敢大张嘴，放开肚皮过瘾，但每次都能感觉到一种休息娱乐的舒适安逸。 于是，我又想起总理的话：不饿就是饱。想起总理的期望：愿天下人都能过上这样放松 的生活，不要饿一年，才撑死饱死在春节那几天。


进城后，廖梦醒常给“阿哥”周恩来送些吃食。东西不多，有点送点，经常送点， 据说广东人习惯这样。


宋庆龄也知道总理喜欢吃阳澄湖的螃蟹。她每年8、9月份，都要带些阳澄湖的又大 又肥的螃蟹来北京，带来了就给我打电话。


若是宋庆龄亲自来送螃蟹，那就是周恩来亲自接。但大多数都是由隋副官送，由我 接。他们不托人代送，我们也不托人代收，因为这是入嘴的食品。那时受苏联影响。苏 联对于食品都严格要求经化验之后才能送领导人吃，我们对于食品也有严格要求。


总理收到螃蟹，有时同我们工作人员一道吃，有时请陈毅、张茜一道来吃。


周恩来喜欢交友，可以说朋友遍天下；他喜欢与朋友聚会，吃饭、饮酒、品茶、聊 天。


党内干部，在我的印象中，朱德、陈云、董必武、陈毅、李富春、王稼祥以及在他 直接领导下工作的王震、陈郁(曾任煤炭部部长)、乔冠华、王炳南、章汉夫，以及地方 负责人陶铸、欧阳钦、曹获秋、潘汉年等，都是他的座上客，聚会来往较多。其中，与 陈毅关系更密切些。


比较而言，与文艺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这种朋友聚会更多些。这种聚会交往的朋友 多得我都数不清，其中，文艺界人士以郭沫若为最密切，民主人士中以张治中、傅作义 来往最多，友谊更深些。


周恩来喜欢陈毅的性格，说他刚烈而不失潇洒，豪侠而不乏文雅。周恩来推荐陈毅 顶替自己担任外交部长。陈毅讲话常常热血沸腾，任由激情自由奔放，有些话按照官方 标准来衡量，难免讲得有些出格。就有人向周恩来报告，说陈毅讲话像放炮。


“不要怕放炮么，放炮才能吸引人，震撼人。”周恩来很欣赏地说：“他比我讲得 好，大气势，很符合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国威军威。”


“可是有些话走嘴，讲得不很恰当，不够准确……”


“句句准确，句句恰当，就不会有这样的大气势，也不会这么吸引人，震撼人了。” 周恩来加重语气说：“要看整体效果。他讲的很好，比我有气势，比我讲的效果好。”


周恩来不但肯定、支持陈毅，还约请陈毅一道出去游玩，一道吃饭。这对陈毅是极 大的支持。


那天，陈毅兴致极好，嗓门大、笑声高。周恩来见朋友高兴，自己更高兴。


“陈老总，你兴致来了。”周恩来高声提议：“你能不能来首诗啊？”


“总理来，总理来。”陈毅忙不迭谦让总理。


“我不行，”周恩来摇头，“我对诗没什么研究。”


“总理是一定要叫我出丑哟……”陈毅作出一副被迫无奈，勉为其难的可怜样儿， 其实他心里早就鼓涌起诗情，想找机会“发泄发泄”了。总理再了解他不过，所以根本 不再多说，该走就往前走，该看就往前看。果然，没多大工夫，陈毅在他旁边放开了嗓 门，以四川人那特有的富于音乐色彩的声调，抑扬顿挫地诵起一篇新作。这种新作，即 席即兴之作，往往粗糙一些，但情真意切，常会博得总理喝彩或夸赞，个别地方也有所 提议指正。陈毅回家后肯定会对这种即兴之作再来番“细琢磨”，“精加工”，然后写 成文字送主席、董必武、朱德、叶剑英等诗友看。


公开发表的陈毅诗选有不少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出来的。


总理喜欢陈毅，陈毅也了解总理，并且知道总理喜欢自己。别人不敢跟总理讲的话， 不便提的要求，就来找陈毅，请陈毅出面帮忙。


比如我遇到几次，贺龙元帅想请总理去看看他的体育健儿，不好张口，就去找陈毅。


“主席和总理不是刚去看过的吗？”陈毅问。


贺龙与陈毅关系深，根本不作解释，两个手指捏着陈毅的衣袖，扯一下说一句： “帮帮，帮帮。晚上见。
”

贺龙丢下陈毅就走，不给陈毅叫难的机会。陈毅也了解贺龙。战争年代，贺龙是有 名的爱兵如子，当了体委主任，只要他的“兵”想见见毛主席、周总理，他一定想方设 法满足这些“兵”的愿望。自己不好出面请时，就让陈老总出面。在我印象中，只要陈 毅出面去求请周恩来，周恩来没有不答应的。


我们也都喜欢陈老总，因为他常能帮助我们做工作。比如陈毅爱看川戏，爱听音乐， 常来拉总理一道去看。友情深，陈毅的嘴巴又会讲，常搞得总理再忙也得跟他去看看， 这就达到了我们做多少工作也达不到的目的。




我们尤其喜欢陈毅的是，他来了常常不谈工作，专挑轻松愉快的话题聊，常聊得总 理轻松愉快，甚至开心大笑。所以，我们都支持总理和陈毅聚会聊天。总理常到陈毅家 作客，陈毅也常找总理来小酌闲聊。


每次这样的聚会聊天之后，总理都像刚度假回来一样显得精神焕发。


有人说，朋友聚会一定要同性情相投的人在一起才好，否则很累。


总理则不然。只要是同志、同事、朋友，尽管千人千性，脾气作风各不相同，他都 谈得来，都愿意尽可能多交往，多相聚。像国家主席刘少奇是位勤奋严肃、组织纪律性 极强又不苟言笑的人；朱德是温和宽厚，慢条斯理；董必武一身古香古色；彭德怀威风 严厉又血性十足；陈老总热烈坦率，经常发个牢骚提点意见；黄克诚不修边幅却又只唯 实，不唯上；陈赓、刘亚楼骁勇善战又大大咧咧，不拘小节；所有这不同性格、不同风 采的人，周恩来都谈得来，处得感情深。


有几次，周恩来迎客时，粲然笑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他那愉悦开心 的样子使我渐渐体会深一些，就是人有社会性，


所以这种欢聚当然带了休息娱乐的性质。然而，真正使我认识更深，还是在同志、 同事、朋友遇到困难、麻烦、甚至危难时，周恩来仍然坚持相见、欢聚，这才使我有了 新的感受。


熊瑾玎是周恩来的朋友。在重庆地下党工作时期，他担任《新华日报》的“老板”， 被大家称为“熊老板”，久而久之，成了专用词。好象我们共产党内只有这么一位“老 板”，被大家叫到去世。老板两字也表现出了他为党所作出的特殊贡献。他的夫人朱端 绶自然成了“老板娘”。


周恩来、董必武、熊老板十几年坚持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风雨同舟，友情极深。 比如周恩来父亲去世，痛哭而发脾气时，只有董必武、熊老板敢去劝说；董必武跟儿子 赌气，发火打儿子时，夫人不敢劝，就请周恩来和熊老板来劝，一劝就灵。30年代末， 40年代初，他们朋友相聚的机会最多，次数也最多。建国后，忙里抽闲，也常有聚会之 乐。


1967年，熊瑾玎和他的夫人都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大老板”和“资产阶级老板娘”。 就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周恩来没有忘记友情。


那天，周恩来连续工作30多个小时，体力精力都渐渐不支。。我们劝他：“总理， 该休息休息了。”


连劝几次，总理停下工作，“昭”一声，搓搓脸立起身。他没有绕办公桌快走，也 没到室外运动，而是朝台历俯身伸手过去。


“休息休息。”总理一边说一边翻着台历：“熊老板该过生日了……”


他朝日历盯视片刻，掀起眼帘对我吩咐：“你准备两瓶茅台，我们去看熊老板。”


东城区大典胡同，熊瑾玎的门前，除了大字报大标语的残痕，真是门可罗雀。那时 “抄家”的风潮已过，这里对红卫兵失去吸引力，便再没有什么人对这里感兴趣了。


我们上前轻轻敲门，总理走过来，紧挨院门站好。工夫不大，门被打开，熊老板夫 妇一前一后站在门内愣住了，痴痴地望着总理。


“这个时候你怎么还到我们家里来呀！”熊老板终于冒出这么一句，不知是担心总 理的处境还是为自己的处境感到怨懑。


“同事加朋友，怎么能不来？”总理像平时一样亲热随便，毫无运动中普遍发生的 那种“一觉醒来全陌生”的情景和感受，进门同老板、老板娘握手：“我来看看你们。 顺便给咱们老板过个生日么！”


“过生日？”熊老板喃喃。


“我没记错吧？”总理笑容可掏，“我带来两瓶茅台。”


“周公……”熊老板哽住了。他用重庆时候的称呼来叫总理，当年的情谊一下子全 在眼前重现，泪花便在眼眶里闪烁起来。


一向热情好客的老板娘激动地不停搓手：“可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吃什么呀？”


“哎，你不是很会煎荷包蛋么，在重庆我们也没什么东西呀，老板娘。”总理兴致 勃勃地说：“花生米，花生米总有吧？”


“有有，你就爱吃花生米，还是没变。”老板娘高兴得泪水一个劲往下淌，却又笑 得合不住嘴，腿脚变年轻地往厨房走：“我这就去给你们炒！你们聊，你们先聊……”


总理握住熊老板的手，含义无穷地望着他点点头：“老板，要多保重啊，看远一些， 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熊老板脸上出现了红晕，用力地点头，那双阴郁的眼睛重新焕发出光彩。


这次朋友相聚，给熊老板注入了生活的希望和力量，带来了慰藉和欢乐。而总理呢？ 坐上车时，轻轻地舒了一口长气。他来给熊老板过生日，本身就是无言的表态，谁再说 熊老板是资产阶级大老板，就不能不有所顾忌，因为他们必须把周总理和熊老板加在一 起来考虑分量。


总理坐在车上，始终带着一种静温无言的遐想和忆念的神情，并且为自己做了一件 应该做的事而获得一些平静。我忽然想到了一句老诗：使别人欢乐的人自己最欢乐，使 别人幸福的人自己最幸福。


于是，我对总理把朋友聚会看作最好的休息和娱乐有了新的理解：你能把欢乐和幸 福带给别人，你自然会得到欢乐和幸福，只有心性温和、慈爱、善良的人，才会产生这 种感觉和追求。


再进一步想，中国还有句老话是“不责人小过，不发人隐私，不念人旧恶”。总理 就是这样待人交友。


我想起梁漱溟。1946年国共谈判时，周恩来曾由于梁漱溟的“不讲信义”，“对不 起朋友”而声泪俱下，痛加斥责。但是，1953年梁漱溟公开顶撞毛泽东时，周恩来又千 方百计代为缓颊，保护其过关。


我想起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先生。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时，与校长张伯苓关系亲 密融洽，星期天总要到张校，长家去请教并长谈，张伯苓很喜欢他，常留他吃饭，吃天 津风味的贴饼子，煮稀饭，熬小鱼。张伯苓常对亲友同事说：“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 生。”可是，这位最好的学生却参加了共产党，而张校长却以社会名流参加了国民党政 府。共产党被骂作“共匪”时，这位老先生把他当校长时的学生周恩来从“同学录”中 删除。共产党坐天下后，他给周恩来写信，说“正在闭门思过”。周恩来不念人旧恶只 念人旧情，派飞机把张伯苔由重庆接回天津，表示慰问。张伯苓先生去世时，周恩来亲 自赶往天津吊唁，悼念这位母校的老校长。




我想起……善良使人心平，慈爱使人气和。


心平气和就是一种休息，就能带来快乐。


同文艺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聚会更多些，因为这种聚会不仅是休息，本身就包含有 统战工作的意思，何况聊天时还可以更具体更有针对性地做工作，解决一些问题。


在中央领导人中，周恩来结交的文艺界朋友最多，举凡有些名气或虽然名不见经传 但确有所长或有某种代表性的人物，他几乎都认识，并且多数都交了朋友。像郭沫若、 茅盾、巴金、艾青、曹禺、蔡楚生、田汉、阳翰笙、夏衍、白杨、张瑞芳等等文艺界老 战士，无不与周恩来建立起深厚友谊。


比如张瑞芳，在我记忆里她的入党都是周恩来介绍的。那是1946年，日本投降后不 久，周恩来把我叫去，单独嘱咐：“何副官，你去陵江门接一下张瑞芳，要注意安全还 要保密，决不能带尾巴。”


我记得张瑞芳当时是住在陵江门一座国民党修建的公寓里。我去之前，首先设法甩 掉国民党特务，确实证明没尾巴了，才猛插公寓接走张瑞芳。带张瑞芳到周恩来那里， 她高兴得不得了，我记得是批准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了。


周恩来在重庆结交的这批朋友，来往密切，友谊深，彼此很随便。直到建国后，周 恩来当上总理，与这些人仍是朋友相交，相互之间的感情和关系从没因为地位的变化而 变得疏远或冷淡。


从我的感受，周恩来和邓大姐老两口的生活太单调，太寂寞，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 候。他两个人都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但是，要说没有一点空闲时间也不真实。 逢年过节，老两口有点空闲时，那种单调寂寞就会显得突出。总理害怕这种寂寞，寂寞 往往会使人生出莫名的孤独与忧伤。所以；年前节前，只要估计有点空闲时间，我们必 要给总理安排一些活动，不能叫他“闲”。


总理自己也注意不发生“闲”，一得空儿，必要提出名单，请客人到家来聚会，特 别是文艺界人士，他们一来，西花厅就热闹起来，活跃起来，总理就会忘掉寂寞，快活 起来。


有子女的首长们，劳累之后巴不得有两天清闲，与孩子们共享天伦之乐。没有子女 的首长，如果生性孤僻，也就不容易理解总理。比如彭德怀，在军营中过惯了硬梆梆、 简单明确的制度式生活，对于总理喜欢与文艺界人士交往，就产生一点看法。说过一句 两句难听的话。不过，他本来就是厉害人，敢骂娘，敢为民请命，也难免敢翻脸把人闹 个难堪。有些高级领导高级将领因此对他意见大些，周恩来却从来没有为个别一句两句 话生出意见或看法，相反，对彭德怀更加喜欢，常对我们工作人员说：“那才是个好同 志呢，有啥是啥，怎么想就怎么说，你叫他装假他都装不出来。”


周恩来常去彭德怀住所串门看望，同时也继续与文艺界广泛结交来往；他不因为彭 德怀的难听话而疏远彭德怀，更不会因为彭德怀的偏见误解而断绝与文艺界的朋友聚会。 周恩来是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而生活，不是按照别人的议论或想法去生活。


正因为如此，文艺界人士、民主人士，有什么事，发生什么矛盾，首先想到的都是 周恩来，请周恩来帮助解难。


记得有次接到一个电话，大声说要找总理。


“总理正忙，请问您是哪位？”


“我是张治中。请你向总理报告一声，我找他有急事。”张治中的声音有些异常。 想起当年军事3人小组的活动，天天一道坐飞机，想起“不要忘了我张治中3次到延安”， 我决定报告总理。


此类事，只要我们报告，总理是不会不马上接电话的。


“文白兄吗？”总理听到报告，马上接电话：“我是恩来呀。”


“哎呀，总理啊，”张治中刚听到周恩来的声音，立刻像个受了委屈的大孩子一样 叫起来：“请你转告郭，要笔下留情啊！”


“怎么回事啊？文白兄，你不要急，慢慢讲么。”


“我已经给总理写去一封信，就是郭沫若先生那个洪波曲，请他笔下留情！我张治 中罪该万死，遗臭千年，也还不敢有计划有预谋地加害恩来兄。我若是这种人，以后还 好见总理吗？……”


看来张治中是真恼火了，不称郭老、郭先生，让转告“郭”。原因是郭老写的那部 “洪波曲”，里面写到了抗战开始时长沙那场大火，说这场火是国民党有计划有预谋地 要烧死周恩来。烧这把火时，张治中是湖南省主席；要说有计划有预谋，这个计划者、 预谋者自然少不了有湖南省主席这位地方政府最高长官。


“文白兄，郭先生决不会是要伤害你，他写的是小说，文学作品，不是史料，不是 作历史评论。不妥之处，我马上转告郭先生，设法补救，文白兄这边也要息怒，互相多 谅解……”


周恩来放下电话就又给郭沫若先生打电话。郭沫若先生叫屈说，写这件事时，脑子 里出现的只是蒋介石，并没闪过一点张治中的影儿。何况书已经出来，无法再改，只能 请总理代为缓颊了。


张治中和郭沫若都属于总理最亲近的朋友这一圈里的人物，无话不好谈。总理便去 张治中家作客，不送东西，送东西就见外了，就是看望，吃顿饭。


饭后，总理说：“文白兄啊，要说有计划有预谋烧死我，我再不怕死也不敢来讨饭 吃。这段历史还需要多解释吗？”


“无须再解释。”张治中承认。


“我看文白兄不是怕郭先生的书，是怕老百姓议论猜测。人言不是史，人言不足畏； 既然书已经出来了，文白兄还是要看其主要内容和思想，个别地方说法不准确不妥当， 容他日后再版时修改，你看可好？”


“我并没叫他焚书。”张治中终于谅解了。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总理到民主人士家里作客是常有的事。总理自己不过生 日，但很乐于为民主人士祝寿作生日。比如给傅作义过生日，我就跟随总理去过几次。


那时傅作义住在小酱坊胡同，总理去时，不送寿礼，就是看望、聊天、吃饭，与往 日朋友聚会的那种亲热、密切气氛一样，只是多两句加寿的吉利话而已。


这类朋友交往，总理始终保持了一诺千金。所以，只要答应去，哪怕临时发生了再 大的事，最后还是要赶去。比如前面章节里曾写到总理答应去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家吃 饭，大家等到晚上10点，总理仍然末到，就没一个人脑子去想总理可能不来了，只想他 一定遇了大事，要晚到。结果，总理10点多赶到了，原来是被主席叫去了。从毛主席那 里一出来，立刻赶往杨尚奎家。所有人都坚信：“总理只要说过，就绝不会忘，一定会 来。”


总理这一生，答应过的事情忘记了，大概只有过一次。至少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在议 论中，只扯出这么一件事。我从1940年跟随总理，到他逝世，再想不起第二件答应别人 以后又忘记了的事。


那是1957年左右的事。在一次集体活动的场合，人很多，总理不停地与人招呼，不 停地与人交谈，各种信息都朝他这里汇聚。其中就有傅作义部长，他说：“6月29日是 我生日。总理，想请您到我家里吃顿便饭，不知行不行？”


“62岁生日，对吧？”总理连连点头，“好，我一定去。”


这一天收到的信息量太大，距博作义过生日还有两个星期，到了那一天，总理恰好 忙了23个小时，上床服了安眠药，睡觉了。


傅作义深知周恩来一诺干金，从认识起，没出现过失信，所以生日这天作了总理来 参加的准备。工作人员提醒说：“当时只是随口问一句，这都两个星期了，总理会不会 忘了？”


“不会。”傅作义充满自信，“打从我认识他，他就没忘过事，没失过信。”


幸亏亲属和工作人员不像傅作义与总理接触多，他们只按常理想事情。照常理，事 隔两个星期，总该再问问。就算对方没忘记，两星期前只能算打招呼，办事这天还该再 邀请一下才合礼。所以，他们在中午11点给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话讲得很巧妙：“傅 部长今天过生日，总理今天是否能抽出时间参加？”


那天成元功值班，他翻翻日历又看看小黑板，没有记录这项活动，也就是说，事先 没作安排。所以总理连续工作23个小时后就上床休息了，没有坚持28个小时，再参加一 下傅作义的生日餐，然后才休息……


不过，成元功是细心人，听对方口气，分明总理是答应过的，而总理又是一诺千金 的人，所以他没有因为总理已经入睡而回答不行，只说：“请等一下，我去报告。”


成元功向邓大姐报告，邓大姐明白总理一诺的分量，对成元功说：“告诉他们，总 理去，稍晚点儿到。”


11点半，邓大姐将入睡不足1小时的总理唤醒。


以往，总理被叫醒，不是主席找就是国家出了大事。总理眼圈充血泛红，一边看表 一边问：“有情况？”


“傅作义今天的生日，”邓大姐问，“你是答应去吃饭了吧？”


“嗅，嗅，是答应了……两个星期前就答应了。”总理一下子精神起来，匆忙穿衣 服，“哎呀，糟糕糟糕，怎么会忘，怎么会忘了呢！”


总理匆匆驱车进往小酱坊胡同，参加傅作义将军的生日聚餐后回来，兀自歉疚地喃 喃不已：“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这还是第一次忘事情！”


我说：“反正又没误。”


总理不自安地说：“答应了人家的事情又忘记了，就算没误也是对不起人家呀，答 应了怎么能忘记呢！”


总理就是这样的朋友交往，一诺千金！


总理喜爱的文娱活动很多。他是个爱玩又没时间玩的人；兴趣广泛又不能不压制兴 趣，甚至忍痛将其窒息掉。


总理喜欢唱歌、跳舞、读小说、作诗、看电影、看戏剧以及下棋打牌。


在人民大会堂，在建设工地，在许多群众集会的场合，历史都为我们留下了周恩来 指挥大家高歌的镜头。


周恩来喜欢唱歌，也喜欢听歌。他的听歌、唱歌有一致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一致之处是，他喜欢听喜欢唱民歌，不大喜欢“洋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美 声唱法。听这种歌他从来不跟着唱，也不会像那样用嗓。


他曾对我说：“这是一种很好的艺术，但不适合我。这种洋嗓子听着不舒服，洋嗓 子和我们革命的历史联系不大，唤不起美好的回忆。”


周恩来毕竟是一位职业革命家，有他独自的经历，当然也就有他自己的爱好和选择。 就像生活中好姑娘很多，但未必好姑娘就可以成为好妻子，每个人还有其他性格、知识、 经历、交往等许多考虑。听歌唱歌也是这个道理。


周恩来喜欢听信天游，听到这种曲调便会生出莫名的激动，两眼闪出湿漉漉的波光， 头轻轻地点出节拍，神情里流露出一种静谧无言的喜悦和舒心惬意的遐想。


但是，他很少唱信天游。从东北到云南，从新疆到台湾，所有的地方小调他都喜爱 听，但极少放开喉咙高歌，这就是听与唱的不一致。


他喜欢高歌的是《我们走在大路上》、《社会主义好》、《长征组歌》、《洪湖赤 卫队》、《中华儿女志在四方》等等激情澎湃，热烈奔放的歌。特别是《长征组歌》和 《洪湖赤卫队》，简直可以说入迷上瘾，时间久听不到就难受，疲惫不堪而闭目小憩时， 嗓子里必要哼哼这些歌曲。


他爱看爱听“长征组歌”，有演出尽量设法去看，独个儿听收音机，听到组歌就会 “入歌”用手轻轻击拍，或哼曲，或小声跟着唱。我的记忆中，他最喜欢“毛主席用兵 真如神”这一句。无论是在剧场还是独个儿听收音机，听到这里便会击出一个重音，无 限感慨地把头点一点。


有一次，我见他独个儿在办公室听这支歌，到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他身体各 部位都随着音乐的节奏有所动作，仿佛全身心都融入了旋律之中。我忍不住问：“总理， 这一句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他睁眼看看我，笑道：“不是经过长征，那是听不出这一句的、美妙境界的。”


我是经过了长征的，但我在四方面军，没有跟中央红军行动，自然缺少总理这样切 身的体会和感受。


对于总理的听歌和唱歌，有人形容为：“小气候里迟逐流动，大气候里震荡奔放。


对各地民歌小调，总理喜欢沉醉一般悄悄欣赏；全身心地松弛，独个儿追逐体会着 那感情的跳跃，意识的流动，仿佛渐渐走入一个美妙而古朴的童话世界，充满了花草的 温馨和泥土的芬芳。这就是“小气候里追逐流动。”


大气候里震荡奔放，那是带着登高一呼，万众响应的气势和力量，是一名职业革命 家壮怀激烈，“仰天长啸”的抒发情怀的表现。也是宣传鼓动群众与自己一样激荡起豪 情和热情，团结、奋斗、向前的真情流泄。


周恩来是位感情非常丰富的人。在某些作品里，常把周恩来工作中的严肃、谨慎、 细致，笼统到整个生活中。其实不这样；休息时，哪怕是群众场面，只要不是办公事， 他都是活泼又活跃。在老干部中，“活跃分子”是有其特定含义的，往往指革命队伍中 上下组织，左右联络，出头露面进行宣传鼓动的同志。在中国的领袖群中，周恩来几乎 可以称为唯一的“活跃分子”，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常常按捺不住地放开歌喉， 甚至要指挥起成千上万的人一道唱。更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乐于自告奋勇，教同志 们唱“志在四方”，唱“长征组歌”。


过去有许多影视资料和报道文章都记录过周恩来带领群众放。声高歌的情景，无须 多讲。我这里想讲一点的只是他这样做，丝毫没有什么做作或工作需要，那确实是一种 感情洋溢，需要释放的再自然不过的表现、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1965年6月，周恩来出访坦桑尼亚。这是中国民航第一次走出 亚洲，走向世界。飞越天险喀喇昆仑山时，总理临窗，放眼远望：群山绵延，突兀颠连， 好象维系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一样机妙玄奥，深不可测；又像鉴证着大自然不可思议的 雄伟创造。冰峰林立，白云徜徉其间；碧空万里，与皑皑白雪上下辉映，幻化流转着七 彩光芒。


总理的眼里像起了惊雷电闪，光彩照人。他的胸脯开始起伏，那是激情进发前的沉 默。他连续几次长长地叹息，仍然无法平息心潮的起伏，便从胸腔里发出了浑厚的低沉 的歌声：“红岩上红梅开……”


他唱的第一声像呻吟一样带着隆隆的胸膛共鸣音，并且马上停住了，轻咳两声，好 象有些不自然，目光朝我们一扫。我相信他是从陶醉里刚刚醒来，明白了自己是在飞机 上，是在一群随行人员之中；他把目光再次投向窗外时，千仞冰峰在脚下蜕起、跃动； 滚滚而来、层出不尽。于是，那无法按接的激情便第二次喷涌而出，并且一发而不可止。 那成了真正的引亢高歌；总理是彻底放开了嗓门，歌声萦绕在机舱里，在我们每个人心 头引起强烈的经久不息的回响。于是，总理的独唱自然而然成了我们全体乘客和机组人 员的合唱：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总理喜欢民族歌曲，自然也喜欢京剧及各种地方戏剧，喜欢看各种国产影片。


对于戏剧，我曾问过周恩来：“总理，你喜欢京剧还是喜欢越剧？”


总理说：“都喜欢。”


我问：“比较起来，更喜欢哪一个？”


总理一笑：“比较起来我更喜欢话剧。我在南开学校读书时，演过话剧。那时学校 还不够解放，男女分校，我们演剧没有女角，就由我来扮……我们演得很成功。”


总理天天看报纸，天天必看各剧场的节目预告。无论哪一天，你随便问总理：“今 天吉祥剧院演什么戏？”总理肯定可以马上告诉你。


有一次我问：“总理，你看那些剧场节目预告干什么？”


总理笑着叹口气：“看戏是享受，想戏也是一种享受呢。”


我含笑作一个总结：“很少有总理没看过的戏，也很少有总理看完全场的戏。”


总理听罢哈哈大笑，频频点头。因为我这一句话道出了实情。总理酷爱看戏，没有 什么戏不想看，但他“官身不由己”，想看也看不完，太忙了。或者晚到；看个尾巴， 或者早到，看个开头就马上要赶去参加会，有头有尾地看完一场戏实在太少，有数的几 场而已。


有的老同志说我有办法叫总理休息，其实这办法就是“假公济私”，“投其所好”。


什么是“假公济私”？就是把休息和工作搞得界线不分。凡有新电影，新戏剧出来， 我们总要找出各种理由原因，安排总理去审查新片新剧，并且尽量“上纲上线”，说这 是对文艺工作者是否关心、重视、支持的大问题，说作者和演员如何如何已经准备听取 总理的意见，如果不去看就会挫伤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甚至是不利于党的知识分子政 策云云。


这样一来，总理就不审查也得审查，不休息也得休息几个小时了。


所谓“投其所好”，就是按照总理对休息的解释，满足他的那种“休息”。比如把 作者、演员请到家里来，同总理一起吃顿饭，聊聊天；自然是聊戏，聊演员的生活。这 样聚会一次，解决了剧团的问题，也达到了让总理休息一下之目的。


读小说对总理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和娱乐。总理早在刚刚结束童年步入少年时，就 读完了《三国演义》、《水浒》等古典名著。他曾对我说：“读小说和办公，用的不是 一个脑子；办公办累了，看看闲书也是休息。”


总理看电影看戏看小说的故事很多，特别是文艺界人士写过许多回忆文章。我这里 只想讲两件事，说明我们的总理，即便休息娱乐，也保持着鲜明顽强的民族性。这对于 刚刚结束殖民地、半殖民地命运的中国人民来说，是尤其重要的。


记得1950年1月20日，我跟随总理赶赴莫斯科，参加与苏联的谈判时，中苏正号称 “磐石般的团结”，也就是铁板一块了。像我们这一层的人，单纯热情，一说苏联老大 哥，那就一切光明，一切友好。记得那时斯大林的威望不得了，只要喊起他的名字，人 们就可以前仆后继，不惜任何牺牲地冲锋向前。他在苏联人心目中是神，在中国人心目 中也是神。但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与我们的心态显然不同，思考问题远不在一个层次一 个水平线上。


毛泽东只跟斯大林谈，不参加与莫洛托夫，维辛斯基等人的会谈。这与其他任何社 会主义国家都不同，是第一个当仁不让地把自己放在与斯大林完全平等的位置上。


斯大林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建立的崇高威望，使他原有的大国沙文主义表现更突出 了些。毛泽东到莫斯科，离莫斯科，斯大林都没参加迎送。这样的结局毛泽东是不能接 受的，他那强烈而鲜明的个性，使他当面向斯大林提出请求，坚持让斯大林去自己所指 定的地点参加中国举办的答谢宴会。斯大林说他从来没有出去到别人确定的饭店去赴宴。 毛泽东坚持斯大林应该给自己一个例外。


结果，斯大林第一次屈从了别人的意志，这个人就是毛泽东。记得周恩来为此十分 兴奋，对宴会作了许多具体指导。我至今鲜明地记得那天的气氛：欢快、隆重、庄严。 来宾非常多，有各国大使和苏联的高级将领及部长们。


显然，这些部长、高级将领、大使们也是轻易见不到斯大林，都激动得不能自己， 焦急盼望着能看一眼斯大林。


在一片喧腾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大使们议论中的两句话：


“斯大林与毛泽东相见，在世界上是开天辟地的大事。”


“毛泽东厉害，能把斯大林请出来；罗斯福和丘吉尔也没能做到，没能如此。”


斯大林出现时，那些大使，那些部长、将军们都像孩子一样争抢着一睹斯大林风采， 并不像现在某些作品出于政治原因所描写的那样。我当时看到的情景，所有人都是发自 内心地欢呼，夹道迎着斯大林鼓掌，拼命挤前一点，就是想多看一眼，那是真正的崇拜， 没有伪装和做作，见到斯大林与毛泽东站到一起时，多少人流下了泪。真流泪假流泪， 真欢呼假欢呼，真激动假激动我还是分得清，看得明的。比如“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年 后，那种欢呼万岁已是越来越假，越来越口是心非。岂止我看出来，绝大多数人都清楚， 只是不敢说或不能说罢了。


现在没有什么不敢说或不能说的。实事求是讲，1950年我见到的所有欢呼者，流泪 者，都是至倩至性的真实流露，决无半点虚伪假装。


就在这样的中苏友谊，这样的热烈亲密中，总理却没有生出盲目性。去莫斯科的列 车上，他连续阅读获斯大林奖金的小说《旅顺口》。一般人读这本书，一听获斯大林奖 金，便盲目跟着喝彩、叫好。周恩来没叫好，越看越皱眉，最后把书一摔说：“满纸胡 说八道，这种书居然还获斯大林奖金，可见苏联也并不是什么都好，什么都对。”


到了1950年底，抗美援朝战争紧张进行之际，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雷英夫担心敌人在 辽东半岛登陆，利用工作之余读这本《旅顺口》，想从中得到一点在辽东半岛设防的启 示。


在一次聊天中，周恩来听说雷英夫对照地图看《旅顺口》，就问：“你读这本书感 觉怎么样？”


“不怎么样。”雷英夫说，“不像外面吹捧那么好，我是为了研究战争参考着看一 看。”


“这本书很糟糕。”周恩来评价说：“很糟糕的书还获得斯大林奖金，获得某些人 喝彩，那就更糟糕，简直是糟糕透顶。”


“总理看过这本书？”


“我是今年一月去莫斯科的路上看的，印象坏极了，有些地方简直看不下去，真正 的中国人都会有这种感觉，不会盲目地跟着去吹嘘。”周恩来很少有地掰了一下手指： “第一，这本书是吹嘘沙俄侵略战争；第二，旅顺口陷落时，列宁有篇文章说这是掠夺 性、反动性战争，这本书却仍然大加宣扬；第三，极尽丑化中国人之能事，不是特务、 奸商，就是妓女、骗子。第四，书中歌颂的英雄马卡洛夫，是个拥护沙皇反动统治制度 及其侵略政策的家伙。有这4条，这本书是什么货色就很清楚了。他们就是改不了的大 国沙文主义！”


在那个“一边倒”的年代，张口闭口苏联老大哥的年代，总理讲出这样的话，确实 给我们发热的头脑降了降温。知道“斯大林奖金”也不能迷信；他们搞大国沙文主义， 搞民族主义，我们也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性，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再不能有丝毫的奴颜媚 骨。


正像周恩来所说，“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在娱乐中他也从不忘记。


1954年我随周恩来去参加日内瓦会议，出发前，他特意关照，让把我们新拍摄的越 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带上。


会议期间，我们先放映了纪录片《1952年国庆节》。这部纪录片受到热烈欢迎和赞 叹，一位瑞士记者在报纸上报道说：“当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和手捧鲜花的姑娘们迈着 矫健的步伐，跨进日内瓦的银幕时，西方和东方的无冕之王们都情不自禁地一起发出轻 轻的赞叹声。”


影片结束后，观看影片的记者们纷纷围过来和中国代表团的人握手祝贺，讲了许多 热情洋溢的赞美话。连英国的记者也承认：“再也不能拿1949年以前的眼光来看中国 了。”


但是，美国一位记者却心怀敌意地说：“这部影片不能不叫我们担心，中国是不是 在搞军国主义？”


情况汇报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早有准备地说：“他说我们搞军国主义，我们就再 给他们放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看他们还有何感想？”


大家听了这个决定，心里都没谱。前些日子周恩来请卓别林看《梁山伯与祝英台》， 客人都是文艺界或与文艺界有关的人士，这些专门人才都看懂了而且兴趣很大，当时演 出效果很好。但现在请政府官员和记者看，效果会怎么样？是否会应了那句话——洋鬼 子看戏，傻眼了。


负责这项工作的新闻联络官是熊向晖同志，他对这件事有过回忆文章。为了洋鬼子 看戏不傻眼，他请英文翻译将剧情和主要唱段写成了一本16页的说明书，剧名也译成英 文《梁与祝的悲剧》。


熊向晖兴冲冲地向总理汇报他创造性的工作。


“这才是党八股呢。”周恩来没有表扬他，反而批评说：“你也不看对象，在那里 对牛弹琴！”


熊向晖始料不及，被批得发怔发痴。


“十几页的说明书，亏你想得出来。”周恩来吁口气，放缓声音：“我要是记者， 我就不看你那本说明，又不是上政治课，还要发讲义。”


熊向晖眨眨眼，噗嗤一声笑了：“叫我说，给洋鬼子看戏，本身就是对牛弹琴。”


周恩来也笑了，笑得文明而又开心，不慌不忙说：“琴还是要弹，不但有政治意义， 也是传播我们的民族文化么。问题是你怎么弹这个琴？你用十几页说明书去‘弹’，那 叫‘乱弹琴’，我换个‘弹’法就能弹通，你信不信？”


“怎么弹？”


“你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就行。”


“什么话？”


“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影片——中国的《罗米欧与朱丽叶》。”


“噢……”熊向辉似有所动，点点头又摇摇头：“这样……行吗？”


周恩来把手一挥：“你就这样办好了，保你不会失误。如果失误了，我送你一瓶茅 台酒！”


“行，一瓶茅台酒！”熊向晖打赌似地说。如果总理的话真灵验，输一瓶茅台酒是 完全值得的。


放映那天，各国记者早早就都来场了，座位坐满，过道也站了人。看来，都想看看 中国怎么也有个罗米欧与朱丽叶？总理这个法子想得不错，有悬念，吊胃口，可是，成 功不成功还得看过电影才能下结论……


开演几分钟后，奇迹发生了。观众并没“大失所望”地离开或不满地发牢骚，这次 全场静悄悄，观众都如石雕一般纹丝不动，灵魂早巳进入影片剧情之中。看来人类不分 种族肤色，不分地区时代，不分阶级信仰，确实存在着某些共同的属于全人类的情感和 思想。《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罗米欧与朱丽叶》都是循着这种人类共同的情感发展着 故事，所以，无论白皮肤、黑皮肤、黄皮肤，大家都被剧情所吸引，为绚丽缤纷的画面 所陶醉，为温馨委婉的唱腔所倾倒，为飘逸袅娜的舞姿所征服，更为人类历史上，任何 地区任何民族都不曾避免无法躲过的爱情悲剧所感动。当演到“哭坟”和“化蝶”时， 观众的情绪也达到顶点，影院里一片抽泣声……


影片结束后，华灯复明。一个极少见的情景展现在我们面前：如痴如醉的观众还沉 浸在梁山伯与祝英台深挚哀怨的爱情悲剧之中，为他们的悲剧流泪不止。这种悲伤的默 哀足足保持了一分多钟，什么人鼓了一声掌，刹那间像起了暴风骤雨，热烈的掌声经久 不息，并且伴随了阵阵的欢呼声。


英国记者说：“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米欧与朱丽叶》更感人！”


比利时一位记者说：—“简直忘了是在看电影，好象我也到了梁祝身边。”


一位印度记者说：“中国还在朝鲜战争和土地革命中，这种时期就拍出这样充满美 好感情的影片，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


而所有这些对中国戏剧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理解，确实是靠了总理那一句话。


而这一句话，又说明总理．对我们民族，对世界各民族，对整个人类，有着何等深 刻的认识和理解啊！


在总理的文娱活动中，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作诗。可以说，从1940年我到他身 边，直至他老人家去世，总理基本没有停止过作诗。不过，从我来到他身边后，基本也 没见过他保留下一一首所作的诗。


现在公开发表的周恩来的诗作，都是他年轻时的作品。其实，他当总理以后作诗， 远比青年时期作诗多，特别是晚年，常看到他念念有词，并将新诗写下来。


总理一般是作格律诗，偶尔也作自由体诗。他对古诗词非常熟悉，无论我们提到哪 首诗词，他都可以出口便背诵下来，当我们为此惊讶时，他总是很动感情地说：“这要 感谢我的母亲，4岁时她就教我识字，5岁时已经教我背诵了几十首唐诗……”


我常想，周恩来的喜欢读诗作诗，是否与他的母亲有关？他在读诗作诗的时候一定 可以寻找回来那遥远的记忆，重新感受母亲的慈爱与保护，重新从母亲那里得到新的启 示……


周恩来作诗，或者是对什么事有感，对什么人有感，对什么景有感，或者是看到主 席或陈毅或董必武等战友的新诗，反复品味之后唱和一首。他一旦要作诗，吃饭走路乘 车这种时间就会被充分利用起来，嘴里偶尔吟出一句。这样的一天忙里抽空儿，反复索 句，或睡前，或起床后，新诗就出来了。


他作的新诗都是一挥而就地写在纸上，然后独个儿拿起来欣赏、品味，偶尔也提笔 改几下。我们只能远远看那诗行，偶尔听他吟出一句，无法拿过来细细欣赏，他就像秘 密地藏着什么珍宝一样不愿叫外人看。


他把作诗当作了消遣似地，消遣完了，概无例外地撕碎，而且撕得太碎了；先撕成 许多小碎块，再将小碎块一叠叠分别撕成更碎的碎片；撕到一般人再也无法拼对起来时， 才用手弄成雪片飘落一般扔进废纸篓。


总理心细，作诗极讲平压工对押韵，撕碎时也从不大意。我一次也未能将他的诗作 拼对出来。直到他病重后，仍然是这样，不愿留诗给后人。


外出参观游览，所过名胜古迹的工作人员都希望他留下墨迹。他一概拒绝：“找郭 老去，叫郭老写。”




我很后悔，那些撕成粉碎的诗作，如果我都用牛皮纸袋装好，现在将这上百纸袋的 “碎诗”交有关部门，一定能拼对出来，从中定可以进一步了解总理的思想情感。


周恩来会下棋，象棋、围棋、国际象棋都会下，还会打桥牌，在重庆与董必武等同 志玩过，后来都“戒”了。


总理对“戒棋”“戒牌”的解释只有三个字：“没时间”。


在他晚年，病重住院后，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减轻一些痛苦，我们拉他玩牌。他 在“戒棋”“戒牌”20多年后又拾起来了。他很会算牌，随随便便就能赢了我们这些认 认真真的人。赢了便轻声一笑，没有精力多说话。


只有一次，他看看表，说：“下棋打牌，过时间不觉，有个故事说，樵夫看两个老 头下棋，一盘棋下完，身旁的斧头把儿已经烂了。这盘棋下了多少年？干事业的年华， 千万不可沉溺其中。”


在文娱活动中，总理最喜欢的似乎还要算跳舞。我们也喜欢让总理多跳舞。这项活 动后来被我们称为“三结合”，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老中青三结合，而是：文娱、 体育、工作的三结合。


跳舞本身既是娱乐活动，又能锻炼身体，这是无须解释就很明白的事。医生主张总 理每天跳一场舞，活动活动身体各部的肌肉关节。但他太忙，做不到。


总理跳舞极少去春藕斋，一般是在紫光阁和人大会堂山东厅。50年代在北京饭店也 常跳。到这些地方来跳舞的还有李先念、陈毅、余秋里、何长工、吕正操等国务院及各 部领导。舞会8点开始，总理如果参加，常常10点左右到，跳几圈就提前走了。他舞姿 潇洒，会跳三步、四步，能跳出花样，不像毛主席、朱老总那么单调地踩点走步。


总理跳舞从不固定舞伴，他很理解文工团来的那些女演员，尽量勤换舞伴，满足尽 可能多的女演员“陪总理跳一圈”的愿望。


总理参加舞会，首先是作为社交的场合与机会，不忘结交朋友，不忘调查研究，不 忘讨论工作。


每次跳舞，周恩来必要同国务院机关和各部委领导打招呼，通报情况。若是有大事 复杂的事，就在舞会休息时将有关领导叫入舞厅旁的小屋里谈话。跳舞时，周恩来换舞 伴勤，也包含有多认时人，多听到一些情况的考虑。


每次跳舞，对于新舞伴，周恩来必要问姓名、年龄、工作单位，对单位里的领导及 工作有什么意见？等等。对于认识的老舞伴，他常提出一些文艺政策方面的问题，征求 意见，或者将自己考虑中的有关文艺工作的内容讲出来听听群众意见。


总理在跳舞中是怎样调查研究，怎样做工作呢？随便举个例子。


郑淑云是总理的保健护士。她第一次见总理，就是在北戴河的舞场上。谈话是在舞 会休息时开始的。


“你什么时候来北戴河的啊？”周恩来问过姓名、年龄及家庭情况后，放慢了讲话 速度。


“中央异地办公，从开始我就跟打前站的同志们一起过来了。”


“这个地区的地方病是什么？”


“哎呀，不知道……”


“你是医务工作者，领导没给你介绍吗？”


“光是从安全方面介绍一下，地方病可没说。”


“没介绍你也没调查？这就是问题。安全也要以预防为主。到一个地方就要调查研 究这个地方的状况，作为医务人员特别应该查清这个地方的发病情况，这样才好开展工 作，做到有的放矢。你说对不对？”


“对的。”


“那么地图你看仔细了？”


“看了，否则找不到首长。在杭州我给罗部长做蜡疗就迷了路，摸黑转了半天……”


“哈哈哈，就是么，吃一堑长一智，这就提高了……”


“哎呀，舞曲开始了。总理，你去跳舞吧。”


“你会跳吗？”


“我不会。”


“一次没跳过？”


“跳过两次，也是人家带着我……”


“那好，这次我带你，我来教你跳。”


“哎呀，我，我会踩你的。”


“哈哈哈，”周恩来把头稍稍后仰，一边笑一边指郑淑云脚下：“不要紧么，你穿 的是软胶鞋。”


郑淑云脸红了，把手递给周恩来。跳出第一步时，仍在喃喃：“可是，可是，您带 我跳会很累的。”


周恩来放低了嗓门，小声说：“放心跳吧，累点正好运动。”


像周恩来那样的大工作量，若不搞点运动，若不坚持体育锻炼，是无法长期胜任的。


每周的周末舞会，周恩来去跳几圈；每天起床后，从第一办公室出来，做5分钟的 自编体操；如果只是这一点运动，肯定起不了多大作用。周恩来还有其他许多运动方式。


第一种运动是办公室里的运动。这就是前面章节里写到的5分钟自编体操以及办公 疲劳时，起身绕办公桌快走几圈。除此两项运动外，第三项运动是踢室内足球。


天津人爱踢球。建国初期，天津的足球是很有名气的。周恩来在天津读书时就喜欢 踢球，当总理后，医生和身边工作人员天天要求他保证运动，他就想到踢球上，买来一 个足球。他没有时间去足球场踢，他的年龄和工作情况也不允许他去踢比赛，他就想出 了踢室内球的办法。


这办法也简单，就是办公室的一面山墙腾出一块空地方，不放办公用具。他的那个 足球，少打一点气，弹性不要大，然后放在办公室内。每天工作累了，周围人一再劝他 活动活动时，他就起身，两脚盘带足球，在那几平尺的小天地里激烈运动一番，时时朝 墙上射门。球没气，弹不远，每次射到墙上都能及时用脚控制住球，不会碰坏门窗或办 公桌上的东西。


不要小瞧这种运动，由于动作的迅速，活动量是相当大的，不要说总理那样的高龄， 就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陪他练5分钟，也会流出汗来。周恩来有时踢球要个“陪练”， 拦在那堵山墙前，总理盘带过人。如果被截住球，算输一分；如果晃闪过对方，把球带 过人，射到墙上，那就赢一分。


这项运动总理很喜好，坚持很长时间。因为他的运动同他的睡眠一样，必须围绕工 作进行。室内足球不受时间空间限制，有几尺地面就可以运动起来，见缝插针，效果很 好。


除了足球，总理还喜欢玩玩“卫生球”。


总理的喜欢玩乒乓球，同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那批优秀球员为国争光是分不开 的。这批运动员打出了国家和中国人民的威风，吸引得像董必武这样古香古色的老人， 也扔下毛笔，去玩了一段时间的乒乓球。周总理这样更具现代色彩的领导人，当然要比 毛泽东、董必武这些老派些的领导人玩得多些，好些。


总理的不利条件在那条伤臂。由于右臂在延安摔伤后，接骨不正，落下残疾。他的 右臂弯不到头，伸不到底，不像正常人可以180度弯臂直臂，他只能在弯曲30度，伸直 到150度这样的范围里正常发挥，超过就要活动受限。


总理难得有时间玩玩球，主要在饭前饭后的10分钟左右，在我们一再劝说下，可以 答应一声：“好，玩几下卫生球。”


讲“卫生球”，无非是形容乒乓球小。陪总理打球是件高兴事，因为我们太爱他了， 我们所有工作人员的自我感觉是超过世上任何一种爱，无论什么事情，只要对总理有好 处，只要有利于他的休息或健康，那么，再小的事我们也愿意全力以赴去做，做了就会 产生幸福和愉快。


我们都抢着和总理打球，为了不让他打着费劲，常常有意将球往他右手附近的台面 上送，而且要送得不高不低，便于重扣或抽杀。球的位置合适时，总理常常能抽杀出第 一流的漂亮球。


可是，总理没有抽杀，左手将“卫生球”一把捞过来，冲着对家嚷：“不干不干， 尽给我容易的，那不行。我不要照顾球，我能够输得起。”


总理认真得很，我们只好更认真地对待，既要真打，不让总理觉得是让球，又不能 一下子打死，必须给总理一定的招架和还手余地。这种球打得艰难而又令人兴奋不已。


每逢球下网或出界，总理常常显出一脸的惋惜：“哎呀，输了，输了！”如果一记 重扣或一个大力抽杀击中了，我们未能接回去，总理会为自己漂亮潇洒的击球欢呼鼓掌： “打中了，漂亮！”“你输了，哈哈，你输了！”


总理喜欢玩几下乒乓球，更喜欢看别人打乒乓球，特别是国内外有乒乓球大赛时， 贺老总都要派人给总理送几份秩序册。册子上详细列出分组情况，谁与谁对阵，怎样淘 汰怎样出线。总理看得非常细。


到了比赛开始，那个册子每天摆在总理的办公桌上，他每天在办公桌旁一坐，总要 先问问：“谁被淘汰了？”“谁出线了？”“下一轮谁跟谁比？”

我们随时将进展情况报告他，帮他用红笔勾出来。他一边听报告，一边自己也动手， 勾去淘汰的，勾出新的对阵关系，那种认真关心的劲头儿，不亚于处理军国大事。


偶尔我们也劝总理一声：“有时间勾他们，不如咱们多打两下呢，咱们还是以锻炼 身体为主。”


总理笑着说：“历来看棋的比下棋的累，我这也是运动，这样紧张一下，转回头再 办公，精力特别足。”


总理打球、看球都是围绕工作运转，如果影响了工作他是决不答应的。


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之后，全国乒乓球热升温到最高，点，西花厅里的秘书们 打球也打到了最高潮。


这天，乒乓球正打得激烈，一位外事秘书忽然惊叫起来：“哎呀，不好了！把一件 大事忘了！”


他扔下球拍就跑，还是把事情误了。


这下子惹火了周恩来，将全体工作人员召集一起，狠狠批评了一番。大家心里都不 好受，挨着做检查，保证引以为戒，不再发生类似情况。


于是，总理态度缓和下来，望着大家，带出感慨万千的语气：“唉，时间不饶人哪。 你们看，你们年轻轻跟了我，现在都有了白发。我也老了……记性都衰退了。”他朝我 吩咐一声，让把准备好的小笔记本取来，亲手发给每个秘书，然后宣布：“以后你们就 用这个本子备忘。我交待的事，外面反映来的重大事情，你们就把它记下来，不要再误 事。”


打乒乓球之外，总理还曾想增加一项游泳运动。


1954年在广州，毛泽东每天去越秀公园游泳，都要请总理一道去。总理也下过几次 水，似乎有了一些兴趣。他曾表示态度：“我听你们的，争取学会游泳。”


为了教会总理游泳，还为他请来体委一位同志当教员。教员当然积极性很高，很快 教会总理在水中憋气，并漂起来。可是再往下学，他那只伸不直的右臂便带来一些不便。 兴趣有点减弱。但并没停止学习，庐山会议时，有点空闲时间他又下两次水。


当时北京医院的院长是周泽召先生。有次总理游泳上来，坐在藤椅上休息，周院长 发现总理脚底出现许多小红点。他就替总理做了一下检查，说总理的身体不适合游泳， 以后还是少游，最好不游。否则不利于健康。


以后，总理就放弃了游泳这项运动。虽然这项运动是毛主席所提倡，中央首长多数 都学会游泳，并且热情很高，总理却退出了这支游泳大军。无论在北戴河、广州还是北 京，他最多不过坐在岸上看看别人游。偶尔忍不住下次水，也是坐船下水。我曾陪他在 中南海划过几次船。


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总理将一切体育锻炼都停了，只剩了一种运动，就是 从这个“救火现场”赶到那个“救火现场”，这种匆匆赶赴现场的急行，客观起到一种 体育锻炼的作用。


但由于“救火”的心焦情急，这种“运动”对身体其实是弊大于利。都说“文化大 革命”如火如荼，这种“救火”没完没了，一个比一个急。都说总理是累死的，这话一 点不假。


在我的记忆中，“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总理的休息有时已经是带了抢救性质。


1967年春天的广交会上，红卫兵要砸烂广交会，总理轮流找各派红卫兵谈话，作他 们的工作，30小时没离开现场，没停止谈话。劝说完红卫兵，接着又连续工作70多小时， 前后达100多小时没睡一觉，没休息一刻。


他在办公桌前突然面色苍白，额上沁出一层冷汗；由于痛苦，脸上的肌肉绷紧，嘴 巴抽缩着想挺过去那难忍的胸闷和心绞痛。


保健医生张佐良闻讯起来，一摸脉搏，早搏很多。马上给总理做心电图。当时301 医院的一位专家黄教授正陪胡志明主席在广州的小岛疗养，张医生就拿着心电图给黄教 授看，确实早搏频繁。两个人研究之后，决定给总理用药和吸氧。


从此，总理每天多了一项帮助他休息并恢复精力的内容，就是睡觉前吸一会儿氧， 改善血液的供氧状况，以维持他超负荷的大工作量。


就是天天吸氧，总理仍然发生过几次缺氧和心脏病发作。比如红卫兵火烧英代办处 那次，总理又急又气愤又过度劳累，心脏病就发作了。医生进行了抢救。


对于久坐不动或少动的人，洗澡无疑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毛；泽东就是坚持搓澡。 在1956年以前，他是泡澡；1956年以后，由于年岁大了，主要是搓澡。他搓一次澡，全 身血液流畅，是很解乏，很有效果的休息。


周恩来也常洗澡。但他不像主席由卫士侍候，由卫士帮忙搓澡；他一向是自己洗， 从不要人帮忙。


在他发生过两次心脏病后，大家就都担心了。总理毕竟年事已高，身体远不能比当 年，万一洗澡出了什么事，外边不知道，这个责任可不得了。


我们与保健医生商量后，决定以后不能再让总理一个人洗澡。第一次帮总理洗澡是 张医生和卫士小高去的。他们进入卫生间时，见总理正坐在浴盆里喘呢，忙上前帮忙。


“我没事，你们去，我不习惯，我自己能洗。”周总理不让外人帮忙。


“总理，你心脏不大好，万一犯病身边没人怎么行？”张医生劝说：“我们已经进 来了，还是帮你一把吧。”


说话间，小高已经动手帮总理搓泥。在这种情况下，总理才勉强接受了服务。


从此，我们再没让总理一个人洗澡，我和小高及张医生，总要有人陪他进卫生问。 而这时，总理实际上已经患了癌症，在我们开始帮他洗澡前，就已经查出了癌细胞。


就在身患癌症后，有次总理又是工作30多小时没休息。我忍无可忍地进去说：“总 理，你必须休息了……”


总理从眼镜框的上边望住我，小声说：“我去休息，这些工作你替我办哪？”


我站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了。


总理终于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声音天天在我耳边回响：


“我去休息，这些工作你替我办哪？”

大千世界

　　10章 夫妻之间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夫妻关系，无疑可以为人楷模。既是反封建的，又继承了民族的 传统的优秀道德；既是反资产阶级腐朽化的，又焕发出解放的现代文明的新气息。

　　对于恋爱与婚姻，周恩来像大多数人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认识和 态度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周恩来15岁进天津南开学校，19岁毕业，在一所教育比较进步，并且很有特色的学 校里，度过了对一个人思想性格的形成有极为重要影响的时期。

　　南开学校是今日南开中学和大学的前身，于1940年在严氏学塾的基础上，仿照欧美 近代教育制度创办的私立学校，创办人严修在清朝做过翰林和学部侍郎，思想比较开明。 校长张伯苓是从北洋水师学堂以第一名毕业，又到日本欧美考察过，办教育很认真。

　　周恩来在这样的学校里读书，并且成绩优异。“心算比一般同学笔算还快”，并且 在全校不分年级的作文比赛中，以《诚能动物论》获第一名。

　　卷子上的姓名是密封的，所以完全以文论取，不会像现在的许多文学评奖，掺杂人 际关系的因素。名次是由学校创办人严修亲自选定，当他揭开评为第一名卷子的密封时， 看到了“周恩来”三个字。他深深喜爱这个学生，因为过去的两年中，周恩来代表南开 学校参加天津市各中等学校的校际演说比赛，都夺取了第一名。

　　严修十分器重周恩来的人品和才学，经过长期观察，慎重考虑，决定将自己的女儿 嫁给周恩来。并亲自托人向周恩来提亲。

　　这是周恩来第一次正式面对了婚姻大事。以严修的名望和社会地位，能娶他的女儿 为妻，无疑是令人羡慕，甚至是某些人所求之不得的。令人不解的是。周恩来却很有礼 貌地辞却了这次提亲。

　　对此，周恩来的同班同学张鸿浩曾有回忆。说周恩来在一次散步时，对张鸿浩谈了 自己的想法：“我是个穷学生，刚入学时，学习和生活费用靠伯父支持，现在虽然靠成 绩好，作了免费生，生活费用还要靠自己解决。以我这种情况，假如和严家结了亲，我 的前途一定会受严家支配。所以我辞却了这门亲事。”

　　周恩来的想法对于一名有救国抱负而又自尊自强的热血青年来说，是很正常，不难 理解的。

　　那正是血性、锐气、容易冲动，容易偏激的年龄。周恩来从日本回到天津，随即投 入五四运动的洪流中。周恩来参加组织了革命团体“觉悟社”。激进的青年学生们相约： 不恋爱、不结婚，全身心地投入到改造中国社会的斗争中去，避免结婚受拖累或给后人 添麻烦。

　　邓大姐对此曾回忆说：“他们那个团体有20多人宣布抱独身主义，周恩来也是其中 之一，还为此发表过文章。”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各方面的不断趋于成熟，周恩来在赴欧勤工俭学期间，自然而然 地放弃了因一时激情而宣布的独身主义，自然而然地面临了恋爱与婚姻这件人生大事。

　　旅欧初期，周恩来曾经有一位比较亲近的朋友，是个漂亮的姑娘。然而，好朋友未 必适合作妻子。一旦作为婚姻来考虑，这，位漂亮的姑娘就不行了。因为她仅仅是同情 革命，而周恩来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 的伴侣。

　　周恩来曾对他的侄女周秉德说：“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指邓颖超)。接着 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定关系的。”

　　周恩来与邓颖超认识、交往及后来通信，确定关系的基本情况，前面章节里写过。 我这里主要想就自己的所见所闻，谈谈他们婚后的夫妻关系。

　　周恩来与邓颖超亲爱和睦，关系融洽，首先得益于他们彼此的选择。

　　周恩来基本是属于国家，属于民族和人民的，极少属于个人，因而也更少属于妻子。 从1940年我来到他身边，直到他住进305医院，到他逝世，他与邓颖超的夫妻生活很少。 从邓颖超偶尔谈到的过去生活，可以知道在大革命时期，在红军战争时期乃至整个战争 年代，夫妻生活更少，他们都是无保留地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 的解放事业。

　　婚前，周恩来与邓颖超5年没见面，尽管他们确定了恋爱关系。

　　婚后的生活，邓颖超曾对我们回忆说：那时周公很忙，一早要从广州天字码头乘船 去黄埔军校，晚上进回广州，还要参加广东区委的会议，向干部讲课作报告。我有我的 一摊工作，我担任广东区委委员，妇女部长。两个人都很忙，见面不多，说个话的机会 都很少。婚后不过一周左右，发生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刺一案，他就更忙了……

　　这种职业革命家的“蜜月”预示着今后漫长的夫妻生活都将是伴随着奋斗与牺牲的 革命进行曲度过。从统一广东到北伐；从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到冲出“四一二”“七 一五”大屠杀的血雨腥风；从南昌起义到坚持白区斗争，到投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从长征到西安事变，到抗日战争……到转战陕北。他们夫妻聚少离多。并且聚时匆匆， 离后悠悠，连毛泽东主席都两次大不忍地说：“可苦了恩来呀”，“你(邓颖超)这个后 勤部长没有当好，这么久，你连到前委来慰问(恩来)也没有啊……”

　　那种聚少离多的动荡颠沛的生活我曾经历过，不难体会。就是不曾经历过的青年， 也可以想见。因为就是建国后相对稳定的生活，他们也仍然在作出最大的牺牲与奉献。 实在说，周恩来与我们工作人员在一起的时间，远远超过与邓颖超在一起的时间。

　　他们各自有自己的工作，他们的最大乐趣都是为人民服务。这话讲起来似乎有点 “讲大道理”。“讲大道理”是“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被极端化以后才变了味道， 令人反感了。如果你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呆几天，你一定不会说这是“讲大道理”， 你将感慨万千地明白，什么叫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

　　周恩来的生活习惯前面章节都讲过，完全是围绕工作“见缝插针”，毫无规律可言， 吃饭和睡眠时间极少，而邓大姐基本是正常作息时间。所以常常是邓大姐睡醒一觉，周 恩来还在办公；邓大姐起床洗漱，周恩来刚回卧室吃了安眠药睡觉。邓大姐吃午饭时， 周恩来或早或晚刚吃早饭。除非请客，他们很少吃在一起，更少睡在一起。在我印象中， 一周难得在一起吃几顿饭或睡在一起。

　　由于总理时刻生活在工作人员的包围中，可以说，从两眼一睁到吃过安眠药入睡， 身边总有秘书等人跟着递汇报条、请示，送审批文件。所以，总理和大姐就连说话的机 会也是很少很少。

　　他们有什么事要说，多数是在卫生间，利用周恩来洗漱的机会，邓颖超去跟周恩来 谈点事，当然也有公事，主要还是谈点家庭里的事。所以，卫生间被我们称为“第一办 公室”，也曾被大姐苦笑着称为“成了我们的谈话间”。我们也自觉，逢大姐来跟总理 谈话时，尽量不跟大姐抢这几分钟的洗漱时间，除非有特别重大的事。

　　有时大姐跟总理一道吃顿饭，很高兴，很开心，秘书们却为急事急件所迫，常常到 餐桌旁去请示报告。邓大姐从没为此生气。我在总理身边几十年，只听大姐说过一句算 不得牢骚的苦涩话。那是一次吃饭，由于不断有秘书来请示报告，总理不停地放下筷子 又抓笔，甚至吃两口饭就得说七八句工作上的话。邓大姐开始还独个儿慢慢吃，趁秘书 来去的空间抢说几句话。后来怕总理这顿饭吃不饱就不枪时间了，让总理在秘书来去的 空间抓紧吃几口饭。再后来，见总理又批文件，又交待工作，抽空往嘴里拨口饭，她心 疼地皱起眉头，放下筷子，默默地望着总理，好久好久目光一瞬不瞬。

　　终于，当总理把一个急件交我时，抬眼看到了对面望着自己的妻子，感觉到那目光 的异样，小声说：“小超，你怎么不吃了？别等我，菜要凉了的。”

　　邓颖超脸上掠过一丝笑纹，那个笑给我留下极深印象，包含了多少感情多少心意啊。 光是革命者，不会有这种笑，光是贤妻良母，也不会有这种笑．必须兼有革命者和贤妻 良母这两条，才可能有这种笑。

　　“你也快吃。”邓颖超柔和地催促，接着抬眼望住我，说出那句苦涩的话：“你们 也给我们老俩口留个说话的时间呀。”

　　我无限歉疚地望着邓大姐，张一张嘴，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对不起总理和邓大姐。但我知道这种说法只反映我们的心情却 并不正确。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总理和大姐确实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 用张佐良同志回忆时讲过的话说，叫作“一片赤诚可对天。”

　　总理找到邓大姐做伴侣，是他一生的幸福，也是他远见卓识的一个证明。战争年代 的颠沛漂泊、奋斗牺牲且不说，就是进城后，中南海所有的人，上至毛泽东下到一般服 务人员，无不公认周恩来是“最忙的一个”。我们嘴上不敢说，心里是常常拿江青与邓 颖超相比的。这一比，不仅是比出毛泽东在生活上的不幸和周恩来的幸福，同时还比出 了作妻子的难处：

　　作革命家的妻子难，作革命领袖的妻子更难，作周总理的妻子才是难上加难啊！

　　幸亏周总理早在旅欧初期，结交了一位同情革命的“美丽的姑娘”时，远见卓识地 作出判定和选择：“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 周恩来冷静思考的结果是，这位伴侣必须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得了革命的艰 难险阻和惊涛骇浪”。于是，他明智地选定了邓颖超。

　　江青也曾跟随毛泽东经历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她与毛泽东的婚姻最终却不能不说 是一场悲剧。可见，光是能经大风大浪还不够，作为领袖的妻子，必须要具备优秀的品 性。比如江青和邓颖超，她们的品德和性格就有很大差异。

　　邓颖超是个乐于奉献的人，她一切的奋斗都是为了“给予”；给予党。给予人民。 所以，她耐得了“女人的寂寞和委屈”，理解丈夫，支持丈夫全身心地去为理想持搏， 为人民服务。

　　江青是个勇于索取的人，她一切的奋斗都要求得到报偿；她的奋斗精神确有超过常 人之处，但奋斗后的索取，也必须加倍地超过常人。所以，她耐不得“女人的寂寞和委 屈”，不理解丈夫，经常跟丈夫大吵大闹，结果是越吵越闹感情越糟。

　　邓颖超从来不追求名誉地位。四届人大时，毛泽东亲笔批准邓颖超担任人大副委员 长，周恩来压下这个批示，邓颖超不知道，知道后也支持丈夫这样做。

　　江青太重名誉地位，中共八大没有当上代表，一会儿疑神疑鬼怀疑汪东兴搞名堂， 一会儿又找丈夫闹，认为这是毛泽东剥夺了她应该有的代表资格。

　　邓颖超不谋求权势，从不打总理招牌办事。她处处谨慎，避免给总理招来麻烦。

　　江青权力欲太强，终于发展成野心。她挂在嘴头上的话是。“我代表主席看望你们 来了……”搞得毛泽东不得不再三再四申明：“她是她，我是我，她不能代表我，她只 能代表她自己。”

　　邓颖超不借助周恩来的名望、职务，所以她有独立的自我，反而受人尊重。江青总 想借助主席的威望，反而失去自我，结果应了主席所言：“积怨甚深”。

　　这里比较一个具体例子。江青常常是径直闯“宫”，强要见主席，发表见解，干预 政事。邓颖超从来无须周恩来声明“她是她，我是我”，从不过问周恩来的公事。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周恩来每天工作十几小时的办公室，秘书和卫士可以随时进， 邓颖超却自觉地不进。办公室有三把钥匙，周恩来一把，机要秘书一把，值班卫士一把， 邓颖超没有。

　　几十年的时间，我眼前天天重复一个画面：当周恩来连续工作超过10小时后，邓颖 超的身影就会越来越频繁地在门口出现，走过来，晃过去，最多不过贴在门缝处探头张 望，却不进总理办公室一步。

　　“恩来，该活动一下了。”邓大姐在门口最爱讲的就是这句话，每天讲一遍，不多 打扰总理，能提醒他活动一次就满足。

　　有时也提醒：“恩来，该吃饭了。”如果周恩来仍然不停止办公，那就加重点语气， 改称：“总理，该吃饭了！”

　　这样称呼是为了表明，我不仅因为你是我丈夫才关心你该吃饭了，更因为我们是战 友、同志，我必须站在全国人民的利益上来提醒你爱惜身体，按时吃饭。

　　总理逝世后，一些同志找邓颖超了解总理生前的各种事迹经历，邓颖超说不上来， 只能歉意地说：“他的工作我不了解，许多事秘书知道，我不知道，你们找秘书问去 吧。”

　　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后，第二天便订立了一项协议：两人可以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机 关工作，但不要在一个具体部门共事。几十年来，他们都遵守了这个协议。

　　1982年，有人找邓颖超了解周恩来生前做的一项工作，邓颖

　　超说不出，她不了解。但她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个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 党员》。这是她所了解的周恩来——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 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越是党的负责干部，越是担负责任重大，越要以身作 则地做到这一点；越是对自己亲近的人，越要警惕不出例外。

　　从通信确定恋爱关系时起，周恩来与邓颖超就确定了允许并尊重对方可以有秘密， 只属于个人的秘密，不像传统世俗的旧观念，所谓夫妻一体，就不能有各自的独立性和 隐秘。

　　周恩来和邓颖超确定恋爱关系后，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邓颖超对 我们讲过，直到结婚时，经组织沟通，彼此才知道对方已经加入共产党。但他们谁也没 有责怪对方隐瞒了自己。

　　周恩来去南昌领导“八一起义”，与邓颖超握手言别，分明是生离死别，周恩来却 什么也没说，直到离开武汉的那一刻，才笼统说一句：“我今晚要去趟九江。”去干什 么？呆多久？何日再相见？怎么联系？周恩来没说，邓颖超也不问。直到12天后，国民 党的报纸登出了“南昌起义”的消息，邓颖超才知道丈夫是去干了惊天动地的造反的大 事业。

　　这种“互不打听”的关系一直保持到生命终结。周恩来在弥留之际，有一次醒来， 与邓颖超手握手地互相望着，充满了无限依恋不舍的神情。他们彼此是最了解的，又是 最陌生的。

　　周恩来的嘴唇轻轻抽动，邓颖超俯下身去，望着周恩来，等候他讲什么放不下心的 事。

　　周恩来从喉咙里轻咳出一声，终于吐出郁积心底很久的一句话：“我肚子里还装着 很多话没有说。”

　　邓颖超轻轻点头，目光里流出的是信任和理解。她用少有的温柔与平静，回答一句： “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他们彼此握紧的手用了用力，便全明白，全理解，全讲清了。那情那景，令我们陪 护在身边的同志深受感动，并且对夫妇之道的认识一下子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新层次。

　　当时，陪护总理的主要是我和卫士高振普，后来又增加了乔金旺。我们曾由总理和 大姐的这两句对话，忆及许多往事。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总理的办公室里电话一个接一个，人来人往忙得不可开交。 但是除了军事秘书，无论是邓大姐还是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却不知在忙什么。直到 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宣布了，我们才和全国人民一样惊喜欢呼起来。

　　以后爆炸次数多了，就难免漏出点风声。

　　那是一次试爆前，总理办公室又是电话不断，一夜末睡。第二天早晨邓大姐起床后， 见到值班警卫乔金旺，就关心地问：“总理睡了没有？”

　　老乔摇摇头：“还没有睡。”

　　“什么事啊，又一夜不睡？”

　　这本是随口问话，并非是存心打听。乔金旺从军事秘书嘴里听到一点影子，也就随 口回答：“听说是风向不对。”

　　邓颖超出于关心，便推开总理办公室的门，探头问一声：“恩来呀，听说是风有问 题？”

　　周恩来与邓颖超彼此的称呼，细琢磨是很有讲究的。

　　周恩来认识邓颖超时，周恩来21岁，邓颖超15岁，周恩来就叫邓颖超“小超”。这 个称呼一直叫到他去世。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同事中邓颖超渐渐由“小”到 “大”，称呼自然而然起了变化。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邓颖超是革命同志中年龄小的 一个。所以大家也叫她“小超”。到了抗战结束后，重庆的党员干部里，多数是新鲜血 液，都比邓颖超年轻，所以不知不觉就改称了“大姐”或“邓大姐”。周恩来始终把邓 颖超叫“小超”，鉴于大家已改称呼，则对着邓颖超叫“小超”，对第三者讲话时，也 随大家叫“大姐”或“邓大姐”。

　　邓颖超结婚时，称呼周恩来为“恩来”，偶尔也称“周公”。到了长征前后，周恩 来蓄一部又长又黑又密的美髯，邓颖超便以这部大胡子改称周恩来“胡公”。抗战爆发 后，周恩来主要在重庆主持南方局的工作，住处叫“周公馆”，邓颖超就很少叫其他， 基本只称呼其为“周公”。“周公”一直叫到进城，叫到建国，便基本不叫了。改称 “恩来”和“总理”。一般倩况，夫妻间称“恩来”，公事和社交场合称“总理”。就 是说，在称呼上也是“公私分明”。

　　现在，邓颖超在西花厅家中，只面对周恩来，自然是称“恩来”。偏偏她问的“风 向”问题又是公事，周恩来一听就生气了，猛地睁大眼，望住邓颖超严厉责问：“什么 风向问题，是谁告诉你的？”

　　邓颖超自知犯了忌，无意中介入了周恩来的公事中，不敢隐瞒，用知错的语气解释： “我只听老乔说了一句是风向不对么……”

　　“你把老乔叫进来。”周恩来放下了手中的公事，这是要认真追究了。

　　乔金旺不安地走进总理办公室，脸有些红。

　　“你怎么知道是风向不对？”周恩来声色俱厉，“是谁告诉你的？”

　　乔金旺噎住了。这事无论如何不能把军事秘书“卖”了呀。他索性低下头不吱声了。

　　周恩来见乔金旺这样，也没再发脾气。因为贴身警卫不是瞎子聋子，偶尔听到一句 半句打电话或交谈中的话也是难免的。他对门口的邓颖超吩咐：“你跟老乔谈一谈，怎 么能随便和人谈这类事情呢？”

　　总理这句话含了两层意思。一是乔金旺不该知道这件事，二是即便偶尔听到了，也 不能跟任何人说，就是跟邓大姐这样的有夫妻关系的老革命家也不能说。

　　见总理开始办公了，邓颖超忙把乔金旺叫走。

　　“你呀，你也不要太紧张。”邓颖超先安慰一句老乔，然后批评和自我批评一起说： “总理呢，是严格要求。几十年都是这样，我了解。挨点批评就挨点批评吧。以后有什 么事情不该跟我讲的可以不跟我讲，不该知道的我也不问就是了，咱们都接受教训。”

　　正因为邓颖超能够摆正关系，保持独立的自我，各安其位，所以免去了周恩来许多 不必要的麻烦，并深得周恩来的信任。必要时，周恩来敢于放心地托付邓颖超一些事。 比如他的办公室门上的钥匙和保险柜上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平时装兜里，睡觉 压枕下，起床时马上又装兜。邓颖超没有这两把钥匙。但是，一旦周恩来要出国，这两 把钥匙交别人不放心或不合适，他只交邓颖超保管。他相信邓颖超会像接受保密任务一 样把钥匙珍藏起来，不会暗去开门开柜。

　　记得有次出国访问，到机场时，周恩来想起钥匙还在兜里，忙装入牛皮纸信封，封 死后，交机要人员送邓颖超保管。周恩来出访回来，与邓颖超见面时，第一件事就是邓 颖超交还那个封有两把钥匙的信封。

　　周恩来笑着说：“嗅，你连信封也不打开检查一下？”

　　邓颖超说：“你怎么交给我，我怎么还给你。”

　　周恩来笑得更欢了，说：“我忘了告诉机要一声，这信封里还有我写给你的一个便 条呢……”

　　不久前看到一些老同志的回忆，江青是不该问的到处问，不该看的想方设法要看到， 为此跟机要秘书闹过脾气。与邓颖超比较起来，他们最后命运的不同，其根源首先不是 在于自身吗？

　　志同道合未必能为夫妻，性情相宜也只能提供好的感情基础。加深这种感情并使之 持久，毕竟还须双方的努力。周恩来属于妻子的时间很少很少，但他会温柔，善体贴， 懂关心，所以他可以在很有限的时间里，给予妻子最大的满足，这无疑是他们夫妻之间 关系亲密融洽的重要原因之一。

　　周恩来客人多，来谈话的，开会的，每天不断。他热情好客，喜欢朋友同事一道聚 餐。到钟点了，他习惯说一句：“别走了，一块儿吃饭吧，今天大姐请你们的客。”

　　周恩来习惯讲这句话是有来历的。

　　刚实行薪金制时，总理留客习惯说：“别走了，一块儿吃饭吧，今天我请客。”

　　这本是家常话，并没什么不对。可是，有一次客人都是几十年的老战友，这些人到 一起喜欢开玩笑，有事没多找点玩笑话气氛才显亲热。大家互相讲玩笑话，便有人说： “我们到总理这儿来就像一群敲竹杠的。”

　　周恩来笑着说：“敲敲好么，我愿意请客。”

　　邓颖超就在一旁笑着说：“怎么老是说你请客呀？你一个月有多少工资？你们是吃 我的，别以为是吃你的。不信咱们分开算一算。”

　　这是夫妻间常开的玩笑话，谁都知道，中国的传统是夫妻一体，在钱上是不分你我 的。寻常百姓家也常有这种玩笑话，说完就完了。

　　但是总理心细心秀，从玩笑话中想到更多内容。

　　一般妻子都希望丈夫有作为。女人爱男人首先往往是看这个男人是否有理想、抱负、 追求，能否自强奋斗不息。庸庸碌碌的男人是最不招女人爱的。但是，一旦男人作出成 就，女人是希望得到男人的理解和承认。这就像我们现在一首歌中所唱的：“军功里有 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总理在各方面都是出类拔萃的，邓大姐也是妇女中出类拔萃的，虽然他们所处的位 置都是令人敬仰的，但作为夫妻，情感上也有普通人的一面。邓大姐一句玩笑话过后， 别人都忘了，总理却没有忘，当真让我和管理员算算帐。

　　我管大帐，管理员管小帐；过去总算流水帐，却没算过这笔“夫妻帐”。我说： “大姐开玩笑呢，何必当真？”

　　总理笑得蹊跷，悄声说：“大姐说的是实话，我心里有数，请客其实都是花她的钱。 所以我才要你们算出来。”

　　邓大姐亲属极少，只有一个侄子，也从未找大姐要求什么帮助。总理亲属多，每月 固定拿出100元帮助这些亲属，其他临时性的援助还不少，包括接济来北京看病的周家 亲属，包括婚丧之类大事，邓大姐从不让总理操心，都是主动解囊相助。她对我们说： “这样可以解除总理的后顾之忧，也可以减轻社会负担。不要让他们麻烦政府或向单位 申请补助……”

　　所有这些情况，总理心中都是有数的。但他还是让我们算了一次帐。

　　一个月的帐算下来，总理的工资扣除各种开销，所剩无几。总理特意和大姐一道看 帐，然后慨叹说：“哎呀，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这开销全靠大姐垫着呢。”

　　大姐嘴角漾出柔和的发自心底的一层浅笑。

　　从此，总理仍然喜欢请客。如果他不请客或少请客了，大姐肯定会不安，那就见外 了。总理一如既往，只是改了一句话，“今天是大姐请你们的客。”这样一来，夫妻一 体，大姐更高兴，感情也更深更融洽了。

　　周恩来深明夫妻生活不能流水帐，那样的生活越长越消磨感情，整天厮守也守不住， 反而会破裂，会死亡。

　　周恩来善于用忙里抽闲的一点时间，给夫妻生活带来新鲜和乐趣。有时甚至搞点孩 子式的恶作剧，这种小小的恶作剧确实能起到活跃夫妻生活，带来大乐趣的好效果。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有次周恩来在新6所办了一夜公，天亮时走出楼门，轻轻地 发出惊喜之声：“噢，下雪了！”

　　雪花纷纷扬扬，轻盈飘忽地铺盖了大地，柔软得令人不忍践踏。对于连续工作了24 小时的周恩来，需要的应该是睡眠。但是。鲜冷的空气驱走了困倦，柔软的雪花引发人 情思绵绵。他面对雪天雪地凝立片刻，对我们吩咐道：“给大姐打个电话，请她来一下， 我有事情要跟她说。”

　　可能总理想起了什么重要工作？我们赶忙往家联系，邓颖超估计是有急事，匆匆赶 来新6所。

　　“什么事呀？恩来。”邓颖超进门就问。

　　周恩来已经穿上他那件海军呢大衣，一边往出走一边说：“出去说，我们边走边 说。”

　　邓颖超对这个提议很满意，因为她有个嗜好，喜爱雪，喜欢欣赏雪景。新6所里的6 栋小楼造型精巧雅致，满院草木丛茂；春天花开烂漫时自然贪心悦目，冬天赏雪也是相 当诱人的。

　　薄薄一层积雪在脚下发出一种似有似无，扑朔迷离的声息，这种轻盈的声音很容易 使人陶醉，使人神思悠悠。怕破坏这种感人的宁静气氛，所以走了一段路没人作声，而 邓颖超已经情不自禁地与周恩来越走越近，像热恋中的情人一样挨近身体，融入一致的 步伐和节奏之中。

　　“到底是什么事呀？”邓颖超的声音不知不觉变得柔似流水。

　　“请你来踏雪。”

　　“啊？我以为你有什么大事……”邓颖超的声音由高转低，最后几个字讲得已近乎 喃喃，那抱怨嗔怪中分明充满了极大的喜悦和感动。因为周恩来已经接上话：“这事也 不算小呀，你是喜欢踏雪的。可惜下雪的时候不多，我们一起踏雪的机会更少……”

　　就这样，两位经历无数大风大浪的职业革命家，在这样轻盈温馨的气氛中，紧紧走 在一起，走过一圈又一圈。

　　那天的雪不冷，真的有一种温馨。

　　他们谈了许多往事，都是与雪有关。甚至谈到了雪山。那是长征路上，周恩来患了 阿米巴肝脓肿，一直高烧昏迷。邓颖超虽然也患了肺结核，吐血，仍然从连队赶到总部 担负起照护周恩来的责任。周恩来昏迷在木板床上，邓颖超就在地下铺点稻草睡。

　　“那次还是靠了从雪山上找来的冰块，我才活下来。”周恩来回忆着，“用冰块局 部冷冻，才排出脓来。”

　　“那天从早上10点一直敷到下午五六点钟，你一说肚疼，我就松口气，说明你清醒 了。”邓颖超伸手接接雪花，轻轻叹一声，“我扶你起来，你整整排了半盆的绿脓。”

　　周恩来深情地望一眼邓颖超，说：“那次病来得凶猛，大概跟虱子有关系。我那个 羊毛背心，用力抖一抖，虱子就能下雨。”

　　邓颖超神往地说：“我一个小时就挤死170多个虱子，指甲都被血染红了……”

　　我说“神往”并非用词不当。其实，欢乐本身未必是幸福，苦。难往往才是真正联 系着幸福。任何人，他的一生，欢乐总是模糊的，记不真切；然而苦难和伤痛却无法忘 怀，特别是当这种苦难与奋斗同在的时候。刻在心里不忘的才是幸福。难道不是这样吗？ 多少当年的知青，他—们一生难忘的是北大荒，是延安，是内蒙古和云南。不断有知青 相约回到插队下乡的地方，拥抱乡亲，拥抱大地，放声痛哭。他们忘不了那片给予他们 幸福的土地和生活。但我还没听说什么人成群结队去拥抱欢乐一宵的歌舞厅或者哪个留 过情影的花前柳下……

　　这以后，邓颖超就有了去新6所踏雪散步的嗜好。服务处的李维信同志曾回忆说： “邓颖超喜欢来这里散步，特别是赏雪。她对我有个特别关照：下雪时提醒我一声来看 雪景……所以，每年冬天下雪，我都不忘给她去个电话，请她来看雪景。”

　　我相信，邓颖超每年冬天在新6所踏雪赏景时，周恩来一定会在她的心头明光闪烁， 紧紧伴随着她。

　　周恩来以谈“重要事情”的办法“诓”来邓颖超一道踏雪，给邓颖超一个意外的惊 喜。同样，应该作谈话的重要事情，周恩来偏不及时谈，最后也留给邓颖超一次难忘的 意外之喜。

　　那是50年代，周恩来担任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那时能走出国门的人不多，一旦组 团出国就是大事，总理必须同出国人员谈话。那次，邓颖超要出国参加一个国际会议， 按惯例，周恩来应该同她谈话。可是，一直到出发那天，总理只是忙他的工作，并不同 邓大姐谈话。

　　大姐要乘晚上10点的火车出国，都快动身了，总理仍然不同她谈话，会议上都采取 什么方针，政策？持什么态度？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这可是代表国家，而非夫妻间 的小事。邓大姐急了，推开周恩来办公室的门，不叫“恩来”，高声叫“总理”。

　　“总理，我要向你提抗议了！”邓颖超紧皱眉头：“别人出国你都谈话，我出国你 怎么不找我谈话2”

　　周恩来忙于批阅手中的文件，看也不看邓颖超地摆摆手，表示自己忙得厉害，不要 这个时间打扰。

　　邓颖超生气地退出来，独自去作出发准备。

　　晚上9点，邓颖超上汽车赶往北京站时，周恩来不忙不慌地走出门，也上了汽车。

　　邓颖超以为总理送她去火车站，要在汽车上谈话，故意赌气，不提谈话的事：看你 谈不谈，我叫你自己找我谈：

　　谁知，邓颖超不提，周恩来就不谈，到了火车站仍然不谈。看你能沉住气还是我能 沉住气！邓颖超憋着这口气，偏不提谈话事，周恩来果然跟着她上了火车。其实，大姐 料定总理必然要跟她谈话，公事而非私事，周恩来那样认真负责的人怎么会不谈话就放 任她出国？她只是想早点和周恩来谈谈，要分别了，平时没说话时间，出国前有这个机 会，正好多谈谈。可谁想到呢，周恩来迟迟不谈，难怪她心中有气。

　　在火车上，周恩来虽然聊了些话，却并不谈国际会议的事。眼看要10点了，邓颖超 终于沉不住气，一边频频看表，一边催促：“快开车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周恩来笑着只顾谈闲事。

　　“你没别的正经事要交待的吗？”邓大姐一次次暗示，周恩来就是不响应，好象真 忘了出国前谈话的惯例。

　　“要开车了。”邓颖超终于不打算抱希望了，最后看一眼表，开始“逐客”，“你 怎么还不下车呀？”

　　周恩来笑得蹊跷，作势作态地看表：“早着呢，还差两小时呢……”

　　“你的表停了！”邓颖超又急又气，“已经10点……哎哎……”

　　话音没落，列车已经驶动。邓颖超喊了两声哎哎，绝望地把目光从车窗外移向周恩 来：“叫你磨菇，这下子热闹了……”

　　周恩来淡淡地望一眼车窗外，不经意地说：“还是很正点的啊。”

　　“你怎么办？”邓颖超算服了周恩来的静气，“在前面停一下？这可是趟国际列 车。”

　　“我已经安排加挂了一节公务车，我要去天津同市领导谈工作。”周恩来故意讲得 很平淡。

　　“你、你，你怎么不早说？叫我……”邓颖超松口气，真有点哭笑不得。

　　周恩来直到这时，才像个恶作剧的孩子一样开心得意地笑响一串，说：“咱们老俩 口都忙，一直没机会聊家常，我这样安排，没人来打扰，不是很好很别致吗？可以尽情 聊上两小时……”

　　邓颖超那种欢喜兴奋的情绪洋溢于色，两眼闪闪发亮。她的喜悦也带给了周恩采更 大的喜悦，老俩口在火车上，谈国际会议，聊家常，那真是一次终生难忘的愉快的旅行。

　　车到天津后，公务车停了，国际列车继续行驶。周恩来留在天津处理工作。邓颖超 从苏联回国后，与周恩来聚齐，又一道去南开中学等地漫步；旧地重游，回忆往事，老 俩口难得那么轻松愉快。当时，我们工作人员都为他们那种纯洁深厚的恋情所感动，心 里热，眼睛也热，那真是一种特殊的教育。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情能够深挚持久，为人楷模，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对爱情的 专一。

　　曾经有一位美国的社会学博士来中国访问。他搞社会学，对中国的文明却难以理解。 他曾见到周恩来的保健护士郑淑云，一本正经地问：“周恩来这个人说话你们为啥都愿 意听！是不是因为他长得漂亮？”

　　“不对，先生，你说得不对。”郑淑云用东方的文明指正西方的文明：“我们的总 理有一颗美好的心，他总是用事实说话，他总是以身作则，他要求别人的事首先自己都 能做到，所以我们都愿意听他的话。”

　　周恩来英俊、威武、睿智；高雅、潇洒、风度翩翩。在西方人或许多东方人看来， 这是很能吸引女性的。一些记者在观察时，也常常以自己的心思和观念去作评论。说什 么“甘地夫人为周恩来的魅力所倾倒”，说什么周恩来是“东方第一美男子”，连林巧 稚也完全被“倾倒”了。

　　这些评论是浅薄而低俗的。

　　周恩来的魅力无疑是引人的，但这魅力决不在于漂亮，而在于心灵的高尚、高雅、 高洁、高绝！

　　林巧稚是说过热爱崇敬总理的话：我以前是信仰上帝的，现在我的上帝就是周恩来。

　　林巧稚谈她见到周恩来第一面的印象时，绝没有只字说他“漂亮”“英武”，而是 感动于他的领袖风度。

　　那是刚解放时，周恩来邀请一批专家学者赴宴，以期打消他们受国民党宣传而产生 的对共产党恐惧的心理，相互沟通思想情感，解除误会。林巧稚经亲友再三劝说才决定 去赴宴。她亲眼看到周恩来走到协和医院一名教授面前，伸手要同这位教授握手。这位 教授却自恃清高，傲慢地没有伸出手。周恩来毫无不悦之色；既无粗鲁人容易有的怒形 于色：也无文人相轻，容易发生的以眼还眼。他是那么大度从容，那么谦虚和蔼，一如 春风吹拂地和这位教授谈笑，寻找出谈话的共同点。两种作风一对比，令全场人感慨万 千。林巧稚当即作出判断：周恩来确实有领袖风度！

　　以后，随着接触增加，林巧稚又多次讲过：一个国家领导人如果都像周恩来那样， 国家就有希望了。

　　实事求是讲，所有见到周总理的女人，确实都热爱周总理。但这种热爱绝对是一种 崇敬的纯洁之情，正像所有的男人也一样都热爱周总理。不过，也应该承认，同样的热 爱，在夫妻关系中，对这种热爱产生的反应还是存在微妙的差异。

　　记得那是1962年的三八妇女节，周恩来和邓颖超请一批妇女代表到家做客吃饭。大 家早就准备了照相机，一进西花厅就争先恐后地“咔喀”起来。

　　其中的侯波因为长期在中南海担任摄影师，照相机会多，所以不是那么“逮住机会 不放”，照几张就自觉地退到了一边。其他女同胞则不然了，见一次总理不容易，真有 些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劲头，围住总理不放，你帮我“咔嚓”一下，一次不放心还要 两次，我又帮你“咔嚓”，再“咔嚓”，没完没了啦。

　　这时，在一旁的邓颖超等待一会儿，终于皱眉头了。忽然冲侯波大声说：“侯波， 你怎么老照不够啊？”

　　侯波早就退一边不照了。但在场的女同胞中，只有她与邓颖超熟，是“自家人”。 邓颖超说只能说身边人，自家人，当然不好说其他客人。但话显然是说给大家听的。

　　果然，女同胞们听到这一声，便陆续停止了拍摄。周总理这时仍然是那种从容似春 的自然表情，愉快地招呼大家：“好了，照了相就该入席了。今天是大姐请你们的客 啊。”

　　于是，气氛仍然保持了热烈欢快，没有发生任何拘谨或不自在的情况。

　　饭前，细心的总理不忘小声问候一声侯波：“挨批评了？”

　　侯波笑道“大姐没拿我当外人。”

　　总理也笑了：“你永远是‘自己人’嘛。”

　　周恩来就这样漂亮适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们所有工作在总理身边的人，都从心底感受并承认他在爱情问题上的专一、诚挚 和高尚严肃。他对所有的女同志都是尊重而礼貌的。确实有的首长对女同胞有时有点随 便，但周总理从没有任何时候，任何一次，对任何一位女同志有任何的失礼、失态或随 便。有些人别有用心地热衷于提总理旅欧初期结识过一位女朋友，那是一名青年在选择 伴侣前再正常不过的交往，总理从来不曾隐讳这一点，在与邓颖超确定恋爱关系时也坦 诚地公开这一点。总理的人品确实像高山白雪一样晶莹璀璨，投射出圣洁的光芒，我们 无法和他相比，但可以向他学习，向他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总理自己做得好，并不要求别人也一定达到自己的水平。他还善于理解人，全面地 看待人。

　　有位骁勇善战，立下赫赫战功的大将，偶尔陷于情感不能自已，做了件出格的事。

　　事情反映上来，周恩来同这位大将谈话，在严厉的批评中，甚至怒不可遏地拍了桌 子。对总理来讲，拍桌子大概绝无仅有这么一次，吓得那位大将脸色苍白，一屁股坐到 沙发上动弹不得，那种剽悍骁勇，八面威风的劲头丢得一丝儿也不剩。总理这时便有点 于心不忍地放柔和了声音。叫那位大将也好喘一口气，听他深入一层地讲道理。

　　事后，总理对这件事又严格保密，不使这件事影响这位同志的威信。而且，每次谈 到这位同志，总是谈他的优点，功勋及工作上取得的新成绩，从不再提这次错误，也严 格要求知道这件事的人不许有一点自由主义，无论公开或私下都不许再有任何议论或传 播。

　　这位大将曾无限感动地说：“我最服总理。他批评人严厉，不留一点情面，但我服 气。因为他自己一身正气，对待同志也是一片真诚可对天！”

　　周恩来的善于理解人，体贴人，也突出地表现在对待妻子上。

　　有段时间，邓颖超身体不太好，情绪也不太稳定，这是和进入更年期有关系。周恩 来对此很理解，并且很会体谅、体贴妻子。记得有一次夜里开会，凌晨4点才结束。我 跟随他驱车回西花厅。

　　前面讲过，西花厅分前院后院，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卧室、办公室都在后院。汽车距 西花厅还有段距离，周恩来就吩咐司机提前熄火，让汽车靠惯性悄无声息地滑行到前院， 停下来。

　　周恩来下车的动作很轻，并嘱咐一声：“动静小点。”

　　我们轻轻关上车门，怀抱文件准备从正门走向后院时，周恩来竖起一根指头在嘴前， 轻嘘一声说：“走这边。”

　　我们两名秘书一名卫士很快就明白了，他是怕惊动邓颖超，所以避开了邓颖超卧室 方向的正门，改从小道绕行。与往常不同的是，他一改往常走路如风的习惯，动作极轻 极缓，真可以用蹑手蹑脚来形容了，好象前面有一个外壳很脆的美梦，动作稍重一些就 会踩破一般。

　　到了办公室，周恩来在椅子上坐下来，松弛一下肩膀，然后才解释：“小超最近身 体不好，你们要注意一些。”

　　那段时期，邓颖超吃不好饭，情绪不稳。总理千方百计抽出时间陪她出去散步。

　　总理走路快，一阵风，几十年的习惯了，虽然散步时格外注意，但不知不觉就会走 快了步子。这时。邓颖超说：“恩来呀，散步你也走那么快，我都跟不上了。”周恩来 不像一般作丈夫的喜欢“以我为中心”，“夫唱妇随”，他首先考虑的总是去适应妻子。 他马上放慢脚步、重新挨近邓颖超，歉意地一笑；“你瞧，我这个习惯还真不好改呢。”

　　于是，老俩口又定入了同一个节奏中。在我的印象中，总理是喜欢听到妻子这种娇 嗔的怨懑，仿佛是一种爱的享受。

　　那段时期，邓颖超失眠严重，离不开安眠药。有一次，她服下安眠药可能量大了点， 一下就昏过去了。护士紧张了，大声呼唤：“大姐！大姐！”

　　这异常的叫声惊动了正在办公的周恩来。他丢下笔和文件，赶紧跑向邓颖超的卧室。 我从没见过他如此紧张急切，三步两脚冲到床边，俯身挽住邓颖超连声急呼：“小超！ 小超！小超啊！”那真是一股真情至感的彻底流露，至今想起都让我心里热辣辣地感动 不已。

　　周恩来对邓颖超始终称呼：“小超”，这与李富春恰好形成一个对照。李富春始终 称呼妻子蔡畅为“姐姐”，即便在隆重的公开场合也不例外。而且每次别后重见，一定 要拥抱亲吻，并不介意旁边人怎么看。如果说周恩来在邓颖超面前像个大哥哥，那么李 富春在蔡畅面前就确实像个小弟弟，我曾亲眼见蔡畅像大姐姐一样捧住小弟弟李富春的 脸亲吻，这大概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受到巴黎那种西方文明影响的原因。

　　在中央首长中，周恩来与邓颖超，李富春与蔡畅是被人们一样赞颂的好夫妻。如果 说周恩来与邓颖超始终保持着一种深沉的爱，那么李富春与蔡畅就是始终保持了热烈的 爱。

　　有天晚上，周恩来在西花厅召集几位副总理开会，忽然想起什么，边往出走边说： “不行，我得迎迎李富春。”

　　李富春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友谊都是源远流长、极为深厚。在李富春的性格中， 始终有一种热烈活泼的因素在闪烁，使人常常能鲜明地感觉到他体内循环着的青春洋溢 的热情和血液。比如他喜欢穿皮鞋，喜欢倾听皮鞋踏在地板上的咯噔咯噔声或是走在坚 硬地面踩出的咯吱咯吱声。如果是一个人走在幽长的走廊或是漫步于静夜笼罩的庭院里， 他会为这种有节奏的脚步声激起一种莫名的喜悦之情，并暗暗为之陶醉。

　　周恩来太了解他这个“毛病”了，匆匆迎到了前院。李富春一下车，周恩来忙伸手 示意那条通向后院的小道：“富春，走这边。”

　　李富春那双皮鞋显然刚擦过，锃亮锃亮，好象怕别人看不见似地，咯噔一声响亮地 迈出了步。

　　“嘘！”周恩来皱眉头，指指他那双威风十足的皮鞋：“静点，不要惊动小超，她 近来身体不好。”

　　李富春的样子有趣极了，张大嘴无声地“噢”，还点点头。脚底放轻就可以了吧？ 他还用手捂住了嘴，叫人想起“掩耳盗铃”的寓言，又从他的脚步上联想起哪部电彤里 偷鸡的镜头，连周恩来也忍不住想笑。

　　那真是生动活泼的中南海里的常人生活。

　　李富春朝气蓬勃，爱好广泛。下棋、订牌、打台球、看戏、看电影，这些活动占领 了他的几乎全部业余时间。他知道周恩来在所有这些方面都不比自己兴趣差，只是总理 太忙，不得不牺牲这种兴趣和娱乐。

　　那天开完会后，李富春聪明地抓住时机和理由，劝说周恩来：“你呀，会工作还得 会休息才行嘛。小超身体不好，你也带她出去活动活动，看看戏嘛，度过这段‘困难时 期’。”

　　“我是要好好安排一下时间呢。”周恩来赞同地点点头。

　　作为身边工作人员，我的体会，总理在这方面确实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有时为了能 陪陪邓颖超，甚至牺牲已经少得不能再少的睡眠时间。

　　有几个星期六，周恩来陪邓颖超去看戏，看过梅兰芳的，看过马连良的。

　　记得有几次节目都很精彩，大家都陶醉在演出中，不时响起掌声。周恩来在鼓掌时， 总要看看腕上的表。戏正演到高潮时，他忽然对我吩咐：“到点了，我们走吧。”

　　我依依不舍地朝舞台上投去最后的一瞥，只好跟随总理提前退场。

　　开始我以为总理是因为工作多，忙不开，所以提前退场。而且，事实上他也确实忙 不开。每次看戏之后，他的睡眠时间肯定又要减少。

　　不过，有一次他没有什么急待办理的公事，仍然提前退场了，我便忍不住问了一句： “总理，今天又不忙，这么精彩的节目为啥不看完呢？”

　　周恩来说：“你们大姐身体不好，不能熬夜，一定要按时作息，按时服药睡觉。”

　　那段期间，周恩来真是从各方面关心邓颖超。有时应该在楼上接待客人，他也关照 我们改在楼下，说：“今天大姐也参加，就在楼下见客吧，省得让她爬楼了。”

　　每天晚上10点，他一定要关心地问邓大姐是否上床安睡了？然后自己才回到办公室 开始工作。在周恩来这样的关怀体贴下，邓颖超终于度过了这段“困难时期”，以良好 的心情恢复了健康。

　　1962年，邓颖超因为患子宫囊肿，住北京医院动手术。总理那么忙，每天仍要抽空 去医院探视。现在看一些电影，导演表现主人公忘我的工作精神时，总爱重重地来一笔， 如何妻儿重病，生死未卜也仍然不去看一眼。其实大可不必一味作这种文章。谁能忙得 像总理那样睡觉都得见缝插针，一年难得两次睡够5个小时，一生难得自己睡醒一次， 都是由我们工作人员强迫叫醒，甚至吃饭多数都是在运动中进行：就是这样忙，他也要 千方百计抽一点时间去探望病中的妻子，实在陷于会议中脱不开身时，也要去打个电话 问候一声。这才是至情至性，有忠有义的真丈夫！

　　尤其使我感动的是，邓大姐出院那天，细心入微的总理担心门口那个台阶高，怕大 姐术后身体虚弱，上台阶出意外，影响刀口愈合，和我们商量：“能不能麻烦你们抬一 下大姐？”

　　我们深受感动，忙准备了一把藤椅，当大姐在门前下车后，就让她坐藤椅上，抬她 过台阶。她说：“不用，我自己慢慢来。”大家说：“不行，你刀口还没长好。这是总 理再三关心嘱咐的。”

　　当我们抬大姐过台阶时，她眼圈湿了。这既是对大家同志情谊的感激，更是为丈夫 的细心关怀所感动。

　　感情从来是相互的。周恩来对邓颖超的理解、关心、体贴、照顾，换来的是邓颖超 加倍地关心、体贴、照料丈夫的情谊。家里的事，邓颖超尽量处理好，不叫总理有一点 分心。她既不干扰总理的工作，又时时操心着他的身体。条件允许时，总理可以在家吃 顿安稳饭时，她一定要和医生、炊事员一道商量食谱，从营养到口味都要考虑到。

　　可以这么说，我们值班秘书和卫士，天天都要接到邓颖超的电铃、电话及至派人来 嘱咐，关心总理吃饭了没有？起来活动一下没有？睡觉了没有？甚至关心到“上厕所了 没有？你们该提醒他上一下厕所了。”

　　有多少次我们围在总理身边紧张地汇报、等候取批件、接受指示时，看到邓大姐在 办公室门口悄悄而焦心地闪过来，晃过去，心疼地朝屋里张望……

　　唉，总理属于全国人民，她不敢“自私”；但总理在她心中，她无法不心疼。这种 复杂而痛苦的心情，只有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亲眼目睹才会有最直接最真切的感受和 体会。

　　总理被癌症缠身住院后，邓颖超天天去看望。那情景我将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写到。

　　我这里只讲一条。

　　那是1976年1月15日，在周恩来的追悼会上，全场哭成一片。我看到邓大姐一直咬 着牙不敢放松，怕哭出声。

　　有声无泪是号哭；有声有泪是噔哭；有泪无声是痛哭。我们的邓大姐从始至终泪流 不断，那是最病最痛的哭啊！是从心里绞出来的泪。当她捧起总理的骨灰时，我看到她 的手颤抖得厉害，身体连晃几次。内心巨大的伤痛使她晕眩了，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才 重新站稳，没有倒下。

　　“恩来同志，”她哽住许久，从心底冲出悲恸欲绝的颤抖一声：“你安息吧——！”

　　顿时间，我们所有人放声大哭，只觉天昏地暗，仿佛整个世界都要沉陷一般……

　　十几年过去了。有一次我们几位老人又聊起周恩来和邓颖超深厚感人的夫妻之情， 几位一旁听讲的中青年妇女忽然擦起了泪。

　　我问：“你们怎么了？”

　　她们一边擦泪，一边说：“要是天下的男人都能像总理那样作丈夫，那该多好 啊……”

大千世界

　　10章 夫妻之间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夫妻关系，无疑可以为人楷模。既是反封建的，又继承了民族的 传统的优秀道德；既是反资产阶级腐朽化的，又焕发出解放的现代文明的新气息。

　　对于恋爱与婚姻，周恩来像大多数人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认识和 态度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周恩来15岁进天津南开学校，19岁毕业，在一所教育比较进步，并且很有特色的学 校里，度过了对一个人思想性格的形成有极为重要影响的时期。

　　南开学校是今日南开中学和大学的前身，于1940年在严氏学塾的基础上，仿照欧美 近代教育制度创办的私立学校，创办人严修在清朝做过翰林和学部侍郎，思想比较开明。 校长张伯苓是从北洋水师学堂以第一名毕业，又到日本欧美考察过，办教育很认真。

　　周恩来在这样的学校里读书，并且成绩优异。“心算比一般同学笔算还快”，并且 在全校不分年级的作文比赛中，以《诚能动物论》获第一名。

　　卷子上的姓名是密封的，所以完全以文论取，不会像现在的许多文学评奖，掺杂人 际关系的因素。名次是由学校创办人严修亲自选定，当他揭开评为第一名卷子的密封时， 看到了“周恩来”三个字。他深深喜爱这个学生，因为过去的两年中，周恩来代表南开 学校参加天津市各中等学校的校际演说比赛，都夺取了第一名。

　　严修十分器重周恩来的人品和才学，经过长期观察，慎重考虑，决定将自己的女儿 嫁给周恩来。并亲自托人向周恩来提亲。

　　这是周恩来第一次正式面对了婚姻大事。以严修的名望和社会地位，能娶他的女儿 为妻，无疑是令人羡慕，甚至是某些人所求之不得的。令人不解的是。周恩来却很有礼 貌地辞却了这次提亲。

　　对此，周恩来的同班同学张鸿浩曾有回忆。说周恩来在一次散步时，对张鸿浩谈了 自己的想法：“我是个穷学生，刚入学时，学习和生活费用靠伯父支持，现在虽然靠成 绩好，作了免费生，生活费用还要靠自己解决。以我这种情况，假如和严家结了亲，我 的前途一定会受严家支配。所以我辞却了这门亲事。”

　　周恩来的想法对于一名有救国抱负而又自尊自强的热血青年来说，是很正常，不难 理解的。

　　那正是血性、锐气、容易冲动，容易偏激的年龄。周恩来从日本回到天津，随即投 入五四运动的洪流中。周恩来参加组织了革命团体“觉悟社”。激进的青年学生们相约： 不恋爱、不结婚，全身心地投入到改造中国社会的斗争中去，避免结婚受拖累或给后人 添麻烦。

　　邓大姐对此曾回忆说：“他们那个团体有20多人宣布抱独身主义，周恩来也是其中 之一，还为此发表过文章。”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各方面的不断趋于成熟，周恩来在赴欧勤工俭学期间，自然而然 地放弃了因一时激情而宣布的独身主义，自然而然地面临了恋爱与婚姻这件人生大事。

　　旅欧初期，周恩来曾经有一位比较亲近的朋友，是个漂亮的姑娘。然而，好朋友未 必适合作妻子。一旦作为婚姻来考虑，这，位漂亮的姑娘就不行了。因为她仅仅是同情 革命，而周恩来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 的伴侣。

　　周恩来曾对他的侄女周秉德说：“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指邓颖超)。接着 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定关系的。”

　　周恩来与邓颖超认识、交往及后来通信，确定关系的基本情况，前面章节里写过。 我这里主要想就自己的所见所闻，谈谈他们婚后的夫妻关系。

　　周恩来与邓颖超亲爱和睦，关系融洽，首先得益于他们彼此的选择。

　　周恩来基本是属于国家，属于民族和人民的，极少属于个人，因而也更少属于妻子。 从1940年我来到他身边，直到他住进305医院，到他逝世，他与邓颖超的夫妻生活很少。 从邓颖超偶尔谈到的过去生活，可以知道在大革命时期，在红军战争时期乃至整个战争 年代，夫妻生活更少，他们都是无保留地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 的解放事业。

　　婚前，周恩来与邓颖超5年没见面，尽管他们确定了恋爱关系。

　　婚后的生活，邓颖超曾对我们回忆说：那时周公很忙，一早要从广州天字码头乘船 去黄埔军校，晚上进回广州，还要参加广东区委的会议，向干部讲课作报告。我有我的 一摊工作，我担任广东区委委员，妇女部长。两个人都很忙，见面不多，说个话的机会 都很少。婚后不过一周左右，发生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刺一案，他就更忙了……

　　这种职业革命家的“蜜月”预示着今后漫长的夫妻生活都将是伴随着奋斗与牺牲的 革命进行曲度过。从统一广东到北伐；从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到冲出“四一二”“七 一五”大屠杀的血雨腥风；从南昌起义到坚持白区斗争，到投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从长征到西安事变，到抗日战争……到转战陕北。他们夫妻聚少离多。并且聚时匆匆， 离后悠悠，连毛泽东主席都两次大不忍地说：“可苦了恩来呀”，“你(邓颖超)这个后 勤部长没有当好，这么久，你连到前委来慰问(恩来)也没有啊……”

　　那种聚少离多的动荡颠沛的生活我曾经历过，不难体会。就是不曾经历过的青年， 也可以想见。因为就是建国后相对稳定的生活，他们也仍然在作出最大的牺牲与奉献。 实在说，周恩来与我们工作人员在一起的时间，远远超过与邓颖超在一起的时间。

　　他们各自有自己的工作，他们的最大乐趣都是为人民服务。这话讲起来似乎有点 “讲大道理”。“讲大道理”是“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被极端化以后才变了味道， 令人反感了。如果你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呆几天，你一定不会说这是“讲大道理”， 你将感慨万千地明白，什么叫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

　　周恩来的生活习惯前面章节都讲过，完全是围绕工作“见缝插针”，毫无规律可言， 吃饭和睡眠时间极少，而邓大姐基本是正常作息时间。所以常常是邓大姐睡醒一觉，周 恩来还在办公；邓大姐起床洗漱，周恩来刚回卧室吃了安眠药睡觉。邓大姐吃午饭时， 周恩来或早或晚刚吃早饭。除非请客，他们很少吃在一起，更少睡在一起。在我印象中， 一周难得在一起吃几顿饭或睡在一起。

　　由于总理时刻生活在工作人员的包围中，可以说，从两眼一睁到吃过安眠药入睡， 身边总有秘书等人跟着递汇报条、请示，送审批文件。所以，总理和大姐就连说话的机 会也是很少很少。

　　他们有什么事要说，多数是在卫生间，利用周恩来洗漱的机会，邓颖超去跟周恩来 谈点事，当然也有公事，主要还是谈点家庭里的事。所以，卫生间被我们称为“第一办 公室”，也曾被大姐苦笑着称为“成了我们的谈话间”。我们也自觉，逢大姐来跟总理 谈话时，尽量不跟大姐抢这几分钟的洗漱时间，除非有特别重大的事。

　　有时大姐跟总理一道吃顿饭，很高兴，很开心，秘书们却为急事急件所迫，常常到 餐桌旁去请示报告。邓大姐从没为此生气。我在总理身边几十年，只听大姐说过一句算 不得牢骚的苦涩话。那是一次吃饭，由于不断有秘书来请示报告，总理不停地放下筷子 又抓笔，甚至吃两口饭就得说七八句工作上的话。邓大姐开始还独个儿慢慢吃，趁秘书 来去的空间抢说几句话。后来怕总理这顿饭吃不饱就不枪时间了，让总理在秘书来去的 空间抓紧吃几口饭。再后来，见总理又批文件，又交待工作，抽空往嘴里拨口饭，她心 疼地皱起眉头，放下筷子，默默地望着总理，好久好久目光一瞬不瞬。

　　终于，当总理把一个急件交我时，抬眼看到了对面望着自己的妻子，感觉到那目光 的异样，小声说：“小超，你怎么不吃了？别等我，菜要凉了的。”

　　邓颖超脸上掠过一丝笑纹，那个笑给我留下极深印象，包含了多少感情多少心意啊。 光是革命者，不会有这种笑，光是贤妻良母，也不会有这种笑．必须兼有革命者和贤妻 良母这两条，才可能有这种笑。

　　“你也快吃。”邓颖超柔和地催促，接着抬眼望住我，说出那句苦涩的话：“你们 也给我们老俩口留个说话的时间呀。”

　　我无限歉疚地望着邓大姐，张一张嘴，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对不起总理和邓大姐。但我知道这种说法只反映我们的心情却 并不正确。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总理和大姐确实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 用张佐良同志回忆时讲过的话说，叫作“一片赤诚可对天。”

　　总理找到邓大姐做伴侣，是他一生的幸福，也是他远见卓识的一个证明。战争年代 的颠沛漂泊、奋斗牺牲且不说，就是进城后，中南海所有的人，上至毛泽东下到一般服 务人员，无不公认周恩来是“最忙的一个”。我们嘴上不敢说，心里是常常拿江青与邓 颖超相比的。这一比，不仅是比出毛泽东在生活上的不幸和周恩来的幸福，同时还比出 了作妻子的难处：

　　作革命家的妻子难，作革命领袖的妻子更难，作周总理的妻子才是难上加难啊！

　　幸亏周总理早在旅欧初期，结交了一位同情革命的“美丽的姑娘”时，远见卓识地 作出判定和选择：“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 周恩来冷静思考的结果是，这位伴侣必须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得了革命的艰 难险阻和惊涛骇浪”。于是，他明智地选定了邓颖超。

　　江青也曾跟随毛泽东经历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她与毛泽东的婚姻最终却不能不说 是一场悲剧。可见，光是能经大风大浪还不够，作为领袖的妻子，必须要具备优秀的品 性。比如江青和邓颖超，她们的品德和性格就有很大差异。

　　邓颖超是个乐于奉献的人，她一切的奋斗都是为了“给予”；给予党。给予人民。 所以，她耐得了“女人的寂寞和委屈”，理解丈夫，支持丈夫全身心地去为理想持搏， 为人民服务。

　　江青是个勇于索取的人，她一切的奋斗都要求得到报偿；她的奋斗精神确有超过常 人之处，但奋斗后的索取，也必须加倍地超过常人。所以，她耐不得“女人的寂寞和委 屈”，不理解丈夫，经常跟丈夫大吵大闹，结果是越吵越闹感情越糟。

　　邓颖超从来不追求名誉地位。四届人大时，毛泽东亲笔批准邓颖超担任人大副委员 长，周恩来压下这个批示，邓颖超不知道，知道后也支持丈夫这样做。

　　江青太重名誉地位，中共八大没有当上代表，一会儿疑神疑鬼怀疑汪东兴搞名堂， 一会儿又找丈夫闹，认为这是毛泽东剥夺了她应该有的代表资格。

　　邓颖超不谋求权势，从不打总理招牌办事。她处处谨慎，避免给总理招来麻烦。

　　江青权力欲太强，终于发展成野心。她挂在嘴头上的话是。“我代表主席看望你们 来了……”搞得毛泽东不得不再三再四申明：“她是她，我是我，她不能代表我，她只 能代表她自己。”

　　邓颖超不借助周恩来的名望、职务，所以她有独立的自我，反而受人尊重。江青总 想借助主席的威望，反而失去自我，结果应了主席所言：“积怨甚深”。

　　这里比较一个具体例子。江青常常是径直闯“宫”，强要见主席，发表见解，干预 政事。邓颖超从来无须周恩来声明“她是她，我是我”，从不过问周恩来的公事。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周恩来每天工作十几小时的办公室，秘书和卫士可以随时进， 邓颖超却自觉地不进。办公室有三把钥匙，周恩来一把，机要秘书一把，值班卫士一把， 邓颖超没有。

　　几十年的时间，我眼前天天重复一个画面：当周恩来连续工作超过10小时后，邓颖 超的身影就会越来越频繁地在门口出现，走过来，晃过去，最多不过贴在门缝处探头张 望，却不进总理办公室一步。

　　“恩来，该活动一下了。”邓大姐在门口最爱讲的就是这句话，每天讲一遍，不多 打扰总理，能提醒他活动一次就满足。

　　有时也提醒：“恩来，该吃饭了。”如果周恩来仍然不停止办公，那就加重点语气， 改称：“总理，该吃饭了！”

　　这样称呼是为了表明，我不仅因为你是我丈夫才关心你该吃饭了，更因为我们是战 友、同志，我必须站在全国人民的利益上来提醒你爱惜身体，按时吃饭。

　　总理逝世后，一些同志找邓颖超了解总理生前的各种事迹经历，邓颖超说不上来， 只能歉意地说：“他的工作我不了解，许多事秘书知道，我不知道，你们找秘书问去 吧。”

　　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后，第二天便订立了一项协议：两人可以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机 关工作，但不要在一个具体部门共事。几十年来，他们都遵守了这个协议。

　　1982年，有人找邓颖超了解周恩来生前做的一项工作，邓颖

　　超说不出，她不了解。但她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个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 党员》。这是她所了解的周恩来——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 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越是党的负责干部，越是担负责任重大，越要以身作 则地做到这一点；越是对自己亲近的人，越要警惕不出例外。

　　从通信确定恋爱关系时起，周恩来与邓颖超就确定了允许并尊重对方可以有秘密， 只属于个人的秘密，不像传统世俗的旧观念，所谓夫妻一体，就不能有各自的独立性和 隐秘。

　　周恩来和邓颖超确定恋爱关系后，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邓颖超对 我们讲过，直到结婚时，经组织沟通，彼此才知道对方已经加入共产党。但他们谁也没 有责怪对方隐瞒了自己。

　　周恩来去南昌领导“八一起义”，与邓颖超握手言别，分明是生离死别，周恩来却 什么也没说，直到离开武汉的那一刻，才笼统说一句：“我今晚要去趟九江。”去干什 么？呆多久？何日再相见？怎么联系？周恩来没说，邓颖超也不问。直到12天后，国民 党的报纸登出了“南昌起义”的消息，邓颖超才知道丈夫是去干了惊天动地的造反的大 事业。

　　这种“互不打听”的关系一直保持到生命终结。周恩来在弥留之际，有一次醒来， 与邓颖超手握手地互相望着，充满了无限依恋不舍的神情。他们彼此是最了解的，又是 最陌生的。

　　周恩来的嘴唇轻轻抽动，邓颖超俯下身去，望着周恩来，等候他讲什么放不下心的 事。

　　周恩来从喉咙里轻咳出一声，终于吐出郁积心底很久的一句话：“我肚子里还装着 很多话没有说。”

　　邓颖超轻轻点头，目光里流出的是信任和理解。她用少有的温柔与平静，回答一句： “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他们彼此握紧的手用了用力，便全明白，全理解，全讲清了。那情那景，令我们陪 护在身边的同志深受感动，并且对夫妇之道的认识一下子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新层次。

　　当时，陪护总理的主要是我和卫士高振普，后来又增加了乔金旺。我们曾由总理和 大姐的这两句对话，忆及许多往事。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总理的办公室里电话一个接一个，人来人往忙得不可开交。 但是除了军事秘书，无论是邓大姐还是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却不知在忙什么。直到 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宣布了，我们才和全国人民一样惊喜欢呼起来。

　　以后爆炸次数多了，就难免漏出点风声。

　　那是一次试爆前，总理办公室又是电话不断，一夜末睡。第二天早晨邓大姐起床后， 见到值班警卫乔金旺，就关心地问：“总理睡了没有？”

　　老乔摇摇头：“还没有睡。”

　　“什么事啊，又一夜不睡？”

　　这本是随口问话，并非是存心打听。乔金旺从军事秘书嘴里听到一点影子，也就随 口回答：“听说是风向不对。”

　　邓颖超出于关心，便推开总理办公室的门，探头问一声：“恩来呀，听说是风有问 题？”

　　周恩来与邓颖超彼此的称呼，细琢磨是很有讲究的。

　　周恩来认识邓颖超时，周恩来21岁，邓颖超15岁，周恩来就叫邓颖超“小超”。这 个称呼一直叫到他去世。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同事中邓颖超渐渐由“小”到 “大”，称呼自然而然起了变化。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邓颖超是革命同志中年龄小的 一个。所以大家也叫她“小超”。到了抗战结束后，重庆的党员干部里，多数是新鲜血 液，都比邓颖超年轻，所以不知不觉就改称了“大姐”或“邓大姐”。周恩来始终把邓 颖超叫“小超”，鉴于大家已改称呼，则对着邓颖超叫“小超”，对第三者讲话时，也 随大家叫“大姐”或“邓大姐”。

　　邓颖超结婚时，称呼周恩来为“恩来”，偶尔也称“周公”。到了长征前后，周恩 来蓄一部又长又黑又密的美髯，邓颖超便以这部大胡子改称周恩来“胡公”。抗战爆发 后，周恩来主要在重庆主持南方局的工作，住处叫“周公馆”，邓颖超就很少叫其他， 基本只称呼其为“周公”。“周公”一直叫到进城，叫到建国，便基本不叫了。改称 “恩来”和“总理”。一般倩况，夫妻间称“恩来”，公事和社交场合称“总理”。就 是说，在称呼上也是“公私分明”。

　　现在，邓颖超在西花厅家中，只面对周恩来，自然是称“恩来”。偏偏她问的“风 向”问题又是公事，周恩来一听就生气了，猛地睁大眼，望住邓颖超严厉责问：“什么 风向问题，是谁告诉你的？”

　　邓颖超自知犯了忌，无意中介入了周恩来的公事中，不敢隐瞒，用知错的语气解释： “我只听老乔说了一句是风向不对么……”

　　“你把老乔叫进来。”周恩来放下了手中的公事，这是要认真追究了。

　　乔金旺不安地走进总理办公室，脸有些红。

　　“你怎么知道是风向不对？”周恩来声色俱厉，“是谁告诉你的？”

　　乔金旺噎住了。这事无论如何不能把军事秘书“卖”了呀。他索性低下头不吱声了。

　　周恩来见乔金旺这样，也没再发脾气。因为贴身警卫不是瞎子聋子，偶尔听到一句 半句打电话或交谈中的话也是难免的。他对门口的邓颖超吩咐：“你跟老乔谈一谈，怎 么能随便和人谈这类事情呢？”

　　总理这句话含了两层意思。一是乔金旺不该知道这件事，二是即便偶尔听到了，也 不能跟任何人说，就是跟邓大姐这样的有夫妻关系的老革命家也不能说。

　　见总理开始办公了，邓颖超忙把乔金旺叫走。

　　“你呀，你也不要太紧张。”邓颖超先安慰一句老乔，然后批评和自我批评一起说： “总理呢，是严格要求。几十年都是这样，我了解。挨点批评就挨点批评吧。以后有什 么事情不该跟我讲的可以不跟我讲，不该知道的我也不问就是了，咱们都接受教训。”

　　正因为邓颖超能够摆正关系，保持独立的自我，各安其位，所以免去了周恩来许多 不必要的麻烦，并深得周恩来的信任。必要时，周恩来敢于放心地托付邓颖超一些事。 比如他的办公室门上的钥匙和保险柜上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平时装兜里，睡觉 压枕下，起床时马上又装兜。邓颖超没有这两把钥匙。但是，一旦周恩来要出国，这两 把钥匙交别人不放心或不合适，他只交邓颖超保管。他相信邓颖超会像接受保密任务一 样把钥匙珍藏起来，不会暗去开门开柜。

　　记得有次出国访问，到机场时，周恩来想起钥匙还在兜里，忙装入牛皮纸信封，封 死后，交机要人员送邓颖超保管。周恩来出访回来，与邓颖超见面时，第一件事就是邓 颖超交还那个封有两把钥匙的信封。

　　周恩来笑着说：“嗅，你连信封也不打开检查一下？”

　　邓颖超说：“你怎么交给我，我怎么还给你。”

　　周恩来笑得更欢了，说：“我忘了告诉机要一声，这信封里还有我写给你的一个便 条呢……”

　　不久前看到一些老同志的回忆，江青是不该问的到处问，不该看的想方设法要看到， 为此跟机要秘书闹过脾气。与邓颖超比较起来，他们最后命运的不同，其根源首先不是 在于自身吗？

　　志同道合未必能为夫妻，性情相宜也只能提供好的感情基础。加深这种感情并使之 持久，毕竟还须双方的努力。周恩来属于妻子的时间很少很少，但他会温柔，善体贴， 懂关心，所以他可以在很有限的时间里，给予妻子最大的满足，这无疑是他们夫妻之间 关系亲密融洽的重要原因之一。

　　周恩来客人多，来谈话的，开会的，每天不断。他热情好客，喜欢朋友同事一道聚 餐。到钟点了，他习惯说一句：“别走了，一块儿吃饭吧，今天大姐请你们的客。”

　　周恩来习惯讲这句话是有来历的。

　　刚实行薪金制时，总理留客习惯说：“别走了，一块儿吃饭吧，今天我请客。”

　　这本是家常话，并没什么不对。可是，有一次客人都是几十年的老战友，这些人到 一起喜欢开玩笑，有事没多找点玩笑话气氛才显亲热。大家互相讲玩笑话，便有人说： “我们到总理这儿来就像一群敲竹杠的。”

　　周恩来笑着说：“敲敲好么，我愿意请客。”

　　邓颖超就在一旁笑着说：“怎么老是说你请客呀？你一个月有多少工资？你们是吃 我的，别以为是吃你的。不信咱们分开算一算。”

　　这是夫妻间常开的玩笑话，谁都知道，中国的传统是夫妻一体，在钱上是不分你我 的。寻常百姓家也常有这种玩笑话，说完就完了。

　　但是总理心细心秀，从玩笑话中想到更多内容。

　　一般妻子都希望丈夫有作为。女人爱男人首先往往是看这个男人是否有理想、抱负、 追求，能否自强奋斗不息。庸庸碌碌的男人是最不招女人爱的。但是，一旦男人作出成 就，女人是希望得到男人的理解和承认。这就像我们现在一首歌中所唱的：“军功里有 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总理在各方面都是出类拔萃的，邓大姐也是妇女中出类拔萃的，虽然他们所处的位 置都是令人敬仰的，但作为夫妻，情感上也有普通人的一面。邓大姐一句玩笑话过后， 别人都忘了，总理却没有忘，当真让我和管理员算算帐。

　　我管大帐，管理员管小帐；过去总算流水帐，却没算过这笔“夫妻帐”。我说： “大姐开玩笑呢，何必当真？”

　　总理笑得蹊跷，悄声说：“大姐说的是实话，我心里有数，请客其实都是花她的钱。 所以我才要你们算出来。”

　　邓大姐亲属极少，只有一个侄子，也从未找大姐要求什么帮助。总理亲属多，每月 固定拿出100元帮助这些亲属，其他临时性的援助还不少，包括接济来北京看病的周家 亲属，包括婚丧之类大事，邓大姐从不让总理操心，都是主动解囊相助。她对我们说： “这样可以解除总理的后顾之忧，也可以减轻社会负担。不要让他们麻烦政府或向单位 申请补助……”

　　所有这些情况，总理心中都是有数的。但他还是让我们算了一次帐。

　　一个月的帐算下来，总理的工资扣除各种开销，所剩无几。总理特意和大姐一道看 帐，然后慨叹说：“哎呀，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这开销全靠大姐垫着呢。”

　　大姐嘴角漾出柔和的发自心底的一层浅笑。

　　从此，总理仍然喜欢请客。如果他不请客或少请客了，大姐肯定会不安，那就见外 了。总理一如既往，只是改了一句话，“今天是大姐请你们的客。”这样一来，夫妻一 体，大姐更高兴，感情也更深更融洽了。

　　周恩来深明夫妻生活不能流水帐，那样的生活越长越消磨感情，整天厮守也守不住， 反而会破裂，会死亡。

　　周恩来善于用忙里抽闲的一点时间，给夫妻生活带来新鲜和乐趣。有时甚至搞点孩 子式的恶作剧，这种小小的恶作剧确实能起到活跃夫妻生活，带来大乐趣的好效果。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有次周恩来在新6所办了一夜公，天亮时走出楼门，轻轻地 发出惊喜之声：“噢，下雪了！”

　　雪花纷纷扬扬，轻盈飘忽地铺盖了大地，柔软得令人不忍践踏。对于连续工作了24 小时的周恩来，需要的应该是睡眠。但是。鲜冷的空气驱走了困倦，柔软的雪花引发人 情思绵绵。他面对雪天雪地凝立片刻，对我们吩咐道：“给大姐打个电话，请她来一下， 我有事情要跟她说。”

　　可能总理想起了什么重要工作？我们赶忙往家联系，邓颖超估计是有急事，匆匆赶 来新6所。

　　“什么事呀？恩来。”邓颖超进门就问。

　　周恩来已经穿上他那件海军呢大衣，一边往出走一边说：“出去说，我们边走边 说。”

　　邓颖超对这个提议很满意，因为她有个嗜好，喜爱雪，喜欢欣赏雪景。新6所里的6 栋小楼造型精巧雅致，满院草木丛茂；春天花开烂漫时自然贪心悦目，冬天赏雪也是相 当诱人的。

　　薄薄一层积雪在脚下发出一种似有似无，扑朔迷离的声息，这种轻盈的声音很容易 使人陶醉，使人神思悠悠。怕破坏这种感人的宁静气氛，所以走了一段路没人作声，而 邓颖超已经情不自禁地与周恩来越走越近，像热恋中的情人一样挨近身体，融入一致的 步伐和节奏之中。

　　“到底是什么事呀？”邓颖超的声音不知不觉变得柔似流水。

　　“请你来踏雪。”

　　“啊？我以为你有什么大事……”邓颖超的声音由高转低，最后几个字讲得已近乎 喃喃，那抱怨嗔怪中分明充满了极大的喜悦和感动。因为周恩来已经接上话：“这事也 不算小呀，你是喜欢踏雪的。可惜下雪的时候不多，我们一起踏雪的机会更少……”

　　就这样，两位经历无数大风大浪的职业革命家，在这样轻盈温馨的气氛中，紧紧走 在一起，走过一圈又一圈。

　　那天的雪不冷，真的有一种温馨。

　　他们谈了许多往事，都是与雪有关。甚至谈到了雪山。那是长征路上，周恩来患了 阿米巴肝脓肿，一直高烧昏迷。邓颖超虽然也患了肺结核，吐血，仍然从连队赶到总部 担负起照护周恩来的责任。周恩来昏迷在木板床上，邓颖超就在地下铺点稻草睡。

　　“那次还是靠了从雪山上找来的冰块，我才活下来。”周恩来回忆着，“用冰块局 部冷冻，才排出脓来。”

　　“那天从早上10点一直敷到下午五六点钟，你一说肚疼，我就松口气，说明你清醒 了。”邓颖超伸手接接雪花，轻轻叹一声，“我扶你起来，你整整排了半盆的绿脓。”

　　周恩来深情地望一眼邓颖超，说：“那次病来得凶猛，大概跟虱子有关系。我那个 羊毛背心，用力抖一抖，虱子就能下雨。”

　　邓颖超神往地说：“我一个小时就挤死170多个虱子，指甲都被血染红了……”

　　我说“神往”并非用词不当。其实，欢乐本身未必是幸福，苦。难往往才是真正联 系着幸福。任何人，他的一生，欢乐总是模糊的，记不真切；然而苦难和伤痛却无法忘 怀，特别是当这种苦难与奋斗同在的时候。刻在心里不忘的才是幸福。难道不是这样吗？ 多少当年的知青，他—们一生难忘的是北大荒，是延安，是内蒙古和云南。不断有知青 相约回到插队下乡的地方，拥抱乡亲，拥抱大地，放声痛哭。他们忘不了那片给予他们 幸福的土地和生活。但我还没听说什么人成群结队去拥抱欢乐一宵的歌舞厅或者哪个留 过情影的花前柳下……

　　这以后，邓颖超就有了去新6所踏雪散步的嗜好。服务处的李维信同志曾回忆说： “邓颖超喜欢来这里散步，特别是赏雪。她对我有个特别关照：下雪时提醒我一声来看 雪景……所以，每年冬天下雪，我都不忘给她去个电话，请她来看雪景。”

　　我相信，邓颖超每年冬天在新6所踏雪赏景时，周恩来一定会在她的心头明光闪烁， 紧紧伴随着她。

　　周恩来以谈“重要事情”的办法“诓”来邓颖超一道踏雪，给邓颖超一个意外的惊 喜。同样，应该作谈话的重要事情，周恩来偏不及时谈，最后也留给邓颖超一次难忘的 意外之喜。

　　那是50年代，周恩来担任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那时能走出国门的人不多，一旦组 团出国就是大事，总理必须同出国人员谈话。那次，邓颖超要出国参加一个国际会议， 按惯例，周恩来应该同她谈话。可是，一直到出发那天，总理只是忙他的工作，并不同 邓大姐谈话。

　　大姐要乘晚上10点的火车出国，都快动身了，总理仍然不同她谈话，会议上都采取 什么方针，政策？持什么态度？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这可是代表国家，而非夫妻间 的小事。邓大姐急了，推开周恩来办公室的门，不叫“恩来”，高声叫“总理”。

　　“总理，我要向你提抗议了！”邓颖超紧皱眉头：“别人出国你都谈话，我出国你 怎么不找我谈话2”

　　周恩来忙于批阅手中的文件，看也不看邓颖超地摆摆手，表示自己忙得厉害，不要 这个时间打扰。

　　邓颖超生气地退出来，独自去作出发准备。

　　晚上9点，邓颖超上汽车赶往北京站时，周恩来不忙不慌地走出门，也上了汽车。

　　邓颖超以为总理送她去火车站，要在汽车上谈话，故意赌气，不提谈话的事：看你 谈不谈，我叫你自己找我谈：

　　谁知，邓颖超不提，周恩来就不谈，到了火车站仍然不谈。看你能沉住气还是我能 沉住气！邓颖超憋着这口气，偏不提谈话事，周恩来果然跟着她上了火车。其实，大姐 料定总理必然要跟她谈话，公事而非私事，周恩来那样认真负责的人怎么会不谈话就放 任她出国？她只是想早点和周恩来谈谈，要分别了，平时没说话时间，出国前有这个机 会，正好多谈谈。可谁想到呢，周恩来迟迟不谈，难怪她心中有气。

　　在火车上，周恩来虽然聊了些话，却并不谈国际会议的事。眼看要10点了，邓颖超 终于沉不住气，一边频频看表，一边催促：“快开车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周恩来笑着只顾谈闲事。

　　“你没别的正经事要交待的吗？”邓大姐一次次暗示，周恩来就是不响应，好象真 忘了出国前谈话的惯例。

　　“要开车了。”邓颖超终于不打算抱希望了，最后看一眼表，开始“逐客”，“你 怎么还不下车呀？”

　　周恩来笑得蹊跷，作势作态地看表：“早着呢，还差两小时呢……”

　　“你的表停了！”邓颖超又急又气，“已经10点……哎哎……”

　　话音没落，列车已经驶动。邓颖超喊了两声哎哎，绝望地把目光从车窗外移向周恩 来：“叫你磨菇，这下子热闹了……”

　　周恩来淡淡地望一眼车窗外，不经意地说：“还是很正点的啊。”

　　“你怎么办？”邓颖超算服了周恩来的静气，“在前面停一下？这可是趟国际列 车。”

　　“我已经安排加挂了一节公务车，我要去天津同市领导谈工作。”周恩来故意讲得 很平淡。

　　“你、你，你怎么不早说？叫我……”邓颖超松口气，真有点哭笑不得。

　　周恩来直到这时，才像个恶作剧的孩子一样开心得意地笑响一串，说：“咱们老俩 口都忙，一直没机会聊家常，我这样安排，没人来打扰，不是很好很别致吗？可以尽情 聊上两小时……”

　　邓颖超那种欢喜兴奋的情绪洋溢于色，两眼闪闪发亮。她的喜悦也带给了周恩采更 大的喜悦，老俩口在火车上，谈国际会议，聊家常，那真是一次终生难忘的愉快的旅行。

　　车到天津后，公务车停了，国际列车继续行驶。周恩来留在天津处理工作。邓颖超 从苏联回国后，与周恩来聚齐，又一道去南开中学等地漫步；旧地重游，回忆往事，老 俩口难得那么轻松愉快。当时，我们工作人员都为他们那种纯洁深厚的恋情所感动，心 里热，眼睛也热，那真是一种特殊的教育。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情能够深挚持久，为人楷模，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对爱情的 专一。

　　曾经有一位美国的社会学博士来中国访问。他搞社会学，对中国的文明却难以理解。 他曾见到周恩来的保健护士郑淑云，一本正经地问：“周恩来这个人说话你们为啥都愿 意听！是不是因为他长得漂亮？”

　　“不对，先生，你说得不对。”郑淑云用东方的文明指正西方的文明：“我们的总 理有一颗美好的心，他总是用事实说话，他总是以身作则，他要求别人的事首先自己都 能做到，所以我们都愿意听他的话。”

　　周恩来英俊、威武、睿智；高雅、潇洒、风度翩翩。在西方人或许多东方人看来， 这是很能吸引女性的。一些记者在观察时，也常常以自己的心思和观念去作评论。说什 么“甘地夫人为周恩来的魅力所倾倒”，说什么周恩来是“东方第一美男子”，连林巧 稚也完全被“倾倒”了。

　　这些评论是浅薄而低俗的。

　　周恩来的魅力无疑是引人的，但这魅力决不在于漂亮，而在于心灵的高尚、高雅、 高洁、高绝！

　　林巧稚是说过热爱崇敬总理的话：我以前是信仰上帝的，现在我的上帝就是周恩来。

　　林巧稚谈她见到周恩来第一面的印象时，绝没有只字说他“漂亮”“英武”，而是 感动于他的领袖风度。

　　那是刚解放时，周恩来邀请一批专家学者赴宴，以期打消他们受国民党宣传而产生 的对共产党恐惧的心理，相互沟通思想情感，解除误会。林巧稚经亲友再三劝说才决定 去赴宴。她亲眼看到周恩来走到协和医院一名教授面前，伸手要同这位教授握手。这位 教授却自恃清高，傲慢地没有伸出手。周恩来毫无不悦之色；既无粗鲁人容易有的怒形 于色：也无文人相轻，容易发生的以眼还眼。他是那么大度从容，那么谦虚和蔼，一如 春风吹拂地和这位教授谈笑，寻找出谈话的共同点。两种作风一对比，令全场人感慨万 千。林巧稚当即作出判断：周恩来确实有领袖风度！

　　以后，随着接触增加，林巧稚又多次讲过：一个国家领导人如果都像周恩来那样， 国家就有希望了。

　　实事求是讲，所有见到周总理的女人，确实都热爱周总理。但这种热爱绝对是一种 崇敬的纯洁之情，正像所有的男人也一样都热爱周总理。不过，也应该承认，同样的热 爱，在夫妻关系中，对这种热爱产生的反应还是存在微妙的差异。

　　记得那是1962年的三八妇女节，周恩来和邓颖超请一批妇女代表到家做客吃饭。大 家早就准备了照相机，一进西花厅就争先恐后地“咔喀”起来。

　　其中的侯波因为长期在中南海担任摄影师，照相机会多，所以不是那么“逮住机会 不放”，照几张就自觉地退到了一边。其他女同胞则不然了，见一次总理不容易，真有 些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劲头，围住总理不放，你帮我“咔嚓”一下，一次不放心还要 两次，我又帮你“咔嚓”，再“咔嚓”，没完没了啦。

　　这时，在一旁的邓颖超等待一会儿，终于皱眉头了。忽然冲侯波大声说：“侯波， 你怎么老照不够啊？”

　　侯波早就退一边不照了。但在场的女同胞中，只有她与邓颖超熟，是“自家人”。 邓颖超说只能说身边人，自家人，当然不好说其他客人。但话显然是说给大家听的。

　　果然，女同胞们听到这一声，便陆续停止了拍摄。周总理这时仍然是那种从容似春 的自然表情，愉快地招呼大家：“好了，照了相就该入席了。今天是大姐请你们的客 啊。”

　　于是，气氛仍然保持了热烈欢快，没有发生任何拘谨或不自在的情况。

　　饭前，细心的总理不忘小声问候一声侯波：“挨批评了？”

　　侯波笑道“大姐没拿我当外人。”

　　总理也笑了：“你永远是‘自己人’嘛。”

　　周恩来就这样漂亮适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们所有工作在总理身边的人，都从心底感受并承认他在爱情问题上的专一、诚挚 和高尚严肃。他对所有的女同志都是尊重而礼貌的。确实有的首长对女同胞有时有点随 便，但周总理从没有任何时候，任何一次，对任何一位女同志有任何的失礼、失态或随 便。有些人别有用心地热衷于提总理旅欧初期结识过一位女朋友，那是一名青年在选择 伴侣前再正常不过的交往，总理从来不曾隐讳这一点，在与邓颖超确定恋爱关系时也坦 诚地公开这一点。总理的人品确实像高山白雪一样晶莹璀璨，投射出圣洁的光芒，我们 无法和他相比，但可以向他学习，向他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总理自己做得好，并不要求别人也一定达到自己的水平。他还善于理解人，全面地 看待人。

　　有位骁勇善战，立下赫赫战功的大将，偶尔陷于情感不能自已，做了件出格的事。

　　事情反映上来，周恩来同这位大将谈话，在严厉的批评中，甚至怒不可遏地拍了桌 子。对总理来讲，拍桌子大概绝无仅有这么一次，吓得那位大将脸色苍白，一屁股坐到 沙发上动弹不得，那种剽悍骁勇，八面威风的劲头丢得一丝儿也不剩。总理这时便有点 于心不忍地放柔和了声音。叫那位大将也好喘一口气，听他深入一层地讲道理。

　　事后，总理对这件事又严格保密，不使这件事影响这位同志的威信。而且，每次谈 到这位同志，总是谈他的优点，功勋及工作上取得的新成绩，从不再提这次错误，也严 格要求知道这件事的人不许有一点自由主义，无论公开或私下都不许再有任何议论或传 播。

　　这位大将曾无限感动地说：“我最服总理。他批评人严厉，不留一点情面，但我服 气。因为他自己一身正气，对待同志也是一片真诚可对天！”

　　周恩来的善于理解人，体贴人，也突出地表现在对待妻子上。

　　有段时间，邓颖超身体不太好，情绪也不太稳定，这是和进入更年期有关系。周恩 来对此很理解，并且很会体谅、体贴妻子。记得有一次夜里开会，凌晨4点才结束。我 跟随他驱车回西花厅。

　　前面讲过，西花厅分前院后院，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卧室、办公室都在后院。汽车距 西花厅还有段距离，周恩来就吩咐司机提前熄火，让汽车靠惯性悄无声息地滑行到前院， 停下来。

　　周恩来下车的动作很轻，并嘱咐一声：“动静小点。”

　　我们轻轻关上车门，怀抱文件准备从正门走向后院时，周恩来竖起一根指头在嘴前， 轻嘘一声说：“走这边。”

　　我们两名秘书一名卫士很快就明白了，他是怕惊动邓颖超，所以避开了邓颖超卧室 方向的正门，改从小道绕行。与往常不同的是，他一改往常走路如风的习惯，动作极轻 极缓，真可以用蹑手蹑脚来形容了，好象前面有一个外壳很脆的美梦，动作稍重一些就 会踩破一般。

　　到了办公室，周恩来在椅子上坐下来，松弛一下肩膀，然后才解释：“小超最近身 体不好，你们要注意一些。”

　　那段时期，邓颖超吃不好饭，情绪不稳。总理千方百计抽出时间陪她出去散步。

　　总理走路快，一阵风，几十年的习惯了，虽然散步时格外注意，但不知不觉就会走 快了步子。这时。邓颖超说：“恩来呀，散步你也走那么快，我都跟不上了。”周恩来 不像一般作丈夫的喜欢“以我为中心”，“夫唱妇随”，他首先考虑的总是去适应妻子。 他马上放慢脚步、重新挨近邓颖超，歉意地一笑；“你瞧，我这个习惯还真不好改呢。”

　　于是，老俩口又定入了同一个节奏中。在我的印象中，总理是喜欢听到妻子这种娇 嗔的怨懑，仿佛是一种爱的享受。

　　那段时期，邓颖超失眠严重，离不开安眠药。有一次，她服下安眠药可能量大了点， 一下就昏过去了。护士紧张了，大声呼唤：“大姐！大姐！”

　　这异常的叫声惊动了正在办公的周恩来。他丢下笔和文件，赶紧跑向邓颖超的卧室。 我从没见过他如此紧张急切，三步两脚冲到床边，俯身挽住邓颖超连声急呼：“小超！ 小超！小超啊！”那真是一股真情至感的彻底流露，至今想起都让我心里热辣辣地感动 不已。

　　周恩来对邓颖超始终称呼：“小超”，这与李富春恰好形成一个对照。李富春始终 称呼妻子蔡畅为“姐姐”，即便在隆重的公开场合也不例外。而且每次别后重见，一定 要拥抱亲吻，并不介意旁边人怎么看。如果说周恩来在邓颖超面前像个大哥哥，那么李 富春在蔡畅面前就确实像个小弟弟，我曾亲眼见蔡畅像大姐姐一样捧住小弟弟李富春的 脸亲吻，这大概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受到巴黎那种西方文明影响的原因。

　　在中央首长中，周恩来与邓颖超，李富春与蔡畅是被人们一样赞颂的好夫妻。如果 说周恩来与邓颖超始终保持着一种深沉的爱，那么李富春与蔡畅就是始终保持了热烈的 爱。

　　有天晚上，周恩来在西花厅召集几位副总理开会，忽然想起什么，边往出走边说： “不行，我得迎迎李富春。”

　　李富春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友谊都是源远流长、极为深厚。在李富春的性格中， 始终有一种热烈活泼的因素在闪烁，使人常常能鲜明地感觉到他体内循环着的青春洋溢 的热情和血液。比如他喜欢穿皮鞋，喜欢倾听皮鞋踏在地板上的咯噔咯噔声或是走在坚 硬地面踩出的咯吱咯吱声。如果是一个人走在幽长的走廊或是漫步于静夜笼罩的庭院里， 他会为这种有节奏的脚步声激起一种莫名的喜悦之情，并暗暗为之陶醉。

　　周恩来太了解他这个“毛病”了，匆匆迎到了前院。李富春一下车，周恩来忙伸手 示意那条通向后院的小道：“富春，走这边。”

　　李富春那双皮鞋显然刚擦过，锃亮锃亮，好象怕别人看不见似地，咯噔一声响亮地 迈出了步。

　　“嘘！”周恩来皱眉头，指指他那双威风十足的皮鞋：“静点，不要惊动小超，她 近来身体不好。”

　　李富春的样子有趣极了，张大嘴无声地“噢”，还点点头。脚底放轻就可以了吧？ 他还用手捂住了嘴，叫人想起“掩耳盗铃”的寓言，又从他的脚步上联想起哪部电彤里 偷鸡的镜头，连周恩来也忍不住想笑。

　　那真是生动活泼的中南海里的常人生活。

　　李富春朝气蓬勃，爱好广泛。下棋、订牌、打台球、看戏、看电影，这些活动占领 了他的几乎全部业余时间。他知道周恩来在所有这些方面都不比自己兴趣差，只是总理 太忙，不得不牺牲这种兴趣和娱乐。

　　那天开完会后，李富春聪明地抓住时机和理由，劝说周恩来：“你呀，会工作还得 会休息才行嘛。小超身体不好，你也带她出去活动活动，看看戏嘛，度过这段‘困难时 期’。”

　　“我是要好好安排一下时间呢。”周恩来赞同地点点头。

　　作为身边工作人员，我的体会，总理在这方面确实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有时为了能 陪陪邓颖超，甚至牺牲已经少得不能再少的睡眠时间。

　　有几个星期六，周恩来陪邓颖超去看戏，看过梅兰芳的，看过马连良的。

　　记得有几次节目都很精彩，大家都陶醉在演出中，不时响起掌声。周恩来在鼓掌时， 总要看看腕上的表。戏正演到高潮时，他忽然对我吩咐：“到点了，我们走吧。”

　　我依依不舍地朝舞台上投去最后的一瞥，只好跟随总理提前退场。

　　开始我以为总理是因为工作多，忙不开，所以提前退场。而且，事实上他也确实忙 不开。每次看戏之后，他的睡眠时间肯定又要减少。

　　不过，有一次他没有什么急待办理的公事，仍然提前退场了，我便忍不住问了一句： “总理，今天又不忙，这么精彩的节目为啥不看完呢？”

　　周恩来说：“你们大姐身体不好，不能熬夜，一定要按时作息，按时服药睡觉。”

　　那段期间，周恩来真是从各方面关心邓颖超。有时应该在楼上接待客人，他也关照 我们改在楼下，说：“今天大姐也参加，就在楼下见客吧，省得让她爬楼了。”

　　每天晚上10点，他一定要关心地问邓大姐是否上床安睡了？然后自己才回到办公室 开始工作。在周恩来这样的关怀体贴下，邓颖超终于度过了这段“困难时期”，以良好 的心情恢复了健康。

　　1962年，邓颖超因为患子宫囊肿，住北京医院动手术。总理那么忙，每天仍要抽空 去医院探视。现在看一些电影，导演表现主人公忘我的工作精神时，总爱重重地来一笔， 如何妻儿重病，生死未卜也仍然不去看一眼。其实大可不必一味作这种文章。谁能忙得 像总理那样睡觉都得见缝插针，一年难得两次睡够5个小时，一生难得自己睡醒一次， 都是由我们工作人员强迫叫醒，甚至吃饭多数都是在运动中进行：就是这样忙，他也要 千方百计抽一点时间去探望病中的妻子，实在陷于会议中脱不开身时，也要去打个电话 问候一声。这才是至情至性，有忠有义的真丈夫！

　　尤其使我感动的是，邓大姐出院那天，细心入微的总理担心门口那个台阶高，怕大 姐术后身体虚弱，上台阶出意外，影响刀口愈合，和我们商量：“能不能麻烦你们抬一 下大姐？”

　　我们深受感动，忙准备了一把藤椅，当大姐在门前下车后，就让她坐藤椅上，抬她 过台阶。她说：“不用，我自己慢慢来。”大家说：“不行，你刀口还没长好。这是总 理再三关心嘱咐的。”

　　当我们抬大姐过台阶时，她眼圈湿了。这既是对大家同志情谊的感激，更是为丈夫 的细心关怀所感动。

　　感情从来是相互的。周恩来对邓颖超的理解、关心、体贴、照顾，换来的是邓颖超 加倍地关心、体贴、照料丈夫的情谊。家里的事，邓颖超尽量处理好，不叫总理有一点 分心。她既不干扰总理的工作，又时时操心着他的身体。条件允许时，总理可以在家吃 顿安稳饭时，她一定要和医生、炊事员一道商量食谱，从营养到口味都要考虑到。

　　可以这么说，我们值班秘书和卫士，天天都要接到邓颖超的电铃、电话及至派人来 嘱咐，关心总理吃饭了没有？起来活动一下没有？睡觉了没有？甚至关心到“上厕所了 没有？你们该提醒他上一下厕所了。”

　　有多少次我们围在总理身边紧张地汇报、等候取批件、接受指示时，看到邓大姐在 办公室门口悄悄而焦心地闪过来，晃过去，心疼地朝屋里张望……

　　唉，总理属于全国人民，她不敢“自私”；但总理在她心中，她无法不心疼。这种 复杂而痛苦的心情，只有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亲眼目睹才会有最直接最真切的感受和 体会。

　　总理被癌症缠身住院后，邓颖超天天去看望。那情景我将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写到。

　　我这里只讲一条。

　　那是1976年1月15日，在周恩来的追悼会上，全场哭成一片。我看到邓大姐一直咬 着牙不敢放松，怕哭出声。

　　有声无泪是号哭；有声有泪是噔哭；有泪无声是痛哭。我们的邓大姐从始至终泪流 不断，那是最病最痛的哭啊！是从心里绞出来的泪。当她捧起总理的骨灰时，我看到她 的手颤抖得厉害，身体连晃几次。内心巨大的伤痛使她晕眩了，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才 重新站稳，没有倒下。

　　“恩来同志，”她哽住许久，从心底冲出悲恸欲绝的颤抖一声：“你安息吧——！”

　　顿时间，我们所有人放声大哭，只觉天昏地暗，仿佛整个世界都要沉陷一般……

　　十几年过去了。有一次我们几位老人又聊起周恩来和邓颖超深厚感人的夫妻之情， 几位一旁听讲的中青年妇女忽然擦起了泪。

　　我问：“你们怎么了？”

　　她们一边擦泪，一边说：“要是天下的男人都能像总理那样作丈夫，那该多好 啊……”

华盛顿人

09章 休息与娱乐
毛泽东太忙，但是有自由；不想忙时可以不忙，去休息娱乐。周恩来太忙，而且没 自由；不想忙时也常常被具体事务缠身而脱不开。我跟随总理几十年，他只是在1951年 去大连养病，休息了几十天，就这么一次休息。

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周恩来当然需要休息娱乐。我的感觉，他对休息娱乐采取 的是积极有效、“公私兼顾”、目的明确的态度。

概括起来讲，总理的休息娱乐，主要有三种方式和内容：朋友聚会、文娱活动、体 育锻炼。

朋友聚会被周恩来称作是“最好的休息”。

进城后，我见总理不休星期天，曾劝他：“总理，星期天你尽量少安排一些活动， 多休息休息……”

周恩来嘘我一声，眯着眼摇摇头，用这个孩子气的动作表示。我讲的不通，没道理。 然后才睁开眼望着我说：

“你们对我还不完全了解。什么叫休息？我和文学艺术界朋友谈谈心，吃顿饭，与 民主党派的人士喝酒饮茶聊天，这对我就是最好的休息。”

想一想，总理讲的也有道理，这种休息往往比看一台节目还要心情愉快，甚至留下 几十年难忘的美好印象。

记得1946年在上海，国共谈判已经无望，周恩来为争取和平日夜奔忙，心力交瘁， 我们都劝他休息一下。

我说：“该做的我们都做了，该想的也都想尽了，现在急也没用，索性休息一下静 观形势变化。”

周恩来摇摇头又点点头：“该做的都做了，还不能这么讲。永远有该做的事情，没 有都做完的时候。不过，急也没用，讲得有道理。我们去串串门，休息享受一下。”

于是，周恩来和邓大姐带我去了上海静安寺路廖梦醒的家里。

这是很小很小的一套公寓，小得叫人想到玩具。好象一间住房也就几平米，肯定不 过10平米，却又设施齐备。卧室、厨房、卫生间应有尽有；卫生间可以洗漱也有厕所马 桶，给人“家”或是叫“窝”的感觉极浓。

周恩来到了这里很随便，确实象到家了一样，洗手擦脸，该坐就自己坐，该帮就帮 一把女主人，只有我像个客人需要别人关照。

廖梦醒叫周恩来阿哥，叫得亲切、自然、随便。她的女儿叫李梅，文静漂亮，一看 就是大家庭里出来的，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影响。

廖梦醒请我们吃阳澄湖的螃蟹，鲜美极了。说实话，过去我从没享受过这样精美的 食物。不过，也有不适应的地方，就是上什么饭菜都是小碗小碟，小得叫人不敢大张嘴， 不敢“如狼似虎”地大嚼大咽地过过瘾。到了这样的小窝儿，面对小碗小碟，特别是见 到周恩来、廖梦醒细嚼慢咽的文明样子，我不知不觉也就“文明”起来。过去当兵吃粮， 大海碗也不过瘾，恨不能盆盆罐罐地吃饭吃菜才舒坦，才受用。现在，我也一点一点朝 嘴里夹食物，慢慢地嚼，细细地。品；这种吃菜吃饭法，在嘴里嚼就嚼得消化吸收完了， 几乎没有舒服痛快的吞咽感觉。天哪，这得哪一年才能吃饱？

周恩来平时吃饭比我还快，可是到了这样的环境，他却像回到了熟悉的生活中一样， 表现得那么潇洒、优雅、自然、适宜。我相信，他过去一定过过这样的生活。

这种吃饭，最适合聊天了。谈形势，谈奋斗，谈前途；政治风云，战场风云，在这 不到十平方的小天地里隆隆地卷过来，荡过去；有忧愁，有欢乐；有激昂，有愤怒；有 热血，有温情，转眼间2个小时过去了。

告辞之后，我随周恩来离开这一方小天地，返回思南路周公馆。

“你吃饱了吗？”周恩来忽然问我。

“嘿嘿，”我难为情地笑笑，“碗太小，不敢吃，怕一口不满就吃光了。”

“吃光了还可以盛么。”

“一口一碗我得吃多少碗？回头传出去，说周副主席的副官能吃30碗50碗饭，那多 糟糕呀。”

“哈哈哈，”周恩来把头朝上仰去，开心大笑。然后说：“广东人吃饭是最讲究的， 都是小碗小碟。不过，我相信你不会再饿。”

我下意识地摸摸肚子，真的，没有饿的感觉。

“不饿了。”我说，“可是也没觉饱。”

“什么叫饱了？不饿就是饱。”周恩来换上一副略带忧伤的神色，思考着说：“几 千年了，中国的老百姓在饥饿线上挣扎，肚子整天是空的，好容易吃一顿饱饭，这一顿 的标准一定要把肚子撑得圆圆的才叫饱。什么时候天下百姓再无饥饿，那就不需要吃一 顿把肚皮撑得圆圆的了。撑得太多和饥饿过度一样，都不利于健康。我们的奋斗，就为 了有这一天啊。”

这一顿饭，这一番聊天，给我留下终生不忘的美好记忆，谁能说这不是最好的休息 娱乐？

建国后，廖梦醒又曾请过我和我爱人去吃饭。这种亲切宜人的气氛我又享受过几次。 虽说每次都不敢大张嘴，放开肚皮过瘾，但每次都能感觉到一种休息娱乐的舒适安逸。 于是，我又想起总理的话：不饿就是饱。想起总理的期望：愿天下人都能过上这样放松 的生活，不要饿一年，才撑死饱死在春节那几天。

进城后，廖梦醒常给“阿哥”周恩来送些吃食。东西不多，有点送点，经常送点， 据说广东人习惯这样。

宋庆龄也知道总理喜欢吃阳澄湖的螃蟹。她每年8、9月份，都要带些阳澄湖的又大 又肥的螃蟹来北京，带来了就给我打电话。

若是宋庆龄亲自来送螃蟹，那就是周恩来亲自接。但大多数都是由隋副官送，由我 接。他们不托人代送，我们也不托人代收，因为这是入嘴的食品。那时受苏联影响。苏 联对于食品都严格要求经化验之后才能送领导人吃，我们对于食品也有严格要求。

总理收到螃蟹，有时同我们工作人员一道吃，有时请陈毅、张茜一道来吃。

周恩来喜欢交友，可以说朋友遍天下；他喜欢与朋友聚会，吃饭、饮酒、品茶、聊 天。

党内干部，在我的印象中，朱德、陈云、董必武、陈毅、李富春、王稼祥以及在他 直接领导下工作的王震、陈郁(曾任煤炭部部长)、乔冠华、王炳南、章汉夫，以及地方 负责人陶铸、欧阳钦、曹获秋、潘汉年等，都是他的座上客，聚会来往较多。其中，与 陈毅关系更密切些。

比较而言，与文艺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这种朋友聚会更多些。这种聚会交往的朋友 多得我都数不清，其中，文艺界人士以郭沫若为最密切，民主人士中以张治中、傅作义 来往最多，友谊更深些。

周恩来喜欢陈毅的性格，说他刚烈而不失潇洒，豪侠而不乏文雅。周恩来推荐陈毅 顶替自己担任外交部长。陈毅讲话常常热血沸腾，任由激情自由奔放，有些话按照官方 标准来衡量，难免讲得有些出格。就有人向周恩来报告，说陈毅讲话像放炮。

“不要怕放炮么，放炮才能吸引人，震撼人。”周恩来很欣赏地说：“他比我讲得 好，大气势，很符合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国威军威。”

“可是有些话走嘴，讲得不很恰当，不够准确……”

“句句准确，句句恰当，就不会有这样的大气势，也不会这么吸引人，震撼人了。” 周恩来加重语气说：“要看整体效果。他讲的很好，比我有气势，比我讲的效果好。”

周恩来不但肯定、支持陈毅，还约请陈毅一道出去游玩，一道吃饭。这对陈毅是极 大的支持。

那天，陈毅兴致极好，嗓门大、笑声高。周恩来见朋友高兴，自己更高兴。

“陈老总，你兴致来了。”周恩来高声提议：“你能不能来首诗啊？”

“总理来，总理来。”陈毅忙不迭谦让总理。

“我不行，”周恩来摇头，“我对诗没什么研究。”

“总理是一定要叫我出丑哟……”陈毅作出一副被迫无奈，勉为其难的可怜样儿， 其实他心里早就鼓涌起诗情，想找机会“发泄发泄”了。总理再了解他不过，所以根本 不再多说，该走就往前走，该看就往前看。果然，没多大工夫，陈毅在他旁边放开了嗓 门，以四川人那特有的富于音乐色彩的声调，抑扬顿挫地诵起一篇新作。这种新作，即 席即兴之作，往往粗糙一些，但情真意切，常会博得总理喝彩或夸赞，个别地方也有所 提议指正。陈毅回家后肯定会对这种即兴之作再来番“细琢磨”，“精加工”，然后写 成文字送主席、董必武、朱德、叶剑英等诗友看。

公开发表的陈毅诗选有不少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出来的。

总理喜欢陈毅，陈毅也了解总理，并且知道总理喜欢自己。别人不敢跟总理讲的话， 不便提的要求，就来找陈毅，请陈毅出面帮忙。

比如我遇到几次，贺龙元帅想请总理去看看他的体育健儿，不好张口，就去找陈毅。

“主席和总理不是刚去看过的吗？”陈毅问。

贺龙与陈毅关系深，根本不作解释，两个手指捏着陈毅的衣袖，扯一下说一句： “帮帮，帮帮。晚上见。”

贺龙丢下陈毅就走，不给陈毅叫难的机会。陈毅也了解贺龙。战争年代，贺龙是有 名的爱兵如子，当了体委主任，只要他的“兵”想见见毛主席、周总理，他一定想方设 法满足这些“兵”的愿望。自己不好出面请时，就让陈老总出面。在我印象中，只要陈 毅出面去求请周恩来，周恩来没有不答应的。

我们也都喜欢陈老总，因为他常能帮助我们做工作。比如陈毅爱看川戏，爱听音乐， 常来拉总理一道去看。友情深，陈毅的嘴巴又会讲，常搞得总理再忙也得跟他去看看， 这就达到了我们做多少工作也达不到的目的。

我们尤其喜欢陈毅的是，他来了常常不谈工作，专挑轻松愉快的话题聊，常聊得总 理轻松愉快，甚至开心大笑。所以，我们都支持总理和陈毅聚会聊天。总理常到陈毅家 作客，陈毅也常找总理来小酌闲聊。

每次这样的聚会聊天之后，总理都像刚度假回来一样显得精神焕发。

有人说，朋友聚会一定要同性情相投的人在一起才好，否则很累。

总理则不然。只要是同志、同事、朋友，尽管千人千性，脾气作风各不相同，他都 谈得来，都愿意尽可能多交往，多相聚。像国家主席刘少奇是位勤奋严肃、组织纪律性 极强又不苟言笑的人；朱德是温和宽厚，慢条斯理；董必武一身古香古色；彭德怀威风 严厉又血性十足；陈老总热烈坦率，经常发个牢骚提点意见；黄克诚不修边幅却又只唯 实，不唯上；陈赓、刘亚楼骁勇善战又大大咧咧，不拘小节；所有这不同性格、不同风 采的人，周恩来都谈得来，处得感情深。

有几次，周恩来迎客时，粲然笑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他那愉悦开心 的样子使我渐渐体会深一些，就是人有社会性，

所以这种欢聚当然带了休息娱乐的性质。然而，真正使我认识更深，还是在同志、 同事、朋友遇到困难、麻烦、甚至危难时，周恩来仍然坚持相见、欢聚，这才使我有了 新的感受。

熊瑾玎是周恩来的朋友。在重庆地下党工作时期，他担任《新华日报》的“老板”， 被大家称为“熊老板”，久而久之，成了专用词。好象我们共产党内只有这么一位“老 板”，被大家叫到去世。老板两字也表现出了他为党所作出的特殊贡献。他的夫人朱端 绶自然成了“老板娘”。

周恩来、董必武、熊老板十几年坚持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风雨同舟，友情极深。 比如周恩来父亲去世，痛哭而发脾气时，只有董必武、熊老板敢去劝说；董必武跟儿子 赌气，发火打儿子时，夫人不敢劝，就请周恩来和熊老板来劝，一劝就灵。30年代末， 40年代初，他们朋友相聚的机会最多，次数也最多。建国后，忙里抽闲，也常有聚会之 乐。

1967年，熊瑾玎和他的夫人都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大老板”和“资产阶级老板娘”。 就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周恩来没有忘记友情。

那天，周恩来连续工作30多个小时，体力精力都渐渐不支。。我们劝他：“总理， 该休息休息了。”

连劝几次，总理停下工作，“昭”一声，搓搓脸立起身。他没有绕办公桌快走，也 没到室外运动，而是朝台历俯身伸手过去。

“休息休息。”总理一边说一边翻着台历：“熊老板该过生日了……”

他朝日历盯视片刻，掀起眼帘对我吩咐：“你准备两瓶茅台，我们去看熊老板。”

东城区大典胡同，熊瑾玎的门前，除了大字报大标语的残痕，真是门可罗雀。那时 “抄家”的风潮已过，这里对红卫兵失去吸引力，便再没有什么人对这里感兴趣了。

我们上前轻轻敲门，总理走过来，紧挨院门站好。工夫不大，门被打开，熊老板夫 妇一前一后站在门内愣住了，痴痴地望着总理。

“这个时候你怎么还到我们家里来呀！”熊老板终于冒出这么一句，不知是担心总 理的处境还是为自己的处境感到怨懑。

“同事加朋友，怎么能不来？”总理像平时一样亲热随便，毫无运动中普遍发生的 那种“一觉醒来全陌生”的情景和感受，进门同老板、老板娘握手：“我来看看你们。 顺便给咱们老板过个生日么！”

“过生日？”熊老板喃喃。

“我没记错吧？”总理笑容可掏，“我带来两瓶茅台。”

“周公……”熊老板哽住了。他用重庆时候的称呼来叫总理，当年的情谊一下子全 在眼前重现，泪花便在眼眶里闪烁起来。

一向热情好客的老板娘激动地不停搓手：“可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吃什么呀？”

“哎，你不是很会煎荷包蛋么，在重庆我们也没什么东西呀，老板娘。”总理兴致 勃勃地说：“花生米，花生米总有吧？”

“有有，你就爱吃花生米，还是没变。”老板娘高兴得泪水一个劲往下淌，却又笑 得合不住嘴，腿脚变年轻地往厨房走：“我这就去给你们炒！你们聊，你们先聊……”

总理握住熊老板的手，含义无穷地望着他点点头：“老板，要多保重啊，看远一些， 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熊老板脸上出现了红晕，用力地点头，那双阴郁的眼睛重新焕发出光彩。

这次朋友相聚，给熊老板注入了生活的希望和力量，带来了慰藉和欢乐。而总理呢？ 坐上车时，轻轻地舒了一口长气。他来给熊老板过生日，本身就是无言的表态，谁再说 熊老板是资产阶级大老板，就不能不有所顾忌，因为他们必须把周总理和熊老板加在一 起来考虑分量。

总理坐在车上，始终带着一种静温无言的遐想和忆念的神情，并且为自己做了一件 应该做的事而获得一些平静。我忽然想到了一句老诗：使别人欢乐的人自己最欢乐，使 别人幸福的人自己最幸福。

于是，我对总理把朋友聚会看作最好的休息和娱乐有了新的理解：你能把欢乐和幸 福带给别人，你自然会得到欢乐和幸福，只有心性温和、慈爱、善良的人，才会产生这 种感觉和追求。

再进一步想，中国还有句老话是“不责人小过，不发人隐私，不念人旧恶”。总理 就是这样待人交友。

我想起梁漱溟。1946年国共谈判时，周恩来曾由于梁漱溟的“不讲信义”，“对不 起朋友”而声泪俱下，痛加斥责。但是，1953年梁漱溟公开顶撞毛泽东时，周恩来又千 方百计代为缓颊，保护其过关。

我想起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先生。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时，与校长张伯苓关系亲 密融洽，星期天总要到张校，长家去请教并长谈，张伯苓很喜欢他，常留他吃饭，吃天 津风味的贴饼子，煮稀饭，熬小鱼。张伯苓常对亲友同事说：“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 生。”可是，这位最好的学生却参加了共产党，而张校长却以社会名流参加了国民党政 府。共产党被骂作“共匪”时，这位老先生把他当校长时的学生周恩来从“同学录”中 删除。共产党坐天下后，他给周恩来写信，说“正在闭门思过”。周恩来不念人旧恶只 念人旧情，派飞机把张伯苔由重庆接回天津，表示慰问。张伯苓先生去世时，周恩来亲 自赶往天津吊唁，悼念这位母校的老校长。

我想起……善良使人心平，慈爱使人气和。

心平气和就是一种休息，就能带来快乐。

同文艺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聚会更多些，因为这种聚会不仅是休息，本身就包含有 统战工作的意思，何况聊天时还可以更具体更有针对性地做工作，解决一些问题。

在中央领导人中，周恩来结交的文艺界朋友最多，举凡有些名气或虽然名不见经传 但确有所长或有某种代表性的人物，他几乎都认识，并且多数都交了朋友。像郭沫若、 茅盾、巴金、艾青、曹禺、蔡楚生、田汉、阳翰笙、夏衍、白杨、张瑞芳等等文艺界老 战士，无不与周恩来建立起深厚友谊。

比如张瑞芳，在我记忆里她的入党都是周恩来介绍的。那是1946年，日本投降后不 久，周恩来把我叫去，单独嘱咐：“何副官，你去陵江门接一下张瑞芳，要注意安全还 要保密，决不能带尾巴。”

我记得张瑞芳当时是住在陵江门一座国民党修建的公寓里。我去之前，首先设法甩 掉国民党特务，确实证明没尾巴了，才猛插公寓接走张瑞芳。带张瑞芳到周恩来那里， 她高兴得不得了，我记得是批准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了。

周恩来在重庆结交的这批朋友，来往密切，友谊深，彼此很随便。直到建国后，周 恩来当上总理，与这些人仍是朋友相交，相互之间的感情和关系从没因为地位的变化而 变得疏远或冷淡。

从我的感受，周恩来和邓大姐老两口的生活太单调，太寂寞，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 候。他两个人都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但是，要说没有一点空闲时间也不真实。 逢年过节，老两口有点空闲时，那种单调寂寞就会显得突出。总理害怕这种寂寞，寂寞 往往会使人生出莫名的孤独与忧伤。所以；年前节前，只要估计有点空闲时间，我们必 要给总理安排一些活动，不能叫他“闲”。

总理自己也注意不发生“闲”，一得空儿，必要提出名单，请客人到家来聚会，特 别是文艺界人士，他们一来，西花厅就热闹起来，活跃起来，总理就会忘掉寂寞，快活 起来。

有子女的首长们，劳累之后巴不得有两天清闲，与孩子们共享天伦之乐。没有子女 的首长，如果生性孤僻，也就不容易理解总理。比如彭德怀，在军营中过惯了硬梆梆、 简单明确的制度式生活，对于总理喜欢与文艺界人士交往，就产生一点看法。说过一句 两句难听的话。不过，他本来就是厉害人，敢骂娘，敢为民请命，也难免敢翻脸把人闹 个难堪。有些高级领导高级将领因此对他意见大些，周恩来却从来没有为个别一句两句 话生出意见或看法，相反，对彭德怀更加喜欢，常对我们工作人员说：“那才是个好同 志呢，有啥是啥，怎么想就怎么说，你叫他装假他都装不出来。”

周恩来常去彭德怀住所串门看望，同时也继续与文艺界广泛结交来往；他不因为彭 德怀的难听话而疏远彭德怀，更不会因为彭德怀的偏见误解而断绝与文艺界的朋友聚会。 周恩来是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而生活，不是按照别人的议论或想法去生活。

正因为如此，文艺界人士、民主人士，有什么事，发生什么矛盾，首先想到的都是 周恩来，请周恩来帮助解难。

记得有次接到一个电话，大声说要找总理。

“总理正忙，请问您是哪位？”

“我是张治中。请你向总理报告一声，我找他有急事。”张治中的声音有些异常。 想起当年军事3人小组的活动，天天一道坐飞机，想起“不要忘了我张治中3次到延安”， 我决定报告总理。

此类事，只要我们报告，总理是不会不马上接电话的。

“文白兄吗？”总理听到报告，马上接电话：“我是恩来呀。”

“哎呀，总理啊，”张治中刚听到周恩来的声音，立刻像个受了委屈的大孩子一样 叫起来：“请你转告郭，要笔下留情啊！”

“怎么回事啊？文白兄，你不要急，慢慢讲么。”

“我已经给总理写去一封信，就是郭沫若先生那个洪波曲，请他笔下留情！我张治 中罪该万死，遗臭千年，也还不敢有计划有预谋地加害恩来兄。我若是这种人，以后还 好见总理吗？……”

看来张治中是真恼火了，不称郭老、郭先生，让转告“郭”。原因是郭老写的那部 “洪波曲”，里面写到了抗战开始时长沙那场大火，说这场火是国民党有计划有预谋地 要烧死周恩来。烧这把火时，张治中是湖南省主席；要说有计划有预谋，这个计划者、 预谋者自然少不了有湖南省主席这位地方政府最高长官。

“文白兄，郭先生决不会是要伤害你，他写的是小说，文学作品，不是史料，不是 作历史评论。不妥之处，我马上转告郭先生，设法补救，文白兄这边也要息怒，互相多 谅解……”

周恩来放下电话就又给郭沫若先生打电话。郭沫若先生叫屈说，写这件事时，脑子 里出现的只是蒋介石，并没闪过一点张治中的影儿。何况书已经出来，无法再改，只能 请总理代为缓颊了。

张治中和郭沫若都属于总理最亲近的朋友这一圈里的人物，无话不好谈。总理便去 张治中家作客，不送东西，送东西就见外了，就是看望，吃顿饭。

饭后，总理说：“文白兄啊，要说有计划有预谋烧死我，我再不怕死也不敢来讨饭 吃。这段历史还需要多解释吗？”

“无须再解释。”张治中承认。

“我看文白兄不是怕郭先生的书，是怕老百姓议论猜测。人言不是史，人言不足畏； 既然书已经出来了，文白兄还是要看其主要内容和思想，个别地方说法不准确不妥当， 容他日后再版时修改，你看可好？”

“我并没叫他焚书。”张治中终于谅解了。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总理到民主人士家里作客是常有的事。总理自己不过生 日，但很乐于为民主人士祝寿作生日。比如给傅作义过生日，我就跟随总理去过几次。

那时傅作义住在小酱坊胡同，总理去时，不送寿礼，就是看望、聊天、吃饭，与往 日朋友聚会的那种亲热、密切气氛一样，只是多两句加寿的吉利话而已。

这类朋友交往，总理始终保持了一诺千金。所以，只要答应去，哪怕临时发生了再 大的事，最后还是要赶去。比如前面章节里曾写到总理答应去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家吃 饭，大家等到晚上10点，总理仍然末到，就没一个人脑子去想总理可能不来了，只想他 一定遇了大事，要晚到。结果，总理10点多赶到了，原来是被主席叫去了。从毛主席那 里一出来，立刻赶往杨尚奎家。所有人都坚信：“总理只要说过，就绝不会忘，一定会 来。”

总理这一生，答应过的事情忘记了，大概只有过一次。至少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在议 论中，只扯出这么一件事。我从1940年跟随总理，到他逝世，再想不起第二件答应别人 以后又忘记了的事。

那是1957年左右的事。在一次集体活动的场合，人很多，总理不停地与人招呼，不 停地与人交谈，各种信息都朝他这里汇聚。其中就有傅作义部长，他说：“6月29日是 我生日。总理，想请您到我家里吃顿便饭，不知行不行？”

“62岁生日，对吧？”总理连连点头，“好，我一定去。”

这一天收到的信息量太大，距博作义过生日还有两个星期，到了那一天，总理恰好 忙了23个小时，上床服了安眠药，睡觉了。

傅作义深知周恩来一诺干金，从认识起，没出现过失信，所以生日这天作了总理来 参加的准备。工作人员提醒说：“当时只是随口问一句，这都两个星期了，总理会不会 忘了？”

“不会。”傅作义充满自信，“打从我认识他，他就没忘过事，没失过信。”

幸亏亲属和工作人员不像傅作义与总理接触多，他们只按常理想事情。照常理，事 隔两个星期，总该再问问。就算对方没忘记，两星期前只能算打招呼，办事这天还该再 邀请一下才合礼。所以，他们在中午11点给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话讲得很巧妙：“傅 部长今天过生日，总理今天是否能抽出时间参加？”

那天成元功值班，他翻翻日历又看看小黑板，没有记录这项活动，也就是说，事先 没作安排。所以总理连续工作23个小时后就上床休息了，没有坚持28个小时，再参加一 下傅作义的生日餐，然后才休息……

不过，成元功是细心人，听对方口气，分明总理是答应过的，而总理又是一诺千金 的人，所以他没有因为总理已经入睡而回答不行，只说：“请等一下，我去报告。”

成元功向邓大姐报告，邓大姐明白总理一诺的分量，对成元功说：“告诉他们，总 理去，稍晚点儿到。”

11点半，邓大姐将入睡不足1小时的总理唤醒。

以往，总理被叫醒，不是主席找就是国家出了大事。总理眼圈充血泛红，一边看表 一边问：“有情况？”

“傅作义今天的生日，”邓大姐问，“你是答应去吃饭了吧？”

“嗅，嗅，是答应了……两个星期前就答应了。”总理一下子精神起来，匆忙穿衣 服，“哎呀，糟糕糟糕，怎么会忘，怎么会忘了呢！”

总理匆匆驱车进往小酱坊胡同，参加傅作义将军的生日聚餐后回来，兀自歉疚地喃 喃不已：“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这还是第一次忘事情！”

我说：“反正又没误。”

总理不自安地说：“答应了人家的事情又忘记了，就算没误也是对不起人家呀，答 应了怎么能忘记呢！”

总理就是这样的朋友交往，一诺千金！

总理喜爱的文娱活动很多。他是个爱玩又没时间玩的人；兴趣广泛又不能不压制兴 趣，甚至忍痛将其窒息掉。

总理喜欢唱歌、跳舞、读小说、作诗、看电影、看戏剧以及下棋打牌。

在人民大会堂，在建设工地，在许多群众集会的场合，历史都为我们留下了周恩来 指挥大家高歌的镜头。

周恩来喜欢唱歌，也喜欢听歌。他的听歌、唱歌有一致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一致之处是，他喜欢听喜欢唱民歌，不大喜欢“洋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美 声唱法。听这种歌他从来不跟着唱，也不会像那样用嗓。

他曾对我说：“这是一种很好的艺术，但不适合我。这种洋嗓子听着不舒服，洋嗓 子和我们革命的历史联系不大，唤不起美好的回忆。”

周恩来毕竟是一位职业革命家，有他独自的经历，当然也就有他自己的爱好和选择。 就像生活中好姑娘很多，但未必好姑娘就可以成为好妻子，每个人还有其他性格、知识、 经历、交往等许多考虑。听歌唱歌也是这个道理。

周恩来喜欢听信天游，听到这种曲调便会生出莫名的激动，两眼闪出湿漉漉的波光， 头轻轻地点出节拍，神情里流露出一种静谧无言的喜悦和舒心惬意的遐想。

但是，他很少唱信天游。从东北到云南，从新疆到台湾，所有的地方小调他都喜爱 听，但极少放开喉咙高歌，这就是听与唱的不一致。

他喜欢高歌的是《我们走在大路上》、《社会主义好》、《长征组歌》、《洪湖赤 卫队》、《中华儿女志在四方》等等激情澎湃，热烈奔放的歌。特别是《长征组歌》和 《洪湖赤卫队》，简直可以说入迷上瘾，时间久听不到就难受，疲惫不堪而闭目小憩时， 嗓子里必要哼哼这些歌曲。

他爱看爱听“长征组歌”，有演出尽量设法去看，独个儿听收音机，听到组歌就会 “入歌”用手轻轻击拍，或哼曲，或小声跟着唱。我的记忆中，他最喜欢“毛主席用兵 真如神”这一句。无论是在剧场还是独个儿听收音机，听到这里便会击出一个重音，无 限感慨地把头点一点。

有一次，我见他独个儿在办公室听这支歌，到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他身体各 部位都随着音乐的节奏有所动作，仿佛全身心都融入了旋律之中。我忍不住问：“总理， 这一句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他睁眼看看我，笑道：“不是经过长征，那是听不出这一句的、美妙境界的。”

我是经过了长征的，但我在四方面军，没有跟中央红军行动，自然缺少总理这样切 身的体会和感受。

对于总理的听歌和唱歌，有人形容为：“小气候里迟逐流动，大气候里震荡奔放。

对各地民歌小调，总理喜欢沉醉一般悄悄欣赏；全身心地松弛，独个儿追逐体会着 那感情的跳跃，意识的流动，仿佛渐渐走入一个美妙而古朴的童话世界，充满了花草的 温馨和泥土的芬芳。这就是“小气候里追逐流动。”

大气候里震荡奔放，那是带着登高一呼，万众响应的气势和力量，是一名职业革命 家壮怀激烈，“仰天长啸”的抒发情怀的表现。也是宣传鼓动群众与自己一样激荡起豪 情和热情，团结、奋斗、向前的真情流泄。

周恩来是位感情非常丰富的人。在某些作品里，常把周恩来工作中的严肃、谨慎、 细致，笼统到整个生活中。其实不这样；休息时，哪怕是群众场面，只要不是办公事， 他都是活泼又活跃。在老干部中，“活跃分子”是有其特定含义的，往往指革命队伍中 上下组织，左右联络，出头露面进行宣传鼓动的同志。在中国的领袖群中，周恩来几乎 可以称为唯一的“活跃分子”，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常常按捺不住地放开歌喉， 甚至要指挥起成千上万的人一道唱。更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乐于自告奋勇，教同志 们唱“志在四方”，唱“长征组歌”。

过去有许多影视资料和报道文章都记录过周恩来带领群众放。声高歌的情景，无须 多讲。我这里想讲一点的只是他这样做，丝毫没有什么做作或工作需要，那确实是一种 感情洋溢，需要释放的再自然不过的表现、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1965年6月，周恩来出访坦桑尼亚。这是中国民航第一次走出 亚洲，走向世界。飞越天险喀喇昆仑山时，总理临窗，放眼远望：群山绵延，突兀颠连， 好象维系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一样机妙玄奥，深不可测；又像鉴证着大自然不可思议的 雄伟创造。冰峰林立，白云徜徉其间；碧空万里，与皑皑白雪上下辉映，幻化流转着七 彩光芒。

总理的眼里像起了惊雷电闪，光彩照人。他的胸脯开始起伏，那是激情进发前的沉 默。他连续几次长长地叹息，仍然无法平息心潮的起伏，便从胸腔里发出了浑厚的低沉 的歌声：“红岩上红梅开……”

他唱的第一声像呻吟一样带着隆隆的胸膛共鸣音，并且马上停住了，轻咳两声，好 象有些不自然，目光朝我们一扫。我相信他是从陶醉里刚刚醒来，明白了自己是在飞机 上，是在一群随行人员之中；他把目光再次投向窗外时，千仞冰峰在脚下蜕起、跃动； 滚滚而来、层出不尽。于是，那无法按接的激情便第二次喷涌而出，并且一发而不可止。 那成了真正的引亢高歌；总理是彻底放开了嗓门，歌声萦绕在机舱里，在我们每个人心 头引起强烈的经久不息的回响。于是，总理的独唱自然而然成了我们全体乘客和机组人 员的合唱：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总理喜欢民族歌曲，自然也喜欢京剧及各种地方戏剧，喜欢看各种国产影片。

对于戏剧，我曾问过周恩来：“总理，你喜欢京剧还是喜欢越剧？”

总理说：“都喜欢。”

我问：“比较起来，更喜欢哪一个？”

总理一笑：“比较起来我更喜欢话剧。我在南开学校读书时，演过话剧。那时学校 还不够解放，男女分校，我们演剧没有女角，就由我来扮……我们演得很成功。”

总理天天看报纸，天天必看各剧场的节目预告。无论哪一天，你随便问总理：“今 天吉祥剧院演什么戏？”总理肯定可以马上告诉你。

有一次我问：“总理，你看那些剧场节目预告干什么？”

总理笑着叹口气：“看戏是享受，想戏也是一种享受呢。”

我含笑作一个总结：“很少有总理没看过的戏，也很少有总理看完全场的戏。”

总理听罢哈哈大笑，频频点头。因为我这一句话道出了实情。总理酷爱看戏，没有 什么戏不想看，但他“官身不由己”，想看也看不完，太忙了。或者晚到；看个尾巴， 或者早到，看个开头就马上要赶去参加会，有头有尾地看完一场戏实在太少，有数的几 场而已。

有的老同志说我有办法叫总理休息，其实这办法就是“假公济私”，“投其所好”。

什么是“假公济私”？就是把休息和工作搞得界线不分。凡有新电影，新戏剧出来， 我们总要找出各种理由原因，安排总理去审查新片新剧，并且尽量“上纲上线”，说这 是对文艺工作者是否关心、重视、支持的大问题，说作者和演员如何如何已经准备听取 总理的意见，如果不去看就会挫伤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甚至是不利于党的知识分子政 策云云。

这样一来，总理就不审查也得审查，不休息也得休息几个小时了。

所谓“投其所好”，就是按照总理对休息的解释，满足他的那种“休息”。比如把 作者、演员请到家里来，同总理一起吃顿饭，聊聊天；自然是聊戏，聊演员的生活。这 样聚会一次，解决了剧团的问题，也达到了让总理休息一下之目的。

读小说对总理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和娱乐。总理早在刚刚结束童年步入少年时，就 读完了《三国演义》、《水浒》等古典名著。他曾对我说：“读小说和办公，用的不是 一个脑子；办公办累了，看看闲书也是休息。”

总理看电影看戏看小说的故事很多，特别是文艺界人士写过许多回忆文章。我这里 只想讲两件事，说明我们的总理，即便休息娱乐，也保持着鲜明顽强的民族性。这对于 刚刚结束殖民地、半殖民地命运的中国人民来说，是尤其重要的。

记得1950年1月20日，我跟随总理赶赴莫斯科，参加与苏联的谈判时，中苏正号称 “磐石般的团结”，也就是铁板一块了。像我们这一层的人，单纯热情，一说苏联老大 哥，那就一切光明，一切友好。记得那时斯大林的威望不得了，只要喊起他的名字，人 们就可以前仆后继，不惜任何牺牲地冲锋向前。他在苏联人心目中是神，在中国人心目 中也是神。但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与我们的心态显然不同，思考问题远不在一个层次一 个水平线上。

毛泽东只跟斯大林谈，不参加与莫洛托夫，维辛斯基等人的会谈。这与其他任何社 会主义国家都不同，是第一个当仁不让地把自己放在与斯大林完全平等的位置上。

斯大林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建立的崇高威望，使他原有的大国沙文主义表现更突出 了些。毛泽东到莫斯科，离莫斯科，斯大林都没参加迎送。这样的结局毛泽东是不能接 受的，他那强烈而鲜明的个性，使他当面向斯大林提出请求，坚持让斯大林去自己所指 定的地点参加中国举办的答谢宴会。斯大林说他从来没有出去到别人确定的饭店去赴宴。 毛泽东坚持斯大林应该给自己一个例外。

结果，斯大林第一次屈从了别人的意志，这个人就是毛泽东。记得周恩来为此十分 兴奋，对宴会作了许多具体指导。我至今鲜明地记得那天的气氛：欢快、隆重、庄严。 来宾非常多，有各国大使和苏联的高级将领及部长们。

显然，这些部长、高级将领、大使们也是轻易见不到斯大林，都激动得不能自己， 焦急盼望着能看一眼斯大林。

在一片喧腾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大使们议论中的两句话：

“斯大林与毛泽东相见，在世界上是开天辟地的大事。”

“毛泽东厉害，能把斯大林请出来；罗斯福和丘吉尔也没能做到，没能如此。”

斯大林出现时，那些大使，那些部长、将军们都像孩子一样争抢着一睹斯大林风采， 并不像现在某些作品出于政治原因所描写的那样。我当时看到的情景，所有人都是发自 内心地欢呼，夹道迎着斯大林鼓掌，拼命挤前一点，就是想多看一眼，那是真正的崇拜， 没有伪装和做作，见到斯大林与毛泽东站到一起时，多少人流下了泪。真流泪假流泪， 真欢呼假欢呼，真激动假激动我还是分得清，看得明的。比如“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年 后，那种欢呼万岁已是越来越假，越来越口是心非。岂止我看出来，绝大多数人都清楚， 只是不敢说或不能说罢了。

现在没有什么不敢说或不能说的。实事求是讲，1950年我见到的所有欢呼者，流泪 者，都是至倩至性的真实流露，决无半点虚伪假装。

就在这样的中苏友谊，这样的热烈亲密中，总理却没有生出盲目性。去莫斯科的列 车上，他连续阅读获斯大林奖金的小说《旅顺口》。一般人读这本书，一听获斯大林奖 金，便盲目跟着喝彩、叫好。周恩来没叫好，越看越皱眉，最后把书一摔说：“满纸胡 说八道，这种书居然还获斯大林奖金，可见苏联也并不是什么都好，什么都对。”

到了1950年底，抗美援朝战争紧张进行之际，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雷英夫担心敌人在 辽东半岛登陆，利用工作之余读这本《旅顺口》，想从中得到一点在辽东半岛设防的启 示。

在一次聊天中，周恩来听说雷英夫对照地图看《旅顺口》，就问：“你读这本书感 觉怎么样？”

“不怎么样。”雷英夫说，“不像外面吹捧那么好，我是为了研究战争参考着看一 看。”

“这本书很糟糕。”周恩来评价说：“很糟糕的书还获得斯大林奖金，获得某些人 喝彩，那就更糟糕，简直是糟糕透顶。”

“总理看过这本书？”

“我是今年一月去莫斯科的路上看的，印象坏极了，有些地方简直看不下去，真正 的中国人都会有这种感觉，不会盲目地跟着去吹嘘。”周恩来很少有地掰了一下手指： “第一，这本书是吹嘘沙俄侵略战争；第二，旅顺口陷落时，列宁有篇文章说这是掠夺 性、反动性战争，这本书却仍然大加宣扬；第三，极尽丑化中国人之能事，不是特务、 奸商，就是妓女、骗子。第四，书中歌颂的英雄马卡洛夫，是个拥护沙皇反动统治制度 及其侵略政策的家伙。有这4条，这本书是什么货色就很清楚了。他们就是改不了的大 国沙文主义！”

在那个“一边倒”的年代，张口闭口苏联老大哥的年代，总理讲出这样的话，确实 给我们发热的头脑降了降温。知道“斯大林奖金”也不能迷信；他们搞大国沙文主义， 搞民族主义，我们也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性，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再不能有丝毫的奴颜媚 骨。

正像周恩来所说，“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在娱乐中他也从不忘记。

1954年我随周恩来去参加日内瓦会议，出发前，他特意关照，让把我们新拍摄的越 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带上。

会议期间，我们先放映了纪录片《1952年国庆节》。这部纪录片受到热烈欢迎和赞 叹，一位瑞士记者在报纸上报道说：“当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和手捧鲜花的姑娘们迈着 矫健的步伐，跨进日内瓦的银幕时，西方和东方的无冕之王们都情不自禁地一起发出轻 轻的赞叹声。”

影片结束后，观看影片的记者们纷纷围过来和中国代表团的人握手祝贺，讲了许多 热情洋溢的赞美话。连英国的记者也承认：“再也不能拿1949年以前的眼光来看中国 了。”

但是，美国一位记者却心怀敌意地说：“这部影片不能不叫我们担心，中国是不是 在搞军国主义？”

情况汇报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早有准备地说：“他说我们搞军国主义，我们就再 给他们放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看他们还有何感想？”

大家听了这个决定，心里都没谱。前些日子周恩来请卓别林看《梁山伯与祝英台》， 客人都是文艺界或与文艺界有关的人士，这些专门人才都看懂了而且兴趣很大，当时演 出效果很好。但现在请政府官员和记者看，效果会怎么样？是否会应了那句话——洋鬼 子看戏，傻眼了。

负责这项工作的新闻联络官是熊向晖同志，他对这件事有过回忆文章。为了洋鬼子 看戏不傻眼，他请英文翻译将剧情和主要唱段写成了一本16页的说明书，剧名也译成英 文《梁与祝的悲剧》。

熊向晖兴冲冲地向总理汇报他创造性的工作。

“这才是党八股呢。”周恩来没有表扬他，反而批评说：“你也不看对象，在那里 对牛弹琴！”

熊向晖始料不及，被批得发怔发痴。

“十几页的说明书，亏你想得出来。”周恩来吁口气，放缓声音：“我要是记者， 我就不看你那本说明，又不是上政治课，还要发讲义。”

熊向晖眨眨眼，噗嗤一声笑了：“叫我说，给洋鬼子看戏，本身就是对牛弹琴。”

周恩来也笑了，笑得文明而又开心，不慌不忙说：“琴还是要弹，不但有政治意义， 也是传播我们的民族文化么。问题是你怎么弹这个琴？你用十几页说明书去‘弹’，那 叫‘乱弹琴’，我换个‘弹’法就能弹通，你信不信？”

“怎么弹？”

“你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就行。”

“什么话？”

“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影片——中国的《罗米欧与朱丽叶》。”

“噢……”熊向辉似有所动，点点头又摇摇头：“这样……行吗？”

周恩来把手一挥：“你就这样办好了，保你不会失误。如果失误了，我送你一瓶茅 台酒！”

“行，一瓶茅台酒！”熊向晖打赌似地说。如果总理的话真灵验，输一瓶茅台酒是 完全值得的。

放映那天，各国记者早早就都来场了，座位坐满，过道也站了人。看来，都想看看 中国怎么也有个罗米欧与朱丽叶？总理这个法子想得不错，有悬念，吊胃口，可是，成 功不成功还得看过电影才能下结论……

开演几分钟后，奇迹发生了。观众并没“大失所望”地离开或不满地发牢骚，这次 全场静悄悄，观众都如石雕一般纹丝不动，灵魂早巳进入影片剧情之中。看来人类不分 种族肤色，不分地区时代，不分阶级信仰，确实存在着某些共同的属于全人类的情感和 思想。《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罗米欧与朱丽叶》都是循着这种人类共同的情感发展着 故事，所以，无论白皮肤、黑皮肤、黄皮肤，大家都被剧情所吸引，为绚丽缤纷的画面 所陶醉，为温馨委婉的唱腔所倾倒，为飘逸袅娜的舞姿所征服，更为人类历史上，任何 地区任何民族都不曾避免无法躲过的爱情悲剧所感动。当演到“哭坟”和“化蝶”时， 观众的情绪也达到顶点，影院里一片抽泣声……

影片结束后，华灯复明。一个极少见的情景展现在我们面前：如痴如醉的观众还沉 浸在梁山伯与祝英台深挚哀怨的爱情悲剧之中，为他们的悲剧流泪不止。这种悲伤的默 哀足足保持了一分多钟，什么人鼓了一声掌，刹那间像起了暴风骤雨，热烈的掌声经久 不息，并且伴随了阵阵的欢呼声。

英国记者说：“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米欧与朱丽叶》更感人！”

比利时一位记者说：—“简直忘了是在看电影，好象我也到了梁祝身边。”

一位印度记者说：“中国还在朝鲜战争和土地革命中，这种时期就拍出这样充满美 好感情的影片，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

而所有这些对中国戏剧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理解，确实是靠了总理那一句话。

而这一句话，又说明总理．对我们民族，对世界各民族，对整个人类，有着何等深 刻的认识和理解啊！

在总理的文娱活动中，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作诗。可以说，从1940年我到他身 边，直至他老人家去世，总理基本没有停止过作诗。不过，从我来到他身边后，基本也 没见过他保留下一一首所作的诗。

现在公开发表的周恩来的诗作，都是他年轻时的作品。其实，他当总理以后作诗， 远比青年时期作诗多，特别是晚年，常看到他念念有词，并将新诗写下来。

总理一般是作格律诗，偶尔也作自由体诗。他对古诗词非常熟悉，无论我们提到哪 首诗词，他都可以出口便背诵下来，当我们为此惊讶时，他总是很动感情地说：“这要 感谢我的母亲，4岁时她就教我识字，5岁时已经教我背诵了几十首唐诗……”

我常想，周恩来的喜欢读诗作诗，是否与他的母亲有关？他在读诗作诗的时候一定 可以寻找回来那遥远的记忆，重新感受母亲的慈爱与保护，重新从母亲那里得到新的启 示……

周恩来作诗，或者是对什么事有感，对什么人有感，对什么景有感，或者是看到主 席或陈毅或董必武等战友的新诗，反复品味之后唱和一首。他一旦要作诗，吃饭走路乘 车这种时间就会被充分利用起来，嘴里偶尔吟出一句。这样的一天忙里抽空儿，反复索 句，或睡前，或起床后，新诗就出来了。

他作的新诗都是一挥而就地写在纸上，然后独个儿拿起来欣赏、品味，偶尔也提笔 改几下。我们只能远远看那诗行，偶尔听他吟出一句，无法拿过来细细欣赏，他就像秘 密地藏着什么珍宝一样不愿叫外人看。

他把作诗当作了消遣似地，消遣完了，概无例外地撕碎，而且撕得太碎了；先撕成 许多小碎块，再将小碎块一叠叠分别撕成更碎的碎片；撕到一般人再也无法拼对起来时， 才用手弄成雪片飘落一般扔进废纸篓。

总理心细，作诗极讲平压工对押韵，撕碎时也从不大意。我一次也未能将他的诗作 拼对出来。直到他病重后，仍然是这样，不愿留诗给后人。

外出参观游览，所过名胜古迹的工作人员都希望他留下墨迹。他一概拒绝：“找郭 老去，叫郭老写。”

我很后悔，那些撕成粉碎的诗作，如果我都用牛皮纸袋装好，现在将这上百纸袋的 “碎诗”交有关部门，一定能拼对出来，从中定可以进一步了解总理的思想情感。

周恩来会下棋，象棋、围棋、国际象棋都会下，还会打桥牌，在重庆与董必武等同 志玩过，后来都“戒”了。

总理对“戒棋”“戒牌”的解释只有三个字：“没时间”。

在他晚年，病重住院后，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减轻一些痛苦，我们拉他玩牌。他 在“戒棋”“戒牌”20多年后又拾起来了。他很会算牌，随随便便就能赢了我们这些认 认真真的人。赢了便轻声一笑，没有精力多说话。

只有一次，他看看表，说：“下棋打牌，过时间不觉，有个故事说，樵夫看两个老 头下棋，一盘棋下完，身旁的斧头把儿已经烂了。这盘棋下了多少年？干事业的年华， 千万不可沉溺其中。”

在文娱活动中，总理最喜欢的似乎还要算跳舞。我们也喜欢让总理多跳舞。这项活 动后来被我们称为“三结合”，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老中青三结合，而是：文娱、 体育、工作的三结合。

跳舞本身既是娱乐活动，又能锻炼身体，这是无须解释就很明白的事。医生主张总 理每天跳一场舞，活动活动身体各部的肌肉关节。但他太忙，做不到。

总理跳舞极少去春藕斋，一般是在紫光阁和人大会堂山东厅。50年代在北京饭店也 常跳。到这些地方来跳舞的还有李先念、陈毅、余秋里、何长工、吕正操等国务院及各 部领导。舞会8点开始，总理如果参加，常常10点左右到，跳几圈就提前走了。他舞姿 潇洒，会跳三步、四步，能跳出花样，不像毛主席、朱老总那么单调地踩点走步。

总理跳舞从不固定舞伴，他很理解文工团来的那些女演员，尽量勤换舞伴，满足尽 可能多的女演员“陪总理跳一圈”的愿望。

总理参加舞会，首先是作为社交的场合与机会，不忘结交朋友，不忘调查研究，不 忘讨论工作。

每次跳舞，周恩来必要同国务院机关和各部委领导打招呼，通报情况。若是有大事 复杂的事，就在舞会休息时将有关领导叫入舞厅旁的小屋里谈话。跳舞时，周恩来换舞 伴勤，也包含有多认时人，多听到一些情况的考虑。

每次跳舞，对于新舞伴，周恩来必要问姓名、年龄、工作单位，对单位里的领导及 工作有什么意见？等等。对于认识的老舞伴，他常提出一些文艺政策方面的问题，征求 意见，或者将自己考虑中的有关文艺工作的内容讲出来听听群众意见。

总理在跳舞中是怎样调查研究，怎样做工作呢？随便举个例子。

郑淑云是总理的保健护士。她第一次见总理，就是在北戴河的舞场上。谈话是在舞 会休息时开始的。

“你什么时候来北戴河的啊？”周恩来问过姓名、年龄及家庭情况后，放慢了讲话 速度。

“中央异地办公，从开始我就跟打前站的同志们一起过来了。”

“这个地区的地方病是什么？”

“哎呀，不知道……”

“你是医务工作者，领导没给你介绍吗？”

“光是从安全方面介绍一下，地方病可没说。”

“没介绍你也没调查？这就是问题。安全也要以预防为主。到一个地方就要调查研 究这个地方的状况，作为医务人员特别应该查清这个地方的发病情况，这样才好开展工 作，做到有的放矢。你说对不对？”

“对的。”

“那么地图你看仔细了？”

“看了，否则找不到首长。在杭州我给罗部长做蜡疗就迷了路，摸黑转了半天……”

“哈哈哈，就是么，吃一堑长一智，这就提高了……”

“哎呀，舞曲开始了。总理，你去跳舞吧。”

“你会跳吗？”

“我不会。”

“一次没跳过？”

“跳过两次，也是人家带着我……”

“那好，这次我带你，我来教你跳。”

“哎呀，我，我会踩你的。”

“哈哈哈，”周恩来把头稍稍后仰，一边笑一边指郑淑云脚下：“不要紧么，你穿 的是软胶鞋。”

郑淑云脸红了，把手递给周恩来。跳出第一步时，仍在喃喃：“可是，可是，您带 我跳会很累的。”

周恩来放低了嗓门，小声说：“放心跳吧，累点正好运动。”

像周恩来那样的大工作量，若不搞点运动，若不坚持体育锻炼，是无法长期胜任的。

每周的周末舞会，周恩来去跳几圈；每天起床后，从第一办公室出来，做5分钟的 自编体操；如果只是这一点运动，肯定起不了多大作用。周恩来还有其他许多运动方式。

第一种运动是办公室里的运动。这就是前面章节里写到的5分钟自编体操以及办公 疲劳时，起身绕办公桌快走几圈。除此两项运动外，第三项运动是踢室内足球。

天津人爱踢球。建国初期，天津的足球是很有名气的。周恩来在天津读书时就喜欢 踢球，当总理后，医生和身边工作人员天天要求他保证运动，他就想到踢球上，买来一 个足球。他没有时间去足球场踢，他的年龄和工作情况也不允许他去踢比赛，他就想出 了踢室内球的办法。

这办法也简单，就是办公室的一面山墙腾出一块空地方，不放办公用具。他的那个 足球，少打一点气，弹性不要大，然后放在办公室内。每天工作累了，周围人一再劝他 活动活动时，他就起身，两脚盘带足球，在那几平尺的小天地里激烈运动一番，时时朝 墙上射门。球没气，弹不远，每次射到墙上都能及时用脚控制住球，不会碰坏门窗或办 公桌上的东西。

不要小瞧这种运动，由于动作的迅速，活动量是相当大的，不要说总理那样的高龄， 就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陪他练5分钟，也会流出汗来。周恩来有时踢球要个“陪练”， 拦在那堵山墙前，总理盘带过人。如果被截住球，算输一分；如果晃闪过对方，把球带 过人，射到墙上，那就赢一分。

这项运动总理很喜好，坚持很长时间。因为他的运动同他的睡眠一样，必须围绕工 作进行。室内足球不受时间空间限制，有几尺地面就可以运动起来，见缝插针，效果很 好。

除了足球，总理还喜欢玩玩“卫生球”。

总理的喜欢玩乒乓球，同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那批优秀球员为国争光是分不开 的。这批运动员打出了国家和中国人民的威风，吸引得像董必武这样古香古色的老人， 也扔下毛笔，去玩了一段时间的乒乓球。周总理这样更具现代色彩的领导人，当然要比 毛泽东、董必武这些老派些的领导人玩得多些，好些。

总理的不利条件在那条伤臂。由于右臂在延安摔伤后，接骨不正，落下残疾。他的 右臂弯不到头，伸不到底，不像正常人可以180度弯臂直臂，他只能在弯曲30度，伸直 到150度这样的范围里正常发挥，超过就要活动受限。

总理难得有时间玩玩球，主要在饭前饭后的10分钟左右，在我们一再劝说下，可以 答应一声：“好，玩几下卫生球。”

讲“卫生球”，无非是形容乒乓球小。陪总理打球是件高兴事，因为我们太爱他了， 我们所有工作人员的自我感觉是超过世上任何一种爱，无论什么事情，只要对总理有好 处，只要有利于他的休息或健康，那么，再小的事我们也愿意全力以赴去做，做了就会 产生幸福和愉快。

我们都抢着和总理打球，为了不让他打着费劲，常常有意将球往他右手附近的台面 上送，而且要送得不高不低，便于重扣或抽杀。球的位置合适时，总理常常能抽杀出第 一流的漂亮球。

可是，总理没有抽杀，左手将“卫生球”一把捞过来，冲着对家嚷：“不干不干， 尽给我容易的，那不行。我不要照顾球，我能够输得起。”

总理认真得很，我们只好更认真地对待，既要真打，不让总理觉得是让球，又不能 一下子打死，必须给总理一定的招架和还手余地。这种球打得艰难而又令人兴奋不已。

每逢球下网或出界，总理常常显出一脸的惋惜：“哎呀，输了，输了！”如果一记 重扣或一个大力抽杀击中了，我们未能接回去，总理会为自己漂亮潇洒的击球欢呼鼓掌： “打中了，漂亮！”“你输了，哈哈，你输了！”

总理喜欢玩几下乒乓球，更喜欢看别人打乒乓球，特别是国内外有乒乓球大赛时， 贺老总都要派人给总理送几份秩序册。册子上详细列出分组情况，谁与谁对阵，怎样淘 汰怎样出线。总理看得非常细。

到了比赛开始，那个册子每天摆在总理的办公桌上，他每天在办公桌旁一坐，总要 先问问：“谁被淘汰了？”“谁出线了？”“下一轮谁跟谁比？”

我们随时将进展情况报告他，帮他用红笔勾出来。他一边听报告，一边自己也动手， 勾去淘汰的，勾出新的对阵关系，那种认真关心的劲头儿，不亚于处理军国大事。

偶尔我们也劝总理一声：“有时间勾他们，不如咱们多打两下呢，咱们还是以锻炼 身体为主。”

总理笑着说：“历来看棋的比下棋的累，我这也是运动，这样紧张一下，转回头再 办公，精力特别足。”

总理打球、看球都是围绕工作运转，如果影响了工作他是决不答应的。

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之后，全国乒乓球热升温到最高，点，西花厅里的秘书们 打球也打到了最高潮。

这天，乒乓球正打得激烈，一位外事秘书忽然惊叫起来：“哎呀，不好了！把一件 大事忘了！”

他扔下球拍就跑，还是把事情误了。

这下子惹火了周恩来，将全体工作人员召集一起，狠狠批评了一番。大家心里都不 好受，挨着做检查，保证引以为戒，不再发生类似情况。

于是，总理态度缓和下来，望着大家，带出感慨万千的语气：“唉，时间不饶人哪。 你们看，你们年轻轻跟了我，现在都有了白发。我也老了……记性都衰退了。”他朝我 吩咐一声，让把准备好的小笔记本取来，亲手发给每个秘书，然后宣布：“以后你们就 用这个本子备忘。我交待的事，外面反映来的重大事情，你们就把它记下来，不要再误 事。”

打乒乓球之外，总理还曾想增加一项游泳运动。

1954年在广州，毛泽东每天去越秀公园游泳，都要请总理一道去。总理也下过几次 水，似乎有了一些兴趣。他曾表示态度：“我听你们的，争取学会游泳。”

为了教会总理游泳，还为他请来体委一位同志当教员。教员当然积极性很高，很快 教会总理在水中憋气，并漂起来。可是再往下学，他那只伸不直的右臂便带来一些不便。 兴趣有点减弱。但并没停止学习，庐山会议时，有点空闲时间他又下两次水。

当时北京医院的院长是周泽召先生。有次总理游泳上来，坐在藤椅上休息，周院长 发现总理脚底出现许多小红点。他就替总理做了一下检查，说总理的身体不适合游泳， 以后还是少游，最好不游。否则不利于健康。

以后，总理就放弃了游泳这项运动。虽然这项运动是毛主席所提倡，中央首长多数 都学会游泳，并且热情很高，总理却退出了这支游泳大军。无论在北戴河、广州还是北 京，他最多不过坐在岸上看看别人游。偶尔忍不住下次水，也是坐船下水。我曾陪他在 中南海划过几次船。

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总理将一切体育锻炼都停了，只剩了一种运动，就是 从这个“救火现场”赶到那个“救火现场”，这种匆匆赶赴现场的急行，客观起到一种 体育锻炼的作用。

但由于“救火”的心焦情急，这种“运动”对身体其实是弊大于利。都说“文化大 革命”如火如荼，这种“救火”没完没了，一个比一个急。都说总理是累死的，这话一 点不假。

在我的记忆中，“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总理的休息有时已经是带了抢救性质。

1967年春天的广交会上，红卫兵要砸烂广交会，总理轮流找各派红卫兵谈话，作他 们的工作，30小时没离开现场，没停止谈话。劝说完红卫兵，接着又连续工作70多小时， 前后达100多小时没睡一觉，没休息一刻。

他在办公桌前突然面色苍白，额上沁出一层冷汗；由于痛苦，脸上的肌肉绷紧，嘴 巴抽缩着想挺过去那难忍的胸闷和心绞痛。

保健医生张佐良闻讯起来，一摸脉搏，早搏很多。马上给总理做心电图。当时301 医院的一位专家黄教授正陪胡志明主席在广州的小岛疗养，张医生就拿着心电图给黄教 授看，确实早搏频繁。两个人研究之后，决定给总理用药和吸氧。

从此，总理每天多了一项帮助他休息并恢复精力的内容，就是睡觉前吸一会儿氧， 改善血液的供氧状况，以维持他超负荷的大工作量。

就是天天吸氧，总理仍然发生过几次缺氧和心脏病发作。比如红卫兵火烧英代办处 那次，总理又急又气愤又过度劳累，心脏病就发作了。医生进行了抢救。

对于久坐不动或少动的人，洗澡无疑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毛；泽东就是坚持搓澡。 在1956年以前，他是泡澡；1956年以后，由于年岁大了，主要是搓澡。他搓一次澡，全 身血液流畅，是很解乏，很有效果的休息。

周恩来也常洗澡。但他不像主席由卫士侍候，由卫士帮忙搓澡；他一向是自己洗， 从不要人帮忙。

在他发生过两次心脏病后，大家就都担心了。总理毕竟年事已高，身体远不能比当 年，万一洗澡出了什么事，外边不知道，这个责任可不得了。

我们与保健医生商量后，决定以后不能再让总理一个人洗澡。第一次帮总理洗澡是 张医生和卫士小高去的。他们进入卫生间时，见总理正坐在浴盆里喘呢，忙上前帮忙。

“我没事，你们去，我不习惯，我自己能洗。”周总理不让外人帮忙。

“总理，你心脏不大好，万一犯病身边没人怎么行？”张医生劝说：“我们已经进 来了，还是帮你一把吧。”

说话间，小高已经动手帮总理搓泥。在这种情况下，总理才勉强接受了服务。

从此，我们再没让总理一个人洗澡，我和小高及张医生，总要有人陪他进卫生问。 而这时，总理实际上已经患了癌症，在我们开始帮他洗澡前，就已经查出了癌细胞。

就在身患癌症后，有次总理又是工作30多小时没休息。我忍无可忍地进去说：“总 理，你必须休息了……”

总理从眼镜框的上边望住我，小声说：“我去休息，这些工作你替我办哪？”

我站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了。

总理终于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声音天天在我耳边回响：

“我去休息，这些工作你替我办哪？”

大千世界

10章 夫妻之间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夫妻关系，无疑可以为人楷模。既是反封建的，又继承了民族的 传统的优秀道德；既是反资产阶级腐朽化的，又焕发出解放的现代文明的新气息。

对于恋爱与婚姻，周恩来像大多数人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认识和 态度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周恩来15岁进天津南开学校，19岁毕业，在一所教育比较进步，并且很有特色的学 校里，度过了对一个人思想性格的形成有极为重要影响的时期。

南开学校是今日南开中学和大学的前身，于1940年在严氏学塾的基础上，仿照欧美 近代教育制度创办的私立学校，创办人严修在清朝做过翰林和学部侍郎，思想比较开明。 校长张伯苓是从北洋水师学堂以第一名毕业，又到日本欧美考察过，办教育很认真。

周恩来在这样的学校里读书，并且成绩优异。“心算比一般同学笔算还快”，并且 在全校不分年级的作文比赛中，以《诚能动物论》获第一名。

卷子上的姓名是密封的，所以完全以文论取，不会像现在的许多文学评奖，掺杂人 际关系的因素。名次是由学校创办人严修亲自选定，当他揭开评为第一名卷子的密封时， 看到了“周恩来”三个字。他深深喜爱这个学生，因为过去的两年中，周恩来代表南开 学校参加天津市各中等学校的校际演说比赛，都夺取了第一名。

严修十分器重周恩来的人品和才学，经过长期观察，慎重考虑，决定将自己的女儿 嫁给周恩来。并亲自托人向周恩来提亲。

这是周恩来第一次正式面对了婚姻大事。以严修的名望和社会地位，能娶他的女儿 为妻，无疑是令人羡慕，甚至是某些人所求之不得的。令人不解的是。周恩来却很有礼 貌地辞却了这次提亲。

对此，周恩来的同班同学张鸿浩曾有回忆。说周恩来在一次散步时，对张鸿浩谈了 自己的想法：“我是个穷学生，刚入学时，学习和生活费用靠伯父支持，现在虽然靠成 绩好，作了免费生，生活费用还要靠自己解决。以我这种情况，假如和严家结了亲，我 的前途一定会受严家支配。所以我辞却了这门亲事。”

周恩来的想法对于一名有救国抱负而又自尊自强的热血青年来说，是很正常，不难 理解的。

那正是血性、锐气、容易冲动，容易偏激的年龄。周恩来从日本回到天津，随即投 入五四运动的洪流中。周恩来参加组织了革命团体“觉悟社”。激进的青年学生们相约： 不恋爱、不结婚，全身心地投入到改造中国社会的斗争中去，避免结婚受拖累或给后人 添麻烦。

邓大姐对此曾回忆说：“他们那个团体有20多人宣布抱独身主义，周恩来也是其中 之一，还为此发表过文章。”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各方面的不断趋于成熟，周恩来在赴欧勤工俭学期间，自然而然 地放弃了因一时激情而宣布的独身主义，自然而然地面临了恋爱与婚姻这件人生大事。

旅欧初期，周恩来曾经有一位比较亲近的朋友，是个漂亮的姑娘。然而，好朋友未 必适合作妻子。一旦作为婚姻来考虑，这，位漂亮的姑娘就不行了。因为她仅仅是同情 革命，而周恩来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 的伴侣。

周恩来曾对他的侄女周秉德说：“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指邓颖超)。接着 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定关系的。”

周恩来与邓颖超认识、交往及后来通信，确定关系的基本情况，前面章节里写过。 我这里主要想就自己的所见所闻，谈谈他们婚后的夫妻关系。

周恩来与邓颖超亲爱和睦，关系融洽，首先得益于他们彼此的选择。

周恩来基本是属于国家，属于民族和人民的，极少属于个人，因而也更少属于妻子。 从1940年我来到他身边，直到他住进305医院，到他逝世，他与邓颖超的夫妻生活很少。 从邓颖超偶尔谈到的过去生活，可以知道在大革命时期，在红军战争时期乃至整个战争 年代，夫妻生活更少，他们都是无保留地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 的解放事业。

婚前，周恩来与邓颖超5年没见面，尽管他们确定了恋爱关系。

婚后的生活，邓颖超曾对我们回忆说：那时周公很忙，一早要从广州天字码头乘船 去黄埔军校，晚上进回广州，还要参加广东区委的会议，向干部讲课作报告。我有我的 一摊工作，我担任广东区委委员，妇女部长。两个人都很忙，见面不多，说个话的机会 都很少。婚后不过一周左右，发生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刺一案，他就更忙了……

这种职业革命家的“蜜月”预示着今后漫长的夫妻生活都将是伴随着奋斗与牺牲的 革命进行曲度过。从统一广东到北伐；从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到冲出“四一二”“七 一五”大屠杀的血雨腥风；从南昌起义到坚持白区斗争，到投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从长征到西安事变，到抗日战争……到转战陕北。他们夫妻聚少离多。并且聚时匆匆， 离后悠悠，连毛泽东主席都两次大不忍地说：“可苦了恩来呀”，“你(邓颖超)这个后 勤部长没有当好，这么久，你连到前委来慰问(恩来)也没有啊……”

那种聚少离多的动荡颠沛的生活我曾经历过，不难体会。就是不曾经历过的青年， 也可以想见。因为就是建国后相对稳定的生活，他们也仍然在作出最大的牺牲与奉献。 实在说，周恩来与我们工作人员在一起的时间，远远超过与邓颖超在一起的时间。

他们各自有自己的工作，他们的最大乐趣都是为人民服务。这话讲起来似乎有点 “讲大道理”。“讲大道理”是“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被极端化以后才变了味道， 令人反感了。如果你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呆几天，你一定不会说这是“讲大道理”， 你将感慨万千地明白，什么叫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

周恩来的生活习惯前面章节都讲过，完全是围绕工作“见缝插针”，毫无规律可言， 吃饭和睡眠时间极少，而邓大姐基本是正常作息时间。所以常常是邓大姐睡醒一觉，周 恩来还在办公；邓大姐起床洗漱，周恩来刚回卧室吃了安眠药睡觉。邓大姐吃午饭时， 周恩来或早或晚刚吃早饭。除非请客，他们很少吃在一起，更少睡在一起。在我印象中， 一周难得在一起吃几顿饭或睡在一起。

由于总理时刻生活在工作人员的包围中，可以说，从两眼一睁到吃过安眠药入睡， 身边总有秘书等人跟着递汇报条、请示，送审批文件。所以，总理和大姐就连说话的机 会也是很少很少。

他们有什么事要说，多数是在卫生间，利用周恩来洗漱的机会，邓颖超去跟周恩来 谈点事，当然也有公事，主要还是谈点家庭里的事。所以，卫生间被我们称为“第一办 公室”，也曾被大姐苦笑着称为“成了我们的谈话间”。我们也自觉，逢大姐来跟总理 谈话时，尽量不跟大姐抢这几分钟的洗漱时间，除非有特别重大的事。

有时大姐跟总理一道吃顿饭，很高兴，很开心，秘书们却为急事急件所迫，常常到 餐桌旁去请示报告。邓大姐从没为此生气。我在总理身边几十年，只听大姐说过一句算 不得牢骚的苦涩话。那是一次吃饭，由于不断有秘书来请示报告，总理不停地放下筷子 又抓笔，甚至吃两口饭就得说七八句工作上的话。邓大姐开始还独个儿慢慢吃，趁秘书 来去的空间抢说几句话。后来怕总理这顿饭吃不饱就不枪时间了，让总理在秘书来去的 空间抓紧吃几口饭。再后来，见总理又批文件，又交待工作，抽空往嘴里拨口饭，她心 疼地皱起眉头，放下筷子，默默地望着总理，好久好久目光一瞬不瞬。

终于，当总理把一个急件交我时，抬眼看到了对面望着自己的妻子，感觉到那目光 的异样，小声说：“小超，你怎么不吃了？别等我，菜要凉了的。”

邓颖超脸上掠过一丝笑纹，那个笑给我留下极深印象，包含了多少感情多少心意啊。 光是革命者，不会有这种笑，光是贤妻良母，也不会有这种笑．必须兼有革命者和贤妻 良母这两条，才可能有这种笑。

“你也快吃。”邓颖超柔和地催促，接着抬眼望住我，说出那句苦涩的话：“你们 也给我们老俩口留个说话的时间呀。”

我无限歉疚地望着邓大姐，张一张嘴，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对不起总理和邓大姐。但我知道这种说法只反映我们的心情却 并不正确。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总理和大姐确实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 用张佐良同志回忆时讲过的话说，叫作“一片赤诚可对天。”

总理找到邓大姐做伴侣，是他一生的幸福，也是他远见卓识的一个证明。战争年代 的颠沛漂泊、奋斗牺牲且不说，就是进城后，中南海所有的人，上至毛泽东下到一般服 务人员，无不公认周恩来是“最忙的一个”。我们嘴上不敢说，心里是常常拿江青与邓 颖超相比的。这一比，不仅是比出毛泽东在生活上的不幸和周恩来的幸福，同时还比出 了作妻子的难处：

作革命家的妻子难，作革命领袖的妻子更难，作周总理的妻子才是难上加难啊！

幸亏周总理早在旅欧初期，结交了一位同情革命的“美丽的姑娘”时，远见卓识地 作出判定和选择：“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 周恩来冷静思考的结果是，这位伴侣必须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得了革命的艰 难险阻和惊涛骇浪”。于是，他明智地选定了邓颖超。

江青也曾跟随毛泽东经历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她与毛泽东的婚姻最终却不能不说 是一场悲剧。可见，光是能经大风大浪还不够，作为领袖的妻子，必须要具备优秀的品 性。比如江青和邓颖超，她们的品德和性格就有很大差异。

邓颖超是个乐于奉献的人，她一切的奋斗都是为了“给予”；给予党。给予人民。 所以，她耐得了“女人的寂寞和委屈”，理解丈夫，支持丈夫全身心地去为理想持搏， 为人民服务。

江青是个勇于索取的人，她一切的奋斗都要求得到报偿；她的奋斗精神确有超过常 人之处，但奋斗后的索取，也必须加倍地超过常人。所以，她耐不得“女人的寂寞和委 屈”，不理解丈夫，经常跟丈夫大吵大闹，结果是越吵越闹感情越糟。

邓颖超从来不追求名誉地位。四届人大时，毛泽东亲笔批准邓颖超担任人大副委员 长，周恩来压下这个批示，邓颖超不知道，知道后也支持丈夫这样做。

江青太重名誉地位，中共八大没有当上代表，一会儿疑神疑鬼怀疑汪东兴搞名堂， 一会儿又找丈夫闹，认为这是毛泽东剥夺了她应该有的代表资格。

邓颖超不谋求权势，从不打总理招牌办事。她处处谨慎，避免给总理招来麻烦。

江青权力欲太强，终于发展成野心。她挂在嘴头上的话是。“我代表主席看望你们 来了……”搞得毛泽东不得不再三再四申明：“她是她，我是我，她不能代表我，她只 能代表她自己。”

邓颖超不借助周恩来的名望、职务，所以她有独立的自我，反而受人尊重。江青总 想借助主席的威望，反而失去自我，结果应了主席所言：“积怨甚深”。

这里比较一个具体例子。江青常常是径直闯“宫”，强要见主席，发表见解，干预 政事。邓颖超从来无须周恩来声明“她是她，我是我”，从不过问周恩来的公事。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周恩来每天工作十几小时的办公室，秘书和卫士可以随时进， 邓颖超却自觉地不进。办公室有三把钥匙，周恩来一把，机要秘书一把，值班卫士一把， 邓颖超没有。

几十年的时间，我眼前天天重复一个画面：当周恩来连续工作超过10小时后，邓颖 超的身影就会越来越频繁地在门口出现，走过来，晃过去，最多不过贴在门缝处探头张 望，却不进总理办公室一步。

“恩来，该活动一下了。”邓大姐在门口最爱讲的就是这句话，每天讲一遍，不多 打扰总理，能提醒他活动一次就满足。

有时也提醒：“恩来，该吃饭了。”如果周恩来仍然不停止办公，那就加重点语气， 改称：“总理，该吃饭了！”

这样称呼是为了表明，我不仅因为你是我丈夫才关心你该吃饭了，更因为我们是战 友、同志，我必须站在全国人民的利益上来提醒你爱惜身体，按时吃饭。

总理逝世后，一些同志找邓颖超了解总理生前的各种事迹经历，邓颖超说不上来， 只能歉意地说：“他的工作我不了解，许多事秘书知道，我不知道，你们找秘书问去 吧。”

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后，第二天便订立了一项协议：两人可以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机 关工作，但不要在一个具体部门共事。几十年来，他们都遵守了这个协议。

1982年，有人找邓颖超了解周恩来生前做的一项工作，邓颖

超说不出，她不了解。但她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个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 党员》。这是她所了解的周恩来——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 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越是党的负责干部，越是担负责任重大，越要以身作 则地做到这一点；越是对自己亲近的人，越要警惕不出例外。

从通信确定恋爱关系时起，周恩来与邓颖超就确定了允许并尊重对方可以有秘密， 只属于个人的秘密，不像传统世俗的旧观念，所谓夫妻一体，就不能有各自的独立性和 隐秘。

周恩来和邓颖超确定恋爱关系后，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邓颖超对 我们讲过，直到结婚时，经组织沟通，彼此才知道对方已经加入共产党。但他们谁也没 有责怪对方隐瞒了自己。

周恩来去南昌领导“八一起义”，与邓颖超握手言别，分明是生离死别，周恩来却 什么也没说，直到离开武汉的那一刻，才笼统说一句：“我今晚要去趟九江。”去干什 么？呆多久？何日再相见？怎么联系？周恩来没说，邓颖超也不问。直到12天后，国民 党的报纸登出了“南昌起义”的消息，邓颖超才知道丈夫是去干了惊天动地的造反的大 事业。

这种“互不打听”的关系一直保持到生命终结。周恩来在弥留之际，有一次醒来， 与邓颖超手握手地互相望着，充满了无限依恋不舍的神情。他们彼此是最了解的，又是 最陌生的。

周恩来的嘴唇轻轻抽动，邓颖超俯下身去，望着周恩来，等候他讲什么放不下心的 事。

周恩来从喉咙里轻咳出一声，终于吐出郁积心底很久的一句话：“我肚子里还装着 很多话没有说。”

邓颖超轻轻点头，目光里流出的是信任和理解。她用少有的温柔与平静，回答一句： “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他们彼此握紧的手用了用力，便全明白，全理解，全讲清了。那情那景，令我们陪 护在身边的同志深受感动，并且对夫妇之道的认识一下子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新层次。

当时，陪护总理的主要是我和卫士高振普，后来又增加了乔金旺。我们曾由总理和 大姐的这两句对话，忆及许多往事。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总理的办公室里电话一个接一个，人来人往忙得不可开交。 但是除了军事秘书，无论是邓大姐还是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却不知在忙什么。直到 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宣布了，我们才和全国人民一样惊喜欢呼起来。

以后爆炸次数多了，就难免漏出点风声。

那是一次试爆前，总理办公室又是电话不断，一夜末睡。第二天早晨邓大姐起床后， 见到值班警卫乔金旺，就关心地问：“总理睡了没有？”

老乔摇摇头：“还没有睡。”

“什么事啊，又一夜不睡？”

这本是随口问话，并非是存心打听。乔金旺从军事秘书嘴里听到一点影子，也就随 口回答：“听说是风向不对。”

邓颖超出于关心，便推开总理办公室的门，探头问一声：“恩来呀，听说是风有问 题？”

周恩来与邓颖超彼此的称呼，细琢磨是很有讲究的。

周恩来认识邓颖超时，周恩来21岁，邓颖超15岁，周恩来就叫邓颖超“小超”。这 个称呼一直叫到他去世。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同事中邓颖超渐渐由“小”到 “大”，称呼自然而然起了变化。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邓颖超是革命同志中年龄小的 一个。所以大家也叫她“小超”。到了抗战结束后，重庆的党员干部里，多数是新鲜血 液，都比邓颖超年轻，所以不知不觉就改称了“大姐”或“邓大姐”。周恩来始终把邓 颖超叫“小超”，鉴于大家已改称呼，则对着邓颖超叫“小超”，对第三者讲话时，也 随大家叫“大姐”或“邓大姐”。

邓颖超结婚时，称呼周恩来为“恩来”，偶尔也称“周公”。到了长征前后，周恩 来蓄一部又长又黑又密的美髯，邓颖超便以这部大胡子改称周恩来“胡公”。抗战爆发 后，周恩来主要在重庆主持南方局的工作，住处叫“周公馆”，邓颖超就很少叫其他， 基本只称呼其为“周公”。“周公”一直叫到进城，叫到建国，便基本不叫了。改称 “恩来”和“总理”。一般倩况，夫妻间称“恩来”，公事和社交场合称“总理”。就 是说，在称呼上也是“公私分明”。

现在，邓颖超在西花厅家中，只面对周恩来，自然是称“恩来”。偏偏她问的“风 向”问题又是公事，周恩来一听就生气了，猛地睁大眼，望住邓颖超严厉责问：“什么 风向问题，是谁告诉你的？”

邓颖超自知犯了忌，无意中介入了周恩来的公事中，不敢隐瞒，用知错的语气解释： “我只听老乔说了一句是风向不对么……”

“你把老乔叫进来。”周恩来放下了手中的公事，这是要认真追究了。

乔金旺不安地走进总理办公室，脸有些红。

“你怎么知道是风向不对？”周恩来声色俱厉，“是谁告诉你的？”

乔金旺噎住了。这事无论如何不能把军事秘书“卖”了呀。他索性低下头不吱声了。

周恩来见乔金旺这样，也没再发脾气。因为贴身警卫不是瞎子聋子，偶尔听到一句 半句打电话或交谈中的话也是难免的。他对门口的邓颖超吩咐：“你跟老乔谈一谈，怎 么能随便和人谈这类事情呢？”

总理这句话含了两层意思。一是乔金旺不该知道这件事，二是即便偶尔听到了，也 不能跟任何人说，就是跟邓大姐这样的有夫妻关系的老革命家也不能说。

见总理开始办公了，邓颖超忙把乔金旺叫走。

“你呀，你也不要太紧张。”邓颖超先安慰一句老乔，然后批评和自我批评一起说： “总理呢，是严格要求。几十年都是这样，我了解。挨点批评就挨点批评吧。以后有什 么事情不该跟我讲的可以不跟我讲，不该知道的我也不问就是了，咱们都接受教训。”

正因为邓颖超能够摆正关系，保持独立的自我，各安其位，所以免去了周恩来许多 不必要的麻烦，并深得周恩来的信任。必要时，周恩来敢于放心地托付邓颖超一些事。 比如他的办公室门上的钥匙和保险柜上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平时装兜里，睡觉 压枕下，起床时马上又装兜。邓颖超没有这两把钥匙。但是，一旦周恩来要出国，这两 把钥匙交别人不放心或不合适，他只交邓颖超保管。他相信邓颖超会像接受保密任务一 样把钥匙珍藏起来，不会暗去开门开柜。

记得有次出国访问，到机场时，周恩来想起钥匙还在兜里，忙装入牛皮纸信封，封 死后，交机要人员送邓颖超保管。周恩来出访回来，与邓颖超见面时，第一件事就是邓 颖超交还那个封有两把钥匙的信封。

周恩来笑着说：“嗅，你连信封也不打开检查一下？”

邓颖超说：“你怎么交给我，我怎么还给你。”

周恩来笑得更欢了，说：“我忘了告诉机要一声，这信封里还有我写给你的一个便 条呢……”

不久前看到一些老同志的回忆，江青是不该问的到处问，不该看的想方设法要看到， 为此跟机要秘书闹过脾气。与邓颖超比较起来，他们最后命运的不同，其根源首先不是 在于自身吗？

志同道合未必能为夫妻，性情相宜也只能提供好的感情基础。加深这种感情并使之 持久，毕竟还须双方的努力。周恩来属于妻子的时间很少很少，但他会温柔，善体贴， 懂关心，所以他可以在很有限的时间里，给予妻子最大的满足，这无疑是他们夫妻之间 关系亲密融洽的重要原因之一。

周恩来客人多，来谈话的，开会的，每天不断。他热情好客，喜欢朋友同事一道聚 餐。到钟点了，他习惯说一句：“别走了，一块儿吃饭吧，今天大姐请你们的客。”

周恩来习惯讲这句话是有来历的。

刚实行薪金制时，总理留客习惯说：“别走了，一块儿吃饭吧，今天我请客。”

这本是家常话，并没什么不对。可是，有一次客人都是几十年的老战友，这些人到 一起喜欢开玩笑，有事没多找点玩笑话气氛才显亲热。大家互相讲玩笑话，便有人说： “我们到总理这儿来就像一群敲竹杠的。”

周恩来笑着说：“敲敲好么，我愿意请客。”

邓颖超就在一旁笑着说：“怎么老是说你请客呀？你一个月有多少工资？你们是吃 我的，别以为是吃你的。不信咱们分开算一算。”

这是夫妻间常开的玩笑话，谁都知道，中国的传统是夫妻一体，在钱上是不分你我 的。寻常百姓家也常有这种玩笑话，说完就完了。

但是总理心细心秀，从玩笑话中想到更多内容。

一般妻子都希望丈夫有作为。女人爱男人首先往往是看这个男人是否有理想、抱负、 追求，能否自强奋斗不息。庸庸碌碌的男人是最不招女人爱的。但是，一旦男人作出成 就，女人是希望得到男人的理解和承认。这就像我们现在一首歌中所唱的：“军功里有 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总理在各方面都是出类拔萃的，邓大姐也是妇女中出类拔萃的，虽然他们所处的位 置都是令人敬仰的，但作为夫妻，情感上也有普通人的一面。邓大姐一句玩笑话过后， 别人都忘了，总理却没有忘，当真让我和管理员算算帐。

我管大帐，管理员管小帐；过去总算流水帐，却没算过这笔“夫妻帐”。我说： “大姐开玩笑呢，何必当真？”

总理笑得蹊跷，悄声说：“大姐说的是实话，我心里有数，请客其实都是花她的钱。 所以我才要你们算出来。”

邓大姐亲属极少，只有一个侄子，也从未找大姐要求什么帮助。总理亲属多，每月 固定拿出100元帮助这些亲属，其他临时性的援助还不少，包括接济来北京看病的周家 亲属，包括婚丧之类大事，邓大姐从不让总理操心，都是主动解囊相助。她对我们说： “这样可以解除总理的后顾之忧，也可以减轻社会负担。不要让他们麻烦政府或向单位 申请补助……”

所有这些情况，总理心中都是有数的。但他还是让我们算了一次帐。

一个月的帐算下来，总理的工资扣除各种开销，所剩无几。总理特意和大姐一道看 帐，然后慨叹说：“哎呀，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这开销全靠大姐垫着呢。”

大姐嘴角漾出柔和的发自心底的一层浅笑。

从此，总理仍然喜欢请客。如果他不请客或少请客了，大姐肯定会不安，那就见外 了。总理一如既往，只是改了一句话，“今天是大姐请你们的客。”这样一来，夫妻一 体，大姐更高兴，感情也更深更融洽了。

周恩来深明夫妻生活不能流水帐，那样的生活越长越消磨感情，整天厮守也守不住， 反而会破裂，会死亡。

周恩来善于用忙里抽闲的一点时间，给夫妻生活带来新鲜和乐趣。有时甚至搞点孩 子式的恶作剧，这种小小的恶作剧确实能起到活跃夫妻生活，带来大乐趣的好效果。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有次周恩来在新6所办了一夜公，天亮时走出楼门，轻轻地 发出惊喜之声：“噢，下雪了！”

雪花纷纷扬扬，轻盈飘忽地铺盖了大地，柔软得令人不忍践踏。对于连续工作了24 小时的周恩来，需要的应该是睡眠。但是。鲜冷的空气驱走了困倦，柔软的雪花引发人 情思绵绵。他面对雪天雪地凝立片刻，对我们吩咐道：“给大姐打个电话，请她来一下， 我有事情要跟她说。”

可能总理想起了什么重要工作？我们赶忙往家联系，邓颖超估计是有急事，匆匆赶 来新6所。

“什么事呀？恩来。”邓颖超进门就问。

周恩来已经穿上他那件海军呢大衣，一边往出走一边说：“出去说，我们边走边 说。”

邓颖超对这个提议很满意，因为她有个嗜好，喜爱雪，喜欢欣赏雪景。新6所里的6 栋小楼造型精巧雅致，满院草木丛茂；春天花开烂漫时自然贪心悦目，冬天赏雪也是相 当诱人的。

薄薄一层积雪在脚下发出一种似有似无，扑朔迷离的声息，这种轻盈的声音很容易 使人陶醉，使人神思悠悠。怕破坏这种感人的宁静气氛，所以走了一段路没人作声，而 邓颖超已经情不自禁地与周恩来越走越近，像热恋中的情人一样挨近身体，融入一致的 步伐和节奏之中。

“到底是什么事呀？”邓颖超的声音不知不觉变得柔似流水。

“请你来踏雪。”

“啊？我以为你有什么大事……”邓颖超的声音由高转低，最后几个字讲得已近乎 喃喃，那抱怨嗔怪中分明充满了极大的喜悦和感动。因为周恩来已经接上话：“这事也 不算小呀，你是喜欢踏雪的。可惜下雪的时候不多，我们一起踏雪的机会更少……”

就这样，两位经历无数大风大浪的职业革命家，在这样轻盈温馨的气氛中，紧紧走 在一起，走过一圈又一圈。

那天的雪不冷，真的有一种温馨。

他们谈了许多往事，都是与雪有关。甚至谈到了雪山。那是长征路上，周恩来患了 阿米巴肝脓肿，一直高烧昏迷。邓颖超虽然也患了肺结核，吐血，仍然从连队赶到总部 担负起照护周恩来的责任。周恩来昏迷在木板床上，邓颖超就在地下铺点稻草睡。

“那次还是靠了从雪山上找来的冰块，我才活下来。”周恩来回忆着，“用冰块局 部冷冻，才排出脓来。”

“那天从早上10点一直敷到下午五六点钟，你一说肚疼，我就松口气，说明你清醒 了。”邓颖超伸手接接雪花，轻轻叹一声，“我扶你起来，你整整排了半盆的绿脓。”

周恩来深情地望一眼邓颖超，说：“那次病来得凶猛，大概跟虱子有关系。我那个 羊毛背心，用力抖一抖，虱子就能下雨。”

邓颖超神往地说：“我一个小时就挤死170多个虱子，指甲都被血染红了……”

我说“神往”并非用词不当。其实，欢乐本身未必是幸福，苦。难往往才是真正联 系着幸福。任何人，他的一生，欢乐总是模糊的，记不真切；然而苦难和伤痛却无法忘 怀，特别是当这种苦难与奋斗同在的时候。刻在心里不忘的才是幸福。难道不是这样吗？ 多少当年的知青，他—们一生难忘的是北大荒，是延安，是内蒙古和云南。不断有知青 相约回到插队下乡的地方，拥抱乡亲，拥抱大地，放声痛哭。他们忘不了那片给予他们 幸福的土地和生活。但我还没听说什么人成群结队去拥抱欢乐一宵的歌舞厅或者哪个留 过情影的花前柳下……

这以后，邓颖超就有了去新6所踏雪散步的嗜好。服务处的李维信同志曾回忆说： “邓颖超喜欢来这里散步，特别是赏雪。她对我有个特别关照：下雪时提醒我一声来看 雪景……所以，每年冬天下雪，我都不忘给她去个电话，请她来看雪景。”

我相信，邓颖超每年冬天在新6所踏雪赏景时，周恩来一定会在她的心头明光闪烁， 紧紧伴随着她。

周恩来以谈“重要事情”的办法“诓”来邓颖超一道踏雪，给邓颖超一个意外的惊 喜。同样，应该作谈话的重要事情，周恩来偏不及时谈，最后也留给邓颖超一次难忘的 意外之喜。

那是50年代，周恩来担任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那时能走出国门的人不多，一旦组 团出国就是大事，总理必须同出国人员谈话。那次，邓颖超要出国参加一个国际会议， 按惯例，周恩来应该同她谈话。可是，一直到出发那天，总理只是忙他的工作，并不同 邓大姐谈话。

大姐要乘晚上10点的火车出国，都快动身了，总理仍然不同她谈话，会议上都采取 什么方针，政策？持什么态度？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这可是代表国家，而非夫妻间 的小事。邓大姐急了，推开周恩来办公室的门，不叫“恩来”，高声叫“总理”。

“总理，我要向你提抗议了！”邓颖超紧皱眉头：“别人出国你都谈话，我出国你 怎么不找我谈话2”

周恩来忙于批阅手中的文件，看也不看邓颖超地摆摆手，表示自己忙得厉害，不要 这个时间打扰。

邓颖超生气地退出来，独自去作出发准备。

晚上9点，邓颖超上汽车赶往北京站时，周恩来不忙不慌地走出门，也上了汽车。

邓颖超以为总理送她去火车站，要在汽车上谈话，故意赌气，不提谈话的事：看你 谈不谈，我叫你自己找我谈：

谁知，邓颖超不提，周恩来就不谈，到了火车站仍然不谈。看你能沉住气还是我能 沉住气！邓颖超憋着这口气，偏不提谈话事，周恩来果然跟着她上了火车。其实，大姐 料定总理必然要跟她谈话，公事而非私事，周恩来那样认真负责的人怎么会不谈话就放 任她出国？她只是想早点和周恩来谈谈，要分别了，平时没说话时间，出国前有这个机 会，正好多谈谈。可谁想到呢，周恩来迟迟不谈，难怪她心中有气。

在火车上，周恩来虽然聊了些话，却并不谈国际会议的事。眼看要10点了，邓颖超 终于沉不住气，一边频频看表，一边催促：“快开车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周恩来笑着只顾谈闲事。

“你没别的正经事要交待的吗？”邓大姐一次次暗示，周恩来就是不响应，好象真 忘了出国前谈话的惯例。

“要开车了。”邓颖超终于不打算抱希望了，最后看一眼表，开始“逐客”，“你 怎么还不下车呀？”

周恩来笑得蹊跷，作势作态地看表：“早着呢，还差两小时呢……”

“你的表停了！”邓颖超又急又气，“已经10点……哎哎……”

话音没落，列车已经驶动。邓颖超喊了两声哎哎，绝望地把目光从车窗外移向周恩 来：“叫你磨菇，这下子热闹了……”

周恩来淡淡地望一眼车窗外，不经意地说：“还是很正点的啊。”

“你怎么办？”邓颖超算服了周恩来的静气，“在前面停一下？这可是趟国际列 车。”

“我已经安排加挂了一节公务车，我要去天津同市领导谈工作。”周恩来故意讲得 很平淡。

“你、你，你怎么不早说？叫我……”邓颖超松口气，真有点哭笑不得。

周恩来直到这时，才像个恶作剧的孩子一样开心得意地笑响一串，说：“咱们老俩 口都忙，一直没机会聊家常，我这样安排，没人来打扰，不是很好很别致吗？可以尽情 聊上两小时……”

邓颖超那种欢喜兴奋的情绪洋溢于色，两眼闪闪发亮。她的喜悦也带给了周恩采更 大的喜悦，老俩口在火车上，谈国际会议，聊家常，那真是一次终生难忘的愉快的旅行。

车到天津后，公务车停了，国际列车继续行驶。周恩来留在天津处理工作。邓颖超 从苏联回国后，与周恩来聚齐，又一道去南开中学等地漫步；旧地重游，回忆往事，老 俩口难得那么轻松愉快。当时，我们工作人员都为他们那种纯洁深厚的恋情所感动，心 里热，眼睛也热，那真是一种特殊的教育。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情能够深挚持久，为人楷模，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对爱情的 专一。

曾经有一位美国的社会学博士来中国访问。他搞社会学，对中国的文明却难以理解。 他曾见到周恩来的保健护士郑淑云，一本正经地问：“周恩来这个人说话你们为啥都愿 意听！是不是因为他长得漂亮？”

“不对，先生，你说得不对。”郑淑云用东方的文明指正西方的文明：“我们的总 理有一颗美好的心，他总是用事实说话，他总是以身作则，他要求别人的事首先自己都 能做到，所以我们都愿意听他的话。”

周恩来英俊、威武、睿智；高雅、潇洒、风度翩翩。在西方人或许多东方人看来， 这是很能吸引女性的。一些记者在观察时，也常常以自己的心思和观念去作评论。说什 么“甘地夫人为周恩来的魅力所倾倒”，说什么周恩来是“东方第一美男子”，连林巧 稚也完全被“倾倒”了。

这些评论是浅薄而低俗的。

周恩来的魅力无疑是引人的，但这魅力决不在于漂亮，而在于心灵的高尚、高雅、 高洁、高绝！

林巧稚是说过热爱崇敬总理的话：我以前是信仰上帝的，现在我的上帝就是周恩来。

林巧稚谈她见到周恩来第一面的印象时，绝没有只字说他“漂亮”“英武”，而是 感动于他的领袖风度。

那是刚解放时，周恩来邀请一批专家学者赴宴，以期打消他们受国民党宣传而产生 的对共产党恐惧的心理，相互沟通思想情感，解除误会。林巧稚经亲友再三劝说才决定 去赴宴。她亲眼看到周恩来走到协和医院一名教授面前，伸手要同这位教授握手。这位 教授却自恃清高，傲慢地没有伸出手。周恩来毫无不悦之色；既无粗鲁人容易有的怒形 于色：也无文人相轻，容易发生的以眼还眼。他是那么大度从容，那么谦虚和蔼，一如 春风吹拂地和这位教授谈笑，寻找出谈话的共同点。两种作风一对比，令全场人感慨万 千。林巧稚当即作出判断：周恩来确实有领袖风度！

以后，随着接触增加，林巧稚又多次讲过：一个国家领导人如果都像周恩来那样， 国家就有希望了。

实事求是讲，所有见到周总理的女人，确实都热爱周总理。但这种热爱绝对是一种 崇敬的纯洁之情，正像所有的男人也一样都热爱周总理。不过，也应该承认，同样的热 爱，在夫妻关系中，对这种热爱产生的反应还是存在微妙的差异。

记得那是1962年的三八妇女节，周恩来和邓颖超请一批妇女代表到家做客吃饭。大 家早就准备了照相机，一进西花厅就争先恐后地“咔喀”起来。

其中的侯波因为长期在中南海担任摄影师，照相机会多，所以不是那么“逮住机会 不放”，照几张就自觉地退到了一边。其他女同胞则不然了，见一次总理不容易，真有 些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劲头，围住总理不放，你帮我“咔嚓”一下，一次不放心还要 两次，我又帮你“咔嚓”，再“咔嚓”，没完没了啦。

这时，在一旁的邓颖超等待一会儿，终于皱眉头了。忽然冲侯波大声说：“侯波， 你怎么老照不够啊？”

侯波早就退一边不照了。但在场的女同胞中，只有她与邓颖超熟，是“自家人”。 邓颖超说只能说身边人，自家人，当然不好说其他客人。但话显然是说给大家听的。

果然，女同胞们听到这一声，便陆续停止了拍摄。周总理这时仍然是那种从容似春 的自然表情，愉快地招呼大家：“好了，照了相就该入席了。今天是大姐请你们的客 啊。”

于是，气氛仍然保持了热烈欢快，没有发生任何拘谨或不自在的情况。

饭前，细心的总理不忘小声问候一声侯波：“挨批评了？”

侯波笑道“大姐没拿我当外人。”

总理也笑了：“你永远是‘自己人’嘛。”

周恩来就这样漂亮适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们所有工作在总理身边的人，都从心底感受并承认他在爱情问题上的专一、诚挚 和高尚严肃。他对所有的女同志都是尊重而礼貌的。确实有的首长对女同胞有时有点随 便，但周总理从没有任何时候，任何一次，对任何一位女同志有任何的失礼、失态或随 便。有些人别有用心地热衷于提总理旅欧初期结识过一位女朋友，那是一名青年在选择 伴侣前再正常不过的交往，总理从来不曾隐讳这一点，在与邓颖超确定恋爱关系时也坦 诚地公开这一点。总理的人品确实像高山白雪一样晶莹璀璨，投射出圣洁的光芒，我们 无法和他相比，但可以向他学习，向他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总理自己做得好，并不要求别人也一定达到自己的水平。他还善于理解人，全面地 看待人。

有位骁勇善战，立下赫赫战功的大将，偶尔陷于情感不能自已，做了件出格的事。

事情反映上来，周恩来同这位大将谈话，在严厉的批评中，甚至怒不可遏地拍了桌 子。对总理来讲，拍桌子大概绝无仅有这么一次，吓得那位大将脸色苍白，一屁股坐到 沙发上动弹不得，那种剽悍骁勇，八面威风的劲头丢得一丝儿也不剩。总理这时便有点 于心不忍地放柔和了声音。叫那位大将也好喘一口气，听他深入一层地讲道理。

事后，总理对这件事又严格保密，不使这件事影响这位同志的威信。而且，每次谈 到这位同志，总是谈他的优点，功勋及工作上取得的新成绩，从不再提这次错误，也严 格要求知道这件事的人不许有一点自由主义，无论公开或私下都不许再有任何议论或传 播。

这位大将曾无限感动地说：“我最服总理。他批评人严厉，不留一点情面，但我服 气。因为他自己一身正气，对待同志也是一片真诚可对天！”

周恩来的善于理解人，体贴人，也突出地表现在对待妻子上。

有段时间，邓颖超身体不太好，情绪也不太稳定，这是和进入更年期有关系。周恩 来对此很理解，并且很会体谅、体贴妻子。记得有一次夜里开会，凌晨4点才结束。我 跟随他驱车回西花厅。

前面讲过，西花厅分前院后院，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卧室、办公室都在后院。汽车距 西花厅还有段距离，周恩来就吩咐司机提前熄火，让汽车靠惯性悄无声息地滑行到前院， 停下来。

周恩来下车的动作很轻，并嘱咐一声：“动静小点。”

我们轻轻关上车门，怀抱文件准备从正门走向后院时，周恩来竖起一根指头在嘴前， 轻嘘一声说：“走这边。”

我们两名秘书一名卫士很快就明白了，他是怕惊动邓颖超，所以避开了邓颖超卧室 方向的正门，改从小道绕行。与往常不同的是，他一改往常走路如风的习惯，动作极轻 极缓，真可以用蹑手蹑脚来形容了，好象前面有一个外壳很脆的美梦，动作稍重一些就 会踩破一般。

到了办公室，周恩来在椅子上坐下来，松弛一下肩膀，然后才解释：“小超最近身 体不好，你们要注意一些。”

那段时期，邓颖超吃不好饭，情绪不稳。总理千方百计抽出时间陪她出去散步。

总理走路快，一阵风，几十年的习惯了，虽然散步时格外注意，但不知不觉就会走 快了步子。这时。邓颖超说：“恩来呀，散步你也走那么快，我都跟不上了。”周恩来 不像一般作丈夫的喜欢“以我为中心”，“夫唱妇随”，他首先考虑的总是去适应妻子。 他马上放慢脚步、重新挨近邓颖超，歉意地一笑；“你瞧，我这个习惯还真不好改呢。”

于是，老俩口又定入了同一个节奏中。在我的印象中，总理是喜欢听到妻子这种娇 嗔的怨懑，仿佛是一种爱的享受。

那段时期，邓颖超失眠严重，离不开安眠药。有一次，她服下安眠药可能量大了点， 一下就昏过去了。护士紧张了，大声呼唤：“大姐！大姐！”

这异常的叫声惊动了正在办公的周恩来。他丢下笔和文件，赶紧跑向邓颖超的卧室。 我从没见过他如此紧张急切，三步两脚冲到床边，俯身挽住邓颖超连声急呼：“小超！ 小超！小超啊！”那真是一股真情至感的彻底流露，至今想起都让我心里热辣辣地感动 不已。

周恩来对邓颖超始终称呼：“小超”，这与李富春恰好形成一个对照。李富春始终 称呼妻子蔡畅为“姐姐”，即便在隆重的公开场合也不例外。而且每次别后重见，一定 要拥抱亲吻，并不介意旁边人怎么看。如果说周恩来在邓颖超面前像个大哥哥，那么李 富春在蔡畅面前就确实像个小弟弟，我曾亲眼见蔡畅像大姐姐一样捧住小弟弟李富春的 脸亲吻，这大概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受到巴黎那种西方文明影响的原因。

在中央首长中，周恩来与邓颖超，李富春与蔡畅是被人们一样赞颂的好夫妻。如果 说周恩来与邓颖超始终保持着一种深沉的爱，那么李富春与蔡畅就是始终保持了热烈的 爱。

有天晚上，周恩来在西花厅召集几位副总理开会，忽然想起什么，边往出走边说： “不行，我得迎迎李富春。”

李富春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友谊都是源远流长、极为深厚。在李富春的性格中， 始终有一种热烈活泼的因素在闪烁，使人常常能鲜明地感觉到他体内循环着的青春洋溢 的热情和血液。比如他喜欢穿皮鞋，喜欢倾听皮鞋踏在地板上的咯噔咯噔声或是走在坚 硬地面踩出的咯吱咯吱声。如果是一个人走在幽长的走廊或是漫步于静夜笼罩的庭院里， 他会为这种有节奏的脚步声激起一种莫名的喜悦之情，并暗暗为之陶醉。

周恩来太了解他这个“毛病”了，匆匆迎到了前院。李富春一下车，周恩来忙伸手 示意那条通向后院的小道：“富春，走这边。”

李富春那双皮鞋显然刚擦过，锃亮锃亮，好象怕别人看不见似地，咯噔一声响亮地 迈出了步。

“嘘！”周恩来皱眉头，指指他那双威风十足的皮鞋：“静点，不要惊动小超，她 近来身体不好。”

李富春的样子有趣极了，张大嘴无声地“噢”，还点点头。脚底放轻就可以了吧？ 他还用手捂住了嘴，叫人想起“掩耳盗铃”的寓言，又从他的脚步上联想起哪部电彤里 偷鸡的镜头，连周恩来也忍不住想笑。

那真是生动活泼的中南海里的常人生活。

李富春朝气蓬勃，爱好广泛。下棋、订牌、打台球、看戏、看电影，这些活动占领 了他的几乎全部业余时间。他知道周恩来在所有这些方面都不比自己兴趣差，只是总理 太忙，不得不牺牲这种兴趣和娱乐。

那天开完会后，李富春聪明地抓住时机和理由，劝说周恩来：“你呀，会工作还得 会休息才行嘛。小超身体不好，你也带她出去活动活动，看看戏嘛，度过这段‘困难时 期’。”

“我是要好好安排一下时间呢。”周恩来赞同地点点头。

作为身边工作人员，我的体会，总理在这方面确实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有时为了能 陪陪邓颖超，甚至牺牲已经少得不能再少的睡眠时间。

有几个星期六，周恩来陪邓颖超去看戏，看过梅兰芳的，看过马连良的。

记得有几次节目都很精彩，大家都陶醉在演出中，不时响起掌声。周恩来在鼓掌时， 总要看看腕上的表。戏正演到高潮时，他忽然对我吩咐：“到点了，我们走吧。”

我依依不舍地朝舞台上投去最后的一瞥，只好跟随总理提前退场。

开始我以为总理是因为工作多，忙不开，所以提前退场。而且，事实上他也确实忙 不开。每次看戏之后，他的睡眠时间肯定又要减少。

不过，有一次他没有什么急待办理的公事，仍然提前退场了，我便忍不住问了一句： “总理，今天又不忙，这么精彩的节目为啥不看完呢？”

周恩来说：“你们大姐身体不好，不能熬夜，一定要按时作息，按时服药睡觉。”

那段期间，周恩来真是从各方面关心邓颖超。有时应该在楼上接待客人，他也关照 我们改在楼下，说：“今天大姐也参加，就在楼下见客吧，省得让她爬楼了。”

每天晚上10点，他一定要关心地问邓大姐是否上床安睡了？然后自己才回到办公室 开始工作。在周恩来这样的关怀体贴下，邓颖超终于度过了这段“困难时期”，以良好 的心情恢复了健康。

1962年，邓颖超因为患子宫囊肿，住北京医院动手术。总理那么忙，每天仍要抽空 去医院探视。现在看一些电影，导演表现主人公忘我的工作精神时，总爱重重地来一笔， 如何妻儿重病，生死未卜也仍然不去看一眼。其实大可不必一味作这种文章。谁能忙得 像总理那样睡觉都得见缝插针，一年难得两次睡够5个小时，一生难得自己睡醒一次， 都是由我们工作人员强迫叫醒，甚至吃饭多数都是在运动中进行：就是这样忙，他也要 千方百计抽一点时间去探望病中的妻子，实在陷于会议中脱不开身时，也要去打个电话 问候一声。这才是至情至性，有忠有义的真丈夫！

尤其使我感动的是，邓大姐出院那天，细心入微的总理担心门口那个台阶高，怕大 姐术后身体虚弱，上台阶出意外，影响刀口愈合，和我们商量：“能不能麻烦你们抬一 下大姐？”

我们深受感动，忙准备了一把藤椅，当大姐在门前下车后，就让她坐藤椅上，抬她 过台阶。她说：“不用，我自己慢慢来。”大家说：“不行，你刀口还没长好。这是总 理再三关心嘱咐的。”

当我们抬大姐过台阶时，她眼圈湿了。这既是对大家同志情谊的感激，更是为丈夫 的细心关怀所感动。

感情从来是相互的。周恩来对邓颖超的理解、关心、体贴、照顾，换来的是邓颖超 加倍地关心、体贴、照料丈夫的情谊。家里的事，邓颖超尽量处理好，不叫总理有一点 分心。她既不干扰总理的工作，又时时操心着他的身体。条件允许时，总理可以在家吃 顿安稳饭时，她一定要和医生、炊事员一道商量食谱，从营养到口味都要考虑到。

可以这么说，我们值班秘书和卫士，天天都要接到邓颖超的电铃、电话及至派人来 嘱咐，关心总理吃饭了没有？起来活动一下没有？睡觉了没有？甚至关心到“上厕所了 没有？你们该提醒他上一下厕所了。”

有多少次我们围在总理身边紧张地汇报、等候取批件、接受指示时，看到邓大姐在 办公室门口悄悄而焦心地闪过来，晃过去，心疼地朝屋里张望……

唉，总理属于全国人民，她不敢“自私”；但总理在她心中，她无法不心疼。这种 复杂而痛苦的心情，只有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亲眼目睹才会有最直接最真切的感受和 体会。

总理被癌症缠身住院后，邓颖超天天去看望。那情景我将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写到。

我这里只讲一条。

那是1976年1月15日，在周恩来的追悼会上，全场哭成一片。我看到邓大姐一直咬 着牙不敢放松，怕哭出声。

有声无泪是号哭；有声有泪是噔哭；有泪无声是痛哭。我们的邓大姐从始至终泪流 不断，那是最病最痛的哭啊！是从心里绞出来的泪。当她捧起总理的骨灰时，我看到她 的手颤抖得厉害，身体连晃几次。内心巨大的伤痛使她晕眩了，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才 重新站稳，没有倒下。

“恩来同志，”她哽住许久，从心底冲出悲恸欲绝的颤抖一声：“你安息吧——！”

顿时间，我们所有人放声大哭，只觉天昏地暗，仿佛整个世界都要沉陷一般……

十几年过去了。有一次我们几位老人又聊起周恩来和邓颖超深厚感人的夫妻之情， 几位一旁听讲的中青年妇女忽然擦起了泪。

我问：“你们怎么了？”

她们一边擦泪，一边说：“要是天下的男人都能像总理那样作丈夫，那该多好 啊……”

华盛顿人

11章 毛泽东与周恩来
毛泽东与周恩来，这完全是一部书的题目。一部书也写不完，议不清。历史已经将 这两个名字联系在一起，成为人们世代颂扬或评议的话题。

我只能就自己的极有限的耳闻目睹，以自己的亲身感受，谈点个人的看法和认识。

中国文化有一笔大遗产，就是“忠君”。特别是伴随历代历朝开国的明主和亡国的 昏君，总要有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忠君”故事发生。这一中国文化的遗产一直影响 着中国政治和中国的文化人及所有的百姓。

周恩来也不例外地受到了影响。

“忠君”在历史上一直被作为美德而加以歌颂，在今天，亿万百姓仍然从书籍、戏 剧、特别是人们世代的传颂中受到影响，仍然把忠与不忠视作衡量一个人人品的重要标 准。

周恩来对毛泽东确实是忠诚不二的。由于毛泽东晚年犯有严重错误，由于从五四运 动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呼求“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有些人对周 恩来的忠诚领袖有非议。非议不要紧，中国文化遗产在中国政治上的重要性会继续存在。 比如孔子和他创立的儒道，无论你怎样批判，它毕竟已经与民族的凝聚和延续相融洽， 同步了几千年。而历史是永远割不断的，文化遗产总会在新形势下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

讲两个周恩来关心毛泽东胜过关心自己的例子，作为“忠诚不二”的开笔吧。

重庆谈判前后，我跟随周恩来乘飞机往返重庆延安之间达23次。他处于高度紧张亢 奋的状态，不想睡不想吃却不困也不饿，这一切只为一个原因：毛泽东要亲赴重庆谈判！

周恩来曾在他的房间里单独而又低沉地对我说：“毛主席决定要赴重庆了。”

我望着周恩来，眨了半天眼。

“啊？”我忽然醒过来，顿时惊得目瞪口呆，半天不会喘气。

周恩来笑了，那是我从未见过的一种严肃沉重的微笑，带着凝思的神情说：“你大 吃一惊，这很好。说明国民党一定会更大大地吃一惊．他们肯定一点准备也没有，他们 根本没想到毛主席真敢去！我们有准备，他毫无准备，看来他们输定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全被周恩来说中，说对了。

消息传到重庆，我们的同志全都惊呆，简直不敢相信。我向周恩来汇报：“同志们 都大吃一惊，不同意毛主席来重庆。”

周恩来说：“各解放区也都不同意。”

我说：“劝劝主席别来了。”

周恩来说：“近20年来，蒋介石没一天不想杀绝我们。20年杀不了，这一次更杀不 了。”他讲得那么自信，感染我也有了些自信。他说：“毛主席亲赴重庆谈判，延安轰 动，重庆轰动；解放区轰动。大后方轰动，全世界都轰动了。蒋介石杀人的胆子没有毛 主席不怕杀的胆量大哟。毛主席是为了全民族，全人民的利益不怕牺牲；蒋介石冒天下 之大不韪，他没这个胆！”

记得毛泽东飞临重庆的那一刻，我真是全身热血沸腾；除了欢迎的民主党派负责人、 各报记者及我们的同志，眼前晃动的武装人员都是国民党兵。我当时脑子里轰响的只有 一个慷慨激昂之声：你蒋介石不是要杀我毛泽东吗？我毛泽东来了！

勇气和信心本身并不是安全，周恩来以他谨慎细致，扎实稳妥的一贯作风，对主席 的安全保卫工作做了最大努力。

周恩来在主席到达重庆前，多次召集在重庆的有关人员开会研究，决定由周恩来对 保卫工作负总责，由八路军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少将具体负责。

在安全保卫方面，贴身警卫无疑有着特殊的重要性。警卫不同于卫士。过去文章中 常提到的卫士，更多的是负责吃喝拉撤睡一应生活起居上的杂事。警卫是带枪的，套个 老话，相当“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周恩来为确定谁任警卫，确实费了一番思量。“要 有龙虎之土，龙虎之士哟……”周恩来在红岩嘴的居室里踱着步，沉吟不止。他忽然停 下步，望住我问：“何副官，你有什么意见？”

其实我一直在猜周副主席的想法，并且相信已经猜到了。我说：“毛主席是真龙， 当然贴身的警卫也应该是龙。”

周恩来笑了，说：“应该是龙。我们就用三条龙！”

于是，周恩来宣布了他的决定：毛泽东的警卫由陈龙和龙飞虎负责。跟随毛泽东外 出活动，不得稍离片刻。颜泰龙跟周恩来行动。周恩来不离毛泽东左右，出则同车，停 则同坐同息，吃则同食。每次出动，周恩来紧挨毛泽东，左右身后高度警戒着三条龙： 陈龙、龙飞虎、颜泰龙。

毛泽东踏上重庆的土地那一刻，周恩来对我讲的第一句话是：“主席到了，再不要 管我，你们都要全力以赴去保卫毛主席。”

周恩来陪着毛泽东乘车驶离机场时，前后负责保卫的都是国民党宪兵。由于毛泽东 到达重庆的当天，蒋介石便设宴款待毛泽东，所以第一晚，毛泽东就住在歌乐山蒋介石 公馆里。这是可以放心的，蒋介石就算急疯了也不敢在他家里伤害“客人”。

第二天，毛泽东住到了红岩村。乘车出发时，警卫在毛泽东

身边的是陈龙和龙飞虎，后面还跟着两辆中吉普，坐有一个班的国民党宪兵。我们 曾不放心这些国民党宪兵，周恩来说：“你们考虑的不对。这是在他们的地方，他们是 主人。我们管不了，防不胜防，让他们的宪兵来管，责任交他们才更安全。”

前面章节介绍过，红岩村地处郊区，环境简单清静些，便于保卫。毛泽东住红岩村 的当天，周恩来对我和蒋泽民交待：“从红岩村住地到公路有一里远。这一里路就由你 们两个人负责接送和安全保卫。离开这一里路没你们的事，在这一里路内出事，你们俩 要负全责，懂吗？”

我紧张了。“文化大革命”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那是胡说。但是在重 庆，这一里路顶千万里，对我这辈子来说可是一点不假，确实是太重太长的一段路程。 我盯着周恩来问：“起点……终点……明确一下才好。”

周恩来说：“出了红岩村的屋门就归你们负责，主席上车后，你们把主席交给了国 民党宪兵，就算完成任务。责任越清楚越安全，你问得好，说明你动脑筋了。”

从这天起，我跟蒋泽民就开始了一里路的警卫。毛泽东到重庆，去过多少地方走过 多少路？周恩来就是这样一里一里，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布置安全保卫。明确每个人责 任，把毛主席的安全点滴不漏地安排严密扎实。

从那以后，我和蒋泽民就获得了个“一里路警卫”的大名。红岩村地处郊区，与城 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各届朋友晤面交谈不便，张治中将军就把他在上清寺的公馆“桂 园”腾出来，让给毛泽东住。为了安全。毛泽东一天也没在那里住．只是进城会客时， 把那里作为会客地点。

饮食也是件大事。毛泽东从延安带来一个小鬼，负责做饭。我们工作人员就在我住 的房子后面搭起个小棚子，让这个小鬼在那棚子里做饭。食品和蔬菜不专门上街买，就 用我们大食堂做饭的米面蔬菜。周恩来说：“饭菜不在好坏而在安全。没有毒就行。” 参加宴会更容易出事，周恩来反复强调的就一条：不许给毛泽东吃独食，搞特殊。大家 吃什么，就跟着吃什么；至于酒，不论敬来多少，周恩来统统代替喝完。前面讲过，那 段时间周恩来的酒量得到超常发挥，天天喝大酒；喝得轰轰烈烈，惊心动魄，却没有一 次醉。我们警卫人员和工作人员，目睹周恩来一杯接一杯地往嘴里倒酒，好几个人都哭 了。那是真正拿命来保卫毛主席啊！就是怕酒里有毒。

当时我也流了泪，近30年后我又流了一次泪。就是江青搞“批周公”，我义愤填膺。 毛主席当年去重庆，她也在，她自己说过“恩来关心主席都关心到家了，我们谁也比不 了”。可她现在居然“批周公”！我曾问一位老同志：“主席讲话了没有？”老同志忧 郁地摇摇头。于是，我难过得流下了泪……

毛泽东雄才大略，他所关心所日夜思考的只是如何根据自己对世界及规律的认识， 从广度和深度上去推进革命，以他顽强的意志和超人的自信心去开拓，去冒险实践，去 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新世界。他不大在意别的同志为他个人做了哪些帮助和牺牲：他不 属于他自己，所以别人为他做出的一切他也视为整个革命行动中的一部分，而非个人间 的关系和情谊。建国后，我只见他到西花厅来过一次。也许他认为看望问候和叙旧是妇 人之仁？是俗套？他让周恩来终身任总理，哪怕患癌，哪怕卧床不能视事，他虽不去看 望，却仍然让他任总理，不允许任何亲近的人或确有能力的人去替换。他也许就是这样 表达对这位忠心耿耿的战友的信任、理解、感激和尊敬？

周恩来一生却是为毛泽东操尽了心。

在红岩村，周恩来对每个房间都仔细研究一番，最后决定请毛泽东住进董必武的房 子，这间房子便于警卫。请董必武临时搬到刘少文房间里去住。

那段时间，周恩来实在是充当了毛泽东的第一大警卫，衣食住行，样样亲自抓，亲 自安排检查。当毛泽东独自看文件或休息时，他亲自在走廊里警卫巡察；伯打扰毛泽东， 脱掉鞋袜，就那么光着脚丫在走廊里轻轻地，缓缓地走。至今睁眼闭眼，我仍然能鲜明 地想起他那忠心耿耿、小心翼翼走路巡察的姿式和神态……

就在重庆谈判这段高度警惕小心的日子里，一件意外的不幸事件还是发生了。

10月8日，也就是毛泽东回延安前二天，周恩来的英文秘书，廖梦醒的丈夫李少石， 不幸遭到枪击。

那天，柳亚子来办事处找周恩来，周恩来因为要陪毛泽东去参加张治中为欢送毛主 席回延安而举行的酒会，没有空，就由李少石陪他聊聊。柳亚子和李少石谈诗论文很投 机，柳亚子告辞时，李少石送他走。

李少石住曾家岩周公馆，柳亚子住沙坪南坝。李少石就用办事处的汽车送柳亚子。

办事处过去只有一辆车，司机姓段，是位老同志。毛泽东到重庆来谈判，一辆车不 够，又买一辆车。司机是位回国参加抗日的华侨，刚雇来不久。

送柳亚子回来，车经过红岩村时，路旁有几个铺子，遇到几个国民党伤兵在那里休 息。汽车经过时，碰伤一名士兵。有一个兵喊：“停车！”还骂了句粗野话。

司机也许没听见，也许怕停下来惹事，继续朝前开去。于是，喊叫的士兵开了枪， 子弹认背后打中李少石。司机立刻把他送到七星岗市民医院的急诊室里抢救。

司机没经验也不熟情况。市民医院又远又不好走，比市民医院近一半还有个疗养院， 若送疗养院急救也许有救活的希望。结果李少石因流血过多而去世。

司机把李少石送到医院后，眼见没希望了，悄悄把车开回曾家岩车库里。这个车库 并不在我们办公的曾家岩50号，距办公的“周公馆”还有100多米。他停下车，不敢和 同志们照面。怕负不起责，把车钥匙挂在车上就跑了。直到医院打来电话，我们才知道 李少石遇枪击了。

这时，酒会已结束，周恩来正陪毛泽东看戏。龙飞虎赶去附耳小声报告：“周副主 席，出事了。李少石同志遇刺。”

周恩来的身子触电似地抖了一下，对毛泽东轻声说：“有点事，我出去一趟。”

一出来，他头一件事就是找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我听到他严厉地说：“毛主席在 这里，你必须马上来。”当时情况不明，大家都很紧张，都认为是一起严重的政治暗杀 事件，是想刺杀毛泽东与周恩来，刺错了人。周恩来当时也说这是严重的政治暗杀事， 件。

张镇立刻赶来了，这位宪兵司令显然也很紧张，脸都白了，立刻随周恩来赶到市民 医院，可是少石同志已经因为流血过多而去世。

周恩来看着急救室里一盆盆的血水和一团团的血棉，难过地哭了，声音颤抖地喃喃： “20年前，在同样的情况下，我看到你的岳父(廖仲恺)……如今我又看到你这样……”

周恩来轻轻抹去泪，锐利的目光转向国民党宪兵司令：“我要求你必须严加侦察， 缉凶归案。现在毛主席的安全你必须负全责，你必须坐他的车，亲自把他送回去。”

张镇忙不迭地全都答应了。周恩来迅速安排了各项事宜，又轻轻地走回剧场，在原 来的位置上一坐下，立刻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默默地坐到 京戏散场。毛泽东看完戏和张治中握手道别，周恩来始终对枪击事件保密，不漏一字， 以免惊动主席。张镇亲自护送毛泽东回到红岩村。

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确实尽了努力，负责毛泽东的安全。后来 查明李少石遇枪击的原因后，周恩来还去医院看望了那位被汽车撞伤的伤兵，表示：愿 负担一切医疗费用。

全国解放后，周恩来多次对负责统战工作的罗青长和童小鹏说：“将来台湾解放， 对张镇在重庆谈判时期的这一功劳，一定不要忘记。”

周恩来和宋庆龄都参加了李少石的葬礼。当时毛泽东也坚持要参加，但所有人都坚 决反对，结果他只送了一副挽联，没参加葬礼活动。毛泽东回延安后，周恩来的兴奋之 色溢于言表，专门在桂园设宴，款待了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敬酒时还说：“共产党不 会忘了你。”

在毛泽东回延安前，双十协定还没达成，赫尔利大使就要回美国。我记得很清楚， 周恩来一听这个消息，脸都白了，一刻没停就去找赫尔利，说话声音都变了：“你不能 走，毛主席出来了，是你给接出来的，现在你必须把毛主席给我们送回延安，你不能失 信于天下人！”

紧接着，蒋介石又派张治中去出任甘肃省主席。周恩来更急了。忧虑地对我说： “国民党蒋介石动了加害毛主席的念头，必须打掉他这个念头！”

我记得周恩来首先去拜访蒋介石，回来的路上，他说：“蒋介石的保证不能信，还 得找张治中。张是蒋的嫡系，抓住他，毛主席的安全就有保证。”

经过一番紧张活动，周恩来多少松了口气。他拜访张治中回来，说：“张治中比赫 尔利明理守信。我说你把毛主席接出延安，你必须再把毛主席送回延安。张治中认帐， 他说我讲过的话我当然要做到，否则怎么能立身人前？”

毛泽东回延安后，周恩来脸上一整天都带着笑容，常常无缘无故就笑出声。他平时 节俭得近乎苛刻。炒个咸菜吃都说浪费了油。这次却连声说：“请客，请客，把为毛主 席服务的宪兵和服务人员统统请来！”

不知为什么，我这时忽然想起了1940年随周恩来参观张良庙的情景，想起他讲的鸿 门宴，张良如何帮助刘邦取得政治上主动，并帮助刘邦安全脱险的故事。

重庆谈判后，我对周恩来关心爱护毛泽东的真情实感开始注意，并且深受感动。毛 泽东要走的路，他先蹚一遍；毛泽东要过浮桥，他先踩一遍；毛泽东要住的房子，他先 里外查一遍；毛泽东睡的床，他先躺一躺，还要看看床褥下有无危险潜藏。转战陕北， 他坚持和毛泽东住一个院子，以便随时发现和解决问题。他早晨有清嗓的习惯，出门嗓 子痒，捂着嘴跑回屋子才咳出声，怕在院子里咳惊动毛泽东。建国后，毛泽东在颐年堂 开会，他要先去检查，像战争年代一样不放松警惕。甚至毛泽东的车门没关严，记者照 相的闪光灯刺了毛泽东的眼，毛泽东乘车驶过的地方有个人影他也要去追查，真可说关 心爱护得入丝入毫，点滴不肯漏过。

周恩来关心爱护毛泽东的真实情况，从一次过生日也可以看出来。

周恩来反对过生日；自己从不过生日，却为毛泽东庆贺过一次生日。

周恩来反对为自己过生日，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和教训。那是1960年，总理62岁生 日，我和孙维世两人商量，决定给总理不公开地过一次生日。

当时大姐不在家，我按照与孙维世商量的分工办法，先找厨师桂怀云。他解放前是 南京雨花台一位著名厨师，很有手艺。由于过去为多做点好菜给总理吃，被总理多次批 评“浪费”，挨“训”多了，有点犹豫。我说：“不要紧，你先搞点炸酱面，这是生日 面，长寿的意思；再做个大寿桃，看机会，能上就上，不能上就不上。”

桂师傅何尝不想给总理过个生日？他对总理感情特深，不仅是受总理忘我工作的精 神所感动，而且关键时刻总理还出面保护他，那是“三反”运动时，有人说桂师傅家里 高级瓷器不少，是精品。一个厨师哪来那么多精瓷？肯定不干净。总理知道后，说： “解放前一个名厨师家里有点高级瓷器算什么？你们太缺知识了，胡闹台：”

桂师傅平时挨批评多是因为总理清廉节俭，容不得一点铺张浪费，关键时刻又受保 护。说明总理是从心底关心爱护人。他也考虑做炸酱面算不得浪费，用面蒸个“寿桃” 更不算什么，就照我的意思办了。

那天，总理开国务会议，我们左等右等不见回来。孙维世已经兴冲冲先赶到了，按 分工，她带来了生日蛋糕。也没敢摆到饭桌上，先拿到厨房观形势。

总理终于回来了，我们马上给他开饭，先端上炸酱面。总理拿起筷子，刚要吃，忽 然觉出气氛异常，大概与我们的喜色有关系？他忽然掀起眼皮盯紧我问：“怎么回事， 干吗今天吃面条？”

见他一副警惕模样，我心里叫苦：糟了，总理意识到今天是他生日了……

果然，他把碗筷一推：“我不吃了。”

我忙解释：“这不是专为你生日才做的，正好赶上吃面条……”

总理生气地大声说；“你这是不打自招！”

“好久没吃面条了，这是实情，所以正好做了面……”我见总理不理睬，忙跑到后 面请孙维世帮忙劝说。孙维世原想找机会给总理上蛋糕，一听总理生气了，赶紧往回缩： “不行，我要是去劝，这块蛋糕也完了……”

正着急，天上掉下颗救星。我听到门外传来陈老总高门大嗓的说话声和笑声。我三 步两脚迎出去，对着陈老总耳朵说：“今天是总理的生日，我们给他做了点面条，谁想 到他急了，饭也不肯吃了。还得请老总帮忙劝劝。”

陈毅笑着点点头，急步走进门，进门就嚷嚷：“好啊，今天吃面条啊，正好我也爱 吃面条，好久没吃上了。总理，我一块儿吃点行吗？”

说着，他已经在饭桌前坐好了。总理无奈，只好陪陈毅拿起筷子。

“还有什么东西没有？”陈毅望住我问。因为只吃一碗炸酱面显得太没气氛了。

“总理不叫上。”我小声喃喃。

“拿来，客人来了还不把好东西端上来？”

我瞟一眼总理，见他板着面孔并不肯为这件事给陈老总赏个脸，所以没敢动。

“那好吧，光吃炸酱面。”陈毅也不好再让坚持上东西了。结果，那块生日蛋糕和 用面蒸的寿桃，全被我们工作人员分吃了。

与这次过生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74年，毛主席生日那天发生的事。

1974年12月24日，我任总领队，带着卫士高振普和专家医生吴德诚、张佐良，护士 徐奉生组成的医疗小组，护送总理去长沙向主席汇报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

这次谈话可能比较愉快。总理出来后说：“主席留我再住两天，你们也可以放松两 天。”

这两天，我们确实放松了。后来才知道，这次谈话，主席表现了对周恩来充分的信 任，对周恩来提请四届人大通过的经济计划，配备人大及国务院领导班子的人选等等， 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

总理心情很好，这两天跟我们一道散了步，还玩了一次扑克牌。玩牌时，总理借洗 牌时间望着大家问：“你们去过韶山吗？”

我们纷纷说：“还没去过。”

“你们跟着我忙，没有机会。不到韶山你们不会真正体会‘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 意义。”总理庄严地点点头，加重话的份量。然后放开声说：“这样吧，你们可以轮班 去一下。”

我们一起说：“有机会时，我们跟总理一起去。”

总理笑了：“那好，有机会时我们再一起去。”

26日上午，总理对我和高振普说：“今天是主席的生日，你们知道吗？”

“知道。”

“我要请大家吃饭。”总理愉快地说。

那一刻，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总理62岁生日时，生气不肯吃寿面的情景。可他现在要 为主席的生日请客庆贺了……

“都请谁呀？”小高问。

“就是这儿楼里的人，再加省里和军区的几位负责同志，哎，你们再问问那两位小 姐来不来？”

总理说的两位小姐就是指王海蓉和唐闻生。

总理情绪这样好，大家都十分高兴。高振普还给王海蓉打了电话。

王海蓉在电话里问：“3号楼去不去？”

3号楼是指王洪文。那时的习惯，领导人住几号楼就简称几号楼。高振普在电话中 说：“总理没请王洪文。”

王海蓉说：“那好，我参加。”

当时总理癌症已经很严重，是从医院飞来长沙的。膀胱癌是绝对不能喝酒的，两年 前尼克松访华时总理就喝不下酒了，只是用唇沾沾表示个意思。但这一次，他却举起酒 杯说：“让我们大家共同祝愿毛主席健康长寿。”

说罢，总理一口干掉了杯中的茅台。他的胃显然已经不能承受，他的喉结滚动了一 下，苍白的脸上涌出两片红晕。但他始终在笑。这是我见到的总理喝下的最后一杯酒。

最后一杯酒是祝愿给了毛主席。

周恩来对毛泽东忠诚不二，当我们说其中有中国文化遗产的影响时，实际上已经包 含了与过去几千年“忠君”思想完全不同的新内容。这种忠诚包含着对事业和信仰的忠 诚，并且首先是源于对人民的忠诚。

重庆谈判期间，曾有记者问周恩来：“周先生，过去你曾在陈独秀、瞿秋白、王明 等人领导下工作，现在又在毛先生领导下工作，你怎么解释你的这种变化？”

周恩来回答的大意是：谁能代表人民和革命的根本利益，我就选择谁。我拥护毛主 席是因为他最能代表人民的利益。

我个人认为，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基本可以从周恩来佩在胸前的那枚像章说明。

这枚像章。三分之一的面积是毛泽东头像，三分之二面积是“为人民服务”五个金 字；

这枚像章。周恩来一直佩戴到去世；

这枚像章，周恩来不同意用任何单纯的毛泽东头像章来替换。这枚像章无疑反映着 周恩来的内心世界，反映出他心中的人民、毛泽东与自己的位置和关系。对此，我想先 引用一段周恩来的保健护士郑淑云同记者的对话。

郑淑云：那是“文革”初期。有一天晚上我去上班。白天总理活动太多？工作太忙， 哪有时间顾什么保健治疗啊。那时他身体也很好，所以保健治疗非常简单。因此我常常 是晚上去看看有什么治疗要做没有。

那天我走到总理办公室门口，一看门是半开着的，我就探过身往里瞧了一眼。一看 总理今天破例没有伏案工作。桌上摊了一大堆毛主席纪念章，他正侧身站在那里仔细拣 着。我一看很高兴。因为那时候，毛主席像章风靡全国，人人手里都有一大堆，常常拿 出来比较、交换，有一枚好像章，就像得了宝贝似的，到处向人夸耀。我一看总理桌上 有那么多的好像章就眼睛发亮，走不动了，想看看有什么新的。总理抬头一看是我就招 手说：“进来，进来。”平常我是不进他办公室的，这次因为我见他显然是在休息，所 以就进去了。总理说：“过来看看这些像章，我看来看去就喜欢这一枚。”我探过头去 一看，并不是主席头像，而是主席手写的“为人民服务”章。以后他一直佩在胸前直到 去世。

记者：后来佩戴的是一枚同样的，但也不是这枚了。张佐良(总理的保健医生)给我 讲过这样一件事。1967年造反派要砸烂春季广交会，眼看无法及时开幕，总理亲飞广州 做造反派的工作。好象是一次晚餐后，总理刚站起身，宾馆服务员，一个很年轻的小姑 娘走了过来。说：“总理，我跟您换像章。”总理见她一点儿都不胆怯，赞许地笑了， 说：“哦，你喜欢我戴的这枚？好啊，那就送你了。”小姑娘还真勇敢，跨前一步，自 己动手把像章从总理胸前摘下来，又把自己的那枚头像章给总理戴上。待办完事，晚上 休息时，总理将那枚头像章摘下来，重新又换上一枚“为人民服务”章。原来他身边还 带了一枚备用。可见不是原来的那枚了。

郑淑云：对，当时桌上“为人民服务”章不止一枚，我见总理说好，也拿了一枚， 至今还保存着呢！

周恩来永远是和人民站在一起，这是没有什么人产生异议的。震撼全国的“四五运 动”，就其深层的意义而言，主要是表达了知识分子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再次 呼求，表达了人民对“文化大革命”的喷怒不满，表达了对现实现状，对当时所执行政 策的不满，表达了“要邓小平不要‘四人帮’的意愿。但所有这一切，都不可能在当时 形势下公开表露，于是人民想到了能代表这一切美好愿望的周恩来。去天安门广场悼念 周恩来，可以把人民心中的一切所想，所求都表达出来。这就是周恩来与人民在一起的 最好说明。

1953年左右，具体时间记不准确了，和平宾馆刚刚建成，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到宾 馆来，我们的哨兵不认识他，把他拦住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有许多服从哨兵，遵 守制度和纪律的故事，但这位不是共产党领袖，是民主党派领袖，当即发起脾气，扬起 拐杖重重敲打了哨兵一下。哨兵当然不敢还手了。

周恩来平时对这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尊敬、礼貌、谦让，可以说礼遇很高，听说这件 事后却不答应了，当即去找这位民主人士评理：

“你这是侵犯人权么！”周恩来很少对民主人士这样态度严厉，“连毛主席都不能 动我们士兵一根指头，你怎么可以用棍子敲我们哨兵的头呢！你也是主张平等博爱，拿 起棍子打人家头能叫平等吗？别人打你一棍子你答应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么，这不 是马克思讲的，是中国的老话了，你能不懂？”

这位民主人士赧颜地做了自我批评。50年代初关于“人权”的话很多，常可以听到 “不许侵犯人权”的说法。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理这次对民主人土的批评。

到50年代末，“人权”的说法渐渐没有了。那时的强迫命令很普遍，但我还是从总 理那里听到了“人权”的话。

1958年7月，我跟随总理和陈云去安国、定县、徐水等地参观。徐水搞强迫命令， 把老百姓房子都拆了，改建成清一色土坯二层楼，是为了那句“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的共产主义美景。我跟总理走进那没有电灯电话的阴沉沉土坯楼时，我见到总理眉头紧 锁。当地领导还眉飞色舞吹嘘他们提前跨进“共产主义”一条腿的经验和政绩呢。

“够了。”周总理不客气地打断介绍，我发现他眼里闪出了泪花，声音压抑而又颤 抖：“你们这是侵犯人权么！北方老百姓睡炕，这是几千年的传统习惯，你们强行拆除， 不叫睡炕，老百姓不生病吗？……”

“山高皇帝远，”陈云难过地说；“简直无法无天！”

60年代初，日本女排称霸世界，总理认为应向日本请教，就和贺老总商量，把日排 教练大松请到了中国来。

总理去看大松搞训练，那气势确实叫人耳目一新，真令人想起战争年代的“武士道” 精神。吼声、喊声、排球连珠炮似地射：出，中国姑娘真被折腾惨了，看得中国领导人 一个个都瞪立眼，忘了呼吸。

训练结束后，总理大喘一口气，刚从冰水里探出头似的。他走过去，同大松握手， 说了许多感谢的好听话，然后转了口气。

“训练中，对我们的姑娘们怎么严格要求都可以，‘严师出高徒’么。但是有一点， 不能动手打我们的姑娘。在日本你们可以这么做，但在中国不行。两国的社会制度不 同。”周总理说到这里，缓和一下语气，笑着补充：“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呀，要尊重 人权，我们的制度不允许打人。”

1966年。河北邢台发生地震，我跟随周恩来过赴现场。总理不顾余震的威胁，亲自 指挥救护工作。

一位乡村者太太因为她唯一的儿子在地震中死去而痛不欲生。总理走到她面前，用 双手握住她的手，含着泪说：“你就把我看成是你的儿子吧！”

管理员向他报告伙食流水帐，报到咸盐时，因为涨了一分钱，他马上丢下手里的饭 碗，叫起来：“什么时候涨价了？我居然还不知道！”

他马上让我们请来有关负责人，查问清楚，并要求弄清这次涨价对贫困地区的农民 会有多大影响？……

一位美国人说：“在中国党政高级领袖当中，至今为止，周总理是最受人们尊敬的 人，他比其他领导人更多地出现在街头巷尾的男男女女之中。他总是花时间同平民百姓 谈话，到医院或者到家里去看望生病的工人……”

宋庆龄主席在周恩来去世一年之际，写下这样的文字：“我们的总理生活俭朴，平 易近人。他在日常生活中，同干百万普通群众打成一片。无论是在战争岁月里，还是在 我国三年困难期间，或是在他生活的其它阶段，他和老百姓吃同样的饭，他的衣服补了 又补。在工作当中，他和最基层的干部一起，总是在他们的食堂就餐。他经常和他的司 机或飞机上的机组人员一起吃饭。无论什么时候他和他们—起讨论各种问题时，他或者 告诉他们什么东西，或者征求他们的意见。结果是，我们的总理赢得了他周围所有人的 爱戴，特别是赢得了年青一代的爱戴。无论什么时候他们回忆起同总理在一起的令人激 动的经历，他们就会流下难过的眼泪。”

正是由于周恩来对人民爱得这样深切，所以他才对毛泽东表现出无比忠诚。因为毛 泽东不仅是无产阶级的领袖，共产党的领袖，更是中国人民的领袖。

毛泽东为他的队伍规定的宗旨只有一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49年的胜利证明 了那支歌的正确：“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就是他晚年所发动的“文化 大革命”，不论其错误多么严重，从他的动机和本意来看，也无疑是为了他所坚信并坚 持的“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像某些人所言为了个人的权力。

1973年，周恩来身患癌症，已经很可能死在毛泽东之前。毛泽东即将面临政府权力 的真空。谁来接班？林彪的叛逃使他陷入窘境。

最高兴的应该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周恩来行将倒下，毛泽东已 经没人可选。叶剑英虽然“大事不糊涂”，但毕竟年事已高。军队将领中没有哪一位能 被各派力量共同接受；能被各派政治力量所接受的领袖人物已经被统统打倒。现在气数 最兴旺的似乎非“四人帮”中的人，别无他求了。

然而，最令人想不到的事却发生了。毛泽东决策请中国“第2号走资派”邓小平出 山！

邓小平为了取得工作的主动权，是写了检查。那个年代没一个人不检查，包括毛泽 东在内也检讨了要“三七开”。但是，与其讲毛泽东相信邓小平的思想会“向左转”， 不如说毛泽东相信只有邓小平能够在周恩来之后胜任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领导重任。他 深知江青不行，张春桥等人也不例外，清谈可以，真叫他们掌权干实事，国家和人民就 要遭灭顶之灾。他对邓小平的一系列评价，包括“人才难得”，“你们有些人怕他”， “马列主义水平高”，“柔中有刚，绵里藏针”，都是为了使他在被打倒七年多之后重 新工作时，有个好的条件和气氛。

邓小平的再次回到权力中心，也证明了毛泽东的无私。

毛泽东这些基本的品质和他无可怀疑的人民性，决定了周恩来及绝大多数共产党干 部对毛泽东的忠诚态度。粉碎“四人帮”后，绝大多数干部群众坚决维护毛泽东的历史 地位，更证明了这一点。

周恩来忠诚热爱毛泽东是有其特色的。为说明这个特色，不妨与林彪作个对比，再 与邓小平作个对比。

整个的武装斗争时期，应该说，林彪基本上都是站在毛泽东一边。在元帅中，他是 战功显赫的一位；虽然在资历方面不如陈毅元帅等人，但还是以战功卓著而在十大元帅 中排名第3位。朱德是总司令，在井冈山时期便以“朱毛”确立了自己的历史地位。彭 德怀是副总司令，在长征及到达陕北时期，曾代理过总司令职务。除了这两位总司令在 历史上已形成了所处地位，林彪无法超越，其他的军事领袖都排名在他之后。

现在有种成见性的说法，即“林彪是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这种说法是不够 全面也并不能反映全部历史真实的。林彪若只是这样一种小人，以毛泽东的英明，那么 多共产党领袖人物的害智，是不会让他身处元帅第三，并最后当上毛泽东接班人而写入 党章。

为毛泽东服务的一组的同志常对我们讲一些情况，有时我们跟随周恩来见毛泽东时 也可以感觉到，林彪曾经是忠诚于毛泽东的。表现这种忠诚决不是人们现在所说“当面 喊万岁，背后下毒手”，恰恰相反，是“当面敢顶撞，背后喊万岁”。

在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中，特别是在军队干部中，在七届二中全会后仍然敢于当面顶 撞毛泽东的，为我们工作人员所见并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彭德怀，由于 在庐山会议上对着毛泽东摔帽子，剃光头，抡胳膊骂娘而闻名全国，留名历史，无须我 多讲。另一个顶撞毛泽东厉害的就是林彪。这一点也许还不为人知或有人知道也不说。

井冈山时期，长征路上，抗日战争中，解放战争中，林彪多次顶撞毛泽东，有时顶 得很厉害，过去的文章中写过毛泽东挖苦林彪是“娃娃”，“你懂得什么”？其实林彪 挖苦毛泽东也不轻：“你知道我知道？你是听说，我是在前线亲眼见2”许多人都曾见 到林彪顶得毛泽东讲不出话，同意了林彪的意见。

解放战争，林彪在东北确实打得出色，他与毛泽东有过几次意见分歧。有的意见毛 泽东对，有的意见林彪对，最后都是谁对就照谁的意见办。本来，工作中有不同意见是 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后来的政治斗争，硬把这种意见分歧庸俗化了。要不就是“一贯 紧跟”，要不就是“一贯反对”。然而，这种浅薄而庸俗的评价永远不会成为历史的声 音，那只是稍瞬即逝的滑稽戏而已。

林彪顶撞毛泽东并不像彭德怀常常带有浓烈的感情色彩，他完全是对事不对人，公 事公办的态度。他每次去见主席，基本都是谈工作，并没有什么私交。他见主席很少有 笑脸，不请自坐，并且军人气挺足，常是挺着腰板正襟危坐，两目平视毛泽东，有事说 事，没事告辞。谈事时，基本是板着面孔，该汇报的汇报，该听指示听指示，听到不同 意见，有的接受，有的争论。他争论时，不喊不吵，声调始终平板、平淡，喜欢讲一句： “不是那么回事。”然后陈述自己的意见。一组的同志多次见他坚持自己的意见。

当面顶撞“不是那么回事”，“你知道我知道？你是听说，我是亲眼见！”背后却 不许人说毛泽东一个不字。他只在私下面对面时与毛泽东有争论，在公开的会议上从来 不争，而是全力维护和拥护毛泽东。有了成绩，归毛泽东；有了错误，算自己或大家的。 比如在东北战场上，毛泽东曾经想不叫国民党进东北，用武力挡住他。林彪一再争论、 一再陈述己见，毛泽东才改变了方针：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我们由此争得了主动，林 彪不说自己的意见对了，而说毛主席的英明，归功于毛泽东。

又比如七千人大会，毛泽东自己都做了自我批评，林彪却说三年困难是因为我们没 有完全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正是这种个别争论，公开拥护；当面顶撞，背后喊万岁，他才获得了毛泽东的信任， 甚至在一定时期里受到全党大多数人的承认。比如周总理就多次对我们夸奖他，宣扬他， 说“林彪有才，会打仗。”每次和林彪见面，总理都表现出尊重。到了林彪当上副统帅 时，总理对他就更尊重了。就是在庐山上，林彪受到毛主席批评之后，在他的反革命阴 谋没有公开暴露时，周恩来仍然是尊重他，并且尽量设法弥合统帅与副统帅之间的裂痕。

当林彪手持“红宝书”追在毛泽东身边喊万岁时，他已经开始变得不忠诚，并终于 发展到“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但也不完全是当面喊万岁，还有当面向毛泽东闹 脾气的时候。这时的闹脾气已经不是为了工作而争论，是为了当国家主席的野心没实现 而闹脾气。

比如197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烟火之夜，我们随总理提前来到天安门。每次这 种活动，总理一定要提前到场，亲自检查各种准备工作。从桌椅的摆放，排列座位到饮 食卫生、安全保卫都要细细检查一遍。然后，按照毛泽东入场路线走一趟，边走边留心 观察有什么不妥之处。他对主席的脾性、习惯太熟悉了。记得有次毛泽东接见客人，周 恩来事先到场“演习”，走一趟，发现地毯边有根电线，他就指着说：“主席会从这里 走，这根线弄到地毯下面去，不要绊了主席。”后来毛泽东到场接见客人，走的路线果 然同周恩来“演习”走过的完全一致。

这次周恩来也“演习”了一遍，从登上天安门，直到入座。从楼下望楼上，毛泽东 的座位是右边靠栏杆的第一个，他的对面，即左侧靠栏杆的第一个是林彪。

都检查过之后，中央领导人便陆续来到。凡是天安门上的活动，中央领导人多是在 毛泽东之前赶到，在大殿的休息室里坐着聊天。不一会儿，西哈努克亲王在董必武陪同 下也来到休息室。休息室里有一道屏风，他是在屏风后面休息。

可是，林彪还没来。总理不时看表，皱眉，叫秘书打电话摧。因为以往都是林彪先 到，在下面等候毛泽东，然后跟随毛泽东一道上天安门。

这一次林彪迟迟没到。此前，总理给林办去过电话，那边说；“林副主席身体不好， 上午的活动已经参加过，晚上不参加了。”

“文革”中，登天安门已经成了政治亮相。按惯例，毛泽东出现，林彪一定同时出 现，以显示团结和接班的关系。现在一下子少了副统帅，在国内外会引起震动和猜测。 所以总理坚持请林彪参加。他请林彪接电话，脸上是真诚的情急之色：“林副主席，晚 上的焰火晚会还是请你参加一下……身体不好可以不参加完，主席是要来看焰火的，你 不参加不好。这样的活动要面对人民群众，面对全国观众……”

林彪终于同意参加了。

可是，他再不肯先到天安门来等候毛泽东一起上城楼。毛泽东的车到了，下车后只 见到周恩来，没见到林彪。

“主席，”周恩来解释说。“林副主席身体不太好，可能晚到一会儿。”

毛泽东若无其事地说了一句：“他对自己的病总是采取唯心主义的办法。”

8年后，胡耀邦曾经对陶铸的夫人曾志评价说：“其实，主席也不喜欢林彪。他身 体不好，对自己的病又总是采取唯心主义的态度。”

不过，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之后，林彪不为毛泽东喜欢，已经不只是身体不好，而 是那暴露出的政治野心。在1971年“五一”节的夜晚，毛泽东独个儿登上天安门城楼时， 林彪已经不止是私下个别谈话时敢顶撞毛泽东，而且在高层领导人面前，在公开的场合， 也表示了与毛泽东关系的紧张。

这一个夜色沉沉的“五一”之夜，毛泽东已经不像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时那样 率先穿起绿军装，他又穿上了灰色中山装制服。他的步子仍然平稳，充满自信地走进大 殿的休息室，微笑着面对起立相迎的中央领导人，偶尔向他愿意招呼的同志点点头，径 直走到屏风后面坐下来休息。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以双手合十的常用礼节向毛泽东问好， 坐在毛泽东身边谈话。

屏风外一阵热烈的喧哗，毛泽东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缓缓朝屏风的一头望去。周 恩来带着陈毅过来了。

“主席，”陈毅顿一下步，带有立正的意味，“我来了……”

以往，陈毅见毛泽东，总是立正身体高门大嗓一声报告“主席，我来了！”然后就 热烈地上前握手，然后就热烈地谈诗论文。“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泽东“封”了陈 毅“右派代表”，至少在老同志和我们工作人员中造成很大的感情伤害，至今我们这些 “老人”议起当年，仍然感觉毛泽东这样做显得不容人，不尊重人。对人对己都造成很 大损失。

在历史上，周恩来和陈毅都曾反对过毛泽东。由于他们当时的身份和影响，比林彪 要高得多；林彪不够反毛泽东的资格，充其量是对具体问题上有不同意见。周恩来与陈 毅则不然，30年代初他们都曾取代过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

但是，在中央领导中他们也是最勇于自我批评的两个人。无论林彪还是刘少奇、邓 小平，历史上并没有反对毛泽东的记录，无须重提旧话。周恩来与陈毅却一直到死，总 不忘重提旧话，作自我批评。

陈毅的自我批评，由于他的气魄大，在群众大会上声情并茂地大讲特讲，全国人民 都知道他“历史上犯过错误，我就反对过毛主席，反错了，认识了，改正了。不犯错误 的人是不存在的……

周恩来的自我批评不像陈毅那样激情澎湃，但次数更多。从我到他身边工作，到他 去世，讲过不下百次。由于他大会小会总把“错误”挂在嘴边，李富春等副总理和好几 位老部长或直接向总理进言，或托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劝劝总理”，“有些历史上的 ‘错误’不要再提了。就那么下点事，我们都听总理自我批评100多次了，还要自我批 评到什么时候啊？”

总理这样没完没了地自我批评，与他谨慎的性格有关，与他严于责己，宽以待人的 为人之道有关，与毛泽东的：提醒”也有关。

进城前，毛泽东有一次曾对几个身边工作人员，当面指着张闻天说：“此人曾经想 要我的命。”张闻天接受教训很深，却仍然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又陷进”了“军事 俱乐部”。被毛泽东写信，叫他看看“枚乘七发”，说他是发“疟疾”。

进城后，毛泽东也曾当着几名身边工作人员的面指着周恩来说：“他也曾经反对过 我。”

周恩来坦诚地面对我们工作人员说了大意是这样的话：历史上我犯过错误，反对主 席反对错了。所以后来才一直坚定地支持拥护毛主席。

“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曾对那些受批判作检查的干部讲过类似这种 话：作检查么，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四次，七次八次，什么时候检查得他们也 听腻了，什么时候拉倒。

周恩来的一生就是这样勇于自我批评又勤于自我批评，“勤”得让大家都”怕”他 再作自我批评。不仅如此，他还善于自我批评。他的善于自我批评，感动得毛泽东都不 安了。给我印象很深的是1958年中央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总理一到会就开始作检讨。从 “反冒进”检讨起，从思想到工作全面进行自我批评。到了七千人大会前后，事实已经 证明毛泽东批判“反冒进”，搞“大跃进”的错误，周恩来并不标榜自己正确，回头清 算别人，仍然是首先检讨自己。毕竟自已是总理，国家和人民遭这么大难，有不可推卸 的责任。

毛泽东很少那样受感动，表现出内心的不安，不无赧颜地说一句：“什么事情你都 揽到自己身上。”

毛泽东讲，“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周恩来始终为党内各派所尊重，所接受，重 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的勇于自我批评，勤于自我批评，又善于自我批评。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在1967年对“红卫兵”的一次讲话中说：“29岁的时候 我犯过错误，现在69岁了，我仍然犯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

陈毅又进一步说：历史上我就反过毛主席，反错了，不反了，改正了就是好同志。 你们也会犯错误，过去没犯过错误以后可能更容易犯错误。因为犯过错误的人有教训， 比没犯过错误的人更容易吸取教训，少犯或不犯错误。

事实证明了周恩来和陈毅讲得有道理。从长征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 对整个中国时局和民众情绪了如指掌，提出了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又符合马克思列宁主 义基本原理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 国。继而抗美援朝、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政权，胜利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一个 又一个举世瞩目的历史性胜利。这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旗帜下的胜利。

但是，如同一切事物往往会走向它的反面一样，毛泽东的正确及这种正确所带来的 威望，使个人崇拜及领导上的“一言堂”也渐渐发展起来，终于导致“文化大革命”。 一旦毛泽东出现失误，“历史的教训”使得一大批干部宁愿相信大家都错了，也不敢或 不能解放思想，看到毛泽东发生了严重错误。当然，这已经属于另一个话题。

这里要讲的，是周恩来与陈毅的坦荡无私的自我批评精神，使得他们最终立于不败 之地。而林彪则不同。他政治上的野心决定了他不可能有周恩来与陈毅那样的自我批评， 对于毛泽东的批评，也不可能像周恩来、陈毅那样坦然公之于众，相反，就连对“黄 (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的批评，他也千方百计压制、控制， 尽一切可能缩小影响范围。

于是，毛泽东与周恩来、陈毅始终可以友好共事，与林彪则越来越失去了这种可能。 在1971年的“五一”之夜，事情的发展就证明了这一点。

当陈毅高门大嗓叫“主席”时，还像以往几十年那样激情洋溢，身体立得笔挺。可 是，当他说“我来了”时，声音陡地沉落下去，身体也泄气地松弛了。可能想到他已不 是当年的受到喜爱器重和信任的陈老总；已经成了坐在最右边一个座位的“右派代表”， 说话顿时没了以往的信心和昂扬。

这样一来，反而影响得毛泽东百感交集，忙站起身，像一切上了年纪的老人那样， 张开嘴才好笑，伸手握住陈毅的手。

“身体怎么样啊？”毛泽东一向言简意约，这次却问了两句意思相同的重复话： “恢复的好吧？”

陈毅身患肠癌，术后恢复不久，很有些面对“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慷慨悲壮之 感。用力拍拍厚实的胸脯：“恢复得很好，主席！”

“少个零件不要紧。”毛泽东与陈毅谈话总能保持轻松的气氛，“剩的零件不要出 问题就好。”

“坏的零件取掉，好的零件一切正常。”陈毅对疾病的态度可说是彻底的唯物主义， 看不到丝毫的情绪低落。

西哈努克亲王及夫人也上前与陈毅互致问候，他们有十几年的友情。周恩来在一旁 说：“晚会该开始了，请主席到前面坐吧。”

当毛泽东在圆桌的东首凭栏而坐时，西哈努克亲王及翻译，董必武等依次坐好。但 西首凭栏的座椅却是空的。那是副统帅的座位。

毛泽东的目光在对面的空位上稍触即离，望着西哈努克谈话。

但是，那空位的含义他比谁都心中有数。

主席等副主席，统帅等副统帅，这是第一次。休息室里等候的时间不算，在城楼上 凭栏而坐又等了足足3分钟，林彪才情绪萎靡神色阴郁地走过来。

毛泽东每遇大事有静气，但他一世英雄，特别是成为公认的领袖之后，更无须顾忌， 从不掩饰内心的好恶。喧哗声起处，明知林彪来了，偏不屑一顾，只管同西哈努克聊天。 西哈努克想同林彪招呼，毛泽东一句接一句谈话，目光咬着目光不放，使西哈努克只来 得及朝林彪投去匆匆一瞥，来不及吱一声，更无法去握手寒喧了。

林彪也算有静气，永远一副没有表情的面孔。我跟随总理几十年，见林彪时候不少， 没见过他雷霆震怒的样子，只见过一次无声的笑，嘴角刚绽出笑纹，手已经捏住下巴， 这个画面还被记者拍过照，说是抢到了林彪笑的镜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在“九大”前后笑过几次，有照片，我并没当场见到。 所以，当他面无表情地被服务人员引入座位时，我并不感觉奇怪。

我感觉奇怪的是，他也不正眼看毛泽东；不握手，不说话，独个儿神情郁悒地坐下 来，拉长着脸闷声不响。

“林副主席，”禀性温厚善良的董必武探过：眯细眼望住林彪，谦和而关切地问： “身体不大好？”

“嗯。”林彪拉着脸，稍向董必武倾下头，既不看毛泽东也不看董必武，就那么望 着桌面说：“不好。”

他确实身体不好，穿着大衣，还把双手抄在袖筒里。周围准备拍摄的记者如何忙乱， 天安门广场上如何人声鼎沸，他全然不闻不见，仿佛正在对付体内的寒冷。不过，我看 出来，他谁也不看，正是用眼睛的余光注意了周围的一切。毛泽东那边稍有动作，他的 身体也会相应地令人不易察觉地起了震动，他是随时准备响应毛泽东的。可是，毛泽东 的一切动作都与他无关，没有丝毫同他谈话招呼的意思，甚至始终不肯面对他望一眼。

林彪的浓眉毛颤动过几次，阴郁黯淡的双眼忽然闪了一下亮，那里透出一股锐气和 火气，正是董必武也被吸引到毛泽东那边的谈话中去，只剩他自己落落无伴的刹那，随 着眼睛里爆出的那道火光，他蓦地立起身，动作不像病体孱弱，更像在东北率兵之际那 么干脆，起身便转身，转身便旁若无人地扬长而去。

那时，卫士长成元功已经由于江青向总理发难而离开，由我负起卫士长职责。每天 跟随总理的主要是我和高振普。

开始大家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过了片刻，焰火晚会要开始了，总理感到急 迫，忙叫我们去找副统帅。我们分头到休息厅等处询问，才知道副统帅已经下了天安门 城楼，不辞而别，登车回家了。

总理听到报告，怔了一下。我注意到他眼里有一丝不安的神色掠过。很快便平静下 来。他走到主席那个圆桌旁，向西哈努克解释说，林副主席今晚身体不好，回去了。

毛泽东自然心里有数，毫不在意。焰火升空看焰火。焰火沉落就和西哈努克聊几句。 他一生信奉“斗争哲学”，不在乎“得罪”哪一个。国内外，党内外，谁敢站到对立面， 他就敢应战，并且一定要胜利。毛泽东晚年曾经对尼克松的女儿女婿说，他这一生只是 “跟斯大林打个平手”。确实，其他内部的外部的对手，他至少在有生之年都是打赢了。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作为接班人，是毛泽东“钦定”而又史无前例地写入了党 章。如果同林彪对立起来，于双方个人而言，不会有赢家。因为政治上的损失，信仰的 破灭，权威的动摇和迷信的崩溃都会联袂而来。正因为中央决策层的人物都看到了这一 点，所以林彪才敢于坚持设国家主席，所以康生才劝毛泽东：“他想当国家主席就叫他 当吧……”然而，毛泽东宁愿个人冒这种权威动摇，迷信幻灭，历史留下讽刺性一页的 风险或损失，也不肯苟且妥协，喝斥康生：“你湖涂！”在庐山抓起陈伯达开刀，一举 扭转乾坤。作为大政治家，毛泽东完全明白有了这个开头，就不会少了过程和结局。他 从不干“掩耳盗铃”或“鸵鸟政策”的事，主动开始了一系列的大动作：从批陈整风到 掺砂子到命令五员大将作检讨，从思想到宣传到组织，完全是进攻的姿态。

周恩来同毛泽东不同的是，当矛盾还没有发展到公开破裂的地步时，他更多考虑的 是团结安定，是政治影响，是政策和策略。

记得总理当时很急，找来许多摄影师询问是否拍照了？拍没拍下毛泽东和林彪在一 起的镜头？当摄影人员纷纷表示没拍下来，本打算等统帅、副统帅交谈或表情好时再拍， 没料到始终不曾对话，始终不曾有好颜色，甚至始终不曾互相望一眼。也没料到林彪会 突兀而去，一去再不复返。

总理那天发了点火，向摄影师们讲话的表情像是对历史声明：“林副主席来过没有？ 你们都看见的，来了，是我亲自把他请来的，坐了一会儿，可是你们没有拍下来！”

他在连续讲话中，流露了自己的忧虑：“‘九大’提出安定团结，毛主席和林副主 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同全国人民一同欢度劳动节的夜晚，这是多么重要的宣传啊……”

确实，“文革”那种整天一惊一乍的日子，谁上天安门，谁同毛泽东在一起，完全 成了百姓们判断政治风云的晴雨表。幸好有位记者拍下了一张全景，其中毛泽东和林彪 虽然互末理睬，表情缺少节日喜庆的光辉，毕竟是坐在一起的唯一一张照片。总理回到 西花厅，坐等这张照片，直到杜山把他拍下来的这张照片送到，总理才松了口气。

5月2日，这张唯一的毛泽东与林彪坐在一张桌旁的照片，就显示“安定团结”地在 各报的头版头条刊登出来。

跟随总理几十年，我从内心深切感受到他是党内节制、理智、友爱、合作和信任的 代表力量，是真诚团结各派别的主要力量。每当出现对抗、冲突和激烈残酷的交锋时， 他总是通过自己真诚的努力缓解这种对抗和冲突，尽量减少交锋带来的损失。然而，一 旦这种对抗交锋的性质转变了，例如张国焘叛逃到国民党一边，例如林彪随着《571工 程纪要》的破败而叛逃苏联，这时周恩来就会挺身而出，勇猛地投入战斗。从“9．13” 事件那天起，他沉着、冷静、果断；统揽全局，周密布置，连续战斗三天三夜，惊心动 魄又不露声色地解决掉林彪反革命集团。

邓小平与周恩来同样是务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思想上的相近与性格、作风上的 差异是同样的鲜明而引人。这种相近和差异，都不可避免地反映到与毛泽东的关系上。

邓小平经历几十年革命实践，他像毛泽东曾经做到的那样，对整个中国的社会、文 化、时局以及民众情绪了如指掌；他同时又像周恩来一样，对资本主义社会，对整个世 界有着直接而非间接，具体而非抽象，深刻而非肤浅的认识。这是他最终能成为领导中 国人民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设计师”的决定性因素。

邓小平领导我们走的这条路，正在实现1949年革命的目的，并且基本实现了1911年 辛亥革命的全部目的。

他开明、开放、达观；不拒绝任何美好的色彩。从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到 1919年“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对“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呼求；从法 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新兴的工人运动，到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从中国共产 党推翻“三座大山”的全部斗争经验，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 训；从苏联和东欧经济停滞乃至社会主义制度在那里终于失败的教训，到日本、东南亚 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经济的各种成功经验，所有这一切人类的文明和智慧，都可以 在他身上找到，在他思想的这里那里明光闪烁。

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邓小平就是站在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和以后的巩固政权、恢复经济、胜利实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部这期间，他与毛泽东 基本都是一致的，没有任何大的意见不同，并因此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赞誉，上升到中 国最高权力层，参与各项重大决策。

1956年以后，分歧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事实上，毛泽东与他的同志、战友刘少奇、 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在国家发展的共同目标方面是一致的，要在中国搞社会主义， 坚信社会主义有着资本主义不可比的优越性；他们都致力于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工 业国，都想使中国处在与世界各国平等的地位，都希望真正实现四个现代化。但是，在 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政策、方法和手段上，他们确实有分歧，有时分歧很大。不幸的是， 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把这种分歧划为敌我矛盾，采取了“打倒”、“清除”的 办法，这真是历史性的错误，历史性的悲剧。

当出现不同意见后，当分歧越来越多，越来越显著时，周恩来与邓小平对待毛泽东 的态度有一致之处，也有明显的不同之处。

周恩来与邓小平都认为毛泽东是党和人民无可争辩的领袖，是中国革命的理论家。 他们从来不曾反对毛泽东本人，从来不曾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全部理论体系，坚持这是全 党智慧的结晶。他，们反对的只是毛泽东某些具体的错误决策，具体的错误政策和办法。

周恩来与毛泽东亲密共事达40年之久，他对毛泽东的长处和弱点可以说比邓小平更 清楚；但邓小平比周恩来更少迷信，更具独立性格，所以，他对毛泽东所犯错误的性质 及危害，可以说比周恩来认识得更深刻。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曾经“反对”毛主席，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执行了 共产国际所支持的“王明路线”，并且被历史证明是“反错了”。邓小平却没有这种 “历史包袱”。

周恩来的性格保温醇宜人的绍兴酒，与人打交道时更耐心，更隐忍，更含蓄；邓小 平的性格像他家乡特产的四川辣子，更辛辣，更热烈，更刺激。邓小平与人打交道时， 态度明朗、坚定，甚至咄咄逼人(在这一点上，他与同样爱吃辣子的毛泽东极相象)。周 恩来更具调和、共处和平衡的色彩；邓小平更具抗衡、战斗和独立决策的色彩。

周恩来一向是遵守纪律，无条件执行党的决议的模范；邓小平在看准目标时，敢于 打破甚至牺牲可能是神圣的一切条条框框。。”

所有这些说到和没说到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对待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不同态度， 也决定了他们各自不同的命运和在历史上所起到的伟大而不尽相同的作用。

周恩来在同毛泽东的相互关系中，主要是崇敬、服从、弥补和相辅相成。

他对毛泽东的崇敬热爱和信任是真诚的，坚定不移的，这使他未能看出“文化大革 命”是一场国家和民族的灾难，真心支持并拥护了这一决策。

他对毛泽东以服从为主；谦和恭敬有余，直言敢谏、坚持原则稍嫌不足；顾全同志 情谊而有失直率，缺乏必要的正面交锋；有时明知毛泽东对某些事情措置失当，也做出 让步，违心地屈从了。比如“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发现了问题，认识到存在的严重错 误，也没有鼓起勇气向毛泽东当面指出。对于这方面问题的认识，邓小平1980年8月， 对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有段实事求是的谈话。大意是：周恩来就像我的兄长，他是同志们 和人民很尊敬的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倒下去是件极大的幸事。当时，他处的 地位十分困难，他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 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 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比较周恩来，邓小平虽然也不反对毛主席，但他敢于发表与毛泽东不同的意见，尤 其是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在条件不允许时，他敢于沉默，不随声附和，以致于毛泽东 伤感而不满地抱怨“邓小平耳朵聋”，聋还不靠前来听，“总是躲着我”。为了大局， 为了实现自己的思考和办法，邓小平也可以作一点违心的检讨，一旦获得工作机会，他 决不会错误地“吸取教训”，他仍然顽强地照自己的独立思考去工作。他在纠正“文化 大革命”带来的混乱，恢复秩序，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和恢复经济建设等方面，大刀阔 斧，取得了公认的显著成绩。所以毛泽东夸他“人才难得”，周恩来也真诚地对他说： “你比我干得好。”

周恩来的态度使他同毛泽东共同执掌最高权力几十年；邓小平的态度使他“三落三 起”，一生充满了戏剧性的波澜起伏。他的独立、坚持和顽强，他对“文化大革命”错 误的系统纠正，理所当然不能为毛泽东所容。因为毛泽东显然没明白国家和他自已出了 什么问题，坚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都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学 说的最高原则。

当邓小平第三次出山时，人们津津乐道地评议他的“三落三起”，往往认为他的第 三次出山取决于他本人的品质、性格、智慧、意志，特别是策略。我认为这只是其次的 原因。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受命于天”。

这个“天”，就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毕竟人民不能靠口号生活，历史更不 是靠口号来推动向前。在经历了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非常时期之后，如果广大的人民 群众得不到更多的民主、自由、平等；不能迅速发展经济，提高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想要中国人民长期地真心实意地接受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的。人民选择了邓小 平，是因为邓小平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的思想和办法，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规律。

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铲除了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垃圾和腐朽，荡涤了污泥浊水， 又打下坚如磐石的基础。但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大厦时，几经探索终未成功。从 “大跃进”，人民公社，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有某些成功的经验，但未能 改变国家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的基本现状。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走改革开放之路， 使经济腾飞，人民生活取得举世瞩目的改善和提高，终于探索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在那坚如磐石的基础上，设计并建造起社会主义大厦。他因此成 为继毛泽东之后第二个改变中国历史和命运的伟人，巨人。如果说，毛泽东在世之年， 周恩来为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做出了最大贡献，那么，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毛泽东逝世后，正是邓小平为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保证毛泽 东思想继续发展并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最大贡献…

毛泽东在中国没有遭到像列宁、斯大林在原苏联那样的命运；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没 有像马列主义在原苏联和东欧各国那样被纷纷抛弃，这首先应该感谢邓小平。这个再简 单不过的道理还需要我继续深说吗？

鉴于本文的主题，在做了一点简单对比之后，我们还是回到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 这一主题上来吧……

周恩来与毛泽东先后去世不久，社会上起来一股风，竭力抬高周恩来，贬低毛泽东。 其实，抬高周恩来是假，想否定毛泽东是真。

如果否定了毛泽东，周恩来还“高”得了吗？一位老同志曾感慨地说：“还是邓大 姐看得深，看得远啊！”

邓颖超曾经对那些不识大局，感情用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过些委屈的干部说： 你们不要这么搞，不能这样搞么。恩来什么时候反对过毛主席？他这个人你们不是不了 解，路线对了，他就对了；路线错了，他就错了。你们那样说，那样搞，无法向历史向 后人交代么……

遵义会议之后，周恩来再没有同毛泽东发生意见冲突。他们始终是通力合作，相辅 相成的关系。这种关系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减少了“文化大革命”的损失，但也未 能避免这场劫难。

讲这个话时，我总要联想起合作化运动高潮时，在北戴河发生的一个故事。因为那 情那景反映了毛泽东与周恩来各自性格和相互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为迎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毛泽东来到有“高潮”的北戴河办公。9月中旬， 接连几天大风大雨，北戴河成了喧嚣的世界。涛声从大海那边传来，像炮声隆隆，像万 马奔腾。毛泽东显得很激动，掷下手中疾书的大笔，起身宣布：“我们去游泳！”

“不行啊，绝对不行！”保健医生徐涛吓了一跳。毛泽东是勇敢的，可有时勇敢得 近似轻率。他拦在毛泽东前边：“主席，这不是小事，也不是您个人的事，我必须向全 党全国人民负责。”

卫士们也全拦挡过来。毛泽东虽然固执，可一旦工作人员抱成铁板一块不肯退让， 他争取不到一个支持者，便也无可奈何，只好面对现实，另找时机。

那几天，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紧张。怕他采取行动，溜去海外。汪东兴要求 工作人员“看”好主席。从转战陕北时起，毛泽东的起居安全就是在周恩来的关怀和具 体过问之下。总理听了汪东兴报告，忙叫我挂通二组的电话，他亲自讲话，要求一组一 刻不离地“监视”毛主席，决对不许发生意外。

应该说，周恩来是了解毛泽东性格中的顽强、任性、容易冲动的一面，转战陕北时 多次领教，面对胡宗南的进攻他经常坚持跟敌人打个照面才走，喜欢享受冒险的乐趣， 要阻止他可不容易。毛泽东每天都要“闹”一次去闯风浪，每次都被一组的同志团结一 致地顶住了。第3天还是第4天，雨终于停了。徐涛反而更紧张，料到毛泽东会“闹”得 更厉害，匆匆跑去海边“看形势”。

他倒抽一口凉气：好大的风浪！长列的白浪一道接一道从海天相连的地方翻滚出来， 像大鹏劲扇的羽翅，像无数银龙飞掠疾走，奔腾咆哮着扑向战栗的海岸；海岸呻吟着被 疯狂的大海吞噬又吐出，才吐出又吞下去；徐涛几乎眩晕了，浪脊上的泡沫水花飞洒喷 溅，浸湿了衣衫，满耳一片轰隆声，像有三千狮虎围逼进迫，惊心动魄，令人胆颤。

“水温19度！”负责测温的同志报告。

“多少？”徐涛大声问。

“不到20度！”测水温的同志对住徐涛耳朵喊。徐涛脑子飞快旋转，准备好一套又 一套“拦驾”的理由。

果然，下午四点多，毛泽东便放下手中笔，吩咐卫士：“我们游泳去。”

“不行，主席，今天还不能游。”

“雨停了！”毛泽东很不耐烦了。

“天可没晴，随时还会下。”

“这个房子还可能地震塌下来呢！”毛泽东生气了，他早已忍无可忍。卫士们忙请 徐涛出面，徐涛是知识分子，毛泽东对他总是“客气”一些。

“主席，水很凉，”徐涛劝说：“会抽筋的。”

“我不怕冷，就你们怕冷，你们别游么。”

毛泽东确实耐寒，冬泳时，别人冻得牙根打颤，他还水淋淋地上岸坐一会儿，晒晒 太阳。

“那也不行，浪太大。岸边的浪有一米多高，海里的浪就会有三米！”

“好么，乘风破浪，正是机会……给我换鞋子。”毛泽东说鞋子像孩子，“听见没 有？鞋子！”

“主席，下海是顶风，几个年轻战士试过了，都被浪打回来，根本冲不过去。”

“一个人冲不过去，这么多人还冲不过去？岂有此理！”毛泽东边说边就往外走。

“不行！”徐涛情急地一把扯住毛泽东，“主席，我还没说完。浪太大，贝壳全冲 到岸边了，不少都是又破又尖，要扎伤脚的。”

“我从小打赤脚，就不上山砍柴了？叫你说的！”他甩一下手，藐视贝壳也藐视医 生。

“还没说完……贝壳冲上来一堆一堆的，容易绊跤。您岁数大了，摔一跤我受不了， 担不起责任。李雄汉同志就摔断了腿。今天天气这样恶劣，说什么也不能让你去……”

“他摔跋我就一定要摔跃？你这么说，我今天就非去不可！”毛泽东动怒了，“岁 数大”、“摔竣”，这些话对毛泽东决对不是劝说，只能是激将。他那与生惧来的不宁 静，争强好胜和藐视一切的意志力，决容不得这种泄气话，他那勃然大怒前的灼灼目光 和来势不妙的抿紧嘴唇的沉默逼迫得一组同志再没谁敢拦挡在前，只能追随左右，只能 匆匆带上泳裤，毛巾和急救药箱……

其中便有人悄悄报告汪东兴，汪东兴赶来劝阻时，大势已去；毛泽东一旦行动起来， 国民党的800万军队挡不住。共产党的几百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也拦不住。

于是，汪东兴紧急给总理去电话。那天是卫士张永池接的电话，据他说，汪东兴急 得嗓子都岔了音：

“主席下海去了！下海游泳去了！我们拦不住……”汪东兴不歇气地讲，“快请总 理，请总理马上来，我们叫不上来！”

张永池一惊一乍，扔下电话就朝总理办公室跑。我们还以为失火什么的了，他大喘 气地报告：“总、总理，主席下，下海游泳去了！”

总理正在批阅文件，闻声猛地抬起头，最多怔有2秒钟，忽地立起身，把笔一扔就 朝外跑：“快，叫司机！快开车！”

“总理！”我喊了一声，因为雨又下起来了，被风吹着扫在门窗上，哗哗地像枪林 弹雨。我一边喊总理，一边催小张快找雨衣，可是总理没听见喊一般，一头钻入急雨中， 水淋淋地上了汽车就走。

那天的世界真可怕，满耳隆隆声一刻不断；汽车开得快，海风掠过车身，整个车身 也在轰轰响，仿佛跟大海比赛一般。总理眉头微锁，双臂环抱胸前，他焦急中不乏冷静， 思考着如何劝说主席。

我坐在总理身边，望着车前窗上摆动的雨刷；雨虽然不算大，但风很急，车又快， 所以打在窗上的雨水相对来说就又急又多，在雨刷下面瀑布一样往下淌，前方一片朦胧。

汽车连拐几个急弯，停在了毛泽东的下海点。总理在惯性的作用下，身体朝前一倾， 我忙去扶，可他已经打开车门，跳出去。我们也纷纷跳出车，跟着总理朝海边跑。

暮色朦胧，总理站在海水吐出的沙滩上，朝大海张望。海水像矗立起的墨绿色长城 一般滚滚而来，示威似地隆隆作吼；远处的礁石岩壁掀起冲天的水柱浪花。而脚下，浪 潮急骤浩荡地涌上倾斜的海滩，吞没大片沙滩，“嘴巴”一直“咬”到了总理的双脚， 简直想把全部陆地拖入海底，却终于没有成功，又悻然地叹息着退回去。

我们在沉落的水墙后看到几个黑点，那一定是毛泽东和他忠实的警卫们了。

“主席——”总理不失时机地呼喊：“风浪太大，快上来吧！”

刚喊一声，人影便消失在重新耸立起来的水的长城后，海浪又一次扑来，顽强不息 地试图把陆地整个吞下去。

“过来，都过来。”总理组织我们站到一起，“涛声太大，听不见。我们一起喊。”

七八个喉咙合在一起，与天风海涛展开声音的比赛：

“主席，上来吧！”在这合声中，紧接突出来一声：“我是周恩来——”随着这一 声的尾音，七八个喉咙又合作一声：“总理请主席上岸！”

喊了又喊，总理朝前走了又走，海水打湿他的鞋子和裤腿。毛泽东游近岸来：“不 要紧，浪大尽兴……”

总理很会劝，趁一道浪头退下的机会忙喊：“主席游泳不要紧，岸上同志时间久了 会冻出毛病！”

这种矛盾转移的劝法很有效果。毛泽东沿岸又游了一段，恋恋不舍地逐浪近岸，终 于在警卫战士们的簇拥下走上沙滩，接过一件浴衣披在了身上。

于是，大家提到嗓子眼的那颗心才落回了肚子里。

多少年来，北戴河乘风破浪的游泳这一幕，给我多少启示和联想啊！毛泽东是开拓 前进的导师和领袖，是他给了我们前途和胜利，摆脱屈辱，获得尊严。但是，他也常常 会有不及预料的思考和行动，为他超人的意志和信心所支配，带着亿万人同他一道去冒 风险。这时，人们就会想到周恩来，他是节制、中和、安定、团结的柱石。

作为一名老红军，又是1940年就来到周恩来身边，常能见到毛泽东，我是亲自感受 了战争年代毛泽东那惊世骇俗的胆量气魄。他的“大踏步地前进，大踏步地后退”，不 怕打烂坛坛罐罐，不在乎一城一地之得失，甚至不在乎扔掉圣地延安，就是这样的运动 战改变了敌我力量对比，取得了战胜国民党的胜利。然而，在和平建设中，他也常常是 大踏步前进，搞起“大跃进”，搞起“人民公社”，超越阶段，不顾规律，接着又大踏 步后退，历经“三年困难”，解散食堂，“队为基础”，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刚喘上气，形势好起来，又大踏步前进，甚至决策搞起“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毕生都 在冒险去探索美好的未来，他为了防止修正主义，消除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 为了促使青年革命上进，为了破除旧文化的影响，不惜否定亲手创建的共产党亲手缔造 的共和国，结果混乱3年，随着林彪的自我爆炸不得不再次“大踏步后撤”……

无论大踏步地前进还是大踏步地撤退，都会由此产生出一系列复杂、尖锐、有时甚 至十分激烈的大量矛盾，这方方面面的矛盾，主要是靠周恩来谨慎细致，稳妥扎实，鞠 躬尽瘁，死而后已地加以解决的。

这方面实例还需要我列举吗？那大量的回忆录和文章，都有这方面内容，可以说举 不胜举。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仅是在舵手、导师毛泽东的可歌可泣，辉煌而 又悲壮的领导下，而且也时时受到周恩来必要的有节制的领导的影响。从“反冒进”到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从“向知识分子鞠躬”到“保护老干部”，从解决“9．13事 件”到支持邓小平第二次出山，从维持政府机构正常运转到四届人大上呼吁“四个现代 化”……

当然，其他领袖人物和政治力量也在影响着各项政策的形成。

比较起这种节制、中和、缓冲来讲，周恩来更多更主要的，还是与毛泽东密切配合， 开拓前进，夺取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

美国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C·戴维曾经这样著文：“如果说毛泽东是永恒的革 命英雄，刘少奇是党务机构的专家，那么，周恩来则被证明是中国处理公共关系最好的 人。他总是能够容纳不同意见并找到解决办法。”

又说，“在制定政策方面：他不是政策的最初提出者，尽管没有人比他在外交政策 领域内的战略战术上的贡献更多……然而，在执行政策阶段，他总是一贯地、通过自己 的行政管理权限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还说，“周恩来能够在不失去对毛泽东忠诚的前提下，在进行政策斗争的同时实行 他的‘总计划’。”

这些评论虽然远未全面，但是反映了很大一部分真实。至少我自己就有直接的感受。 比如西安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实行兵谏，拘捕蒋介石后，毛泽东作出和平解决的重大 决策，以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正是在中国现代交上这一最危急最关键时刻，周恩来作为 有条件释放蒋介石的调解人，来到西安，最出色地完成了毛泽东的设想，摆脱了重大的 民族灾难，对中国共产党和整个国家作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的极端敌视政策迫使中共中央不得不作出“一面倒” 的决策，毛泽东亲赴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提出“希望要一些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

苏联方面不懂什么是“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疑惑地来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不 慌不忙解释：好看的么，就是签一个让人看的条约；好吃的呢，就是要点东西要点钱， 回去恢复国民经济用。

前面写过。具体谈判起来。毛泽东谈不清也不耐烦谈，还是请周恩来到莫斯科，才 订了一个“好看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争到了“好吃的”6000万美元贷款。

毫无疑问，毛泽东更能高瞻远瞩。但他不耐烦管具体，不善于处理具体，甚至也不 懂某些具体技术问题，他只能靠周恩来。他们的这种区别即便不上谈判桌，我们这些身 边工作人员也都能强烈感受到。

我跟随周恩来初到莫斯科时，单独住在一个小别墅里。刚住一天，毛泽东就亲自打 来电话，说：“你叫恩来到我这里。”

没等我回答，他又说：“叫他就住我这里了，不要另住一套。”

于是，我跟周恩来一同住进毛泽东的别墅里。那座小别墅在莫斯科郊外，穿过树林 子，经两道警卫。很森严。跟随周恩来到莫斯科的伍修权、赖亚力等同志不住这里，我 每天通过电话与他们联系。总理单独住时，毛主席那边来的电话多；住进毛主席的别墅， 伍修权那边电话多，反正总理到哪儿，哪儿的电话多。决策毛泽东是中心，办事周恩来 是中心。决策几句话就行，办事可是没完没了的谈判和电话。

周恩来每次谈判回来，总要向毛泽东详细汇报；毛泽东听的多，想的多，说的话却 很少，往往是几句话，讲个原则和方向。

周恩来没到莫斯科时，毛泽东曾表现过隐隐的着急，周恩来到达后，毛泽东明显轻 松下来，有时间有心情去看“彼得大帝”，去研究“拿破仑”了。所以毛泽东后来对赫 鲁晓夫讲，“这个同志(周恩来)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

从莫斯科间来时，毛泽东自己一个车厢，周恩来、陈伯达、伍修权一个车厢，我也 在这个车厢里。这一路东行，也可以看出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不同。

毛泽东一路看书，周恩来一路办公。因为这一路多次停车参观工厂，有许多具体工 作具体事务要办。周恩来忙，我们自然也跟着忙。我与陈伯达住一个包厢，陈伯达是毛 主席带来的。毛主席看书，他每天也是看书。我住上铺，陈伯达住下铺；我事多，每天 上上下下，影响他看书。他皱着眉头说：“小何，咱们换换吧，我住上铺，你住下铺怎 么样？”

我说：“行。”

周恩来听说我和陈伯达换铺，摇起头说：“伯达年纪比你大，上上下下不方便，还 是叫他住下铺吧。”

我说：“他跟主席来的，主席看书他也看书；我跟总理来的，总理事多我也事多。 我跟他一个包厢，上上下下影响他看书。”

周恩来说：“那你就少往铺上爬，多在我这包厢里呆呆。”

这件小事我以为是很反映了主席与总理的工作关系。当然，总理并不只是执行，他 实际上也是主席最初制定政策时的主要顾问。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解放战争和抗美援 朝。

朱总司令因为年纪大了，解放战争时，中央五大书记分工，朱德主要分管监察，军 事是由毛泽东负责，由周恩来协助。会议上这样分工，实际上也是这样做。尽管有些命 令是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发出，实际都是由毛泽东在周恩来协助下作出决策并签发命令。 到抗美援朝就更是如此了，老同志们都一致公认，周恩来是事实上的“总参谋长”和 “总后勤部部长”。

可以这么说：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任何战略性决策或重大政策转变，都是经毛泽东深 思熟虑之后首创或首先提出来，即便是周恩来所最能表现出其天才的外交方面，也不例 外。不论是在总体上的冷战外交还是具体的中苏论战等问题上，原则和方针主要都是出 自毛泽东。

1953年12月31日，我国和印度在北京签字的有关协定中，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到次年6月，我跟随周恩来出访印度时，周总理同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的联合声明 中，重申了指导两国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印度又到缅甸，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 同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是指导中缅两国关系的原则。

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接受，认为是指导国家关系的最好 最科学最正确的原则。人们也知道这是周恩来首先提出并说服尼赫鲁赞同的。

但是，当年出访印度归来，大家兴高采烈地庆贺访问成功，向总理敬酒时．总理说： “我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做具体工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首先提出这个思想的是毛主 席。”

因为总理一向这样，提起功绩总是让给别人。我们以为这又是原则性的“归功于毛 主席”，并非真有什么直接关系。谁知总理看出了这一点，事后郑重其事地拿出文件：

“你们看看，早在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就公开讲了我们开展外交的指示思想： 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 立外交关系……”周恩来放下文件认真望住我们说：“是我将毛泽东宣读的这份公告具 函送达各国政府的。你们不要以为我只是说说而已，中国革命的每一个胜利，确实全靠 毛主席的正确指挥。”

国外有些人把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发自内心的尊敬说成是“政治生存”的需要和策略； 国内个别另有用心或糊涂的人也跟着这样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亲身经历，所以也不可 能理解总理。用现在时髦话讲，叫做“缺少共同语言”。

周恩来与毛泽东共事半个多世纪，他对毛泽东的深厚感情和坚信不移是在风雨实践 中不断培养加深而致不可改变的。他对毛泽东的决定坚决照办，说一不二，即便像“大 跃进”，“文化大革命”这种错误的决策，也坚定地跟着干了，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这种 对主席的坚信不移，而决不是什么为了“政治生存”。

有一次，总理翻阅部队送审的红军长征路线图．他用手指头沿着那条红线极缓慢极 缓慢地移动，不时停下来陷入沉思，眼里闪烁着忆念和激颤的波光。我相信，历史上的 风狂雨骤，金戈铁马正在这静静的一室之中重现，并且发生着现实的启示和效应。

“小纪，你过来。”总理招呼新调来的战士纪东。指着《四渡赤水之战示意图》问： “四渡赤水的战斗你知道吗？”

“听说过，具体不清楚。”纪东走到桌前看地图。

“遵义会议后，毛主席指挥红军打的第一个漂亮仗，就是这次战斗。”总理左手举 着放大镜照地图，右手食指在红军行进的线路和标示方向的箭头上移动指点：“我来给 你讲讲吧。年轻人要懂一些历史……”

周恩来详细讲述了红军四渡赤水的地点、敌我双方的情况和形势以及战斗过程和结 果。末了放下放大镜，问：“肖华写的《长征组歌》里，有一句很精彩的歌词，就是说 这次战斗的。你知道吗？”

“是不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对，就是这一句。不是亲身经历过那场战斗是很难体会出这句歌词有多精彩的。” 总理带着回忆与思考的神情，缓缓说：“赤水河战斗，我们甩掉了敌人，把蒋介石和他 的部队搞得晕头转向，找不准我们的真正去路，等他清醒过来，我们已经赶了几天的路 程，把敌人远远地抛在了后边……”

纪东更关心的是他直接为之服务的周恩来：“总理，这些战斗你都直接参加指挥了 吧？”

“我只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做一些具体工作，胜利主要是靠毛主席的正确决策。”

总理的这一回答，应该说是谦虚的，又比较实事求是的。他并不否认自己做了工作， 有贡献，但他同时又将自己同毛泽东的作用区分开，将主要功绩归于毛主席。

还有一次周恩来陪越南总理范文同去延安参观。在凤凰山毛主席旧居内，外宾看到 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回到延安与毛泽东的合影，话起当年，周恩来感慨地说了 一句：“我那时还是个娃娃。”

毛泽东曾经说林彪不过是个“娃娃”，但从未说过周恩来是个“娃娃”，周恩来是 自己说自己是“娃娃”。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各民主党派、社会知名人士通报这 个消息。散会后，许多人等在大会堂南门不走。当总理来到南门准备登车时，大家都围 上来，纷纷含泪同总理握手。人群中不知谁说了一句：“总理，有您在，这是人民之大 幸！”

总理马上纠正：“不能这么讲，我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做具体工作，尽我的职责……”

我当时就感到，民主人土和周恩来讲的话，都反映了一种真实，都有他的道理。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尊敬、钦服、坚信不疑是第一位的，谈及这点，我并不否认他作 为大政治家的稻略和他在极其复杂、似乎无望的困境中所表现出的高超的斗争艺术。最 能说明这个问题的莫过于“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始终存在，并能保护下包括邓小平在内 的一大批老干部。这是中国在毛泽东之后，能走上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基本条件和保 证。

记得尼克松访华，谈判公报，在北京没最后谈成，总理送尼克松总统去上海，在上 海继续谈。具体谈判我们参加不上，但从有关同事的议论中。我们知道主要障碍是台湾 问题。总理以他的聪明才智，经过不懈努力，终于谈成了“上海公报”，这一公报打破 了帝国主义对我国长达20余年的封锁，正如美国人所评价的：“假若没有他，中国不可 能如此顺利地与美国官方和公众建立友好关系”，“《上海公报》将仍然是外交措词最 好的第一流文件”。

可是，公报拟定后，总理往北京打电话，主席正在睡觉。记得总理当时很犹豫。毛 泽东在尼克松访华前夕刚犯过大病，休克了一段时间，身体还没恢复，总理在办公桌旁 走了好几圈急步，正如人们常讲的“团团转”，因为事情很急，不能等。最后，总理下 决心承担责任，不叫醒毛泽东作决定。

这样做并并非没有先例。当年我跟随总理去参加日内瓦会议，不少事都是总理先做 了决定，回来再向主席汇报。

这次也一样，总理先决定了，然后再向主席汇报，还写了书面材料。写汇报时，总 理反复措词，好象有什么预感似的，从没见过他那样的费琢磨。

回到北京后，总理有近半个月的时间神情忧郁，落落寡欢。那些天中南海里天天开 会，每次开会回来总理脸色都很不好，但他什么话也不说，只是饭量锐减，常常一个人 默默坐在那里想心事。

有一次我请他吃饭，小心翼翼走进他的办公室，把两菜一场摆到他的办公桌上： “总理，8个小时了，你吃点东西吧？”

总理的目光在饭菜上稍触即离、声音有些沙哑：“留下一个汤就行了，其余的晚上 再吃吧。”

我从总理的眸子里看到一种压抑和孤独忧伤的黯然神色，心里不由得一酸，莫名其 妙地跟着难受起来。中美联合公报发表了，封锁正在被打破，这本该高兴的啊，发生了 什么事能使总理这样难过伤心？

我悄悄观察，悄悄打听，从负责会议服务的同志那里听到点消息。中南海里已经开 了12天会，批周总理。江青、张春桥等人。或直接或影射，说总理是李鸿章，卖国主义。

我当时就激动地嚷起来：“跟美国建立关系，这是毛主席的决策，总理是在主席领 导下做了具体工作……”

“听说是公报没有先向主席汇报……我也讲不清，这事可不敢再乱说啊，到此为止 了。”

“总理打了电话，当时主席在睡觉，时间又不能等……算了，不说了。”

那时这类事我们都不好多议。总理同江青等人的矛盾，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罢了。

毛泽东之后，邓小平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发挥他的聪明才智，领导中国人民 走他所设计的路；按照他自己的战略自由地采取每一步行动。周恩来那时没有这种条件 和可能，他始终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他做出的每项成绩和贡献都离不开毛泽东；同 样，为了能继续工作，继续做出贡献。他就必须努力保持与毛泽东的合作关系，相辅相 成。同时，还不得不运用韬略和高超的斗争艺术，调和缓冲与江青、张春桥等党内极左 宗派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分歧。

总理同江青等党内极左宗派集团的斗争方式，最明显的一个表现是：你说你的，我 干我的；不跟你吵或保持沉默，下来该怎么干继续怎么干。

延安时期，江青就喜欢找周恩来，特别是和毛泽东发生争吵时，总要去找周恩来 “诉苦”，靠周恩来调和她的家庭矛盾。她有了什么学习心得，工作上有什么想法或计 划，遇有什么困难，也像绝大多数干部一样，喜欢向周恩来汇报并取得帮助。因为周恩 来的温和、善良、正直、耐心以及稳健和机敏是全党公认的，他是大家诉说心曲求得帮 助和慰藉的最好对象。

那时党内的风气也正，阿谀奉承或打击报复都会受到鄙视和谴责，所以江青也还没 有什么过分的恶劣表现。她在广州为她的居所换地毯换窗帘，当陈云同志的夫人于若木 给中央写信．对此提出批评时，她也不敢说什么，还得表示接受批评。

这个时期，周恩来也没有把江青当回事来对待。偶尔江青要求坐专列等超标准待遇， 或劝止，或“看在主席的面子上，适当照顾一下”，基本都是无足轻重的小事。

50年代初，总理的秘书韦明曾与江青发生矛盾，总理的态度就说明了这时期与江青 无足轻重的关系。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有次总理累病了。大家想了个主意，找来一部娱乐片子请总理 “审查”，借以达到让总理休息的目的。

刚开映不久，屋外电话铃响起来，韦明年轻腿快，有朝气，就跑出去接。话筒那边 传来江青的声音：“我是江青，请总理听电话。”

韦明怔了一下。总理都累病了，好不容易想了个办法让他休息……”

“总理病了，他现在正在看电影。”韦明婉言说：“你的事情急不急？如果不急， 是不是等总理看完电影后给你去电话？”

江青是毛泽东的秘书，韦明是周恩来的秘书，秘书对秘书讲话，这样讲是再正常不 过了。但江青同时又是毛泽东的夫人，韦明很客气的话在她耳朵里就变得不够客气了， 于是声音里也带了点火气：“这是你的意思还是总理的意思？”

韦明和那个时代的多数青年一样，热情、锐气、冲动，不大在乎什么职务身分，随 口便顶了一句：“请总理听电话，是你的意思还是主席的意思？”

“你不要管！”江青有些冒火了。

韦明一声不吭，昧啦，挂了电话。刚要进屋去看电影，铃声又响起来。他皱皱眉， 也怕误正事，返身重新拿起电话筒。

“你怎么把电话挂了？”江青大声责问。

“你不是不要我管吗？”韦明毕竟怕误了正事，接着又放缓声音解释：“主席每次 打电话，都要问问总理身体怎么样，干什么呢，能不能听电话。今天总理病了，好不容 易被我们想了个办法让他休息一下……好了，不说了。你等着。”

韦明真怕是主席有事，就进屋报告了总理，总理马上出来接电话。这个电话足足打 了快一小时，江青就像现在某些喜欢电话聊天的社会女青年似地，罗哩罗嗦讲个没完。 也就是碰到了总理这样的好性子，能耐心听她罗嗦，要是换了邓小平，不过一分钟肯定 就把电话挂断。

事后我问总理：“她这个人烦不烦呀？”

总理无所谓地微微一笑：“她看了个剧本，跟我谈读后感呢。”

过了没多久，有次李富春来西花厅开会，江青又来了电话，恰好又是韦明接了电话。 江青要问一声李富春，敲定与那位电影剧本的作者谈话的时间、地点。韦明问过李富春， 给江青回了电话：“明天下午，就在富春同志的办公室里谈。”

“你记录一下参加谈话的人员名单，回头再向富春同志报一下……”江青一口气点 了20多个人。韦明就好心好意提醒一声：“哎呀，20多个人了，富春同志的办公室坐不 下吧？”

江青和许多心眼小的女人有个共同的毛病，就是常常听不出好坏意思、她硬梆梆又 甩过来一句：“这是你的意思还是富春同志的意思？”

韦明不高兴了，冷冷一声：“我的意思。”

“那你不要管！”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韦明真火了，确实少见这种好坏不分的人，“我是不该管， 这个电话我都不该接！我不是你的秘书，也不是李富春同志的秘书，有事你就直接找李 富春同志吧！”说完，不等江青有所反应，韦明便挂断了电话。

江青气坏了，给总理写了一封2000多字的告状信，给韦明戴了不少“帽子”，其中 还有条“媚上压下”。总理看过这封信，也没当什么事，还叫韦明自己看了那封信。韦 明边看边发牢骚：“说我媚上压下，江青是主席夫人，我还不媚她一下，我还压她！”

总理只轻描淡写说一句：“压她也不对么，要各自多做自我批评。”

那时的政治空气和同志关系还是比较健康的。两天后，韦明在周末舞会上碰到江青， 江青也没有再使性子，反而热情地邀请：“韦明，咱俩跳一场吧！”

周恩来终于把江青当个人物来对待，首先是因为毛泽东把江青当个人物来使用了。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江青与张春桥等人联合起来，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之后。 记得1966年底，毛泽东召集的一次碰头会上，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中央文革 的一班人马坐在毛泽东左侧，周恩来、陶铸、叶剑英等一批老干部坐在毛泽东右侧。毛 泽东在谈到运动形势时，先举左手朝中央文革的一班人马轻轻一挥：“对于那些老干部， 包括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领导，不烧不行，要继续煽风点火。”他接着又举右手朝周恩 来、陶铸等人轻轻一挥：“但是烧成灰也不行，要控制火候，还是要救人于水火之中 啊……”

这是毛泽东的领导艺术。他的本意并不想打倒一大批老干部，只是想烧烧他们， “把泥菩萨烧成瓷菩萨就可以过河了。”但是，江青一伙只想借机把这一大批老干部 “烧成灰”，总理千方百计想“救人于水火之中”。于是，他们两个人的矛盾就是无法 避免并且愈演愈烈了。

韦明两次顶撞江青的事如果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结果将会怎样呢？

1968年3月中旬，总理根据主席的想法，主持召开讨论解决东北问题和宋任穷同志 出来工作的问题。会议定于下午4时在大会堂接见厅召开。负责会议现场警卫任务的是 中央警卫局警卫处副处长成元功同志。

会前半小时，江青的警卫员孙占龙给成元功打来一个电话，说江青刚起床，还没有 吃饭，让成元功给准备饭，在会议室旁边找个房间，先吃饭，后参加会议。成元功忙找 到大会堂党委书记刘剑，请他尽快按要求备好饭，放在旁边的小山东厅里。这时，党中 央、国务院、军委及中央文革有关负责人都到了，就等着江青。

当时，中办主任兼警卫局长汪东兴也在场，成元功及时向他作了汇报。汪东兴就带 了成元功站到会议厅门外迎接江青。

江青晚到了一刻钟。汪东兴先给她敬个礼，然后成元功上前报告：“江青同志，开 会在接见厅，您的饭在小山东厅，要不要先吃点东西？”

江青斜了一眼成元功，傲慢地哼一声，昂着头进了开会的接见厅。

那时，江青挂在嘴头的一句话是“我代表主席”，被加以颂扬的是“旗手”，全体 参加会议的高级干部们都起立了，表示尊敬。

江青最终的垮台，全是她自己一步步走出来的。即便毛泽东那样的威望和贡献，也 无法挽救她免于受惩罚。她实在是无可理喻无法救药，面对这些最高层的领导人，她连 起码的礼貌和彼此相应的尊敬都没有，昂着头，旁若无人地径直走到周恩来面前，冷冷 质问一声：“你们在开什么会？为什么叫成元功挡在门口不让我进了？”

总理怔了一下，这是从何谈起啊？他马上平静下来，和气解释：“江青同志，开会 内容不是早就和你通过气吗？下午4点在接见厅讨论解决东北问题和宋任穷同志出来工 作的问题……”

“是讨论这个问题吗？”江青忽然放开嗓门，声音尖厉起来，“你们是不是怕我听 见？啊，光明正大么，为什么让成元功到门口拦挡我？你是什么意思！”

“没有的事么，大家都在等你，这么多同志都在场，都可以作证么……”

“我不信！心里没鬼，为什么派成元功拦我？”江青知道成元功长期担任周恩来的 卫士长，故意一口一个成元功地大吵大闹，以此制造人们的猜测，“你们背着我搞什么 活动？”

“根本没有的事，我没派任何人去挡你。我们在这里等你来开会……”总理看一眼 表，江青这个时候还在嚷，象犯神经一样喊：“不听，不听！你们不说实话，就是不敢 讲真话！”

总理眉头紧锁，在大吵大闹中想了想，大声宣布：“我们暂时休会。江青同志，这 里可能有误会，我们慢慢谈好不好？东兴、成武、李作鹏，你们一起来一下。”

周恩来同江青、汪东兴、杨成武、李作鹏等人出接见厅，来到小山东厅。周恩来指 着准备好的饭菜说：“我只听说你没吃饭，要先吃饭再参加会议……”

“造谣！造谣！”江青喊着，“你们就是想限制我，瞒着我……”

“汪东兴，你叫成元功进来，当面跟江青同志说清楚。”周恩来吩咐。汪东兴出去 叫人，江青一脸怒容，胸脯剧烈起伏，突然大叫一声：“成元功是一条狗！”

成元功是总理的老卫土长，江青这样骂，实际就是骂总理，并且与她的身分太不协 调了，完全是市井里的泼妇样子了。

周恩来气得脸色苍白，带着青石一样隐忍的神情大声说：“江青同志，我是个老同 志了，你应该相信我们这些老同志，你说的都是根本没有的事！”

话音没落，成元功推门进来了。周恩来看一眼成元功，对江青说：“你们查对吧， 我不参加。”他边说边往出走。与成元功擦肩而过，站到走廊里去了。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竟闹成这个样子，比一般老百姓闹架还不如，实在叫大家 寒心。像陶铸那样火气十足，跟江青对着拍桌子的“有争议的人”，江青容不得，像总 理这样有口皆碑，以忠诚正派而受到普遍信任和爱戴的人，江青居然也不能容。说实话， 当时我们不少人都看出她长不了，也办不成任何大事。历史上容不得人的人，没一个能 成大事。

汪东兴对成元功说：“你讲讲吧，这件事是怎么一个经过？”

成元功说：“3点半时。孙占龙给我打电话，说首长刚起床，还没有吃饭。让我准 备吃的，还具体说了鸡蛋饼、鸡汤面、两荤两素四个小菜，让在会议室旁边找个房间， 说首长吃饭后再参加会议……”

“根本没有的事！”江青用力拍响桌子。大概用力过度，拍痛了手，脸一下子涨得 通红，沁出汗粒儿来：“去把我的警卫员叫来！”

汪东兴出去喊来了孙占龙，孙占龙苦着一张脸，实事求是说：“是我打电话让成元 功准备饭的。”

“滚！”江青忽然大吼一声，手掌又重重拍在桌子上。若不是亲眼见，人们很难想 象一位高级领导干部，一个天天口讲马列主义大道理，讲“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 贱之分”的高级领导干部会这样蛮横粗野，千真万确瞪起眼，把头向前伸着吼：“你们 都给我滚出去，不要你们在这里工作，你们去给总理说去，滚出去！”

成元功和孙占龙闷声不响地退出了小山东厅。那一刻，在场人都感到一种幻灭。不 论报纸电台如何颂扬这位“旗手”，她在我们心中已经全完了。如果有谁向她举枪，我 们谁也不会为她挺身而出了……

成元功来到走廊，难过地对周恩来说：“总理，今天我们工作没做好……”

总理没作声，他知道成元功没任何错，讲的是违心话。他沉重地叹息一声，又进了 小山东厅。立刻，那里又传出江青尖厉的声音：“孙维世是一条狼，成元功是一条狗： 这就是你身边的人……”

很清楚了，江青有意闹这一场，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总理。她骂了1个多小时， 把周家鼎，杨德中等同志都骂到了，甚至限令杨德中同志4天之内离开北京……

几天后的一个夜里，江青又，把周恩来、汪东兴及几位总理秘书叫到钓鱼台，很激 烈地说：“成元功历史上就是个坏人，曾多次限制我，多少次阻挡我和总理接触……”

周恩来平心静气地解释：“不会的。成元功14岁就参加了革命，自小就在我这里长 大的。”

江青不容分辩地说：“那至少也是个变了质的坏分子！”

结果，不出一星期成元功就被送进了“学习班”，八个月后又被赶到江西“五七” 干校，直到粉碎“四人帮”的前夕才回到北京工作。

毛泽东一再声明“江青不能代表我，她只能代表她自己”，根本原因在于江青确实 曾代表过他，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发起阶段。周恩来一再对江青调和，隐忍不发， 重要原因之一也在这里——不能不考虑同毛泽东的关系。

林彪有野心，也有大功。他还有个“王莽谦恭末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 真伪复谁知”的说法。江青有野心没功劳，连个“谦恭下士”的时候也没有；她不是居 功自傲，而是无功藐视天下人，这样无知无德无能的人也想搞政治，争权力，实在是个 人的悲剧，历史的笑话。

改革开放的今天，人们的思想观念不断更新。这是一种进步。我们所希望的只是不 要否定历史。

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呼求民主与科学。先是袁世凯，后是蒋介 石，破灭了这些中华民族优秀分子的希望。

1949年的胜利，带来了这种希望，但也不可能一下子全部成为现实。物质决定精神，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中国，不发展生产力，不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建设把中国从一 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转变为经济发达的国家，就不可能彻底清除封建思想。事实证明，当 我们共产党人发动和依靠民众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奋斗来消除封建思想时，它却在最 出人意料的地方突然地冒了出来。比如反封建的伟大战士毛泽东，晚年却造就了个人迷 信和“一言堂”的封建产物。比如那么英明而又机敏的周恩来，晚年也顺从毛泽东的意 志，说了错话办了错事……

后人谈及他们晚年的错误时，不应该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不能离开当时社会生产 力发展水平及整个的国际政治形势。

不发展生产力，不建成经济发达的国家，高度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不可能建 立起来的。我们庆幸的是，邓小平现在正是按着这一规律来作出决策，带领中国人民走 上胜利富强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