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数苏联援建新中国的156项目工程

大千世界

　　08-11 21:52   邱吉尔     风闻网

　　“156项工程”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等国援建中国的一系列重点工矿业项目的统称。这些工程项目被后人誉为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


　　旧中国工业生产十分落后。很多人宣传解放前中国在工业方面取得了多么大的成绩。这种说法不能说完全错误，但多数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说法。在点上说，解放前中国的工业的确有过不少成绩，但是不成体系，更没有铺开。否则，也不会在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那么狼狈，在武器上存在那么大的差距。

　　解放的时候，近代工业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2.3%,其中生产资料生产的比重又仅占5.5%。这是一个典型的轻工业国家特征，是适应不了中国这样的大国需要的，无法支持中国的大国发展。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主席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关于新宪法草案的讲话中，对当时的我国的工业化水平有过一段形象的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要迅速恢复生产，建立现代工业，接受外援是必不可少的。但在当时，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对我实施封锁、禁运，使我国的技术引进受到极大限制。我国只能寻求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156项工程”只是后来约定俗成的说法，实际上苏联等援建的是150个项目，而且是先后分三批敲定执行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过一些对华援助项目。


　　一、1950年毛泽东主席首次访苏时确定第一批50个项目

　　1949年12月6日，新中国成立刚两个多月，毛泽东就对莫斯科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访问。此行目的重大，除了签订新的中苏同盟条约之外,就是争取苏联的大规模经济援助。毛泽东在莫斯科同斯大林就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以及有关两国利益的若干问题进行初步会晤后，周恩来于1950年1月20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进行具体的谈判。

　　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政府在克里姆林宫正式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文件。两国政府议定：苏联以年利1％的优惠条件给中国提供总额为3亿美元的贷款，自1950年1月1日起，在5年期间，每年以贷款总额的1/5交付，用以偿付为恢复和发展中国经济而由苏联交付的机器设备与器材，中国将以原料、茶、现金、美元等偿还苏联贷款及其利息，贷款的偿还期为10年。

　　1%，这样低的利息到哪里去找？改革开放初期的西方国家，拼命向中国兜售他们的贷款，知道利息是多少吗？18%。这样高的利息，很多中央领导还打算接受，只是被陈云同志及时制止了。


　　贷款协定生效后，苏联即开始用这笔贷款帮助中国新建和改建第一批50个大型工程项目，涉及煤炭、电力等能源工业，钢铁、有色、化工等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等国民经济最重要部门。这50个项目在后来的执行过程中,撤消了1个项目,合并了2个项目,实际建设项目为47个。这些项目对于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起了巨大作用。


　　二、1952年周恩来总理率团访苏确定第二批91个项目　


　　自1951年春开始，在周恩来、陈云的领导下，中央财经委员会着手编制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轮廓。由于当时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进行，按照中央“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一五计划”在编制过程中,是以抗美援朝和国家建设并重为出发点来规划国家工业建设的。


　　为了确保“一五计划”制定的科学性及其有效贯彻，同时也为了争取苏联的帮助，1952年8月17日，周恩来再次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与苏联政府商谈即将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和中国工业化建设问题。


　　为了确保一五计划制定得科学性及其有效贯彻，同时也为了争取苏联的帮助， 1952年8月17日，周恩来再次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访问，与苏联政府商谈即将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和中国工业化建设问题。


　　1952年8月20日，中苏双方举行了第一次会谈。斯大林表示，愿意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在资源勘探、企业设计、设备供应、提供技术资料、派遣专家和提供贷款等方面帮助中国。关于军事装备和军事工业，斯大林强调中国应自己生产飞机、坦克、雷达等武器，从修理到装配和制造，从小到大，以利培养干部，否则只有工厂没有人才，绝对不行。他建议最好是中国派人到苏联学习，培养自己的干部、工程师及技术工人。


　　1952年9月3日，斯大林与中国代表团举行第二次会谈，会谈的重点是五年计划问题。斯大林表示愿意为中国实现五年计划提供所需要的设备、贷款等援助，同时派出专家，帮助中国进行建设。


　　在原则确定之后，周恩来、陈云等先行回国，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重工业部部长李富春等继续留下与苏方商谈苏联援助的具体细节,前后历时达8个月之久。苏联方面在进行了详细周密研究后,满足了中国政府的要求,甚至增加了一些应该开办而中方没有考虑的企业。1953年5月15日,李富春与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最终确定在1953-1959年间由苏联增加援助中国新建和改建91个企业。双方商定，作为援建项目的部分补偿，中方将在1954年至1959年间向苏方提供16万吨钨砂、11万吨铜、3万吨锑、9万吨橡胶等战略原料物资。


　　根据李富春向中央的报告，第一、二批141个项目建成后，“中国的工业能力将大大增长,在黑色冶金、有色金属、煤炭、电力、石油、机器制造、动力机械制造和化工方面，都将超过现有生产能力一倍以上，中国不仅将有自己的汽车工业和拖拉机工业，钢铁、煤炭、电力和石油等主要工业产品将达到苏联“一五计划”时的水平,接近或超过日本1937年的水平。”


　　为了合理地规划这些项目，苏联派5个专家组来中国。一是黄河、汉水的综合规划组；二是电气化组，帮助中国制定电气化的远景计划；三是黑色冶金与有色冶金组，帮助中国制定发展黑色冶金与有色冶金的远景计划；四是机器制造工业组；五是造船工业组。


　　三、1954年赫鲁晓夫率团访华确定第三批15个项目


　　1954 年 9 月，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应邀来中国参加国庆五周年庆典。访问期间，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等同苏联代表团就中苏关系和国际形势举行会谈。双方议定：苏联给予中国 5.2 亿卢布长期贷款，帮助中国重建 15 项中国工业企业，同时扩大原有协定规定的 141项企业设备供应范围。


　　1954年9月，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应邀来中国参加国庆五周年庆典。访问期间，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等同苏联代表团就中苏关系和国际形势举行会谈。双方议定：苏联给予中国5.2亿卢布长期贷款，帮助中国重建15个工业企业，同时扩大原来协定规定的141项企业设备供应范围。


　　至此，中苏双方三次共签订156项援建项目。


　　双方后于1955年商定再增加16项，后来又口头商定增加 2 项，前后共确定174 个项目。经反复核查调整后，有的项目合并，有的项目推迟建设，有的项目取消，有的项目一分为几，最后确定为154项，最后实际建设150项。但由于“156项工程”已写进了一五计划并已先行公布，后来还是习惯地称苏联援建的重点建设项目为“156项工程”。


　　四、“156项工程”的内容

　　苏联援建的150项工程的构成是：军事工业企业44个；冶金工业企业20个，其中包括钢铁工业7个、有色金属工业11个；化学工业企业7个；机械加工企业24个；能源工业企业52个，其中煤炭工业和电力工业各25个、石油工业2个；轻工业和医药工业3个。这些项目几乎都是为建设中国工业化基础所必需的重工业项目。


　　“156项工程”项目中，民用工业企业106 个，约占70%，国防企业44 个，约占30%。民用工业企业中，东北地区 50 个，占据了近一半，合理利用了东北原有的工业基础。而配置在中西部地区的项目，充分利用了当地的资源，开发了新工业区，服务了国防建设。通过“156″项工程的建设，形成了以鞍山、武汉、包头三个大型钢铁综合企业为核心的多项重要工程，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武汉重型机床厂、沈阳第一机床厂、哈尔滨汽轮机厂、兰州炼油化工设备厂、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等大型工业企业及武汉长江大桥等重点交通工程。围绕这些重点企业，我国兴建了一系列配套工程，形成规模巨大的工业基地，如鞍山钢都、长春汽车城、沈阳飞机城、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加工城等等，初步建起了中国的工业经济体系, 为中国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应当说，自近代洋务运动以来，中国还从没有过这样迅速、集中、全面、系统的工业化行动。


　　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156项工程”已开工135个，其中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的68个。“156 项工程”中第一个建成投产的民用工程是郑州第二热电站（1953年投产），到1962年，除三门峡水利枢纽（1969年建成）以外，所有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到1959年建国十周年时，我国钢产量由世界第26位升至第7位；煤、油从第9位升至第3位；发电量由第25位升至第11位。


　　与“156项工程”相伴随的是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其突出特点是：第一，转移基础技术，填补了部分基础技术的缺环，为其他技术和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第二，转移中国过去没有或基础很差而又急需的技术(包括基础技术)，填补了汽车、拖拉机、采油炼油设备、化肥、化学纤维、光学仪器、照相胶片、喷气式飞机、航空发动机、坦克、核武器、火箭、计算机、半导体、精密仪器等技术领域的空白；第三，推动现代技术在中国的体制化，初步形成了从企业生产应用到研发、设计和人才培养的比较完整的技术体系和工业体系；第四，加强技术科学在中国的建设，建立比较系统的学科体系，开展技术科学理论和实验研究；第五，派遣专家，并帮助中国培养自己的专家队伍。


　　五、“156项工程”的意义‍


　　156项工程对中国意义极为重大。


　　自清末开始，中国的确引进了不少项目，但是这些项目不成体系，基本上也缺乏后续发展能力。左宗棠和李鸿章当年办的军工企业，最大的作用是培养了一批人才，但是项目本身完全靠政府财力支撑，后来都办不下去了。民国时期的地方军阀，如张作霖等，也引进了不少现代工业企业，但同样没有维持下去。


　　而156个工程则不一样，作用远非之前的引进可比。


　　第一、规模大。“156项”实际施工的150项中，预计总投资为187.8亿元（原预计总投资202.7亿元，三门峡水利枢纽停建及军工项目缩小投资，少用14.9亿元），实际完成196.3亿元，完成104.5%。5年内新增加的工业固定资产价值达197亿元，为1949年以前全中国原有全部工业固定资产的154％。按照俄罗斯外交政策档案馆保存的资料统计，苏联援华企事业建设项目的出口总值为9409亿卢布，其中设备出口的资金额总计达8394亿卢布，技术援助的出口值为1015亿卢布，这些大约占苏联年国民收入的7.7%。为了拉拢中国，同时也算是答谢中国在朝鲜半岛的付出，苏联政府也算是出了血本了。


　　第二、成体系。多个领域同时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转移与人才培养齐头并进。 156个项目及其配套项目的建设，使中国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框架，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156项工程使中国有了飞机制造、汽车制造，重型和精密机械制造，发电设备制造业，以及高级合金钢和有色金属冶炼等产业，工业生产技术水平一举由手工跨越近50年代水平。1956年，中国生产出第一辆载重汽车，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第一座机床，第一个电子管、磁控管、雷达和指挥仪。重炮、高炮、航空炮、中型坦克、炮弹及引信、炸药、发射药、光学仪器、防毒面具、喷气歼击机、轻轰炸机、教练机、涡喷发动机、潜艇、驱除舰等都陆续实现制造。156项工程使我国当时钢材的自给率已达86%，机械设备的自给率达60%以上。“一五”时期的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1。9%，其中工业18%、农业4。5%、轻工业12。9%、重工业25。4%。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43。1%提高到56。7%，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由1952年的35。5%提高到45%。到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我国钢产量由世界第26位升至第7位、煤油从第9位升至第3位、发电量由第25位升至第11位。据刘少奇当时的估计，苏联援建的项目完全投产后，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大致就能与1936、1937年的日本相当。


　　第三、技术转移彻底。为了搞好156个项目的建设，苏联政府和人民不仅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和设备，而且从勘察地质、选择厂址、搜集设计基础资料、施工设计、指导建筑安装、开工运转、供应新产品技术资料等方面都给予了全面系统的援助。有3000多名苏联顾问和专家还直接参与了工程建设工作（周恩来在1959年10月2日的文章里说，在十年里苏联先后派遣了经济、文教专家10800多人来华工作）。陈云说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一百五十六项，那确实是援助，表现了苏联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对我那们的情谊。”（当援助“１５６项工程”建设的第一批苏联专家来华时，斯大林曾指示，苏联专家的任务就是把所有的知识和技能告诉中国人，直到他们学会为止）“苏联技术援助和资本货物的重要性不论如何估计也不为过。它转让设计能力的成果被描述成技术转让史上前所未有的。此外，中国看来已接受了苏联国内最先进的技术，在有些情况下，转让的技术是世界上最佳的。”（Ｒ·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１９４９－１９６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８５—１８６页。


　　据1957年的中方统计，当时中方已经得到了3646种技术资料。据统计，1952—1957年，中国生产的51000台金属切削机床中，有43500台是按照从苏联得到的工艺资料生产出来的），这样苏联的工业技术就大规模地转移到了中国。


　　156个项目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也是前苏联人民给予中国的巨大帮助，对此中国人应该牢记在心。西方人说：“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对此，中国人一方面应该有所借鉴，意识到、并充分防范西方人的利益至上利益第一的外交理念。同时，中国人不能照搬西方人的这种观念，对于前苏联人民的这种帮助与恩情我们应该永远铭记，并且在适当的时间予以加倍偿还。


　　我相信，以中国人的传统理念，这种做法是能够得到广大中国人民的认同的。不仅如此，这种做法也能够向全世界人民宣示：中国人是记恩的，是感恩的。中国人在外交上，是既讲利益，也讲友谊的。这种形象，是中国人的软实力，有利于中国以后与其他国家搞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