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中文网: 华为与联想，民族主义车轮上的正反面

华盛顿人

　　刘远举：任正非首要的出发点当然是华为的利益，把华为从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的口水与键盘中拯救出来。

　　


　　2019年5月23日 03:20 FT中文网专栏作家 刘远举


　　中美贸易争端中，民族情绪席卷中国舆论。美国“封禁”华为之后，有人称联想“率先断货”，引发舆论对联想的猛烈批评。


　　被激发的民族主义情绪，需要找一个出口与靶子。


　　首先，这个目标必须是中国的。在以往的所有声讨外国的运动中，都是中国人、中国企业被攻击，我们听到的、看到的都是同胞在爱国的名义下被攻击，被伤害，比如在乐天中购物的中国人，在肯德基中消费的中国人，在家乐福中购物的中国人。


　　某种程度上，这种行为出于一种直觉：打骂砸中国人是可以的，但外国人是动不得的。这直觉或许源于外国人的自行车很容易被找回来，即便中国的小偷小摸都会明白，外国游客的钱不那么好偷。


　　其次，这个目标还必须要能与华为对标——国际企业、IT行业、知名度等等方面要与华为差不多，于是，联想成为了这场猎巫的靶子。


　　这种非理性的情绪无需事实，一旦被选中，所以的细节都会被放到放大镜下仔细审查，相反，一旦被认定为高尚的，则一切都可原谅。最近，华为海思总裁何庭波在致员工信中首次披露,“所有我们曾经打造的备胎,一夜之间全部转‘正’!”这引发了舆论的狂热追捧。华为有自己的备胎，但是当时中兴被美国禁止之后，华为也没有拿出自己的备胎，按照民族主义的角度去帮中兴。这本无可厚非，也涉及复杂的规则，但是如果这个事发生在联想身上，则又会是一个大问题。


　　联想是一家国际化的企业，为了自己的生存，必须按照国际规则办事，遵守所在国的法律。这也符合中国政府对企业的要求。但遗憾的是，中国民众习惯于用一种狭隘的，民族的、道德化的标准去看待企业行为，把商业行为泛道德化。


　　这种泛道德化的解释，在当下中国广泛的存在，在更多更深层次的问题上影响着中国人，甚至影响着国家的走向。


　　比如，在持这类观点的人看来，华为是创新的，所以是道德高尚的；联想走的是贸工技路线，而没有走自主创新的技工贸路线，所以是不思进取的，道德上有缺陷的；至于中兴，没有核心芯片是对不起祖国，对不起人民；饿了么、滴滴、淘宝，没有大国崛起的技术；而制造业有核心科技的则更高尚；华为被美国封锁，有海思备胎芯片，激发了民族感情，引发狂热赞扬。


　　正是在这种氛围下，各种谣言，一旦带上的爱国义愤的帽子，就不会受到进一步追究。此次针对联想的谣言，影响如此之大，形成的舆论如此激烈，给联想品牌造成的影响如此巨大，但即便在高压打击造谣的大背景下，造谣者发信道歉之后，事情就此了结，并没有将被进一步追究的迹象。当下，连一些权威媒体，往往都因为新闻细节上的失真，被民间舆论骂上一句“谣媒”，而此次，不会有任何民间舆论来骂上一骂。


　　于是，当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安全的流量来源之后，则会在自媒体追求点击数量的机制下，在民间舆论场被急剧放大。一般正规机构媒体，都会保持专业性、客观性，但是自媒体的自我约束就少得多，为追求流量，甚至会不择手段。正如此次谣言不被追究一样，相比其他话题，这种充满狭隘民族情绪的文章，不但会带来流量，更重要的是，它是安全的。这种安全，刺激更多的自媒体朝这个方向做文章。之前5G投票、此次所谓提前断货，都成为自媒体的爆款集中地，进而导致舆论的极化，在民族主义的车轮上，绑上中国企业。


　　这并不是爱国，相反这种行为最终会伤害到中国企业，不但伤害联想，也伤害华为。伤害到中国的创新能力，损害中国利益。可谓站着说话不腰疼，却绑架了真正的实干家。


　　所以，我们看到任正非亲自站出来，为这种情绪降温。


　　任正非说了很多，他说，如果认为不买华为就是不爱国，那我们孩子就是不爱国，因为他们也用苹果产品。千万不能煽情，不能使用民粹主义这种东西。他还说，“我们不会轻易狭隘地排除美国芯片，尽管我们自己的芯片成本低，但我们还是要购买美国的芯片，我们不能孤立于世界，而是要同步成长。”


　　作为华为的创始人，他首要的出发点，当然是华为本身的利益。他要把华为从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的口水与键盘中拯救出来。某种程度上，也把中国类似的企业都拯救出来。把中国的创新效率拯救出来。


　　华为可以做到技术自立，但是技术自立之后，一旦失去上游供应商在政治上的支持，市场禁入就会接踵而来。华为有可能在全球市场上遭遇到更多的禁入限制。当下全球化的技术创新机制是“研发——销售——利润——研发”，研发投入与创新力度，离不开市场利润，而这又和市场规模息息相关。中国市场虽然很大，但国际市场更大。一旦进入国际市场受阻，销量下降，创新速度就会下降，华为好不容易积累的优势，就会很快消耗殆尽。


　　在昨天的谈话中，任正非提到了向华为供货的上游芯片企业，想尽一切办法向华为供货，虽然这并不能排除在长期的合作中结下的友谊，但美国企业的出发点其实未必是道德化的，也可能很简单，就是为了更好看的财务报表，更多的利润。


　　但正是这种企业对利润的追求，打造出了美国世界顶尖的技术创新能力。创新从来都不是依靠道德感召驱动的。以美国为例，二战之后，在上世纪60年代，在美国爆发了电子技术为基础的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这一轮技术创新的飞跃，是依靠市场竞争推动的，是靠企业家追求利润推动的。仙童公司“八个天才的叛逆”从仙童公司离职之后，枝开叶散，逐渐形成硅谷。那么他们是为什么从公司离职了，并不是出于要创新的感召，而是为了利润为了自身的发展。即便当下美国的军事科技领先全球，也并非以道德感召企业进行创新，而是建立在雷神、波音、洛克西马丁等私营军工企业的竞争之上。


　　所以，让企业的归企业，让国家的归国家，把企业从狭隘的民族主义之中解放出来，融入世界，才能最终意义上的促进国家的创新。融入世界的意思，当然不是让别人按照我们的规则，而是要尊重世界已有的规则，这当然也包括所在国的法律。这一点不管对于华为、中兴、还是联想都是如此。至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谈判与角力，当然存在，但企业首要的任务是盈利，而国家的角力的目的，正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细胞——企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