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小康人家 于 2019-8-17 23:17 编辑
埃及曾经是法国和英国的殖民地,所以继承了不少殖民地时代留下来的传统。比如,政府的上层官员高官,大都在欧美国家受过教育,这些人与本国的老百姓脱节脱得厉害,导致了国家治理水平比较低。
1986年我又随时任副总理李鹏去考察阿斯旺水坝,当时全程陪同我们的是埃及电力部的一位副部长,曾留学英国,讲一口漂亮的英文。李鹏副总理问他说开罗居民一度电是多少钱?这副部长搞不清楚,然后忙着问他的下属,下属也搞不清楚,再问另外一个人,最后才给了一个答复。当时李鹏就对我感叹,他说“真官僚!但这个话你不要翻译过去!”
阿斯旺大坝
其实这种上下脱节的情况在发展中国家极为普遍,上层精英大都是出身豪门,在西方接受教育,但与本国的社会严重脱节,官僚习气极重,对百姓的疾苦不闻不问。那么中国政治文化中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这些国家里没有这样的传统。
借此机会我也对于李鹏同志的去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因为80年代时候我曾经多次陪同他出访,我自己可以再给大家回忆一段往事。1985年7月,我陪他去访问美国,我们走访了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当时李鹏就开玩笑问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说,我们中国提出了国内生产总值到本世纪末之前要翻两番,也就是说在1980年的基础上要增加到四倍,你们认为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中国的电力应该增加多少?对方说还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但是可以为中国政府做这个项目。李鹏就笑了说谢谢你们,他说我们实际上自己已经进行了这项研究。
离开兰德公司后,李鹏在车上就对我们说,其实这个问题是小平同志最早提的,直接问李鹏,当时李鹏负责中国电力。小平问电的问题,到本世纪末,我们到底要搞到多少才能保证经济翻两番?后来李鹏就开始做这个研究,而且最终提出了一个相当宏伟但也可以实现的目标。大家是否知道今天我们整个中国一年的总发电量是多少?2018年是7万亿千瓦时,几乎接近世界七个主要工业国发电量的总和,是我们1949年发电量一千多倍。
所以今天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现在赶上今年这么炎热的夏天,大家都用空调,但整个中国没有电荒,这次热浪袭来,纽约已经大停电两次了,巴黎火车站也停电。所以我们说饮水不忘掘井人。当年李鹏副总理在小平同志的领导下,主管中国的电力工业和教育,可以说是殚精竭虑超负荷的工作,我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在今天可以告慰李鹏的是,中国已经是世界发电供应量最充沛的国家了,已是世界上夜晚灯光最明亮的国家!有时候都不想加“之一”。我们要向新中国所有的电力工作者致敬,你们是世界最棒的!
让我们还是回到埃及,由于外部和内部的原因,埃及的民生没有搞好,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整个社会就像铺满了干柴,只等着一点火星就会燃烧爆炸。所以突尼斯小贩自焚的事件成了这颗火星,引发了这场动荡与革命。但是革命是浪漫的,革命后的问题更复杂,甚至更严重。埃及许多深层次的问题,根本解决不了。
2013年8月15日,埃及经历了阿拉伯之春以来最血腥的一天,警方武力清场造成3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图为警察葬礼。@IC Photo
从我自己的实地考察来看,阿拉伯国家只要真的搞普选一人一票的话,上台的一定是伊斯兰势力,而不是亲西方的自由派势力。埃及之春爆发后的大选中,果然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上台了,之后埃及马上就陷入了伊斯兰派与世俗派的不停的争议。选举政治使然,这两大派的矛盾不断加深,双方都不妥协,结果就是国家动荡,资本外逃,企业倒闭,物价飞涨,犯罪率飙升。最后在2013年7月,军队又罢免了民选出来的穆尔西总统,当然后来导致一些新的动荡。
当时西方欢呼“阿拉伯之春”的时候,很多埃及人当时也高兴,认为只要采用西方民主模式,他们的困难都可以解决。但实践证明,埃及的问题不是一个民主与专制的问题,而是国家治理好坏的问题。如果是民主与专制问题,那么埃及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但我刚才提到埃及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人口爆炸的问题,贫穷问题,贫困问题,经济结构问题,西方模式一个都解决不了,非但解决不了,还会使这些问题恶化。这就是“阿拉伯之春”迅速变成“阿拉伯之冬”的一个直接的原因。
我觉得中国成语“水土不服”,可以很好的解释这一切。
所以我觉得我们古人真是很有智慧的。水土不服,我查了一下最早的出处《三国志》中的《周瑜传》,也就是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水土两个字的用法非常精当,我觉得可以成为中国本土政治话语的一部分。我们看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它至少包括四个层面,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文化是最根本的,渗透到各个方面,所以我们讲水土不服,水就是文化,渗透到一切领域。土就是政治土壤、经济土壤、社会土壤。那么西方的政治模式到了阿拉伯世界就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
我们先来看水,也就是文化。埃及深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清真寺宣礼塔,一日五次的祷告声不绝于耳,虽然也有所谓世俗派,但在社会底层,伊斯兰教的影响远远大于世俗派。而且从政治文化来说,伊斯兰势力和世俗势力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双方的矛盾由来已久,一方得失就完全排除另外一方,另一方得失就实行政治清算,残酷的报复。所以缺乏这种妥协和包容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传统。那么搞西方竞选民主过程,就是不断加深分歧,激化矛盾,深化对抗的过程,结果社会更大的撕裂。
我们再来看政治土壤。那么埃及内部主要有三股政治力量:伊斯兰派、世俗派,还有就是军队。其中伊斯兰派和世俗派是长期对立的,主要分歧是建立什么样的国家。伊斯兰派主张建立哈里发宗教的这种政治制度,他们认为埃及已经在错误的道路上行走了百余年,这种局面必须结束。对他们来说,阿拉伯之春提供这么一个机会。那么同样世俗派要建立一个世俗国家,不允许国家回到哈里发宗教国家。
我们再来看看经济土壤,埃及当时的经济主要是四根支柱:旅游业、苏伊士运河的收入、侨汇,在国外的埃及侨民汇来的钱,还有就是石油。跟我刚才前面讲的一样,这种经济结构缺少制造业,缺少实体经济,所以对一个人口近亿的中东大国来说,这种经济结构无法创造足够的就业,所以青年的失业问题一直难以解决。这出现一种什么情况?一旦没有政治高压,没有穆巴拉克,青年人走上街头,街头政治又造成更大的政治不稳定,甚至暴力冲突。所以阿拉伯自身带来的动荡,企业倒闭,资金外流。民生问题既是埃及之春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后来导致埃及进一步政治动荡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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