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语中的吴音和汉音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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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大家（ID：ipress），作者：王弘治，头图来源：视觉中国


      
2019-01-26 16:00




　　中日两国号称同文同种，当年的汉字文化圈的海外诸国里，现在只有日本在假名之外继续保留汉字，而韩国、朝鲜、越南都基本放弃了汉字的使用，改用纯拼音文字了。


　　不过日本的汉字不能照现代汉语去读，日语汉字的读法分成音读和训读：音读就是吴音、汉音、唐音这些原初从古汉语传去的读音；训读就是用日语去读汉字，像“樱”念sakura，基本跟汉字原来的读音没啥关系。


　　在日语里，汉字什么时候用音读，什么时候用训读，没有一定的规则，到了京都去看庙，各个大庙都用汉字书写匾额，但读法就有巧妙不同，比如游客打卡圣地“清水寺”叫Kiyomitsudera，纯训读；但到了南禅寺，就读Nanzenji，听起来挺像是一种汉语方言吧？


　　这种程度的知识，凡有赴日观光经验的朋友，大多已经耳熟能详，就不再赘述了，我这篇小文主要普及一点语言学知识。


　　


　　清水寺


　　吴音，吴语，吴国？


　　辛弃疾的词里有“醉里吴音相媚好”，江南古为三吴之地，也有很多日语的研究者认为日语的吴音跟江南吴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已经有考古证据证明，在三国时期，就有中国南方孙吴的工匠去到日本铸造铜镜。南北朝的史书里也记录了“倭五王”来朝见南朝皇帝要求册封的记录。这些都是日语吴音源自南朝的主要证据。


　　但是从日本方面有关吴音传承的直接史料来看，吴音恐怕跟三国孙吴或南朝没有太直接的联系。日方史料记录吴音的传入主要有前后三次，而这三次都是跟朝鲜半岛有关。


　　汉字最初传入日本的年代，据《古事记》《日本书记》的传说，是应神天皇从朝鲜半岛的百济迎入儒学者王仁开始，这大概是相当于中国的三国时期。在中国一方的史料《三国志》倭人传里，当时的日本还属于诸国并立的状态，因此即便王仁入倭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也不会像后来有中央政府强力推行这样的情况，王仁一个人所能起到的作用是相对有限的。


　　


　　王仁像，菊池容斋绘


　　之后，吴音大规模地进入日本，乃是藉着佛教传教的因缘。相当于中国南北朝的末期，朝鲜百济圣明王向日本钦明天皇赠送佛像经论，日本史书以此作为佛法始渡。平安时代的史料《政事要略》记载有一位从百济来传教的比丘尼，名叫法明，从半岛渡海，止息于朝鲜半岛和九州岛之间的对马岛上传授汉译《维摩经》。法明诵读《维摩经》用的就是吴音，《政事要略》认为法明传经就是吴音在日本的缘起，由于她驻节对马岛传诵经文，所以吴音又被称为“对马读”、“对马音”。


　　此外，平安时代日本僧人安然纂集的《悉昙藏》中记载吴音来日，乃是由一位名叫金礼信的僧人从朝鲜带来的：“初金礼信来留对马国，传于吴音，举国学之，因名曰对马音。”这个说法跟法明传音的故事非常相似，金礼信的生卒年份史无详述，只能猜测大约也是南北朝晚期到隋唐之间的人物。由于对马岛自古以来就是朝日两国之间的津梁，连《三国志》倭人传中记录当时曹魏带方郡册封邪马台国的路线，都标明对马岛是海上必经之路，吴音之被称为“对马音”，绝非偶然。而日本学者，如江户时代的太田全斋，在研究日本吴音和汉音的分别时，一开始就注意到了朝鲜语中保存的汉字读音对确定吴音音形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


　　


　　汉字与日语吴音


　　不过，朝鲜半岛也并非汉语音读传入日本的唯一孔道。上古时期的朝鲜半岛与中国之间的交流往来本身也十分频密，半岛的北部曾经长期作为汉魏的郡县，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也同当时的倭国一样，都先后与中国的南朝政权保持着朝贡和册封关系。


　　在吴音中，常常存在一个汉字有多种音读的情况。比如“围棋”的“棋”，在藤堂明保编的《学研汉和大字典》里就有go和gi两个读音，前一个是常用的音读形式，谷歌的人工智能AlphaGo，用的就是日语吴音；而后一个gi，在现实生活中几乎用不着，就是一个字典里的死读音。但是这种死读音反映出吴音在历史上可能有着不同的来源。高松政雄，沼本克明这些曾写过日本汉字音通论性著作的学者都认同，日语的吴音绝非一时一地的产物，中国南朝的语言文化肯定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对日语发生影响。但“吴音”的得名，决不是直接从南北朝的吴地直接而来。


　　汉音与唐风输入


　　如果简单地把王仁入倭当作吴音输入日本的初始年代，到中国隋唐时代汉音大规模输入为止，吴音音读对日语的渗透已经有近四百年的历史。


　　吴音的输入，主要是藉助佛教的传播，刚才介绍的法明和金礼信，都是从朝鲜渡海的佛教徒。佛教传入中国以后，胡汉僧众将原本是南亚、中亚语言写成的佛教经卷逐步地译成汉语，之后朝鲜、日本佛教都是在汉译佛经的滋养下发展兴盛起来的。


　　时至今日，日本的佛经绝大多数还是以汉语持颂，佛教徒最常诵的“南无阿弥陀佛”，大多数的宗派还是选择用吴音butsu来念“佛”字，可见吴音对佛教影响之深。


　　再加上佛教僧侣在日本历史上又是传播学问的重要推手，无论是对社会精英阶层，还是一般普通民众，都广播法雨，吴音与日语的结合在早期传入的佛教的推动下尤如水乳交融，也无怪乎汉音传入之后，有人会把以吴音为代表的音读称为“和音”“倭音”，视之如同具有日本本土的色彩。而相比于吴音，汉音的读法在日语中就有一种外来语的正式感。


　　汉音传入日本，是在飞鸟时代日本应对东亚国际形势变化的背景下发生的。公元660年百济首都被唐-新罗联军攻破，百济灭亡。663年百济遗民联合日本与唐-新罗联军在白江川口激战，结果以百济-日本一侧的惨败告终。自此日本大和朝廷开始调整大陆政策，开始一边倒地学习唐风文化。


　　


　　日本奈良唐招提寺


　　持统天皇设立音博士，招募从百济流亡来的汉人续守言、萨弘恪任职，这就是历史上汉音正式传入日本之始。天平七年（737年）唐朝人袁晋卿随遣唐使团归日，被圣武天皇封为大学音博士、大学头，对汉音的传播有极大影响。


　　日本在养老（717~724）、延历（782~806）年间，历代天皇降敕鼓励学习汉音，规定在大学寮修习儒学者必须以汉音诵读经典，甚至进一步要求当时的僧侣改习汉音，如想取得遣唐资格，必须通过汉音的考试。因此当时渡海的两位日本高僧空海、最澄，在归国后开创的真言宗和天台宗改变了旧宗派多用吴音的习惯，以汉音传授佛经。天台宗遂形成传统，跟随最后一次遣唐使入唐的天台僧侣圆珍在归国之后，还带回了与之前汉音不同的晚唐汉语口音，后来被称为“天台汉音”或“新汉音”，现在已然成为研究汉语历史演变的重要资料。


　　但是在遣唐使结束之后，汉音的影响急速衰退。甚至在延历年间桓武天皇极力推行汉音的年代里，仍然允许三论、法相、净土等旧佛教宗派能力突出的僧侣可以不拘汉音，给予拔擢。


　　相对于吴音的传入，汉音的传入是一场暴风骤雨式的运动，前后才进行了一百多年便戛然而止了。但由于大和朝廷的极力推动，加上唐代文化的涌入，以汉音为代表的一批新词汇读音最终还是站稳了脚跟，得以与历史悠久的吴音分庭抗礼：中国儒学经典多使用汉音，汉文佛教经典多使用吴音，这种历史格局基本上固定了下来。


　　


　　“吴音”这种称呼，也是在“汉音”传入之后才正式出现的，两者对举，以示差别。但“吴音”之名，原来也是直接从唐朝的正音观念中借来的，并非由于日本早期与南朝建康之间的接触才得名。在唐朝人的正音观念里，与“吴音”相对的是关中的“秦音”，但唐人的“吴音”“秦音”，也不是像今天中国南北方言之间的差别，这种分别反映的是唐代人正音标准的变化。


　　唐朝的正音变迁


　　大和朝廷鼓励学习汉音，已经是明察到从朝鲜传来的汉语读音与唐代长安的语音有差别。朝鲜半岛接受汉化的历史悠久，但僻居海东，语音的变化速度比起中原要慢，因此语音面貌更为存古。


　　古人所谓“礼失而求诸野”，古音的遗迹也往往多会保存在偏远的方言当中。相对于汉音，吴音当中的存古面貌要丰富得多，有一些甚至可以联系到汉代的古音。所以与其指摘汉音、吴音是正音与方言的雅俗之分，还不如多考虑两者之间的古今差别。只是日本古人没有我们现在这样研究语言的思路，不明白语言演变分化的道理，所以借用了唐代人对所谓汉语中“吴音”的批判，来分别日语的吴与汉。


　　唐人分辨“吴音”与关中的秦音，见于中唐时僧人慧琳的《一切经音义》。慧琳在注音时，依据当时他所居住的长安口音，也就是所谓的“秦音”为标准，批评旧时的一些佛经注音不符合标准语的读音，斥之为“吴音”。这里的吴音，并不是隋唐吴地的方言，它指的是在唐代影响最大的一本韵书《切韵》。


　　


　　山西省晋城市中华字典博物馆的《切韵》


　　《切韵》是隋代陆法言编集的一本以读音分别编纂的字典，反映是南北朝晚期文人使用的雅音系统。陆法言编集分韵的标准，主要参考颜之推（颜真卿高祖）、萧该等几位著名文人学士的意见。唐代科举以诗赋取士，就把《切韵》当成了考察诗赋押韵的标准，从此《切韵》身价陡增，成为文人案头必备的参考书。


　　但是《切韵》和唐代实际的语言之间却是有脱节的，颜之推等人定标准时参考的是旧时洛阳和建康的雅音，本来就和西部长安地区的“秦音”不同。到了中唐以后，批评《切韵》不合实际语音的北方学者越来越多。


　　中晚唐赵璘的《因话录》里提到当时人翻检《切韵》的音注，就批评说作者是“吴儿”；晚唐苏鹗《演义》里说：“时俗不晓其（《切韵》）韵之清浊，皆以法言为吴人而为吴音也”；晚唐的洛阳人李涪批评《切韵》说：“吴音乖舛，不亦甚乎！”


　　可他们都活生生地冤枉了《切韵》的编纂者陆法言，以为他来自江南巨姓“顾陆朱张”的陆姓，但其实陆法言的家族是出自鲜卑步六孤氏，是地地道道的北方人；而提供《切韵》正音标准的颜之推、萧该等人也没有采用吴语方言，只不过从南北朝到唐代，语言本身在发展，晚唐人自己没有语言历史变化的观念，只好用共时的地域方言差别，来批评《切韵》这一古时的标准音不契合他们口头的标准音。“吴音”的帽子，完完全全是出自无知的妄见。


　　


　　生活在幅员辽阔的中国，不同方言区少不了互嘲口音


　　指责《切韵》是吴音，也是中国方言的口音“地图炮”古已有之的一例。唐人自己的地图炮，又被当时学习唐音的日本人用到了自己语言的音读差别之上，原来传来路径非常明确的“对马音”、“百济音”，从此也被冠上了“吴音”之名。所谓“汉音”“吴音”的歧视链，深究起来，其实还是出在中国，出在汉语自身变化的内部。


　　用古汉语来学日语


　　日语的汉字音读归根结底都来源于古汉语，如果有一些古汉语的常识，再结合一些日语自身的规律，对于学习日语会有意想不到的便利。以前我备考日语二级，背词汇的时候放眼望去，绝大多数都能看出古汉语的影子来。


　　比如日语里“沢庵”这个词，指的是一种醤菜，据说是沢庵法师发明了腌渍的方法，故而得名。“沢庵”的音读是takuan，用的是汉音，从现代汉语的读音很难看出“沢”跟汉语的渊源，但是通晓《切韵》就能明白，“沢”（“泽”）的声母本来是舌尖塞音d一类的读法，韵母在中古音是a，还是一个带韵尾k的入声字，这几乎跟日语汉音形式差得八九不离十，只不过日语一般结尾都得带个元音，所以才变成了taku。


　　


　　现代标准日语是以东京话为基础方言建立起来的，所以汉音远比吴音的比例大


　　再说一个例子，观光旅行，地图是少不了的随身物品。日语里的地图读chizu，“地”读chi是汉音，“图”读zu是吴音，这是个吴汉合璧词，但跟现代汉语的“地图”看起来也差了一大截。但是你稍稍熟悉五十音图就该知道，日语的chi是从ti变来的，zu是从du变来的，tidu这样的拼法是不是就非常接近汉语了？明白这个道理，还能倒推一些日语词，从“和语”里看出汉语的影子，比如“地”的日语训读是tsuchi,但要是还原成tuti这样的拼法，那不就是汉语“土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