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中文网： 2020：保“6”仍是今年合理的增长底限

华盛顿人

　夏乐：中国的特点决定当局需要为经济设立较为合理的增长底限。中国经济制度的一个最大现实在于，公共部门仍占有重要的地位。




　　2020年1月21日 04:44 西班牙对外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 夏乐 为FT中文网撰稿


　　在2019年的岁末，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展开了一场关于经济增速是否保”6”的争论。这场争论的发起者是现任社科院学部委员的余永定教授，他最早撰文提出中国政府应该采取积极有力的反周期政策，制止GDP大幅下滑的趋势，确保202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不跌破6%的水平。之后余永定教授又在不同的场合进一步阐述自己对保“6”这一话题的看法，坚持认为2020年以6%为增长底限是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


　　在争论的另一方（不妨将其称为反方），多位中国经济学家也通过撰文和公开发言的形式对保“6”观点提出强烈反对。尽管他们的角度各有不同，这些反对的声音主要还是基于中国潜在GDP增长速度已经低于6%这一判断，由此推断强行保“6”可能会造成经济结构上的进一步扭曲，导致整体债务水平高企和杠杆率超标，长远来看得不偿失。反方的结论是，2020年不宜再将6%设为底限目标，应当鼓励经济自发寻底，政府的逆周期调节力度不宜过强。


　　随着时间进入2020年，争论对于当前宏观政策制定的意义愈显重要。作为一个中国经济的观察者，笔者认为这场未完的争论非常具有启发性。正反双方在论证过程中涉及到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客观上对于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优势与风险进行了一次全面性的梳理。如果单从学术讨论的角度出发，正反双方的观点都具有严谨的学理基础。但是如果从政策决策角度出发，笔者则更倾向于余永定一方，赞成将6%作为2020经济增长目标的底限。


　　不可忽视经济中的一些积极因素


　　在余永定教授去年11月末最早提出保“6”这一目标时，中国经济的下滑趋势仍有加速之虞。而反方对于保“6”这一目标的最大疑虑，就在于“能不能”的问题。反方论述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相对悲观的预期时，提出相当充分的理据，集中于房地产周期下行、地方政府债务负担过重、以及中国整体投资回报率下降等方面。反方认为在这些负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只有执行强力度的逆周期措施，方能保证经济增长稳定在6%以上；而强刺激则会造成经济结构的进一步扭曲，未来付出沉重的代价。


　　尽管高度认同反方提出的这些挑战和风险的存在，但笔者同时也认为反方可能对于2020年经济中可能出现的一些积极因素未予足够重视。如果考虑进这些积极因素，6%的经济增长目标对于2020并非遥不可及。


　　在各种积极因素中最重要的就是信心的恢复，回顾2019年中国经济的表现，经济下滑的很大一部分要归咎于中美之间贸易冲突的突然加剧。这种贸易冲突加剧，不仅直接对中国的出口部门带来严重的负面冲击，更是对中国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信心带来严重冲击，从而影响到国内的生产和消费活动。


　　利用笔者机构的内部模型，以2019年美方实际加诸于中国的惩罚性关税计算，对于中国整体GDP的影响应当在0.5-0.7个百分点之间。这个估计结果看起来并不高，主要是由于美国对于中国的惩罚性关税措施是分阶段执行的，2019年美国最后一次对于中国3000亿美元出口开征10%的额外关税关税是在9月1日开始执行的，因此对于全年GDP的影响没有人们印象中的那么大。事实上，笔者的估计结果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的相关结果大致相符。


　　但是我们发现在2019年一些重要的经济指标其下滑速度超过模型对于GDP下滑的预期。譬如，中国的工业增加值的月度增长在2019年内多次滑落5%的水平，最低值是出现在2019年8月的4.4%，远低于2018年全年平均6.2%的水平。同时，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最低月度增长（10月的7.2%），也远低于2018年平均的8.9%。而作为投资类别中最受关注的私人资本投资增速，在2019年也出现加速下滑的现象，累积同比增速从2018年全年8.7%一路下降到2019年11月的4.5%。


　　这些重要经济指标的超预期变化，固然可能与中国经济自身的结构问题有关，但是笔者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升温对于国内生产者与消费者信心的冲击也绝对是原因之一。笔者在2019年曾多次到国内进行调研和座谈，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是无论是企业家还是普通民众，当时对于中美贸易争端前景的判断远远比海外投资者悲观，普遍认为中美贸易战除了不断升级别无它途。即便是在双方谈判团队释放出争端缓和的信号之后，国内对于双方是否能够真正“止战”也是疑虑重重。


　　随着中美之间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达成，国内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信心都会有所恢复。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自2019年11月开始，一些生产和消费数据已经在回暖。带着这样的势头进入2020，必将给中国经济回稳复苏提供动力。


　　其次，2019年执行的一些刺激措施仍可望在2020年发挥作用，甚至作用的直接效果可能比2019年相比更强。为应对2019年的外部冲击，中国的财政和货币当局采取了一系列的稳增长措施，特别是在2019年上半年推出的前所未有的大力度减税降费措施。据工信部披露，2019年整体减税降费规模达2.36万亿人民币，约为中国GDP的2.4%。


　　中国2019年减税降费的重点是给企业减税，主要是通过对增值税率的变化来达到降低企业税收负担的目的。这同时也意味着这种减税的效应是持续的，2020年企业同样可以受益于在2019年降低的税率。事实上，2019年减税的效应可能并没有充分显示出来，原因之一是增值税率的调整从去年4月开始，全年只有9个月使用的低税率；其二是由于企业信心的羸弱，很多企业可能比没有将降税得到的资本节省用于投资再生产，这抑制了降税发挥乘数效应。


　　进入2020年之后，随着企业和消费者信心的恢复，之前的减税降费的举措可能发挥更大的乘数效应，对于国内投资和消费的拉动作用可能超过2019年。我们保守估计，2019年已执行的减税降费措施可能在2020年给经济带来额外0.5%的增长，如果再加上今年更多的减税举措，总体拉动效果相当可观。


　　最后，我们应当看到外部环境自2019年末开始也在逐渐稳定和改善。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升温，带来的冲击是全球性的。在2019年，不仅是中美双方，其他重要的中国贸易伙伴的出口部门也受到了重挫，因为过去几十年全球化的发展早已把很多国家和企业固定在全球价值链上。当价值链上最重要的中美受到冲击，其他成员也难以幸免。


　　这种全球性冲击的结果就是，随着各个贸易伙伴的出口部门受挫，它们也被迫减少进口进行调整。因此，中国2019年贸易部门的疲弱不仅表现在对美国出口，对于其他一些贸易伙伴的出口也出现增长乏力甚至减少的现象，这归根结底还是由于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


　　放眼2020，随着中美之间的第一阶段协议达成，其他重要贸易伙伴也会从中受益，得以同时扩大出口和进口。笔者大胆猜测，在今年上半年很有可能重演2016开始的全球贸易同步复苏的场景。在此基础之上，中国的对外出口有望以更大力度反弹，带动整体经济的复苏。


　　综上所述，这些积极因素的存在，可能让中国经济在2020年面临一个相对乐观的开局。诚然，笔者上述提到的积极因素与一些结构性问题相比，带有一定的周期性的特质。但是只要管理当局合理利用政策空间，缓释长期风险的同时积极稳定短期增长，在2020年达到6%的增长水平仍然可期。


　　中国经济的现实令设定增长底限仍有必要


　　在论述将6%设为2020经济增长的底限时，余永定教授曾经提到GDP的持续下跌可能会形成恶性循环——恶化的经济数字导致悲观预期，而悲观预期又会进一步压低人们的消费和投资意愿，导致经济进一步下滑。而一些反方的观点则认为，设定经济增长目标或底限的意义不大，由于中国经济转型持续进行，目前应当更看重就业数字，而不是经济增长数字。


　　在这个问题的争论上面，笔者也是倾向于余永定教授的观点。笔者进一步认为，中国经济的一些结构性、制度性特点，决定当局需要设立一个较为合理的增长底限。目前中国经济制度的一个最大现实是公共部门，包括政府和国有企业仍然在经济活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据笔者所知，在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决策过程中，政策当局决定的经济增长底限或目标仍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地方政府会根据这个增长目标设定地区性的增长目标，安排相应的经济发展规划；而国有企业，特别是那些大型国企则会根据这个增长目标设定投资计划，争取所需资源。


　　如果贸然取消增长目标，恐怕会令很多部门和企业无所适从，给经济运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即便是大幅度的削减增长目标，也可能会形成余教授所描述的那种带有自我实现特征的恶性循环。从这个意义上讲，为中国经济设立一个合理的经济增长底限在中短期内仍有必要，突然摒弃经济增长目标或底限的建议不足取。


　　一个更为合理和稳妥的安排是，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入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未来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与其他所有制企业进行平等竞争，中国的政策当局相应地增加经济增长目标的灵活性。我们乐观的估计，在2020年实现成功保“6”和完美收官“十三五”计划的基础之上，中国的政策当局将会在此方面做出更大胆的尝试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