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赵紫阳及其幕僚们在六四血案中的角色与责任

小辣辣

作者﹕老七 ∕ 《独立评论》论坛﹐2009年6月4日 　　六四血案 20 周年了，海内外各界人士对六四事件内幕真相，纷纷纭纭地讲了 20 年了，尤其是海外那些当年的亲身经历者们，都各自从各自的经历角度出发，写了许多回忆录，以一个“吃著沾满六四人血馒头”绿卡者而心怀负债感的我，这 20 年来六四这两个字始终触及著我内心的痛。拜托过去老毛教导下养成了的好习惯“多思”，老七一直对此文题目有著耿耿于怀的探索，可纵观海内外 20 年来，除了看见著名学者也是六四参与者的陈小雅在 1993 年时有所提及之外，几乎没有谁对此问题有所触及，不仅如此，相反的是，整个海外民运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地对赵紫阳进行了“歌功颂德”式的赞美之词，越是这样，越是让老七耿耿于怀，因为多思的习惯以及近 20 年来海内外发生的种种事实，使我强烈地感觉到，不对，全部真相不可能就是这些“歌功颂德”者们所说的那样。下面把支持我这个感觉的一些事实与分析铺陈出来，“抛砖引玉”，供读者们思考。 　　一，胡耀邦被倒台的经过（载于2009年1月15日博讯网的阮铭回忆文章） 　　(1)﹑那次学运避免了流血（笔者注：指 1986 年底），是由于胡耀邦采取了最后措施。那时邓小平说：“谁敢到天安门广场，来一个抓一个！”1987 元旦公安部门抓了到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当晚学生又冒大雪进入天安门广场要求放人；公安部门迅速释放被捕学生，把游行的学生也用卡车送回学校，使事态得以和平结束。胡耀邦做完这最后一件事，第二天（一月二日）写信给邓小平提出辞职。 　　(2)﹑1987 年 1 月 4 日星期天，邓小平召集了赵紫阳、薄一波、杨尚昆、王震、彭真，等五人到他家里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决定要胡耀邦下台，并决定由赵紫阳、薄一波、杨尚昆、万里、胡启立组成“五人小组”，召开“生活会”解决胡耀邦问题； 　　(3)﹑1987 年 1 月 15 日召开的“生活会”上，赵紫阳的发言虽不长，但最尖锐。他说：“耀邦喜欢标新立异，喜欢一鸣惊人，不受组织约束。现在老人还在，你就这样。将来气候变了，你的权威更高了，可能成为大问题。我过去也想过，虽然我们现在合作得很好，将来到了这种情况能否合作得好，就很难说了。刘宾雁、王若望这些人那么狂妄，你胡耀邦为什么对这些人这么宽容，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另有一种可能，是你要在国内、国外维持开明的形象。反正党的格局已经定了，小平同志今年八十三了，现在如果你还不能自由行动的话，将来你是可以自由行动的。他们将来有你这个靠山，不要紧。即使你现在还不能完全保护他们，他们寄希望于你。” 　　赵紫阳又说到 1984 年他给邓小平写的一封信，希望邓小平和陈云健在时，认真解决党中央一级的民主集中制问题，赵紫阳说，“当时就已感觉到，胡耀邦不遵守纪律，等到格局一变，小平、陈云不在了，党内老人不在了，我们两个无法共事下去，那时就要辞职了。耀邦同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今天党内很多老同志都在的情况下，他还这样不遵守纪律；等以后不在了，谁也没有办法。现在还不能完全自由行动，对小平、陈云主要是小平同志这里不能不有所考虑。一旦情况变了，可以自由行动，不受任何约束”。 　　赵紫阳的话厉害在哪里？在一般人眼中，胡耀邦为人直率，不弄权谋。照李先念的说法：“耀邦可是个阳人啊。”但按赵紫阳的说法，胡耀邦是别有用心，对人宽容，在国内、国外维持开明形象，是在积累实力，图谋将来老人不在了，自己不受任何约束自由行动。那不就是做独裁者吗？那时赵紫阳就只有辞职了。这种说法最能打动老人猜忌之心，也最让胡耀邦伤透了心。那天（一月十五日）开完会，胡耀邦走出会场，坐倒在台阶上痛哭失声。 　　(4)﹑第二天，1987 年 1 月 16 日，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邓小平说：“今天的会，耀邦不便主持，我主持。会议就是通过《公报》，其他事都不谈，到会的顾问委员可以举手。”这就是说，“生活会”已批斗结束，政治局无需再讨论，政治局委员们跟著老人（如主持“生活会”的薄一波，不是政治局委员，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举手通过胡耀邦辞职下台的《公报》就是。所谓“公报”，就是宣布“会议一致同意胡耀邦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当天在中央电视台向全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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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邓交权紫阳是权宜之计；对这些帮他倒胡打周、渴望权力的“功臣们”，邓小平并未论功行赏，却把权力交给了赵紫阳。这是邓小平无可选择的选择，是一种权宜之计，同当年毛泽东把权力交给华国锋时差不多。因为在邓小平当时的视野里，胡启立、乔石、李鹏这些“第三代”，似乎还不够做“核心”的条件，那就只能交给赵紫阳作为过渡了。
　　二﹑笔者凭著当年探求“林彪事件真相”那股劲，这些年来，从北京元老后人的圈内所听说过如下的几点情况
　　(1)﹑对赵紫阳当年做过上述的 84 年就对胡耀邦背后扎针下药和 1987 年落井下石的行为，不仅是胡本人，胡家后人，而且邓家后人，陈云家后人，习家后人均满口怨言；其中邓家后人之怨特别能说明一点：对胡耀邦，老头子本意根本没有倒他的意思，只是对胡处理释放闹事学生后，还要递交辞职信给他的事特别生气，加上那些元老们老是拿著胡的事情来压老头子，这样才造成老头子觉得非得“教训教训一下”胡了，老头子最错的是，他以为做做教训样子时，赵会深谙其意，主动为胡说些公道话，这样老头子就顺势下个台阶，就到此为止了。谁知道赵不仅没按他内心之意，反而落井下石，结果把老头子逼到死角去了；
　　(2)﹑当年倒胡时，全党只有一个人习仲勋为胡仗义执言；这也就是为什么去年 17 大之前，党内 4,000 人范围内评选第五代接班人时，习近平得到最高票的缘故，因为这 4,000 人之中，团派的就占了大半，团派的都为此选习近平而不选李克强，尽管大家都知道胡锦涛的意愿是李克强上的；
　　从上述的情况所述，如果是确实的话，那么可以看出，赵紫阳对胡耀邦确实做过这些极其不光彩的并且企图取而代之的事情；邓小平对赵紫阳的信任，已经从此消失，而绝对不是在胡死后学生闹事之后，因为对赵的处理意见不满才起的。

　　我看著赵紫阳及其幕僚们在六四血案中的角色与责任 (2)
　　作者﹕老七 ∕ 《独立评论》论坛﹐2009年6月9日
　　对于如下两方面问题，从赵紫阳这些原话中看出，赵紫阳承认：(1) 在倒胡的两次会议上，他对胡辞职没有异议；(2) 在 1984 年 5 月 26 日，他确实写过一封信给邓小平，并抄送陈云，但是他否认这封信有涉及胡耀邦的问题；(3) 关于 4.26 社论问题，他在朝鲜时，确实收到了邓小平的讲话与常委会纪要，而且他已经回电答复中央：他完全同意邓小平对付当前动乱所做的决策！
　　老七认为，对于在倒胡问题上，赵紫阳的录音中，没有透露“陈俊生”那个建议的内容，这是很关键的要点；如果就以这次公布的 1984 年那封信的字里行间，赵紫阳还要说“这完全不涉及耀邦的问题”，而且赵紫阳基本上回避了他在倒胡生活会上发言的内容，那实在是讲不过去的；陈小雅所写的《八九民运史》中提及的 4.26 社论，赵紫阳在朝鲜访问时曾经回电中央，他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对付当前动乱的决策之事是真实的；
　　赵紫阳《改革历程》遗书一些赵紫阳原话的摘录：
　　一﹑关于胡耀邦被迫辞职下台的问题，赵紫阳的说法是：
　　胡耀邦于 1987 年 1 月被迫辞职，这个问题外面有不少说法。其中一种说法是说邓受其他老人的压力不得不弃胡保赵。我觉得不是这样。当然，在邓，胡之间拨弄是非的人是有的，在邓小平面前讲胡的坏话，这样的事是有的。但我看不是主要原因。邓所以要抛弃胡，不是因为受蒙蔽，受包围，也不是在压力之下的妥协。主要的问题是邓对胡的看法发生了逐渐变化，以至最后对胡不信任了。
　　******
　　1 月 4 日，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到邓家开会，我大约 10 点钟到达，那时陈云，万里，杨尚昆﹑薄一波﹑王震﹑彭真已经到了，等到到齐后，邓就拿出一封信让大家传阅。这封信是耀邦写给邓小平要求辞职的信。大意说，……；到会的人传阅这封信以后，邓就说应该同意胡的辞职，当时会上没有人表示不同意见……。
　　******
　　1 月 16 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举手通过的方式批准了耀邦的辞职，并推选我代理总书记。但在 1 月 4 日在邓家里召开会议时，1 月 16 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我对批准耀邦辞职没有异议……。
　　……再说当时一下子也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便于也不应该拒绝接受代理。
　　******
　　在一些人中有一种传言，说我在胡耀邦辞职前，曾给邓小平写过一封信，告了耀邦，说了耀邦的坏话，甚至说我要求邓小平来解决耀邦的问题，这是完全没有的事。我在 1984 年曾经就如何健全党中央的领导制度问题，也就是如何在党中央，特别是政治局，政治局常委真正健全民主集中制的问题，给邓小平写过一封信，也抄送陈云，这完全不涉及耀邦的问题。信的内容如下：
小平同志：
送上黑龙江省陈俊生同志建议一件，请参阅。
　　虽然他提出的办法，不一定是治本之策。但却提出了如何保持我们国家长治久安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目前我们各方面的情况都越来越好，而且这种势头一定可以保持下去。然而，这还不能说长治久安的问题已经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保持国家根本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固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只从宪法上考虑，恐怕还不行。我认为根本的，首先的是在党的领导体制上著力，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现在趁您和陈云同志健在，精力仍然充沛，而国内外大政方针已定，在您的倡导和决策下，各项工作已走向正轨，当前的确是我党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正因为这样，我衷心地希望您能以更多的精力，集中去考虑解决这一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千秋万代的重大问题上，为我们党制订必要的领导制度，并亲自督促付诸实施，使之成为习惯，形成风气，不因人事的变化而变化，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以上建议妥否，请酌。
此致
敬礼！
赵紫阳
1984年5月26日访欧前夕
　　要说向中央，向邓小平写过有关中央领导问题的信的话，就是这么一封，再没有别的信了……。所以我这封信是从这样一个角度考虑来写的，不是针对哪个领导来讲的。没有，当时情况还是比较好的，但现在好不等于将来就好，因为制度没有解决。所以，完全不是针对现在领导班子有什么问题，更不是针对耀邦或哪一个领导人……。我过去也多次讲过这样的话，但并不因为他比较开明，就不考虑中央领导制度的问题，因为他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老人走了他能搞多久，也很难说，将来新的领导人怎样也不知道。 总之，不是靠人，而是靠制度。我在生活会上讲过这些话，毛主席有晚年问题，斯大林有晚年问题，像他们这样英明的领袖人物尚且如此，所以不能靠人，而是靠制度；只有把制度搞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我也想过，为什么没有的事而外面有传言？可能因为在批评耀邦的生活会上，我在发言中批评耀邦不遵守集体领导和党的纪律的时候，说过在 1984 年给邓小平写过一封信，要把健全党中央的领导制度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但是没有讲信的内容是什么，在发言中我讲了要靠制度，不要靠人，人是会变的，没有一个好的制度，即使像斯大林，毛主席这样的伟大人物都发生了问题。可能是这样，我说过给小平写信，但没有说信的内容是什么，而发言中在批评耀邦时又讲到遵守民主集中制，遵守党的纪律，可能就把我在生活会上批评耀邦时说的一些话，猜测成我写那封信的内容了，大概就这样传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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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于“4.26 社论”问题，赵紫阳的说法是：
　　我在朝鲜时，4 月 24 日常委会纪要和邓的讲话通过使馆传给了我。我回电表示：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对付当前动乱所做出的决策。这些文件发给我，我就必须表态，也不能表示不同意见，因为我在国外不了解国内的情况。但我没有对常委纪要表态。

　　我看赵紫阳及其幕僚们在六四血案中的角色与责任 (3)
　　作者﹕老七 ∕ 《独立评论》论坛﹐2009年6月9日
　　一．谈谈在进一步激化学生的“4.26 社论”事件中，赵紫阳的角色与责任；
　　BBC 采访王超华【所以实际上学生的要求很简单，一个是学运不是动乱，这是针对 4.26 社论的，第二个是学生和当局的对话要直播，这是对中共控制下的新闻媒体的不信任，但这是共产党绝不会退让的一条，所以才造成了最后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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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4.26 社论确实是激化学生再次走上街头“闹革命”的一个主要因素，那么是不是值得一问，四二六社论的“出笼”，作为党总书记的赵紫阳有没有直接或者间接的责任呢？

　　根据《改革历程》中关于“4.26 社论”问题，赵紫阳的说法是﹕“我在朝鲜时，4 月 24 日常委会纪要和邓的讲话通过使馆传给了我。我回电表示：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对付当前动乱所做出的决策。这些文件发给我，我就必须表态，也不能表示不同意见，因为我在国外不了解国内的情况。但我没有对常委纪要表态”。

　　依我看，这就是说，赵紫阳确认了他在朝鲜访问期间收到了中央发给他的“常委会纪要”和“邓小平关于处理当前动乱的决策”；人们知道这个所谓的“常委会纪要”就是通过发表“4.26 社论”来表明党中央对当前学生运动以“动乱”的定性以及处理原则，而且这是来自邓小平的决策；既然赵紫阳已经明确地回电表达了自己“完全同意”邓小平“对付当前动乱”的决策，作为第一把手总书记的他，没有任何理由藉口说“这些文件发给我，我就必须表态，也不能表示不同意见”，更没有理由说：“因为我在国外不了解国内的情况”，实际上赵紫阳出访朝鲜是在 4 月 23 日，根据陈小雅《八九民运史》中提及的（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结束，就在学生长跪等待之时，赵紫阳也并未因刚刚追念过战友的英灵而将思绪沉靡在伤感中，更没有因宣读那冗长的悼词而显示出疲倦，而是很有兴味地登上了人民大会堂楼顶，以俯瞰的姿态思考著眼前的局势……。据说，从大会堂下来之后，他就同他的智囊们一起打高尔夫球去了。此后无话，第二天，他乘专列去了朝鲜）

　　根据上述资料（包括赵紫阳本人的解释）， 我认为“4.26 社论”把学生上街游行示威的行动，定性为“动乱”，作为党总书记的赵紫阳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谈谈赵紫阳在亚洲银行行长会议，以及会见戈尔巴乔夫时的讲话，以及带来的影响；

　　根据陈小雅，《八九民运史》提及的：

　　【赵紫阳从朝鲜回到北京，就提出“4.26 社论”对学运的定性是错误的。并提出学运是自发的爱国民主运动这一概念。5 月 4 日，他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又提出这一看法，并要求为“4.26 社论”承担责任，再重新写一篇社论对学运作出评价。他的意见遭到李鹏的反对，也没有获得任何人的支持。就在党内高层没有获得多数〔甚至秘密的〕赞同意见的情况下，赵紫阳就决定将矛盾公开，打起自己的"开明牌"来了。 （六四档案 / 2004）

　　5 月 3 日在“首都青年纪念五四运动 7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简称“五四讲话”〕，5 月 4 日在会见出席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 22 届年会的亚行成员代表团团长，及亚行高级官员时的讲话〔简称“亚行”讲话〕，赵紫阳公开了党内的这一矛盾。

　　五四讲话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官方公认的中国近代史权威，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秘书之一胡绳起草的，稿件也经过政治局和杨尚昆事先传阅，所以说，不可能容赵紫阳有太多的“出格”发挥的馀地。应该与“擅自行动”及“分裂党中央”无涉。但是，在传阅中有一个插曲︰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李锡铭均提出，应在文章中加进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李鹏在稿子上作出修改补充后，给杨尚昆过目。杨尚昆拿著修改过的稿件亲自找赵谈过。但是，参加了五四纪念大会的李鹏。杨尚昆等人，却眼睁睁地看著赵紫阳照原稿念过，并无只字提及“反自由化”问题。】

　　即使按照赵紫阳自己的讲法，他从朝鲜访问回来以后，对于学生问题，党内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处理意见；实际上，共产党内从来都没有一致意见的，即使是老毛最鼎盛的时期，更何况老邓呢，问题在于，共产党内的派系派别再争再斗，它还是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对外的“一致性”。正如前述提及的，作为第一把手总书记的赵紫阳，在朝鲜时已经回电中央，明确表态“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对付当前动乱的决策”了，在家的都是根据了你这个总书记的回电才干了事情，可你一回来，转了两天，就向中央提出改调子，岂不是开了全党的玩笑吗？

　　说实在的，这段时间内，完全是党内高层之间，派系之间围绕著学生问题在内斗，无论李鹏也好，杨尚昆也罢，这些高层也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嘿，你老赵白纸黑字—完全同意了的东西，说改就改，你当了好人，我们都成了恶人了！”，再加上，也没有几个高层不清楚赵紫阳是如何“取代”了胡耀邦的，于是便联手“斗赵”啦，谁叫你是第一把手呀！赵紫阳，何德何能哎？想在党内一言九鼎？远著啦！于是，赵紫阳别说在高层之中得不到足够的支持，恰恰相反，得到了多数的抵制；在这种情况下，赵紫阳便利用了这两次公开活动的机会，玩小动作，把党内高层的矛盾公开化了，利用群众来压党内的同僚！实际上更有效的社会效果是，进一步激化学生的情绪，令这些情绪的矛头直指到邓小平的头上！

　　在这个时候，客观地讲，赵紫阳已经在设法利用学生运动，来保卫自己的政治权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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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谈谈 5 月 19 日晚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的讲话之举；

　　记得当年老七看到电视上的即时报道，第一秒反应就是：(1) 学生再不撤离广场，唯一的下场就是被镇压！(2) 赵紫阳这回在党内是彻底完蛋了，而且他等于向全世界宣布：今后发生任何事情，都与我赵紫阳无关！(3) 只要天安门发生流血事件的话，赵紫阳终有一天能在政治上“翻身”！（记得刘晓波在六四 9 周年时写的一篇文章也有提及这点）。

　　如果处于爱护学生的话，作为还是党的第一把手，赵紫阳这样的讲话，对于那些学生根本起不了“劝告”他们离开广场的作用，而且我看恰恰相反，这样的讲话，反而激起学生们对老邓的仇恨，大家可以看到的，5 月 20 日起，整个广场上，就开始摔“小瓶”，整个斗争的矛头直指老邓了！当年与老七同住的一个北京小夥子，激动得要立即买机票飞回北京，跟老邓干呢！要不是老七这个“老奸巨猾”的老菜帮劝阻住，这小“Robert”头真的就飞回北京了！前两年还遇见这个“萝卜头”，他还傻笑，嘿，幸亏没回去死呢！

　　总而言之，对于赵紫阳本人在六四血案中的角色，我觉得一直以来很多评论有一个很大的误区（不管是有意无意的），那就是“忘记了”或者“免提”了赵紫阳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些评论，几乎把赵紫阳描述成“民主”的化身，“良心“的象征，恰恰没提，不提的是，赵紫阳是党的第一把手总书记，兼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作为评论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评论，未免有失客观呢！老七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造成六四血案这个民族大悲剧的全部责任都在当年参与决策的中共高层执政者们身上（包括赵紫阳）！

我看赵紫阳及其幕僚们在六四血案中的角色与责任 (4)

　　作者﹕老七 ∕ 《独立评论》论坛﹐2009年6月17日

　　在这次出版的由赵紫阳的录音整理出来的遗书《改革历程》前，赵紫阳的前政治秘书鲍彤就断言：“这是属于全中国人民的遗言！”，对鲍彤这种动辄就以“君临天下”拿著全国人民旗号来说话的共党坏老习惯，老七一贯不爽，这个赵家的大秘还是那么一种心态，拿著这个“前总书记”的“皇家旗号”，就往“全中国人民”头上套！对此起码老七就得说，去你的，这并不属于我！

　　以老七这样的老菜帮那代人，基本上都曾经“无限崇敬，无限忠于”过“四个伟大”的毛泽东；“无限敬佩”过“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可是到了我们全部被戏弄“到广阔天地里接受再教育”的日子里，除了日日“修理地球”之外，倒是有无数夜晚堕入“多思”的圈圈了，由于多思考了我们才知道，本来就没有任何值得人们去“无限崇敬”，“无限忠于”，“无限敬佩”的“领袖”们的；说老实话，中共领袖人物中，尽管不乏具有令人尊敬品格的领袖人物，像老七至今尊敬有加的朱老总，彭老总，胡耀邦也包括近年来所知晓晚年的陆定一，尽管这些人物都不是“不吃人间烟火”的神，只不过，他们生前为人的品格，是值得尊敬而已；确实，无论大人物也好，小人物也罢，对错不是重要的，能让别人尊敬的，起码得具有高尚的品格。\

人所皆知，赵紫阳至死，还是中共党员，都坚持没有与这个党彻底决裂，还在希望新的领导人给他“平反”（如果赵紫阳真的对这个党绝望了的话，横竖都这样了，他完全可以公开宣布退出中共的，谁也拦不住他的！ 事实上他没有选择这条路！），即使在他死后他的家人，也还是希望党中央给他一个“公平的评价和待遇”；只不过现在的党中央没有按照他的生前遗愿，给他“平反”，给他“前总书记”的“待遇”。

　　鉴于这些情况，老七设想了一下，假如在赵紫阳死后，胡锦涛给予足够的“待遇”厚葬他，那么他家人是否就不会“公开”这个“你不给我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的赵紫阳遗言呢？

　　唉，咱们中华民族确实具有太多的传统了，“拿死人压活人”也是其中一种最常见的传统把戏！君不见，1976 年的周总理逝世， 大家不是拿著周之死，玩了一次“四五天安门事件”来压毛吗！胡耀邦死，又“照葫芦画瓢”地玩出了个学潮来压邓，最后玩成个六四血案吗！

好了，言归正传吧，这里先引述一下赵紫阳遗书中说及的一段话：“在生活会召开的前一天晚上，我去了耀邦家里，告诉他生活会准备怎样开，还告诉他在邓家里开会的情况，还继续保留他政治局常委等事。在谈话时我也向他提了一些问题，我说，几年来在自由化问题上，邓几次打招呼，你为什么不重视，是不是有意和邓保持距离？他说，他没有这个想法。我还说，你的辞职公开以后，可能会有人打著拥护你的旗号闹事（因为我当时确实估计会发生这样的事，所以事先和他打个招呼，以便有所准备），他说，他会坚决站在党一边，后来这些话我都在生活会上发言时讲了”。

　　那么赵紫阳“确实估计会发生”有人会打著胡耀邦旗号“闹事”有没有发生呢？以老七看，赵紫阳这个估计是有先见之明的，是确实有发生的，那就是 1987 年 1 月 16 日胡耀邦辞职决定公布后三天，在 1 月 19 日就发生了有 1,000 多名留美学生与学者联署的一封给中共中央的公开信在海外发表了；无论如何能在三天之内就动员到留美各地的 1,000 多名学生学者联署一封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没有一些胡派系中“有名望”的组织者牵头串联，这样的事情办得到吗？特别在胡耀邦被气死之后，由于中央给予了隆重的追悼会，又掀起了学生上街“闹事，这里面也难保没有胡耀邦派系的人在搞的！在共产党里面为官之道，特别是高官级别的人物，是必须要建立自己的“小舰队”的，贪污腐败也好，干出革命业绩也罢，没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尖子队伍，是绝对没戏的。官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列的，就得建立属于自己的派系；官拜省级“地方诸侯”的，往上得投靠某一个派系，往下得搜罗一批心腹行走打手之类的“团队”，如此一级一级往下看，直到基层政权的官僚，都非得这样做不可，不这样做，就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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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这些，就得先谈谈富有中国官场特色的“秘书帮”了，大凡在中国生活过的，基本上都明白这些秘书帮是怎样“牛哄哄”的，正所谓“一人升道，鸡犬升天”。至今，在大陆，凡是在官场上响著某国家领导人的“大秘”，甚至“小秘”之人物，那都是官拜政治局以下任何级别的官员，以至下人们像小警察啦等等都得立马自动自觉“毕恭毕敬”地伺侯的大小“公公”， 都是怠慢不得，得罪不起的人物啦！以一句简单的话形容：“如果这个秘书干了 100 件坏事，可能只有 10 件坏事是在他的领导指使下干的，那 90 件坏事是这个秘书打著领导的旗号干的私货”！当然，绝对不是所有当领导人秘书的都是“奸臣”，这是比喻“秘书”这个角色在官场上的重要性而已，实际上也有某些国家领导人对自己秘书的管理是十分严谨的，可不多。

　　那么这里就想谈谈赵紫阳派系的幕僚智囊们，在六四血案中起了什么样的角色和作用了；不妨先罗列一下像赵紫阳那些幕僚与智囊们，在倒胡前后以及整个六四期间，做了些什么事情吧：

　　一﹑倒胡之前

　　(1)﹑赵紫阳建立的理论智囊班子

　　鲍彤从 1979 年起就担任了赵紫阳的大秘书，在鲍彤的努力下，在 1984 年起就先后搜罗了陈一谘，严家琪等进入了智囊班子，并且先后建立了著名的三所一会的赵家团队。

　　(2)﹑为建立赵紫阳的新权威，所提出的新权威主义理论

　　这里摘录胡平《中国民运反思》文中的分析：新权威主义的主张，作为一种理论公开提出，是 1988 年。但是此一思潮早在民主墙后期便已存在。当时，一批年龄、经历相彷佛的年轻人，一部分投入民主运动，试图建立一支民间力量：另一部分则努力与高层改革派结为一体，自上而下推动经济改革。在那时，前一部分并不排斥后一部分人，而且一般还支持后一部分人：但后一部分人却常有排斥前一部分人的倾向。等到八九民运发生，这两部分人终又汇合一致，那实际上是后一部分人转而靠近前一部分人。有人纳闷：为什么新权威主义者又加入了民主运动？从上面的分析可知，这种转变其实是很自然的。遗憾的只是他门的这一步迈出得太迟了。

　　基于同理，我们看到，在八九民运中期，赵紫阳明确主张对民运采取温和态度，这种立场使得他一时间扳回了在民运兴起之前在党内上层岌岌可危的地位（据悉此前已内定赵的下臺）使形势变得对自己有利。

　　(3)﹑从赵紫阳《改革历程》中透露的讯息来看，从 1980 年起赵与胡耀邦两人之间在治理国家领域方面就开始发生了分歧，而且这些分歧越来越多，以至要由老邓出面来协调。然而读者需要记住的是，那时候赵紫阳的政治地位还是处于胡耀邦之下的。以老七的分析来看，之所以赵系智囊班子通过在知识界掀起“新权威主义”理论的讨论，无非完全也是老毛所说的“造舆论”而已。即使赵本人不一定把“倒胡”作为自己前程的主要目标，但是赵手下这些“行走”们，可都是些善于“押宝”之辈，自然会努力把自己押宝了的主，往上拱了！

　　再请看赵紫阳另一个智囊陈一谘的回忆说法（来自陈小雅“八九民运史”）：

　　1984 年 11 月，鲍彤先找我谈了几次话，接著赵紫阳找我谈了三次。赵紫阳当时主要谈了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说︰你们在农村改革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现在，改革的重点转向了城市。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中青年成长起来了，他们上过山，下过乡，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又学了各种理论，思想上框框比较少。应该把他们组织起来，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服务。第二个意思他讲︰不要把所有能干的人才都集中到一个单位，要把中央和国务院一批有眼光。有知识。有能力的人组织起来，用一种方式让他们定期或不定期地讨论中国改革的问题……正好当时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薛暮桥先生也提出应该建立一个青年经济学家的组织，这时很多人找到我，希望我出面来组建一个青年经济学会……谁来当会长呢？当时很多中青年建议由我来当。我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应该找一个更有影响的。离决策比较近的人来作这个会长。当时很多人提出来一些老的经济学家，象薛暮桥。于光远。马洪等。当然他们都很好。可是我反复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之后，决定请鲍彤担任北京青年经济学会会长。鲍彤当时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他本人思想敏锐，方向清楚，办事果断，为人正派，很得赵紫阳本人的赏识……我对他说︰第一，你在改革中做出了很多重大的贡献。第二，你可以经常把上层决策遇到的问题转达给我们，我们也可以把一些研究结果转告给你。第三，中国菩萨太多，拜这个不拜那个都会有意见，把菩萨都请来也请不起。他考虑了一周以后，同意担任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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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理事 200 多人，分布在中央各部委。研究机构。大学，都是由各单位推荐的三四十岁的。在前一段的改革中作出过贡献的一批人。从这以后，每到经济发展和改革遇到新问题需要解决。需要研究的时候，我们就召开各种不同方式的会议。讨论的结果上送。陈一谘请赵的秘书任会长的做法，当时曾引起中青年学术思想界的议论，因为它违反科学相对独立的原则，把应该以自由为前提的不受拘束的科研工作纳入了奏折学派的轨道。但它从另一方面却加强了改革派的社会与政权基础，形成了党内新生代与赵紫阳的政治同盟。

　　综上所说，陈小雅认为：

　　从这个背景看，陈一谘当然是要插手民运的。还在 1988 年岁末，这批忠心耿耿的“熊瞎子朋友”就在港刊上掀起了那场“倒邓保赵”的愚蠢的运动；1989 年 4 月京丰宾馆会议上，他们也发出过改革派即将受挫的警告，及类似团结起来，保卫改革的号召。自 4 月中旬学潮之风起于青萍之末时，陈一谘就已经按照自己的理解在动作了。4 月 18 日，以北京大学部分师生校友名义打出的悼念胡耀邦的巨型条幅“中国魂”，就是体改所的北大校友捐款制作的。当时，起家与胡耀邦关系密切的陈一谘就关注著学潮的发展，感到“民心不死，民气可用"。赵紫阳发表“亚行讲话”以后，他们也试图与在野的“职业革命家”达成一致，使事态在赵所指引的轨道内进行。但是，这种愿望在对方记恨于他 10 年改革垄断了“进言渠道”的旧账面前，碰壁而归。胡耀邦逝世以来，在北大还屡次出现类似“救赵”的言论，试图把学生的抗议引向保卫包括改革派在内的“改革成果”。但这些言论也立即受到谨慎的警告。有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决不希望学运充当“政客的拐杖”。 (64memo.com-89)

　　智囊们的动作与赵紫阳的真意未必一致。前者确有利用学运挽救赵紫阳下滑命运的用意，而从赵紫阳本人在学运最初两周的情况看，是不愿当“胡耀邦第二”，所以急于要摘清自己与学运的关系的。

　　(4)﹑如果下面那 17 个流亡学生领袖们的“回顾与反思”所提及的事情真实的话，那么不难看出，在赵紫阳那些智囊们的操作下，在 1989 年发动大规模“民主运动”，早已经是他们计划内的事，之后发生的胡耀邦之死，什么 4.26 社论，等等，都只不过是实施他们原来计划的“藉口”或者“理由”。

　　请参看 17 个流亡学生在“回顾与反思”的对话中相关的一些摘录：

　　沈彤：当时我们几个社团一起搞了一些活动，比如说“中国文化走入低谷”讨论，“新权威主义”的讨论。民主沙龙因为周三论坛的传统，有很多校外的联系，尤其王丹本人、在行动委员会这些老的学生、三四年级的学生和研究生跟北京的前卫知识界有很多联系。象我刚才提到的一些名字，象严家其、苏绍智、王若水、王元化等等，一共是 38 位，加上北大的一些比较前卫的青年教师，象我刚才提到的赵玉国、陈波、范清宇等等。

　　其实当时这些文化讨论会象“文化低谷”和“新权威主义”讨论会，还有一系列讨论会，实际上没有什么人参加的，但是我们用这个名义最后变成了各家组织的一个见面会，对当时校园的情况、全国的情况都有一定的讨论。

　　当时我们和王丹、杨涛之间对 1989 年有几个共识﹕第一，1989 年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第二，认为中国绝对不能再有救亡运动。基于对十几年民运的分析，觉得一个有稳定的理论基础、有组织的、局限于学生和学者范围内的运动是必要的，再扩大范围是没有意义的，就会变成救亡运动。救亡运动定义是，全国或者相当大的一个范围支持一个模糊的理念，比如象五四运动。这类共识实际上对后来早期的北大筹委会的理念都有很大影响，比如我后面要讲的 1989 年全国民运的三步计划。同时，大环境也比较有意思，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况。北京是前卫知识界比较活跃的地方，大家都看到了《惊心动魄的 56 天》里提到的都乐书屋事件、新年联欢会的事情。还有两个特别跟北大学生团体有关的活动﹕一个是苏绍智在年初《十年改革理论探讨会》的讲话，后来受到批判。这个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第二个是方励之给 New York Book Review 写了一篇文章，叫《希望与失望》。他的文章英文稿写好之后，李淑娴在星期三下午出席民主沙龙的会议，星期三晚上出席我们的会议时，把这篇文章的中文稿带给我们两个社团。我们两个社团很快首先在北大，后来在各校散发，这还是 1989 年 2 月。大家都知道，在知识界和学生中间这篇文章的影响都是很大的，这也是比较大的事。相关的事比如批苏绍智的文章，清华的那个教授攻击方励之的文章等等。这是一个方面，即知识界独立的活动。再一个是一些具体的个人的活动，比如说，方励之本人是不能进北大的，大家都知道，李淑娴实际上是作为他的代言人。但李淑娴本人是北大学生选区选出的海淀区人民代表，那么她也有一定的权威，她在民主沙龙和我们社团的活动对小范围的学生积极分子都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我这里要强调一点，实际上很重要的一点﹕我所有谈到的这些大家很积极、很有组织的活动，实际上都是在很小的范围内。王丹的民主沙龙，真正搞活动的，搞《新五四》的，就是他们五个人加上行动委员会后来留下来的几个人，比如象杨通学、薛许等，笔杆子比较好，哲学系的两个人。象我们所谓奥林匹亚科学院，核心就是八个人。其它一些组织、更弱的一些小社团一共加起来不会超过一百人。就是所有的积极分子，最积极的和次外围组织加起来不会超过 1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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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胡死之后

　　各方面都在玩“拿死人压活人”的传统拿手好戏了，正如赵紫阳所担心与估计过的胡耀邦派系的人会“闹事”那样，同时赵紫阳也得预先有所准备，据说，于是第一份知识分子的签名信在 4 月 18 日就出笼了；

　　4 月 22 日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追悼会的同时，由北大学生牵头的北京各院校大学生到了天安门上也举行了规模巨大的“人民”追悼会，并且把矛头对准了“官倒”们（包括了赵紫阳）； 大概这也是“促使”了赵紫阳在 5 月 8 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表态，愿意把自己的孩子交出来接受处理的主要原因。应该这样看，在这个时候应已经取代了胡耀邦的赵紫阳总书记，他根本的利益是“平息”任何发生的乱子而不是鼓动学生出来“闹事”， 可是一旦看到学生的矛头已经指向了老邓（尽管也包括了他），这形势对于他，也未尝不是一个真正建立“新权威主义”的好机会，即使不见得他本人内心就是如此，但是起码他的智囊团里面，就很快形成了这种共识；

　　三、4.26 社论前后

　　关于 4.27 大游行，请看 17 个流亡学生的回忆记录中提及的：

　　沈彤：然后就是议决 4.27 游行的过程。这个过程呢，北高联有反复，北大同学有反复，我个人也有反复。这个事情非常复杂，但是现在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决定 4.27 游行是在 4.26 社论出来之前。

　　柴玲：当天（指4月23日）中午的时候，老封他们都来了，开什么会等等。当天晚上，超华刚才提到的建议中漏了一个很重要的，她给我们建议说﹕“民盟”什么时候开会，有苏昭智、严家其等，希望我们去参加。我说这个建议特别好，在那个时候她提得还比较有水平。当天晚上另外有一个“民盟”的人来提建议，说﹕你们绝对应该成立秘书处。这个建议之后，第二天通过赵体国找了一批女同学就成立了秘书处，秘书处下设三个机构﹕接待处，档案处，还有一个会议记录处及新闻发布中心等等。功能又是“内保”，又是“外保”。当时我记得宣传部那个杨国忠已经管理起来了吧。所以跟沈彤说的那个新闻中心负责这么多，我有点接不上茬。

　　梁二：对社会各阶层的联系主要表现在早期师大就与一些官员、官员的参谋或各个研究机构的老师有联系。我们秘书处最初的一些情报就是通过他们这些人得到的，而且他们与我们也保持著一定的密切联系。

　　王超华：当时做的一个决定，就是 4 月 27 日要游行。同时我们就已经知道，今天晚上有重要广播。从六楼搬到三楼时，已经知道当天晚上有重要广播。一会儿又出去，再回来就说﹕“上边来电话，这次的原则是‘三不’，不打，不抓人，不什么。所以咱们就游行，不要紧的。”一会儿说，休会，一会儿又进来说，“上边来电话了，呆会儿有重要广播。”所以，那些中、小院校意见纷纷。我当时一个重要印象就是﹕这常委行啊，有内线。（沈彤插﹕4 月 27 日游行的决定是在 4 月 26 日社论出来之前作的。4.26 社论是 4 月 25 日广播的，在这个广播之前做的决定。）

　　对，是这样。广播之后同学们非常紧张，说“那我们还要不要游行﹖”“还要游行，但是还是那三条，如果堵截不是特别厉害的话，就冲出去继续游行，堵截非常厉害，就在校内游行，要是校内控制也特别厉害，就在各校绝食，原地绝食。”后来，我们就说，“你们大学校有大操场，你们可以原地绝食。我们那小学校一共 500 人，一共就俩人在那绝食的话，那……﹖”后来就说，中、小院校往大院校合并。这是对付 4.26 社论，因为本来光说是有重要广播，大家都觉得这是中央对学运的态度，而且刚说那“三不”，所以都觉得 4.27 游行没什么问题，一听这杀气腾腾的社论，都非常紧张。25 日的代表会基本上就这样……。

　　老七认为如果这些当事人所回忆是确实的话，由此可见，4.26 社论的出笼，只不过是给组织 4.27 大游行的一个很好的藉口而已，没有 4.26 社论出笼，4.27 大游行也必定是要搞的。即使是四二六社论出笼前后，（正如本人在上文提及的）赵紫阳先是在朝鲜回电答复中央：“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当 4.26 社论出笼后，学生情绪“进一步被激化”，搞出个 4.27 大游行，赵从朝鲜回来便以此来“力排众议”，要求老邓与中央改变调子；这些经过，无非说明了党内各派系之间的明争暗斗都在围绕与卷入了学生所有的动作之中；

　　四﹑5 月份知识界全面卷入，学生运动变成了“运动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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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5 月份知识界全面卷入，学生运动变成了“运动学生”

　　(一)﹑根据陈小雅“八九民运史”记述：

　　赵紫阳从朝鲜回到北京，就提出“4.26 社论”对学运的定性是错误的。并提出学运是自发的爱国民主运动这一概念。5 月 4 日，他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又提出这一看法，并要求为“4.26 社论”承担责任，再重新写一篇社论对学运作出评价。他的意见遭到李鹏的反对，也没有获得任何人的支持。就在党内高层没有获得多数〔甚至秘密的〕赞同意见的情况下，赵紫阳就决定将矛盾公开，打起自己的"开明牌"来了。 (六四档案 / 2004)

　　5 月 3 日在“首都青年纪念五四运动 7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简称“五四讲话”〕，5 月 4 日在会见出席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 22 届年会的亚行成员代表团团长，及亚行高级官员时的讲话〔简称“亚行”讲话〕，赵紫阳公开了党内的这一矛盾。

　　五四讲话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官方公认的中国近代史权威，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秘书之一胡绳起草的，稿件也经过政治局和杨尚昆事先传阅，所以说，不可能容赵紫阳有太多的“出格”发挥的馀地。应该与“擅自行动”及“分裂党中央”无涉。但是，在传阅中有一个插曲︰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李锡铭均提出，应在文章中加进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李鹏在稿子上作出修改补充后，给杨尚昆过目。杨尚昆拿著修改过的稿件亲自找赵谈过。但是，参加了五四纪念大会的李鹏。杨尚昆等人，却眼睁睁地看著赵紫阳照原稿念过，并无只字提及“反自由化”问题……。

　　知识界与社会各界的卷入。知识界与学生运动向来有著血肉的联系。这次也不例外，自 4 月 15 日胡耀邦逝世以来，它就密切关注著学潮的发展，部分人士已经开始积极干预。下面，是他们中的一些人行动的轨迹：

　　4 月 17 日，当天安门广场出现第一个由大学生送来的花圈时，中国人民大学贴出了以“北大。清华。人大。师大部分师生”名义写的《几点建议》。其主要内容，一是建议学生悼念胡耀邦的挽联花圈向天安门广场集中，并成立北京学生治丧委员会；二是号召废除专制政治，建立民主政治新秩序；三是要求政府对十年改革中的重大失误作出检讨，责任者引咎辞职。从这个《建议》可以看出，除第一条有现实操纵意义外，其馀的均可看作一种政治观点的公开表露。虽然第一条可以想像为实现后者的渠道，但第三条明显是要追究改革派的责任，与悼念活动无实质上。政治上的联系。因此，它表现出的仍是一些不成熟的意见的堆积。 (64memo祖国万岁’89)

　　4 月 19 日，同样是人大校园里，又出现以“北大。人大。清华部分教师”名义写的《告同胞书》，警告学生“无组织的行动将会一事无成，你们必须在法律的保护下，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地行动”，同时，还号召将同学们组织起来，走向工厂。街头，唤起工人和群众的支持和参加，要有抛头颅。灑热血的“五四”精神，为民主。自由，为中华民族之存亡而献身。并提醒学生“要明确目标，不可四面出击”。较之前一个《建议》，这张大字报充满了更加互相矛盾的精神和目标不明的暗示。如果不是教师中的“激进派”所为，倒真可怀疑是别有用心者的挑动和为“栽赃”埋下的伏笔。当晚，果然发生了所谓“冲击新华门”事件。 (64档案’89)

　　4 月 20 日，北大有学生声称，北大未来学会顾问金观涛对学运提出了三点意见：(1) 认为现在形势很好；(2) 北大。清华的学生要联合行动；(3) 要采取非暴力行动。据说，会后两校就商讨了联合行动的问题。

　　4 月 21 日，由青年帮策划，由包遵信﹑北岛﹑苏晓康领衔，有 47 名作家。学者签名的《致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发表，归纳了学潮要求，提出了与政府对话的建议。为胡耀邦追悼会后可能出现的学潮低落提供了对策。同日，作家郑义向学生领袖提出“尽快通过全校大选，成立合法的新学生会，尽快出版自己的报纸，”绝食，并少与方励之夫妇接近等建议。

4 月 22 日，“师大青年教师自治会”贴出《运动向何处去──致广大爱国学生》的传单，称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组织﹑宣传﹑纲领，然后是强有力的行动”，并提出以“持久战”为策略，以“罢课”为手段。

　　4 月 24 日，北大贴出 147 名教师签名的《教师紧急呼吁》，提出：鉴于目前形势，我们紧急呼吁，坚持十三大提出的协商对话原则。中国政法大也贴出署名“部分党员教授、副教授”的《给党中央的信》，指出需要“协商对话”，避免压服。

　　4 月 30 日，北大出现以“中央党校几位同学”的名义写的大字报，鼓动人们抓住有利时机扩大战果，并说，“现在的形势是政府已无法实行军管，三分之一的市民对我们全力支持；三分之一的市民暗中支持；六分之一的市民保持中立，六分之一的市民仍在相信少数不法分子所控制的舆论工具。”

　　5 月 3 日，人大贴出未署名的《关于当前学生运动的目标策略的建议──立足校园，面向社会》，提出，要争民主，争自由，首先应该在校园内取得突破。

　　5 月 10 日，包遵信、戴晴应人大工会青年部邀请，进行讲演。包遵信预言 4.27 大游行将会在历史上被“大书特书”，标志著中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进入重要阶段”。并希望大家尽快复课，然后考虑言论。结社自由等问题。戴晴则宣布，从 1989 年 4 月 27 日开始，“统治了中国人上千年之久的权威统治，就要结束了。”

　　5 月 12 日，包遵信又应王丹的约请，在北大“民主沙龙”讲演。他让人们记住四个日子︰1949 年 10 月 1 日，国家独立；1966 年 6 月 1 日，北大“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问世，在全国引起动乱，但也暴露出党和政府的教条主义，加速了人们对偶像崇拜和权威崇拜的怀疑时代的到来；1976 年 4 月 5 日，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一个重要事件，给老人政治划了一个问号；1989 年 4 月 27 日，宣布长期封建家长制应当结束，标志著中国民主运动达到一个新水平。在论及民主化的具体目标时，他说，当前就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在谈到“五四”，谈到对传统是否应当进行分析时，他说“当传统压在我们头上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把压在我们头上的大石板掀掉，而不是老考虑这个石板哪一块是好的，哪一块是坏的。”

　　──以上，是截止学生绝食前，知识界一些人士的动向。当然，还有更多更重要的活动并未见诸文字或公开发表。从这个粗略的时间表，对照学潮进程，人们大致可以看出知识界人士与这次学潮的关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时，他们只是分散地，在公开或私下的场合作一些道义上的评论和符合法律与政策的建议，或就学生的谘询表示自己的观点。他们或许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也将走上街头。 (64memo.com'89)

　　但现在，由于学生绝食，道义感的压力和新的民主社会的召唤，终于使他们决定按照现代民主政治的原则，公开站到学生启动的，这场势必要成为全民运动的行列中来。

　　5 月 15 日，就在戈尔巴乔夫到达北京的当天，知识界终于打出自己的旗帜，走上了街头。但此事的酝酿，却是在绝食以前，新闻界请愿以后。其经过，包遵信在回忆录《未完成的涅》中，是这样描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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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九民运”中，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投入这场运动，是以 5 月 15 日知识界的大游行和《5.16 宣言》的发表为标志的。这两件事，都是 5 月 12 日晚上一个会上商定的。据说，开始是 5 月 9 日，郑义觉得白天新闻界的游行“代表面太小，应该有更多的人投入”。因此筹组了 5 月 12 日的会议。5 月 12 日，接到通知者先是在北京东郊的团结湖公园西门集合，然后到红庙的一家旅馆开会。到会者有包遵信、刘再复、苏晓康、苏炜、李陀、赵瑜、郑义、徐刚、夏骏、远志明、陈宣良、王鲁湘、谢选骏等 40 多人。会议开始，由苏晓康介绍了组织者的设想，请众人考虑知识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由郑义宣读起草的一份文告〔就是后来的《5.16 声明》初稿〕。大家对此议论了近一个小时，然后又讨论了 5 月 15 日知识界游行的问题。确定了联系方式，集合时间。地点，参加者的装备，以及游行的组织者：赵瑜、徐星。最后，人们在起草的文告上签字散会。

　　红庙会议以后，苏晓康、郑义带文告征求严家其意见，严将其定名为《5.16 六声明》。其他人分头联络教育，科研，文化，新闻单位人士。新闻界对话组织者为保持自身的运作轨道，拒绝了邀请。

　　在 5 月 15 日游行开始以前，这次游行的组织者们确曾怀疑过它是否能成为事实。许多人闻讯后，抱著“看一看”的心理前往复兴门。包遵信等曾估计，最理想的能有近百人参加，最少能有几十人。据郑义回忆，他和赵瑜也私下决定，就是有几十人也要坚持游完。加之包遵信、苏晓康、刘再复，苏炜、李陀都参加了 14 日的斡旋，他们甚至临时发出了取消游行的决定。但是，他们没想到，在他们的准备过程中，学生突然宣布的绝食和戈尔巴乔夫的来华日期，正好从另一个方面对知识界进行了强有力的发动。当这一天下午他们来到复兴门，面对人山人海铺满望不到头的复兴门外大街时，连“总指挥”们都迷惑了。而这，仅仅是后来那个越滚越大的“雪球”的最初那个“核”罢了。

　　下午 2 时 30 分，在由北大制作的”中国知识界”的巨大方幅引导下，知识界的游行队伍从复兴门立交桥出发经长安街向天安门广场行进，队伍前列的知识界人士，均头扎布条，肩披授带，上书各自的主要作品和姓名。在方幅的前面，是抄写在白布上的《5.16 声明》要点。队伍起初是 20 人一排，两旁有各界青年自动组织的纠察队，前端是由知名人士。北大拉出的队伍和各方组织。发起者组成的混合编队，然后才是各单位的队伍。参加游行的有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 60 多个单位的教授、讲师、研究人员、博士、硕士生和职工。有的打出了单位的旗帜。

　　郑义带有文学色彩的描绘，给我们留下了当时的场景：

　　队伍在观瞻上超过了以往的每次游行，占据半条长安街，缓缓向前推进，极壮观。我和赵瑜一左一右走在《5.16 声明》旁。赵瑜手持电喇叭……因为队伍太宽，围观市民甚众，我们的行进速度颇慢。有时前方完全堵死，要靠纠察奋力开道；有时中外记者冲进来，对《5.16 声明》和队伍前列拍照；有时候在路边的某单位连人带旗呼啦啦挤开纠察队，扑入大队……此时，绝食已进入第三天。天安门广场几无立足之地。原打算把队伍在绝食圈外摆正，开个简短的会，……事实上已绝无可能……只好原地坐下，宣布开会。首先宣读《5.16 声明》，手持扩音器先朝北念了一遍，南边鼓噪呐喊，又朝南念了一遍。但人们仍叫喊听不清，再念！……在我的面前，竟出现了这样感人的奇观：手执扩音器的人念一句，周围凡能听清的上万人大声复诵一句！这巨大的齐诵声如大海的波涛一浪浪荡往远方……根据包遵信历史学家的回忆，当然不存在什么“巨大的齐诵声如大海……”的奇观。其时的情景也颇为狼狈，最重要的是，即使坐在讲话者附近的人加以转述，人们也很难听清楚说了些什么。当时的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一干人的周围，并不是绝食学生。不过，好歹总算是将《5.16 声明》象征性的发表了。

　　(二)﹑关于学生绝食问题，根据 17 个流亡学生“回顾与反思”如下一些摘录：

　　沈彤：在 5 月 5 日、5 月 6 日连续几天里面，各校代表出现的都是比较理性的代表，而且口才比较好，所以这个发展的情况比较好。我的自我感觉，对话代表团的会议和高联比要有秩序得多，而且从来没出现过领导层的问题，一直是我跟项小吉召集会议。因为我觉得北大的代表很弱，我自己也觉得我不能胜任对话代表这个职责，我衹是对组织工作感兴趣，所以才到对话代表团的核心中间去，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要求北大直选对话代表。但组织了二次都没成功。同时因为我在筹委会的时候跟校方有一些接触，就是接触到北大团委以及一些青年教师，其中包括几方面的人，赵紫阳的这批人，还有象吴稼祥、张炳九这些人，就是新权威的这批人。在一些人的促成下，包括团委系统的一些人，北大出现了一个所谓的智囊团，以 9 个在北大校园比较有名的青年教师组成的智囊团，一直在 29 楼，每天一到二次给我提一些建议。这个所谓智囊团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跟所谓体制内的改革派接触，希望在正式的公开对话之前有私下的预先接触。当时的目标主要是阎明复，阎明复因为身体的关系，几次
　
　　封从德﹕北大筹委会的智囊团，你知道有几个﹖我的印象是其中有一个是在理论信息部里面，他们不愿公开名字，这个智囊团是否和你曾经提到的有九个青年教师每天晚上在你们宿舍给你们提供建议的那个智囊团是同一个。

     沈彤﹕我提到的不是北大智囊团，是北大的给对话代表团的智囊团。但是当时熊焱在 12 日晚上对我说他参加绝食了，要退出对话代表团，所以主要是我在张乃武和其他几个人的按排之下跟这 9 个青年教师每天见面，这个情况我想很多人都知道的。实际上这 9 个人说穿了是直接给我提建议的。他们因为这个活动有两个人被捕了。

　　写《人民日报》历史功过》的这位和他代表的一些知识分子早在 4 月 24 日就提出过具体的、有计划的运动形式，最激烈的就是绝食，而且提出一系列的具体方案。

　　另外一个关于绝食的，就是 4 月 29 日开希和王丹个人在香格里拉的记者招待会之后，几家大的新闻社，主要是英国、加拿大一些新闻社的一些记者和我直接提出来，应该要利用 5 月 15 日戈尔巴乔夫的来访，采取一些比较激烈的行动，因为当时将会有将近三千的外国大记者在北京……

。

　　王超华：5 月 11 日下午有过北高联一个常委会，在这个会上，马少方和梁二发生激烈的争执，拍桌子红脸。马少方说，“上面已经说了，非常确切的中南海的消息，实际上改革派希望咱们大闹，越大闹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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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到戴晴那儿去。戴晴她也很著急这事，她说﹕“我早就说过，4.27 游行已经是你们能取得的最大胜利。再要闹的话，一定会倒退 20 年。”这是她反复说的。在 5 月 4 日到 5 月 12 日之间，我们曾经鼓励各校尽可能地请各个学者到本校去开讲座。人大在 800 人的大教室，远志明、戴晴他们都去讲过。戴晴上去就讲“大学生是最伟大的。”所以我想请她去劝阻绝食。她当时就到处打电话，找人找不到，李佗他们当天晚上在起草五‧一六声明。最后衹找到一个严家其，严家其不来。我非常惊讶。她说，“我在那儿等著，明明就是快跟严家其来了，可严家其不肯来，不肯来劝学生。”

　　……知识分子到广场是我去请的。至少一半当时在场的知识分子都出到海外了，包括严家其、苏炜他们都出来了，他们应该知道当时是什么情况。但是我很奇怪，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写详细的情况。我的一个最大的感触就是知识分子和学生的体会相距太远，他们觉得我们能够争取到第二天报纸的一个版面已经很好了，已经是天大的成功了。但是学生完全体会不到这样一点进步对于中国的意义。学生这个情绪、这个要求，说实在我都体会不到，我都急得要死。我去他们那个会，我说，“情况非常急。阎明复已经讲了，现在球已经到了学生手里，完全是看学生怎么表态了”。接著这些人就都一个个眼泪汪汪的，有人说“晓康，你马上起草。”严家其一直在那不说话。最后戴晴说﹕“家其，你也说话啊。”“我不明白，现在咱们为什么要劝学生，现在要劝应该劝政府。”我说﹕“好，你要劝得动政府那好啊。”因为所有的人一个本能的感觉是觉得对这共产党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主要重点应该是劝学生。这严家其是第一个说要劝政府的。我对严家其的印象太深了。

　　(三)﹑关于三所一会的“5.16”声明，和知识界的“5.17”宣言

　　(1)﹑ 5 月 16 日黄昏，赵紫阳利用会见戈尔巴乔夫电视直播的机会，公开了老邓还是中共大掌柜的秘密后，当晚，赵的智囊陈一谘立即召开了“三所一会”的会议，发表了著名的“5.16”声明，但是实际上的操作早在 5 月 12 日的“红庙会议”上决定了，请参看陈小雅“八九民运史”中记述包遵信的回忆：

　　包遵信在回忆录《未完成的涅》中，是这样描述的︰

　　“八九民运”中，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投入这场运动，是以 5 月 15 日知识界的大游行和《5.16 宣言》的发表为标志的。这两件事，都是 5 月 12 日晚上一个会上商定的。据说，开始是 5 月 9 日，郑义觉得白天新闻界的游行“代表面太小，应该有更多的人投入”。因此筹组了 5 月 12 日的会议。5 月 12 日，接到通知者先是在北京东郊的团结湖公园西门集合，然后到红庙的一家旅馆开会。到会者有包遵信、刘再复、苏晓康、苏炜、李陀、赵瑜、郑义、徐刚、夏骏、远志明、陈宣良、王鲁湘、谢选骏等 40 多人。会议开始，由苏晓康介绍了组织者的设想，请众人考虑知识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由郑义宣读起草的一份文告〔就是后来的《5.16 声明》初稿〕。大家对此议论了近一个小时，然后又讨论了 5 月 15 日知识界游行的问题。确定了联系方式，集合时间。地点，参加者的装备，以及游行的组织者：赵瑜、徐星。最后，人们在起草的文告上签字散会。

　　红庙会议以后，苏晓康，郑义带文告征求严家其意见，严将其定名为《5.16 声明》。其他人分头联络教育，科研，文化，新闻单位人士。新闻界对话组织者为保持自身的运作轨道，拒绝了邀请。

　　在 5 月 15 日游行开始以前，这次游行的组织者们确曾怀疑过它是否能成为事实。许多人闻讯后，抱著“看一看”的心理前往复兴门。包遵信等曾估计，最理想的能有近百人参加，最少能有几十人。据郑义回忆，他和赵瑜也私下决定，就是有几十人也要坚持游完。加之包遵信、苏晓康、刘再复、苏炜、李陀都参加了 14 日的斡旋，他们甚至临时发出了取消游行的决定。但是，他们没想到，在他们的准备过程中，学生突然宣布的绝食和戈尔巴乔夫的来华日期，正好从另一个方面对知识界进行了强有力的发动。当这一天下午他们来到复兴门，面对人山人海铺满望不到头的复兴门外大街时，连“总指挥”们都迷惑了。而这，仅仅是后来那个越滚越大的“雪球”的最初那个“核”罢了！

　　下午 2 时 30 分，在由北大制作的“中国知识界”的巨大方幅引导下，知识界的游行队伍从复兴门立交桥出发经长安街向天安门广场行进，队伍前列的知识界人士，均头扎布条，肩披授带，上书各自的主要作品和姓名。在方幅的前面，是抄写在白布上的《5.16 声明》要点。队伍起初是 20 人一排，两旁有各界青年自动组织的纠察队，前端是由知名人士。北大拉出的队伍和各方组织。发起者组成的混合编队，然后才是各单位的队伍。参加游行的有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 60 多个单位的教授。讲师。研究人员。博士。硕士生和职工。有的打出了单位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