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连载：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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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共产国际始终压制毛泽东吗？

2012年08月22日16:59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许多读者可能都知道，斯大林六十岁生日的时候，毛泽东写过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颂扬这位“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朋友”。他那时对斯大林的热爱，可以说溢于言表。而十年之后，当斯大林过七十岁生日，毛泽东第一次有机会去莫斯科，握到他这位“忠实朋友”厚实的双手时，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却是一种充满了怨气的宣泄。他对斯大林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

毛泽东之所以会有抑制不住的委屈要向斯大林倾诉，当然是与俄国人有关。斯大林逝世后，有关莫斯科长期以来不信任他，甚至直接或间接地排挤他、打击他的经历，是毛泽东一度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话题。于是我们过去和今天几乎所有的书和文章都重复着同样的说法。但是，如果我们不仅仅局限于个别人的回忆，以及依据这些回忆编写的各种宣传读物，而是深入到历史事实当中来了解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的历史的话，那么，简单地把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关系，看成是莫斯科对毛泽东压制和毛泽东与莫斯科斗争的历史，就未免太过片面了。即使我们把时间界定在毛泽东从参加革命到成为党的最重要领导人，也就是从1920—1935年遵义会议前后的这个阶段，我们恐怕也很难简单地同意那些缺乏深入考证和研究的说法，即所谓共产国际始终在压制和打击毛泽东。

一、毛泽东受到共产国际代表的“赏识”，“三大”即入选中央局

与我们今天许多读者了解的多少有些神化了的毛泽东不同，早年的毛泽东其实与相当一批年轻的共产党人一样，他们接触并且转向共产主义的时间很短促，投身于中国革命的各项准备都不是很充分。因此，他们不仅对俄国革命经验充满了迷信，渴望着来自俄国的直接的援助与干涉，而且开始时对来自莫斯科的指示都确实是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孔步亦步，孔趋亦趋”，毫无保留地去理解、去执行。

具体到毛泽东来说，他恐怕也并不是我们过去一些书本上所说的那样，早早地就成了一个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种革命者，早早就开始创立共产党了。他几乎到1920年，即中国有共产主义小组之日，都还是崇尚“呼声革命”、“无血革命”，主张一点一滴、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地去改造社会的。像五四时期多数青年人一样，他那个时候的思想还是一个自由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乃至新村主义的大杂烩，他崇尚过康有为、梁启超，崇尚过华盛顿，崇尚过克鲁泡特金，羡慕过武者小路……就是没有崇尚过马克思。在这里值得一提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19年7月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和他那篇有名的发刊词。他在其中特别比较了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的主张。他显然认为马克思的主张太过激烈，说马克思的主张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主张“拼命的捣蛋”；而克鲁泡特金是温和的，并不想急于见效，且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主张人人要有点互助的道德和工作的自愿，这一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明确认为中国应当学克鲁泡特金的办法，“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有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在五四爱国运动发生的1919年，毛泽东是一个典型的改良主义者。他不仅反对流血，而且身体力行地追随日本武者小路，尝试创造中国式的“新村”生活。他邀集几个朋友，计划在岳麓山建设一个新村，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他断言：“真欲使家庭社会进步者，不可徒言‘改良其旧’，必以‘创造其新’为志而后有济也。”要创造其新，首先要“以创造新生活为主体”。创造新生活，又非先创造新家庭不可。“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为了创造新家庭、新学校、新生活，毛泽东还力撰长文详加规划与解说。随着俄国革命成就的影响在中国越来越大，毛泽东也很称赞俄国人的努力。但是，直到1920年，他距离共产主义还相当遥远。他这时的志向很清楚，就是要从事那种由小变大的渐进的改良工作，而不是什么革命运动。

1920年，毛泽东绝大多数时间都在为驱逐当时的湖南督军张敬尧，实行“湖南自治”，而呕心沥血、奔走呼号。只要读一读他这时写的大量文章，就知道他是真心指望通过这种改良方式的驱张运动，促成一个新湖南的诞生。毛泽东思想的转变，也就是他对俄国的看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这一年春夏的北京、上海之行。因为这个时候，恰好是苏俄共产党的代表维经斯基在北京、上海积极活动的时期，两地的部分激进知识分子正在受到俄国革命思想的熏染，开始倾向革命，毛泽东和这些激进的知识分子走得很近，自然会受到影响。但是，促使他的思想根本发生转变，开始倾向于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思想的，严格说来还是驱张运动的失败。因为，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虽然成功地赶走了张敬尧，结果又来了一个新督军赵恒惕，湖南一切照旧，这自然使性情本来就很急的毛泽东对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改良办法彻底失望。从1920年底以后，他终于放弃了改良的幻想，慨然长叹曰“看透了”，进而断言：“政治改良之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他在法国的好友蔡和森接连来信讲述有关俄国革命方式的种种益处，陈独秀的《新青年》以及《共产党》月刊也开始根据维经斯基等俄国人提供的材料，宣传引导俄国革命成功的列宁主义，这才促使他迅速地转向了革命。但显而易见的是，毛泽东毕竟刚刚从主张“无血革命”、“呼声革命”的改良思想上转变过来，他在谈到俄国革命的暴力手段时，还远不像后来那样表现得理所当然和理直气壮。他在这一年的12月写道：“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奈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毛泽东后来有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叫做“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显然，毛泽东转向列宁主义，就是从他放弃政治改良一途，转而接受“这个恐怖的方法”开始的。到1921年初的时候，他已经不仅放弃了改良主张，而且根本放弃了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他当时写信告诉蔡和森说：你关于“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的说法，“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试问政权不在手，怎样去改造社会？”事实上，“非得政权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毛泽东对政权的高度重视，多半即源于此。

1921年以后，毛泽东逐步信仰了列宁主义，并很快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少数成员之一。一旦成为共产党人，他就不得不开始为组织民众和发动革命奔波操劳，而他从《共产党宣言》等少数几本书本上了解到的浅显知识，显然还远不足以用来指导他的革命实践。因此，同当时多数年轻的共产党人一样，毛泽东渴望着来自莫斯科的指导与提携，相信：中国的改造“大部分都要靠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帮助”，特别是“必与俄国打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毕竟，这个时候的共产党只有那么几十个人，而且几乎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要成就俄国式的革命谈何容易？况且，俄国式的革命讲的是要靠千千万万觉悟的工人和士兵，特别是大工业中的产业无产阶级，中国这时有多少可以用来从事阶级革命的“产业无产阶级”呢？如果要把那些“无自觉、无训练、无组织”，分属这个“帮”、那个“帮”的工人群众都组织起来才能革命，中国何时才会有真正的革命发生因此，当1922年共产国际提出中国革命应当分两步走，先搞国共合作，发动广大民众首先反帝反军阀时，毛泽东立即举双手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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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搞国共合作，就要有一个为主为次的问题了。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坚信自己是中国唯一真正革命的政党，并且一度坚决反对自己的党员与其他党派发生关系，原因就是担心自己的党员会与其他党派同流合污，从而降低了自己的标准 1922年中共“二大”之后，虽然按照莫斯科的要求放弃了一步实现社会革命的纲领，改成先搞民主革命、后搞社会革命的“两步走”的策略，准备实行联合战线，亦即统一战线政策，但它最初依然希望能够在这种联合的行动中居于主导的地位 而少数从事工人运动的共产党人，甚至根本就怀疑共产国际的这种主张，不相信有与国民党合作的必要。

不过，1922年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年幼，而且只有区区二百人。即使这二百人左右的小组织，也还需要在共产国际的资助下才能正常开展工作。故它宣告成立的1921年虽然没有加入共产国际，1922年就不能不正式加入到这个世界共产党当中去了，亦即成了共产国际下面的一个支部。既然是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组织，且尚处于年幼阶段，它的重要方针政策自然也大都是由莫斯科管中国事务的俄国人来制定的。不仅如此，莫斯科还派出一些有革命经验的外国共产党人，来中国党的中央做具体的指导和帮助工作。

这个时候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代表是一个中文名字叫马林的荷兰共产党人，他有过在东方国家工作的经验。在与孙中山讨论之后，他不仅认为共产党必须与国民党合作才有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条件，而且相信这种合作只能采用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这种特殊的方式，才有可能得到孙中山及其国民党人的赞同。他的意见迅速得到了莫斯科的赞同

让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中进行工作，国共两党谁主谁次，一望即明。这自然要让党内的许多人感到不满。围绕着两党合作的问题，中共党内很快就出现了不同意见的争论。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较早投身于实际工作中的一个，他从一开始就属于党内比较务实的一群。在当时的党内争论中，毛泽东显然是支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观点的。而这场争论，一直到1923年中共“三大”召开前夕，乃至于会议期间，都一直在持续着。从马林记述当时争论内容的笔记看，毛泽东对马林的观点颇多赞同。在发言中，他根据一年多来从事湖南、江西工运工作的切身体会，态度鲜明地指出：目前中国工人一是人数少、力量小，二是斗争的水平低，最高目标不过是谋求改善生活条件，要把工人的斗争迅速引上政治轨道目前还有相当困难。与此相反，目前中国小资产阶级政治上比较活跃，小资产阶级控制的国民党有发展前途，也可能领导目前的运动，因此，他明确主张：“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不仅如此，毛泽东在这时还公开发表文章，帮助当时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来宣传革命要分步进行的观点。他明确讲：现阶段的革命，应当由国民党来担负起最重要的革命责任。他呼吁中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商人团结起来，强调商人越团结，“领袖”国民的力量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

话虽这样讲，事实上毛泽东从切身的体会出发，不仅不看好中国的工人运动，而且也并不真的十分看好国民党以及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作用。毛泽东很清楚国民党在国内向来没有多少基础，虽有些拥护者，也多是一盘散沙，且无一兵一卒。由于他很看重政权的作用，因此，他对武装实力看得很重，绝不相信像孙中山那样在军阀中间纵横捭阖就能够取得革命的成功。基于无产阶级革命本质是一场世界革命的观念，毛泽东这个时候内心里其实更期望来自俄国的武装援助。他不止一次地表示：单纯依靠中国自己的努力，要想成就革命十分困难，必须得到俄国的直接帮助。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欲拯救中国唯有靠俄国的干涉”；“要帮助中国开展运动，唯有靠俄国的积极支持（外交和军事上的支持）”

在当时党内的激烈争论中，作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张国焘代表着比较激进的一方，而作为中共湖南区委负责人的毛泽东则代表着比较务实的一方。斗争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在马林指导下召开的中共“三大”最终免去了张国焘在中央的职务，提名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毛因此得以进入作为党的领导核心的中央局。我们今天有些书上说，毛泽东这次之所以能够进入党的领导核心，是陈独秀对毛泽东“赏识”的结果，注意到我们上面所说的情况，注意到马林频频引用毛泽东的话来批评当时党内激进派言论的情况，也许说毛泽东当时受到共产国际这位代表的“赏识”才更准确一些。事实上，当时在党内，甚至在来自莫斯科的俄国人中间，有些人确实也是把毛泽东视为“马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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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毛泽东回忆说：那时年轻，“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

马林，这位共产国际的早期代表，不论在中国，还是在俄国，都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甚至我们今天的一些书和文章，每每还在那里历数马林当年“贬低”中国共产党的种种“右倾”言行。说毛泽东是马林的人，似乎不是什么值得让人炫耀的事情。即使在当年，这种说法里面其实也暗含着一种批评的意味，因为共产国际领导机关当时就认为马林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作用。因而这一次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核心，未必与共产国际的看法有多少关系。

在中共“三大”之后不久，马林就因为不被共产国际所信任而被召走了。这边马林走了，那边莫斯科又派来一个一心只想推进国共合作的鲍罗廷来做广州国民党的政治顾问，并兼顾广东地区共产党的问题。因此，可以说直到1924年上半年，中共中央的政策都没有发生重要变化，毛泽东也仍旧是中共党内最主张务实的一个。这和他后来在农民问题上的激进立场形成了相当大的反差。

关于毛泽东当时的务实态度，在前苏共中央党务档案馆保存的有关档案中有明确的记载。从1924年1月鲍罗廷召集的讨论国民党“一大”宣言等文件的中共党团会议记录看，当会议讨论到要不要提出反对大地主的口号时，毛泽东很明确地讲：我们的组织还不够强大，影响还到不了群众，恐怕还不适宜马上提出“反对大地主”的口号。经验告诉我们，一旦提出这样的口号，立即就会遭到官员和商人们的反对，我们必然会失败。可以肯定，目前中国农村的阶级分化还远未到开始为土地而斗争的这一步，这种口号现在吸引不了农民群众。在3月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全会上，作为中央代表的毛泽东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在那里不仅不同意提出“土地革命”的口号，而且强调应当让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以致我们在莫斯科的档案里可以看到当时青年国际代表达林3月30日写给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信中直截了当地断定毛泽东“一定是马林的人”，称毛在全会上关于国民党作用以及农民问题的发言“让人瞠目结舌”。达林说毛居然主张“在农民问题上应该放弃阶级路线”，认为“在贫苦农民中间不会有什么作为”，应该加强对官员和乡绅的工作。鉴于这种情况，他“已经写信给党中央，请求指派新的代表”来指导团的工作

应当说明的是，这个时候的莫斯科有着各种不同的声音。斯大林强调，共产国际代表眼下在中国的任务绝不是为了共产主义的目标，一切要服从于反对帝国主义的需要。而共产国际领导人却相信，共产党必须领导民族运动，以便最终把民族革命引上阶级革命的轨道。当年的马林虽然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因为他同时接受苏联外交代表越飞的指派，兼做外交工作，因而其观点难免更符合苏联外交部的方针，与共产国际指导机关的路线不那么一致。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内部意见分歧，很大程度上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比如，当时主持工人运动的张国焘反对国共合作，就不完全是他更接近工人的结果。“三大”召开时，张国焘之所以敢于公开同马林唱对台戏，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刚刚从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回来，知道共产国际不仅不赞成无条件支持国民党，而且毫不含糊地提出了组建强大的群众性政党、实现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权的问题，提出了“实行土地革命”、“没收地主土地”的主张可是，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马林，在主持中共“三大”时还没有收到莫斯科发出的这一政治指示。多少与这种情况有关，导致马林把张国焘排斥在了新的中央领导核心之外，而且继续在那里强调“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重要性。

陈独秀就中共“三大”的决议给莫斯科的报告，清楚地反映了大会决议与共产国际上述指示精神存在着明显的分歧。陈独秀讲：目前要组织革命力量，必须在国民党的旗帜之下，因为只有国民党才能领导国民革命运动，共产党的根本发展只有在国民革命成功、阶级分化明显之时才是可能的。显然，毛泽东在很长时间里是按照中共“三大”的上述方针去认识问题的。即使在马林被调离中国之后，因为接替马林到广州去的鲍罗廷同样是斯大林的人，执行苏联外交部的使命，与马林的说法并无太大区别。因此，毛泽东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看法与共产国际有什么不同。他后来曾经谈起过当时自己的心态，那就是，因为在很多问题上既少理论又少经验，故“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而这个时候在毛泽东心目中，革命的最高领袖自然是莫斯科，是它的代表。他哪里知道，莫斯科里面也是各唱各的调呢？结果，那些本来就对马林的观点持不同立场的党内同志，包括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在内，难免会对毛泽东尖锐地表示异议。

1924年12月底，终于发生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毛泽东不顾半个月后即将召开中共“四大”，举家迁回湖南老家韶山冲去“休养”！要知道，毛泽东这时不仅是中共中央仅有的九个执行委员之一，而且是中央局唯一负责文书和会议的秘书，甚至还是刚刚组成不久的负责全党组织及干部工作的组织部部长，其地位之重要，职责之重大，与即将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关系之密切，可以说一望即知。他如何会在此关键时刻为了这一未必需要的“休养”而一走了之？迄今为止，只有施拉姆等少数外国学者就此提出过他们的疑问，国内的有关著作对此多半缄口不言，或者只是借用毛泽东当年对斯诺的说法：“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去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

毛泽东1924年春夏之交在上海有过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他英姿勃发，看得出他当时固然身兼国共两党诸多重要职务，工作繁重，但精神和身体都相当不错。比较早就患上严重气喘病却仍旧不分白天黑夜地拼命工作的蔡和森，说毛泽东仅数月即“积劳成疾”至完全无法工作，自然不可信。并且，毛既然能够举家坐车乘船从上海长途跋涉前往湖南老家农村，说他病重到了根本不能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四大”的程度，无论如何也说不通。

其实，只要注意一下当时的党内通讯，看一看中共“四大”的选举结果，就不难判断毛泽东为什么会在对他政治生涯具有重要意义的“四大”召开前夕断然离开上海。

还在1924年5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就来到中国，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扩大的执行委员会会议，开始扭转中共“三大”过于强调国民党作用的倾向。从此，中共中央的整个方针开始左转，陈独秀甚至开始提出：莫斯科“不应当无条件地或无限制地支持国民党”。此后不久，即发生国民党内少数人公然提出弹劾共产党案，而孙中山竟然赞同于8月召开讨论这一提案的国民党二中全会，陈独秀自然反应强烈，转而推动全党“由防御转入进攻”，甚至提议退出国民党。正因为如此，早就不满于根据马林建议实行的这种党内合作形式，特别是不满意中共“三大”过分看重国民党的方针的众多党内同志，迅速反弹。12月初，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再度来到上海召开会议，又进一步鼓励中共中央坚持阶级路线，马林那种“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方针遭到彻底否定，已是大势所趋。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

有资料表明，毛泽东在1924年间对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投注了极大的热情，颇得国民党领导人的好感。而维经斯基来后，却含蓄地批评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中“我们同志”的工作，身为上海执行部中中共最高负责人的毛泽东自然难辞其咎。联系到当时党内有人把过于热心上海执行部工作的毛泽东戏称为“胡汉民的秘书”，有人撰文直截了当地批评毛泽东的观点，不难想象毛泽东当时可能受到何种压力。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显然易见的：在成为中共政策左转标志的“四大”上，当年激烈反对马林主张的张国焘重新回到中央领导核心中来了，而当年支持马林的毛泽东被免去了在中央的一切职务。也许我们不必再去详细考证毛泽东当年出走的具体经过了，因为我们无论如何没有理由说，毛泽东在“四大”落选是因为维经斯基和与会的其他中共代表要照顾他“休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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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泽东欢呼农运“好得很”，共产国际称赞毛的报告出色

毛泽东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来，已是1925年9月了。当时，曾在上海执行部与毛泽东一同工作过的国民党领导人汪精卫等仍对毛抱以相当好感。因此，毛泽东来到广州不几天，已经身为国民党政治领袖的汪精卫就出面推荐毛来代理由他兼任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而汪精卫不了解的是，此番的毛泽东与一年前的毛泽东已经大不相同了。

这次回家，毛泽东更多的是同农民而不是同工人在一起。在乡下住着的时候，他组织发动了当地农民的斗争，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这种情况使毛泽东意识到，在中国，农民的革命作用可能远比工人的革命作用更直接、更可靠。在中国的亿万农民当中蕴藏着巨大的革命潜力。从韶山老家回来，他显然已经开始感觉到中国革命力量之所在了。因此，他很坚决地支持了共产国际关于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主张，并公开发表文章提出：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势力永远不会被根本打倒。因此，“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

在国民党“二大”召开后，毛泽东受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的委派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这一经历更使他对农民问题情有独钟。而随着1926年秋两湖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地迅速兴起，中共中央也再度注意到并重新起用了毛泽东。他被任命为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重又回到了上海。作为领导农运的中央农委书记，眼看盼望已久的农民革命如今竟真的变为现实，毛泽东怎么能不为这翻天覆地的农民造反而激动而叫好呢？1927年初，毛泽东的一份报告一举改变了他过去在共产国际代表心目中的印象。

1927年1月，毛泽东去湖南实地考察农民运动，深为农民自发的造反行动所鼓舞。他到长沙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明确反对一切限制农民造反的做法，强调“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乡村之封建政治”。到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后，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洋洋洒洒地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大声疾呼：“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报告》3月刊出后，迅速引起了正在推动中国土地革命的共产国际代表的重视，并被译成俄文送往莫斯科。于是，莫斯科的领导机关第一次注意到了“毛泽东”这个名字。这时，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全会刚刚通过将中国革命引上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激进决议，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对掀起工农运动、推进中国革命正充满幻想。恰好毛泽东写了这篇为农民造反和土地革命大声叫好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共产国际立即大加赞许，并从5月开始陆续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的俄文版、英文版和中文版以及《革命东方》等杂志上，广为译载介绍。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上，特别是在其俄文版，能够享受如此殊荣的，毛泽东可算得上是中国第一人了。甚至，他还荣幸地被当时的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列入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政治报告当中。布哈林在说明中国的农民运动时，十分赞赏地引用了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说法，几乎是赞不绝口，认为毛的“报告写得极为出色，很有意思，而且反映了生活”，“其描写极为生动”，“提到的农村中的各种口号也令人很感兴趣”

也许，在5月份召开的中共“五大”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与共产国际的上述好评还扯不上多少关系。毕竟这两个会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召开的。但毛泽东重新入选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这件事，至少标志着他已经重新得到由莫斯科派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的信任。而几个月后，从莫斯科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显然就十分清楚共产国际领导机关对毛泽东的这一评价了。在他8月上旬主持的为应付大革命失败而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所谓“八七”会议）上，毛泽东继中共“三大”之后再度被提名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不难看出，这一次莫斯科确实对毛泽东有了好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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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共产国际注意到毛泽东“史诗般的英雄行动”，对其另眼相看

毛泽东再度成为苏联报刊上的新闻人物，按照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说法，又是“正确地贯彻了”共产国际路线的结果。不过，与上一次为农民造反助威不同，这一次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亲自参加了暴动，只是当他看到形势不利，自作主张带着一队武装径直上了江西的井冈山，去当了“山大王”。而当时恐怕没有人相信他这样做是一种有远见的行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仍旧是在罗明那兹的指导之下，在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已经在井冈山落下脚来的毛泽东不仅没有受到表扬，反而受到严厉的处分，不仅被点名批评，而且被免去了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

可以肯定，如果这一次换了别的人，多半是不会像毛泽东这样去做的。如果这样，毛泽东未必会被撤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但显然也不会有后来那支创造了中共军事史之最的井冈山红军。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冒险做出如此选择，他的农民出身、从事农民运动的经验以及熟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经历，显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这时已经非常明显地显露出高度重视力量对比和善于依照力量对比灵活地决定政策策略的决策特点来了。他关于必要时应当“上山”的观点，还在国共关系全面破裂的最后关头，即1927年7月4日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就已经初步形成了。当时，蔡和森就提出了农民自卫军应当“上山”的建议，极其看重军事的毛泽东当即附和，强调：面对国共破裂的严重局面，也只有“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要造成军事势力并设法保存它，这是毛泽东这时期考虑的中心问题。在“八七”紧急会议上，毛泽东也很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这一想法，特别是提出了非掌握“枪杆子”不能夺取政权的观点“上山”就是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他用来建立和保存革命的“枪杆子”，以便日后夺取政权的一种不得已的办法。然而，也正是因为他上了山，创立了根据地，中国从此也才像苏联一样，有了一支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红军”。

从俄国和欧洲革命的经验出发，城市和乡村的关系，就类似于头颅、心脏和四肢的关系，刺中手臂，并不能置人于死地，相反，刺中心脏或砍下头颅，四肢再健壮也无济于事。因此，共产国际最初也并不相信毛泽东所创立的这种与“落草为寇”并无二致的所谓“红军”，在远离大城市的穷乡僻壤里究竟能有多大作为。但中国红军的产生与存在，毕竟是中国革命的一种新生事物，即使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虽然怀疑红军的生存能力，却也还是花了相当的时间与中共代表讨论了保存这一工农武装的必要性。只不过，他的办法在今天的人听起来似乎有点好笑。因为他说：你们不要老呆在一个地方不动，那样会把那里的老母鸡吃光的。我建议你们化整为零，不断地游动，今天到这个地方住一些时候，杀一杀土豪劣绅，吃一吃饭，喝一喝鸡汤，明天到另外一个地方杀一杀土豪劣绅，吃饭喝鸡汤。等到有一天民众都起来了，放一个号炮，就可以杀出来参加夺取中心城市的总暴动了

在欧洲国家那样小的范围内和那样发达的交通条件下，布哈林弄不清楚中国红军有什么必要以及如何能够在偏僻的乡村和山沟里生存发展，这是很自然的。但是，从南昌，到两湖，到广州，擅长城市暴动和街垒战的一批俄国人、德国人被派来亲自组织中国人暴动，却没有一次得到了像他们所期望的那种成功。特别是在1927年12月的广州暴动中，不仅共产国际代表、德国暴动专家，甚至苏联驻广州领事馆的外交官都开着插着胜利标志的红旗的汽车，在广州街头为暴动的工农奔前跑后，结果是只坚持了不到两天就惨遭失败。当苏联外交官同无数暴动工农一同横尸广州街头之后，莫斯科的领导人这才终于开始意识到，这种以夺取个别中心城市，从而一哄而夺取全国政权的暴动策略，在中国也许未必合适。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能不重新重视起毛泽东所创造的，尽管是生长在他们几乎在地图上都找不到名字的偏僻乡村里的红军游击队来了。在那种白色恐怖的严酷时刻，唯有这些远离城市的红军游击队仍旧显露着它的生命力。这也许是苏共中央又开始对毛泽东另眼相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928年底，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从一份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了解到，中国各地的工作都处于严重困难之中，问题成堆，唯独毛泽东所在的湘赣边境数县形势甚好，不仅“逐渐纠正了下级盲动主义”，而且“土地革命确实深入了群众”。从此之后，莫斯科明显地又开始重视起毛泽东的名字来了。

据不完全统计，在从1929年初开始至1936年初这段时间里，“毛泽东”这个名字在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各种重要文章当中，就出现了近六十次之多。令人感兴趣的是，在最开始的报道中，俄国人的说法飘忽不定。一会儿声称毛泽东他们有一万人，拥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一会儿又说那些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一些说法一望即知并非来自中共方面的报告，而是选自上海的中国报纸。这些都反映出共产国际这些刊物的编者充满革命幻想，其实对毛泽东和红军既不了解，也并不那么有信心。但注意到并且公开宣传这一新生事物的本身，毕竟显示莫斯科已经在开始重视毛泽东和他的红军了。

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提到毛泽东和红军要略晚些。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一发现这一新事物，就立即给予了高度评价。它声称：“其史诗般的英雄行动是十分引人注目和具有重大意义的。”它并且宣布说：“现在恐怕谁也否定不了朱德和毛泽东的红军已取得重大胜利，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支军队无疑地已成为中国游击运动中出现的最为重要的现象”，以至“几个月前何键宣布，悬赏五千大洋捉拿朱德和毛泽东”。多半正是由于《真理报》的重视，到了1929年，毛泽东的名字至少在莫斯科上层领导机关当中，已经耳熟能详了。据这一年7月的《真理报》介绍说：任何“稍微注意一点有关中国事态的报道的人”，已经都很熟悉毛泽东和朱德这两位“中国游击运动”的领导人了。因为，这是两位“极为出色的领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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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1928年6—7月召开于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上，毛泽东就由“五大”的候补中央委员晋升为正式的中央委员了。尽管在政治局具有重要地位的张国焘当时相当尖锐地抨击了农村武装割据的方针，但很明显，这丝毫没有影响共产国际对毛泽东抱有新的好感。当然，直到1929年，毛泽东多半还只是被俄国人视为“中国游击运动”的一名极为出色的领袖人物，而“游击运动”更多地还被看成是中共夺取政权的一种辅助手段。因此，俄国人多数情况下谈论毛泽东时更多地还是依照苏联红军一长制的传统，把军事领导人朱德放在毛泽东的前面，并称为“朱德和毛泽东”。而莫斯科的多数领导人也未必完全放弃了在中国搞中心城市暴动的想法。但是，进入到1930年之后，情况明显地有所不同了。

1930年4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会议上，人们开始强调毛泽东作为党的前委书记对部队的掌握和领导紧接着，在5月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斯大林不止一次地与中共代表或与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谈到中国革命的方法问题。他显然已经意识到，很难简单地把俄国的一切照搬到中国去，中国很可能要走武装革命的道路，而不是俄国或欧洲的一哄而起的夺取中心城市的道路，也就是要依靠农村中的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而非靠单纯地做工人和士兵的宣传鼓动工作，来创造夺取政权的条件。因此，红军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必须被提升起来。斯大林明确表示肯定一直被许多共产党人怀疑的“工农武装割据”的做法，他向当时正在莫斯科的周恩来提出：既然中国的军阀都能够搞武装割据，你们为什么不能建立大一些的武装根据地。如果有四川那样大的一块地方，中国革命就好办了 斯大林的话清楚地显示出，毛泽东当年的路走对了。

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共产国际开始公开肯定毛泽东的革命方式。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则直截了当地建议中共中央任命毛泽东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并加入中央苏区中央局 尽管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一时还转不过这个弯儿来，莫斯科却态度鲜明地要求中共迅速把它的主要干部和整个工作的重心都转移到农村根据地当中去。《真理报》第一次公开宣布说，中国的红军已经有13个军，6万余人，并且拥有大量的游击队、赤卫队和少年团及其他农民武装的支持，活跃在10个省份的773个县中，至少“有一百二十七个县处于红军的掌握之中”，18个地区已经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因此，“红军的各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下正在变成为土地和政权而斗争的劳动农民群众的武装力量”，“成为中国革命新高潮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种情况毫无疑问进一步提高了毛泽东的声誉。当1930年秋天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召开时，从莫斯科回到中国来的周恩来传达了斯大林的有关指示，而毛泽东顺理成章地再度得到提升，被补入了政治局，又一次成了政治局的候补委员。

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后，根据莫斯科的指示，中共中央开始酝酿在全国最大的苏区根据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最初，依照惯例，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自然成为未来中央政府主席的唯一候选人，而1930年红军攻入长沙时，公开宣布的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也是向忠发。但考虑到向忠发仍处于秘密状态中，不大可能前往苏区，因此这位显然并不十分了解莫斯科方针和做法的老工人出身的党的总书记主动提议，应当由创立了这块根据地并身为根据地党政军最高负责人的毛泽东来任政府主席。此一提议先报到共产国际远东局，继而又转报到莫斯科，很快即得到莫斯科的认可而按照莫斯科拟定的模仿苏联的政权体制，毛泽东当即被内定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毛泽东一跃成为苏维埃中国的最高政治领袖。不管这个时候党内的一些当权者怎样看待毛泽东的地位，至少在注重形式的莫斯科看来，毛泽东的地位已是举足轻重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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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临时中央夺去毛泽东的军政权力，却不得不要他加入政治局

1932年以后的几年里，长期坚持中心城市的中共临时中央一方面在上海待不下去了，一方面也是根据莫斯科的要求，陆续搬到江西中央苏区。区区一个瑞金县城一下子涌进来这么多党的高级负责人，只有政治局候补委员头衔的毛泽东的日子很快就变得不那么好过了。按照毛泽东后来的说法就是，先是“钦差大臣满天飞”，而后就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些喝了一肚子俄国墨水，做惯了机关工作，习惯于发号施令的中央领导人，当然不会把靠钻山沟、打游击出来的毛泽东放在眼里，他们不仅听不进他的那些经验之谈，更看不惯他固执己见、轻易不肯妥协的个性。于是，本来在根据地握有实权的毛泽东，党、军、政三权依次被削，逐渐成了“光杆司令”。甚至，毛泽东再度称病告假，年轻的留苏学生、新任临时中央最高领导人博古等还是不甘心，试图借机将毛泽东这块“土生土长”的绊脚石搬开，把他送到苏联去“休养”。想不到的是，俄国人对毛泽东却情有独钟。

其实，在此之前，俄国人对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就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1932年，身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仍兼任着红军总政委，坚持随军行动，并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指挥军队作战方面。由于这时中共苏区中央局相当一部分领导人均来自上海，习惯于根据莫斯科的原则指示，按照政治教条看待军事作战的方针问题，因此很快就与毛泽东避敌锋芒的游击防御战术思想发生了意见分歧。这一年的秋天，双方围绕着是否应当在国民党大举“围剿”期间采取“进攻路线”的问题在宁都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由于毛泽东坚持己见，中央局多数人一致提议并通过取消毛泽东的军权，由周恩来接任了总政委一职。想不到，这一消息报给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又报给莫斯科后，结果不论是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还是莫斯科的共产国际领导机关，都无一例外地对中央局的处理表示反对。

1932年11月，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王明将此一争论专门上报苏共中央，请求给予指示。苏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详细研究了中央苏区所面临的形势之后，明确认为，尽管批评毛泽东的“纯粹防御路线”是正确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应该将毛泽东从前线召回，并取消其军权。莫斯科随后发给上海转往苏区中央局的电报明确提出：毛泽东在指挥作战上有丰富经验，召回毛泽东不仅可能会“造成我们队伍的分裂”，而且会直接影响反“围剿”战争的有效指挥。莫斯科这时的态度很明确，与其指望那些几乎从未实际指挥过红军作战，更多只是凭借豪情壮志来打仗的中央政治领导人，不如更加倚重已经成功地发展了红军和根据地的毛泽东。因此，他们特别建议，中央局应当设法劝说帮助毛泽东赞成“进攻路线”，不能把他排除在军事指挥之外

等莫斯科发来的裁决电报千里迢迢送达苏区中央局时，足足晚了几个月的时间，事情早就木已成舟了。而这个时候，恰好又发生了毛泽东称病离开前线以及刚刚进入苏区的临时中央提议把毛泽东送来俄国“休养”的事情，莫斯科方面的态度自然十分明确。它先后致电临时中央，告诫他们对毛泽东必须团结：第一，要派专门的负责同志联络毛泽东；第二，“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第三，绝不同意将毛泽东送到苏联来养病，因为这样做不仅极端危险，而且也不利于苏区内部的团结莫斯科对毛泽东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莫斯科对毛泽东的重视基于两点考虑：其一，毛泽东是中国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特别是在中央苏区具有很高的威信并已扎下很深的根基，轻率地处理毛泽东将不利于党和红军的团结；其二，毛泽东与临时中央的争论充其量只是军事策略的争论，而已经有多年成功指挥经验的毛泽东，无论如何要比那些只是有过纸上谈兵经历的领导人强。把毛泽东排除在外，对苏区军事斗争未必有利。因此，当临时中央明显地表现出排斥毛泽东态度的同时，莫斯科却再度出面肯定毛泽东的政治地位和指挥经验。

反对打击排挤毛泽东的最明显的暗示，突出地反映在1933年底关于中共中央第六届五中全会改组政治局人事问题的酝酿上。当时，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和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均在酝酿之中，临时中央领导人显然想把毛泽东最后一个有着实权地位的职务，即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亦即中央政府主席这一职务拿掉。但是，考虑到这样做可能带来的问题和莫斯科可能的态度，毛泽东的候补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不仅不能拿掉，临时中央领导人还不得不提议把毛泽东提升成为政治局的正式委员。结果，在1934年1月出现了一连串让人莫名其妙的现象：博古等不通知毛泽东参加１月中旬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却又不能不把毛“选”为政治局仅有的九名正式委员之一；中华苏维埃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尚未召开，五中全会上关于苏维埃运动的报告者就变成了张闻天；几天前毛泽东在五中全会上才刚刚得到提升，几天后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却被免去了政府主席的职务，只剩下了一个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虚职就在瑞金这边博古等人把毛泽东的政府主席职务取掉的几乎同时，不了解这一变动情况的莫斯科那边王明却在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公开宣布：在“以毛泽东同志任主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我们现在已经在几百个县建立了巩固的苏维埃政权。

目前还没有资料说明临时中央领导人为何一定要免去毛泽东的政府主席职务，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改选政府名单时是擅作了主张。因为直到这一年很晚的时候，莫斯科方面都不了解毛泽东被中共中央从政府主席的位置上一笔勾销的情况。在始终得不到苏维埃政府改选消息的情况下，王明在1934年8月根据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意见，专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询问苏维埃的选举结果。信称：“关于选举名单，我们还没有得到……此地同志都感觉到关于苏维埃政府的选举和改组这类重大问题，事先没有能够通知此地，作意见的交换，事后许久不能得到确切的消息，不能不是工作当中一个大的缺陷。”后来，当得知中共中央擅自以张闻天取代了毛泽东的地位，担任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这一消息之后，王明明确讲：莫斯科“很不满意”。

在这段历史过去了许多年之后，我们很容易理解一手缔造了红军和根据地的毛泽东，对那些颐指气使的“钦差大臣”施加于他的种种不公平待遇会怀有怎样的怨气。他由不满这些来自莫斯科的“钦差大臣”，进而怨及莫斯科，当不难想象。

那么，博古等人的做法是否根源于莫斯科的意志呢？时至今日，许多人恐怕并不了解我们上面谈到的情况。因此，很多谈到毛泽东这段经历的书都把打击压制毛泽东的情况归结为莫斯科的旨意。但是，如果我们细心一些，是不难看出这里面的问题的。因为，事情非常清楚，如果莫斯科真的存在这样一种意志，为什么那些习惯于“上纲上线”、“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当权的先生，竟没有对毛泽东大批特批，剥夺其一切权力，反而还要提升他在党内的地位呢？

事实上，在红军和根据地日益成为中共生存发展和战胜国民党的首要条件之后，不论临时中央（甚至包括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个别代表）对毛泽东的强烈个性有怎样的抱怨，莫斯科对毛泽东的重视却有增无减。它曾不止一次地提醒中共中央：中国需要像毛泽东这样的人才。他们也必须像毛泽东那样，必须学习毛泽东和朱德的经验，把军事工作放到党的第一等重要的地位上来，甚至直接到军队中去工作。这种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临时中央压制毛泽东的做法，并没有得到莫斯科的赞同。恰恰相反，莫斯科对毛泽东仍旧保持着特殊的兴趣与好感，并希望能够进一步利用其经验并发挥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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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遵义会议推举张闻天为党的领袖，共产国际大力宣传毛泽东

莫斯科对毛泽东的好感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之后，表现得更加明显了。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不满博古中央对毛泽东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它发现，随着临时中央进入苏区并排挤了毛泽东之后，中国南方苏区的军事形势正在日益恶化。到了这一年的5—6月，中央苏区已经无法继续坚持下去，以致不能不提出撤出苏区并向西转移的问题了。面对这一严重的军事形势，莫斯科的领导人再度想到了毛泽东。事情再明显不过了，如今的结局很可能是一年多以前排挤毛泽东的后果。如果中共中央能够严格按照莫斯科的指示办事，即使只是保持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的辅助领导地位，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也未必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

由于交通不便和通讯困难等原因，关于中央苏区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资料，莫斯科几个月之后才只收到有关大会开幕典礼的记载，以及毛泽东以上一届人民委员会主席名义所作的报告和结论两个小册子。很显然，即使出于宣传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目的，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和结论也未必需要过于渲染，毕竟莫斯科清楚地知道中共中央这时对毛泽东是怎样一种态度。但是，在见到毛泽东的这两个讲话之后，无论共产国际还是苏共中央领导人，都一致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当即指示有关部门要将其迅速印成各种文本的小册子广为散发。王明8月3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密信就曾颇为兴奋地通知中共中央说：

“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和结论，除了个别地方有和五中全会决议同样的措辞的缺点外，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历史文件!我们与国际的同志都一致地认为，这个报告明显地反映出中国苏维埃的成绩和中国共产党的进步。同时认为，这个报告的内容也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同志在中国苏维埃运动中丰富的经验。这个报告的中文单行本不日即将出版(其中欠妥的词句已稍加编辑上的修正)，其他俄、德、英、法、日本、高丽、蒙古、西班牙、波兰、印度等十几个国家的译本也正在进行译印。中文本印刷得极漂亮。

如果读者从上面的信中还不清楚莫斯科这样做究竟是为了宣传中国苏维埃还是想要更多地宣传毛泽东的话，那么，看了一个月之后王明的另一封信的内容，恐怕就不会再有疑问了。王明在9月16日的这封信里进一步通知中共中央说：莫斯科不仅印制了毛泽东同志的报告，而且还为毛泽东同志出版了著作单行本。他不无骄傲地说：

“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中文已经出版，绸制封面，金字标题，道林纸，非常美观，任何中国的书局，没有这样美观的书。与这报告同时出版的，是搜集了毛泽东同志的文章(我们这里只有他三篇文章)出了一个小小的文集，题名为《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装潢与报告是一样的。这些书籍，对于宣传中国的苏维埃运动，有极大的作用。

明知中共中央在压制毛泽东，莫斯科却不仅坚持要让毛泽东进政治局，而且特别提醒中共中央：毛泽东才是中国苏维埃运动中有“丰富的经验”的领导人，坚持要用毛泽东的名义向全世界出版宣传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单行本，并且别出心裁地为毛泽东印制精美的文集，莫斯科想要对中共中央说什么，难道还不清楚吗？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候博古等人已是大权在握，不仅从上海来的众多留苏学生把持了苏区的各种权力，而且他们还自觉不自觉地正在把自己摆在党政军最高的领导地位上。依据当时报纸以及从中共领导人后来的揭发中都不难看出，博古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公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选举名单时，曾经特意把他自己排在第一位，将王明（陈绍禹）排在第二位，而将身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排在后面。莫斯科后来当然了解到了这些情况。但即便如此，莫斯科这时既不去宣传博古，也不去宣传王明，更不去宣传刚刚取代了毛泽东政府主席职务的张闻天，却刻意宣传毛泽东，其中的意图也许不难明了。

1934年10月，红军终因抵挡不住国民党的大举“围剿”，被迫撤出了江西苏区。这时，共产国际正在为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做准备工作。从涉及中国问题的有关材料上看，莫斯科对毛泽东的作用又有了新的提法。先是在为“七大”准备的相关文件里，继而是在苏联公开出版的报刊当中，莫斯科都开始把毛泽东称为“年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富有才干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战士、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考虑到莫斯科向来注重统一宣传口径，可知这是有特殊含义的。

果然，在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时，尽管当时在莫斯科还没有谁知道中共中央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毛泽东被补入政治局常委，开始进入党的领导核心，但毛泽东的名字却被破天荒地排在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名誉主席台尔曼的后面，成为与这两位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杰出的领导人并列的唯一一位中共领导人。应邀在大会上第一个致贺词的来自中国苏区的代表滕代远，按照中共代表团拟就并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发言稿公开宣告：“我们对共产国际中有像季米特洛夫、台尔曼、毛泽东、拉科西和市川正一这样的英勇旗手而感到骄傲，他们在一切情况下都高举共产主义的伟大旗帜，并且保护和捍卫它，在列宁斯大林所创建的共产国际的旗帜下，领导群众走向胜利。”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在发言中，也同样赞扬毛是“出色的党内领袖和国家人才”。苏共中央正式批准共产国际在这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盛会上给予毛泽东以如此殊荣，其意义自然不可低估

共产国际“七大”之后，莫斯科的舆论对毛泽东的评价进一步跟着提升。共产国际机关刊物以及苏共中央《真理报》等，均开始以专门的篇幅撰文介绍这位“中国人民传奇式的领袖”。《真理报》的一篇长文对毛泽东颂扬备至，不仅称赞毛“是最早认识到陈独秀投降主义政策必败并公开揭露其错误立场的人之一”，说他亲手“创建了屡战屡胜、威名大振的中国红军”，“创建了江西省的第一个苏维埃地区”，作为红军第一位党代表，参加了红军各次重大战役，培育了各级指挥骨干，具有丰富的军事经验；而且赞扬他作为“苏维埃国家的首脑”，来自人民，懂得百姓的心理，制定了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新国家的许多基本法令，“充分显示了他作为国务活动家的非凡才能”，“十分出色地贯彻了党和共产国际的各项决议”。文章在结论部分的评价充分显示了莫斯科对毛泽东的器重和期望。其结语称：“钢铁般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顽强，令人吃惊的大无畏精神，出色的革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的天才——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具有的高贵品质。

如今我们所能看到的许多著作仍旧有意无意地把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推举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事，同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络相提并论，说是正因为这种情况，博古中央才得以被推翻，毛泽东才得以进入领导核心。注意到上述情况，这种说法显然容易让人生疑。尽管历史很难去假设，但是，从莫斯科几乎从未宣传过博古和张闻天，而它这时正全力宣传毛泽东的情况看，如果这个时候莫斯科有机会指导中共中央并选择其总负责人，它是否会像遵义会议那样把张闻天推出来负总责，怕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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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毛泽东扳倒“左”倾中央
2012年08月22日17:09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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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当年挨整有强烈的印象，却体会不到莫斯科对他的器重，是有原因的。这里面最重要的原因，当然就是整他的大都是从苏联回来的人，或者打着“共产国际”旗号的人。

为什么莫斯科器重他，而那些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却反对他？这看起来矛盾的现象其实也不奇怪。

“文革”结束以后，由于长期神化领袖，党内出现过所谓的“凡是”派，主张“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无独有偶，当年人们也讲过“凡是”，只是当时神化的是莫斯科，主张凡是共产国际的政策、凡是来自莫斯科的指示都要百分之百地遵行。那些曾经自诩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留苏学生，其实就是历史上的“凡是”派。

但是，“凡是”派充其量只是起着一种传声筒的作用罢了，他们永远只能自以为代表权威者说话，却未必能够真正反映权威者的意志。实际上，当年在克里姆林宫里决定中国革命政策的俄国人也还是效果决定论者。他固然喜欢人们把他的指示奉为教条，不折不扣地去执行，但这并不妨碍当他发现自己的政策指示效果不佳时，改变以往那些看似神圣不可更改的决定，并起用一向只是坚持从实际出发的毛泽东这样的领导人。

当然，这并不是说莫斯科对毛泽东当年受压制受打击没有责任。事实上，权威与教条通常都是相互需要的。只要存在着莫斯科神化自己的需要，只要存在着类似宗教裁判所那样的无上权威，就不可避免地会存在那种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诩的教条主义者，也就必然会存在维护和反对实事求是原则的斗争，因此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毛泽东受到压制和打击并不奇怪。

值得庆幸的是，毛泽东挨整的时候正是那种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严峻的战争年代，人在刀口下生活，很容易从强弱胜负的变化中判断出真理究竟在谁一边，并且为了生存的需要而毫不留情地纠正错误。战争年代的教条主义者之所以总是在扮演悲剧的角色，其原因多半也在于此。

一、博古，一个只有二十四岁的学生党员，一跃成了“总书记”

毛泽东之所以会对莫斯科有满腹的抱怨，说到底最初还是因为1931年成立起来的那个“临时中央”。正是这个“左”倾的临时中央，夺了他手中的权，把他亲手创立的根据地和红军差不多都搞垮了。

这个临时中央，主要是由那个在1931年1月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被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力推而成为中共政治局主要成员的留苏学生王明推荐组织起来的。它的主要负责人选自然的也是刚回国不久的留苏学生，而且比王明还要年轻许多。这就是博古。1931年秋冬博古上台时，才只有二十四岁。而那一年，毛泽东已经三十八岁了。

陈独秀最初成为党的负责人时，已经是四十二岁。做过一年临时负责人的瞿秋白上台时，也有二十八岁了。随后是向忠发，他当总书记时已经四十八岁了。继博古之后，毛泽东之前，中国党最后一位党的主要负责人是张闻天，又叫洛甫，他上任时也已经三十五岁了。二十四岁当上中国共产党的最高负责人，可称得上是空前绝后了。

当然，最让人惊奇的还不是岁数，而是资格。根据历届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规定或惯例，党的最高负责人，或者须由中央委员会在其委员中“选举”产生，至少也应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的政治局在其委员中“互推”产生。但博古1931年接手中央时，不仅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而且连中央委员也不是。作为一名普通党员，毛泽东后来称之为“新党员”，竟一跃而直接成为党的最高负责人，这在中共党史上更是绝无仅有。

博古，原名秦邦宪，1907年出生，1925年10月入党，1926年底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留苏三年半即回国，回国仅一年多时间就接手中央成为最高领导人。这也就是说，博古1931年接手中央时才只有六年党龄。其入党以后的实际工作锻炼充其量只有两年左右的时间，一段是临去留苏之前有半年左右时间担任过宣传干事，一段是留苏回国后有一年多时间从宣传干事一跃而到团中央书记。只有两年工作经历，博古当然谈不上有什么工作业绩。

既然党龄又短，又无明显业绩，博古如何能够一步登“天”呢？一句话，得益于留苏。但留苏的人很多，为什么偏偏选上博古？概括言之，这又是因为：一是在历次“路线”斗争中站队站得好，二是教条主义学得好，三是他赶上了两个难得的机遇。

什么叫“站队”？就是在所谓的“路线”斗争中究竟站在哪一边。“路线”斗争，多半是斯大林发明的。博古在苏联学习期间，恰值苏共党内“路线”斗争风起云涌之时。从1927年反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的斗争到1929年反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以及随后的“清党”运动，苏共党内打压反对派的政治斗争一个接着一个。影响到中山大学，从“肃（清）托（派）”，到清查所谓“江浙同乡会” ，到反对所谓“第二条路线”，到与所谓“先锋主义”作斗争，再到反对所谓“工人反对派”，一直到“清党”，在博古在莫斯科的三年时间里种种“路线”斗争几乎就没有消停过。在这些斗争中，稍有不慎，哪怕是讲错一句话，都有可能在政治上被打入“另册”

刚入中大时，博古因为一心想学好俄文，又是江苏无锡人，因此与校内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俄文较好的江浙同乡比较接近，结果所谓“江浙同乡会”的问题出来后，许多同学政治上都受到打击，博古差一点也被牵连进去。幸好博古赶上了一个为向忠发率领的中国工农代表团做生活翻译的差事，才躲过了这一劫。这件事不能不给博古很深的教训，他从此积极靠近学校的支部局和俄国负责人，无条件地拥护“领导同志”，才再未出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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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教条主义学得好”，其实也不是指马列书本读得特别多。博古去莫斯科，主要是学革命理论的。从1927年初到当年9月这段时间，博古凭着他的聪明好学，主要下工夫突击了俄文。接着，他就因为俄文好，从这一年的10月到1928年2月承担了为中国工农代表团当生活翻译的工作，一干就是四五个月。刚从代表团的翻译工作中解脱出来，又被借去苏联格伯乌（国家保卫局）帮助审讯所谓“华侨反革命案”，一干就是差不多一个月。直到1928年春天他才得以回校，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理论学习当中。到1929年夏天毕业，转入中国问题研究院，几个月后即1930年初准备回国，博古实际用于学理论的时间前后只有一年多。再加上回校后，他还担任了少共支部局的实际负责人（名义上的负责人是俄国人），并且进了翻译班，兼做工人班指导员，参与一系列政治斗争。到中国问题研究院之后，他还兼做中山大学的翻译。博古在莫斯科大约三年时间里，系统学习马列书本的时间显然并不很多。

不过，博古天资聪颖，接受力强，领悟快，时间不多，书本上的理论知识也掌握了不少。但由于时间短促，再加上俄国人的教学方法，用博古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学习理论的口号下使学生去啃完全脱离实际的教科书”，难免使博古等人严重地脱离实际，只会用从这些教科书上寻章摘句得来的马列著作中的只言片语和俄国编写者根据政治需要归纳出来的生硬教条来判断一切，他们并不清楚中国的实际状况和需要是怎么一回事。一波接一波的政治斗争和政治运动又时时提醒他们要站稳立场，理解和把握“领导同志”的言论意图成为决定的关键，二十岁出头的博古自然沾染了一套唯书唯上的教条主义倾向。

怎么说是两个难得的机遇呢？博古在莫斯科政治表现再好，充其量也就是个学生党员。人人都说同样翻译出身的王明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的“大红人”，但王明1929年回国后也不过就给了一个区委的宣传干事，一年之后最多也只做到宣传部的秘书罢了。因此，与米夫没有什么关系的博古，回国后当了全总的宣传干事，应当说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要想从个普通宣传干事升入中央一层做领导人，在当时人才济济的中共党内又谈何容易。因此，博古的迅速升迁，必然有其特殊的机遇。

博古赶上的第一个难得的机遇，是“立三路线”的形成。博古刚回来，就赶上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的李立三头脑发热，要搞全国范围的总暴动，并且明确认为暴动一开始就绝无局部胜利之可能，必然形成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革命与反革命的大决战，就是苏联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必须立即做决战的准备。这个观点，既不符合斯大林一心想要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想法，也不符合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应当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观点，自然引起了政治理论上比较敏感的王明的怀疑。

王明深受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的信任，雄心勃勃，回国后却得不到中共中央的重视。于是，他抓住这个机会，拉上对当时中央的做法同样有意见的博古，向李立三发难。结果，王明、博古几个人因此受了严厉的处分。但很快共产国际就直接进行了干预，米夫甚至亲临上海指导改组中央。经过一个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博古等留苏学生成了反“立三路线”的功臣，都得到了升迁。王明被补入中央委员会，并得以进入政治局；博古成了团中央的宣传部长。

博古赶上的第二个难得的机遇，是大批中央领导干部的外派和上海中央的连遭破坏。1931年3月下旬，因原团中央书记违反秘密工作纪律，博古接手团的工作，并开始列席政治局会议。但即便如此，中央领导核心中还有向忠发、周恩来等许多资深干部，并且还有王明、沈泽民、王稼祥这些地位资格都在他之上的高他一届的留苏学生，也还轮不上博古。恰好这时接连出现特殊情况。一是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中央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干部被安排去加强苏区，沈泽民等人相继离开上海；二是政治局负责秘密工作的成员顾顺章4月被捕叛变，“总书记”（正式的名称应当是政治局主席）向忠发6月被捕变节，在上海及江苏各级组织中露面较多的中央领导人均被迫躲藏起来，中央工作迅速陷于瘫痪。鉴于莫斯科再三强调把工作重心放到农村去，共产国际明令当时主要负责中央政治局工作的王明和周恩来转去江西苏区。然而，为了躲避去艰苦的苏区，王明想尽办法争取到了去莫斯科当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位，周恩来则不得不转往苏区工作。如此，上海中央将不复存在。

考虑到在上海还必须有一个临时性的机构，以便负责联络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并协调各地党的组织，王、周撤走前与远东局秘密商定，主要由新近回国不久、顾顺章等人不大认得的留苏学生组成一个“临时中央”维持工作。为此，王明推举博古和刚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张闻天等来组成这个“临时中央”。博古之所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就跃入中央，并接手中央工作，这个机遇是再关键不过的了。

那么，为什么是博古，而不是其他留苏学生成了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呢？这个问题至今在中共党史上也还是个不大不小的谜。最早冒出来说是要“揭发”这个问题的是王明。那是在1941年9月的一次政治局会上，他说临时中央的成立是他和周恩来撤离上海时与远东局商定的。以后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等诸多当事人均证实，1931年向忠发被捕后，中共中央基本停止活动，后来有过各部联席会议暂时维持，又曾设立过一个上海中央局协助周恩来、王明工作，最后还是远东局提议另组上海临时中央，报请共产国际批准，故9月初王明和周恩来提议卢福坦、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李竹声等人组织临时中央政治局。经请示共产国际批准后，在讨论九一八事变决议的会议上即正式宣布，旋即开始工作。当时，老工人出身的卢福坦想当总书记，在工人出身的顾顺章、向忠发接连叛变变节之后，周恩来对此颇不以为然，故在征得远东局同意后特别出面解释说：临时中央政治局不设总书记。至于后来怎么就让博古负起总责来了，至今也未见有资料解释清楚。只有博古自己说，当时周恩来、王明曾在强调集体领导分工负责时说过，博古可多管些一般工作 这个说法应属可信。何况王明对博古在政治上也最信任呢？

不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反正在临时中央政治局里岁数最小而且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博古事实上已经成了“总书记”。“临时中央”里，卢福坦大他约十五岁，刘少奇、康生大他九岁，张闻天大他七岁，黄平大他六岁，只有李竹声和陈云大他不多。由一名二十四岁初出茅庐的学生党员指挥全党的历史，就这样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