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连载：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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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毛泽东不满地说：“我那个时候被扔到茅坑里去了，搞得很臭”

毛泽东是一个有着强烈个性的领导人。他很看重他靠枪杆子打下来的一切，并且很相信自己的计算与经验。对于那些“下车伊始，咿哩哇啦”，动不动就搬出些书本教条来教训人的党的领导人，毛泽东从来不大买账。偏偏六届四中全会前后，共产国际一面高度重视留苏学生，一面明令中共中央要把工作重点从城市转到苏区来。结果大批留苏学生陆续回国，对国内工作情况尚未熟悉，就纷纷被委以重任，派入苏区。这批学生，大多数经历都与博古类似，与毛泽东这些土生土长的干部比较起来，因为喝过洋墨水，懂得许多教条，因而自视很高以外，还深受苏共党内“路线”斗争的熏陶，学会了凡事上纲上线，搞“无情斗争，残酷打击”那一套。因此，他们到中央苏区来，不可避免地要与毛泽东发生激烈冲突。

还在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不久，中共中央就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央苏区来传达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他们来后因基本肯定了毛泽东当时主持的反“AB团”的斗争，毛泽东也接受了他们关于在军事上必须集中兵力实行“进攻路线”的意见，因此两方面相处一度还算融洽。但即使这样，他们中一些刚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学生，仍旧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与毛泽东发生了矛盾。毛泽东批评他们动辄引经据典、上纲上线、搞“本本主义”，他们说毛泽东是“狭隘经验论”，甚至声称“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因此，毛泽东在背后给这些从城里来的“钦差大臣”起了一个绰号，叫做“洋房子先生”。

当第二批“洋房子先生”于1932年浩浩荡荡地来到苏区后，在苏区中央局中的力量对比就明显地不利于毛泽东了。当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军事形势强调生存第一时，从博古中央到中央局的大多数人都极力鼓吹攻打大城市的“进攻路线”，指责毛是“等待主义”和“纯粹防御路线”。刚一得知10月初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与毛泽东发生争论，博古、张闻天等就明确主张取消毛泽东的军权，并对周恩来曲折地替毛辩护表示不满，认为周是调和派。临时中央反对毛泽东的斗争由此开端。

当然，反对毛泽东的斗争从一开始就不同于博古他们在莫斯科所经历的那些运动。博古到底还不是那种喜欢整人的人，看问题也颇多书生气。苏区争论的消息传来，他一面表示：对毛“应该作坚决的斗争”，一面仍强调：“要估计到泽东在苏区红军中的威信”。远东局代表虽然对毛泽东总爱固执己见极为不满，但在同意中央局关于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门主持苏维埃政府工作和公开批评毛的同时，也还是不能不强调“应该说服教育，并继续吸收他参加领导机关的工作”。

最有意思的是，远东局的电报发出不过一周时间，莫斯科就来电严厉禁止对毛泽东采取任何组织措施。为此，远东局不能不接连致电苏区中央局更正自己的说法，称：周恩来的意见是对的，一部分同志责备恩来为调和派是不正确的。路线斗争固然必要，“同时必须估计到保证领导一致在目前的重要意义”。“关于与泽东同志的态度，我们重复说：甲、以说服的态度，设法争取他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乙、我们反对现在将他召回，如果他服从党的纪律，在目前采取这一步骤，将给红军与政府以极严重的影响。

博古中央是1932年10月下旬得到莫斯科关于迁往中央苏区的电令的。几个月后，即1933年初，上海最后一批“洋房子先生”都先后搬到苏区来了。奇怪的是，来到这集中了大批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的中央苏区，博古等人竟没有谁想到过应当“交权”。唯一了解情况的周恩来又一向不喜欢多事，共产国际既未提出，他亦不便提起此事。其他原中共中央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或不清楚上海权力移交时的情况，或以为此即共产国际意图，因此，临时中央到苏区后，除了增加原来的政治局委员外，博古等人依旧继续坐在先前的职位上。甚至，原来还说是临时中央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博古可多管一些一般工作，到苏区后第一次会议上讨论分工时，大家干脆一致推举年纪最轻的博古“把总”。博古虽然推让了一下，架不住多数与会者异口同声。结果，就出现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博古中央”。

博古中央到中央苏区后，自然要想办法具体掌握中央苏区的军政权力，这就难免要过毛泽东这一关，因为苏区这时省县一级的领导人，大都还是毛泽东任上任命的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一方面只会照本宣科的博古等人看不惯凭经验办事的大多数土生土长的干部，另一方面这些地方干部对那些“下车伊始，咿哩哇啦”的“钦差大臣”式的新领导人，也总有些格格不入。因此，在苏联学到的那一套路线斗争的法宝就派上了用场。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即因此而起。

罗明，当时是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因其主管的闽西区地处苏区边缘，实为游击区，形势复杂多变，群众工作困难，因此坚持必须采取区别于中心区的灵活政策，结果被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揪住狠批。博古见状，也就毫不客气地指责罗明是中央苏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从而导致了一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在中共早期的历史上，公开祭出“路线斗争”的旗号，大规模地打击持不同意见的干部，这算得上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次所谓“路线”斗争，从闽西区斗到粤赣边区，再斗到江西区，进而又斗到闽赣边，最后甚至斗到红军高层，整整斗了一年时间，把整个中央苏区打了一个遍。连批带斗，连撤带关，轻而易举地把所有流露不满情绪的原苏区干部统统打了下去，所有重要位置被大批到来的留苏学生和博古他们信得过的人尽行占去。毛泽东虽因受到莫斯科和上海方面点名保护，未遭厄运，到底也还是成了间接斗争的对象。他之所以被夺去政府主席的职务，只给了一个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虚名，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毛泽东见到此种情形，只好借养病为名，生闷气、躲清闲，很长一段时间除了跑到农村去搞搞调查，在病床上看看书，几乎无所事事。但也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躲过了随时可能被划入打击对象的1933年，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党内不再引人注目。同为留苏学生，又是政治局重要负责人的张闻天，1933年2月来到瑞金以后，长达一年半的时间对毛泽东毫不了解，就是这种情况的写照。张闻天回忆说，到苏区一年半，毛泽东“究竟他是个什么人，他有些什么主张与本领，我是不了解，也并没有想去了解过的”，当时确实“不重视毛泽东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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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何许人？他先后去过日本和美国留学，虽然都是半途而返，但五四时期已开始发表并翻译文学作品，小有一些名气。1925年加入中共后不久即被派赴苏联留学，在中山大学毕业后成为少数升入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的中国学生之一，在苏联整整留学五年。论学历、党龄以及理论训练，他都明显高于博古。不仅如此，1931年博古还只是团中央书记时，他就先于博古一步被米夫点名推荐进了中央，接替去苏区的沈泽民，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就直接当了中央宣传部长。以张闻天这样举足轻重，又自视颇高的政治局常委，全面负责理论宣传工作，竟丝毫不了解，也不想了解毛泽东，不难想象毛这时“韬晦”之深。

其实，毛泽东这时也未必就是存心韬晦。毛泽东自宁都会议上因防御与进攻、分散与集中的军事路线问题与“洋房子先生”们争论失败，被解除军职后，对周恩来接替指挥一度并不看好。他曾专门留下话来，说明如前方需要，他还可以回来。言外之意，你不行了，就来找我。

自从上井冈山以来，毛泽东多数时间是当书记，大半在做党的工作，实际上他是以党治军，大部分时间是花在军事问题上的，是在指挥作战中度过的。因此，正如周恩来所评价的，他的兴趣和特长多在军事方面。多年来军事斗争的成功，根据地的扩大，不断地增强着他指挥军事的信心。学历只及中专，既没有系统地研读过理论，又没有喝过洋墨水的毛泽东，不论如何不服气，这个时候在马列理论方面也只能下狠心找些有关的书籍报纸去学习，断不至于拿他对列宁主义理论的那些知识去和满嘴“马列”的留苏学生比个高低。可是在军事方面，毛泽东却相当自信。因为，在他看来，那些从未指挥过打仗，特别是不熟悉农民游击战争特点的“洋房子先生”，怕是只会拿着一些教条和口号在纸上谈兵而已。

然而，周恩来到底也不是留苏学生，他1924年就开始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了，并且参加过学生军东征，后来更是直接负责指挥过上海的工人武装起义。他在军队中工作和接触武装斗争的时间都比毛泽东要更早。因此，接掌军权后，他虽然基本上按照远东局的指示，执行了所谓的“进攻路线”，一度仍旧取得了较好的战绩。1933年2月至3月，周恩来和朱德指挥部队在黄陂和草台冈一连击溃国民党三个师，创下了一个月内连俘三名师长的记录。临时中央来后，毛泽东一度也曾想过重提宁都会议的争论问题，但博古当即拿出这一反第四次“围剿”的战绩来，毛自然也就不便再争论什么了。事实上，毛泽东自己也承认：这是国民党发动对江西苏区“围剿”以来“败得最惨的一次”。

到了1933年9月，莫斯科又通过上海方面送来一个中文名字叫李德的在苏联专门学过军事的德国人，俨然一副国际代表的架势，派头极大，说是派来做军事顾问的，而他上面还有一个叫佛雷德的共产国际高级军事代表在上海遥控指挥。至此，毛泽东在军事上就更加没有插嘴的机会了。因此，不论他服气与否，他一年多时间安于养病，搞农村调查，做点一般性的政府工作，如领导什么查田运动之类，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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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

不管博古资历如何、经验如何，依照共产党人严格遵守纪律的特性，只要他已经做到那个位置上，且与人为善，实事求是，政绩斐然，很难想象能够有人向他提出挑战。问题是，博古领导的中央抱定了一个方针，就是“宁‘左’勿右”，死守着几个教条不放，以不变应万变，碰得头破血流也不回头，终于惹得天怒人怨。

博古等人死守着哪几个教条呢？毛泽东在1942—1943年间曾经洋洋洒洒地写过几篇笔记，虽语言尖刻，连讽刺带挖苦，极具情绪化，但可称得上是批“左”檄文，内容就是批判博古等人这时的错误的。

其一，是说博古等人坚持彻底革命，死抱着所谓“进攻路线”不放，不惜超越革命阶段，四面出击，并且搬来斯大林的所谓“中间派别”最危险的论断，否定一切同盟者。对此，毛泽东辛辣地讽刺说：先是把敌人说成铁板一块，大的小的一齐打倒，而后干脆拿主要力量来专打小的，因为据说这些小的最危险。在苏区要“明确阶级路线”，搞什么“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迫着他们去当绿色游击队，手执武器向苏维埃拼命”；对国民党则集中力量打击想要和我们结盟的察绥抗日同盟军、十九路军，“于是小的被我们打得不亦乐乎，成群地跑到大的那里去，我们却孤零零地遭受大的小的双管齐下，把我们打得要死。正是‘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这种革命，要对付全世界的帝国主义与整个中国地主资产阶级政府，又把‘十九路军一切官长’也当作敌人，真是世界革命史上唯一无二或者至少是稀罕的杰作！”“所谓‘打倒一切’的学说，就是这批老爷们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中的杰出的‘创造’。”

其二，是说博古等人不顾现实条件与群众觉悟，不仅坚持革命队伍要纯粹又纯粹，革命道路要笔直又笔直，而且“任何人不许说一句真话，如像‘困难’之类，是一个字也提不得的，提了就要挨打”。结果是到处唱高调，“轻敌盲动，驱使群众（其实是几个先锋队）如驱羊，闭着眼睛天天叫他们斗、斗、斗，结果斗个精光”。而对那些希望实事求是的同志，则大搞“无情斗争，残酷打击”，到处扣“右倾”帽子。毛泽东满怀怨怼地形容说，这个“最坚决最残酷的斗争”，“是叫我们预备后事的，像阿Ｑ在画过圆圈绑赴刑场的光景一样……说时迟，那时快，午时三刻，喝一声‘到’，砍了！从此‘机会主义’的领导者们威信扫地，永世不得翻身。而‘完全正确’的‘中央路线’呢？就高唱凯旋，长命富贵了！”

其三，是说博古等人崇尚空谈，张口“马列”，闭口“马列”，“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唯我独“左”，“自卖自夸，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但“我们老爷的‘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是不顾时间、地点与条件的”，“其特点是夸夸其谈，从心所欲，无的放矢，不顾实际”。“谁要是在时间、地点与条件上面提出问题，谁就是‘机会主义’”，而他们却“只知牛头不对马嘴地搬运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搬运共产国际，欺负我党与中国人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与对于中国革命实践的认识水平的暂时落后而加以剥削”。毛泽东因此慨叹道：“我常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个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

很难说上面的这些错误做法，都是博古中央的创造，共产国际特别是力荐博古“把总”的王明的作用肯定不可低估。但在当时那种条件下，直接刺激着毛泽东的，却是博古中央的“左”所造成的危害，这是不言而喻的。

据不完全统计，自博古中央进入苏区以后，中央苏区“左”的做法可谓变本加厉。当时不仅加剧对地主富农及其家属的拘捕押禁与没收惩罚，而且对一般民众也大举公债谷票，借粮征兵，甚至以退公债谷票、滥发纸币的办法变相克扣农民。光是1933年底到1934年9月这段时间，强征新兵即达10万，发行公债300多万，“动员”群众退还到期公债券支援“国家”约100万，除正常征收外，还硬性“借谷”两次共84万担 这里面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强迫“扩红”和“查阶级”。到1933年11月，中央苏区农村中占人口总数平均25%的男劳力（16—55岁），仅当兵、作挑夫及外出工作者，即已占去全部男劳力总数的80%上下。以当时苏区所有农民200万计，苏区男劳力实际只有50万左右，也就是说，到1933年11月，出外当红军及工作者，至少已达30万以上，再强迫“扩红”10万，势必将农村中男劳力大部抽空。这种情况自然弄得民心动摇，仅1934年8、9两个月，弃械逃归的士兵，就有数千人之多。

博古中央一面竭泽而渔，一面又极力加剧内部矛盾。在查田查阶级的运动中，他们坚持奉行“只讲成分，不讲工作”、“不问表现如何”的方针，大批干部党员受到清洗，许多早已划定的成分被重新改划。仅胜利县一县，二十天内即在1512家查出所谓“翻案地富”890家，并新查出地富83家。所有地主富农及所谓阶级异己分子，多被强迫编入永久劳役队，其他的一部“驱逐出境”，一部“就地枪决”，所有财产全部充公。由于沾“富”就有生命危险，大批中农人人自危，“拼命吃穿，不想扩大生产”，许多人干脆连田也不种，以免受累不说还要遭罪越讲阶级、查阶级，就越能够得到下面送上来的说明阶级斗争严重的材料，博古中央也就越紧张。准备大举突围时，他不仅对外界，而且对党内，包括对政治局大多数人也封锁消息。暗中更把党的干部也分为几类，有信得过的，有信不过的，还有有各种嫌疑的，最后决定把信不过和不喜欢的，即使他们中一些人的健康状况和自身条件都不适合在当地坚持斗争，如过去在莫斯科与博古等人有矛盾的瞿秋白等人，都强行留下，等于让他们白白牺牲掉；对怀疑可能成为隐患的，则干脆下令杀掉，像过去几年被俘留下已经成为红军学校教员的一批原国民党军官和其他一些被怀疑有问题者，就被秘密处决了。

很难了解毛泽东当时对博古等人的这些做法究竟有多少认识。虽然毛泽东当时没有可能直接参与中央决策，但他至少是部分地参与了领导查田运动。从他当时发表的关于查田运动问题的文章当中，也可以看出他对博古等人当时一些做法也并不都是持不同意见的。事实上，我们从上面引述的毛泽东在1942—1943年间对博古等人批判的三个方面内容中，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印证这一点。将近十年之后，毛泽东依旧认为，博古等人的“左”，主要是表现在对待中间势力以及在党内斗争这两个方面。他并没有很清醒地意识到，正像他自己1928年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讲过的那样，苏区和红军在江西等中国心脏地区生存下来，是有特定条件的。随着苏区和红军的不断扩展膨胀，它们早已大大超出了南京国民党所能容忍的程度。即使博古等人在对待中间势力和党内斗争这方面表现得不那样极端，能够抓住一两次机会，中央苏区和红军也还是很难在江西长期坚持下去。当然，如果换了毛泽东，至少中共在军事上可能不会输得那样惨。

1934年，蒋介石吸取了前几次轻敌冒进的教训，接受了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稳扎稳打，层层筑堡，用绝对优势的五十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起了第五次“围剿”。面对敌军稳步推进，中共的军事顾问李德，因肩负保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领土完整的重任，故而不顾国民党进攻军队的装备、兵力和供给占据极大优势的情况，竟采取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分兵把守，到处设防，搞所谓“短促突击”，扬言“积小胜为大胜”，甚至不自量力地仅凭其一年当兵、三年军校的经历，就以“野战司令”自诩，在广昌和高虎垴先后指挥数万红军，摆开架式，说是要与国民党军“决战”。李德对付不了蒋介石的碉堡政策，节节后退之后，幻想以死拼来保住红色“首都”不失，结果反而加速了红军的失利。仅这两仗打下来，就使红军主力损失近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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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见中央苏区再难坚守下去，生怕遭受更大损失的博古和李德慌忙通过上海远东局上报莫斯科，请求实行战略转移。但博、李二人再度犯了兵家大忌，竟然把这一在强敌围攻下的战略性转移搞成了一个八万余人的集体大搬家。苏区的各个机关，乃至于银行、工厂等，把所有值钱的东西几乎都挑在了担子上。这支拥有近两万非战斗成员和两万多新兵的庞大行军队伍，刚刚走到湘江，就遭到了战斗力较强的国民党广西军队和湖南军队的沉重打击，一战损失兵力和人员过半数之多，数以千担从瑞金搬出的设备、辎重和文件散失殆尽。从此，“战略转移”迅速变成了寻找落脚点的、目标变幻不定的“长征”。如此蹩脚的军事指挥，直接关系到整个部队和中共中央的生死安危，毛泽东终于忍无可忍了。


四、毛泽东讲：遵义会议成功，最重要是张闻天、王稼祥能分化出来

这时负责指挥一切的是所谓的中央“三人团”，它是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三人组成的，事实上周恩来主要在前方负责军事，应该负责的自然是博古和李德两人。由“三人团”来取代中共中央政治局，是基于李德所说的要高度保密的理由，但同时也是因为这位德国人看出，政治局内部日益发生分歧，行使权力极为不便。

还在1934年初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之后不久，李德就发现领导人之间存在明显不和。他感到不解的是，这种不和为什么竟会发生在留苏学生出身的干部们之间？他曾特别告诫博古，并要他转告政治局其他从苏联回来的领导人，说：“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言外之意，留苏回来的人本来就不多，现在都身居要职，千万不要闹摩擦但这种警告毫无用处。

博古太年轻，资历太浅，留苏时间和学历都短，其总书记的工作又纯粹是因为一种偶然的机遇临时受命而来，但是毛泽东等土生土长的干部，原本就自惭形秽，再加上有党的纪律约束，再有不满，也往往安守本分，不会公开表示抗拒。然而，同是留苏学生的其他人，却不仅很难做到心服口服，而且往往容易表现出来。特别是那些已经进入中共中央的与博古先后回国的留苏学生，或者岁数大、资历深，或者留苏时间长、学历高，博古要想在他们中间取得威信，必须要做出显著政绩来才行。然而，博古在位三年，不仅政绩方面乏善可陈，而且苏区越打越小，形势越搞越困难，这就很自然地授人以柄，自己必然会陷于被动了。

广昌战役之后，书记处召开紧急会议，早对博古有所不满的张闻天就公开发难了。张闻天这时在党内的地位，相当于第二把手。但博古因为不信任张，因此利用与李德的关系和战争条件下凡事均可便宜行事或独断专行的条件，关键的事情多半都不让张闻天与闻其间。甚至，像1934年初让张闻天去做苏维埃政府主席一事，博古事先也未曾与张通过气。这自然让张怀疑博古是不怀好意，既夺了毛泽东在政府中的权，同时又把张推到最不喜欢的事务堆里去，从而名正言顺地把他排挤出中央决策圈。因此，张闻天抓住广昌战役失败的问题，尖锐批评博古、李德指挥错误，认为如此之大的损失是不必要的。博古则反唇相讥，讽刺张闻天在扮演反对革命的机会主义头子普列汉诺夫的角色，因为普列汉诺夫当年就批评俄国1905年革命得不偿失。双方当场发生激烈争吵，弄得不欢而散。事后，博古干脆把张闻天派去闽赣边“巡视”工作。张走后，博古又在会上批评张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工作，这就进一步引起张闻天的不快与疑惑。等到张回瑞金后，“三人团”已经大权独揽，政治局也好，苏维埃政府也好，都只有听差的份儿了。对此，张闻天虽无可奈何，但自然“心里很不满意”。

多半是因为同病相怜，本来与毛泽东话都很少说过的张闻天，竟开始向他并不了解的毛泽东靠拢了。张闻天回忆说：“在出发前有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

由于一直处于旁观者的地位，毛泽东无疑是最早意识到博古和李德军事指挥错误的人。但在刚刚召开过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六届五中全会、重新确认了党的领导核心之后，要想自下而上地改变既定的领导格局，几乎是不可能的。显然，说毛泽东在离开瑞金之初就已经在设想把博古拉下来，恐怕不合逻辑。但是，毛泽东劝说张闻天和王稼祥一路走这件事本身，至少反映出他这时已在做“分化”工作，争取同盟者。颇为有趣的是，本来博古早已和组织局主任李维汉商量好，把随军西征的党政高级领导人分散到各军团里去，而毛泽东竟亲自去找了一趟博古，并说服他改变了原来的决定，同意中央主要领导人编入中央纵队统一行动。显然，博古在这一点上还帮了毛泽东的忙。

争取张闻天和王稼祥可以说至为关键。随中央红军一同行动的政治局委员，这时共有十人。其中六名正式委员和四名候补委员。这就是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陈云、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凯丰、刘少奇与邓发。十人中，留过苏的将近半数，不过刘少奇和此时负责领导另一支红军的任弼时是1921年就去莫斯科的早期留苏学生，1923年已经回国，不仅与博古等人毫不搭界，而且博古等人还一直认为他们有机会主义倾向。陈云和邓发均为工人出身，与处处显示高人一等、刚愎自用的博古等人，应该说关系一般。担任军事工作的朱德和周恩来，对博古、李德肯定会有意见。因为博古来后，听任李德控制军权，结果才有了苏区的丧失和红军的被迫大转移，下面的将领早就牢骚满腹了。但即便如此，由于凯丰跟博古较近，李德又参加会议，如果张闻天、王稼祥站在博古一边，考虑到多数政治局委员无意介入纷争，很难设想毛泽东能够成功地造成批评博古和李德的气氛。相反，如果能够把张闻天和王稼祥两人争取过来，借重二人在政治局和书记处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就很可能影响到多数政治局委员发表不同意见。这也正是为什么毛泽东后来不止一次地为张、王二人表过功。他说：遵义会议上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战胜博古等人的“‘左’倾路线”，最重要的是张闻天、王稼祥两人能够分化出来

争取到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支持与理解之后，毛泽东的自信心空前高涨。十分明显，事实已经证明，博古中央的“进攻路线”遭到了完全的失败。这也就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毛泽东过去的军事思想要正确得多。因此，毛泽东又重新开始积极地就军事问题发表意见、公开争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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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毛泽东升为常委，但分工只是“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红军刚刚进入湖南，毛泽东就主张沿湘江北上，在湖南地区开辟根据地。会议上争论来争论去，他的意见没有被通过，李德等人坚持要经潇水及湘江打广西，结果有了湘江之惨败。湘江之战更加证明毛的看法具有远见，政治局中多数人也因此完全丧失了对李德军事指挥能力的最后一点迷信。在随后与张闻天、王稼祥的交谈中，毛泽东已经能够毫不掩饰地开始尖锐批评博古和李德，并且具体“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了。由于苏区和红军的失败根本上都是博古、李德等人军事指挥和军事思想的错误产物，一方面极端不满博古、李德，一方面在军事问题上又完全是门外汉的张闻天和王稼祥，自然对毛泽东从军事角度头头是道的解释和分析心服口服。张闻天后来明确讲：这是他“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

在长征期间，军事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战争胜负乃至红军存亡均系于此。湘江遭受惨重损失之后，党内军内一片怨言，矛头直指“三人团”。因此，部队刚刚开到湘桂黔交界的通道县城，毛、张、王就公开批评起博、李的军事路线来了。而后是老山界会议，接着又是黎平会议，一路开会争论。尤其是在黎平，双方的争论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李德力主部队应当转向贵州东部，而毛却坚持要去川黔边建立根据地；李德继续强调前方必须绝对服从中央统一指挥，毛则激烈反对，声称中央对前方只能指出大方向，不能干预太多，必须给前方以机动执行命令的权力。由于张闻天、王稼祥等都支持毛的意见，周恩来也以会议主席的身份表示赞同毛的观点，特别是作为当时党内最高军事指挥者周恩来的表态，可谓至关重要。因为这表明“三人团”彻底瓦解，李德已开始成为孤家寡人。果然，就连博古也看出李德的话不能再听，勉强附和了多数的看法。这弄得李德大发脾气，但亦无可奈何。其权威地位从此尽失

否定了李德的军事主张，并争取周恩来转向自己，这是毛、张、王联盟向“三人团”挑战的重大胜利。这一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他们。在黎平会议上，王稼祥就力主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来“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的提议得到通过。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入遵义县城后不久，鉴于事实上中共中央与莫斯科及上海已完全失掉联系，再听任博古、李德等人领导指挥已没有可能，长此争论不休也不是办法，因此，王稼祥明确主张：把博古和李德“轰”下来。张闻天也予以响应，并直截了当地提出：博古不行，一定要变换领导人。毛泽东对此当然赞成

为了找到足够的理论根据来否定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他们查阅了博古、李德保存的共产国际有关来电，欣喜地发现莫斯科的不少指示其实是同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的。如反对打阵地战和强攻堡垒，反对分兵把守和单纯防御，强调机动灵活与保存有生力量，主张集中兵力打运动战等，明显与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不一致。有了军事指挥上的严重失败，又有了莫斯科的指示为依据，根本否定博古与李德的领导由此成了定局。

否定了博古的领导地位，是不是大家就“理所当然”地会一致推举毛泽东来做中共的领袖呢？有关遵义会议前后中共中央多数领导人一致推举毛来做中共领袖的说法，十分流行，其实却有些让人生疑。毕竟，毛泽东此前并非中共中央领导核心中人，五中全会上刚刚升为政治局正式委员，既非政治局常委，也非书记处书记，要一步登上“总书记”的地位，名不正言不顺。

从张闻天将近十年后在延安整风运动时的回忆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政治局多数人是推举张来代替博的，而张对此也是欣然接受的。他说：“当时政治局许多同志推举我当书记”，“我不但没有推辞，而且还有高兴之意”。种种情况说明，不仅张，而且政治局多数领导人，都注意到排序问题。毕竟，从莫斯科那里开始，共产党历来就是注重排序的。而这时依国内政治局委员的排序，张闻天毫无疑问是紧接着博古之后的第二号人物。想必毛泽东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他之所以在准备遵义会议时积极支持由张闻天来做会议的“反报告”，清楚地反映出他这时对由张闻天来接替博古的必然性是很清楚的。所谓大家一致推举毛泽东，毛主动推辞，并表示应该让张闻天“锻炼”一下的说法，怕是以讹传讹了。

下面这个情况也显示出当时党的多数领导人确实还没有把毛泽东推上领袖地位的想法。

毛泽东是遵义会议的幕后策划者，甚至也可以视为幕后的指导者。因为会议所讨论的根本上只是一个军事路线问题。而站在攻势一方的毛、张、王三人中，其实只有毛泽东在军事问题上才有发言权。如果没有毛泽东，仅靠张闻天、王稼祥二人的军事知识，无论如何不能驳倒博、李等人的辩护报告与发言。但是，颇为令人惊奇的是，在毛泽东因此被张、王提名担任政治局常委之后，人们却发现在中央的工作中找不到一个适当的位置给他。由于周恩来在会议上主动与博、李划清界限，支持毛、张、王，以往又长期主持中央最高军事领导工作，在作战指挥上又有成绩，与军队领导人也配合较好，会议相信周恩来理所当然地应当继续其中央军委书记的工作。而周既然是常委兼军委书记，自然应当执掌军事大权。结果，在会后的常委分工时，毛泽东的工作竟成了一个问题。最后，同样是常委，毛泽东只得到了做另一个常委“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的任命，而周则被确定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这种情况不难使人想起1932年10月宁都会议时周恩来的那个大致相同的建议，当时周恩来取代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之后，也是建议留下毛在前方做他的“助理”。“助理”者，“帮助者”之谓也。

当然，名分问题其实并不重要。会议决定是一回事，事实却是另一回事。因为周恩来随军行动，而毛泽东随中央行动，周恩来凡有军事意图必报中央审核批准，中央又只有毛泽东能够提出恰当意见，结果，“帮助者”实际上很快成了众所周知的“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何况长征中军事行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是中共中央工作的唯一内容，不久后张闻天干脆建议毛泽东与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指挥军事。因此，人们后来说，从遵义会议开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得到了确立，如果从这样的角度看，应该也不是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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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千世界 发表于 2015-12-13 13:24
五、毛泽东升为常委，但分工只是“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红军刚刚进入湖南，毛泽东就主张沿湘江北 ...

1960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是惟命是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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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毛澤東不滿地說：“我那個時候被扔到茅坑裡去了，搞得很臭”

毛澤東是一個有著強烈個性的領導人。他很看重他靠槍杆子打下來的一切，並且很相信自己的計算與經驗。對於那些“下車伊始，咿哩哇啦”，動不動就搬出些書本教條來教訓人的黨的領導人，毛澤東從來不大買賬。偏偏六屆四中全會前后，共產國際一面高度重視留蘇學生，一面明令中共中央要把工作重點從城市轉到蘇區來。結果大批留蘇學生陸續回國，對國內工作情況尚未熟悉，就紛紛被委以重任，派入蘇區。這批學生，大多數經歷都與博古類似，與毛澤東這些土生土長的干部比較起來，因為喝過洋墨水，懂得許多教條，因而自視很高以外，還深受蘇共黨內“路線”斗爭的熏陶，學會了凡事上綱上線，搞“無情斗爭，殘酷打擊”那一套。因此，他們到中央蘇區來，不可避免地要與毛澤東發生激烈沖突。

還在六屆四中全會之后不久，中共中央就派了一個代表團到中央蘇區來傳達貫徹四中全會精神。他們來后因基本肯定了毛澤東當時主持的反“AB團”的斗爭，毛澤東也接受了他們關於在軍事上必須集中兵力實行“進攻路線”的意見，因此兩方面相處一度還算融洽。但即使這樣，他們中一些剛剛從莫斯科回來的學生，仍舊在一些具體問題上與毛澤東發生了矛盾。毛澤東批評他們動輒引經據典、上綱上線、搞“本本主義”，他們說毛澤東是“狹隘經驗論”，甚至聲稱“山溝裡出不了馬克思主義”。因此，毛澤東在背后給這些從城裡來的“欽差大臣”起了一個綽號，叫做“洋房子先生”。

當第二批“洋房子先生”於1932年浩浩蕩蕩地來到蘇區后，在蘇區中央局中的力量對比就明顯地不利於毛澤東了。當毛澤東根據當時的軍事形勢強調生存第一時，從博古中央到中央局的大多數人都極力鼓吹攻打大城市的“進攻路線”，指責毛是“等待主義”和“純粹防御路線”。剛一得知10月初中央局在寧都召開會議與毛澤東發生爭論，博古、張聞天等就明確主張取消毛澤東的軍權，並對周恩來曲折地替毛辯護表示不滿，認為周是調和派。臨時中央反對毛澤東的斗爭由此開端。

當然，反對毛澤東的斗爭從一開始就不同於博古他們在莫斯科所經歷的那些運動。博古到底還不是那種喜歡整人的人，看問題也頗多書生氣。蘇區爭論的消息傳來，他一面表示：對毛“應該作堅決的斗爭”，一面仍強調：“要估計到澤東在蘇區紅軍中的威信”。遠東局代表雖然對毛澤東總愛固執己見極為不滿，但在同意中央局關於把毛澤東召回后方專門主持蘇維埃政府工作和公開批評毛的同時，也還是不能不強調“應該說服教育，並繼續吸收他參加領導機關的工作”。

最有意思的是，遠東局的電報發出不過一周時間，莫斯科就來電嚴厲禁止對毛澤東採取任何組織措施。為此，遠東局不能不接連致電蘇區中央局更正自己的說法，稱：周恩來的意見是對的，一部分同志責備恩來為調和派是不正確的。路線斗爭固然必要，“同時必須估計到保証領導一致在目前的重要意義”。“關於與澤東同志的態度，我們重復說：甲、以說服的態度，設法爭取他贊成積極斗爭的路線……乙、我們反對現在將他召回，如果他服從黨的紀律，在目前採取這一步驟，將給紅軍與政府以極嚴重的影響。

博古中央是1932年10月下旬得到莫斯科關於遷往中央蘇區的電令的。幾個月后，即1933年初，上海最后一批“洋房子先生”都先后搬到蘇區來了。奇怪的是，來到這集中了大批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的中央蘇區，博古等人竟沒有誰想到過應當“交權”。唯一了解情況的周恩來又一向不喜歡多事，共產國際既未提出，他亦不便提起此事。其他原中共中央領導人，包括毛澤東在內，或不清楚上海權力移交時的情況，或以為此即共產國際意圖，因此，臨時中央到蘇區后，除了增加原來的政治局委員外，博古等人依舊繼續坐在先前的職位上。甚至，原來還說是臨時中央集體領導，分工負責，博古可多管一些一般工作，到蘇區后第一次會議上討論分工時，大家干脆一致推舉年紀最輕的博古“把總”。博古雖然推讓了一下，架不住多數與會者異口同聲。結果，就出現了一個名正言順的“博古中央”。

博古中央到中央蘇區后，自然要想辦法具體掌握中央蘇區的軍政權力，這就難免要過毛澤東這一關，因為蘇區這時省縣一級的領導人，大都還是毛澤東任上任命的有實際工作經驗的干部。一方面隻會照本宣科的博古等人看不慣憑經驗辦事的大多數土生土長的干部，另一方面這些地方干部對那些“下車伊始，咿哩哇啦”的“欽差大臣”式的新領導人，也總有些格格不入。因此，在蘇聯學到的那一套路線斗爭的法寶就派上了用場。所謂反“羅明路線”的斗爭，即因此而起。

羅明，當時是中共福建省委代理書記。因其主管的閩西區地處蘇區邊緣，實為游擊區，形勢復雜多變，群眾工作困難，因此堅持必須採取區別於中心區的靈活政策，結果被中央組織局主任李維漢揪住狠批。博古見狀，也就毫不客氣地指責羅明是中央蘇區“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代表，從而導致了一場反“羅明路線”的斗爭。在中共早期的歷史上，公開祭出“路線斗爭”的旗號，大規模地打擊持不同意見的干部，這算得上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這次所謂“路線”斗爭，從閩西區斗到粵贛邊區，再斗到江西區，進而又斗到閩贛邊，最后甚至斗到紅軍高層，整整斗了一年時間，把整個中央蘇區打了一個遍。連批帶斗，連撤帶關，輕而易舉地把所有流露不滿情緒的原蘇區干部統統打了下去，所有重要位置被大批到來的留蘇學生和博古他們信得過的人盡行佔去。毛澤東雖因受到莫斯科和上海方面點名保護，未遭厄運，到底也還是成了間接斗爭的對象。他之所以被奪去政府主席的職務，隻給了一個蘇維埃政府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的虛名，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毛澤東見到此種情形，隻好借養病為名，生悶氣、躲清閑，很長一段時間除了跑到農村去搞搞調查，在病床上看看書，幾乎無所事事。但也正是因為這樣，毛澤東躲過了隨時可能被劃入打擊對象的1933年，很長一段時間裡在黨內不再引人注目。同為留蘇學生，又是政治局重要負責人的張聞天，1933年2月來到瑞金以后，長達一年半的時間對毛澤東毫不了解，就是這種情況的寫照。張聞天回憶說，到蘇區一年半，毛澤東“究竟他是個什麼人，他有些什麼主張與本領，我是不了解，也並沒有想去了解過的”，當時確實“不重視毛澤東同志”

張聞天何許人？他先后去過日本和美國留學，雖然都是半途而返，但五四時期已開始發表並翻譯文學作品，小有一些名氣。1925年加入中共后不久即被派赴蘇聯留學，在中山大學畢業后成為少數升入莫斯科紅色教授學院的中國學生之一，在蘇聯整整留學五年。論學歷、黨齡以及理論訓練，他都明顯高於博古。不僅如此，1931年博古還只是團中央書記時，他就先於博古一步被米夫點名推薦進了中央，接替去蘇區的沈澤民，連中央委員都不是就直接當了中央宣傳部長。以張聞天這樣舉足輕重，又自視頗高的政治局常委，全面負責理論宣傳工作，竟絲毫不了解，也不想了解毛澤東，不難想象毛這時“韜晦”之深。

其實，毛澤東這時也未必就是存心韜晦。毛澤東自寧都會議上因防御與進攻、分散與集中的軍事路線問題與“洋房子先生”們爭論失敗，被解除軍職后，對周恩來接替指揮一度並不看好。他曾專門留下話來，說明如前方需要，他還可以回來。言外之意，你不行了，就來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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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上井岡山以來，毛澤東多數時間是當書記，大半在做黨的工作，實際上他是以黨治軍，大部分時間是花在軍事問題上的，是在指揮作戰中度過的。因此，正如周恩來所評價的，他的興趣和特長多在軍事方面。多年來軍事斗爭的成功，根據地的擴大，不斷地增強著他指揮軍事的信心。學歷隻及中專，既沒有系統地研讀過理論，又沒有喝過洋墨水的毛澤東，不論如何不服氣，這個時候在馬列理論方面也隻能下狠心找些有關的書籍報紙去學習，斷不至於拿他對列寧主義理論的那些知識去和滿嘴“馬列”的留蘇學生比個高低。可是在軍事方面，毛澤東卻相當自信。因為，在他看來，那些從未指揮過打仗，特別是不熟悉農民游擊戰爭特點的“洋房子先生”，怕是隻會拿著一些教條和口號在紙上談兵而已。

然而，周恩來到底也不是留蘇學生，他1924年就開始在黃埔軍校擔任政治部主任了，並且參加過學生軍東征，后來更是直接負責指揮過上海的工人武裝起義。他在軍隊中工作和接觸武裝斗爭的時間都比毛澤東要更早。因此，接掌軍權后，他雖然基本上按照遠東局的指示，執行了所謂的“進攻路線”，一度仍舊取得了較好的戰績。1933年2月至3月，周恩來和朱德指揮部隊在黃陂和草台岡一連擊潰國民黨三個師，創下了一個月內連俘三名師長的記錄。臨時中央來后，毛澤東一度也曾想過重提寧都會議的爭論問題，但博古當即拿出這一反第四次“圍剿”的戰績來，毛自然也就不便再爭論什麼了。事實上，毛澤東自己也承認：這是國民黨發動對江西蘇區“圍剿”以來“敗得最慘的一次”。

到了1933年9月，莫斯科又通過上海方面送來一個中文名字叫李德的在蘇聯專門學過軍事的德國人，儼然一副國際代表的架勢，派頭極大，說是派來做軍事顧問的，而他上面還有一個叫佛雷德的共產國際高級軍事代表在上海遙控指揮。至此，毛澤東在軍事上就更加沒有插嘴的機會了。因此，不論他服氣與否，他一年多時間安於養病，搞農村調查，做點一般性的政府工作，如領導什麼查田運動之類，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三、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這種東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

不管博古資歷如何、經驗如何，依照共產黨人嚴格遵守紀律的特性，隻要他已經做到那個位置上，且與人為善，實事求是，政績斐然，很難想象能夠有人向他提出挑戰。問題是，博古領導的中央抱定了一個方針，就是“寧‘左’勿右”，死守著幾個教條不放，以不變應萬變，碰得頭破血流也不回頭，終於惹得天怒人怨。

博古等人死守著哪幾個教條呢？毛澤東在1942—1943年間曾經洋洋洒洒地寫過幾篇筆記，雖語言尖刻，連諷刺帶挖苦，極具情緒化，但可稱得上是批“左”檄文，內容就是批判博古等人這時的錯誤的。

其一，是說博古等人堅持徹底革命，死抱著所謂“進攻路線”不放，不惜超越革命階段，四面出擊，並且搬來斯大林的所謂“中間派別”最危險的論斷，否定一切同盟者。對此，毛澤東辛辣地諷刺說：先是把敵人說成鐵板一塊，大的小的一齊打倒，而后干脆拿主要力量來專打小的，因為據說這些小的最危險。在蘇區要“明確階級路線”，搞什麼“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迫著他們去當綠色游擊隊，手執武器向蘇維埃拼命”﹔對國民黨則集中力量打擊想要和我們結盟的察綏抗日同盟軍、十九路軍，“於是小的被我們打得不亦樂乎，成群地跑到大的那裡去，我們卻孤零零地遭受大的小的雙管齊下，把我們打得要死。正是‘周郎妙計安天下，賠了夫人又折兵’”。“這種革命，要對付全世界的帝國主義與整個中國地主資產階級政府，又把‘十九路軍一切官長’也當作敵人，真是世界革命史上唯一無二或者至少是稀罕的杰作！”“所謂‘打倒一切’的學說，就是這批老爺們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中的杰出的‘創造’。”

其二，是說博古等人不顧現實條件與群眾覺悟，不僅堅持革命隊伍要純粹又純粹，革命道路要筆直又筆直，而且“任何人不許說一句真話，如像‘困難’之類，是一個字也提不得的，提了就要挨打”。結果是到處唱高調，“輕敵盲動，驅使群眾（其實是幾個先鋒隊）如驅羊，閉著眼睛天天叫他們斗、斗、斗，結果斗個精光”。而對那些希望實事求是的同志，則大搞“無情斗爭，殘酷打擊”，到處扣“右傾”帽子。毛澤東滿懷怨懟地形容說，這個“最堅決最殘酷的斗爭”，“是叫我們預備后事的，像阿Ｑ在畫過圓圈綁赴刑場的光景一樣……說時遲，那時快，午時三刻，喝一聲‘到’，砍了！從此‘機會主義’的領導者們威信掃地，永世不得翻身。而‘完全正確’的‘中央路線’呢？就高唱凱旋，長命富貴了！”

其三，是說博古等人崇尚空談，張口“馬列”，閉口“馬列”，“自封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唯我獨“左”，“自賣自夸，隻此一家，別無分店”，但“我們老爺的‘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是不顧時間、地點與條件的”，“其特點是夸夸其談，從心所欲，無的放矢，不顧實際”。“誰要是在時間、地點與條件上面提出問題，誰就是‘機會主義’”，而他們卻“隻知牛頭不對馬嘴地搬運馬克思、列寧、斯大林，搬運共產國際，欺負我黨與中國人民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水平與對於中國革命實踐的認識水平的暫時落后而加以剝削”。毛澤東因此慨嘆道：“我常覺得，馬克思主義這種東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國自從有那麼一批專門販賣馬克思的先生們出現以來，把個共產黨鬧得烏煙瘴氣，白區的共產黨為之鬧光，蘇區與紅軍為之鬧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吃了馬克思主義太多的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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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難說上面的這些錯誤做法，都是博古中央的創造，共產國際特別是力薦博古“把總”的王明的作用肯定不可低估。但在當時那種條件下，直接刺激著毛澤東的，卻是博古中央的“左”所造成的危害，這是不言而喻的。

據不完全統計，自博古中央進入蘇區以后，中央蘇區“左”的做法可謂變本加厲。當時不僅加劇對地主富農及其家屬的拘捕押禁與沒收懲罰，而且對一般民眾也大舉公債谷票，借糧征兵，甚至以退公債谷票、濫發紙幣的辦法變相克扣農民。光是1933年底到1934年9月這段時間，強征新兵即達10萬，發行公債300多萬，“動員”群眾退還到期公債券支援“國家”約100萬，除正常征收外，還硬性“借谷”兩次共84萬擔 這裡面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強迫“擴紅”和“查階級”。到1933年11月，中央蘇區農村中佔人口總數平均25%的男勞力（16—55歲），僅當兵、作挑夫及外出工作者，即已佔去全部男勞力總數的80%上下。以當時蘇區所有農民200萬計，蘇區男勞力實際隻有50萬左右，也就是說，到1933年11月，出外當紅軍及工作者，至少已達30萬以上，再強迫“擴紅”10萬，勢必將農村中男勞力大部抽空。這種情況自然弄得民心動搖，僅1934年8、9兩個月，棄械逃歸的士兵，就有數千人之多。

博古中央一面竭澤而漁，一面又極力加劇內部矛盾。在查田查階級的運動中，他們堅持奉行“隻講成分，不講工作”、“不問表現如何”的方針，大批干部黨員受到清洗，許多早已劃定的成分被重新改劃。僅勝利縣一縣，二十天內即在1512家查出所謂“翻案地富”890家，並新查出地富83家。所有地主富農及所謂階級異己分子，多被強迫編入永久勞役隊，其他的一部“驅逐出境”，一部“就地槍決”，所有財產全部充公。由於沾“富”就有生命危險，大批中農人人自危，“拼命吃穿，不想擴大生產”，許多人干脆連田也不種，以免受累不說還要遭罪越講階級、查階級，就越能夠得到下面送上來的說明階級斗爭嚴重的材料，博古中央也就越緊張。准備大舉突圍時，他不僅對外界，而且對黨內，包括對政治局大多數人也封鎖消息。暗中更把黨的干部也分為幾類，有信得過的，有信不過的，還有有各種嫌疑的，最后決定把信不過和不喜歡的，即使他們中一些人的健康狀況和自身條件都不適合在當地堅持斗爭，如過去在莫斯科與博古等人有矛盾的瞿秋白等人，都強行留下，等於讓他們白白犧牲掉﹔對懷疑可能成為隱患的，則干脆下令殺掉，像過去幾年被俘留下已經成為紅軍學校教員的一批原國民黨軍官和其他一些被懷疑有問題者，就被秘密處決了。

很難了解毛澤東當時對博古等人的這些做法究竟有多少認識。雖然毛澤東當時沒有可能直接參與中央決策，但他至少是部分地參與了領導查田運動。從他當時發表的關於查田運動問題的文章當中，也可以看出他對博古等人當時一些做法也並不都是持不同意見的。事實上，我們從上面引述的毛澤東在1942—1943年間對博古等人批判的三個方面內容中，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印証這一點。將近十年之后，毛澤東依舊認為，博古等人的“左”，主要是表現在對待中間勢力以及在黨內斗爭這兩個方面。他並沒有很清醒地意識到，正像他自己1928年給中央的報告中所講過的那樣，蘇區和紅軍在江西等中國心臟地區生存下來，是有特定條件的。隨著蘇區和紅軍的不斷擴展膨脹，它們早已大大超出了南京國民黨所能容忍的程度。即使博古等人在對待中間勢力和黨內斗爭這方面表現得不那樣極端，能夠抓住一兩次機會，中央蘇區和紅軍也還是很難在江西長期堅持下去。當然，如果換了毛澤東，至少中共在軍事上可能不會輸得那樣慘。

1934年，蔣介石吸取了前幾次輕敵冒進的教訓，接受了德國軍事顧問的建議，穩扎穩打，層層筑堡，用絕對優勢的五十萬兵力，對中央蘇區發起了第五次“圍剿”。面對敵軍穩步推進，中共的軍事顧問李德，因肩負保衛“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領土完整的重任，故而不顧國民黨進攻軍隊的裝備、兵力和供給佔據極大優勢的情況，竟採取了“御敵於國門之外”的方針，分兵把守，到處設防，搞所謂“短促突擊”，揚言“積小勝為大勝”，甚至不自量力地僅憑其一年當兵、三年軍校的經歷，就以“野戰司令”自詡，在廣昌和高虎?先后指揮數萬紅軍，擺開架式，說是要與國民黨軍“決戰”。李德對付不了蔣介石的碉堡政策，節節后退之后，幻想以死拼來保住紅色“首都”不失，結果反而加速了紅軍的失利。僅這兩仗打下來，就使紅軍主力損失近萬人。

眼見中央蘇區再難堅守下去，生怕遭受更大損失的博古和李德慌忙通過上海遠東局上報莫斯科，請求實行戰略轉移。但博、李二人再度犯了兵家大忌，竟然把這一在強敵圍攻下的戰略性轉移搞成了一個八萬余人的集體大搬家。蘇區的各個機關，乃至於銀行、工廠等，把所有值錢的東西幾乎都挑在了擔子上。這支擁有近兩萬非戰斗成員和兩萬多新兵的龐大行軍隊伍，剛剛走到湘江，就遭到了戰斗力較強的國民黨廣西軍隊和湖南軍隊的沉重打擊，一戰損失兵力和人員過半數之多，數以千擔從瑞金搬出的設備、輜重和文件散失殆盡。從此，“戰略轉移”迅速變成了尋找落腳點的、目標變幻不定的“長征”。如此蹩腳的軍事指揮，直接關系到整個部隊和中共中央的生死安危，毛澤東終於忍無可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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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毛澤東講：遵義會議成功，最重要是張聞天、王稼祥能分化出來

這時負責指揮一切的是所謂的中央“三人團”，它是由博古、李德和周恩來三人組成的，事實上周恩來主要在前方負責軍事，應該負責的自然是博古和李德兩人。由“三人團”來取代中共中央政治局，是基於李德所說的要高度保密的理由，但同時也是因為這位德國人看出，政治局內部日益發生分歧，行使權力極為不便。

還在1934年初中共中央六屆五中全會之后不久，李德就發現領導人之間存在明顯不和。他感到不解的是，這種不和為什麼竟會發生在留蘇學生出身的干部們之間？他曾特別告誡博古，並要他轉告政治局其他從蘇聯回來的領導人，說：“這裡的事情，還是依靠於莫斯科回來的同志。”言外之意，留蘇回來的人本來就不多，現在都身居要職，千萬不要鬧摩擦但這種警告毫無用處。

博古太年輕，資歷太淺，留蘇時間和學歷都短，其總書記的工作又純粹是因為一種偶然的機遇臨時受命而來，但是毛澤東等土生土長的干部，原本就自慚形穢，再加上有黨的紀律約束，再有不滿，也往往安守本分，不會公開表示抗拒。然而，同是留蘇學生的其他人，卻不僅很難做到心服口服，而且往往容易表現出來。特別是那些已經進入中共中央的與博古先后回國的留蘇學生，或者歲數大、資歷深，或者留蘇時間長、學歷高，博古要想在他們中間取得威信，必須要做出顯著政績來才行。然而，博古在位三年，不僅政績方面乏善可陳，而且蘇區越打越小，形勢越搞越困難，這就很自然地授人以柄，自己必然會陷於被動了。

廣昌戰役之后，書記處召開緊急會議，早對博古有所不滿的張聞天就公開發難了。張聞天這時在黨內的地位，相當於第二把手。但博古因為不信任張，因此利用與李德的關系和戰爭條件下凡事均可便宜行事或獨斷專行的條件，關鍵的事情多半都不讓張聞天與聞其間。甚至，像1934年初讓張聞天去做蘇維埃政府主席一事，博古事先也未曾與張通過氣。這自然讓張懷疑博古是不懷好意，既奪了毛澤東在政府中的權，同時又把張推到最不喜歡的事務堆裡去，從而名正言順地把他排擠出中央決策圈。因此，張聞天抓住廣昌戰役失敗的問題，尖銳批評博古、李德指揮錯誤，認為如此之大的損失是不必要的。博古則反唇相譏，諷刺張聞天在扮演反對革命的機會主義頭子普列漢諾夫的角色，因為普列漢諾夫當年就批評俄國1905年革命得不償失。雙方當場發生激烈爭吵，弄得不歡而散。事后，博古干脆把張聞天派去閩贛邊“巡視”工作。張走后，博古又在會上批評張領導的蘇維埃政府工作，這就進一步引起張聞天的不快與疑惑。等到張回瑞金后，“三人團”已經大權獨攬，政治局也好，蘇維埃政府也好，都隻有聽差的份兒了。對此，張聞天雖無可奈何，但自然“心裡很不滿意”。

多半是因為同病相憐，本來與毛澤東話都很少說過的張聞天，竟開始向他並不了解的毛澤東靠攏了。張聞天回憶說：“在出發前有一天，澤東同志同我閑談，我把這些不滿意完全向他坦白了。從此，我同澤東同志接近起來。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這樣就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反對李德、博古領導的‘中央隊’三人集團。”

由於一直處於旁觀者的地位，毛澤東無疑是最早意識到博古和李德軍事指揮錯誤的人。但在剛剛召開過得到共產國際批准的六屆五中全會、重新確認了黨的領導核心之后，要想自下而上地改變既定的領導格局，幾乎是不可能的。顯然，說毛澤東在離開瑞金之初就已經在設想把博古拉下來，恐怕不合邏輯。但是，毛澤東勸說張聞天和王稼祥一路走這件事本身，至少反映出他這時已在做“分化”工作，爭取同盟者。頗為有趣的是，本來博古早已和組織局主任李維漢商量好，把隨軍西征的黨政高級領導人分散到各軍團裡去，而毛澤東竟親自去找了一趟博古，並說服他改變了原來的決定，同意中央主要領導人編入中央縱隊統一行動。顯然，博古在這一點上還幫了毛澤東的忙。

爭取張聞天和王稼祥可以說至為關鍵。隨中央紅軍一同行動的政治局委員，這時共有十人。其中六名正式委員和四名候補委員。這就是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陳雲、毛澤東、王稼祥、朱德、凱豐、劉少奇與鄧發。十人中，留過蘇的將近半數，不過劉少奇和此時負責領導另一支紅軍的任弼時是1921年就去莫斯科的早期留蘇學生，1923年已經回國，不僅與博古等人毫不搭界，而且博古等人還一直認為他們有機會主義傾向。陳雲和鄧發均為工人出身，與處處顯示高人一等、剛愎自用的博古等人，應該說關系一般。擔任軍事工作的朱德和周恩來，對博古、李德肯定會有意見。因為博古來后，聽任李德控制軍權，結果才有了蘇區的喪失和紅軍的被迫大轉移，下面的將領早就牢騷滿腹了。但即便如此，由於凱豐跟博古較近，李德又參加會議，如果張聞天、王稼祥站在博古一邊，考慮到多數政治局委員無意介入紛爭，很難設想毛澤東能夠成功地造成批評博古和李德的氣氛。相反，如果能夠把張聞天和王稼祥兩人爭取過來，借重二人在政治局和書記處中舉足輕重的地位，就很可能影響到多數政治局委員發表不同意見。這也正是為什麼毛澤東后來不止一次地為張、王二人表過功。他說：遵義會議上之所以能夠成功地戰勝博古等人的“‘左’傾路線”，最重要的是張聞天、王稼祥兩人能夠分化出來

爭取到張聞天和王稼祥的支持與理解之后，毛澤東的自信心空前高漲。十分明顯，事實已經証明，博古中央的“進攻路線”遭到了完全的失敗。這也就從一個側面証明了毛澤東過去的軍事思想要正確得多。因此，毛澤東又重新開始積極地就軍事問題發表意見、公開爭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