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证与分析：毛泽东晚年的“两件事”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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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钢2015年07月27日09:55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摘要:毛泽东晚年关于“两件事”的谈话流传已久，但聚讼纷纭。版本不一，谈话时间、对象、内容各异。关键在于迄今未能查到原始依据。据已披露的史料及谈话的内容推论，毛泽东晚年很可能作过这样的谈话，时间可能在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至28日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之间。当然，能否确证，仍待相关档案文献的公开和直接当事人的披露。考证这一问题的解释学意义，在于透过“谈话”，结合相关史料，分析毛泽东晚年最后时光的心理。历经近十年“文化大革命”的起伏之后，社会心理发生了巨大变化，毛泽东的心理也逐渐陷入孤独和悲凉，最后一轮党内政治斗争采取了相对温和的攻势而不再锐利和激烈。

关键词:毛泽东；两件事；晚年心理

毛泽东晚年说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的谈话流传已久，有关它的争议却持续不断。（最近的争议主要是李海文、余汝信和曾鸣及项观奇的文章。李海文披露了1993年12月华国锋同她的谈话，华国锋表示毛泽东从来没有对他讲过“两件事”的话（《关于毛泽东“一生干了两件事”谈话》，《世纪》2014年第3期）。余、曾文不仅质疑“两件事”谈话的真实性，而且推断这段谈话是20世纪80年代思想理论界的观点和想法，在流传中附着在某位中央领导人身上，再演变成毛泽东自己的东西的。（《毛泽东“政治遗嘱”之谜》，《领导者》2014年6月号）。项文则肯定毛泽东作过这段谈话，称他在1976年“批邓”运动时就得到了这段谈话传抄稿，并援引其同事、时任山东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宋书星和时任山东省革委会常委的刘长茂的记忆作旁证（《我保存的毛主席关于“一生做了两件事”谈话的传抄稿》，2014年1月13日；《〈我保存的毛主席关于“一生做了两件事”谈话的传抄稿〉一文的补注》，2014年1月31日。www.maoflag.org）。李海文披露的华国锋谈话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口述证据，可以证明华国锋本人没有听过这段谈话，但还无法否定谈话的可能性。余汝信、曾鸣考证比较细致，结论却缺乏说服力。项观奇的记忆，说明了“谈话”传抄稿的时间，从个人经验的角度否定了此为80年代思想理论界的观点演变而来的说法，但对“谈话”不同版本互相矛盾的细节没有任何说明。

关键在于，迄今为止查不到原始文献和权威的第一手资料。有关讨论似乎已经进入“瓶颈”，继续考证是否失去意义？回答不必过于僵硬。其实，正因为缺乏原始文献和第一手资料，进一步考证才更具有解释学意义，它不仅可以使问题的讨论一步步聚焦和深入，而且可以引申出更有意义的政治学问题来。本文即是对此作出的一种努力。

一、版本及来源

毛泽东晚年所作“两件事”的谈话，大致有两类版本，可称为简化版和完整版（此处的“简化版”和“完整版”，是笔者为表述方便的说法，并非词义的严格表达。）。

简化版最早出自叶剑英。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叶剑英告诉与会者：“毛主席生前曾经对我们讲过，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打倒了蒋介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一件是，胜利地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77年3月22日）。这是毛泽东关于“两件事”谈话的第一次正式披露。毛泽东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谈话，叶剑英没有说明。从“我们”这个复数人称代词看，听到这一谈话的不止叶剑英一位。

还有两位亲历者也提供了简化版。一位是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她回忆，1972年2月毛泽东会见尼克松之后的一天，对她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吴旭君反问怎么只有两件，毛泽东答：“值得提的就是这两件。”吴旭君的回忆比叶剑英的讲话简略，但时间、场合很明确。另一位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她记得，1973年，在游泳池开中央政治局会，毛泽东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她在场。（ 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645页。）张玉凤所忆最简单，但也说明了场合和大致时间，只是没有说哪一次政治局会议。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以下简称“毛年谱”）记载，1973年毛泽东先后五次召集政治局会议：3月1日、5月25日、7月10日、8月18日、12月12日和15日，地点均在中南海游泳池（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63—516页。）。5月2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谈到了“文化大革命”问题，对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不以为然，肯定“文化大革命”是“伟大胜利”（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479页。）。也许可以据此推断，毛泽东是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做了“两件事”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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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则材料是迄今为止仅有的三位亲历者的说法，因为都直接听过毛泽东的谈话，可信度较高。三则材料还说明，毛泽东不止一次讲过“两件事”，每一次的具体表述也不完全相同。但引人注意而又有争议的，却不是这三则材料，而是广为流传的下面这段：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781—1782页。）
这段谈话，内容和篇幅都比前述三则材料充实，权且称之为完整版。完整版流传的文本很多，没有一个权威的文本。笔者从民间搜集的就有十几种，多是手写稿，也有油印稿和打印稿。各种文本的文字、标点都不尽相同，但内容、意思基本一致。

与简化版不同，完整版的来源无从查考。目前的说法，最早是1976年毛泽东在世时传出来的。胡绳在一篇文章中说：“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前几个月，社会上传出了他的一段话……他是这样说的：‘中国有句成语，叫做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这段话中最重要的是说：‘我一生办了两件事。’他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民主革命的胜利，取得了全国政权。他说：‘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甚少。只有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要我及早地把那个海岛收回罢了。’然后他讲第二件事：‘另一件事，你们也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1976年时，胡绳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当时因“批邓”运动处境不佳，但由于所在机构的关系，还是能了解一些高层信息的。在他看来，“毛主席那时确实在病榻上对少数几个人讲过这样一段话”。 （胡绳：《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1期。）顺便提及，笔者在帮助于光远整理个人资料时，曾在其笔记本里见过两则“两件事”谈话的抄写稿。于光远当时也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与胡绳共事，是否也在当时与闻此事或得到传抄稿，不得而知。

有类似记忆的，不只是胡绳。前述注释提到的项观奇，时在山东大学历史系任教，“文化大革命”时期经历曲折，后期参与过宣讲“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项观奇在个人网文中，也确定他在1976年毛泽东在世时得到过“两件事”谈话的传抄稿。（项观奇：《〈我保存的毛主席关于“一生做了两件事”谈话的传抄稿〉一文的补注》，2014年1月31日。）

无论是胡绳的文章，还是项观奇的回忆，都没有说明传抄稿的来源。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完整版的流传更广，但很长时间里仍然未见权威依据。最早见诸公开出版物，是1988年出版的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但没有注明出处 （史云称，最早将毛泽东这段谈话“公之于众”的是马齐彬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一书。（史云、李丹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8卷《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孔》，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60页）此说有误，《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是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的，1988年12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已经披露这段谈话。）。2003年12月，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1949—1976）》（以下简称“毛传”）出版，第一次在此类权威研究机构编写的著作中引述了毛泽东关于“两件事”的谈话。最令人注意的是注明了来源：“参见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77年3月22日”（《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782页。）。然而，正是这个注释引起了争议。

与叶剑英讲话对照，“毛传”中所引不仅篇幅、文字不同，而且情绪、意思相去甚远。叶剑英讲话里，毛泽东是肯定“胜利地”进行了“文化大革命”的；而“毛传”所引，毛泽东则认为“文化大革命”这笔“遗产”可能会在“动荡”中移交，还可能发生“血雨腥风”。前者情绪高昂，后者情绪低落；前者表达了自信，后者则对“文化大革命”前景充满忧虑。所谓“参见”，实际是“参”而未见。也许是这一原因，2013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出版，有关“两件事”谈话的引述，改成了“转引自1977年3月22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又以注释方式引述传抄稿（文字上与“毛传”略有区别），说明这一说法“本书编者没有查到档案根据或其他第一手权威资料”（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49页。）。 “毛年谱”的处理较之“毛传”严谨了一些，但完整版的来源仍存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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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时间和对象
有关完整版的疑问，不只是原始来源，还有不同文本的时间和谈话对象。就笔者所了解或掌握的文本，有以下几种说法：
（1）王年一的著作，提供了两个时间，一是1976年1月13日，一是1976年6月15日；谈话对象是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00页。）
（2）胡绳文章，时间是1976年6月13日，但没有提供谈话对象。 （胡绳：《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1期。）
（3）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传”，没有提供具体时间，只说“这一年”即1976年；谈话对象是华国锋等人。（ 《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781页。）
（4）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年谱”，时间是1976年6月；谈话对象是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49页。）
（5）于光远笔记，时间是1976年1月13日，谈话对象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华国锋、姚文元、吴德、汪东兴。 （笔者所存复印件。）
（6）民间史料之一，时间是1976年1月13日，谈话对象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华国锋、吴德、王海容。 （笔者所存民间史料照片。）
（7）民间史料之二，时间是1976年1月13日，谈话对象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华国锋、吴德、王海容。（ 笔者所存民间史料照片。）
还有一个说法，据李海文的文章，1993年播出的电视纪录片《毛泽东》，解说词说毛泽东这次谈话的时间是1976年6月25日，谈话对象是华国锋、王海容。 （李海文：《关于毛泽东“一生干了两件事”谈话》，《世纪》2014年第3期。）
综上所述，谈话时间有五种说法，即1976年1月13日、6月13日、6月15日、6月25日、6月；谈话对象涉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华国锋、吴德、汪东兴、王海容八人。（ 史云“根据有关资料”补充了汪东兴、毛远新（见《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孔》，第660页页下注），但未说明什么资料。如本文所示，不同文本已有汪东兴。至于毛远新，因史云未提供史料文本，拙作所列名单暂付阙如。）谈话对象的考证，难度较大。前述八人都有可能听毛泽东谈话。因为华国锋已经否认听过毛泽东这段谈话，可以排除；另外七人中，王、张、江、姚、吴均已作古，生前亦无相关记述；健在的仅有汪东兴和王海容，他们两位是否听过、何时听过这段谈话，只能期待他们自己证实。至于谈话时间，依据相关史料作进一步考证仍有可能。
五种有关谈话时间的说法，归纳起来是两种，即1976年1月和6月。余汝信、曾鸣的文章质疑6月谈话的可能性，颇有道理；但余、曾推断毛泽东没有作过这段谈话，则值得商榷。
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自九一三事件后就急转直下，1976年更是恶化。据张玉凤回忆：1975年后，毛泽东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字句。由于长时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她还能听懂。每当毛泽东同人谈话时，她就得在场学说一遍。但到了毛泽东讲话、发音极不清楚时，她只能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获得他点头认可。毛泽东的语言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只好用笔写出所思所想。后来，毛泽东的行动也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如果没有人的搀扶，连一步都走不动。 （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吃饭、饮水、服药都要张玉凤喂，原来每天还能吃一二两饭，到1976年四五月，每餐只能吃一两勺，而且吞咽不好，常常呛着咳嗽不止。（ 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最严重的是，6月初，毛泽东还突发过一次心肌梗塞，经过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49页。）。
毛泽东的身体状况透过相关文献资料亦可窥一斑。毛泽东的基本工作方式之一，就是批阅文件、材料、信函等。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毛泽东年谱》，1976年1月至9月，毛泽东所写的批示或批语的文件、信函仅20件（致外国领导人的贺电、唁电这类仪式性文字，显然非他起草，不计在内）。其中1月份6件，2月份7件，3月份2件，4月份5件，5月以后未见批示。最长的批示是对复旦大学刘大杰教授的回信，连同标点符号计86个字；最短的只有两个字，而且两个字的批示或批语有8件，占批示件数的40%。可见他写字已十分困难。
1976年毛泽东会见外宾的次数比上年锐减。1975年，连同4月份秘密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毛泽东会见外宾共18次，其中前9个月9次。而1976年，毛泽东会见外宾仅6次，而且都在前5个月。会见的时间一次比一次减短：2月23日，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长100分钟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38页。）3月17日，会见老挝领导人凯山?丰威汉，时长35分钟 （陈长江、赵桂来：《警卫队长的回忆：毛泽东最后十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第249页。）；4月20日，会见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时长不详；4月30日，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时长30分钟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48页。）；5月12日，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时长20分钟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48页。）；5月27日，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时长仅10分钟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49页。）。新华社当时发布的照片，前3次毛泽东都是站着与客人握手，后3次则没有。 （见《人民日报》1976年2月24日、3月18日、4月21日、5月1日、5月13日、5月27日第1版。）不是记者没有拍到，而是毛泽东已经很难自己站立，需要靠人搀扶。这样的照片即便拍到，也不会发布。
毛泽东不仅会见外宾的次数大为减少，同党内、国内人士的谈话也极少。1975年5月3日最后一次主持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再也没有主持过任何会议，也很少或不愿同人谈话 （参见郭金荣：《毛泽东的晚年生活》，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89页；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连主持政治局工作的华国锋也不易见到毛泽东，只能在陪同外宾时向他汇报工作 抓捕“四人帮”后，陈云曾问华国锋那时能不能见到毛主席？华国锋说，见不到，只能在毛主席会见外宾时讲几句话。（参见陈云：《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1月4日），《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3页。）。1976年2月至6月，华国锋只见过毛泽东7次，6次是陪同外宾，1次是单独谈话。华国锋不易见到毛泽东，未必是“四人帮”封锁（事实上，江青等人也很难见到毛泽东），主要原因恐怕还是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恶化。据“毛年谱”所记，1976年上半年，毛泽东听取党内人士汇报、同党内人士谈话，共计6次；其中1月份1次，4月份4次，6月份仅1次。听取汇报或谈话时，毛泽东因为发音不清楚，常常不易被听懂，需要依靠身边工作人员（主要是张玉凤——笔者注）转述或“翻译”；有时工作人员都听不懂，毛泽东只能用笔写出来。写出来的字也明显看得出来手在抖动，完全失去从前挥洒自如的风格；个别字迹如果不看上下文，很难辨认。写的文字也很少，大多是单词或词组，少有连贯的句子。4月7日毛远新向他汇报天安门事件情况，毛泽东多以“好”“嗯”“是”“对”应答。谈及处理，毛泽东的指示是：“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 （毛远新的笔记（1976年4月7日），转引自笔者所存于光远工作笔记抄件复印本。）4月30日会见马尔登后，华国锋向毛泽东汇报国内局势和工作，毛泽东说得更简单：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随即写下了后来广为人知的三句话：“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48页。）6月25日同华国锋谈话，只写下一句话：“国内问题要注意。”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49页。）这是毛泽东一生最后的文字。
完整版的“两件事”谈话，逻辑严谨，语气连贯，表达清晰。以上述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且在6月初突发过心肌梗塞，要在6月份讲出那段行云流水般的谈话，可能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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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论和分析
那么，毛泽东何时作的完整版“两件事”的谈话呢？
据史料，1976年1月21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前一天政治局会议批评邓小平的情况，谈话如下：
主席：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意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
毛远新：还要创造条件，看实践怎样做到他自己的申明。小平同志讲向主席陈述自己的错误、听取教训外，还想讲自己的工作。
主席：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
毛远新：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主席：对。
毛远新：上次主席讲征求几个人的意见，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提出国务院请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他们三人做具体工作。
主席：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 （毛远新的笔记（1976年1月21日），转引自笔者所存于光远工作笔记抄件复印本。）
2月23日，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就国际局势和中美关系等，谈话100分钟（ 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38—639页。）。看来，1976年一二月份，毛泽东尚能勉力作稍长些时间的谈话。因此，1月13日毛泽东作这段谈话的可能性较大。宽些推论，毛泽东这段谈话可能是在1月8日至28日之间讲的。推论截至1月28日，是因为这天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两件事”的谈话带有“政治遗嘱”的意味，照理不会不对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人讲，但由于华国锋表示未曾听过这段谈话，所以谈话应该在毛泽东提议之前。
笔者这一推论，是建立在肯定毛泽东作过这段谈话的假设之上的。问题是，到底是否作过这段谈话？在缺乏原始档案或第一手资料的情况下，将考证的焦点转向这段谈话的内容，不失为一个讨论的视角。透过谈话的内容，可以引起对毛泽东最后一段时光的心理分析和讨论，而这更具有解释学的意义。
完整版的“两件事”谈话，最值得注意的内容有这么几点：（1）对“文革”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2）“文革”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3）可能“和平”移交，也可能在“动荡”中移交，甚至可能发生“血雨腥风”；（4）现在的人和将来的人会如何对待这笔遗产，“只有天知道”。同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的高昂情绪相比，这段话流露的毛泽东心理已不同往昔。他看到了党内和社会上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现实，但又有些无可奈何。毛泽东很清楚，他的体力和心力都已很难再支撑“这件事”了。
笔者以为，这段谈话与当时的事实相当吻合。九一三事件对毛泽东打击很大，他一方面“解放”一些被打倒的老干部；另一方面又反感把林彪问题定性为极左。看得出来，毛泽东的内心是矛盾的，既试图调整党内关系，又要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正当性。从1971年11月至1974年12月，毛泽东多次对老干部来信作出批示，或者解脱其囹圄之灾，或者指示安排其生活和工作，其中不乏受“大案”“要案”牵连的人物，如“二月逆流”中的谭震林、“彭陆罗杨”事件中的罗瑞卿、“杨余傅事件”中的杨成武、“七二○事件”中的陈再道。最突出的，莫过于恢复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甚至在1974年秋冬提议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和中央副主席。毛泽东不是不知道党内和社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厌倦和抵触（前述毛泽东曾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过“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失败了”，就是明证），但或许他是想透过上述调整来消除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而实际上，可能他自己也已感到了疲惫，发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的指示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543页。），支持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领导事实上是一定程度修正“文化大革命”极端政策的“各方面整顿”。
然而，1975年秋，“各方面整顿”方兴未艾，两封经由邓小平转呈的反映清华大学负责人迟群、谢静宜问题的来信，令视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再度敏感。毛泽东认为邓小平“偏袒”写信人，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指责邓小平“不抓阶级斗争”，“还是‘白猫、黑猫’” （《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中共中央文件〔1976〕4号，1976年3月3日。）。在他看来，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但是，不只是邓小平一个人，还有一批被“解放”的老干部都心怀不满。他没有想到，“解放”了的老干部并没有稀释对“文化大革命”的情绪：“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87页。）正所谓“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1949年以后，只要定性“路线斗争”，毛泽东多以强硬和激烈的党内斗争直至社会运动的方式解决，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黄（克诚），刘（少奇）邓（小平），林（彪）陈（伯达）莫不如此。但是1975年这轮“路线斗争”，毛泽东却采取了党内“打招呼”和“校园辩论”这种相对温和的方式。
1975年10月19日，毛泽东第一次批评邓小平，但只是要求转告邓小平“不要上当”，要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吴德和迟群、谢静宜研究处理。毛泽东说的处理，恐怕是指处理反映迟、谢问题的来信及问题，所以毛泽东的指示是：“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 （《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754页。）事情还限于很小范围。
28日，前述六人开会，提出两个方案：一是召集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再展开辩论；二是以来信为主要内容，在全校展开大辩论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17页。）。毛泽东同意的是第二方案。这一方案的关键，在于不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也就是不涉及邓小平本人。
11月1日晚，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既批评他转信的做法，也肯定了他前一段的工作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19页。）。第二天，毛泽东同毛远新谈话，虽然批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算账”态度，仍然要求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谈话，要他“开门见山”谈意见，“帮助”邓小平“提高”（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19页。）。
毛远新同邓小平的谈话并不愉快，邓小平反驳了毛远新对他主持工作以来的形势和工作的否定。对此，毛泽东没有激烈的反应，只是要求扩大高层谈话的范围，增加李先念、张春桥、纪登奎、华国锋。毛泽东提议讨论“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还承认“文化大革命”也有不足，即“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并指示对邓小平“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20、621页。）

小辣辣

除了在中央高层“帮助”邓小平“改正错误”外，对党内老同志毛泽东考虑以“打招呼”的方式告诫和提醒。11月13日，他写了一则批语：“过去只有河南同百分之八十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一些老同志要打个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乔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个人”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23页。）。周、李、二胡和刘、李都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冲击，“文化大革命”后期先后复出工作的老干部，其中周荣鑫、胡耀邦、李昌、胡乔木等人直接参与了邓小平主持的整顿。11月26日，经毛泽东审阅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下发，再次向党内上层传达了他的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 （《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中共中央文件〔1975〕23号，1975年11月26日。）
到这时，毛泽东不打算以“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方式解决邓小平以及老干部的问题，而希望他们能够“转弯”，继续工作。一则李昌笔记也可以证明。李昌参加了11月16、17日政治局打招呼会议，毛远新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开一开好，谈一谈好。两个可能，一达到团结，一达不到。那也没有什么要紧，总是把问题提出来了。”“小平他是不抓阶级斗争……他有进步，不要急，也要帮助他熟悉文化大革命的历史。”（ 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75年11月16日）。转引自笔者所存李昌工作笔记复印件。）尽管邓小平提出中央日常工作改由王洪文主持，毛泽东仍批示：“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再说。”（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24页。）大概毛泽东在等待邓小平“回心转意”。即使邓小平拒绝主持作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毛泽东仍然没有放弃。直到1976年1月20日，邓小平再次坚辞，毛泽东还是表示：“小平工作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 （毛远新的笔记（1976年1月21日），转引自笔者所存于光远工作笔记抄件复印本。）

这一轮“路线斗争”没有采取强硬和激烈的手段，恐怕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以毛泽东晚年的身体状况，再开展一场“你死我活，你存我亡”的党内斗争或社会运动，多半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甚至心也不足了。二是毛泽东不希望改变九一三事件后中央高层的政治格局。“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位高权重，政治上平分秋色。九一三事件后，林彪集团垮台，按说应该是江青集团地位上升，其中张春桥也的确进了中央常委，与他们有关系的王洪文还担任了中央副主席，但1974年和1975年，毛泽东两度批评江青等人搞“四人小宗派”“四人帮”。同时，毛泽东让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后来还让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大概毛泽东的设想是保持一种以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等为中坚力量的政治平衡，以维持既不偏离“文化大革命”轨道、又不致再出现大的动荡的局面。如果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出局，这种政治平衡的格局就会被打破。所以毛泽东期待邓小平思想“转弯”，仍留在局中，虽然不再主持工作，但大致可以维系这种政治平衡。

1976年1月，周恩来病逝，邓小平的问题还在等待之中，中央的日常工作由谁来主持？据张玉凤回忆：“周总理逝世以后，毛主席情绪十分不好，烦躁不愿讲话。”（ 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总是在拨手指，考虑问题。还问我，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我就一个一个地报出当时政治局委员的名字”（ 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毛远新也说过，“毛主席当时在几个副总理中间翻来覆去地琢磨，最后选定华国锋。”（ 阎长贵：《贡献与缺憾——读〈国史〉第八卷》，见阎长贵、王广宇：《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09年，第463页。）“烦躁不愿讲话”，“总是拨手指”，“翻来覆去”，看来毛泽东在犹豫、踌躇甚至焦虑。更让毛泽东焦虑的，可能是人事更替后的变数和“文化大革命”的走向。历经十年“文化大革命”，党内和社会上对“文化大革命”不仅普遍缺乏认同，反而愈来愈不满；党内高层格局会不会改变，能不能支撑“文化大革命”的局面，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切殊难预料。

张玉凤回忆，毛泽东在去世前不久，常常背诵庾信的《枯树赋》，情绪是很悲凉的 （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事实上，这种孤独和悲凉很早就开始郁积了。据参与过为毛泽东标点和注释古文的朱永嘉说，1974年5月，毛泽东指示标点和注释5篇六朝古赋，即庾信的《枯树赋》、谢庄的《月赋》、谢惠连的《雪赋》、江淹的《恨赋》和《别赋》。（ 朱永嘉口述、朱绍君整理：《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第68页。）这些古赋多表达生离死别和背井离乡，格调凄凉哀婉：“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枯树赋》）毛泽东读古词，兴趣本来是“偏于豪放”（ 《毛泽东读范仲淹两首词的批语》（1957年8月1日），《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30页。），晚年却一反往日兴趣，对苍凉凄婉的词赋更为钟情。无怪乎朱永嘉当时“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朱永嘉口述、朱绍君整理：《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第77页。）。1975年，毛泽东向身边工作人员念过两句古诗：“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郭金荣：《毛泽东的晚年生活》，第34—35页。）诗句出自清朝诗人严遂成的《三垂冈》。毛泽东晚年常常落泪，这是他身边工作人员多次忆及的。张玉凤就说过：“主席晚年常常泪吟《史记》汲郑公列传中的一段话：‘一死一生乃见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泪吟”恐怕与贫富、贵贱无关，而关乎生死。倒不是他怕死，而是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他终于发现理解“文化大革命”的人还是少数，担心其身后“文化大革命”如何延续，他开创的革命事业能否传承？“曲高和寡”，前途堪忧！到1976年1月，这种孤独和悲凉已经溢于言表。在这种心态下，毛泽东讲出那段“两件事”的谈话是有可能的。

（本文作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上海200241）
(责编：张湘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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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ffy05        2015-07-02 06:28

胡绳：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


    毛泽东从来十分重视俄国的十月革命和苏联的存在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十分重视十月革命的经验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下面一段话是毛泽东在1949年所写的几乎人人都知道的话：“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①

    在十分尊重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的同时，毛泽东坚决反对把十月革命的模式强加在中国革命头上、要求一切照办的倾向，坚决反对苏联领导人(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按照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利益在中国头上挥舞的指挥棒。

    中国共产党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的道路，从而取得胜利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现在也已经走上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如果不拒绝和抵制那时的苏联领导人的指挥棒(在1943年以前还有共产国际的指挥棒，或者说是苏联领导人经过共产国际的指挥棒)，如果把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模式看成是不可逾越的、唯一应当遵循的模式，那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自己的道路是不可能找到的。

    正因为毛泽东既尊重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而又不迷信苏联的主张和经验，并且和这种迷信进行坚决的斗争，所以他成为创造性地找到中国民主革命的正确道路，并且领导这个革命取得胜利的伟大领导人。他又是首先倡议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寻求具有中国特色的、自己的道路的伟大领导人。

    1942年毛泽东在党内发起整风运动，其目的主要在于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反对教条主义。针对30年代前期在党内居于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倾向，毛泽东指出，绝不可以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字句当成教条，而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毛泽东提出整风当然只是对中国党内来说的。但他对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的批评却不能不具有较广的涵义。30年代中国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实际上是把从莫斯科传来的任何意见，不管它是如何违反中国的实际，一律看作必须遵守的金科玉律，除此之外不可以考虑别的。他们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语句当作教条，也是从他们在莫斯科的老师传授来的。

    发起整风运动前的1938年，毛泽东就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他说：“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②

    中国的革命当然与别的国家也有共同性。在共同性方面，苏联和共产国际曾给予中国共产党人以有益的帮助。这主要是在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和在它的幼年时期。那时中国共产党人十分缺乏经验，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知之甚少。例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殖民地附属国一样，当时的革命还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样的认识，幼年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从苏联和共产国际学来的。这样的认识虽然十分重要，但是仅靠这种一般性的理论，而不真正懂得中国的具体实际，是不足以指导中国革命的。1927年中国革命遭到惨重的失败，其原因固然在于当时革命和反革命的社会力量对比形势，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当时还没有独立判断的能力，也同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在遥遥的远方，只凭抽象的观念对中国革命发号施令有关。他们派驻中国的代表，虽然自居于中国革命指导者的地位，但由于不了解中国社会的情况，越到复杂的关键时刻，越是只能瞎指挥。

    在30年代前期，共产国际及其官员对中国革命瞎指挥造成了特别严重的危害。这时，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比较有了独立的经验，以毛泽东为代表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些农村革命根据地。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中国共产党这时没有能力抵抗从莫斯科来的指挥棒。在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一个官员的指挥下，几个毫无经验的年轻的留苏学生(以王明即陈绍禹为首)取得了党内的领导地位。他们完全不顾中国的国情，按照他们的师傅的旨意，在中国党内推行一整套的“左“倾的路线。在军事上他们也抛弃了毛泽东等同志领导创造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而把红军的指挥权全部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些经验的外国军官。结果是在1927年的惨败后几年间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苦奋斗所创立起来的可观的基础(包括红军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工作)几乎全部覆灭。如果不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纠正了“左”倾路线，更换了党的领导，扭转了局势，那么长征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革命显然将处于极端危险的局面。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革命问题的划时代的标志。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中国革命又一次受到来自共产国际的扰乱。在共产国际领导机构中任要职的王明被派回国，他带来了一套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拉向右转的思想和措施。由于王明有苏联和共产国际做后台，所以党很不容易地才克服了他的这种错误倾向的影响。抗日战争的全部过程证明：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是完全必要的和可能的，但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定地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必须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和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这样才能保持统一战线，直至抗战胜利。如果放弃斗争，一味乞求团结，统一战线必败。王明企图在中国党内推行右倾路线虽然失败了，但是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于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所执行的全套策略，始终不能理解并表示怀疑。

    由于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特殊性(和西方各国相对而言的特殊性)，中国革命必然出现许多在马克思主义书本上从来没有的新奇的事情。最显著的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到经济上很落后的农村中，发动农民组织革命武装。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的具体情况出发，以对中国的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为依据，毛泽东得出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找到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是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新观点、新思想。没有巨大的理论勇气，是不可能提出并坚持这样的新观点、新思想的。一般地说，提出新观点、新思想总要冲破一些旧的传统观念，所以要有理论勇气。而我们这里所说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论点教条化，以至成为束缚人们的头脑，限制人们的实践的框框的人就是当时举世公认为对解释马克思主义最有权威的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敢于并能够冲破这种束缚是很难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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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为什么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总是把毛泽东在40 年代初发起的整风运动看成是可疑的异端。虽然毛泽东在整风中说的只是中国党内的问题，并不涉及其他。但是第一，整风运动中主要受批评的是王明这个苏联和共产国际视为宠儿的人；第二，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有一些死守马列书本，依据俄国经验的现成的公式。例如，既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就要以城市为中心，解决中国问题似乎也只需并只能依照这个公式。而毛泽东发动的整风，实际上就是向这种公式挑战，否认这种公式。

    毛泽东在1941年5月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是说明整风运动的基本思想的第一篇文献。这篇报告尖锐地批评了党内有些“言必称希腊”的人，说他们“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③。这里所说的“希腊”，实际上恐怕就是指苏联。固然在这篇报告中高度评价了斯大林主持编撰的《联共(布)党史》，这种评价是否适当是可以考虑的，但是毛泽东是这样说的：“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④可见他并不把苏联的经验当成普遍适用的经验。他所重视的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邓小平说：“中国革命就没有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去进行，而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⑤如果中国革命不是走这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而是按外国的权威判定的天经地义来进行，抗日战争就不可能持久进行，1949年的胜利也完全不能想象。

    1943年6月，共产国际解散。在解散前的几年中，它对中国党的干涉越来越少。周恩来说：“我们中国党这时已经成熟，和共产国际的来往不多了。”⑥

    在抗日战争时期，苏联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做法至少是有怀疑的。他们不大能理解农村游击战争的意义，不大能理解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也如同他们不大能理解在统一战线中又斗争又团结的策略一样。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苏联领导人不相信中国革命能够取得彻底胜利，而且认为中国革命不宜取得彻底胜利，这和他们对世界形势的错误估计有关，也与他们一贯地不能理解以农村包围城市这条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有关。毛泽东在指出对斯大林应作“三七开”的评价(“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时说：“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斯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年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⑦周恩来曾说，斯大林虽然有时对中国党有不恰当的怀疑，但一经实践证明不对，看法也可以改变，“例如他怀疑我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怀疑我们对于帝国主义不斗争，一到抗美援朝，他的看法就改变了”⑧。这都是说，直到中国革命在1949年取得胜利时，斯大林还对中国共产党抱着很深的怀疑。这种怀疑显然集中在中国共产党内最具有理论创造能力的领导人毛泽东的身上。邓小平说：“在斯大林时期，中国党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没有听他的话，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⑨中国党能够坚持从实际出发，顶住国外来的压力，主要应该归功于毛泽东。

    邓小平十分恰当地指出：“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⑩对这个功绩无论怎样估价都不为过。中国革命是经历多次失败和挫折，终于在毛泽东领导下走上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才能取得1949年的胜利的。所以邓小平又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1956年，人民中国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开始面临着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在这以前，从1953年起，一方面进行对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方面已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的方法和政策是具有符合中国国情的特色的。这虽然是全新的事情，但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分得土地的农民实行组织起来的经验，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团结政策的经验，都有助于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路子。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经济建设，基本上是采取苏联的经验。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只有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中所得到的一些经验，显然是不够用的；而中国旧社会在这方面也没有留下多少可供利用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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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1956年4月所发表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这里所说的过去少走了一些弯路，可能是指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也可能包括民主革命的胜利。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中国应该接受苏联的哪些教训呢？中国应该在哪些方面和苏联不同呢？毛泽东在他的讲话中具体提到下列几点：第一，“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第二，“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目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第三，“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也没有。”在这篇讲话中还提到，“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第四，“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第五，“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第六，“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指“如何对待犯错误的人”的问题——引者)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周恩来经常在党内告诫，绝不要学苏联那样建立一个从上到下，垂直系统，脱离各级党的领导的“安全”机关。第七，“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里所说的“有些国家”指谁是明显的。这篇文章还说：“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

    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十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他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个基本方针的提出，是和接受苏联的教训有关的，当时毛泽东已经看出那种过分集中，一切由国家计划来安排的经济体制，那种也是过分偏于统一集中的政治体制，那种把社会主义经济和世界其他部分隔离开来的倾向，不足以动员国内外一切有益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因素。因而是不可取的。由此，毛泽东认为，中国可以而且应当找出一条有别于苏联，符合于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这在那时可以说是一种惊世骇俗的意见。那时和那时以后，苏联的领导人和理论界都把苏联的模式看成唯一可以设想的模式。世界上反对社会主义和赞成社会主义的人几乎无不是这样以为的。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把苏联模式的弊病，看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弊病，赞成社会主义的人一般都以为，要搞社会主义就得照苏联的模式做。

    当然，知道要避免苏联的缺点和错误，企图走另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不等于已经找到了这条道路。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经历了相当长的曲折道路，经历了多次的挫折和失败，由于总结了自己的经验，特别是挫折和失败的经验，才能够终于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自己的道路，走向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也不可能不是这样。

    毛泽东在上述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说到工厂和其他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还说到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等等。这些是突破苏联模式的新的思想的萌芽。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当时也有种种新的想法。例如陈云在1956年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11)(即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计划生产、国家市场三者为主体，而以个体经营、自由生产、自由市场三者为补充)。但这些处于萌芽状态的想法，要发展成为足以代替旧的体制的新的体制，还必须经过一个实践的过程。

    1980年邓小平曾接见一位意大利记者。这个记者在问到毛泽东是否犯过错误时说：“大跃进难道不是错误？照抄苏联的模式难道不是错误？”小平同志精辟地从原则上做了答复。但没有具体提到“照抄苏联模式”的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确曾受苏联模式的影响，而且是相当严重的影响。但毛泽东恰恰是最明确地主张不要照抄苏联模式的一个领袖。在毛泽东领导下，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拒绝苏联领导人所肯定的“天经地义”，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找到了自己的道路。这个经验使毛泽东确信，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应该找出自己的道路。事实上，他是犯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等错误，直至“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错误。但他犯的不是照抄苏联模式的错误。他是要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为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新的道路进行探索，在探索中走入歧路。正因为走入歧路，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也就不可能使中国摆脱苏联的模式。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说：“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这话也应该认为是正确的。但是，在利用前一时期的经验的时候，当然必须区别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情况。在建设时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法，和以往的革命时期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如果把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不加分析地套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以为这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那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

    在民主革命时期，通过和广大群众切身利益有关的阶级斗争观念，动员和凝聚了群众的意志和力量，并且在广大群众的政治热情发动起来以后，就产生无穷无尽的摧毁敌人的力量。但是这种经验不能简单地应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只用政治方法来动员群众，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就造成了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以至“文化大革命”这些错误。这些错误使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走了许多弯路，受到许多损失。

    如同在民主革命时期一样，中国共产党人也在社会主义时期从错误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在1976年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以后，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过去20年的经验，特别是发展到“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危险局面的“左”倾错误的经验，纠正了这些错误，终于弄清楚了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找到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一套方针政策。

    现在回顾历史，可以看出，从1957年开始的20年中，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走上曲折的道路，犯了许多错误，其发端在于不按照苏联的模式走完全一样的路，而要另辟蹊径。那么我们在评论历史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认为本来不应该怀疑苏联的模式，本来可以完全按照苏联的模式做，那就可以避免我们曾经犯过的这些错误。我以为，如果进行这样的评论，那是完全错误的。

    在1956年，在中国面前可以说是有两条路好走。一条路就是我们实际上在这20多年里走过的路，另一条路就是亦步亦趋地跟着苏联走。认为中国应该走这另一条路的至少是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如果走这条路意味着什么呢？那不仅意味着中国会走上一条不是那么健康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且意味着中国会成为在苏联指挥棒下的一个大的“卫星国”。在建设中遵循苏联的样板和成为它的“卫星国”，虽然并不是一回事，但的确是密切联系的。历史表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已经惯于按照自己的意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指挥一切。斯大林的后继人并没有对斯大林的正确和错误进行科学的分析，他们在一笔抹杀斯大林的时候，继承了斯大林的许多错误的作风和做法，而且变本加厉。其中也包括自居“老子党”的地位，以大国沙文主义态度干预和支配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由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采取了坚决抵制的态度，中国才没有沦为苏联的“卫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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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50年代后期起，毛泽东不顾苏联方面来的异议，坚持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同时也警惕地注视着苏联领导人日益加剧的对中国的敌视。赫鲁晓夫以逐出教门相威胁，直接向中国提出了侵犯中国主权、控制中国命运的要求，毛泽东领导全党对此作出了毫不妥协的答复。我们现在不来评论60年代初期中国和苏联两党的大论战中的细节。应当说，中国共产党方面在这次论战中提出的有些论点并不完全正确。但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维护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按照自己的国情走自己的道路的权利，是完全正确的。把运用一切手段直至武力来维护自己的指挥棒的权威的苏联称作社会帝国主义，也并不过分。由于赫鲁晓夫和他的继承人勃列日涅夫坚持这种社会帝国主义的立场，由于毛泽东和他的同志维护党和国家应有的独立和主权的态度毫不含糊，中苏两党的决裂成为不可避免，并且延续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毛泽东在60年代初期做出为了维护自己的独立主权，不惜和苏联决裂的决策，是经过反复的、慎重的考虑的。当时的苏联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他的指挥棒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还很能生效。所以做出上述决定不但要准备遇到从北方来的侵略势力，而且要准备在世界上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就中国国内来说，要转变向来普遍存在的对苏联的崇敬，也不是容易的事。毛泽东一生曾遇到许多艰难复杂的局势，要求他做出正确的决策。这个决策是他一生中所做的有长远历史影响的、足以表现出他用远大的眼光解决最难解决的问题的才能的伟大决策之一。在1989年以前，也许还有人怀疑这个决策是否完全正确和必要，但是经过了1989年到1991年从东欧到苏联的一系列剧烈的变化以后，恐怕再没有人能低估30年前毛泽东在中苏关系问题上做出的决策。如果那时不做出这样的决策，如果中国在那时走上上述两条路的第二条路，以至成为苏联的“卫星国”，那么后来的结果会是怎样？对这样的问题要是进行讨论，大概很多人会做出同样的答复。至于在苏联解体前不久，由于各种情况已和30年前不同，中国和前苏联的关系正常化当然是必要的，这为今日中国和原属苏联的各国保持正常友好关系打下了基础。

    的确，中国在30年前走上上述的第一条路之后，由于独立地探索自己的道路，因而走了许多弯路，犯了许多错误，党和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面临着危亡的局势。为我们所经历过的这些曲折和错误而懊丧，是无益的。如果说，这两条路都不可取，最好在1957年直接走上1978年以后的路，这样的假想也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我们已经经历了许多曲折和错误。我们正是从总结这些曲折和错误，才找到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适合中国情况的正确的道路。之所以能这样做，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具有从自己的错误经验中学习的传统。这种可贵的传统的形成，是和毛泽东分不开的。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以党所反复犯过的多次错误为借鉴，确立了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理论和政策。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也曾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的缺点，试图加以纠正。但因为对错误的认识还不透彻，因而未能有效地纠正。在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后期，虽然他已开始感到，这场所谓革命，至少不像他原先所设想的那么完满，但是他已来不及进行总结，只能把这个任务遗交给后人。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党的新的一代领导人，既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继承了毛泽东的正确的基本思想。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以后，立刻就出现了这样一代新的领导人呢？这一代其实就是毛泽东自己所培育出来的。他们是在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并且是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人邓小平，就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团中的一员。

    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从1979年起的十几年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当年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抱的想望正在逐步成为现实。他的想望就是中国能够避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缺点和错误，而以符合中国情况的方式，把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得更快更好些。他还相信社会主义建设不应该像苏联那样只有国家的一个积极性，而应该把全社会的一切积极力量动员起来。在国际上，也要调动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力量。8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发现：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唯一正确的途径。

    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前几个月，社会上传出了他的一段话。这时，“文化大革命”似乎已经临近尾声，但谁也不知道局势将如何发展。据说那年6月13日毛主席讲的这段话，说的是他对自己一生的回顾和后事。他是这样说的：“中国有句成语，叫做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这段话中最重要的是说：“我一生办了两件事。”他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民主革命的胜利，取得了全国政权。他说：“对这件事，持异议的甚少。只有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要我及早地把那个海岛(这是指台湾——引者)收回罢了。”然后他讲第二件事：“另一件事，你们也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看来毛主席那时确实在病塌上对少数几个人讲过这样一段话。记录是否绝对准确，固然很难说，但恐怕是八九不离十吧。

    毛主席在那时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显然已不是那么绝对自信。但是他的看法和历史的定评，还是有很大的距离。对毛主席所说的两件事，历史的定评是：前一件事是改变中国的悲惨的、痛苦的命运，造福千秋万代的伟大胜利。后一件事却是巨大的错误和巨大的失败。

    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当作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中的一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件事确实极为浓重地带有他个人的印记。但是后人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不能同意他自己所做的这个概括，不能同意把他的后半生概括为“文化大革命”这个巨大的错误。

    毛泽东的前半生探索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达到了完全的胜利。他的后半生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却没有能够达到应该达到的目的。虽然在他的探索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曲折，并且造成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但是历史不能忘记他首创进行这种探索的伟大功绩。

    综合本文的论述，毛泽东一生是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领导党和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要战胜如此强大的敌人，中国革命不能沿袭别国的模式，而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独特的道路。毛泽东敢于和能够抵制从国际来的错误的影响，找到并坚持唯一能使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这才使他能够完成第一件大事。

    第二件大事是，在以带有中国特色的方法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努力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毛泽东是这种探索的开创者。他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抗拒来自国外的强大影响和强大压力，从而发动并且坚持进行这种探索。所以毛泽东作为这种探索的开创者的历史功绩应当用最浓的笔墨记载在史册上。毛泽东没有能够亲眼看到这种探索开花结果，但在他的学生手里，能够抗拒任何风霜的花和果实已在中国的大地上繁茂地生长起来。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0—1471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4页。
    ③④《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799页，第803页。
    ⑤⑩《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78页，第304页。
    ⑥⑧《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12页，第302页。
    ⑦《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1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页。
    (11)《陈云文选》(1956—1985年)，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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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xsk        2014-05-26 12:51

毛主席对文革的评价究竟是怎样的？

毛主席对文革的评价究竟是怎样的？

（一）

　　1976年3月3日，毛主席亲自批示同意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印发由毛远新整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其中第二部分是有关文化大革命各个方面问题的论述。从1966年至1976年，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随着这次革命的不断进行，在不同的时段有过多次评论。《毛主席重要指示》中的这样一段话，应该说是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的评价，也就是全面的总结：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１、打倒一切，２、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二）

　　2003年1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撰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由逄先知等任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出版，其中“临终的日子”一章，记载了毛主席在1976年6月15日，关于“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同“华国锋等”的这样一段谈话：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这段话后面有《传》的编者加的注：“据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77年3月22日。”还有这样一番议论：

　　[毛泽东这番话，充分表现出他的复杂心态。他把“文化大革命”列为自己一生当中做的“两件大事”之一，显然是不适当的，也不符合实际。但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在他心中的分量是多么重。明知对这场“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而他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怎么交这个班？毛泽东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忧虑和不安。]

（三）

　　2013年12月，同样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同样是由逄先知等任主编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出版，其中第六卷第649页，对毛主席1976年6月有关“我一生做了两件事情”的谈话，有这样的记述：

　　【6月 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谈话。毛泽东说：我一生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打倒了蒋介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一件是胜利地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这后面也有一个编者注：“毛泽东说的这段话，转引自1977年3月22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关于毛泽东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情，在一些书刊中曾流传一种说法：（此处全文引用《传》的记载，略）对上述说法，本书编者没有查到档案根据或其他第一手权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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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看来，毛主席在1976年对文化大革命的总体评价有三个版本：（一）是毛主席亲自审阅同意的《中共中央通知》的3月3日版本；（二）是《传》记载的“据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77年3月22日”的6月15日版本；（三）是《年谱》记述的“转引自1977年3月22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的6月？日版本。

　　这中间，后两个版本的出处虽然同是“叶剑英讲话”，但内容和篇幅相差很大，而且《传》是“据”，《年谱》是“转引自”，意思也不一样。再说，叶剑英转述的“毛主席谈话”，就等于是毛主席的原话吗？

　　那么，究竟哪一个是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真正评价呢？我们今天到底应该相信哪一个呢？

　　这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也不是可以相信这个可以相信那个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问题，关系到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不能正确评价的问题。因此，千万不能漠视、忽视、轻视了！

　　在这方面，本人十分赞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确定的这样一个原则：“未经毛泽东审定的讲话、谈话记录稿，根据本书的编辑方针，一律不编入。”尽管这个研究室自己并没有真正做到。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了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书中的这样一段话：“马克思对工作永远是非常认真慎重的。他所引证的任何一件事实或任何一个数字都是得到最有威信的权威人士的证实的。他从不满足于第二手的材料，总要找原著核对，不管这样做有多麻烦。……凡是没有经过他仔细加工和认真琢磨的作品，他决不出版。他不能忍受把未完成的东西公之于众的这种思想。要把他没有作最后校正的手稿拿给别人看，对他是最痛苦的事情。他的这种感情非常强烈，有一天他向我说，他宁愿把自己的手稿烧掉，也不愿半生不熟地遗留于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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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比上一帖早几天本人发的另一个帖子：

《毛泽东年谱》否定《毛泽东传》有关“毛主席谈话”的记载


　　2013年12月，毛泽东主席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出版。其中第六卷正文对毛主席1976年6月的言行有这样的记述：

　　【6月 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谈话。毛泽东说：我一生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打倒了蒋介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一件是胜利地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6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