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开头想说点题外话，跟版主和历史网友们聊聊生活、谈谈心。因为自己人生很快要开始一个新阶段，无论个人生活还是事业，我想都没有想到，不知是幸运还是压力，居然同时有难得的机遇刷新，创业与升格几乎同时进行。不过按照自己的信仰，只能说都视为主的考验，考验过后也许会有难得的礼物赐予。接受就是。
这次机会也十分奇异，给我这个机会的是古稀之年的A伯。他是文革后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第一代研究生，又是第一批公派留美攻读博士的，数十年转战欧美亚三大洲，无论教书还是做产业都极成功（还是要佩服毛泽东时代培养的老知识分子，有我们现代这些人远不及的长处---务实又坚忍，嗅觉与目光敏锐至极，不仅有真才实学，而且有真才实技，到哪里都能接地气融入）。数年前他刚海归，叫他回来的最亲密的合作者、当时炙手可热的B卷入一个震动海里的大案子。我呢，只不过与他们底下一个部门里的同样小字辈做点合作研究，与A伯两面之缘而已。
A伯在京中故旧同学还是很多的，也肯上心，一个无权无势、花甲之年海归的学者身处危机边缘，依然这么多人记得他，只能说：第一，这个人有真才实学；第二，这个人不仅不恃才傲物，而且必定一贯以来做人相当有水准。他的一位同学找到我的一位有建言入幕地位的长者C，说是知道他有一位晚辈-我在那里短暂合作过，每次回国出差也是那边我的小伙伴们接机。C从来不曾把他圈子里的什么人直接介绍给自己的子侄辈。这次破例，让我去跟A伯交谈，回来汇报给他，主要看A伯是否与B的案子有干系。
我照做了，C综合包括我这里的各方信息，初步结论A可能是无辜的，就帮他说了话。开头想说点题外话，跟版主和历史网友们聊聊生活、谈谈心。因为自己人生很快要开始一个新阶段，无论个人生活还是事业，我想都没有想到，不知是幸运还是压力，居然同时有难得的机遇刷新，创业与升格几乎同时进行。不过按照自己的信仰，只能说都视为主的考验，考验过后也许会有难得的礼物赐予。接受就是。
我以前努力地“逃出”象牙塔，总是试图通过自己爱好创业，“逃”到我喜欢的职业上去---但是老天总是差那么一口气，比如关键时刻，这方面最重要的伯乐突然英年早逝等等。上苍他就是还要把我引到跟我自己专业相关的创业平台上去才给我生机和转机，否则我要么老死在象牙塔里，要么就退隐在家庭里，毕竟我们也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年龄。
这次机会也十分奇异，给我这个机会的是古稀之年的A伯。他是文革后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第一代研究生，又是第一批公派留美攻读博士的，数十年转战欧美亚三大洲，无论教书还是做产业都极成功（还是要佩服毛泽东时代培养的老知识分子，有我们现代这些人远不及的长处---务实又坚忍，嗅觉与目光敏锐至极，不仅有真才实学，而且有真才实技，到哪里都能接地气融入）。数年前他刚海归，叫他回来的最亲密的合作者、当时炙手可热的B卷入一个震动海里的大案子。我呢，只不过与他们底下一个部门里的同样小字辈做点合作研究，与A伯两面之缘而已。
A伯在京中故旧同学还是很多的，也肯上心，一个无权无势、花甲之年海归的学者身处危机边缘，依然这么多人记得他，只能说：第一，这个人有真才实学；第二，这个人不仅不恃才傲物，而且必定一贯以来做人相当有水准。他的一位同学找到我的一位有建言入幕地位的长者C，说是知道他有一位晚辈-我在那里短暂合作过，每次回国出差也是那边我的小伙伴们接机。C从来不曾把他圈子里的什么人直接介绍给自己的子侄辈。这次破例，让我去跟A伯交谈，回来汇报给他，主要看A伯是否与B的案子有干系。
我照做了，C综合包括我这里的各方信息，初步结论A可能是无辜的，就帮他说了话。后来公家的审察等证据链也证实了这一点。A伯后福很好，这些年事业在美中之间做得风生水起。
突然有一天他一个越洋电话打给我说，还记得那次我们海聊（就是C请我去跟A正面交谈那次），我考了你，问你对一个近年越来越炒热的、涉及多学科合作的产业概念如何看？我说这个概念的好处已经有无数人与文章说了。但它有个软肋---它有一大块是基于浩如烟海的大数据的，如何解读这些大数据，各家有各家的理，流派众多，现时世界上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语法。也就是说信息过多有可能等于没有信息。从产业立足角度出发，我认为聪明的业界领跑者不要耗费金钱与精力到这一大块去，这一块等于一个复杂的传感器与解码器系统；而是要瞄准从信息到打靶这条必经的效应器通路上必备的物件，把最好的技术、关键的投资都整合到这些小而不能缺的高技术产品上。而且瞄准的一级市场，不要选那些法规门槛高、法律纠纷多的行业领域，要选相对来说既是支柱产业，准入相对平易的领域作为一级市场。
其实当时只是有点急智，泛泛而谈。未曾想数年后A伯竟凭此觉得我有不俗的洞察力，适合做他的年轻合作者。其实，我觉得人家只不过找一个漂亮的借口，提携后晋，知恩必报。
所以人生啊，前面播下的善或者恶的种子，你不知道在哪里就发了芽。有了相当生活阅历，又读这么多史书，真感觉人生有某种宿命，存在着一个环状的、宿命的信号传递通路，一点点善或一点点恶都会通过这个神秘环路不断正反馈放大。所以，老祖宗传下来的话，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古人诚不我欺也。
回国在某高干病房探望了一位耄耋之年、曾经获得极高荣誉的老人D。他曾经极其强势的。我见他时，身边依然围绕着人，只是头发与面容都变得如雪一样白，上个厕所回来就把之前刚刚说过的事全部忘记了。以我的知识，如里根总统当年一样，他出现这种大脑退化状况绝非近日之事。
原来，他家里老夫人走后这些年，子女们也步入多病的老年，伤心事不少，舐犊情深，就考虑要把身后事托付与人了。他有两个弟子。甲声名赫赫，如日中天，为了还有进步空间，利用老人这点脆弱，这些年一直拉着年老体衰的恩师当一面旗帜，到处拍电视、做访谈，等于让心力交瘁的老先生为自己站台。乙比较淡泊名利。我相信甲乙都早就发现老先生这种身心状况的巨变。但甲就是不能顺应良心良知，停止这种做法。直到一向沉默寡言的乙联合众弟子，跟甲摊牌，这才把老先生接进了一个颐养天年的环境。
最起码，突然要走的时候，身边有好的医护，有亲人在侧-----人生到最后什么都是空的，能够安宁善终就是福祉。我说，倘若不是乙及时援手，哪怕一个富裕农村的耄耋老农都比名满天下的老先生D幸福，起码儿孙绕膝，天伦之乐，又没有利欲权欲熏心的弟子严相逼迫。
甲乙都是红色年代，老先生从农家子弟里选拔的精英，为何差别如此巨大？
这次机会也十分奇异，给我这个机会的是古稀之年的A伯。他是文革后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第一代研究生，又是第一批公派留美攻读博士的，数十年转战欧美亚三大洲，无论教书还是做产业都极成功（还是要佩服毛泽东时代培养的老知识分子，有我们现代这些人远不及的长处---务实又坚忍，嗅觉与目光敏锐至极，不仅有真才实学，而且有真才实技，到哪里都能接地气融入）。数年前他刚海归，叫他回来的最亲密的合作者、当时炙手可热的B卷入一个震动海里的大案子。我呢，只不过与他们底下一个部门里的同样小字辈做点合作研究，与A伯两面之缘而已。
A伯在京中故旧同学还是很多的，也肯上心，一个无权无势、花甲之年海归的学者身处危机边缘，依然这么多人记得他，只能说：第一，这个人有真才实学；第二，这个人不仅不恃才傲物，而且必定一贯以来做人相当有水准。他的一位同学找到我的一位有建言入幕地位的长者C，说是知道他有一位晚辈-我在那里短暂合作过，每次回国出差也是那边我的小伙伴们接机。C从来不曾把他圈子里的什么人直接介绍给自己的子侄辈。这次破例，让我去跟A伯交谈，回来汇报给他，主要看A伯是否与B的案子有干系。
我照做了，C综合包括我这里的各方信息，初步结论A可能是无辜的，就帮他说了话。开头想说点题外话，跟版主和历史网友们聊聊生活、谈谈心。因为自己人生很快要开始一个新阶段，无论个人生活还是事业，我想都没有想到，不知是幸运还是压力，居然同时有难得的机遇刷新，创业与升格几乎同时进行。不过按照自己的信仰，只能说都视为主的考验，考验过后也许会有难得的礼物赐予。接受就是。
我以前努力地“逃出”象牙塔，总是试图通过自己爱好创业，“逃”到我喜欢的职业上去---但是老天总是差那么一口气，比如关键时刻，这方面最重要的伯乐突然英年早逝等等。上苍他就是还要把我引到跟我自己专业相关的创业平台上去才给我生机和转机，否则我要么老死在象牙塔里，要么就退隐在家庭里，毕竟我们也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年龄。
这次机会也十分奇异，给我这个机会的是古稀之年的A伯。他是文革后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第一代研究生，又是第一批公派留美攻读博士的，数十年转战欧美亚三大洲，无论教书还是做产业都极成功（还是要佩服毛泽东时代培养的老知识分子，有我们现代这些人远不及的长处---务实又坚忍，嗅觉与目光敏锐至极，不仅有真才实学，而且有真才实技，到哪里都能接地气融入）。数年前他刚海归，叫他回来的最亲密的合作者、当时炙手可热的B卷入一个震动海里的大案子。我呢，只不过与他们底下一个部门里的同样小字辈做点合作研究，与A伯两面之缘而已。
A伯在京中故旧同学还是很多的，也肯上心，一个无权无势、花甲之年海归的学者身处危机边缘，依然这么多人记得他，只能说：第一，这个人有真才实学；第二，这个人不仅不恃才傲物，而且必定一贯以来做人相当有水准。他的一位同学找到我的一位有建言入幕地位的长者C，说是知道他有一位晚辈-我在那里短暂合作过，每次回国出差也是那边我的小伙伴们接机。C从来不曾把他圈子里的什么人直接介绍给自己的子侄辈。这次破例，让我去跟A伯交谈，回来汇报给他，主要看A伯是否与B的案子有干系。
我照做了，C综合包括我这里的各方信息，初步结论A可能是无辜的，就帮他说了话。后来公家的审察等证据链也证实了这一点。A伯后福很好，这些年事业在美中之间做得风生水起。
突然有一天他一个越洋电话打给我说，还记得那次我们海聊（就是C请我去跟A正面交谈那次），我考了你，问你对一个近年越来越炒热的、涉及多学科合作的产业概念如何看？我说这个概念的好处已经有无数人与文章说了。但它有个软肋---它有一大块是基于浩如烟海的大数据的，如何解读这些大数据，各家有各家的理，流派众多，现时世界上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语法。也就是说信息过多有可能等于没有信息。从产业立足角度出发，我认为聪明的业界领跑者不要耗费金钱与精力到这一大块去，这一块等于一个复杂的传感器与解码器系统；而是要瞄准从信息到打靶这条必经的效应器通路上必备的物件，把最好的技术、关键的投资都整合到这些小而不能缺的高技术产品上。而且瞄准的一级市场，不要选那些法规门槛高、法律纠纷多的行业领域，要选相对来说既是支柱产业，准入相对平易的领域作为一级市场。
其实当时只是有点急智，泛泛而谈。未曾想数年后A伯竟凭此觉得我有不俗的洞察力，适合做他的年轻合作者。其实，我觉得人家只不过找一个漂亮的借口，提携后晋，知恩必报。
所以人生啊，前面播下的善或者恶的种子，你不知道在哪里就发了芽。有了相当生活阅历，又读这么多史书，真感觉人生有某种宿命，存在着一个环状的、宿命的信号传递通路，一点点善或一点点恶都会通过这个神秘环路不断正反馈放大。所以，老祖宗传下来的话，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古人诚不我欺也。
回国在某高干病房探望了一位耄耋之年、曾经获得极高荣誉的老人D。他曾经极其强势的。我见他时，身边依然围绕着人，只是头发与面容都变得如雪一样白，上个厕所回来就把之前刚刚说过的事全部忘记了。以我的知识，如里根总统当年一样，他出现这种大脑退化状况绝非近日之事。
原来，他家里老夫人走后这些年，子女们也步入多病的老年，伤心事不少，舐犊情深，就考虑要把身后事托付与人了。他有两个弟子。甲声名赫赫，如日中天，为了还有进步空间，利用老人这点脆弱，这些年一直拉着年老体衰的恩师当一面旗帜，到处拍电视、做访谈，等于让心力交瘁的老先生为自己站台。乙比较淡泊名利。我相信甲乙都早就发现老先生这种身心状况的巨变。但甲就是不能顺应良心良知，停止这种做法。直到一向沉默寡言的乙联合众弟子，跟甲摊牌，这才把老先生接进了一个颐养天年的环境。
最起码，突然要走的时候，身边有好的医护，有亲人在侧-----人生到最后什么都是空的，能够安宁善终就是福祉。我说，倘若不是乙及时援手，哪怕一个富裕农村的耄耋老农都比名满天下的老先生D幸福，起码儿孙绕膝，天伦之乐，又没有利欲权欲熏心的弟子严相逼迫。
甲乙都是红色年代，老先生从农家子弟里选拔的精英，为何差别如此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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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身为一级教授和开国大将的第三代，从童年起，我见过不少学术巨擘甚至政治人物的暮年谢幕，不少能享有寻常天伦之乐，但也有相当一些人走时只有警卫秘书、公务人员等在侧或者依赖机器维持生命体征恒久，身心多少充满着悲凉。
再看两位都是大半生寂寞，暮年才获得属于她们的诺贝尔奖的女科学家屠呦呦和芭芭拉麦克林托克。前者毕生有不离不弃的爱人陪伴，而芭芭拉则独自走过悲辛交集的人生。
负笈德国前几年去看英国女科学家富兰克林生平展览，美丽的她本是犹太银行家家庭出来的富家女，能够说一口优美的法语，身为X衍射科学家的她本身是DNA双螺旋结构最重要的贡献者---她第一个用X线“看见”了DNA结构，可惜她没有得到属于她的诺贝尔奖，37岁就死于卵巢癌（因为X射线严重侵害了她的健康），而且一直被她的上司仅仅视为技术员而不是独立的科学家，她也没有结过婚。
我的父亲与ishka教授叔叔的父母都属于对于“两弹一星”有卓越贡献的国防科工委科学家，父辈是同代人，可因为我的父亲、母亲为了国家利益新婚后分居了19年致使父母生我生得很晚，我与ishka几乎就是两代人了。ishka还记得他小时候我们父辈系统的保密口号是“生在玉泉路、死在八宝山”。
当年，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围追堵截中坚强地挺起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需要怎样的牺牲、无言的悲壮---｢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读读叶檀等经济史专业出身的学者的文章，也可以谈谈您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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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看历史论坛里有网友发了一个点击不多，很快被湮灭的帖子----他要求探讨一下王莽和新朝。虽然我不知人间初衷，但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引申的有趣话题。
中国古代重大的经济变革，自从管仲以来，不外乎”富国弱民“加强中央经济极权（经济皇权）还是”藏富于民“以实现社会各阶层互相牵制，修养生息，就象吕后（颁布二年律令、钱律等）、王莽等所做的那样，可惜，吕后成功了，而王莽式的”新朝社会主义运动“却彻底覆灭了---因为他的全民福利经济革命超越了当时社会生产力与财政总和这一基础。
中国古代重大的经济变革，都逃不出桓宽在”盐铁论“里记述的，汉昭帝时代对于我国乃至世界经济史影响迄今的一次顶层设计大辩论的两派-----桑弘羊主张极度经济皇权，把盐、铁、酒都实现国家专卖；大将军霍光则主张让利于民；但多数时候，吕后、王莽、霍光等都是少数派，古代重大经济改革的常态是为国为皇权揽财，中央集权与民争利，同时又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这种变革在符合经济规律的维度内进行，所以最后多数是播下龙种，收获跳蚤，适得其反，天怒人怨，而改革者也往往几乎身败名裂，如张居正、王安石等。
这里面还有一种变型---以商鞅、隋炀帝为代表的”经济极权化“经济变革，即，功在千秋，罪在当时----其格局之大，目光之远利于百代，却超越了身处时代社会的承受能力而致身死政不息。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读读叶檀等经济史专业出身的学者的文章，也可以谈谈您自己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