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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汉山独家:地下党员王浒眼中的北平无战事 (下,图文)

已有 366 次阅读2017-10-14 11:18 |系统分类:前尘往事 | 宽屏 请点击显示宽屏,再点击恢复窄屏 | 动漫全图 如只见部分动漫,请点击显示全图,再点击恢复窄图

夺标按:亲爱的王浒先生是我嫡亲的长辈,他老人家近年除了耳朵重听厉害外,腰板依然硬朗、思维依旧敏捷,喜欢到处走动,也爱扑网,与我们子侄辈都是通过电邮等来联系,还经常把他的文章发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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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浒、孙文晔、何明德

危城之内,每一个人都被推到十字路口,必须抉择走与留。无疑,这个决定,将成为他们人生的重大转折,这同时意味着,选择一种社会制度乃至一种生活方式。当时,清华老师们见面,互相打听“走不走”,就像老北京的见面礼问“您吃了吗?”一样自然。钱伟长还特地组织了一个中年教授会议,专门讨论去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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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10日,清华大学被解放军正式接管。下午2时,这里被宣布为“一所人民的大学”。在全中国的解放进程中,人民政府宣布一个正规大学为人民的大学,清华是第一个。
  如今,拨开宏大的国家记忆,透过原始文档、日记、回忆录,追寻那些带着体温的历史,看那胜利所带来的万千气象,体察师生们在大变革前的憧憬与彷徨,刹那间,耳边仿佛弦歌又起。
  奇特的课堂
  1948年8月中旬,一个煤铺伙计打扮的人匆匆赶到河北泊镇,敲开了永茂建筑公司的大门,他只说了句“找陈池同志谈生意”,便立马被请进里间。接待的人什么也不问,先端出碗红烧肉来。小伙计也不客气,如同到了家里一般。
  泊镇,河北沧县的一个小村庄,当时已是解放区。那时,平津地下党党员都把去解放区称为“回家”。到了永茂建筑公司,就是到了中共晋察冀中央城市工作部(后更名为华北局城工部),那里的“老板”刘仁,领导着华北地下党的工作。
  此时白色恐怖笼罩京城,蒋介石正筹划着对北平地下党的大规模镇压。那个煤铺小伙计——清华大学地下党骨干王浒——本以为在这个节骨眼上“回家”,必定是有什么凶险“生意”。他哪里想得到,胜利已触手可及。
  回忆起60年前这一段,全国政协委员、原北京工业大学校长王浒不由感慨,“真没想到,这个地图上都没有的泊镇,竟然成了清华迎接解放的起点。”这次小镇培训,第一次把胜利拉到了他眼前。
  在这次奇特的培训中,王浒听了很多堂课,愣是不知道老师长什么样。
  教室,其实是一个大院。院子里纵横拉着绳子,绳子上挂着白床单,把院子隔成像棋盘一样的“包厢”,每个单间里放一个方凳,凳上放盏小油灯,还有一个小马扎。王浒和几十名学生改头换面,头上扎着白羊肚手巾,嘴上戴着大口罩,被引进了“包厢”。一堂老师看不见学生,学员们之间也互相看不见的党课就这样开始了。
  刘仁先传达了当前的形势,一直在蒋管区内被封锁消息的学生们这才知道,辽沈战役打响,解放军由防御转入了进攻,革命已经进入了“转折点”。按照当时传达的精神,不出5年,也就是1952年即可解放全中国。
  5年很长,但比王浒预想的要短,对地下党来说,任何与胜利有关的信息,都能让人在冰冷的深海中为之一振。虽然还有5年,但任务已经布置下来,作为第二条战线上的地下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解放后建设新中国输送干部、准备人才。
  让刘仁担心的是,国民党困兽犹斗,必然会在最后阶段,对地下党和进步学生下狠手。为此,平津地区地下党决定,放弃可能造成牺牲的大规模游行,按照“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潜伏下去,“把一枚枚定时炸弹,埋伏在敌人的心脏。”
  乐观的气氛在锣鼓点中弥散开来,培训班之余,“土八路”们还为学生演出了独唱、小合唱、快板、口琴等节目,“老清华”荣高棠的西河大鼓《西厢记》最受欢迎,博得了满堂彩。
  “包厢”里王浒几次想跟着唱,但他不能开口,连笑都不行,只能鼓掌。此时,即使明知道身边都是平津地区地下党骨干,甚至可能是自己的同班同学,也不能有任何暴露身份的举动。地下党都是单线联系,即使是在党内、在冀中解放区也是如此。
  据说,这是华北局城工部最大规模的一次培训,除王浒外,平津地区大中学校地下党骨干140余人都陆续参加了迎接解放的集训。
  喜悦是短暂的,黎明前的黑暗转眼就到。刚看完华北大学文工团的演出,组织上就派人把王浒带到了沧县交通站,在这里,他听说了“八一九”大逮捕的消息。
  8月19日,国民党军警包围各大学,按“黑名单”抓人。组织上决定,上了“黑名单”的人就留在解放区,没上“黑名单”的火速赶回平津工作。因为隐蔽得好,王浒不在逮捕之列,天刚麻麻亮他便独自上路,赶往北平。
  清华怎么样了?虽然心里焦虑万分,但王浒明白,到北平后不能直接进清华,先在外围摸清情况再说。
  最后的大逮捕
  在清华档案馆,记者看到一份1948年8月20日由清华校长梅贻琦手书的讲话大纲,这份拟在教育会议上做报告的大纲显示,大逮捕已经酝酿了两个月。
  原来,南京方面7月份已经提出,要入校逮捕地下党和进步学生,校方和警方为此会商达十余次未果。暑假前夕,数百名化装成老百姓的国民党特务在清华门口逡巡,西门口还贴出了“消灭知识潜匪”的标语。各种迹象显示,山雨欲来。
  8月12日南京政府的青年部部长陈雪屏飞到北平,坚持要派军警直接进校抓捕。
  梅贻琦与北大校长胡适只得密电国民党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替学生求情,称“此事万不得已可由正规法院执行,若军警入校,行之必致学校陷入长期纷乱,无法收拾。”
  “谏阻此事”的电文转蒋介石后,梅贻琦赴北平清剿大队(简称“剿总”)会谈,得到一个不得已的结果:军警暂不入校拘捕,由法庭传讯。
  虽然梅校长提出,“名单性质特请注意,并请慎重行事”,当局并没当回事。8月19日,北平各报刊登了国民党当局发出的第一批拘传名单,包括11所大学的250名学生,罪名是“危害国家”、“共匪嫌疑”,限定他们第二天到特刑庭投案,否则入校逮捕。接着,国民党当局先后公布三批名单,要逮捕审讯的学生达463人。
  “剿总”如此不留余地,皆因北大、清华已经名声在外。大家都说这里是蒋管区里的“小解放区”,在这里,发生着白色恐怖下不可想象的“奇迹”。湖畔、草地上人们大声唱着,“山那边风景独好”;饭厅里,大喇叭广播着延安的新华社讯;大礼堂,上演着《列宁在十月》等苏联影片。
  当局不会坐等学生投案。19日,荷枪实弹的军警、特务便包围了清华,进出校门者都要受到搜查,他们冲入学校,已是早晚的事了。
  对于这次逮捕行动,华北局城工部早有安排,7月发出的《平津工作意见》,就对暴露人员的转移做出了安排。暑假一到,校学生自治会理事和一些进步同学便纷纷离校,南下北上。“黑名单”上的人,大多不在清华。在校的人,则一早从饭堂门口一份未署名的大字报上知道了消息,拿着假学生证,于夜色苍茫时,从清华东北角的奶牛场翻墙而走,消失在一望无尽的高粱地中。
  这其中最惊险的,也许要算清华地下党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成员傅 的经历了。
  她先是和“黑名单”上的两名同学李詠、张家炽一起藏在大礼堂舞台下的地下室,正躲着,忽听外面人声嘈杂,从舞台前的小洞往外一看,军警正把学生驱赶到大礼堂中,拿着“黑名单”核对学生证。
  后来,她又经名教授张奚若的女儿张文英介绍,躲到美国教授罗伯特·温德家,他家的大衣柜刚好能藏下一个
  人。不想,特务连外籍教师也不放过,径直破门而入。他们拽了拽大衣柜,一看门锁了,就要求开锁。罗伯特·温德教授急中生智,用外语叽里呱啦地说了几句,才躲过了军警的搜查。
  与此同时,“黑名单”上排名第一的邓乃荣则摘下眼镜,涂上口红,擦上脂粉,穿上高级旗袍,装扮成阔小姐,踏上了去天津的火车。在天津和她接头的人,竟然是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
  经过这番机智紧张的大转移,“黑名单”上的学生已大多离校。地下党又暗中运作,由校方出面和军警谈好条件,主动“请”他们入校搜捕。军警们来势汹汹却搜不出人,只好解了清华之围。
  倒是外校的有些“黑名单”上的学生因清华有熟人,前来逃避,组织上并不知晓,结果让特务逮捕了,实为憾事!事后梅贻琦校长曾愤慨地说:“军警上高等学府里面来抓人,这是清华建校以来首次。”
  “黑夜尽头的时候,天就要亮了。”杨勤明,一个刚入校的学生,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在当今方生未死之际,只企求方生的快生,未死的快死。一个新的时代诞生,必须经受分娩的阵痛。”
  方生未死间
  王浒回到学校后,被增补为“北系”总支委员。他发现,经过这么大规模的逮捕,地下党组织竟然毫发未损。不能不说,我党的潜伏策略相当成功。
  首先,清华有“南系”、“北系”两个地下党系统,南系属南方局青委领导,北系属华北局城工部领导。这两个系统完全不交叉,没有横向联系。这样,即使一个系统垮了,还有另一个系统顶着。
  王浒和后来担任中科院副院长的滕藤住在同一寝室,是特别要好的朋友,但因分属两个系统,竟然互不知道对方是党员。滕藤曾经想吸纳王浒为党员,但对方笑而不答,滕藤也就猜出了端倪。
  有两个东北来的同学,神龙见首不见尾,对学生运动也漠不关心,这成了滕藤的“心病”。他把人家当三青团特务,暗中监视了好一段时间。到解放后才知道,这两位是专门为“四野”采购药品的。
  另外,地下党规定:抛头露面的,如在学生会和进步团体当负责的人,要单独编组,单独联系。地下党的领导,则要以中间或者落后学生的形象出现,暗中掌控全局。
  彭■云的“潜伏”工作堪称完美,以至于身份公开后,周围的同学仍难以置信,她竟然是地下党总支书记。连滕藤这样的骨干,都当她是个死读书的“书呆子”呢!据说,她常说的话是“不要搞政治荒废了学业”。如今,当年那个不显山露水的小丫头,已经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任上退了下来,她的丈夫就是以《平明日报》编辑身份为掩护,领导清华地下党的王汉斌。
  正因如此谨慎,国民党虽然把三青团特务安插到了清华,但“八一九”逮捕的“黑名单”里,却漏掉了地下党的核心成员。即使把“黑名单”上的人都送走了,党和党的外围组织也没受什么影响。
  表面看,清华校内仍弦歌不断。清晨,从延安传过来的大秧歌取代了操场上的早操;课堂上,名流教授们口若悬河;晚间,各种剧社团抢占着大礼堂的舞台。隐藏在平静之下的,是一股正在集结的力量。
  大逮捕后,十余个“湖南伢子”搬进了明斋117室。进
  清华时,他们还抱着“科学救国、清高处世”的想法,可是一次次惨案,使他们决定住到一起,过一种“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生活。在这里,私产一律上交,用于革命。当时在电机系学习、后来成为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就在这间宿舍成了党的外围组织“新青联”的一员。
  青年们激愤昂扬,人到中年的清华教职员却不得不为填饱肚子发愁。币制改革后,面粉涨了140多倍,那时教职员的平均月薪,也就够4口之家维持8天的开销,许多教授不得已靠卖书为生。
  “我们三番五次呼吁政府合理改善待遇,政府却总是不闻不问,不让我们温饱。”教师们为求最低生活给蒋介石写信,没有任何结果,只得忍痛停课5天争取生存权!
  “这样的政府再也不能拖下去了”,许多中间派教师,因为对国民党彻底失望,改变了立场。素有“硬汉”之称的政治系主任张奚若,不畏特务在侧,在礼堂中直截了当地告诉学生们说:“国民党这一页,早该翻过去了。”
  清华园西院12号寓所内,吴晗家的麻将局更没有“三缺一”的时候。左翼教授们以“稀里哗啦”的搓麻声为掩护,起草出一份份支援学生运动的声明。
  10月底,滕藤正筹划着去解放区接受训练,连身份证什么的都弄好了,突然得到通知,北京不久就要解放了,那些没有暴露的地下党员留下,在北京迎接解放。喜讯如此生动,以至于他现在还记忆犹新,组织上说:“傅作义如热锅上的蚂蚁,焦躁不安,夜间在卧室里啃火柴棍。”
  考虑到解放后需要人才,地下党的当务之急,是把教授们留下。每个地下党员都接到了游说任务,每个教授身边都有几个学生或教师在暗中斡旋,教授们的思想动态被迅速传到泊镇,刘仁听说,教授太太也跳起了大秧歌,当即开怀大笑。
  教授争夺战
  进入12月,局势日渐明朗,即便是对政治一窍不通的人都已明了,蒋介石守不住长江以北了。不过,两党“隔江而治”的传言,依然蛊惑众人。
  危城之内,每一个人都被推到十字路口,必须抉择走与留。无疑,这个决定,将成为他们人生的重大转折,这同时意味着,选择一种社会制度、乃至一种生活方式。
  陈寅恪的助理浦江清在日记里写道:“那时候,左右分明,中间人最难立足。”对那些只知学问不问政治的“局外人”、“中间派”而言,何去何从,最是难题。
  当时,清华老师们见面,互相打听“走不走”,就像老北京的见面礼问“您吃了吗?”一样自然。蒋南翔和钱伟长还特地组织了一个中年教授会议,专门讨论去留问题。
  除个人抉择外,在国共的大对弈中,教授争夺战也成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试金石。蒋家正在为败逃做准备,他们不光要带走故宫的古董字画、国库的金条珠宝,还需要一些知识分子来支撑门面,他们列出一份 “抢救”名单,准备把大知识分子一网打尽。
  12月上旬,南京政府派青年部部长陈雪屏到北平。梅贻琦请他吃饭,约了些清华教授作陪。饭局的目的,大家都已心照不宣。在吃饭中间,陈雪屏果然宣布,南京派了一架专机,来接诸位先生去,如果愿意去,就可以同他一起出发。“在座的人都相顾无言,不置可否。”
  天将破晓,有些人非走不可,有些人欢欣鼓舞,每个人都必须抓住历史大势。
  那时候,清华的民主墙上出现了挽留梅校长的大字报,语气恳切地称“南京政府将倒,不应使名流殉葬”。同学们排着长队到梅贻琦的住宅前,齐声呼唤挽留梅校长的口号。
  私底下,地下党还派崔月犁登门拜访,诚意挽留。历史学家吴晗到解放区后,又特地从延安给梅贻琦发来电报,祝贺他60寿辰,并劝他留下来。
  不过,梅贻琦早已做了出走的准备。11月28日,梅贻琦夫人携长女搭乘亲戚的飞机离开北平,飞抵广州,不久又去了香港。
  一天晚上,校务会议在梅家开例会。散会后,别人都走了,梅贻琦把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留下,对他说:“我是属牛的,有一点牛性,就是不能改。以后我们就各奔前程了。”冯友兰知道,这是最后的告别了。
  冯友兰觉得,梅贻琦非走不可,是有政治上的“难处”。他没有走,于危难之时接掌教授会,毅然地肩负起“护校”的重任,把一个完整的清华交给了新政权。他说,“我之所以在解放时没有走,主要是由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失望。”并劝其他人道:“不管哪一个党执政,只要能把中国搞好都拥护”。
  浦江清也没有走,他想的是,“学校是一个团体,假如多数人不离开,可保安全,并且可避免损失和遭受破坏。”
  哲学家金岳霖的理由,则像他的性格一般率性,他自言“共产党毕竟是同胞,不是洋人侵略,还是可以接受的”。





60年后腾藤看着自己在入城式上被抓拍的照片,回忆起清华解放那段峥嵘岁月。 方非摄 RJ195
陈寅恪随胡适被“抢救”到南京后,终究也没有走,他觉得自己与政治是绝缘的,只要避开战火即可。他再三地说:“我不愿逃到台湾去,依附美国。‘父母之邦,不可弃也!’”
  1948年12月21日,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由梅贻琦率领,到达南京。梅贻琦一下飞机就抱怨“市内新机场跑道太软,只能载重三千磅”,似为不能多载几人而惋惜,其实,清华大学除外文系主任外,没人愿意随行。
  被列入“抢救”名单的人,大多不愿跟国民党走。有一天,蒋介石派了5架飞机到机场,却应者寥寥,反而是家在南方的讲师助教赶上了这次难得的机会,回家探亲。无奈,飞机还剩了不少空位,连北大教授袁同礼的老妈子也跟着来了。后来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到机场接人,本以为会有许多“忠于党国”的教授下来,等了半天,却发现飞机上都是不相干的人。蒋介石懊恼不已,不得不停止了“抢救”这出悲喜剧。
  最终,除了梅贻琦等几人离校外,清华269位教师留校等待解放。
  我们清华、燕京两所大学的教育工作者,终于在长夜渴望中获得了解放,我们对人民解放军进行革命的英勇和坚决,感觉无限振奋。我们为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而鼓舞,我们为中国人民的新曙光而欢腾。
  留下的教授们,草拟了一份《对时局的宣言》,在此宣言上签名的清华教授有张奚若、曹靖华、李广田、费孝通、钱伟长、张岱年等37人。
  后来,在一次有许多教授参加的招待会上,周恩来幽默地对刘仁说:“你把教授都留下来了,一个也不肯留给蒋介石,难怪有人说你的名字是‘留人’(谐音)呀!”
  清华无战事
  谁也想不到局势会转变得这么快,1948年12月12日,北平已经是一座孤城。学生们眼见傅作义的兵,蔫头耷脑,从南门穿过清华园走到西门,向西山附近转移。连卖菜的老农都说,解放军就在附近了。
  这一天,浦江清在家杀鸡请客,客人有朱自清的夫人等。他在日记里写道,“大家说这一席也许可以永为纪念,并且希望今夜睡个好觉,到明天起来,时局已经完全改变,没有战争,而我们已经解放了。”
  12月13日清晨,隆隆的炮声由远而近,浦江清照常给中国文学史班上课,继续讲《天问》和《九章》,没有学生缺席。不过,有个女生偷偷地哭了。有人问,听说学校要迁入城内,和北大合并上课,是否属实?也有人问,假如我们这里被解放了,中央空军会不会来轰炸我们?
  “来啦!来啦!”课后,人们都挤在男生宿舍顶上观战。他们看见,在清华园墙外的大路上,长蛇似的士兵队伍正往前开拔,两架飞机在上空盘旋扫射。有消息说:解放军已自昌平南下,越过青龙桥,进袭机场,一度占领大石桥,离清华园仅二公里。
  午饭过后,枪声愈密,炮声愈响,火线已经逼近清华园西北,站在气象台顶楼上就能看到厮杀的场面。这是“四野”在红山口一带与敌人的一仗。杨勤明的日记里,如此描述了这场战争:
  大石桥的一个甲长告诉我们当时战况:解放军来时,国军开头毫不知道,一待发现,双方开起火来,国军退守圆明园的有一团人,共军有一营人,战事是13日上午10点开始的,解放军几度向圆明园进攻,因山势阻挡未成,后拟使用大炮。这时有清华两个学生来,希望解放军不用炮击,将会毁坏清华、燕京两个学校(注:以后得知,解放军立即停止炮击并请示上级,前线司令部果断命令部队火速避开圆明园、清华等古迹
  学校区,从万寿山以西打开通路)。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肉搏战,以刺刀相拼,死伤达三百余人。战后,战壕中血迹斑斑,遗留下许多军帽、皮带、枪弹、手榴弹和炮弹筒,拿来一看,全是美国造,死的却都是中国人。
  学生自治会对战事早有准备,当日便组成了巡防委员会,由滕藤和林宗棠、王鸿正分别负责保卫、外联及校方联动。所有同学分成小组,每组八人,随时听从调遣。各系级开会,保护自己的系产。一院子的重要文件和卷宗,迅速往科学馆搬运。
  下午五点,电源断绝。冯友兰本要在家里宴请一位新来的美国社会学教授,由社会学系的教授作陪。
  厨房的人来问:“晚上的酒席是不是还开?”
  冯友兰说:“照常开。”
  到了晚上,那位主客没来,打退堂鼓转回美国去了。可是陪客全到了,校园墙外边枪炮声连续不断,教授们点着蜡烛高谈阔论,一如平日。
  入夜,学生们发现,傅作义的军队退到校园以内,并在化学馆前面操场里布置了几门大炮。显然,他们想以清华为要挟,与解放军一战。消息传到各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这意味着清华可能成为战场。
  这一夜,成了清华最紧张的一夜。自治会决定,同学都集中到自己的系馆去,不带铺盖,只穿足够的衣服。那一夜寒气逼人,大家在各系的教室内依偎而坐,低声哼着“松花江上”、“流浪”,一夜无眠。
  长夜里,一场场如何迎接解放的讨论,伴着枪炮声展开。在物理系学生集中的科学馆,学生们纷纷表示要投笔从戎。钱三强教授当即阻止,他说:“新政权若对人民负责,一定要搞原子弹以保卫国家,你们应该安心学好专业知识,这才是国家的需要。”钱教授这一席话,可谓有先见之明,几个月后,解放军征招清华“300勇士”随军队南下,明确提出,理工科的学生留在学校,一概不收。
  清华的这些情况,很快传到了中央。第二天晚10时,一份截获的情报上报军委,情报称:“北平外围情况急转直下,傅军主力集结,调集城郊。清河、南口镇即有激战,清华大学落有炮弹,人心恐慌,空气极度紧张。”毛泽东见此情报后,于15日凌晨2时亲笔批示,急电平津前线部队“注意保护清华燕京等学校及名胜古迹”。
  为此,解放军在解放这些地区时一律不用炮击,而用步枪、刺刀和手榴弹同敌人展开了近战和肉搏战,许多战士为此献出鲜血和生命。
  “扔炸弹了!”
  到了14日早晨,傅作义的军队,包括那些炮兵和重炮都无影无踪了。至于他们是怎么撤走的,至今仍说法不一。
  一种说法是,梅校长交涉了在“剿总”当官的连襟,通过托人情,撤走了炮兵部队。
  另一说法是,学生打听出进清华的炮兵营营长是化学系校友,高崇熙教授认识他,就请高教授疏通。高教授也不客气,当即把营长叫来训了一顿,起了作用。
  还有一个说法,由于解放军已从石景山包抄过去,占领了制高点,炮兵阵地后背受敌,不得不撤离。
  傅作义军队撤走了,而解放军还没有到,清华这一带成了“真空”地带。
  在全校大会上,冯友兰宣布说:“现在傅作义军队已经全部撤走了,清华已经先北京城而解放了。我们校务会议的人都决定不走,继续负责。诸位先生去留,各听其便,愿留的当场签名登记。”当时到会的人都签名登记,表示留下。按照党的政策,清华教师算是同时参加革命工作了。
  过了几天,解放军才开到海甸镇,第13兵团政治部在西校门贴出布告,表示将“严加保护,不准滋扰,尚望学校当局及全体学生,照常进行教育,安心求学,
  维持学校秩序……”
  军队没进清华,只在校门口设置了一个岗哨。为了一睹解放军风采,清华师生把站岗的小战士围了个水泄不通。小战士是个东北兵,他那高高的个头,健壮的身体,头顶的皮帽子,腰上的美式卡宾枪,均让人觉得“业已解放,可以安心”。
  有个女教师看见战士是光着脚穿鞋,就打算送他一双袜子。不过,她去了不久,又回来说:“解放军果然不要。”
  冯友兰在回忆录中说:常看见书上说,某某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以为这是溢美之词,未必真有那样的军队,解放军可真是“秋毫无犯”。不记得什么书上说的一句话:王者之师,有征无战。这次解放清华,不就是“有征无战”吗?
  18日师生心神稍定,19日国民党的炸弹就来了。下午4时20分左右,突然一声巨响,震得窗户格格作响,接着又是两声巨响,吓得师生们个个惊慌失色。冯友兰的住处离投弹处很近,爆炸把他震得从沙发上摔了出来。
  “扔炸弹了!”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国民政府会做出这种无耻的事情。冯友兰望着弹坑后背发凉,这枚炸弹距离工字厅后面的滑冰场很近,有许多大人小孩正在那里滑冰。如果炸弹落在滑冰场上,那就不堪设想了。
  事后据巡防委员会调查,飞机共投了十枚炸弹,清华园中落了七枚。有一颗落在科学馆、工字厅和静斋之间的柏树林中,炸出一个直径三丈的大坑;一株丈余高的大树连根拔了起来,四周全是泥块和碎枝;一枚落在西院旁边,炸成一个大水潭,泥浆溅出好几丈,附近房屋的窗户全被震破;还有一枚落在清华
  园门外,二枚落在西校门外,幸未伤人。据拾得弹片的人称,这是一种杀伤性炸弹,专门用以杀人的。
  教授、同学们一片哗然。解放军为了保护清华,连炮都未放,采用近距离肉搏战,多牺牲了很多战士;而国民党竟用飞机来轰炸杀害手无寸铁的学生,居心何其狠毒!二者相比,高下立判。
  第二天北平广播电台竟谎称:“19日下午国军飞机出动轰炸北平西郊共军炮兵阵地,战果颇丰”。为了这件事情,党中央、毛主席还给清华发来了慰问的电报。清华教授则决定为校园被炸发表宣言,向全国和世界控告!
  经过这次有惊无险的轰炸,清华再无战事。浦江清日记说,“园内充满了愉快的情绪。某太太说清华真是天堂,这样大一个转变,一点事情也没有。”
  呼吸新“空气”
  气象一新的时代似乎有一种魔力,让人振奋,让人倾力参与。
  当年的《北平日报》如此描述:
  学生已经行动起来准备迎接解放军入城。他们连夜开会,成立了几个大队分头行动。艺工大队的人,没有洗净油彩便去睡觉,不漱口就去扭秧歌,编剧本,排戏,制曲,填词,演奏……把工作安排的层层叠叠。问他们疲惫吗?答曰:“革命工作里没有疲惫。”
  除了为入城式做准备外,人们几乎无时不在开会与学习讨论中。无论个人、系级、学生、教授、工警,清华园掀起了一场空前的学习热潮。同学们贪婪地读着各种新书,热烈地发表个人意见。各种师生座谈会,一个接着一个,讨论着
  对新社会的认识。
  就连浦江清这样的自由派教授,也找来了《大江流日夜》、《苏联行》等进步书籍,并“开始怀着小学生一般的热忱”学习马列主义的经典和毛泽东著作。
  《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光未然到清华演讲,休息五分钟中,同学递上去的问题如雪片一般,上至国际局势,下至妓女、三轮车夫……诸如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会爆发?今后的中苏邦交政策?人民币兑换金圆券的比率多少?人们迫不及待地要了解共产党的各项政策。
  因为有太多问题,有太多想法,校方还组织了一个校制委员会,作为过渡机构商讨未来的一切。这个委员会由教授会、教联会、校务会、职工会、工警会、学生自治会六个团体联合组成,不执行什么任务,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议案,只是谁觉得应该有什么改革之点,便提出来,以便把清华改造成一所人民的大学。
  电灯刚通,清华中文系就邀集师生开座谈会。浦江清写道,“同学们表现出乐观气氛,讨论如何走向光明的道路,检讨自己的生活,讨论大学的教育方针,中文系课程的改善,十点半方散。青年人富于理想,思想激进,中年人注意现实问题,又富于理智,抱怀疑稳健的态度。”
  大秧歌,这种源自陕北的舞蹈更是风靡全校。两个同学迎面走来,也要笑着唱着,扭着腰,上前握手才谈起什么。连老师们也加入到这种激情燃烧的舞蹈中,踩着粗犷的鼓点,扭腰转胯。
  “这些表现,是一种文化认同。”清华校史研究室副主任金富军说,从学术思潮来看,当时的北平知识分子,大多是以胡适为精神领袖的自由知识分子,他们追寻理性、自由浪漫。清华人更是崇尚“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意志”,中间派教授居多。
  “一开始,许多教授会因知识分子固有的敏感而惶恐,把自己当成‘局外人’。要赢得他们,必须在精神价值上与他们取得共识。而共产党所带来的文化,是先进的,生机勃勃的。在共产党带领下实现的国家独立,是鸦片战争以来其他政权均没有做到的。这些,成了知识分子打心底里拥护解放的基础。”
  炮声隆隆时,金岳霖曾经想摆个烟摊,了此残生,但跟共产党干部的接触打消了他的顾虑。“头一个印象就是共产党仍然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而谈吐又斯斯文文。”在怀仁堂与毛泽东的碰面,更给他吃了定心丸,主席说,你搞得那一套还是有用的。
  放眼金岳霖的朋友圈子,人们均在找寻自己的位置。梁思成、林徽因深夜为解放军标出北京需要保护的名胜古迹,对共产党的一切顾虑都化为乌有;张奚若奔走呼号,“这是中国两千年来规模最大的社会革命!”沈从文专门来清华园小住,呼吸一下不同的“空气”。
  1949年元旦,浦江清破例写诗,“故都今日作新京”、“西山爽气朝来异”,不知不觉中,本来抱着怀疑态度的他也兴奋起来,为浴火重生的新中国摩拳擦掌。
  1949年1月10日,北平军管会文化委员会主任钱俊瑞代表党中央,正式接收清华。这里被宣布为“一所人民的大学”。自此,这座由庚子赔款建起的校园,这个有“国耻纪念碑”之称的学园,洗去了累累伤痕,展现出新纪元的水木清华。入夜,数百学生在军乐团的带领下,围着清华载歌载舞,喜得忘乎所以。
  这种特别的时刻,影像比语言更有表现力。滕藤的一张照片,被作为开国的典型记忆,广泛引用。那是他在入城式中被抓拍到的一个瞬间,这个瞬间,展示了一个19岁少年的风华正茂,展示了他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这也是整个清华,乃至整个中国的写照。
  正如冯友兰语,在全中国的解放中,清华是首先被解放的国立大学,在全中国的解放中,人民政府宣布一个正规大学为人民的大学,清华是第一个,这是清华的莫大光荣。

  (参考文献:《峥嵘岁月》、《冯友兰自述》、《浦江清日记》、《清华校史资料汇编》、《刘仁传》等;感谢清华校友会、清华校史研究室提供的资料。资料照片均由何明德提供)

夺标独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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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工业大学校长时代的王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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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解放军入城仪式上的清华师生及他们手绘的毛主席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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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清华大学首届航空工程系高材生王浒与兄长王凯在清华航空工程系的飞机库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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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是教会学校。清华大学校内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们的一种斗争方式就是基督教的“团契”“查经”传福音方式。这是王浒组织的“紫藤团契”成员在叠罗汉,前排左三为王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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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浒与好友在气象台,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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