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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列强崛起的国家战略--德国1

热度 1已有 102 次阅读2018-9-7 21:41 |系统分类:热点杂谈 | 宽屏 请点击显示宽屏,再点击恢复窄屏 | 动漫全图 如只见部分动漫,请点击显示全图,再点击恢复窄图

德国历史的开端:德意志如何登上历史舞台?

德意志民族形成之前 大家请看图1。这是加洛林时代的中欧:在东部,不但奥得河、******河周边的斯拉夫民族处于查理大帝(即查理曼)的统治下,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也同样如此。塞尔维亚在此后再没有被划入西欧的范畴。粗线包围的范围是查理大帝统治下的法兰克王国。 看这幅地图我们就能理解,所谓“欧盟一体化是查理帝国的再现”这种说法是颇有几分依据的。我们还注意到:北边的丹麦没有被纳入查理曼的帝国。如后所述,在19 世纪德国侵略丹麦领土之前,丹麦未曾处于德意志的统治之下。在欧盟一体化初期的1992 年6 月,丹麦在初次全民投票中否决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但第二年获得通过),其根源也许可以追溯到这一时代。 图1 加洛林时代的中欧 在这一阶段,德意志民族还未形成。撒克逊人、阿勒曼人、伦巴德人(long beard,作为罗马雇佣军时获得“长胡子”的绰号)等日耳曼诸部族定居在这片以后被称为德意志的土地上,处于查理曼的统治之下。查理曼死后,根据843 年签订的《凡尔登条约》,王国被三分。德意志人路易(路易二世)分得莱茵河以东地区,称东法兰克王国,即图1 中白底黑点的部分,这是以后德国的雏形。 德意志民族在欧洲众多的民族中具有自身的特性。首先,它的国土处于欧洲中心部,这是一个可以左右欧洲命运的地理位置。 德意志民族的特性不止如此。欧洲各国的语言名称基本上都是由国名或者民族名演化而来,比如西班牙人和西班牙语,法国人和法语,撒克逊人和撒克逊语,意大利人和意大利语,等等。但德国并非如此。先有德语,国家和民族的名称反而是从语言标识中衍生而来的。我们知道,德意志民族发端于日耳曼诸部族,和德意志这个标识没有直接联系。 “德意志”的登场 关于“德意志”这个标识的起源,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争论不休,这里简单介绍语言学家莱奥· 魏斯格贝尔(Leo Weisgerber,1899—1985)的观点。 “德意志”一词的原型最早出现在786 年的亚眠(Amiens,法国北部城市)教区的主教格奥尔格给罗马教皇阿德里安一世的书简中,信中说,在教会会议上,“用拉丁语和theodiscus 朗读了决定事项”,这里的theodiscus 就是“德意志”一词的原型。围绕这个词语,学界的讨论处于白热化状态。这个词语是在日耳曼语的“theudo-volk”一词(表示“民众”)的基础上,加了表示出生、起源、所属意思的尾缀iska,意思转化为“民众的”、“属于民众的”。“lingua theodiscus”的意思是“民众的语言”。 根据魏斯格贝尔的描述,更为具体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克洛维一世(Chlodwig I,466—511)创建法兰克王国之时,该国北部使用法兰克语和罗曼语(romance,原意是“罗马的”,中世纪以后,成为与代表正统古典文化的拉丁语相对的存在,有“民众的”之意) 两种语言。法兰克人说法兰克语,高卢罗马人说罗曼语。最初法兰克人占据优势,高卢罗马人处于劣势。不久高卢罗马人崛起,并采用罗马的法律制度。这在加洛林家族掌握统治权的时期最明显。魏斯格贝尔评论道:语言分界产生了民族间的对立,法兰克人逐渐意识到自身有被罗曼语化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法兰克人为了强调“我们的语言”,开始重视lingua theodiscus。 魏斯格贝尔的说法很有意思,但未必有说服力。为什么?语言作为显示民族差异性的一大表现,自然引人关注,但那个时代情况并非如此。我们需要确认一点:当时,theodiscus(即后来的德语)是在罗曼语和法兰克语以外非常重要的民众的语言。在查理大帝的时代,它是与拉丁语相对的包括日耳曼语系各种语言的一个统称。世界虽然很大,但把“民众的语言”当成名号的国家,独此一家。 如前所述,8 世纪末,theodiscus 这一表示特定语言的拉丁语词语诞生了,并沿用下来。不久,这一词语开始用来表示特定地域和人群,诞生了条顿德意志(teutonicus)一词,但过程怎样,至今不甚明朗。已经弄清的是:意大利人把阿尔卑斯山以北说日耳曼语系语言的人称为theodisci、theutonici。不管怎样,真正的德意志史在整个历史谱系中展露身姿,那要等到9、10 世纪以后了。加洛林王国瓦解时,住在其东半部的人,根据他们使用的语言,开始被称为“德意志人”。 接着我们来看图2。和加洛林王国时代相比,形势已有所变化,西侧的国境还是一样的,东南部发生了改变。在图1 中,加洛林王国只延伸到意大利半岛的中部,而这时候,除了阿普里利亚、西西里、卡拉布里亚之外,德意志王国的统治范围已经延伸到了意大利半岛的全境。虽然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没包含在内,但它们以北的斯拉夫民族地区,包括波希米亚在内,都被收入了德意志王国的囊中。 图2 萨克森、法兰克尼亚王朝时代的德意志 对这一时期德意志王国的情况作比较详细记载的是弗赖辛(Freising)主教奥托(约1112—1158)。根据他的《双城史——至公元1146 年的世界历史编年史》,查理曼的血脉断绝后,萨克森人、捕鸟者亨利在919 年当选为国王(亨利一世,约875—936,萨克森王朝的建立者),从此德意志王国正式替代了法兰克王国。但据说,在奥托的认识中,德意志王国只不过是法兰克王国的一部分。当时的德意志王国对巴伐利亚、士瓦本、萨克森、图林根、弗里斯兰、洛林等各公国进行了统合,这一全域奥托称为teutonicum。奥托认为它是法兰克王国的一部分,而不是德意志王国,这是为何呢? 加洛林王朝 查理大帝 让我们回到查理大帝的加洛林王国。查理大帝的帝国占据了西欧的大半,这恰恰表明他的国家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当时西欧还没有像样的道路,他的帝国还缺乏足够的官员。尽管如此,查理帝国依然能支配那么大的版图,秘诀在于,他的帝国是基督教属性的,即一个按照基督教的罗马皇帝的理念构建起来的基督教帝国。这也是加洛林文艺复兴运动的实质性内容。 加洛林文艺复兴一般被认为是对古代文化艺术的复兴,这种看法本身没错,但不止于此。当时查理大帝的身边多是异教徒日耳曼人,很少有人对古代的文化艺术感兴趣,查理大帝自己也不能读写拉丁文。那么,加洛林文艺复兴到底是怎么回事?来听听瓦尔特· 乌尔曼(Walter Ullmann,1910—1983,奥地利中世纪史学者) 的见解: 在和法兰克王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教皇强力推行他的一系列意识形态,试图通过各种仪式、规范以及用语来体现基督教化了的罗马宇宙观。在教皇看来,8 世纪50 年代之前欧洲政治版图的改写意味着历史进程正在向教皇信奉的目标靠近,具体表现为法兰克人的欧洲化。而法兰克王权是推动这一历史进程不可或缺的力量,其强大的源泉来自罗马—拉丁谱系。实际上,法兰克人是教皇实现自身政治意图所能利用的唯一部族。 查理大帝支配了东起易北河,北至北海,南到意大利中部的广大土地,并统治了除英格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外的所有日耳曼民族。查理大帝用军事实力征服这些土地后,开始展露他更大的抱负:遵从教义传播基督教,对法兰克社会实施变革。 “这时,西欧社会才开始按照特定的教义和基督教规范来开展建设。”查理大帝为此从各地广揽学者,艾因哈德(Einhard,770—840)、阿尔昆(Alcuin,约735—804)、奥尔良的狄奥尔多夫(Theodulf d’ Orleans,755—820)等纷纷集聚到他的麾下。查理大帝致力于把教会的学问作为治理国家的理念导入世俗政府的中枢系统,实现传道。 查理大帝俨然成了全欧洲的传道士。从现代意义上讲,学者一般都倾向于文化艺术和政治权力的分离,加洛林文艺复兴强调古代文化艺术的复兴,但要在中世纪实现这一点,有赖于政治的支持,同时,宗教也无法和政治分离。查理大帝的文艺复兴正是这样一场以政治为载体、以传道为目的的“学问的运动”。 政治和神职人员 位居加洛林王朝权力中枢的神职人员以圣经为蓝本开展王国建设,政策非常大胆。那些以敕令形式推出的政策要求对日耳曼民族的传统习俗和行为规范进行合理化改造,具体包括:严守祭日和休息日规定,并对审判、斋日、伪证、结婚、利息等宗教和日常生活作出详细规定。为了改造日耳曼人的传统生活习俗,王国新设了教区,仅在东法兰克(以后的德意志)就有3 500 个。为了对自由民以及非自由民的子弟实施教育,设立了小教区学校。这些措施并非很成功,但确实是非常大胆的改革尝试。 在这里,我们无须对加洛林文艺复兴进行更细致的描述,只要明确一点:加洛林文艺复兴是一场带有宗教理想主义色彩的运动,它打破传统、习俗,要求基于基督教的理性主义对生活进行重新设计。这是西欧首次尝试在圣经和教义的基础上对社会进行改造,这场运动对后来的德意志王国产生了深远影响。欧洲理性主义萌芽在此时已经显露端倪。 在政治史的意义上,带有这种属性的加洛林王国和之后出现的德意志王国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呢? 奥托的登场 911 年,拥有法兰克血统的东法兰克国王路易死后,领土一度可能与西法兰克合并。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东法兰克的公爵们选出康拉德(Konrad,881—918)公爵为王。康拉德于918 年死后,萨克森公爵亨利一世当选国王。亨利一世虽说是法兰克王,但他并非法兰克人,也不拥有加洛林血统。亨利一世的当选在萨克森人和加洛林人的关系中很特别。为什么?当年为了征服萨克森人,查理大帝曾经苦战良久,而今,被征服的萨克森人的公爵成了法兰克的国王。关于国王选举,一开始只有萨克森人和法兰克人参加,后来巴伐利亚、士瓦本、洛林也加入了选侯团。亨利的儿子奥托一世于936 年当选国王时,五大部族都参加了选举。 奥托当选的背景是:加洛林境内诸王的势力弱化,对9 世纪以后诺曼人的入侵和马扎尔人对匈牙利的进攻束手无策。这是欧洲的“黑暗”时期:北边有诺曼人的入侵,东面有马扎尔人的进攻,城镇和教会遭到掠夺,人们在恐惧和战栗中惶惶不安。就在这时,德意志诞生了强有力的统治者。933 年,亨利一世在图林根的里阿德附近击溃了马扎尔人,他的儿子奥托一世(Otto I,912—973)于955 年在奥格斯堡战役中再度击败马扎尔人,取得决定性胜利。此后,除14、15 世纪塔塔尔人的进攻之外,欧洲再也没有受到外敌的侵扰。 奥托大帝 仅靠这些胜利,奥托一世还不足以巩固自身的地位。巴伐利亚人一直在反抗。为此,936 年奥托在亚琛作为国王即位时,宣布将继承加洛林传统。 为了让独立性很强的各部族服从,奥托选择与教会这一和各部族无关的势力结盟,把自己亲信的神职人员任命为大主教、主教。通过让神职人员担任国家行政部门的职务,防止职位的世袭化。精通文墨的神职人员提高了行政效能,有助于行政的全覆盖。这一制度被称为帝国教会制度,是贯穿萨克森和萨利安两朝的基本政策。奥托以后的诸王对这些政策的沿用也和他们的意大利政策有关。19、20 世纪的德国历史学家批评奥托以及其后的德意志统治者们为求加冕而兴师南下,在意大利经营上花费了太多精力,他们认为德意志的东方更值得关注。 962 年,奥托一世在教皇约翰十二世的主持下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由此既继承了加洛林传统,也巩固了其作为德意志国王的地位。奥托以后诸帝的意大利政策也被放在了和东方政策同样重要的位置上,因为这是与周遭势力维持平衡关系的基础。如果他们不求加冕、不远征意大利,就难以维持德意志王权的稳定。 奥托并非不关注东方。居住在易北河和萨勒河之间的斯拉夫人在10 世纪表示臣服,但983 年斯拉夫人起义,该地区重新失去。968 年,作为东部经营的据点,奥托兴建了马格德堡大主教区,使之成为这一地区的中心。973 年,奥托死去,奥托二世继位,983 年,年仅28 岁的奥托二世也去世了。年仅3 岁的奥托三世(Otto III,980—1002)继位后,母亲狄奥凡诺摄政,在美因茨大主教威利吉斯(Willigis von Mainz,940—1011,担任奥托三世的家庭教师)的帮助下,王位得以维持。 奥托三世时期,1000 年设立格涅兹诺大主教区,这促进了波兰的基督教化进程。1348 年设立布拉格主教区。在北方地区,汉堡、不来梅大主教区成为面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传道据点,1104 年,隆德主教区设立。12、13 世纪,德意志民族开始向东方挺进,他们跨越易北河和萨勒河开展拓殖,挺进到二战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地区,之后,其势力范围进一步延伸到斯拉夫人居住区。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投回德意志国内。奥托三世于1002 年死去,继承者亨利二世也于1024 年死去。萨克森人统治的时代就此结束。同年,萨利安人出身的康拉德二世被选为国王。康拉德二世之后登场的是亨利三世(Heinrich III,1017—1056,1039 年当选)——此时,历史即将拉开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叙任权斗争(Investiture Controversy)的序幕。 教会和王权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要关注一下教会和王权的关系了。 德意志国王把主教区和帝国修道院当成他自己的私有物,根据国王的意志任命主教和修道院长。那个时候,国王没有固定的首都,他会经常带着数千家臣、扈从巡游全国,驻跸在帝国领地、修道院领地或主教领地上。 比起世俗贵族的领地,当时的修道院和主教领地文化色彩浓郁,经营状况良好,完全可以安顿国王带来的数千家臣扈从。对此,国王的回报是:不但赐予土地,还赐予特权。 近代以前,主教区和修道院获得了很大的特权。11 世纪,法国以及勃艮第的教会以“教会自由”为口号,兴起了摆脱贵族压迫的改革运动。教皇利奥九世呼应这样的改革声浪,他召集优秀人才到罗马商量对策,表示谴责买卖神职(Simony)、神职人员娶妻蓄妾等现象。但当时的德意志教会情况不同。如前所述,对德意志的教会来说,国王的统治绝非压迫。德意志国王对发生在法国的教会改革运动反而是支持的,并表示要引进以克吕尼为代表的法国修道院的系列改革措施。 在德意志,国王不是“俗人”,他拥有神圣性。人们相信国王拥有王位是因为神的恩宠。国王是被涂油者(Christus Domini),是近乎神的存在,被视为神在地上的代理人。相比之下,当时的教皇却没有这样的权威。教皇在意大利以外没有太大影响力;即使在意大利,也经常要在贵族们的争斗中腾挪躲闪,忽左忽右地站队才行。 因此,要理解教会改革和德意志国王的关系,必须理解德意志国王的这一特殊属性。国王不同于一般贵族,他可以凌驾于神职人员之上,拥有神圣性。“基于神的恩宠的王位”这句话不是虚言,而是现实的反映。国王是被神涂油者,拥有和基督同等的尊荣。 德意志国王亨利三世介入了围绕教皇尊位的斗争,他先后废黜了三位教皇,1046 年,他任命班贝克主教(德意志人苏伊德格·冯·班贝克)为新教皇,称克莱芒二世。克莱芒二世后来被毒杀。在1056 年前,有四名德意志人相继成为教皇,在他们的影响下,罗马的教会改革得以推进。1073 年,格列高利七世(Gregory Ⅶ,约1020—1085)就任教皇以后,冲突发生了,教皇把亨利三世的儿子亨利四世从教会开除(破门律),围绕主教任命权的“叙任权斗争”爆发。
本文摘自阿部谨也著、陈云译《极简德国史:何谓德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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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一统德国幕后的改革

1806年10月,当拿破仑·波拿巴率领法军自勃兰登堡门开进柏林时,他送给普鲁士的条约是削去其一半的国土和人口。意气风发的拿破仑恐怕不会想到,当时被他踩在脚下的对手,会在将来以相似的方式完成复仇。


在1870年9月的色当战役中,由老毛奇将军领导的普鲁士军队在经历一系列调整部署后一举击败了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麾下的法军主力,并迫使法国不久后投降。1871年《法兰克福条约》的签订则宣告了普法战争的结束,标志着由德意志各州联合而成的德意志帝国的崛起,以及新生的统一德国在欧洲统治地位的确立。


外军志丨追溯现代军事教育之源:普鲁士一统德国幕后的改革

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惨败使普鲁士丧失一半国土和人口,却也让普鲁士痛定思痛,决心改革。图为1806年法军占领柏林后,拿破仑通过象征普鲁士军事胜利的勃兰登堡门。


从被拿破仑征服到完成德国统一,短短60年时间完成攻守之势的逆转,普鲁士军队厥功至伟。那么,普鲁士军队是如何崛起的?


7月17日,美国智库战略桥发表了美国陆军军官洛伦索·鲁伊斯(Lorenzo Ruiz)的文章——《现代军事教育之基》,认为德国在欧洲的突然崛起主要应归功于普鲁士人在19世纪通过制度化确立的三次军事教育改革:阶梯式的分层教育;拓展丰富的广域课程;极受重视的历史研究。鲁伊斯相信,这些改革就是普鲁士人在战场上制胜的法宝,并且仍然是当今军事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通识教育:培养现代战争领导者之关键


1806年10月,色当战役发生的64年之前,普鲁士军队在耶拿-奥尔斯塔特一线同拿破仑·波拿巴率领的法军对垒。尽管普鲁士军队管理严格且训练有素,且在总兵力上居两倍优势,却仍遭到法军横扫。这场失利摧毁了普鲁士人对自身卓越军事才能的幻想,但也让幸存的军官屈辱地意识到:战争已然改变,腓特烈大帝的战争体系已经落后于时代。惨痛的失败让普鲁士人明白,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普鲁士军队无法有效地动员,制定作战计划,也无法做出有效协调,进而把握战场上的主动权。


由此,耶拿战役成为普鲁士军队推动改革的催化剂,并为七十年后色当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石。


作为普鲁士军队改革之父,格尔哈德·冯·沙恩霍斯特少将亲眼目睹了普军在耶拿战役中所受的屈辱。沙恩霍斯特出身贫寒,但颇有教养且自强不息。因其学识广受赞誉,他受到普鲁士国王的任命来领导整个军事改革委员会。沙恩霍斯特不认为军队可以幻想像拿破仑一般的军事天才在危急关头降临,那无异于坐以待毙;恰恰相反,他相信能够取胜的军事才能可以通过教育加以培育。因此,他领导的改革旨在从皇室贵胄手中夺回军官的任免权,以建立一个不看出身,而是通过教育来选拔和培养人才的制度。


外军志丨追溯现代军事教育之源:普鲁士一统德国幕后的改革

沙恩霍斯特主导的军事改革为参谋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成为普鲁士在欧洲列强包围中崛起的关键。


在腓特烈大帝时代的军事学校,服役前的军官接受训练并学会服从。耶拿战役证明了仅仅执行命令是远远不够的,军官们必须通过审慎且具有批判性的考虑后再规划军事行动并执行。沙恩霍斯特坚信更高水平的教育所能带来好处,并于1801年在柏林建立起军事协会时,就特地设立了专门的学习场所。这个协会推动了思想的自由碰撞,并促进了判断和推理能力的发展。如今,相似的模式依然可在许多智库中看到。


沙恩霍斯特将军将高等教育的概念纳入改革之中,建立起了阶梯式的军事教育体系,以满足不同层级军官从战术应用到战略制定的不同需求。普鲁士军队的学校系统包括了少年军校(cadet schools)、军事专业学校(post-commissioning schools)、柏林军事学院(Kriegsakademie)的三级体系。少年学校提供基本的军事指导,其目的是灌输纪律意识并教授一般的军事知识;军事专业学校则在诸如火炮、战术和管理等领域提供军事技术指导,其目标是磨炼特定领域的军事技能;战争学院是军队建立的第一所战争学院,它注重培养战略性和批判性思维,其课程涵盖了通识教育、军事战略。此外还包括科学、政治、经济和历史。


沙恩霍斯特认为,通识教育是培养拥有在现代战争中解决问题能力的领导者的关键。


正如普鲁士因其过时的军事系统和战争策略被拿破仑的军队击溃,耶拿战役展示了战争适应性的重要性。沙恩霍斯特得出以下结论:理解战争并突破僵局所需要的是批判性思维——那种能够质疑现状,分析问题并促成解决方案的思维方式。对此,他的解决方案是通识教育。他和他的继任者通过在课程内容中加入文科和科学学科的方式,使军队的教育范围大为延展。美国第一任教育厅长亨利·巴纳德博士1872年对普鲁士军队课程的回顾纪要显示,除特定的军事科目外,普军还十分重视外语、哲学、地理、化学、物理、逻辑、文学和历史等科目。


外军志丨追溯现代军事教育之源:普鲁士一统德国幕后的改革

即使在二战中,德国国防军军官的综合素养也曾令美军惊叹。在德国军事教育理念中,战争既是科学也是门艺术,只有具备良好的哲学艺术修养的人才能拥有广阔的想象。


其中,普鲁士军队的教育认为历史研究对培养军事决断力至关重要。学员每周都在战争史上投入至少七个小时的精力,比军事学院中开设的其他任何科目都要多。在局势相对稳定的时期,如1815年至1860年代的普鲁士,对历史的研究可以作为对战争经验的替代。通过对历史学家豪约・霍尔本(Hajo·Holborn)所描述的“环境复杂性”的学习,军官学员们在军事史课程中加深了他们对战争的理解。著有《战争论》的普鲁士作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认为,历史是一种结合战争理论与实践的方式。克劳塞维茨是沙恩霍斯特的学生,在他管理军事学院的期间,也延续了对历史教育的重视。


阶梯式培养:新文化根植总参谋部


三次军事教育改革是普鲁士总参谋部建立的基础,总参谋部被豪约・霍尔本称为是“军队的大脑和神经中枢”。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的60年里,普鲁士的军事教育体系将破陈出新的文化根植在了总参谋部。学员们通过学习和尝试不断进取。他们不断改进指挥方式,用以匹配战争范围的扩大和战场形势的多变。他们发展诸如铁路和电报等技术来为新的战略理念提供支持。以铁路为例,尽管大多数工业国家都在19世纪兴建铁路,但普鲁士总参谋部有远见地规划了整个铁路线的布局,使其能够为未来的军队部署提供有力支持。总参谋部对自身短板的反思和未来战争的思考催生了普鲁士军事事务的改革。


外军志丨追溯现代军事教育之源:普鲁士一统德国幕后的改革

铁路对于陆权国家的意义不言而喻。普鲁士总参谋部很早就介入北德意志铁路网的规划,为其在战时赢得优势。


普鲁士军队的教育系统培养出了使普鲁士在19世纪后期占统治地位的大批人才,其中最杰出的当属赫尔穆特·冯·毛奇将军。虽然并不被所有人都视作为军事天才,但他领导下的总参谋部培育出了一支高度有序、战略出众、士气振奋军队,并一举击败了法国人。毛奇对战争不可预测特性的深入理解使他只发布少数最核心的命令,这要求下属在战场上充分应用自己的判断力,并发挥主动性。总参谋部的军官们能够制定合理的计划,审时度势进行人员调度,通过成功的战略部署,最终取得了普法战争的胜利。


战争结束后,普鲁士的改革被许多西方国家所效仿。通过对普鲁士军事院校系统的仔细研究,巴纳德博士发现:普鲁士之所以在欧洲军事强国中独树一帜,是因为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遍布全国的教育体系,以及施泰因和沙恩霍斯特推行的使军官成为军事教育和军事科学领域领导者的计划。


巴纳德博士的研究表明,从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伊始,普鲁士的这套体制也影响了美国军队的教育系统。沙恩霍斯特改革的着重点,即通识教育和阶梯式的培养体系,仍然是美国军队和许多其它现代化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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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1 个评论)

回复 admin 2018-9-8 09:06
三篇文章(有一篇发了两遍,删了一篇),各个分段都帮你加了一个空行。这样好读一些。这篇前半篇是一个大自然段,无法加分行,也许你可以自己调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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