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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韩统一暗流汹涌，海峡两岸中华何往？（连载 15，原创）：管窥习大大的抉择（1）-战 ...
作者：夺标
欧洲新报 特约科技记者、“纵观天下&我要发言”专栏作者
习近平的理想（四个全面）是要进一步把中国建设成”国强民富“而不只是”国富民强“的现代国家。
既然是现代国家，就首先要明了现代国家政府的基本职责：税收、民生、战争与和平。
但是，如果涉及到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毛泽东依然可以魂兮归来，堪称战魂。
战争与和平，反映的是国家的综合实力、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即国家凝聚力。毛泽东不仅是战魂，而且是现代历史上造就国家凝聚力的第一人。
毛 泽东学习和发扬了曾文正思想的最精髓处——这即是对中国乡村古典结构的改造，从而使得八成最被边缘化的国民第一次有了国家认同感。这和黄仁宇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黄先生本为蒋军高级军官，国 府保送留美，他的现代历史著述里是毛蒋并重的)。几千年来，我国都是官俸不到乡的传统。而曾国藩首先从乡村固持的耕读传家和屯田保甲传统入手，着手进行乡村半 军事化改造，密切了乡村与国家军事与行政机器的耦合。中华国民性最讲变通，而少纪律，处处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纪律性训练前有商鞅，后有毛泽东，之间是 曾文正，也许张载也算一个吧。
把1949年以后毛领导的合法中国政府与极权主义的兴起，或者纳粹联系在一起，不正确地加以比拟也不是我们2010年代年轻人的创造。有个流亡德国的德语专家，也号称是马克思韦伯研究专家王容芬女士在她19岁时候就这么说了。我不知她在古稀之年有没有改变观点。但就我所知，韦伯本人对东亚，主要是中国社会特征，生产关系特征的认识和研究比王倒是深刻，起码他经过田野调查后再次肯定马恩的论断-----巨大水系的天然地缘条件和广袤纵深国土上对水患天灾的治理需要使得数千年来的中国人必须依赖于东方式的专制，即中央集权，而而韦伯们（加注：指马克思韦伯的弟弟阿尔弗雷德及其子弟们；阿尔弗雷德与哥哥一样也是德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更加钦佩毛的一点是，
更加钦佩毛的一点是，他居然能够创造性地把工农全阶层民主，即无产阶级专政和中央集权融合在一起，使得中国1960年代的公民精神面貌和中国乡村建设效率令世界惊异不已。我必须说明，那个时代中国乡村建设效率提高，由于起点和基础问题，比吹捧的每天一层摩天楼的后30年深圳效率要难多了。
对毛的个人崇拜也好，以及近三十年毛的被边缘化也好，盖因和平的纸醉金迷年代，也是”去政治化“的弱兵年代，吾国吾民忙着升官发财换老婆，不需要战魂；而当年被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挤压生存空间的中国人民是必须”放弃幻想，准备打仗“，必须独立自主发展军工优先的产业链，可以说是美苏逼迫我们跑步进入工业化时代的。
如今，美国重返亚洲的鼓声越来越近，对岸国民党”马立强“组合的彻底失败几乎已经关闭了”一国两制“的和平统一大门，在略微寄希望于蔡英文的”邦联制“之外，更需呼唤我们的战魂----吾国吾民不讲大政治已经超过三十年了，而战争迫在眉睫，战争是大政治对最高形式。在国人日常歌舞升平的经济生活里被驱离的毛泽东，必须魂兮归来到我们的备战思想里。唯有坚定的备战，反能获得和平----尊严不依赖馈赠，而靠自己争取。
在最新的长文《当代中国历史巨变中的台湾问题——从 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谈起》中，汪晖教授继续展开了他关于中国近 20多年来发生了“去政治化”这一论述，并由此推断：在 20世纪“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三位一体政治潮流退潮之后，与这种政治实践相关的政治结构与政治范畴也都瓦解了 ，于是，在越来越严峻的地球村生存空间里，“如何重新让‘中国’变成一个政治范畴”继而转化为国家凝聚力成了今天最困难也最重要的挑战。汪晖指出， 在20世纪，“中国”是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成为一个政治范畴的，“从中国大陆内部来讲，社会主义政治运动所寄托的是一个解放的理念，这个解放是通过阶级、工人阶级、工农联盟、统一战线、民族解放这一系列的政治构成来实现的。”而在台湾，三民主义和民族统一的政治实践也使“中国”成为一个明确的政治范畴。那时，“中国”作为一个被争夺的政治范畴，在对立双方都是明确的存在；在国际上，左翼都支持大陆解放台湾，美国及其盟友都支持台湾。
但在1989-1991年的巨变之后，中国大陆开始发生“代表性断裂”和“去政治化”，“第一表现为工人阶级政治的衰落，工人国家的衰落，即不存在19-20世纪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了；第二是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的衰落和工农联盟的彻底瓦解，即不存在这两个范畴了，以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形成的广泛统一战线的人民范畴也不存在了。在这个意义上展开的民族解放事业也失去它的效能了。”所以，现在作为一个政治范畴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成了一个问题。汪教授的结论在对台湾的统独以及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认同危机等问题的探讨上，提供了清晰的视角和有力的概念工具。
汪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有人会说：地理、人口和主权，这还不够吗？中国已经是一个历史文明，为什么还必须是一个政治范畴？我们看欧洲统一的进展与曲折，或许就可以找到一点启发。十多年前，《读书》杂志就曾发表过哈贝马斯和格林等人有关欧盟宪法问题的讨论，除了究竟是宪法还是宪法草案或宪法协议等程序性问题之外，他们共同确认的是社会市场经济、福利国家和民主等政治价值。这些政治价值不仅代表着欧洲的历史传统，而且也是针对新自由主义浪潮而产生的、立足于欧洲现代传统的政治论述。在这些政治论述强而有力之时，欧洲统一的进程就比较顺利，相反，伴随欧洲国家向新自由主义政策倾斜，社会民主体制面临危机之时，欧洲统一就面临危机和分离的局面。我并不是说我们需要搬用欧洲的价值，而是借此说明：没有有力的政治论述，内部搞不好，外部也搞不定，不知道谁是敌人，也不知道谁是朋友，不知道该去联合谁、依赖谁、反对谁，最后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谁，离心力的产生就是必然的。这一切就是政治危机的症结。”
由于中国失去了“有力的政治论述”，而欧洲仍然保持着其“市场经济、福利国家和民主等”强有力的政治论述，所以当下的欧洲可以利用其政治论述对内推动统一，对外划分敌友、合纵连横，而当下的中国则发生了内外都搞不定的“政治危机”。这是习大大必须解决的重大政治命题。
无独有偶，2014年德国前总理、“中国通”施密特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写书评时候强调了几点：
1.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至少1000多年来占据着统治地位，这意味着中国没有影响全民的大一统国教;道教、佛教、印度教、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得以在此和睦地各自发挥着影响。
2.中国人民最终于1949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取得胜利，中国得以重建。毛泽东是当时中国毋庸置疑的政治领袖，今日中国建立在毛泽东打下的基础之上。在中国这样规模的大国，国家的凝聚力至关重要。但寄希望于民族主义会反受其累，因为这很可能引发并非本意的危机甚至战争，而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的中华文明更能提振中国人的自信和自觉。
3. 习近平尤其重视由腐败、环境污染、非法占有土地、劳资纠纷和食品安全缺失引发的问题。不断突出的老龄化是中国面对的另外一个严重问题。老龄化伴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全国性的养老保障势在必行。同时，中国不得不对独生子女政策进行反思。中国的户籍制度也亟待逐步调整。
4.中国5000年的文化中，实难发现帝国主义式思维的蛛丝马迹，中国一直信仰和为贵。一个范例是中国历史记载的15世纪中国航海家郑和将军，尽管握有海上优势，他却没有滥用武力。
5.西方国家常常按捺不住冲动，在中国和中国领导人面前扮演教师爷的角色，这种好为人师往往源自傲慢因而碰壁。西方国家或许应该识相地放下身段，让公平竞争发挥作用。
按照汪晖的观点，国家就是叙事。如果认定现代中国就是一个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叙事，没有其他，那么当这两大叙事都不再成立之后，国家就陷入了政治认同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