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作品甫一出版便备受瞩目。它以极为独特的视角切入历史，集中研究战后德国各占领区卫生系统的重建工作，并于细微之处引申出这样一个判断：战后德国各占领区卫生系统的重建工作所依据的逻辑与整个战后德国、甚至整个欧洲秩序重建的逻辑是内在统一的。据此，杰西卡认为，要想理解后者，必须要以理解前者为前提。这种观点对于传统的专注政治、军事、经济与外交因素的“冷战发生学”来说无疑是一种颠覆，无怪乎引起了英语冷战史研究界的争议。1945年满目疮痍的柏林
那么，杰西卡又有何等的底气做出这样大胆的判断呢？众所周知，战后初期盟军占领区分而治之，1947英美占领区整合成为二联占领区（Bizone），1949年4月法占区加入，同年5月联邦德国成立。对于这一进程中各种因素如何促成了两德对峙格局的形成，国际冷战史学界早已有浩如烟海的研究。但在杰西卡看来，这些研究过于仰赖政治家的回忆录与外交部门的档案文牍，并不足以完整地复刻1945—1949年战后乱世的全貌。历史归根到底是普通人的故事，对于生活在满目疮痍的欧洲大陆的千千万万普通人来说，如何从疾病的威胁中逃脱，显然比考虑如何避免盟军与俄国人之间新的战争来得重要。杰西卡给我们展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1945年春夏之交的“和平”景象。
战后乱象：公共卫生危机笼罩欧陆
1945年5月，百万苏军攻入柏林，纳粹的最后两个重兵集团分别被包围在了库尔兰和捷克，战争的结束指日可待，然而局势并不乐观，因为公共卫生危机取代纳粹成为笼罩这片土地的新的阴霾。战争造成的直接后果空前惨烈：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数以千万计的人成为亡魂。原有的政治秩序与经济活动完全崩溃，食品、水源、衣物、燃料与住房严重短缺，社会治安恶化、道德开始败坏，谋杀、抢劫与卖淫层出不穷。许多城市没有洁净的水源，没有电，没有煤气，垃圾无人清理，污水顺着被炸坏的管道流进了被尸体所污染的河流与湖泊，失去家园的人们挤在密集低矮的棚户里，毫无卫生保障可言。
莱茵河到奥得河的欧洲大陆正见证着可能是公元4世纪蛮族入侵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这场人口流动携带着难以计数的病菌：斑疹、痢疾、伤寒及各种性病，而虱子、苍蝇、蚊子与老鼠的快速繁殖使人潮流动越来越像一条死亡之路。盟军对帝国中心旷日持久的轰炸与红军地面部队的快速推进，几乎彻底摧毁了德国卫生医疗系统。医院大楼被炸毁，缺医生、缺护士，缺绷带、血浆、疫苗、药品与床位，就是不缺病人。即将到来的寒冬与看样子永远也不会恢复的食品暖气衣物供给，仿佛是悬在所有幸存者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这一切，与千年不遇的人潮一起，成为疾病大规模传播的天然温床。危机一触即发。1945年5月同盟国军事占领德国示意图，图片来自美国占领区军政府档案。
这些残酷的现实使得战争的胜利者们不得不暂停庆祝。因为这场危机将不是无关痛痒的人道主义灾难，也不是什么内政问题，而是一场将使欧洲刚刚取得的和平（或者是平衡）化为乌有的空前浩劫。为了重建秩序，各个占领区的领导者们开始着手处理卫生防疫工作。但很显然，仅仅凭靠占领军医务部门有限的力量不足以应对这场巨大的危机。因而，必须寻求当地人——特别是德国医务部门的帮助。而对整个社会的卫生防疫工作不仅仅与医务部门相关，因而重建一个有力的德国政府便成了某种必需。
从这时开始，同盟国原先协商通过持续的军事占领彻底摧毁德国的战争潜力的报复性政策便无以为继。就德国而言，起用当地人来协助工作则意味着“去纳粹化”（Entnazifizierung）运动将面临着多方面的困难，而重建政治与经济秩序的努力又与各个占领区奉行的政策密切相关——我们不难发现，从这些为了应对公共卫生危机而采取的政策中，一个新的德国的雏形逐步显现出来。
英占区的“间接控制”
然而，杰西卡的理论野心绝不仅限于此。即使是从公共卫生危机切入，这个问题仍然需要大量更为细致的分析。四个主要占领区的政策并非一成不变，而1949年最终呈现出来的局势与1945年的起点相比更是大相径庭。考虑到“冷战发生学”对美英占领区政策变化的研究成果，杰西卡选择重点论述美英占领区的情况。
由于二战基本耗尽了英国的战争潜力，战后上台的英国工党政府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日不落帝国跨越三洲五海的殖民地系统已经摇摇欲坠；旷日持久的战争彻底拖垮了英国的经济，政府的财政预算进一步紧缩。在重重危机之下，英国基本采取了“间接控制”（indirect control）的方式对北德占领区进行管理。间接控制意味着在必要的去纳粹化程序之后，重新起用纳粹时代的行政人员与医务人员来应对卫生危机。
但是在杰西卡的解读中，英国政府下发的文件显示出对德国民族性格的深层次的不信任：英军将德国人视为天生的法西斯军国主义追随者，“他们的本性根本不会改变”，一名英军占领军军官如是评论。这种不信任导致英占区展开了仅次于苏占区的严厉的去纳粹化运动。结果，英占区根本没有足够的符合条件的德国行政与医务人员来完成“间接控制”的使命。
因而杰西卡认为，英国政府在执行占领任务的进程中缺乏根本的使命感，仅仅试图以最小代价完成对局势的控制，不要让占领下的德国变成下一个英属印度而已。这种冷漠与事不关己的态度背后折射出战后英国国际地位的极度萎缩。1945年3月，英军占领委员会发布的旨在限制占领区军政机构与当地德国人过多接触的“反亲善”（Anti-fraternization）政策指南。
美占区的“美利坚化”
美占区的情况则大不相同，杰西卡将论述的中心放在美占区的“美利坚化”（Americanisation）进程与占领区内德国民众的态度。美国政府对德国民族性格没有任何偏见，相反他们认为德国人善于服从的本性与高度的纪律意识意味着德国人是“可教化”的。也许是出于自信，美国人认为只要赢得德国人民的好感，后面唯一要做的就是教会德国人民如何建立美式民主制度。而在这种美式民主制度下，任何人都可以令人放心地工作，那么卫生危机也将迎刃而解，所以美占区内对德国医务与行政人员的限制最为宽松。
当然杰西卡并未忘记提醒我们，在美占区建立美式民主制度的尝试并不意味着将魏玛晚期逃出德国的政治流亡者（Émigrés）吸纳进来。早在1943年1月召开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各占领势力就商定将德国的政治流亡者从重建体系中排除出去，因为这些被冠名以“自由德国运动”（Free Germany Movement）的、形形色色的流亡者并不值得信赖。特别是对美国人而言，重要的是通过美式民主制度选出一个新的德国政府。
这就意味着，1949年诞生的联邦德国政府至少在理念上是完全新生的，它与之前的魏玛共和国不存在任何法理上的继承关系。尽管新成立的联邦德国政府仍有不少纳粹时代的达官显贵名列其间，但是至少就名义上而言，这个德国已经不是以前的德国了。通过对“美利坚化”进程的强调，杰西卡试图证明传统上那种试图将二战视为一战的延续，或者将冷战的发生前移到1918年的论调是完全不符合历史的。
法占区的报复性掠夺
杰西卡这部著作最突出的亮点，莫过于她对法占区与苏占区的研究。
法占区仅仅由莱茵兰、萨尔、巴登和符腾堡四个德意志传统历史大区组成，偏居德国西南一隅。由于法占区单独存在的时间极为短暂（仅四年），而法国又很快失去了对重建的西德政府的影响力，长期以来关于法占区的研究是一片空白，遑论专门对公共卫生政策的研究。杰西卡参考了大量法国政府的文件与西德的档案，指出对法占区的专门研究在这段历史的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战后初期的法国戴高乐政府对参与占领德国有两个层面的考量：一是出于报复心理，希望通过占领包括半个鲁尔区在内的莱茵兰发达工业区来弥补法国本土蒙受的巨大物质损失。法军在占领期间除了对德国平民施以强奸、掠夺等骇人听闻的暴行外，还不遗余力地将各种工业设备、基础设施拆卸运回法国——医疗设施与药品自然包括在内；二是，战时惨遭亡国之辱的法国急于通过与三巨头一起占领德国来彰显国际地位，表示本国不只是英美的附庸。这两个层面的考量从根本上决定了法占区的卫生危机注定是最严重的，也是最难解决的。
所幸随着戴高乐黯然离任，新的第四共和国政局陷入动荡，交替上台的左右派政府难以延续戴高乐有意识的占领政策，而印度支那与阿尔及利亚殖民地此伏彼起的叛乱又极大地分散了法国中央政府的注意力。法国占领区军政府诸多不得人心的冷酷政策与法军士兵的诸多暴行引起德国民众的强烈反弹，最终焦头烂额的法国政府不得不放弃单独占领西南德国的政策，接受了英美提出的三联占领区方案。随着一个对法国没有任何好感的西德政府的出现，法国的过于自大的政策最终滑向了反面。因为自身的所作所为，法国彻底失去了作为战胜国在中部欧洲享有的可怜的影响力。法军在占领德国的过程中犯下了大量杀俘、强奸与劫掠的恶行。图为2001年美国HBO电视台电视剧《兄弟连》（Band of Brothers）剧照。
苏占区的“苏维埃化”
苏占区的情况则极为不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冷战时期对苏占区及随后的东德的研究与目前西方学界对朝鲜、叙利亚或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的研究类似，书面材料极度缺乏，学者仅能依靠部分出逃者的叙述来建构异邦形象。随着两德统一与苏联解体，大量第一手俄文资料向公众开放。因而在1990年代，欧洲学界出现了一股以解密苏联档案研究冷战时期欧洲各国历史事件的热潮。杰西卡从中汲取了诸多洞见，并将这些研究方法移植到本书。
在杰西卡看来，苏联在东德地区的政策与美国和法国都有类似之处。一方面，在二战结束前夕，伴随着强烈的复仇心理与急于使祖国从战争中恢复过来的想法，苏联基本上对德国占领区执行了与法占区类似的武力掠夺，搜刮一切能够搜刮的东西来保证苏联本土的恢复与安全——作为战区的苏联本土一样面临着严峻的卫生考验。另一方面，二战结束后，苏联与西方国家的同盟关系宣告终结。面临着即将到来的东西对峙，东德毫无疑问成为必须坚守的最前沿，因而重建东德政府，甚至是重新武装东德，逐步被苏联领导人提上了日程。
与西方不同，苏联从纳粹执政开始就有意识地收容德国共产党的政治流亡者与各类左翼势力（比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同情者。经过系统的培养与整肃之后，幸存下来的德国流亡者基本达到了跟随红军的兵锋前去接收德国政权的标准——他们的反法西斯立场毫无疑问，又能绝对效忠苏联。斯大林的野心便是利用这群人去重建一个具备充足合法性的新德国政府（德共与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始祖，也都是魏玛时期的议会大党），为自己在战后的中欧预留一席之地。因而，苏联希望这些德国学生能够在德国建立起一套与苏联相似的制度，将值得信任的德国人“甄选”（differentiate）出来并加以改造与任用，从而将东德彻底“苏维埃化”（Sovietization），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德国——这与美国占领德国的方式殊途同归。
苏联方案的另一大优势是，这些德国政治流亡者中不乏医生，而他们大多以红军军医的身份参加了几乎所有重大战役。苏联占领军要想解决东德卫生危机，这些拥有丰富战时医务工作经验的德籍医生堪称无价之宝。因而苏占区最快、最好地克服了卫生危机，随着重建工作步入正轨，一个崭新的东德政府逐渐成型。

1947年9月至1948年10月苏占区中央卫生部各部门负责人名单。图中可见负责人大多为德国共产党（KPD）、德国共产党反对派（KPO）、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党员。这意味着这些人大多是流亡苏联的德国左翼人士出身，这几个左翼政党后来被整合为德国统一社会党（SED），也就是东德的执政党。
通过对四个占领区卫生政策的分析与比对，杰西卡梳理出从应对卫生危机到新德国诞生的发展脉络。除去具体的故事与数据，她大量运用了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的分析方法——但这一分析方法也构成了她的局限。
这部作品的核心论证实际上落在“两德对峙是如何形成的”这一关键问题上，卫生危机的视角仅仅构成了一个引子，而没有真正被融进论述逻辑。对应对卫生危机的具体政策的讨论与对更为宏观的政治背景的分析是平行的，这里面的张力未被有效克服。从这个角度来说，杰西卡还是没有能够完全走出以往冷战史研究的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