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尔克•奥莱尔•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年11月26日－1943年10月26日），著名的英国考古学家、艺术史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和探险家，原籍匈牙利。曾经分别于 1900年-1901年、1906年-1908年、1913年-1916年、1930年-1931年进行了著名的四次中亚考察，考察的重点地区是中国的新 疆和甘肃。

斯坦因1862年出生在匈牙利布达佩 斯一个犹太人的家庭。早年在维也纳、莱比锡等大学 学习专攻东方学，并先后掌握了匈牙利语、德语、希腊语、拉丁语、法语、英语、梵文和波斯语等语言，后游学牛津大学和伦敦 大学。1883年，21岁的斯坦因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其后，赴英国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主攻东方语言学和考古学。 
1886年，斯坦因的博士后研究即将结束时，被推荐出任英属印度旁遮普大学注册官和拉合尔东方学院院长双职，时年仅24岁。斯坦因得到任命后，立即启程前往印度，于1888年到职。从此，他一直在英属印度工作，为英国效力。 w

* 1900年-1901年，第一次中亚探险，发掘和田地区、尼雅遗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写成了《去东突厥斯坦从事考古和地形考察的初步报告》。此后，写出《沙埋和田废墟记》旅行记，正式考古报告是《古代和田》。 
* 1906年-1908年，第二次中亚探险，除重访和田和尼雅遗址外，还发掘古楼兰遗址，并深 入河西走廊，在敦煌附近长城沿线掘得大量汉简，又走访莫高窟，拍摄洞窟壁画，并利用王道士的无知，廉价骗购 藏经洞出土敦煌写本佛經二十四箱、绢画和丝织品等五箱。敦煌文物轰动整个欧洲其旅行记为《沙漠契丹度址记》（1912），其中有敦煌骗宝经 过的详细记录；其正式考古报告为《西域考古记》（1921）， 至五卷。
* 1913年-1916年，第三次中亚探险，又重访和田、尼雅、楼 兰遗址，并再次到敦煌，从王道士手中获得五百七十余 件敦煌写本，还发掘黑城子和吐鲁番等地遗址，其正式考 古报告为《亚洲腹地考古记》（1928）(夺标注:后来瑞典人斯文赫定也出版了有关中亚考古探险的，译名相似却内容迥异的书，不要搞错了！ )和《在中亚的古道上》。全四卷。对二次探险做了简要的记述。 
* 1930年-1931年，第四次中亚探险，由于中华民国政府的出台的文物保护法令及其他因素，此次探险无功而返。其所 获少量文物，下落不明。 

前 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敦煌等地出土 文物和文献，主要入藏伦敦的英国博物馆、英国图书馆和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以及印度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今在 新德里的印度国立博物馆）。藏品由各科专家编目、研究，发表大量的研究成果。斯坦因本人除上述考古报告和旅行 记外，还编著有《千佛洞：中国西部边境敦煌石窟寺所获之古代佛教绘画》（1921）一书。其论著全目见《东洋学报》第 33卷第1号。其生平事迹详见米尔斯基（Jeannette Mirsky）著《考古探险家斯坦因爵士传》（1977）。 
1943年10月，81岁高龄的斯坦因在阿富汗进行探险考古时，因着凉发展为支气管炎，最后中风而亡，死在考察的路上。他的遗体被就近安葬于喀布尔的基督教墓地。 
以斯坦因为代表的西方探险家、学者，在世纪初所推动建立的新的学术领域，竟然成为中国近代学术的源头之一……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陈寅恪 
谈 论近代中亚探险，被提得最多的名字便是斯文•赫定和斯坦因。从一般意义上看，斯文•赫定比斯坦因更具有魅力，他的探险游记更优美可读，他与中国政府及学 术界的联系更紧密，他在中国西北土地上留下了更多的足迹和更多的岁月，更重要的是，赫定的大多数探险，并不以“找宝”为目的。赫定继承了地理大发现时代那 些伟人的气质和品格。在“探险”意义上，就连来自日本的那个无知而勇敢的年轻僧人橘瑞超，也比斯坦因更多地挑战了人类在沙漠和高山环境下的极限。 
然 而斯坦因却是唯一的和不可替代的。他把乱糟糟的寻宝变成了对古代中亚世界的复原，他充实、丰富并激活了“丝绸之路（Silk Road）”这一近代概念，他建立了地理调查与考古发掘并重的西域学规范，他使湮没千年的各个民族、各种文字再次扮演了东西文明交流的角色。斯坦因把中亚 探险的瓦砾沙石，变成了认识人类文明历程的黄金美玉。 
可是，斯坦因又是一个盗宝人。他最先赋予敦煌藏经洞里的写本卷子以近代学术研究的价值和 意义，但他也是第一个把大量敦煌卷子盗出中国的“贼”。他在“中国 学术之伤心史”（陈寅恪语）上，划出了第一道伤口。随后的伯希和、勒柯克、大谷光瑞等等，这些在敦煌、吐鲁番和塔里木地区肆意盗宝的列位名人，都可算是步 了斯坦因的后尘。斯坦因在西方学术界所获声誉的高低，与他从中国盗运至印度和英国的文物的多少，有着正比例的关系。长期以来，这个事实让我们在面对斯坦因 的学术成就时不免尴尬，因为我们习惯于给人一个总体的和彻底的评价，就如班固在《汉书•古今人表》中所做的那样。

在 我看来，由于长期对斯坦因及其同案犯—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奔走于青海、蒙古、甘肃、新疆和西藏等地的那些外国人，早就被我们一网打尽地算作直接或间 接涉案人员—难以给出一个适当的判决，我们对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及其意义，也未能认真地加以了解。我不是在主张做翻案文章。无论如何，斯坦因他们给我们造成 的屈辱感并没有消散，一百年来这种屈辱感总是随着时势迁转作用于学术活动的内外环境。 
可是，我要说的是，屈辱是一个事实，意义是另一个事实，两事实间还有着深刻的联系。这是什么意思呢？ 
本 世纪初，当中亚探险进入学术突破—代表性的成就是斯坦因的调查、发掘以及随后西方学者如沙畹（E. Chavannes）的研究—的新阶段时，中国学术也正在经历着由传统向近代的跃进。中亚探险所造就的国际学术新潮流光彩四溢，包括汉文典籍在内的东方文 献，已经被纳入到这个新的研究领域中。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图记》中多处引用《汉书》和《后汉书》，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准确地理解。这个新学科虽然生长于西方 学术传统之下，却面对着完全陌生的资料和问题。结果，新学科扩张了西方学术的传统领域，其触角已伸展到中国学者的眼鼻底下。这一情形，与19世纪中后期西 方把中国强行并入西方的商业世界，有着惊人的近似。中亚学，或称西域学，无论其研究范围还是研究手段，都无法回避有着无比深厚传统的中国历史。这样，具有 侵略性和强大创造力的西方学术，不由分说地冲进了中国学术的古老庄园。 
少数几个博学、敏感并且充满好奇心的中国学者—以王国维为代表—很快便 意识到了斯坦因他们工作的价值。当斯坦因结束其第二次中亚探险不久，身在日本的罗振 玉和王国维，便通过沙畹获得了斯坦因携回的资料，并于1914年出版了具有很高学术史地位的《流沙缀简》。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虽然到1921年才出 版，但在1912年他已经出版了详细记录其第二次中亚探险经历的两卷本《沙漠契丹》（Ruins of Desert Cathay）。我们不清楚罗、王二人是否曾加以参考，但从研究内容上看，《沙漠契丹》可供直接参考的东西是很少的，也许有着优雅心性的王国维能从中读出 斯坦因对中亚及其历史的依恋之情。 

王国维后 来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其最初的成功经验，就来自他对斯坦因工作的整理，而不是晚到他以甲骨卜辞研究殷商历史时，这一点向为学术史研究者所 忽视。不仅如此，我认为，真正被忽视、被湮没的问题，是中国近代学术的发端、成长，与斯坦因等人推动的中亚探险、西域考古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 www.6park.com
近代中国学术中的重要分支，如丝路考古、西域研究、敦煌学等等，其学术风貌已完全有别于清代的西北史地之学，而是从精 神气质上直接继承了世纪初开始兴隆、 由斯坦因等人推动起来的在中亚地区的大发现。这样说也许还不够明确，我想进一步强调，以斯坦因为代表的西方探险家、学者，在世纪初所推动建立的新的学术领 域，竟然成为中国近代学术的源头之一。当黄文弼奋勇西行，从事极为艰苦的考察工作时，他不是同样感受到那种受赐于斯坦因他们的屈辱感吗？当陈寅恪沉湎于学 习中亚各种死文字时，他不是恰恰浸润在这一崭新的国际学术潮流中吗？屈辱感产生了意义。 
说实话，读斯坦因的《西域考古图记》，还有他的《古代 和田》(Ancient Khotan)和《亚洲腹地考古记》(Innermost Asia)，我惊异于这门学科在其初建立时，就已经达到如此高度，以致于近百年的进步，相对来说是非常有限的。这提示我们思考，今天的研究存在着什么问 题？当然，我们不具备斯坦因那一代人的百科全书般的知识，我们也不能象斯坦因他们那样无视国界、真正地把整个中亚甚至更大范围作为考察和研究对象，……还 有，我们是否真地象斯坦因那样热爱这份工作？ (本文摘编自《西域考古图记》中译本序言，标题为编者所加) 
西域考古记（Serindia） 
敦 煌学著作。英国斯坦因著。1921年牛津克拉兰顿出版社出版。是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1906年至1908年)的正式考古报告。共5卷。第一至三卷为 文字部分，第四卷为图版，第五卷为地图。其中第二卷第十四至二十五章记录作者在敦煌西北古长城遗址发掘汉简及在敦煌莫高窟拍摄洞窟壁画，骗取藏经洞宝藏的 详细经过，并有所获材料的登录帐目第三卷第二十六至二十七卷记录安西、酒泉等地长城、石窟遗址。其后有各方面专家所写附录十篇，其中包括沙畹关于汉文碑铭 与写本的考释，佩特鲁奇(R．Petrucci）与宾庸(L.Binyon)关于敦煌佛教壁画的论述，霍恩雷(A.F.R.Hoernle)为梵、于阗、 龟兹语写本编的草目，托玛斯对敦煌藏文文书的札记，巴内特(L.D.Barnett)对敦煌绢画上藏文题记的译释。最后有详细的主题索引。第四卷共刊出一 百七十五幅图版，其中包括敦煌写本、绢画、塑像、碑铭等资料的彩色或黑白照片。第五卷刊出彩色地图九十四幅。本书是敦煌以及中亚研究的最基本资料。 1998 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