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作者：许筱路
由霸国青铜器看西周时代的宴饮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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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酒器一组
霸器出世，霸国显现
2007年5月，山西省南部翼城县城大河口墓地因被盗被发现，同年9月至次年5月进行了考古勘探和试掘，2008年9月至12月进行了全面普探，2009年5月至2011年5月进行了大规模抢救性发掘。在墓地周围还发现了几处不同时期的遗址，其中西周遗址位于墓地西南约0.5公里处。墓地分布面积约4万余平方米，埋藏西周墓葬约1500余座。山西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是新发现的一处西周封国墓地，发现的众多青铜器铭文中的“霸伯”是这里的最高权力拥有者。
“霸”是其国名，“霸”国未见于传世的文献记载，根据出土文物铭文资料显示，“霸”与晋、北燕、芮等国曾有往来。大河口墓地为之前在其他各处发现的“霸”器找到了真正的归宿。大量带“霸”字铭文的青铜器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一个史书阙载的古国——霸国的存在，随之出土的丰富的文物展示出了霸国独具特色的文化。大河口墓地的发现为研究西周分封制度和西周史提供了重要资料，对探讨诸侯制度、礼乐制度、宴饮礼仪等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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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足常盖方鼎
四足常盖方鼎，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大河口1号墓出土，现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霸伯墓葬中共发现了24件青铜鼎，其中有方形的鼎2件，随葬方鼎的墓葬都是级别较高的贵族墓，一般的贵族是不能随葬方鼎的。
西周时代的宴饮文化
宴饮，设酒肴之聚饮，亦称饮宴、饮燕、酒筵、酒讌、宴集等等。宴饮记载，始见于夏商，当时国之上下，饮酒酗酒成风，终至夏桀、商纣皆因酒而亡。《尚书•夏书•五子之歌》载：“其二曰，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尚书•商书•伊训》载:“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
根据性质的不同，宴饮也有不同的类型，祭鬼神之酒肴谓飨宴，帝王赐予群臣之正式筵席谓大宴，国家庆典王赐臣民之聚饮谓酺宴，帝王宣喻宴饮谓宣宴，帝王以饮而会群臣谓酺会，帝王赐臣下之便宴谓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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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面纹圆鼎
兽面纹圆鼎，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大河口1号墓出土，现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器壁有铭文“伯作宝尊彝”。
宴饮：明君臣长幼相尊之义
宴饮是霸国人在闲暇时举行的礼仪活动。宴礼有严格的礼仪规范，参加人员都正襟危坐，遵守“礼荐而不食，爵盈而不饮”的礼节，整个宴席只是一个虚设。这种宴饮仪式主要为了体现尊贤和养老，尊贤是治国之本，养老为安邦之本。宴饮过程安乐而有秩序，宾客尊卑分明，礼数高低有别，宴饮之人快乐而不放肆，无论长幼都得到惠泽，没有人被遗忘。霸伯做到了正身安国，才有霸国君臣的和谐与国家的长治久安。
霸国贵族宴饮的礼仪较多，比如他们吃饭是分餐制；酒具在宴饮的过程中要多次洗涤；由于吃饭不用筷子，而是用手抓着来吃，因此在宴饮前后需要净手，净手时一人注水，一人承盘接水。商周时期的墓葬中，盉与盘是一套器物，有盉必有盘。盉最早是用来调酒的，后来也用来注水，有的青铜器也存在着一器多用的情况。盘用来承接水，西周晚期匜代替了盉，匜与盉的功能相同。
在宴饮时，先要将牛、羊、猪等在镬（音获，最大的锅）中煮熟，然后用匕（头部尖锐的取实器）取出来，放入鼎内，调和入味。为了保温盒防灰，还要加上盖子。将鼎从庖厨移送到行礼的场所，是用“铉”贯穿鼎的两耳抬走，鼎不是食器，所以食用之前，要再次用匕将肉从鼎中取出，放在俎上，然后再陈设在食案上。鼎与俎是配套使用的，所以在礼器的组合中，两者的数量总是相同。
盛食器还有簋、笾、豆。簋是盛稻梁的圆形器皿，也有极少量是方形或长方形的，有盖。在礼器的组合中，鼎与簋最为重要，但前者用奇数，后者用偶数。笾与豆的形状相似，但由于两者所盛的食品不同，质地也就不同。笾是盛肉干、果实等干燥的食物用的，豆则是盛腌渍的蔬菜、肉酱等有汁的食物用的。笾与豆通常配合使用，而且都用双数，所以《礼记》说“鼎俎奇而笾豆偶”。
霸伯制定出完整而森严的礼制，以维护其统治秩序。在礼仪活动中组合使用并赋予青铜器特殊的意义，也代表使用者的身份、等级和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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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座铃簋
方座铃簋，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大河口1号墓出土，现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霸伯墓葬中共发现了9件青铜簋，此为其中之一。在礼器的组合中，鼎与簋最为重要，但前者用奇数，后者用偶数。
霸伯墓葬中共发现了24件青铜鼎和9件青铜簋，其中有方形的鼎2件，随葬方鼎的墓葬都是级别较高的贵族墓，一般的贵族是不能随葬方鼎的。西周礼器组合的核心为铜鼎，根据文献记载，周礼规定：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簋也是重要礼器之一，在祭祀和宴会场合，簋和鼎配合使用，一般是九鼎八簋，七鼎六簋，五鼎四簋相配，标志身份地位的高低。
霸伯墓葬出土的鼎簋数量为什么与文献记载不相符呢？考古发现表明西周中期以前尚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鼎簋制度，中期以后才形成如文献记载所说的用鼎制度。
青铜器是权力与等级的象征，其中又以钟、鼎为最。钟、鼎是商周时代青铜文明最具代表的文物，是贵族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在古代贵族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人们常以“钟鼎之家”来指代富贵宦达之家。鼎与簋、辩证及笾豆构成了霸国礼器系统，礼器是显示人们礼仪规范最重要的器物，使“贵贱有等”、“上下有则”，是霸国登记制度的反映。
自古以来，酒就是宴饮上不可或缺的饮品，酒器也是宴饮中必不可少的用具。礼器中的酒器，又可以分为盛酒器和饮酒器两大类。盛酒器主要有尊、罍、卣、壶、缶等。霸伯用尊盛酒，卿大夫用方壶，未取得爵位的士用圆壶。饮酒器有爵、觯、觚、觥等。爵容为一升酒，觚为二升，觯为三升。觥在饮酒器中容量最大，所以在君臣宴饮等场合，常常用作罚酒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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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伯罍
霸伯罍，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大河口1017号墓出土，现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罍为盛酒器。器口内壁有铭文“霸伯作宝尊”。
宴饮：礼之所及乐必从之
由西周时期制定和完善的礼乐制度，是维护统治者等级制度的政治准则、道德规范和典章制度的总称。西周礼，在西周用于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是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作为典章制度，它是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是维护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交往中的礼节仪式。《释名》曰：“礼，体也。言得事之体也。”《礼器》曰：“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礼是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根本。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标准。故《论语》曰：“不学礼，无以立。以钟鸣鼎食为代表的礼器系统，是显示人们礼仪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周时期，乐与礼是密不可分的，礼乐制度已经达到了一个礼乐不分家的地步，所谓“礼之所及乐必从之”，因此，乐在西周宴饮中也充当着重要的角色。
西周礼等级森严，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之说，不仅礼仪有定制，礼乐也有定制，“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在乐舞方面，天子的舞用“八佾”（“佾”是“列”的意思，每列八人，八佾六十四人），列东、西、南、北四面；诸侯用六佾，列东、西、南三面，缺北面；卿大夫用四佾，用西、南两面，缺北面和东面，士用二佾，只有南面。
“乐”，是配合各贵族进行礼仪活动而制作的歌舞。“中正和平”的音乐，“典雅纯正”的歌词，被称之为“雅乐”，被历代统治者奉为乐舞的最高典范，各个朝代均循礼作乐，歌功颂德。而编钟是这一乐舞体系中最为重要，最为尊贵的乐器。
此次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大河口出土青铜器中有钟（组）、铙（组）等乐器，这些青铜器也是霸国宴饮乐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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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形盉
鸟形盉，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大河口2002号墓出土，现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盖内有铭文8行51字，自名为盉。对于鸟形盉铭文的释读目前尚不统一，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李学勤教授释读如下：乞立誓说：“我所作谋议如果不合君命，而是我自己私行策划，就受鞭刑。”乞亲自乘有车蔽的传车前往各地，重复所立誓言，说：“我已立誓要上合君命，假如我违反誓辞，便应该遭到流弃，使君命仍得执行。”乞因此铸造盘盉，传于子孙使用。
鸟形盉为商周时期青铜器增加了一种新器形。盉多与盘配套用于祭祀或宴饮活动中浇水洗手，这座墓里恰好出土了一件铜盘与这件鸟形盉相配，可惜已残。
精美青铜器解读西周饮食文化
中国古代青铜器中有很大一部分跟古人的饮食文化有关，如鼎是用来烹煮食物的，盉是用来调酒的，觚是用来喝酒的，盘是用于吃饭前洗手的等等。巩义博物馆收藏的与饮食有关的一组青铜器恰好反映出中国西周时期独特的饮食文化，堪称青铜器中的瑰宝，国之重器。
考古资料表明，中国青铜器的起源可上溯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中国，距今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文化中已发现了红铜器。大约在公元前两千年左右，中国进入了青铜时代的初期，大致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时期，是典型的青铜文化。中国的青铜时代，经夏、商、西周和春秋时，大约经历了15个世纪，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铜的冶铸业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标志而达到高峰。尤其是商周的青铜冶铸技术所产生的青铜艺术，在当时的亚洲大陆上，是一颗闪闪发光的明珠，夺目逼人。
在西周青铜文化鼎盛之时，青铜器铸工精细、纹饰华美、铭文隽逸，大气恢宏不失精雕细刻之艺，神态奇异融汇远祖的冶铸之技，厚重古朴承载着中华民族历史的辉煌，映漾出五千年文明之光。商周青铜器的纹饰可谓错综复杂，形态各异。这些纹饰类型包括有兽面纹类、龙纹、凤鸟纹、各种动物纹、火纹、兽体变形纹，几何纹以及人物画像等。巩义博物馆收藏的这一组青铜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王权的政治和宗教，反映了古代奴隶们高超的智慧和工艺技巧，是珍贵的文化遗产。
铜盘，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大河口1号墓出土，现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鼎，炊器，相当于现在的锅。既可用于烹兼可盛食。鼎的最初作用是用来烹煮肉食，也有专门盛祭品的鼎。巩义博物馆馆藏的青铜鼎为圆腹三足鼎，平沿外折，双立耳微向外撇。它通高18厘米，通耳宽19.5厘米。鼎在中国古代主要有两种造型。一为三足圆鼎，一为四足方鼎。青铜鼎是由陶鼎演变而来。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随着铸造技术的发展，形体硕大，纹饰繁缛的青铜鼎后来就成为象征国家至高无上权力的礼器，用于祭祀活动。《论语·尧曰》中孔子曾说：“所重：民、食、丧、祭”。认为周代王朝重视的四件事其中之一就是饮食。这就决定了必然对饮食有特殊的规定，那就是饮食与周代等级社会相一致，同时在饮食中贯彻统治者的思想。在中国西周时期，饮食文化与礼仪文化密切相关。比如王朝规定贵族的等级越高，使用鼎的数目越多，享受肉食数量就越丰富。西周饮食文化对饮食器具的要求以及饮食品种的要求都是很严格的，等级不同用的炊具也不一样，总体而言，西周的青铜器都是贵族的文化，一般的老百姓是没有权利享用的。据史书记载，西周时期周王用九鼎，第一鼎盛牛肉，之后的鼎分别盛羊肉、猪肉和鱼肉等，诸侯一般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周王朝对饮食文化十分重视。《礼记》中记载，西周朝廷官员有3900多人，而其中1600人，也就是约三分之一，都是与饮食有关的官员，西周的王室里面专门负责用餐的人叫膳夫。《礼记·礼运》中反复强调“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可见饮食的重要性非同一般，是我们人类生存的基本手段，它不仅可以反映出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和历史，展示这个民族的思想和心理，还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蕴藏着极其丰富的中国文化之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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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棱纹匜
瓦棱纹匜，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大河口4051号墓出土，现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匜，注水器，与盘配合使用。商周时期宴饮时，饭食前后沃盥之用。
中国烹饪从石烹、陶烹发展到铜烹，基本完成了它的创始阶段，通过几千年的烹饪实践，在西周时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菜品的创新，餐具的精美，酒器、水器成龙配套，筵席规模和饮食礼序都已构建了中华饮食文化的框架，确立了烹饪的发展基调。周代饮食文化在理论方面也十分细致。《吕氏春秋·本味篇》记载了用火的基本原理，“五味三材，九沸九变，时疾时徐，灭腥、去臊、除膻”，又强调“五味调和，先后多少，皆有自起，精妙纤微，口弗能言”，并提醒膳夫要掌握好调味的次序和时机，使菜肴“甘而不浓，酸而不苦，咸而不减，辛而不烈，淡而不薄，肥而不腻”，这为中国饮食文化的进步奠定了理论基础。
西周时代青铜器的造型可谓琳琅满目，风格奇特。尤其是青铜酒器的品种和数量之多，在古代世界中是没有先例的。这些青铜器反映出中国西周独特的饮食文化，这一饮食文化是从商朝发展而来的，但它与商朝又有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酒具的变化上，巩义地区出土的酒器，造型优美，铸工精细，器形各异。青铜觚是中国古代一种用于饮酒的容器，相当于现在的酒杯，是商周时期最常见的青铜礼器之一,也是商代酒礼器制度的核心。这件青铜觚，口径8厘米，腹径6.5厘米，高17厘米。器身呈喇叭口，细颈，深腹，腹下垂，浅圈足，素面。不仅代表了商代晚期的艺术风格，而且体现了商人对酒文化的热爱和推崇。是一件非常珍贵的青铜珍品。青铜盉是用来调制美酒的酒具。 巩义博物馆馆藏的鸟盖扁形盉，盉高15.9厘米，厚4.9厘米，长19.4厘米。为扁椭圆形，盉顶卧一鸟，鸟昂首挺胸，鸟前下方一兽首长流，右侧中部一兽形鋬，腹部两面均饰以重环纹，纹饰清晰四个扁形矮足，器内中空。盉构思巧妙，造型优美，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西周时期有一种类似今天米酒的甜酒叫做醴，饮用时需兑入一定的水，调制它的口味。青铜盉的作用就在于此。西周青铜酒具中还有一种叫觥，觥是温酒器，成语觥筹交错中的觥指的就是这种酒器。巩义博物馆收藏的青铜酒具无论在外形上还是在纹饰上都可以称作经典。西周的酒具虽然是从商代发展而来，但其数量和品种却远远不及商代，到了西周晚期，有些酒具甚至消失了。其中的原因就是西周王朝颁布的禁酒令，周人在总结殷商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认为商人大量的酗酒导致国家灭亡。于是在建国初期，就制定了类似于禁酒令的酒诰，严禁周人酗酒，规定如有群饮酗酒者，处以死刑。故此，周初青铜酒具的数量是逐年下降甚至最后许多酒器绝迹。中国商代晚期，商纣王沉迷于酒池肉林的奢侈生活，最终导致商朝灭亡。周王从中吸取教训，一方面颁布了禁酒令，实施严格的禁酒措施，国人酗酒的现象得到有效的控制；另一方面，朝廷还把青铜酒具的使用纳入到礼制范畴，赋予了他们新的政治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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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头凤鸟纹尊
兽头凤鸟纹尊，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大河口1017号墓出土，现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此为盛酒器。
青铜器上记录中华文明的铭文更是体现了其无与伦比的价值，古人按照青铜器上铭文字数的多少对其进行定价，多一字就多一两黄金，可见铭文的重要。商周时期，随着青铜器制作技术的改进和改良，铜器铭文步入全盛时代，许多铭文的内容是历史事件或人物活动的真实记录。人们为了纪念祖先、记录赏赐、记述战功或王命等，常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这些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被称为金文，成了后世人们研究当时语言文字的珍贵资料，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三千年前的西周王朝距今甚远，但通过这些食器、温酒器和酒具，我们仿佛走进了西周人的生活，领略到那一时期独特的饮食文化和礼仪制度。也为研究西周时代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透过这历史的光环，触摸中国饮食文化发展的根须，就能清晰的感受到现代饮食形成和发展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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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父丁”觯
“析父丁”觯，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大河口1号墓出土，现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此为盛酒器。
从西周时期青铜器品传统饮食文化
在宝鸡石鼓山西周墓地四号墓葬的发掘现场，一件从五号壁龛中出土的青铜方鼎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在这个方鼎的底部，有很明显的烟炱痕迹，专家推断，这个鼎在被深埋之前曾经使用过。几千年前，商周时期的先民是不是已经熟练地使用蒸、煮、烤、焖等方法烹制美味佳肴?他们又有哪些美食流传至今呢?
“内父丁”爵，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大河口1号墓出土，现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这件爵上有铭文“内父丁”，为温酒器或饮酒器，夏商两周时期较盛行，爵位之爵即由此而来。
火锅姓“宝”不姓“川”
吃什么，在物资丰富的今天，美味佳肴可以随便品尝，但是在三千多年前，生活在西部地区的宝鸡人，是不是也能吃到新鲜热乎的食物呢?“周人在饮食上讲究的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甚至很多食材比今天还要丰富。”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副院长陈亮告诉记者，“从考古发现的青铜器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烹饪方法多种多样，饭菜的种类也是五花八门。”
《周礼·天官冢宰》中记载，负责王室的各类职官共63种3983人，其中主管饮食者达21种1683人，占全部职官的三分之一，定员占到总人数的58%，足见贵为“八政”之首的“饮食”在周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周朝是饮食文化大发展的时期，传统的饮食文化也在此时初步定型。
陈亮说，在宝鸡出土的一种特殊青铜器——温鼎，就是古人对常规鼎的形制和构造进行改良，开发出了鼎的新功能。温鼎分上下两层，自带火盘或火膛，有的温鼎下层为小屋形火膛，并铸有门窗，用以放置炭火和排烟，底部还有方孔可以漏炭灰。他帮我们还原了一下西周人吃饭的场景：一尊大鼎摆在正中，鼎中正煮着鲜肉，用匕割成小块，分放在各位食客面前的“小火锅”——温鼎中，一个个叫作豆的青铜碗里盛着各种口味的酱料，甜、咸、酸一应俱全，挑一个喜欢的口味，蘸着酱料细品肉的滑嫩鲜美，这就是西周贵族的饮食生活。
这个熟悉的场景，我们现在可以在遍布大街小巷的火锅店内看到。西周早期都在使用的“温鼎”，今天叫作“一人一锅”，那时候使用的“豆”，今天叫作油碗。
西周时候的人们，不仅能吃到很多美食，而且很多器具用法分明，成为周朝“明尊卑、别上下”的标尺，在列鼎制度中，就以殉葬鼎簋的数量对级别进行严格划分。
由此我们也可以断定，虽然如今满街的火锅都主打川味，但其实火锅真正的起源，应该是在我们宝鸡。
凤鸟纹提梁卣，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大河口1017号墓出土，现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此为盛酒器，用于赏赐有功的诸侯。
大鼎煮肉不煮菜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吃，一直被老百姓视作头等大事。如果你觉得三千多年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周人不懂吃，不会吃，你就真的OUT了。
现代人所说的“烹饪”，最早见于《易经·鼎》，文中记载：“以木巽火，烹饪也。”其意是说，鼎下放柴，通风起火，加热制熟的食物。可见，古人早就告别了茹毛饮血的时代，不但会烹煮食物，而且食器也颇为讲究。
前不久，M4中就出土了大量鼎、簋、鬲、甑等青铜食器。它们不但造型精美，而且有着明显的使用痕迹。
当K5中的一件方鼎被考古人员提取出来时，其四足上的黑色物质很是显眼。“这是烟炱。”一名考古人员笃定地说。烟炱的出现，说明该器物作为炊具使用过。
那鼎是做什么的?“它就是煮肉或盛肉的器具。”渭滨区博物馆馆长郝明科解释道。他说，鼎是常见的青铜器之一，既可以作为食器，也可作为礼器，其功能接近今天的锅。
值得一提的是，这件带有烟炱的方鼎内壁有珍贵铭文：“乍(作)韦亚乙阝尊(尊)”，大意为这个尊是给韦亚乙这个人做的。“其实这里的尊，是当时对青铜器的泛称。”郝明科说，铭文中的“韦亚乙”，有可能是器主的信息，也有可能是墓主的，相信随着考古研究工作的深入，很快会得出答案。但可以肯定一点，这件鼎在三千年前被人使用过。
他表示，鼎原是上古时较为普遍的食器，随着时代的推移，其实用意义逐渐减弱，成为权势的象征。如夏铸九鼎的传说、问鼎中原的事件，都表明了青铜器在古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铜甬钟，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大河口1017号墓出土，现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为宴饮乐器。
周人好食不好饮
在M4和此前发掘出的石鼓山西周墓地三号墓葬(M3)中，大量酒器的出现成为一大特点，特别是考古人员在M3中，发现了列卣。让人惊奇的是，其中一个卣之中还保存有液体。据考古人员推测，作为酒器的卣，其中装的可能就是三千年前的酒。
在随后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这些酒器大多为商器，食器大多为周器。“酒池肉林”是大多数人对商纣王奢靡生活的认识，在西周墓葬中发现众多酒器，是不是说明喝酒的风气从商朝延续到了西周呢?
陈亮告诉记者，根据以往的考古经验，商人重酒器，周人重食器，在M3中出土的青铜器中，出现了很多酒器，这证明了周人对商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也恰恰反映了周文化渐渐脱离商的影响自成体系之前的一个文化现象。
据陈亮介绍，饮酒在商代十分盛行，贵族的生活离不开酒，而周人认为商朝君主因“酒色亡国”，所以自立国起就对饮酒有严格限制，遇到重大的仪式和节日才可以喝一些，但绝对不能喝醉，酗酒是被严令禁止的。
看过实体青铜器的人或许会有一个疑问，用来装酒的青铜器有很多种类，而且个头特别大，难道商周时人们每逢喝酒，都是豪饮吗?“这和酒量其实关系不大，关键是酿酒的东西不一样。古人多用食物发酵酿酒，相当于今天的醪糟米酒，还有用水果加工酿造的果酒，酒味甘甜不易醉。”陈亮说，“西周贵族在祭祀场合喝的‘玄酒’，更是不经加工的井泉雨水，没有任何‘度数’。”
铜兽面纹铙，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大河口1号墓出土，现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为宴饮乐器。
甑甗蒸饭不煮饭
清蒸羊肉、八宝甜饭、蒸糟肉……蒸，是陕菜中一大特色。据《中国菜谱陕西分册》统计，蒸制菜品占陕菜的三分之一。蒸，能保持食物的原始状态和营养，杀菌彻底，也容易为人体吸收。这种技法被三千年前的周人熟练运用，并由此衍生出了甑、甗等青铜器。
青铜甗造型分上下两部分。上部用以盛放食物，称为甑，甑底是一有穿孔的箅，以利于蒸汽通过；下部是鬲，用以烧水，高足间可烧火加热。使用时，鬲腔内的蒸汽进入甑内，甑内可放置食物，类似于现在的蒸锅。
在M4中出土青铜甗共计4件，其中有一件是分体甗，极为罕见。这件青铜分体甗中的甑，和以往的甑、鬲组合的青铜甗形制有别。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陈列研究室主任、考古学博士任雪莉表示，这件商代分体甗非常罕见，目前只有河南安阳的殷墟妇好墓曾出土过一件。
甗为食器和礼器。青铜甗是由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的陶甗演变而来，在商代早期已有铸造，但数量很少。到了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数量已较多，特别是西周末春秋初，除作为实用器之外，甗还是礼器，和鼎、簋、豆、盘、匜(或盉)组成一套随葬礼器，是绝大多数殉葬青铜礼器墓葬中的必有之器。
无论是鼎、簋、甗，还是尊、卣、壶，形形色色的青铜器，都足以反映出我国古代青铜铸造技术的高超水平和当时丰富的饮食文化。
在宝鸡石鼓山西周墓地四号墓葬的发掘现场，一件从五号壁龛中出土的青铜方鼎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在这个方鼎的底部，有很明显的烟炱痕迹，专家推断，这个鼎在被深埋之前曾经使用过。几千年前，商周时期的先民是不是已经熟练地使用蒸、煮、烤、焖等方法烹制美味佳肴?他们又有哪些美食流传至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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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父丁”爵
“内父丁”爵，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大河口1号墓出土，现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这件爵上有铭文“内父丁”，为温酒器或饮酒器，夏商两周时期较盛行，爵位之爵即由此而来。
火锅姓“宝”不姓“川”
吃什么，在物资丰富的今天，美味佳肴可以随便品尝，但是在三千多年前，生活在西部地区的宝鸡人，是不是也能吃到新鲜热乎的食物呢?“周人在饮食上讲究的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甚至很多食材比今天还要丰富。”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副院长陈亮告诉记者，“从考古发现的青铜器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烹饪方法多种多样，饭菜的种类也是五花八门。”
《周礼·天官冢宰》中记载，负责王室的各类职官共63种3983人，其中主管饮食者达21种1683人，占全部职官的三分之一，定员占到总人数的58%，足见贵为“八政”之首的“饮食”在周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周朝是饮食文化大发展的时期，传统的饮食文化也在此时初步定型。
陈亮说，在宝鸡出土的一种特殊青铜器——温鼎，就是古人对常规鼎的形制和构造进行改良，开发出了鼎的新功能。温鼎分上下两层，自带火盘或火膛，有的温鼎下层为小屋形火膛，并铸有门窗，用以放置炭火和排烟，底部还有方孔可以漏炭灰。他帮我们还原了一下西周人吃饭的场景：一尊大鼎摆在正中，鼎中正煮着鲜肉，用匕割成小块，分放在各位食客面前的“小火锅”——温鼎中，一个个叫作豆的青铜碗里盛着各种口味的酱料，甜、咸、酸一应俱全，挑一个喜欢的口味，蘸着酱料细品肉的滑嫩鲜美，这就是西周贵族的饮食生活。
这个熟悉的场景，我们现在可以在遍布大街小巷的火锅店内看到。西周早期都在使用的“温鼎”，今天叫作“一人一锅”，那时候使用的“豆”，今天叫作油碗。
西周时候的人们，不仅能吃到很多美食，而且很多器具用法分明，成为周朝“明尊卑、别上下”的标尺，在列鼎制度中，就以殉葬鼎簋的数量对级别进行严格划分。
由此我们也可以断定，虽然如今满街的火锅都主打川味，但其实火锅真正的起源，应该是在我们宝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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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鸟纹提梁卣
凤鸟纹提梁卣，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大河口1017号墓出土，现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此为盛酒器，用于赏赐有功的诸侯。
大鼎煮肉不煮菜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吃，一直被老百姓视作头等大事。如果你觉得三千多年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周人不懂吃，不会吃，你就真的OUT了。
现代人所说的“烹饪”，最早见于《易经·鼎》，文中记载：“以木巽火，烹饪也。”其意是说，鼎下放柴，通风起火，加热制熟的食物。可见，古人早就告别了茹毛饮血的时代，不但会烹煮食物，而且食器也颇为讲究。
前不久，M4中就出土了大量鼎、簋、鬲、甑等青铜食器。它们不但造型精美，而且有着明显的使用痕迹。
当K5中的一件方鼎被考古人员提取出来时，其四足上的黑色物质很是显眼。“这是烟炱。”一名考古人员笃定地说。烟炱的出现，说明该器物作为炊具使用过。
那鼎是做什么的?“它就是煮肉或盛肉的器具。”渭滨区博物馆馆长郝明科解释道。他说，鼎是常见的青铜器之一，既可以作为食器，也可作为礼器，其功能接近今天的锅。
值得一提的是，这件带有烟炱的方鼎内壁有珍贵铭文：“乍(作)韦亚乙阝尊(尊)”，大意为这个尊是给韦亚乙这个人做的。“其实这里的尊，是当时对青铜器的泛称。”郝明科说，铭文中的“韦亚乙”，有可能是器主的信息，也有可能是墓主的，相信随着考古研究工作的深入，很快会得出答案。但可以肯定一点，这件鼎在三千年前被人使用过。
他表示，鼎原是上古时较为普遍的食器，随着时代的推移，其实用意义逐渐减弱，成为权势的象征。如夏铸九鼎的传说、问鼎中原的事件，都表明了青铜器在古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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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甬钟
铜甬钟，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大河口1017号墓出土，现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为宴饮乐器。
周人好食不好饮
在M4和此前发掘出的石鼓山西周墓地三号墓葬(M3)中，大量酒器的出现成为一大特点，特别是考古人员在M3中，发现了列卣。让人惊奇的是，其中一个卣之中还保存有液体。据考古人员推测，作为酒器的卣，其中装的可能就是三千年前的酒。
在随后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这些酒器大多为商器，食器大多为周器。“酒池肉林”是大多数人对商纣王奢靡生活的认识，在西周墓葬中发现众多酒器，是不是说明喝酒的风气从商朝延续到了西周呢?
陈亮告诉记者，根据以往的考古经验，商人重酒器，周人重食器，在M3中出土的青铜器中，出现了很多酒器，这证明了周人对商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也恰恰反映了周文化渐渐脱离商的影响自成体系之前的一个文化现象。
据陈亮介绍，饮酒在商代十分盛行，贵族的生活离不开酒，而周人认为商朝君主因“酒色亡国”，所以自立国起就对饮酒有严格限制，遇到重大的仪式和节日才可以喝一些，但绝对不能喝醉，酗酒是被严令禁止的。
看过实体青铜器的人或许会有一个疑问，用来装酒的青铜器有很多种类，而且个头特别大，难道商周时人们每逢喝酒，都是豪饮吗?“这和酒量其实关系不大，关键是酿酒的东西不一样。古人多用食物发酵酿酒，相当于今天的醪糟米酒，还有用水果加工酿造的果酒，酒味甘甜不易醉。”陈亮说，“西周贵族在祭祀场合喝的‘玄酒’，更是不经加工的井泉雨水，没有任何‘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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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兽面纹铙
铜兽面纹铙，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大河口1号墓出土，现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为宴饮乐器。
甑甗蒸饭不煮饭
清蒸羊肉、八宝甜饭、蒸糟肉……蒸，是陕菜中一大特色。据《中国菜谱陕西分册》统计，蒸制菜品占陕菜的三分之一。蒸，能保持食物的原始状态和营养，杀菌彻底，也容易为人体吸收。这种技法被三千年前的周人熟练运用，并由此衍生出了甑、甗等青铜器。
青铜甗造型分上下两部分。上部用以盛放食物，称为甑，甑底是一有穿孔的箅，以利于蒸汽通过；下部是鬲，用以烧水，高足间可烧火加热。使用时，鬲腔内的蒸汽进入甑内，甑内可放置食物，类似于现在的蒸锅。
在M4中出土青铜甗共计4件，其中有一件是分体甗，极为罕见。这件青铜分体甗中的甑，和以往的甑、鬲组合的青铜甗形制有别。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陈列研究室主任、考古学博士任雪莉表示，这件商代分体甗非常罕见，目前只有河南安阳的殷墟妇好墓曾出土过一件。
甗为食器和礼器。青铜甗是由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的陶甗演变而来，在商代早期已有铸造，但数量很少。到了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数量已较多，特别是西周末春秋初，除作为实用器之外，甗还是礼器，和鼎、簋、豆、盘、匜(或盉)组成一套随葬礼器，是绝大多数殉葬青铜礼器墓葬中的必有之器。
无论是鼎、簋、甗，还是尊、卣、壶，形形色色的青铜器，都足以反映出我国古代青铜铸造技术的高超水平和当时丰富的饮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