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填过两首“酷相思”小令，分别写两个相隔两千年但都在天山脚下的伊犁生活过，而且在地缘政治学上颇有眼光与实践能力的历史人物，一位是女士，西汉时期的冯嫽，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

皎月能学春殿步

起蟾驾，春风舞

破云弄幽羞花几度

折袖也，阿蛮妒

一部春江娇凤曲

未央事，伶仃语

灞桥柘枝今出塞去

疏勒也，迢迢路！

嘉峪也，春留住！

寒雨敲窗听也未，渐消衰，催长计 以憔悴诗肩耕瘦地，君见也，天何意？侬在也，天何意？

惯道冬忧同春至。忍振作，家国事，似疗病抽丝伤几起。侬往也，心无愧！君晓也，心无愧！

这两首词义似乎包含当时某种预感，即今天我们所见习大新政三年来竭力倡导并在亚洲腹地积极布局的联俄与一带一路政策。其实这种预感也不神秘，就是来自于历史人物的经验。最近跟友人们讨论，唯独分歧较大的是本人对于新联俄策略持保留态度，毕竟历史上俄国让我们吃亏最多，失去的领土最多，即使是前苏联依然继承了沙俄时代的沙文主义，从1920年代开始，中东路铁路事件、外蒙古独立、珍宝岛事件等处处有它的阴影。自觉可以借鉴下“中华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百多年前的见解，因此发文上来以飨历史版讨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这句话从历史经验主义角度讲，大致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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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罗斯这个问题上，林公最有名且最具前瞻性的一句话是：“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

 　　1845年，林则徐结束了他在新疆伊犁三年多的流放生涯。作为当时大清朝最有名望的抗英英雄和英国问题专家，当有人问起林则徐如何对付英国侵略时，林则徐却出人意料的说，不用太操心英国人，他们的志向无非是用鸦片和其他商品从中国挣点钱走罢了，而“俄夷则西北包我边境，南可由滇入，陆路相通，防不胜防”。在俄罗斯这个问题上，林公最有名且最具前瞻性的一句话是：

　　“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

　　林则徐说的没错，直到他1850年逝世前，大清朝野不过是刚刚通过鸦片战争知道了英国这个强敌，对于俄国的了解和定位基本还停留在康熙时代雅克萨之战的“败军之将”，而俄国此时在华的扩张也尚未启动。尽管林公在鸦片战争前一系列对英军政外交问题的处理上大有可商榷之处，但这位“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在对俄国的认识上的确超越了他那个时代。最佩服林公的一点是，他明明是因为英国才被流放至伊犁，但在新疆的所见所闻让他迅速修正了反英观点，突破了个人际遇和时代局限，成为了在中国提出“俄国威胁论”的第一人。

　　在那个时代就断言俄终为中华大患，林则徐注定是寂寞的。当时大清朝野对此的反应竟然是“闻者惑焉”，即便是《海国图志》的作者魏源在当时也认为“俄罗斯亦震我兵威，故两百载无边患”。

　　“吾老矣!君等当见之“，林则徐逝世8年后(1858年)，他的这一“恐俄”预言终于应验了。就在这一年，俄国趁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际，在东北出兵逼迫清政府签订了割让6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的《瑷珲条约》。

　　即使到此时，大清主流意识形态中的敌人仍然是英国和法国，圆明园的一场大火甚至让俄国那么大规模的领土扩张显得“低调”起来。不过，明白人总还是有的，林则徐首创的“俄国威胁论”终究在大清朝野中渐而蔓延开来。

　　第二次鸦片战争似乎让晚清士大夫一夜之间成熟了起来，让人惊讶的是，此时对于国际形势了然于胸的士大夫已不在少数。

　　王韬在《弢园文录外编》中一连写了数篇“反俄”雄文：《俄人志在并兼》、《中外合力防俄》、《合六国以制俄》。他极具国际视野的指出，俄国在欧洲方向的领土扩张被英、法、德等大国所压制，它的战略扩张重点很可能会逐步转到亚洲特别是中国方向上来，“此中国之强敌，不可忽也”。

　　薛福成在《筹洋刍议》中也专门辟出“边防”一节，强调俄之边境“包中国东西北三面，横亘二万里”。薛福成判断基本与王韬一致，认为俄国的扩张重心将转移至中国，“俄非无事之国，不得于西，将务于东，此必至之势也”。

　　袁世凯的叔父袁保恒在呈给朝廷的密折中也断言，在大清朝的诸多外敌中，“惟俄夷为最强，亦惟俄夷为最狡”，认为俄人侵略中国时的策略往往是不动声色，暗暗布局十数年，然后在趁机“肆毒于十数年以后”。

　　郑观应在那本著名的《盛世危言》中也做出相似的判断，“防俄宜先”。

　　尽管晚清如王韬薛福成这样的士大夫精英对国际形势已颇为了解，但受限于传统知识背景和思想资源，他们非常喜欢借用春秋战国时代的局面来比附晚清时的国际政治格局。正如薛福成所说，“今地球大势，颇似春秋以后、战国之初”。

　　在这个十九世纪的“国际版”春秋战国中，几乎所有参与“想象”的晚清士大夫都惯于将俄国比作秦国，如与俄国打过很多交道的曾纪泽就说，“俄罗斯为西洋著名杂霸之国，正与战国时嬴秦无异”。用现在的眼光看来，将俄国比作秦国的说法虽然有几分滑稽，但也算基本靠谱，两国最大的共性是，同为尚武侵略成性之国，与西方(中原)主流文化始终格格不入。

　　在薛福成的版本中，除了俄国是秦国之外，英国是实力足以与秦国一决高低的楚国，法国是享乐主义的齐国，德国是尚武的赵国，美国是偏远的燕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这两个二流列强则是韩国和魏国，最搞笑的是，日本被视作战国时代最为好战的小国——中山国。至于中国，薛福成虽然很有自知之明的没有将祖国列入“战国七雄”之中，却给比附成了东周，“中国尚文德而不竞武力，颇有宗周气象”，暗含的意思是，中国虽然是个弱国，但和东周一样，还是天下正统所在，是天子呆的中央之国。

　　既然是俄国是秦国，那么顺理成章的是，必须借用“合纵”的历史经验才能对付它。比如王韬的防俄策略就是“合六国以制俄”，认为中国必须与英国日本结盟，“然后励精图治，发奋为雄，盛兵备，厚边防，乃足以有恃而无恐”。

　　总体来说，晚清士大夫精英们虽然高唱“俄国威胁论”，但同时基本也都是“恐俄症”患者，几乎没有人认为大清朝可以独力抵挡俄国的扩张，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国际上找盟友。

　　将“合纵思维”推至登峰造极乃至走火入魔的是张之洞。

　　尽管张之洞在呈给朝廷的《论驭俄疏》中也表示要自力更生，对付俄国要练出四支精兵：首先是蒙古骑兵、其次是包括喇嘛兵在内的西北军和东北的八旗骑兵、最后是李鸿章的北洋军。但可能张之洞也知道练兵不太靠谱，但随之却提出了更不靠谱的国际大战略。似乎在此前，从未看过如此充满想象力的结盟大战略。

　　张之洞是这样说的，如果俄军打过来，我们可以将西藏阿里送给英国，换取英国出兵里海;割让台湾岛的一部分给日本，让日本出兵库页岛切断俄国的东海口;派使节到土耳其挑唆其出兵收复失地;再以重金收买德国，让德国出兵攻俄。

　　在张之洞的纸上谈兵中，联合英、日、德、土四国共同进攻俄国简直是手到擒来，一副谈笑中樯橹灰飞烟灭的架势，大言不惭的断言俄国的下场是首都圣彼得堡最后都保不住。他一定是看多了《东周列国志》特别是《三国演义》中纵横捭阖的桥段。不过，在嘲笑张之洞的天真烂漫之余，人们也发现他在此也做出了一个无比精确的历史预言，认为俄国的亡国一定是内外夹攻所致，“俄之精锐渴于外，俄之乱党起于内”。果然，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中，俄罗斯帝国完完全全照搬了张之洞几十年前写出的亡国剧本：外有德国，内有列宁。

　　人们可以说张之洞、王韬、薛福成，甚至林则徐是可笑的，他们受制于陈旧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资源的匮乏，在他们的时代中说过做过这样那样的时代笑柄，比如林则徐就曾说英国人离开中国茶叶就会大便不通而死，又比如王韬自大狂的说过“地球之全局则在我中国”，大外交家薛福成还做过重振八旗铁骑以对付俄军洋枪洋炮的旧梦。但是，作为那个时代中国最为精英的一群知识分子他们在这场“千古未有之大变”中还是时有灵光一现，林则徐的“俄罗斯大患说”以至张之洞的“内外夹攻说”均是类似的天才预言。即使是看之可笑的联日抗俄，也并非如表面那么荒诞不经，毕竟，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如果没有日本主观上的野心，也就没有击败俄国客观上为中国保住了东北。

　　到了1875年，“俄罗斯威胁论”终于第一次进入了大清政界的主流思想。在这一年，清廷内部爆发了著名的“海防塞防之争”。

　　可以说，这是一场大清战略重心在东海还是在西北边疆之争。但从实质上来看，这其实就是中华第一大敌是日本还是俄国的战略之争。一个残酷但却无奈的事实是，当时的中国还严重缺乏同时保卫新疆和海疆的资源和实力，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海防派首领李鸿章和塞防派首领左宗棠在观点上很难说有高下之分。事实上，当左宗棠最后赢得了这场战略之争，从而在1877年集中全国之力收复新疆的18年之后，海防派首领李鸿章就在东海输掉了甲午战争，输掉了台湾。

　　而如果当时李鸿章赢得了“海防之争”，放弃新疆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这只能用一种非常犬儒的“历史后见之明”来看这个问题。

　　二战后，日本吐出了甲午时的战利品，中华民国光复了台湾;但鉴于俄罗斯对华的历史记录，被其吞并的中国领土除了前些年那一百多平方公里的半个熊瞎子岛之外，均是有去无回。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关于日本和俄国谁才是中华的第一大敌，左宗棠应该说是笑到了最后。

　　也可以说，林则徐笑到了最后。

　　据说，林则徐曾与当时尚是布衣的左宗棠有过一次命定般的相见，在一次彻夜长谈之后就认定“西定新疆，舍君莫属”，将自己在新疆收集的资料和最后几年的未竟事业全部托付给左宗棠，而左宗棠最后的确也是不负所托。

　　在一个个条约中，在一声声炮响中，林则徐“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的时代断语，居然穿越了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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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谈到丝绸之路和伊犁的历史人物时，我们不应该忘记西汉时期三位杰出女性的名字，她们是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和冯嫽。

 西汉初期，我国北方匈奴势力强大，不断侵扰着汉朝的边境，对汉朝造成严重的威胁。汉武帝曾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寻求同盟者，以便共同抗击匈奴。西汉元封年间(公元前110—前105年)，乌孙昆莫(王)猎骄靡派使者到汉朝，提出“愿得尚公主，为昆弟”，并以乌孙良马千匹为聘礼。汉武帝答应了乌孙王的请求，于是选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为公主远嫁乌孙。在细君离开长安时，汉武帝“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这在汉朝和亲公主中，是最为隆重的，也是破天荒的。细君在史书中被称为“江都公主”、“乌孙公主”，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留下姓名的和亲公主。

 

细君是丝绸之路上第一个远嫁西域的汉公主。细君出嫁到乌孙以后，被乌孙王猎骄靡封为右夫人，并在赤谷城为细君修建了一座汉式宫殿。细君在专为她建的汉式宫室中，常“置酒饮食，以币帛赐王左右贵人”。作为汉朝与乌孙的第一个友好使者，她使乌孙与汉朝实现了政治和军事联盟，达到了联合乌孙，遏制匈奴的目的。

 细君公主善书画音乐，嫁到万里之外，言语不通，生活不习惯，心情很郁闷，经常唱自己创作的歌：“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还故乡。”这就是中国诗歌史上著名的《乌孙公主歌》，又称作《黄鹄歌》、《悲愁歌》。细君公主的这首诗采用了她家乡的楚歌诗体，寄托了她的思乡之情，表现得是那么深切、感人，今天读起来仍然扣人心弦，催人泪下。当时汉武帝听到后，每隔一年便派使臣携带帏帐锦绣赏赐给她，表示慰问。当时，“昆莫年老，欲使其孙岑陬尚公主。”这在汉族来讲，是不可思议的，是违背伦常的。细君当然不从，于是上书汉武帝。汉武帝指示她“从其国俗”，于是细君遵命改嫁岑陬(军须靡)。可惜细君公主由于体质纤弱，水土不服，在乌孙只生活了五年，就与世长辞了。

 

细君公主去逝后，为了继续汉朝与乌孙的友好联盟，应乌孙再次请求，汉武帝把楚王刘戊的孙女解忧封为公主又嫁给了乌孙王军须靡。这就是被称为“乌孙国母”的解忧公主，史书中也称“乌孙公主”。解忧公主初嫁为军须靡的夫人。军须靡死后，他的堂兄弟翁归靡即位，号“肥王”，按乌孙习俗，“复尚楚主解忧”。解忧公主为人乐观，性格开朗，很快就适应了草原上的游牧生活。她在乌孙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协助乌孙王处理政治、经济、军事等事务，深受乌孙人民的爱戴。

 公元前74年，匈奴联合车师向乌孙发动了进攻，并扬言只有乌孙交出汉朝公主，断绝和汉朝来往，方肯罢休。乌孙王翁归靡和解忧公主上书汉朝，请求发兵救援。“汉养士马，议欲击匈奴”，不巧这时汉昭帝去世，故汉朝未能及时出兵。翁归靡与解忧公主再次联名上书汉朝呼救，表示“愿发国半精兵，自给人马五千骑，尽力击匈奴。”汉宣帝即位，于公元前72年发兵15万骑，兵分5路攻打匈奴，并派校尉常惠持节到乌孙，与乌孙王一起率5万余精兵从西方进攻。在汉军和乌孙的联合夹击下，匈奴大败，使乌孙彻底解除了来自匈奴的威胁。

 乌孙王翁归靡为了发展与汉朝的和亲关系，决定立他和解忧公主的长子元贵靡为嗣。公元前64年，翁归靡上书，为元贵靡求亲。汉宣帝答应了他的请求，选解忧公主的侄女相夫为公主，让相夫居上林苑中学习乌孙语言。乌孙派遣了300余人的迎亲使团，前往长安迎娶公主。相夫在被护送到敦煌时，听到翁归靡去世，乌孙立军须靡的匈奴夫人所生子泥靡为昆莫的消息，汉宣帝于是征还相夫，婚事作罢。

 泥靡号“狂王”，复尚解忧公主。泥靡与公主不和，又暴恶失众，使乌孙遭受苦难。为了使乌孙重新兴旺，解忧公主与汉使卫司马魏和意、副侯任昌谋诛狂王，结果狂王受伤，骑马逃走。其子细沈瘦率兵围魏和意、任昌及解忧公主于乌孙首府赤谷城数月，西域都护郑吉发诸国兵解救，才算解围。

  解忧与翁归靡生三男二女，与泥靡生一男鸱靡。后来她的长子元贵靡做了乌孙王，次子万年为莎车王，三子大乐做了乌孙大将，四子鸱靡9岁即夭折；长女弟史嫁给龟兹(在今库车)王绛宾做夫人，小女素光为乌孙若呼翕侯的妻子。

 由于解忧公主多年来操劳国事，积劳成疾，再加年迈，待“元贵靡、鸱靡皆病死，公主上书言年老思土，愿得归骸骨葬汉地。天子悯而迎之”。公元前51年，年交古稀的解忧公主于是携带3个孙子女回到阔别已久的长安。汉宣帝“赐公主以田宅奴婢，奉养甚厚，朝见仪比公主”。过了两年，这位在乌孙度过了50余年的乌孙国母逝世了。

 

冯嫽是随解忧公主来到乌孙的侍者，嫁给了乌孙右大将为妻。冯嫽是一个杰出的女政治家和外交家，她“尝持汉节为公主使”，遍访天山以南城郭诸国，赢得了当地人民的敬重和信任，人们尊敬地称她为“冯夫人”。可以说，她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杰出的女外交家。公元前60年，乌孙发生内乱，翁归靡的匈奴夫人所生子乌就屠袭杀了泥靡，自立为乌孙昆莫。面对危险局势，汉朝一方面欲发兵讨伐，另一方面让冯嫽利用自己丈夫与乌就屠相好的关系，说服乌就屠让出了夺得的王位。最后，汉朝立元贵靡为大昆莫，乌就屠为小昆莫。冯嫽随解忧公主回长安后不久，解忧的孙子星靡的王位发生动摇，为此冯嫽上书汉元帝，请求派她去帮助星靡治理乌孙，汉元帝答应了她的要求。冯嫽不顾年迈体衰和路途遥远，再次来到乌孙，由于乌孙大臣们对她十分尊敬，使星靡的王位得到了巩固，也使汉朝与乌孙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冯嫽还是我国书法史上最早出现的女书法家和西域史上的第一位书法家。《汉书·西域传》记载冯嫽“能史书”，“史书”即汉代广泛使用的隶书字体，也就是说冯嫽擅长书写隶书。虽然，冯嫽在西域时的书法手迹早已无存，但清朝康熙年间编修的大型历代书画艺术类书《佩文斋书画谱》等书，均将冯嫽作为古代书法家收入书家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