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标按：我一直在反复读这部书，力图能有一个完整的有深度的，配得上克罗齐所言“历史即当代”的理解。这件事情关系到我能否恰当地观察当代，洞察现象背后的矛盾与规律，而不是着急地批判或建议。
这里我把关于此书一些不错的书评收集在一起。
初版于156年之前的《旧制度与大革命》，2012年在中国意外成为超级畅销书。
2012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主持听取专家学者对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的座谈会时，向与会专家推荐了法国历史学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实际上，在此之前这本书已经开始引起广泛关注。早在去年2月，曾在王岐山领导下工作过的燕京华侨大学校长、经济学家华生发表微博称：“去海里见老领导，被推荐读本书，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他认为中国这样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从历史上看也好，今天的外部环境也好，现代化转型不会那么顺利。中国人自己的代价也没有付够。过去这些年走得顺了些，下面难免会有反复。”
因此，这本书开始在关心中国政治的人当中传阅并讨论。那么，王岐山为什么推荐这本书？这本书该怎么理解？与中国有何关联，对中国有哪些启示？国家领导高层都喜欢看什么书？这些问题也引发了媒体的各种解读。
托克维尔不仅热在中国
本报记者发现，关于《旧制度与大革命》目前国内已有10个以上的中文译本，其中最经典的版本当属1992年商务印书馆[微博]的版本，由冯棠译，桂玉芳和张芝联校，其中张芝联和冯棠均为国内著名的法国史专家。而其余版本都是在2012年赶阅读热潮翻译而成。
值得关注的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中英文双语版也应运而生。2013年1月底出版的双语版称，自艾森豪威尔后，历届美国总统都会引用托克维尔的话。该书由牛津大学校方指定，已成为牛津大学百年必读教程。可见，托克维尔不仅热在中国。
托克维尔的热销也并不是一直持续的，也与政治气候有关。根据商务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导言介绍， 托克维尔的著作1870年后被冷落了七八十年，近几十年来在西方突然走运，随着保守的自由主义思想的抬头，托克维尔的政治观点又重新受到了重视。《托克维尔全集》在1952年出版第一版后，至今已印行第三版。1979年在美国成立了托克维尔学会，出版《托克维尔评论》。
在托克维尔的三部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卷，分别出版于1835年和1940年)、《回忆录：1848年法国革命》(1848年革命后不久即写就，但1893年才出版，其时托氏已去世34年)和《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年)当中，《旧制度与大革命》并不是他最有名的书，相比之下《论美国的民主》更为有名。
北大历史系主任高毅在2012年12月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解释，托氏三本著作思考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面对正在席卷全球的政治民主化这个时代潮流，或者说如何在政治民主化的现代社会保障个人的自由。
具体来说，其中，《论美国的民主》探讨的是在他看来相当成功的美国经验，然而这种经验在旧大陆却也相当难以推行，这体现在《回忆录：1848年法国革命》一书当中，而《旧制度与大革命》则是托氏对1848年法国民主政治失败的历史原因的一种追根寻源的考察。
托克维尔的两大悖论
对这本书在中国的畅销，《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1月18日发表文章称，除了高层领导人的推荐外，更大的原因是书中内容与当下中国的关联性。
“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当前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加，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
托克维尔在书中写道：“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的欲望每时每刻都在膨胀，全民都想发财，每一个老百姓都想发财，但是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他不断的刺激这种新的热情，不断地从中作梗，点燃了又把他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促使自己的毁灭，这就是法国大革命。”
在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北成看来，更为重要的是，托克维尔提出了一些有意思的悖论，我们原来的叙事是越穷越革命，越压迫越革命，但是托克维尔发现并非如此，这就是他提出的繁荣和革命的关系，改革和革命的两个悖论。
第一个悖论，为什么革命会在经济繁荣期发生？对此，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宏图表示，这是对我们革命观的颠覆，“在我们通常的理解中，一谈到革命总是和经济危机、人民民不聊生等直接联系起来，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的悲惨境况就是典型，由此所形成的革命原因的表象就是，革命总是在经济危机中爆发。而对于法国大革命来说，问题正好相反，它不是爆发于经济危机，恰恰相反，它是出现在经济繁荣之中。”
根据李宏图介绍， 从18世纪30年代到1770年，法国经济一直是快速而稳定增长，农业收成良好，人口增长，海外贸易也在发展。特别是与广大农民相联系的农业一直处于很好的发展状态。如果说有危机的话，那也是国家的财政危机和周期性的经济波动，而不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危机。
对这种悖论，高毅分析了其社会阶级根源， 较之革命时代的英国和美国，革命时代的法国不仅阶级矛盾太尖锐，或者说社会不平等的状况太严重，而且经过启蒙运动的洗礼，社会各界已普遍产生了彻底纠正这种不平等状态的强烈渴望。也正因为如此，在英、美、法三国的革命中，只有法国革命把革命前的制度称为“旧制度”，也只有法国革命才被称为“大革命”。
同时，在央视网的解读中，他们也注意到了托克维尔提出的另一悖论，即大革命是在人民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
对此托克维尔本人的解释是：“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在对《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解读中，除了对法国大革命自身的特点解读外，还有学者将法国大革命与英国革命进行了系统解读。如《南方周末》2013年1月25日发表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真问题——以自由看待革命〉一文，作者陈斌提出，“要自由还是要民主？个人自负其责还是寄希望一个强大的国家来解决一切？英法两国贵族的不同选择决定了不同的答案。”
托克维尔中国启示录
相比对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解读，其对中国的启示，也更为丰富多样。
启示之一是，对比中国的晚清。刘北成介绍，在中国近代史学界，该书曾被用来解释辛亥革命，特别是清末新政，“那个时候也符合托克维尔提出的东西，我称它为托克维尔猜想或者托克维尔命题”。
在2013年1月19日举行的第六期中国改革读书会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清亡启示录》作者马勇表示，“那本书还是我这本书，想要说的道理是，只有改革才能避免灭亡。现在大家觉得不能改革，一改革肯定完蛋，这整个读反了嘛，肯定不是这样。改革某个环节出问题的时候才会有问题。”
马勇称，“只要改良没到绝望状态不要放弃改良。但是改良要绝望了呢？革命来了呢？我们也不要向下而行去反对革命。我觉得，可能中国的变局、中国的未来，凭执政党的智慧应该能引导中国走向一个和平的转化，没有那么复杂。”
启示之二是，对比文革。公开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在2012年4月公开表示， 这本书引起他的反思，“实际上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以及对产生这种暴力血腥运动土壤分析的反思。”
易纲进一步解释称， “血腥和暴力的事情能不能让社会进步，要进行反思”， 改革开放和渐进的进步，才是成本最小的社会发展方式。
启示之三是， 对比中国当下改革。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在去年12月18日接受《北京晨报》专访中谈到该书对中国的启发时表示，“在今天，我们依旧在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至今依旧没有完全摆脱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影响，比如对公权力约束过小，比如以金钱衡量一切等等。因此，需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
乔新生认为，中国改革走到今天，需要重新寻找共识，尽快找到社会协商、妥协的路径和平台，使得社会协商成为现实，化解社会矛盾，使得社会改革获得更加良好的通道。这就需要一方面千方百计地保护公民权利，使得公民能够更多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另一方面，限制公权力，使得协商和妥协有可能实现。
而前述《人民日报》海外版文章认为， 对于自由民主的追求，不能一蹴而就，政治改革需要大胆而审慎。不拿出大胆的勇气改革，就是在与“革命”赛跑；一味追求激进的改革甚至革命，又有走向动荡混乱的危险，只能依靠审慎的进一步改革化解，决不可误入冒险激进的歧途。
同时，2012年12月24日出版的《壹读》杂志则借王岐山推荐《托克维尔与旧制度》一事，趁机总结了《政治局委员读什么书》：王岐山喜爱历史题材，郭金龙中意书法临摹贴，韩正关心建筑类，孟建柱曾推荐商业畅销书，王沪宁则一年阅读无数本。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也有不少学者对这类跟风阅读持怀疑态度，这种阅读方式或许并不能带来真正的思考，因为真正的阅读是独立而持续的，而不是去凑热闹跟风潮。
■2012年，一本外国老书持续大热，市面上几次脱销。它不是一本大众畅销书，当初仅仅是法国史学术圈子里的专业书，现在却成为有识、有忧之士的公共读物。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也向参加座谈会的专家推荐：“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最近，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可谓洛阳纸贵。这样一本探究18世纪法国大革命起源及特点的著作，能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除了高层领导人的推荐外，更大的原因是书中内容与当下中国的关联性。
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
法国贵族在丧失了其古老政治权利后，仍占据着高官显爵的地位，并保持着种种令人憎恶的特权（主要是免税特权），对人民漠不关心，而且越来越顽固地维护他们的封闭利益，从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这个旧制度的顽症。
当今中国，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后，开始面临一些转型难题。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化、社会不公等现象，都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不得不正视的挑战和考验。出路在哪里？答案是深化改革。
毫无疑问，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风险很大，但不改革风险更大。改革势必会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尤其那些依靠权力寻租、依赖特权致富的人群，不愿意改革，不愿意牺牲一些利益，阻力障碍会很大。但是停滞、不改革，忽视社会的公平正义，只会增加群众的不满情绪，甚至使社会陷入动荡的危险境地。对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迹象显示，新一代领导人已经拿出敢于啃硬骨头的勇气和魄力。
当前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加，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
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因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18世纪末，时代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法国的平民等级，尤其是平民的上层资产阶级，在经济实力上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法国贵族还想像中世纪那样维护他们的特权已经行不通了。正如托克维尔所说，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猛力抛弃。
这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当前中国，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足，人们开始追求更多的表达权、批评权。尤其是随着新兴网络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知识的增加，对官员的腐败、特权更难以容忍，对影响到自身直接利益的行为更勇于表达观点，甚至是据理抗争。这都在影响和改变着中国的政治生态和治理模式。历史告诉我们，在经济繁荣期，应十分关注人们的态度，对民众不满的地方要及时回应，使下情上达，及时疏导民众的情绪。说到底，也就是要真正实践科学发展的理念，使发展的红利人人得以分享，使发展的代价降到最低。
法国大革命为追求社会平等，而不惜牺牲自由、秩序的民主政治实践告诉我们，在面对理想秩序与现实秩序的落差时，人们应保持理性，改革需大胆而审慎。
大革命时期的法国，阶级矛盾尖锐，经过启蒙运动洗礼的人民，已普遍产生了彻底纠正不平等状态的强烈渴望。然而，法国大革命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实现民主政治的理想模式。因为它太激进了，充斥着一种平等主义的梦幻，正如托克维尔描述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环境中焦虑兴奋，努力改变处境：追求更好的东西是普遍现象；但这是一种令人焦虑忧伤的追求，引人去诅咒过去，梦想一种与眼前现实完全相反的情况”，最终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动荡和最可怕的混乱。
事实上，在革命来临之前，法国政府已开始进行改革，然而，“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开始改革的时刻”。当封建制度的某些部分在法国已经废除时，人们对剩下的部分常常抱有百倍的仇恨，更加不能容忍。最后，大革命建立了人人平等的新社会，也建立了自由的政治制度，但是人们很快就忘记了自由，甘当独裁者拿破仑统治下“平等的奴隶”。托克维尔明确表达了他对法国大革命没有处理好自由与平等关系的失望情绪，他认为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当前中国面临的现代化难题与之类似。对于自由民主的追求，不能一蹴而就，政治改革需要大胆而审慎。不拿出大胆的勇气改革，就是在与“革命”赛跑；一味追求激进的改革甚至革命，又有走向动荡混乱的危险，只能依靠审慎的进一步改革化解，决不可误入冒险激进的歧途。
可以说，经由改革达成代价最小的现代化道路，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问题在于改革怎样推进、制度怎样变革，《旧制度与大改革》这本书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旧制度与大革命》：革命不是文明的动力
《旧制度与大革命》，译林出版社2013出版， 傅国强译
当代著名政治思想家和经济哲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里希·奥古斯都·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对法国近代启蒙思想家颇多微词，称他们的思想为“建构论理性主义”，似乎他们宣传的民主是传统自由主义的破坏者，是极权主义的理论前奏。“这就是伏尔泰、卢梭、孔多塞和法国大革命的传统，它成为现代社会主义的祖先”。(《哈耶克文选》，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p342)但对托克维尔却异常推崇：“没有人比德·托克维尔更清楚地意识到，民主在本质上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制度，与社会主义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p51)哈耶克自述其《通往奴役之路》的书名：“灵感来自托克维尔，他谈过通往奴役(servitude)之路，我本来想直接用它，但觉得听起来不好听。于是，我把‘servitude’换成了现在的‘serfdom’，纯粹是为了发音的原因”。(艾伯斯坦《哈耶克传》，秋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p138)托克维尔对欧洲后社会主义民主运动影响很大，波兰民主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亚当·米奇尼克甚至提出要建立“托克维尔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哈维尔文集》，崔卫平译，p201)
机械生产带给了人类文明的一个特别的符号――“革命”!“尼德兰革命”揭开序幕，欧洲思想家在几个世纪时间不断充斥其内涵：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法国的民主浪潮、德国的民族主义、……。随着工业文明的全球化，“革命”也迅速在世界蔓延。中国革命的输入地有三：日本、俄国、法国，日俄革命是一种应用，日本输出的革命理念是早期的英美革命的变种，俄国革命的本源是法式革命。法式革命在上个世纪中期由波尔布特在柬埔寨推向巅峰!而最早对法式革命进行深刻反思的便是在这种革命波澜中生存的历史学家托克维尔。
2012年11月30日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主持听取专家学者对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的座谈会上，向与会专家推荐了法国历史学家、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一时间这本书在出版一个半世纪之后，在古老的东方国度成为阅读热点。中纪委书记为什么推荐这本书?众说纷纭：“托克维尔笔下的法国大革命，一方面说明旧制度因为腐败不得人心而崩溃;一方面也警示，社会的动荡和怒火也会使革命的成果化为乌有。读读这种经典，可以让今天的中国人，特别是政治家具有清醒的理性、历史的纵深感和宽阔的政治视野”。(《港媒：王岐山谈<大革命>背后深意》，《环球时报》2013-01-20 )“当前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加，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王岐山为何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01-20)王岐山先生是读历史专业出身的，应该肯定：他对民众情绪和革命的破坏性有清醒认识，希望在深化改革中清除政治和社会腐败。
托克维尔是一个自由主义思想家、历史学家、政论家，正是这三重学养使他在利用自己十多年搜集辨析的资料进行著述时，没有陷入历史考证或事件人物评价的世俗漩涡，而是把“事实和思想、历史哲学和历史本身结合起来”，解释那些构成时代连锁环节的重大事件的原因、性质、意义。通过史实分析进入理性的现实沉思!沉思法国、沉思旧制度、沉思大革命。旧制度真的是一无是处无法弥补、必须摧毁吗?革命一定是发展的必然、是实现民主的手段、是不可避免的吗?法国是近代民主思潮的诞生地，是“大革命”的摇篮!“巴黎公社”吹响了无产者暴力夺取政权的号角。但他亲历的客观现实是：法国大革命推翻了旧政府，建立的却是一个比原先更为强大和专制的新政府。托克维尔在书的前言提出这样的思考：“这个新政府是怎样重新获得并集中了全部的权力，扼杀付出很高代价才换得的一切自由，留给法国人民一个没有实质意义的自由表象?”(p19)“只要大革命成功，酝酿革命的前因就会消失，而革命本身变得让人难以理解”。(p30)大革命的荒诞结果，正如诗人荷尔德林(F·Holderlin)的描述：人民激情澎湃地“用通往天堂的美好愿望来铺设一个国家通往地狱之路”。托克维尔一个半世纪前的思考，对于今天的中国问题，无疑是具有启示意义。意大利历史学家、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说得好：“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革命”一词是近代以来最具有震撼力、杀伤力、鼓舞力和影响力的风云名词!然而它的概念却一直极其混乱。似乎弱势对强势、新对旧、小对大的反抗都可以称之为革命!革命被宣传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暴力结合，血雨腥风，摧枯拉朽，横扫大半个地球。在中国，一度“革命”和造反同义，成为文明的巨大破坏力量。就中文解释，“革命”包涵“重生”和“消灭”两重意义，《易·革·彖辞》云：“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但在应用中，往往强调的是后者。三百多年来，革命的历程是极其复杂的。新制度取代旧制度称之为“民主革命”，法国和东方大多数国家通过暴力斗争，浴血奋战，而英国却将他们的妥协称为“光荣革命”;民族国家独立，称之为“民族革命”，美国和一些殖民地通过武装斗争独立，而澳大利亚等国家却自豪地说：我们是没有流血而独立的!印度南非等国通过“非暴力不合作”争取独立。实践证明：文明是一个持续演化过程，在制度更新和转化中，暴力革命只能是一种破坏，后果是文明的反动!正如托克维尔书中所言：“旧的制度为大革命展示了很多的模式，大革命只不过是把它特有的残暴纳入其中”。(p199)“与其说大革命创造了这一政权，倒不如它是从一片废墟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只不过这片废墟，是由大革命造成的罢了”。(p34)“对于整个法国而言，有太多的社会遗产。这其中不乏民族情感、风俗习惯以及各种思潮，它们共同构成了法国旧制度的主要部分。法国人民甚至连自己也没意识到，他们身上承袭了这部分内容。甚至于，他们所发起的大革命，其最终的动力来源也是那部分旧制度。虽然他们很不情愿，但客观事实却是，他们使用旧制度的破转碎瓦，建造成了新社会这座大厦”。(p15)“在法国，那些最新诞生的制度，居然在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立起来”。(p82)别有用心的暴力革命的鼓吹者总是要用一些诸如“大势所趋”“时代潮流”“不可避免”等等来蛊惑人心。哈耶克说得好：“在社会演化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p73)哈维尔在《給胡萨克总统的公开信》中有句话：“在这个星球上能真正毁坏生活的唯一力量是那种不知道妥协的力量：第二热力学定律的普遍效应”。(《哈维尔文集》，崔卫平译，p24)“暴力换得的未来只会打上暴力的致命烙印”。(同上，p83)托克维尔论及大革命的后果时也说到：“这些人现在都已经死了，但他们的妒意与恨意却留存至今”。(p125)波兰思想家、《选举日报》主编亚当·米奇尼克提醒人们：“我们有很多关于革命的历史教训，开始时是一场争取自由的斗争，到头来以专制主义而告终，从看克伦威尔到拿破仑，从霍梅尼到当代的许多例证”。(《哈维尔文集》，崔卫平译，p223)
人类文明体系由器物层、制度层和观念层构成，文明演化是从底层开始系统变革的，根本上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是观念的更新。而革命在运作层面都是利用情绪打破制度的，控制人们的观念是必须的手段!
但历史也告诉我们：专制传统深厚的国家进行改革，道路是极其艰难的!不改革，革命难免;改革混乱，也很可能引发革命。托克维尔感慨当时的法国：“那些最有必要实施的改革，政府极少尝试，即使尝试了，也总是浅尝辄止，而要想改革成功，没有坚韧的意志力是绝对不行的”。(p90)
集权的政治体制必然造成权力高度向上集中，形成权力结构的“倒金字塔”状。在空间上也一样，各种功能向政治中心集中，形成首都全能独大，中央与地方关系病态扭曲。托克维尔在书中有一句名言，“法国嘛?法国是巴黎的郊区!”他引用米拉伯侯爵1750年的一段话：“不设首都是不行的;但若头部高度膨胀，就会引发中风，将身体完全摧毁。其他省份若沦为首都的直接附属，那么那些省份的居民便相当于成了二等子民。若是将国内的人才全都吸引到首都，不给那些省份的居民留下任何追逐名利的机会，那会造成怎样的后果!”(p95-96)“头一回见到有人用如此野蛮的方式切割自己的祖国”。(p97)一个超级首都，在和平时期似乎可以夸耀，一旦动荡，如此规模可能就是政权的坟墓。
民主本质上是保障国家对民众的尊重。但尊重的应该是民众的利益、合法权力和理性，而不是受制于民众情绪!每一个国家都有民族性格，有民众时代的社会情绪，复杂的社会情绪也可能是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抬头，也可能是颓废的虚无主义或激昂的无政府主义泛滥。比如当时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相比之下是很开明的，巴士底狱已经没有政治犯，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时期关进去的人物，路易十六已经释放。但是1789年7月14日，大革命的民众还是要攻占巴士底狱。因为老百姓情绪激昂，流传那里面关押政治犯。打下来以后才发现没有，只有几个精神病。民众情绪的泛滥就会导致无政府主义，而无政府主义是工业化社会最危险的敌人。托克维尔说：“从本质上来说，无政府主义是法国革命的特性”。“法国大革命之所以会产生无政府主义的特点，原因在于一切现存的权力，一切公认的势力，成为大革命攻击和摧毁的对象”。(p33)因此，集权化国家的民主改革，保持国家理性至关重要，绝不能被社会情绪或利益集团的扰乱绑架!对于民众来讲，对现实不满，请记住托克维尔的忠告：“有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那就是，政治社会沦落到野蛮状况的时候，正是市民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过渡时期”。(p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