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热闹非凡的历史论坛里具备男女流氓无产者气息的颇有一些，很多时候并非因为具体事情，而是因为你所处的阶级阶层。比如有钱无知识的土豪与知识分子之间那种刻骨的冲突，所以土豪的女人们见到有独立思想、博士学位且比自己年轻秀丽的女子亦会有仇恨，有了仇恨就会有怂恿作恶、给对方颜色瞧瞧看的动机、、、、、、而且会非常同仇敌忾或党同伐异地实践仇恨。

我曾经与旅居日本多年的外子及其友人讨论，他们感慨说日本社会从明治维新以来知识阶层与商贾、贩夫走卒等一贯良好的平等互动使得日本知识阶层始终起到了承上启下的社会中流砥柱作用，对于日本空前的国家凝聚力功不可没。

而中国迄今从未解决各个阶层的内心离散问题，知识阶层与贩夫走卒的良性互动仅仅见于国朝训政时期的“乡村建设”、瑞金延安等地苏维埃根据地政权建设。建国后毛泽东用了无数手段强制捏合、打磨知识分子，促进他们与其他阶层的“拉郎配”也有显著效应，短时间快速集聚了国家凝聚力，完成了基本工业化。但强扭的瓜不甜，中国社会从来没有一种内在的机制可以推动并保证其他阶层与知识阶层可以持续进行常态的、良性互动；缺乏这样的杠杆，知识阶层就根本无从承上启下，做到真正的民族与社会粘合剂作用，所以国家和社会内部是离散的，根本无法彻底完成法制化、成为现代国家的最后一步棋，迄今更没有完成法国人十八世纪已经完成，德国等其他欧洲国家最迟十九世纪完成的人文主义启蒙-----我们是一个缺乏人道主义思想的民族，没有了这个，又迟迟不能完善法制建设，光靠孔孟思潮的古为今用，杯水车薪。君不见，我们同胞内部倾轧时候散发出的那种恶与兽性气息不亚于日本军国主义对于亚洲的异族人民所散发出的恶与兽性。

而知识阶层就很容易被被权力和利益等绑架为犬儒。您知道这种人文主义的空白、知识阶层与其他阶层之间的断崖

一直存在，中国社会各阶层本质是互相离散的情形下，偏偏社会经济空前繁荣，迅速积累的巨大财富无法通过完善的法制合理地分配到人民日常生活中去时候，等于一直在中华民族内部潜藏着一个“核弹头”。这就是身为卓越的历史学者和经济学家，正在以铁腕治国、治吏，且甘为他所言“党鞭”的王岐山要高级干部都读读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学者托克维尔那本“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缘故，彰显这位当代“大司马”的内心深刻忧虑------革命和危机，例如法国大革命，并不是在社会经济萧条期发生的，而是在社会经济繁荣而国家凝聚力微弱，各个阶层离散的情形下发生。

正如你我都能从史料中读到的，那个时候已经承蒙伏尔泰等先贤指引，基本完成了人道主义启蒙的法兰西在大革命时候依然层出不穷假借“革命的名义”发生骇人听闻的反人道主义事件。

乃至于被自己从前的同志送上断头台的贵族女革命家罗兰夫人在被押往刑场行刑路上不禁哀叹“革命啊，自由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对于你我这种尚且算受过史学浸淫或训练者而言，分分秒秒都是历史，应以历史唯物主义观察生活里所有故事，积累久了，这种以史观来体察生活里巨细事情的体验，记述下来，就可以攒出一本如美国历史学家房龙那种风格的系列历史散文集子了。

羅蘭夫人（Madame Roland，1754年3月17日－1793年11月8日），全名為瑪莉-簡·羅蘭（Marie-Jeanne Roland de la Platiere），父姓菲力普（Phlipon）。法國大革命時期著名的政治家。吉倫特黨領導人之一。她的丈夫讓-馬利·羅蘭（Jean-Marie Roland, vicomte de la Platière）也是吉倫特黨的領導人之一。

她被控為保皇派的同情者並被不公正地判處死刑，事實上，她是因羅伯斯庇爾對吉倫特派的大清洗而在1793年11月8日被雅各賓派送上斷頭台。臨刑前，她在斷頭台上向着革命廣場（la Place de la Revolution）上的自由雕像鞠躬並留下了一句為後人所廣為傳誦的名言：

自由啊革命，天下古今幾多之罪惡，假汝之名以行！兩天後，其夫在魯昂郊外的一處簡陋住所里自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