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的“大树底下种好碧螺春”战略如今已是家喻户晓，为人津津乐道，所谓“大树”，指的就是上海。不过，历史上，苏州也曾是上海的“大树”

　　开埠前，上海只是苏州的一个外港。当时经海路运抵上海港的南北货物，还需再运至苏州后集散到长三角各地

　　1843年11月17日，上海依约开放为商埠。当时的上海并不像后来人们叙述的那样，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事实上，早在此前的100年前，上海已发展成为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商港了。

　　明清时期的上海，有黄浦江、苏州河与太湖流域相联系，更兼港口自身优越的水文条件，很少会受到海潮和风浪的影响，因此成为太湖流域主要的出海口，商业贸易繁荣。根据乾隆年间撰修的《上海县志》，当时作为江海关的上海港已是舳舻相接、帆樯比栉的情景了。进出上海港的船只，有来自北方的山东、直隶（今河北），南方的浙江、福建，甚至广东。偶尔在港口还会看到东洋日本、朝鲜和西洋安南（今越南）、暹罗（今泰国）的商舶。

　　尽管当时上海的商业堪称发达，但比起江苏布政使驻地的苏州，仍然是瞠乎其后。明清时期，苏州凭借着江苏省行政中心的地位与发达的内河航运条件，成为长三角地区的经济中心。当时有所谓“天下四聚”，指的就是京师（今北京）、佛山（广东佛山）、汉口（今武汉汉口）和苏州，由此可知苏州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据美国学者墨菲估计，1843年，苏州的人口有50多万，仅次于当时的北京。唐至明清时期，苏州一直堪称中国最美丽、最繁荣之地，号称“富甲天下、绝冠中华”。苏州和以苏州为代表的江南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极致。

　　事实上，开埠前的传统经济时期，一方面，商品贸易的往来主要凭借内河航运；另一方面，行政中心对中心外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也有一定限制。这两方面在长三角的城市体系发展上，表现得最为鲜明：京杭大运河所贯穿的城市，除苏州外，镇江、扬州、杭州等地城市经济也十分发达，而这些经济发达的城市又无一例外的或是省会，或是府城。当时长三角地区形成了以苏州为中心、由各级行政中心构成的城市体系。

　　在这样的情况下，上海作为一个普通县城，城市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只是苏州的一个外港而已。当时经海路运抵上海港的南北货物，还需再运至苏州后集散到长三角各地。

      1860年5月，大清东南的经济中心苏州城笼罩在一片末日的气氛中。太平军忠王李秀成的东征部队日益逼近，江苏巡抚徐有壬慌忙之下下令焚毁客商云集市场繁盛的金门、阊门一带，顷刻之间火光四起，散兵游勇乘机抢劫作乱，以至万千财富化为乌有，哭声震天。6月2日，苏州被太平军攻破。

　　苏州的巨商富室们倒并没有坐以待毙，精明如斯，自然晓得最安全的门路--投奔洋人。他们纷纷怀抱巨资，携家带口逃往由英法联军协助保卫的上海，为上海带来了数以十万计的人口和巨额资本，极大助推了上海的城市发展

       太平天国战后东南财富遭受严重破坏，安庆、苏州、杭州都因此而衰落。不过，在这场浩劫中也有例外，那就是上海。因太平天国运动，上海从一个普通的滨海县城，迅速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大都市，并取代苏州和杭州，成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龙头。

　　长三角的城市随同上海一道被纳入到世界经济体系，形成了外向型经济。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一头连着出口的港口，另一头连着作为原料地和销售地的中国广大的内地。在这种情况下，地处江海之会的上海，地位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原来经苏州集散的大宗货物，现在改由上海装运出洋。很快，到了19世纪60年代，随着上海港内外贸易规模的扩大与城市经济的发展，上海就取代了苏州，成为长三角的中心城市。

　　外向型经济，使得内控型的行政功能渐渐地丧失了原有的作用。这时，长三角城市发展的动力取决于与上海联系的便利与否。无锡、南通看准了这一机遇，凭借着与上海便捷的交通，获得了发展的先机，首先形成了近代民族工业城市。而苏州、镇江、常州、南京、嘉兴、杭州也紧随其后，靠着原有的经济基础，加上与上海的便利交通，也发展成为经济兴盛的近代工商业城市。

　　20世纪，近代交通的介入，再次重绘了长三角的城市版图：1908年沪宁铁路与1909年沪杭铁路的建成通车，加速了长三角地区城市与上海的联系。在传统的木船时代，从苏州到上海需要三天两夜方可到达；到了小火轮时代，则只需12个小时；沪宁铁路通车后，苏州人到上海，乘火车仅要一两个小时。铁路沿线的一些城市因此经济迅速起飞，另一些无法直接利用铁路的城市则走向衰落。长三角逐渐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江、沿海和沿铁路线的城市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