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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毛泽东翻译师哲回忆录:我在秦城监狱13年 (上)

热度 3已有 553 次阅读2014-11-28 14:30 |系统分类:前尘往事 | 宽屏 请点击显示宽屏,再点击恢复窄屏 | 动漫全图 如只见部分动漫,请点击显示全图,再点击恢复窄图

毛泽东翻译师哲回忆录:我在秦城监狱13年


  师哲(1905-1998),本名师习德,以俄语译家与苏联问题专家名世。1925年留苏,入基辅联合军官学校,1938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 表团长任弼时秘书。1940年回国,长期兼任毛刘周朱的俄文翻译,多次出席中苏两党最高层会谈,协助中共领导人处理中苏事务。1957年主动请求调离中 央,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1958年“犯错误”开除党籍,下放故乡陕西扶风农场。1962年先软禁后监禁,1966年夏关入秦城监狱,编号6601(即 1966年第1号犯人)。前后蹲监13年,流放5年。1980年复出,任中国社科院东欧中亚研究所顾问,1987年瘫痪在床。晚年在《我的一生——师哲自 述》中详细记述了关入秦城监狱的前前后后。全文如下。


  《我的一生——师哲自述》,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出版

   一辆公安部的囚车——不是现在那种警笛鸣叫的囚车,而是一辆普通的小卧车,但它是道道地地的囚车。囚犯就是我。我没有被戴上手铐,而是像一位首长一样坐 在车内,两旁有人“陪伴”,但我是道道地地的囚徒。汽车驶出北京的德胜门,一直向北,向北。车内除了不时的喇叭声外,再没有别的声音,没有人说话。我不知 道开往何处。这是1966年下半年,我国的“史无前例”开始不久。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快速行驶,到了一座不高的山脚下。从山下到半山腰, 筑有高高的围墙,围墙里面有几座楼房,这楼房很特别,远远望去,只有几排小洞洞,大概就是“窗子”。啊!这是监狱,这就是建成不久的秦城高级监狱!在那人 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年月,多少革命的功臣在这里吃尽了铁窗之苦!后来,幸存下来的、原北京市公安局长、后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的冯基平说:“我要是知道我建的 这座监狱是关押我自己的话,我一定会把它建得更好一些。”


  一个无辜的人被关进四面不透风的监狱,他的心情是不言自明的。在这时,任凭他 是怎样叱咤风云的人物,也变得那样软弱无力,任人摆布,屈辱、悲哀、愤懑一齐涌上心头,但也只能停留在心头!把我送进这高墙之内,我也并不太感到突然,因 为在此之前,我已经坐了三年多不叫监狱的监狱。


  欲加之罪 何患无词


  1962年9 月,正当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之际——这样的会,一向是党中央做出重大决策、喜讯频传的会议,我照例以兴奋的心情期待着……突然,陕西省委接到中央组织 部急电:“立即派人护送师哲回北京”。省委当然照办。我心里纳闷:是调我去北京?又何须“立即”“派人护送”?要处置我吗?处置我什么呢?尽管百思不得其 解,也得服从命令。于是,陕西省委“立即”派出秘书长“护送”我到北京。不过我心里始终是坦然的、踏实的。因为我自己了解我,中央同志和毛主席都了解我。


  到了北京,一下飞机,便有车接了直奔中央组织部。一向干部到此如归、倍感亲切的组织部,此时却令人窒息。他们让我坐在一间屋子里休息,门外工作人员乱哄哄跑来跑去,互相打听着“师哲到了没有”的声音,我都听得见。我更加莫明其妙,但是除了等待,还能怎样?


   过了个把小时,副部长李楚离才出现在我的面前,几句问候的话之后,便陪我驱车到万寿路招待所去见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安向我介绍了十中全会情况,还谈到康 生在会议上给毛主席递了个条子:“有人写小说反党”等等,接着又说明这些事都与我“无关”,调我回京,只是“为了弄清高岗、习仲勋等人的问题。你过去接近 过他们,你应该了解一些问题,你要老老实实,有啥说啥,向党交代清楚”,云云。他提的问题,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我同高岗、习仲勋之间的关系以及全部活 动;二是高、习二人都干了哪些坏事;三是我和他们一起干了哪些坏事,以及我所知道的应该向党彻底交代的所有问题。谈完后,送我回到家里。


  我本着对党忠诚老实的态度,以一个党员应有的责任,想帮助党把问题弄清楚。可难就难在我找不出坏事,但为了预防自己有好坏不分的地方,只好不分好坏,凡是我知道的,一股脑儿交代。于是用几天时间,写了详尽的材料交给安子文。


   在他们看材料的过程,我有三四天的空闲时间,我便利用这个时间去探望了一次老熟人王世英。此时,王世英任山西省省长,因病在北京疗养(我在《披着人皮的 魔鬼》一文中多次提到他所受的迫害)。他一见我,十分惊讶,说我不该在此时回北京,最好立即回原驻地去。当我告诉他是中央组织部调我回来时,他傻眼了,我 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他想告诉我“事情不妙”,但他有口难言,我只呆了一会儿,他便送我几个大苹果,我明白:他既是祝我平安之意,也是告诉我该告辞了。他送我 离去时,紧紧地握了我的手。不料这次见面竟成诀别!


  不祥之兆纷至沓来,但我仍无法猜测,我能蒙受什么祸患?!


  三四天 过后,安子文对我说:“你的交代,领导(我立即意识到这个‘领导’就是康生)看过了,但他说不行,过不了关,交不了卷(这些都是我早已听厌了的康生惯用的 语言)。还要老实交代。”安子文虽然嘴上这样说着,但我能觉察到他内心的愧疚,他口不由己啊!到了“文革”,他也被打倒了,并被发配到安徽,当他的儿子安 民去探望他时,他对孩子说:他一生做过两件昧良心的事,而第一件就是对不起师哲。我并不怪他,他又有什么能耐不执行“领导”的指示呢?他自己也同样逃不脱 厄运。


  安子文这次同我谈过之后,再未露面,过了两天,由李楚离向我宣布:“自即日起,你同中央组织部再没有关系了,你的事由另外一个部 门接管了。”这是在中央组织部宣布的,当时便由公安部派来的人把我接走,送到东总布胡同(原李宗仁的公馆)软禁起来。没有让我同家人告别,从此,我便从家 中失踪了十几年;就在我的头上套上了“金箍”,这“金箍”不是用符咒控制,时紧时松,而是用“螺丝”一圈、一圈地紧箍下去的。


  “唐•吉诃德”同我搏斗


   自从我被软禁在东总布胡同那座楼里之后,唐•吉诃德式的人物同我搏斗就开始了。三年中同我“谈话”的人总有二三十人,加上前后向我要材料的将近百人。开 始时还有四五位像是高级一点的(副部长级)干部,一来到,先要表现出自己的非凡,但顶多一两次,就不再露面了。其中一个较低级一点的干部,说他老早就认识 我,他在统战部工作过,还参加过建设民族文化宫的领导工作,我们一开始交锋就搞僵了,经过几次折腾,他也不来了。可是隔了一段时间,他又出现了。这次是他 一个人来的,表现得非常谦逊和蔼,声音低沉。寒暄过后,他说他对不起我,要我原谅他的粗暴,因为“领导”要求他对我要严厉,他是不得已而为之,是违心的。 后来知道,那是他即将离开此项工作之前,来向我忏悔的。


  接着来的像是一个局级干部,可能是从外地调来的。一开始也是来势汹汹,装腔作 势,大喊大叫,拍桌打椅,以势逼人。但谈不了几句话,就思路闭塞,语言枯竭,无所措手足,一副狼狈相。我讽刺了他两句:“演‘三堂会审’也没用,拍惊堂木 更没用,我是蒙冤受害者,但却不是被人陷害了的苏三。”不料倒生效了。此后,他再也不敢拍拍、打打了。我从他的言谈中发现,他每次同我谈话之后,都是要向 康生汇报的,然后又用康生教给他的那一套来攻击我。有一次我说:“你这一套,我1942—1943年在延安时,就从他的嘴里早已听厌了,那时他就是这样教 我们的,但这一套毫无用处,现在就更没有用处。还来重复这一套,岂非自找麻烦?!其所以没有用,就是因为它不科学,不实事求是。”这个可怜虫竟反问我: “在延安时你听谁说的?”我说:“你自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你愿意捉迷藏,那咱们就玩个够吧。但是我要告诉你:我在延安听他讲的比你在这里说的还要 多得多。不过,这一套过去就不灵,现在更不灵了!”后来有一次他自我介绍说,他在延安杨家岭会见过任弼时,但“不知为什么没有遇见你这位政治秘书?”此话 他在以后还重复过几次,用意何在,不得而知。我看他很像是长征过来的老干部,执行任务坚决,但是渐渐地也就亮了底。他告诉我:康生教给他的妙诀是对我的每 一句话,都要问个“为什么”,对每一句话都应该提出一万个“为什么”,使我永远回答不完。可是他试验的结果,自己也觉得十分无聊。于是我们常常只是对坐, 沉默无言。哑戏一场又一场演过之后,他再也不来了。


  向我问话的人越来越少,只剩下二三人,其中有一位姓段的,是平山县人。他说:他从未 接触和处理过像我这样一级的干部问题,“今天居然出面审查你——师哲,实在,实在……”就这样度过了两三年,同样的话不知重复了多少次,实在无话可说了。 有一次我自己提出问题,我说:“我们已经谈了很多,谈了很长时间,但一直未触及我在苏联的十五年,如果你们对这方面有什么问题,请提出来,我愿意澄清。” 此人不敢表态,立即跑到楼下去打电话请示,一去两个多小时,转回来时则说:“今天没时间了,下次再谈吧。”我明白了,他们同我谈话的范围是康生划定的,他 们绝不敢越雷池一步,而康生对在苏联的一段是忌讳的(其原因见《披着人皮的魔鬼》一文)。


  过了若干天,一个上午,此人又来了。显然我要 谈的问题,对康生是个威胁,他自己做贼心虚,不敢让我谈。经过策划,重新限定了范围,再把他派来。而来者却以为他掌握了新武器,神气十足地来同我搏斗了。 可惜他只不过是主子的传声筒,他提的问题是:要我交代毛泽东同斯大林的来往关系。我问道:“是谈毛泽东和斯大林个人之间的关系?两党之间的关系?还是两国 政府之间的关系?而且是涉及到哪些问题和哪个时期的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还是我国新政权成立之后?”他不能回答,只是含糊地说:“关于毛主席这方 面的情况。”我又问他:“是谁提出、谁委托你们谈这个问题的?”他狂妄地回答说:“审查干部对谁都一样,对谁的问题都可以查问的。”我说:“你错了。不是 对任何人、任何事你们都有权力、有资格审查的。”这话激怒了他,他跳起来,恶狠狠地说:“我们有权审查任何人!”于是我要求他拿出中央的特别决定,而决定 必须明确写清“中央责成师哲彻底交代毛泽东同斯大林、苏联之间的关系问题”。我说:“只要中央正式作出这样的决定,我自然交代一切。”于是他们骂我“狂妄 自大”、“目空一切”、“不听从上级”等等。我也毫不示弱,便同他们对骂起来,骂累了,他们走了。


  他们用的是神经战,而我取得了主动权。对骂之后他们一连五六天不照面。我也只好等待,并准备着对付可能来自任何一个方面的攻击。


   那两位终于又露面了,他们出现在我的面前时,一改过去那种凶神恶煞的狰狞面目,而是笑嘻嘻地向我问好,问我的健康、饮食、起居等情况,闭口不谈实质性的 问题。难道我需要这些虚情假意吗?我需要的是解决问题?所以我实在忍不住了,便主动提出要谈。他们问我要谈什么?我已经意识到上次的搏斗我取得了胜利,索 性再将他一军。于是我说:“就谈你们上次提出的:毛主席在外事方面的事情。”他们连忙声明:“不谈那个问题了,此后再也不谈涉及到那方面的事情了。”我心 里又好笑,又悲哀:可怜的无知的人啊,你们只能盲目地充当别人的棍棒!


  高墙之内形形色色


  1966年初,我被转移到太安侯街二十几号,此处也是一个独院。在这里,他们只来过一次,而且仅仅是来看看我,问我有什么要求,健康状况如何等等。


  在这里住了不到半年,又把我转送到学院胡同,这里是公安部一位干部住家的后院,前后相通。在这里住了不到两个月(即1966年下半年,“文革”席卷全国之际。不过当时我什么也不知道),便被送进了秦城监狱。后来听说这是时任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的决定。


  在秦城,我的编号是6601(即1966年第1号犯人)。这时,监狱里关押的人确实很少,许多楼房都空着。安排我的那幢大楼里空荡荡的,大约连我只有三名犯人。房间里的窗子离地面一人多高,这就是从远处看到的一排排小洞洞中的一个。


  我从被软禁到关进监狱以后的一段时间内,除了精神上的摧残和压抑以外,生活上的标准仍相当高,饮食很丰富。


   在这里看管我的只有一个人,此人看来是老工作人员,有经验,很老练。每天都要来几次,一会儿要我出去散步,一会儿要我去做轻微的劳动,当我做不动时,他 就来帮我,人很和气,说话做事也近乎人情,有时还同我闲谈聊天。我生活上的一切要求,他大都满足了我。诸如我要的一个小木桌、纸张、笔墨、砚台以及脸盆等 用具,他都一一弄到了。有一天,在闲聊中我问他:“你们这里关押的当然都是有罪的犯人,但把无辜、无罪的人关在这里,这合适吗?”他回答得非常妙:“这是 国家的需要”(!!!)又以安慰的口气说:“你来了,就安心地呆着吧,注意保护自己的健康。有什么要求,告诉我,凡能做到的事,我都尽力而为。”他的话对 不幸者确实是点慰藉。


  但是好景不长。大约1967年11月间,来了部队,实行军管,陆陆续续接替了原来的全部管理人员。进入1968年,听说原来的管理人员已经全部进了“学习班”。


   秦城监狱虽然“掌握”在部队一些人手里,但是他们既不会管理,也不会安排工作,而只会做一件事,就是折磨人、污辱人、骂人、搞点小动作之类。他们对所有 的在押人员只会说一句话:“你是反革命”或“你是反党分子”。若是反驳他一句,他立即反问:“不是反革命,为什么把你关在这里?!想出去?没门!”是啊, 多么简单的“真理”!又是多么容易的颠倒?!


  已经有一年多没有人同我纠缠了,自从这些“大兵”来到,就开始了无缘无故、无休无止的无聊折磨。他们不断地故意敲牢房的门,即使在休息的时间,也要唤醒,使人无法安宁,无法休息。饭食也只有窝窝头和咸菜了。


   他们似乎把监狱当作“练兵”的现场。一天午休后,来了一批人,有穿军衣的,也有穿便衣的,但从面孔上看,并不生疏,都是军人。然而见了面却无话可说。尤 其是年龄大的,当军官的话很少,而是小青年冲在前。其中一个很积极,但说不了几句就词穷了,只能不断地重复那几句话,找不到结束点。时间就是这样被车轱辘 话滚过去。


  当“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响彻云霄时,我意识到弹片会落到我的身上。于是我自己争取主动,把我所了解的与刘少奇有关的事,以 及我同他的往来,详详细细、清清楚楚写了一篇长长的交代材料。交出去之后,却石沉大海,毫无反应。过了大约两个多月,来了一批人,指责我“交代不彻底”、 “避重就轻”、“没有讲到点子上”等等。我请他们提出具体问题、具体要求,他们无法回答,只是一味地纠缠、加压。我明白了,并不是我争取主动就能主动的, 既然存心折磨你,还能让你主动?于是新的一轮又开始了。


  根据他们的要求,我把已写过的“交代”又重新写了一遍,显然仍是“交不了卷”、“过不了关”。


   每天来同我谈话的,全部是军人,海、陆、空,步、骑、炮,各军种各兵种都有。他们历来不提具体问题,实际上也提不出任何具体问题,而只是一个劲地、盲目 地催逼、加压、谩骂。他们的意思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我编造:“如何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当我弄清了他们的意图时,我反问道:“前不久你们花了很长时 间,说我伙同高岗反对刘少奇,而现在又说我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请问:我到底是反对刘少奇,还是伙同刘少奇呢?!”那位操着胶东口音的校级军官竟理直气 壮地回答说:“这并不矛盾!”真使人啼笑皆非,还能同他们说清楚一句明白话吗?!


  继而追问刘少奇同斯大林的“特务关系”。我反问道: “是斯大林要收买刘少奇做特务工作吗?”回答说:“当然不是斯大林自己,而是他的特务机关这样做的。”我说:“如果你们不了解苏联,那么也可以根据我们中 国的国家领导和各部委的关系做出点推理。想一想,斯大林作为党的领袖、国家的最高领导,会亲自去做收买特务的事情吗?他们的政府官员以及其他任何人,谁敢 触动斯大林的客人?!”他们茫然了。


  但是,这些可怜的人,作为他人的工具,不由他不拼命地、厚颜无耻地蛮干。车轮战没有停,只是再也不敢提问题,一味地压、逼、催。就这样持续了两个夏天。第二个夏天(1968年),他们日夜突击,轮番威逼,一刻不让休息。


   我被关在一间小屋子里,门窗紧闭,屋内闷热,温度高达40℃以上。他们打开电风扇,只对着他们自己吹,把我置于墙角,并面墙站立,不准动。这样持续了二 十余天,我的两腿两脚红肿,血液下沉淤积,血管膨胀以至坏死,脚面裂开血口,然后化脓。但恶狼般的嚎叫仍不绝于耳,既不让休息,也不让就医。这时有从“学 习班”返回来的管理人员看到我的伤势严重,请来了医生。“天哪!”那位“医生”活像个“何仙姑”,她站在门外老远的地方望望,问我:“你是不是害过梅毒? 你这病是哪儿传染来的?这病没法治!”我要求给点消毒棉和绷带,我自己包扎,她理也不理,转身走了……

  野蛮啊!有真理的却无起码的生存权利;无真理的却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种权力利用了愚昧,才能实现如此非人的野蛮行径?在这走投无路的日子里,我的确产生过自杀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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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1 个评论)

回复 叶慧秀 2014-11-28 17:50
后来,幸存下来的、原北京市公安局长、后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的冯基平说:“我要是知道我建的 这座监狱是关押我自己的话,我一定会把它建得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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