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转载这篇文章的时候稍微有点犹豫，因为在这个时候马老师这样的观点很容易被喷。

如果是我来写这篇文章，可能我会更加圆滑一点，我会在强调全球价值链必须要有产业内分工和全球合作的同时，也会强调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upgrading)与控制（governance，这个词大部分文献都翻译为治理，但我宁愿被人说成误译，在这里我还是喜欢翻译为控制）问题。

我和马老师都在一个全球价值链的专家小组里面共事，对这两个概念他和我一样清楚。在这样一个时候，他更强调了不要幻想去掌控所有关键技术，其实只是在强调一个最原始的真理。人类社会从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的时候，也就是手工业部落与农业部落的分工开始，人们就已经开始将正常的生活依赖于彼此的分工和相互的贸易。在很长时间里，这种依赖都是脆弱的，但是全球化的发展使得这种依赖变得如此强大，竟然能使中国崛起这样一个历史大变局可能在和平中完成。

中国的庞大市场意味着许多发明在国内市场中都能获得巨大的回报。这种从国内市场获得高回报的激励是中国今后在创新领域能够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我毫不怀疑今后中国能够取得高新技术领域的优势。但是，这个庞大的市场也可能带来副作用，以至于让人以为中国即天下，中国可以掌握一切，从而带来思想的封闭，在追求绝对安全中却给自己带来了危险。

正如马老师在文中说的，“受学识和视野所限，我无法对高科技领域的技术进步和竞争做出准确判断”，我也是这样。我相信这篇文章不是对具体的产业政策进行评价，而是在当前背景下提醒一下大家都知道但常常忘记的基本规律。

马老师文章中称，他对美国特朗普推出保护主义措施之后“经济学家们集体沉默”有点失望。我想说的是，美国经济学家们正在组织一次类似1930年反对“Smoot-Hawley”法案的签名。这个签名行动已经至少包括了12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还包括一批其他的著名经济学家，他们共同反对特朗普近期推出的一系列关税措施。签名的截止日期是4月27日，也就是这个周五。也许，下周他们就会发出他们的公开信。

抱着同样的责任感，作为中国学者，马老师撰文给中国读者一个小小的提醒：越是开放，越是与世界合作，中国才会越强大。

谋求在所有关键部件上“自力更生”，就相当于把原有的全球最优配置的价值链打散，各回各家，成本会上升，效率会下降，原有的价值链上的联动、外溢和学习效应，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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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弘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文中所述仅代表个人观点】

全文如下：

著名的《经济学人》杂志，在它3月17日那一期中，描述了中美之间技术“霸权”之争。它是这么开篇的：

“‘由苹果在加州设计，在中国组装’。过去十年，iPhone手机背面镌刻的短句正表明了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在技术上的分工：美国提供大脑，而中国提供肌肉。”

然后作者显然是带着遗憾的口气写道：“现在不再是这样了。”

中国是一个劳动充裕的国家，应该按照比较优势的分工从事劳动密集型的生产（衣服鞋帽、组装电脑手机）——这几乎就是绝大多数西方媒体、政客，甚至经济学家看待中国的刻板印象。1930年，当胡佛总统决定签署臭名昭著的“Smoot-Hawley”法案，从而引发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浪潮的时刻，上千名经济学家，联署陈情，反对总统提高关税。

而今天，当特朗普总统鼓吹单边主义，退出TPP，威胁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一再突破WTO框架对中国发起单边贸易壁垒的时候，经济学家们集体沉默。甚至连现代贸易理论的奠基人萨缪尔森，早在2004年就通过一个简单的李嘉图模型，展示了一种中国在美国占比较优势的高科技行业实现技术超越，中美之间比较优势逆转的情形，萨老得出结论：在这种情形下，美国可能受损。

因此，当美国针对“中国制造2025”将贸易摩擦不断加码，当美国政府宣布对中兴公司实行禁售的时候，中美双方几乎都很难避免带着民族主义的情绪讨论中美贸易和科技问题。美方抱怨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政府对企业参与科技竞争进行补贴；而中方几乎是“膝跳反应”一般地宣言要实现关键核心科技（特别是芯片产业）的自力更生。

当然，受学识和视野所限，我无法对高科技领域的技术进步和竞争做出准确判断，只能谈一谈个人对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联系的看法。

全球化下的科技进步

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大体上取决于其所在高科技行业的水平。由于技术进步和分工深化，现代高科技行业的产品大多被拆解为大大小小的核心部件和零附件。一个或几个部件的生产由一家厂商负责。想一想苹果公司，作为全球市值最高的电子产品公司，苹果本身并没有工厂。为了生产极受消费者欢迎的iPhone、iPad和Macbook，苹果2018年从全球700多家供货商采购零部件。这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韩国三星、日本东芝、台湾台积电，还有在大陆雇了100多万工人的富士康（鸿海集团）。

在这样的行业，生产这样的产品，其科技水平既依赖于苹果的设计和整合能力，也依赖于这大大小小供货商的科技水平。简单来说，我们可以将苹果手机的总体科技水平理解为一个木桶，组成木桶的一片片木板代表各家零附件生产商，木板的长度即其技术水平。学过经济学的朋友，可以回想一下那个里昂惕夫生产函数。在这样一个简单的木桶模型下，苹果的科技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

因此，对一个封闭的发展经济体来说，因为每一块板都不够长，还有些板特别短，单纯依靠自己，是无法取得行业竞争力的。更糟糕的是，有一些板（核心技术）你根本就没有，那么这个产品你连造都造不出来，更遑论参与国际竞争。被剥夺了芯片和操作系统的中兴，就好像这么一个经济体，被抽取了最重要的几块板的那个名叫“中兴”的木桶，装不下哪怕一丁点的水（生产力）。

而全球化给了所有人一个机会。通讯技术大大提高而运输成本大大降低，使得对每一个部件，苹果公司都可以从日本、韩国、台湾地区、中国大陆，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寻找最有效率的供应商，选择最长的那一块板。用学术的语言来说，就是由于全球化，企业可以在全球采购零部件（global sourcing)，从而大大扩展了其生产可能性边界。而对总体技术不发达的国家来说，即使是总体科技水平较低，也可以从自己最擅长的那一块板入手，切入供应链，分享整个供应链的收益。苹果产品的热销带来规模效应，供应链上下游的配合联动会产生技术溢出和学习效应。零部件供应商的效率提高，又反馈到苹果产品，反映到市场上是进一步扩大市场规模，规模效应又会反过来反馈到供应链上，不断往复……

这就是从企业角度理解全球价值链的精髓。这也是中国成为全球化最大受益者的原因。2006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著名经济学家丹尼·罗迪克(Dani Rodrik)做了一个研究，在这个研究里，他测度了不同国家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令人震惊的是，他发现中国出口的复杂度，已经和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出口商品相差无几。理解我前面描述的“木桶理论”的读者，应该很快就能解释发生了什么：中国出口产品的复杂度高，无非是因为全球价值链扩展了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边界。中国有能力出口iPhone，无非是因为中国能够从三星、东芝、LG等等公司进口芯片、内存、触屏、摄像头等等。而读过我《数据透视贸易摩擦：我们拥抱的是怎样的全球化？》一文的读者，更能够理解外资企业在其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毕竟，组装生产iPhone的富士康，是一家台资企业。毕竟，中国对美国出口百强企业名单上，中资企业只占三分之一。

中国出口美国百强企业分布

“从零到一”和 “从1到100”

读到这里，聪明的读者，您一定能够明白我的忧虑。还是以电子产品为例，一台手机，继承了成百上千的零部件。占中国出口总值40%以上的机电产业，有成千上万的核心部件，你能够全部“自力更生”？也许我们会想：既然芯片特别重要，我们就全力发展芯片。但别忘了，在一个木桶似的(里昂惕夫)生产函数下，是那块短板，决定了你的技术边界和生产边界，解决了芯片，还会有光学组件，解决了光学组件，还有触屏，还有电池，还有散热，还有操作系统和网络。

谋求在所有关键部件上“自力更生”，就相当于把原有的全球最优配置的价值链打散，各回各家，成本会上升，效率会下降，原有的价值链上的联动、外溢和学习效应，烟消云散。所有国家，退回到原有的国境线内的知识集里摸爬滚打。

这，恐怕也不是“自力更生”主义者希望看到的吧。

硅谷著名企业家、Paypal创始人和Facebook早期投资者彼得·蒂尔(Peter Theil)在他的畅销书中，大力推崇“从零到一”的创新。从零到一，就是从无到有，需要有勇气突破前沿边界，需要想象力和创造力，需要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毁灭。而中国，在目前阶段，擅长的是从1到100，擅长在现有的产品和概念上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精益求精。

因此才出现这样的现象：只要是中国企业成功突破的技术，发达国家原来掌握垄断地位的公司会立刻大幅降低价格。然而怎样实现从零到一？恐怕不是说一句加大政府投入就行的。这需要企业家精神，需要尊重知识产权的市场环境，需要科学家的“创造力”。在这些因素积累发酵，量变产生质变之前，拿来主义和开放的心态，才是最优的选择。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都应该意识到，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最应该点亮的，应该是照亮全球的科技树。

我们还能做什么？

在那篇酸溜溜的《经济学人》的评论文章的中段，作者终于展现了他的洞见。通过回顾美苏在50-60年代的太空争霸，作者指出，美国最终在这场军事和科技之争中取胜的原因，是其在教育、研发上的投资，是其以开放的心态通过移民制度广纳天下英才。这些投资最终哺育了硅谷，也最终成就美国站在了世界科技的顶端。

也许，特朗普总统没有从中学到的经验，能给我们中国人一些启发？

【文章来自微信号“国际经贸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