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几年前我一直在我的博客写一系列文章，目的是帮助读者打开一道门，鼓励他们穿过这道门。一般来说，我选择的问题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是占主导地位的问题，这些问题代表着一种共识，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西方重要的叙述”，我试图表明这种叙述的制作不是为了通报和澄清事件，而是为了掩盖和欺骗。

我不想说我和其他许多写博客的人做这件事是我们比其他所有人更聪明。很简单，我们有机会--提前--自己穿过这道门，因为一种不一样的生活经历，“西方重要的叙述”不能解释，或是因为有人让大门为我们开放，或也许更常见的是这两种选择的结合。

我个人的觉醒

对我来说很容易说明我自己觉醒的过程。这是在把我调到纳萨雷特开始的，我陷入了其他人的叙述：巴勒斯坦人的叙述。在我作为记者的经历中当时我不得不第一次面对一堵不能穿透的墙，甚至从我本人作为英国《卫报》的老记者，当时我试图解释这种反叙述。事实上我看到巴勒斯坦人的叙述曾经长久不变地歪曲，指责这种叙述是反犹太主义的。那是幻想失望的阴暗年代，丧失了职业的指南针和意识形态。

正是在那个丧失“西方重要的叙述”慰藉的年代--当一个人追寻一道走向光辉旅行的时候。为了找到光辉旅行结果可能是漫长的。我的这道门是在我读到埃德·赫尔曼和诺姆·乔姆斯基在他们的书《制造共识》（自由的卫士）中关于“宣传的模式”的时候，以及撞到所谓“媒体透视”在因特网上的一个网页。这帮助我理解叙述的问题不限于以色列--巴勒斯坦，而是更加广泛得多。实际上，“西方重要的叙述”在几个世纪期间发展和精炼的，以便保持少数精英的特权和扩大他们的权力。记者的作用像我曾经是继续供养这些骗局的记者一样，为的是让读者面对这些精英停留在可怕、被动和尊重的状态。这不是说记者撒谎--至少不是多数--而是他们像其他所有的人一样，深刻地与“西方重要的叙述”联系在一起。

一旦一个人准备好穿越这道门以便摆脱旧的脚本，新的叙述就位，因为其结果有很大的好处。实际上这说明世界和人们的行为如同经历了所有的门。有一种真正的预见性。最重要的事情是揭露了一个真理，理解人类历史上所有精神的和智力的图像突出的责任：人还是同样的人，不论是美国人、欧洲人，还是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叙利亚人、俄罗斯人，委内瑞拉人或伊朗人，或是朝鲜人或韩国人。

“人”这个词不限于形成一种将我们描述为生物的种类或团体。还描述我们是谁，推动我们的是什么，使我们哭泣和笑的事情是什么，让我们愤怒的事情是什么，以及搅动我们同情的是什么。真相是我们所有的人在本质上都是同样的。同样的事情在启发我们，让我们愤怒。我们需要尊严、自由、安全，为了我们和我们的亲人；我们感觉美丽和真相。我们害怕压迫、不公正和不安全。

美德的等级

“西方重要的叙述”对我们说完全不同的事情。将世界分为一个“人民的”等级，具有美德和不同的恶习，甚至是冲突。某些人—西方人—是更有理性的，更亲切和更敏感，更有完全的人性。存在其他的人—其余的人—是更原始的，更情绪化，更粗暴。在这个分类体系中我们是小的好人，他们是小的坏人；我们是秩序，他们是混乱。需要一只坚定的手控制他们，阻止他们做过于伤害他们自己和世界上我们文明地区的事情。

“西方重要的叙述”实际上不是新的东西。简单地说是一个不同时代的重新提法，是“白人负责”的重新提法。“西方重要的叙述”继续存在的原因是因为对那些现在掌权的人有用。从我们的本性和意气来说，我们在本质上是同样的人，但是我们彻底被权力现代的必然结果：财富分开了。少数人拥有财富，绝大多数人没有财富。“西方重要的叙述”在这里是为了让他们的权力永存，将其合法化，使他们不公正和不平衡的分配似乎是自然的和不可改变的。

在其他的时代，国王们对我们说他们有蓝色的血和神圣的权利。今天我们需要一种不同的叙述，尽管这种叙述的设计是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与曾经拥有一切的国王和男爵们一样，现在社团的少数精英统治着世界。面对他们自己和我们，这些人必须对此事进行辩解。

国王和男爵们有自己的大臣、圣职人员和众多的随从人员的圈子，大部分时间他们从制度获得足够的收益以便不被打乱。圣职人员的特别作用，是惩罚权力的不平衡，指出这是上帝的意志。现在媒体的职能类似于这些从前的圣职人员的职能。可能上帝已经死亡，如同尼采（德国哲学家）观察到的，但是社团的媒体已经占据了它的位置。在每篇文章不可质疑的前提中告诉我们谁应当统治，谁应当被统治，谁是“小的好人”和谁是“坏人”。

为了使这个体系更可以接受更多民主，为了让我们相信存在着机会的平等，财富是要流出的，西方的精英们不得不允许出现一个庞大的国内的中产阶级，类似于从前的大臣们。对遥远的社会用暴力和掠夺得来的战利品和这个阶级有节制的分配。他们的知觉很少受到影响，因为社团媒体的职能是确保对于世界的其他地方很少了解，这对他们更不重要，让他们相信这些外国人更少尊严和更少人性。

只不过是统计数字而已

比如，如果西方的读者们理解一个巴勒斯坦人与一个以色列人没有区别--机遇和收入除外--于是他们面对一个受到折磨的巴勒斯坦家庭可能感到非常同情，如同是是对一个以色列家庭的感觉。但是，“西方重要的叙述”正好在这里，为了确保读者在这两种情况下没有同样的感觉。因此，对巴勒斯坦人的死亡长久不变的报道如同是涉及一个统计数字；因为巴勒斯坦人在大量死亡，如同屠宰场的牲口一样。相反，以色列人极少死亡，他们的死亡个别收集。使他们显得高贵，用自己的名字和生活的历史以及照片。

甚至是当到了在一群死者中间区分一个巴勒斯坦人的时候，西方社团的媒体表现出很不情愿去做。比如当21岁的巴勒斯坦护士拉赞·纳贾尔被一名狙击手枪杀的情况。她当时正在照顾没有武装的示威者们，他们被关在加沙有围栏的监狱里，正在被屠杀和被打伤。

加沙正在缓慢地沉入大海，但是这对谁重要呢？这些原始的巴勒斯坦人如同洞穴里的人生活在一些遭到以色列人不断破坏的住房的瓦砾中间。妇女们戴着面纱，有过多的孩子。不像我们一样说话。没有疑问她们的想法不像我们。不可能像我们一样。

甚至是那些进行示威的巴勒斯坦青年人脸上包着奇怪的头巾，他们投掷风筝和少见的石块，似乎不一样。我们能够想象自己面对一个狙击手以这种方式抗议吗？当然不会。我们不能想象他们如何生活在地球上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在一座露天的监狱里。另外一个国家作为监狱的看守在行动。在监狱里他们饮用的水像海水一样咸，那里没有电。因此我们能够处在示威者的地位，能够情感同化吗？更加容易想象的是我们是强有力的狙击手，保护他们的边界和家园。

但是纳贾尔破坏了这一切。一个年轻美丽的妇女有美好的微笑，她可能是我们的女儿，她在无私地照顾伤者，没有想到她自己，而是想到别人的利益，我们对有她作为女儿而自豪。我们可以认同她，超过对一个狙击手。她如同是一道门，邀请我们通过，从一个不同的位置和不同的前景看世界。

这就是社团的媒体对纳贾尔的死亡没有投入的理由。如果是一个巴勒斯坦人向一个年轻美丽的以色列女护士开枪，它们的报道会是激动和同情的。这就是在它们自己的报纸《卫报》的双重标准。上周此事让漫画家史蒂夫·贝尔感到愤怒。如同他在给报社的社长的信中指出的，报纸几乎没有报道纳贾尔的故事。在谈到纠正这种不平衡的时候，他强调了自己葡萄园的女工的死亡--和疏忽--受到审查。《卫报》的社长们认为他的女工是反犹太主义的。但是真相是纳贾尔是危险的。因为一旦你穿过了这道门，可能不会向后退，不可能再次相信“西方重要的叙述”。

以色列真正的信号

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为我提供了这道门，这与对其他许多人做的一样。并不像以色列的卫道士们—以及“西方重要的叙述”的卫士们—所说的那样，因为许多西方人是反犹太主义的。这是由于以色列位于一个经历的灰色地区，一个他们能够轻易地接近西方旅游者的地区，但是同时向他们提供了预感到西方特权可能带来的机会。

“西方重要的叙述”热情地接纳了以色列：当然这是一种“自由的民主”，它的许多居民像我们一样穿衣说话，他们的城市很像我们的城市，他们的电视节目有改进，成功地出现在我们的屏幕上。如果你不是过于接近的话，以色列可能是英国或美国。

但是存在很多踪迹，对那些看到比表面更远一些的人来说感到麻烦，关于以色列存在某些完全搞错了的事情。离他们的住家几公里，这些有西方面孔的家庭的孩子们正规地用他们的武器针对示威者、儿童、妇女、记者、医务人员，进行训练，几乎毫无疑虑地压紧扳机。

他们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们是一些魔鬼，因为他们正是像我们一样的人，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的人。这就是以色列真正的恐惧。我们有机会在以色列自我观察，因为我们当中的大多数在身体上和情感上与以色列有某种距离。因为我们觉得有点奇怪，尽管西方媒体做出了更大的努力，因为他们自己本地的叙述—为他们的行动辩解—甚至更加极端，得到更多的授权，对其他人比“西方重要的叙述”更显示出种族主义。

正是这种有冲击力的理解打开了门，但是阻止穿过去以便看到另外一个阴暗面存在的东西。或更令人担心的是停留在门槛前面预感到部分的真理，而不想理解所有的结果。

同样具有人性

在门的另一边发现的真理是我们所有的人的都是有人性的。从有利的观点来说，可能理解一个有特权的西方人或以色列人会像一个巴勒斯坦人一样做出具体的反应，如果他们不得不忍受生活在加沙的经历的话。从这个立场出发，可以理解我的儿子可能握紧扳机，像多数以色列青少年所做的一样，如果他的整个生活都遭到轰炸的话，如同对他们发生的情况那样依靠从媒体、学校和政治家们的洗脑，把巴勒斯坦人说成是原始的和施暴的人。

从门的另一边，弗拉基米尔·普京或巴沙尔·阿萨德似乎很有理性或没有理性，认为他们像乔治·W.布什、托尼·布莱尔，贝拉克·奥巴马或唐纳德·特朗普一样是有罪的。事实上似乎罪行更小，这不是因为他们比其他的西方同事是更好的人，而是很简单因为他们享有更小的权力，在企图强加他们的意志的时候面对更多的收缩。问题不是谁比谁更好。都是同样的人。更有力量的人按自己的安排行事—有更大的意志利用这种力量—以便使他的权力持久。

被权力奴役的人

所有这一切的结论是为了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好取决于改变我们的觉悟，摆脱那些虚假的展望，成为能够穿越门的人。如果我们属于一个妄想或虚假美德的等级的世界远离权力的角色，我们将继续生活在自己梦幻的世界。

如果我们只是前进到门槛那里，看一眼另一边的阴影，我们也将是欺骗的奴隶，像与矩阵作战的尼奥一样，在机器上与幽灵战斗，好像我们是肉和骨头的敌人。

这种危险在以色列—巴勒斯坦的事例上也能看到。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惩罚的恐惧在加剧，许多观察家为它辩解。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穿过那道门，愤怒地停留在以色列和以色列人的门槛那里，只是赐福作为受害者的巴勒斯坦人。某些人找到新的虚假的宽慰。这一次接受事先感受到“犹太人”正在拉动杠杆，使这些暴行和西方的不作为成为可能的阴谋。停留在入口处是很坏的，如同拒绝走路。妄想是非常危险的，如同虚假的觉悟一样。

我们的地球和我们孩子的未来取决于我们摆脱自己，看到机器的幽灵是确实的。我们必须在分享共同的人文基础上开始建设我们自己的社会。其他的人不是我们的敌人，只是那些想让我们做他们权力的奴隶的人。（作者霍纳坦·库克曾获得玛萨盖尔霍恩新闻特别奖。他的新书：《以色列和文明的冲突：伊拉克，伊朗和重塑中东的计划》、《消失的巴勒斯坦：以色列在人类绝望中的实验》）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8年6月22日西班牙《起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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