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彰

中朝关系 走向翻版的中苏关系？

中朝关系如今变得陌生和没有温度。鲜血凝成的中朝友谊讲了60多年，终究抵不过时间的考验，正在慢慢褪色。

从2017年年初开始，朝鲜中央通讯社以及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不定时地发布影射中国的文章。9月22日，朝中社发表了最新一篇署名“正笔”题为《不知耻的媒体放肆的做法》的评论，对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及其下属媒体进行点名批判，力度之猛前所未有。其中最后一句话这样写道：“顾名思义，朝鲜就是朝日鲜明的国家，想要在朝鲜欣赏西山落日，只需往中国那边掉头。”

中朝关系出了大问题

不少人对中朝关系仍然怀抱希望，会惊诧于朝鲜官媒如此公开数落中国，把中国在读者心里描述成“日薄西山”。不过，如果留心两国关系中的一些细节，就会发现这应当是中朝关系发展的必然走向。尽管朝鲜劳动党在中共十九大开幕时仍然发来了贺电，但中方对此的报道相较十八大时发生了细微的变化。在十八大时，新华社在对社会主义国家贺电的报道中，把朝鲜排在第一位，称“朝鲜越南老挝古巴分别致电或致函祝贺十八大召开”，到了十九大则称“越南老挝古巴朝鲜执政党分别致电或致函热烈祝贺中共十九大召开”，朝鲜的位次降到了最后一位，而且其他国家的次序没有任何变动。

更显著的变化发生在平壤。从2016年开始，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联名向朝鲜领导人祝贺国庆的传统消失了。而朝鲜官员出席中国驻朝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的层级也在降低，2014年为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英大，2015年是文化相，到了今年更是只有副外相出席。从“副国级”到“副部级”这样的降格已经说明“两国关系出了大问题”这个全部事实。

所以当外交部发言人陆慷说“虽然中国对朝鲜发展核武器持坚决反对立场，但是中朝保持正常的国家间关系无可非议”只能看成一个美好的外交辞令。一个业务门类依然归属中联部而非外交部的中朝关系不可能是正常国家关系。而朝核问题则是横亘在中朝关系上的最大障碍，无法回避。在平壤不改变核武发展战略，在北京坚决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之下，朝鲜祝贺中共十九大召开并没有更多特殊的意味，中朝关系很难有转圜的空间。

中朝关系未来会怎样？2017年10月7日，朝鲜劳动党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除了大规模增补政治局成员、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书记处成员）、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外，再次确认了经济建设和核武力量建设的并进路线，并对今后工作进行了部署以应对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则此会议显然不会对已陷入低谷的中朝关系带来任何正面作用。

虽然中方强调朝核问题的症结在美朝关系，但在客观上引发了中朝之间的严重问题。中方曾经设想过通过其他方式试图让中朝关系回暖。比如2015年年底，中方邀请“牡丹峰乐团”访华演出，最终却因为“礼仪之争”，朝方放弃演出，提前回国。之后中朝关系再也没有此类有益的互动。而随着中方严格执行安理会制裁决议，中朝经贸关系日益收紧，民间交流也受到了严重制约。

前述不少人对中朝关系还怀抱希望，最大原因恐怕在于那一纸《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因为“中朝同盟关系”至今还是对这个条约意义的最大注解。这个仍然生效的条约把中朝关系从法律上固定下来。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当年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与中苏关系。在《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签署10年之后，中苏关系又发生了什么呢？

条约法律可以总结双方的过去，却并不能确定双方的未来。今天的中朝关系似乎正在步当年中苏关系的后尘。都曾经是兄弟国家，都有着鲜血凝成的友谊，又都结成了联盟，但它们的结局却走向了双方“初心”的反面。考察当年中苏关系从蜜月走向破裂对今天的中朝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苏关系破裂的三大原因

中苏关系从蜜月走向破裂不过10年左右的时间，大致从赫鲁晓夫上台到其下台完成了这一过程。梳理中苏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一系列突发事件加快了中苏关系破裂的进程，但这些事件并非能够单独引发中苏关系的破裂，它们的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个人认为主流时代观的分道扬镳、超国家的同盟利益瓦解、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是三个最主要的原因。

1. 主流时代观的分道扬镳

1956年苏共二十大是中苏关系的一个分水岭。在苏共二十大上确立的“三和路线”（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平共处）标志着苏共时代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从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不久在朝鲜战争问题上就已经慢慢显现。

“三和路线”的核心内容就是“和平共处”，即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西方世界和平共处，并以此出发提高生产力水平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进行和平竞赛，并推动非西方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进行和平过渡。“三和路线”着眼于二战后美苏两强格局，从划分势力范围的角度考虑，提出了与资本主义世界“竞争性共存”的方式，根本上改变了此前列宁主义在帝国主义阶段“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

这种改变在中国领导人眼中是不能接受的。中国所面临的内外环境与苏联完全不同。简单来说，中国国内刚刚经历了“三反”“五反”，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整个社会生态与苏联上世纪三十年代相当。在内战中溃败的蒋介石还在不断骚扰东南沿海。在外部，朝鲜战争刚刚结束，“中华民国”还在联合国代表中国占据席位，中国为打破外交封锁在第三世界做了诸多努力，然而除了少数社会主义国家和民主国家外缺少大国认同，仍处于外交孤立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不会贸然改变列宁主义时代观。

因此，尽管中共八大在某种程度受到了苏共二十大的影响，并且呼应了赫鲁晓夫的报告，但仅仅两年之后，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就放弃了八大路线，重拾“阶级矛盾”与“敌我矛盾”，继续坚持列宁主义“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这显然与“三和路线”背道而驰。

2. 超国家的同盟利益瓦解

苏共二十大另一重要意义在于苏联希望借此统领社会主义阵营，发出社会主义阵营一致的声音，如同现在的欧盟一样。这个出发点当然着眼于美苏全球战略，也只有此才能有与美国“和平竞赛”的可能。然而，莫斯科希望各社会主义国家服务于苏联的统一政策，既带着大国沙文主义的影子，也忽视了现实的复杂性，没有考虑各国的实际情况。

即使在今天，欧盟也有着严苛的入盟标准，土耳其申请入盟数十年至今未果。另一方面，欧盟少数国家诸如英国也未加入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也让部分国家如希腊等国在金融危机中苦不堪言。相较而言，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差异更大，历史文化传统迥异，仅仅凭借所谓同一信仰来执行统一政策也并非现实。苏共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年内，“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相继发生都表明，超国家的同盟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激烈矛盾时，苏联的处理方式有着明显的国际道德障碍，并违背国际伦理秩序，也不符合马列主义，苏联统领社会主义阵营存在重大合法性危机。 

在中国领导人眼中，尽管中苏两国早已结为同盟，但国家利益显然比所谓的超国家的同盟利益更为重要。中共早期曾经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早已成为了过去时。然而，苏联领导人却认为中国服务于苏联战略理所当然。因此，当中国拒绝中苏共建“长波电台”与“联合舰队”的提议时，苏方认为中国过于敏感，而中方却认为苏联的提议没有尊重中国的主权与尊严。此后，由于中苏所秉持的时代观不同，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越来越严重的分歧，在对外政策上更是分道扬镳，中苏之间超国家的同盟利益逐步瓦解。

3. 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

中苏时代观的分歧事实上是认识论上的分歧，这种分歧受到了历史文化和现实环境的影响。苏联执行“三和路线”符合苏联的强盛时期国力发展水平，中国仍然强调“革命与战争”与自身实力弱小、国内外环境严峻有关。然而，这种认识论上的差异被不断的放大，并上升为谁掌握“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问题。

这样的争论在马克思主义刚刚诞生后就已经开始。《反杜林论》与《哥达纲领批判》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它们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之作。在苏联早期，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学说曾经一度流行，但随着他们被清除出苏（俄）共领导层，他们的学说最终都遭到官方的抛弃。

主义之争其实就是话语权的争夺，更是领导权的争夺。中共在革命时期，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打破了俄共“城市中心论”的单一路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共相继推进了“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运动，引起发了部分东欧国家的关注。这当然也引起了苏联的紧张，因为一旦中共在革命和建设方面都取得了超越苏共的理论和实践优势，那么苏共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权也就面临着中共严峻挑战，这自然也加剧了中苏关系的紧张。

随着中苏从理论到实践的分歧越来越严重，中苏开始在《人民日报》与《真理报》等刊物展开论战。1963年6月，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进行批评。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相继发表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批判苏联为“修正主义”。中苏矛盾由此彻底公开化。

中朝关系的真正症结

考察完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要比普通国家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除了国家利益之外，还有超越国家层面的“一致性”的问题，比如时代观的一致性，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外交行动的一致性，领导权的一致性。这其中时代观的一致性最为重要。一旦两个国家的时代观不一致，那么就会产生连锁反应，在一系列问题上产生分歧，导致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分道扬镳。中朝关系就是如此。

从目前来说，朝鲜核问题是中朝关系当前的症结。然而核问题仅仅是中朝关系的表象，核心问题仍然是时代观的差异。中国对世界的认知早已从“革命与战争”过渡到“和平与发展”，而朝鲜依然秉持“革命与战争”的时代观。朝鲜发展核武器在客观上是美国敌朝政策催生的产物，但主要矛盾还在朝鲜自身，这和朝鲜的时代观有一致性。在这种时代观的指引下，朝鲜会不自觉地不断放大威胁，并将这种威胁不断转化为与之对抗的动力。这与当时的中苏关系所处的境况十分相似。

在“正笔”文中，这种“时代观”的印记十分清晰：朝鲜走近一个世纪的路程，虽是需要冲破万难的创业之路、前人未曾走过的道路，但这是远见卓识、前途无量的选择，以免它遭遇被帝国主义解除精神武装的东欧的悲剧、因戴上美元的枷锁喘不过气来的某国的可怜处境。

中朝的时代观从1980年代起就有了分野，并逐步扩大。导致中朝时代观差异的因素十分复杂。首先，朝鲜国土狭小，国力羸弱，面对强大的驻韩美军，平壤在苏联解体后对安全有着超乎寻常的需求，而中国毕竟是大国，早在1970年代就利用中美苏三角关系和美国发展关系并建交，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在不断下降；其次，朝鲜选择了苏联主导的“经互会”，而放弃了加入更为开放的国际分工的时代窗口，随着苏联崩溃导致朝鲜经济萧条，而中国主动改革开放，融入全球化进程，并成为全球化时代最大的受益者；再次，朝鲜的外交资源有限，在苏联崩溃后不能很好地打开局面来支持国内经济地发展，而中国则成功打破了1980年代末期的外交封锁，成就了90年代一段时期经济的快速发展；最后，朝鲜选择了“血统传承”的保守方式来维系政权安全，而中国选择了较为“开放”的方式解决了接班人问题，朝鲜对政权安全比中国更为敏感。

时代观的改变需要大气候和小环境的配合。1980年代恰好是一个重要的关口，中国抓住了，而朝鲜没有抓住。此后，朝鲜多次试图有所改变，比如创立特区，引入外资等等，中国也不失时机地在金正日访问时不断地展现上海、深圳等地“改革开放”的成果，希望促使其有所转变，但终究缺乏地区大环境，国内也没有恰当氛围配合，朝鲜时代观的转变最终没能走通。

没有了一致的时代观，一致的同盟利益只能是海市蜃楼，同盟解体也就是个时间问题。《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在签订之初针对的是美韩联军。在中国与美韩建交后，这个条约的作用已经大打折扣。尽管中国与美韩之间至今在安全上仍缺乏互相、对立严重，但如今中国为了朝鲜与美韩发生战争是不可想象的。正因为朝鲜早已清楚这层含义，平壤下决心发展核武器也就“顺理成章”。如此，这个条约的基础也就不存在了。

那么中朝的共同利益只剩下半岛无核化了。在金正日时代，朝鲜虽然于2003年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在此后进行了核试验，但平壤仍然在“表面上”追求半岛无核化目标。但2013年，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发表的声明宣布朝鲜将不承认1991年签署的《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内外交困强化了朝鲜对“革命与战争”时代观的认知，并由此加强了核武开发，并直接导致中朝共同利益的完全丧失。

在主流时代观的分道扬镳、超国家的同盟利益瓦解之后，中朝意识形态的舆论战也开始此起彼伏，虽然两国官方都还比较克制，但舆论互相揭批正在走向公开化。在2017年，朝中社以及《人民日报》下属媒体都不止一次地对对方的行为给中朝关系的伤害进行抨击。在朝方评论中，中国放弃“原则”与美国历史反动派“同流合污”属于“自甘堕落”；而中方的评论则认为朝鲜“顽固不化”，背离世界潮流，一条道走到黑将“自食其果”。这种批判还延续到了民间，加剧了两国民众间的疏离，甚至敌意。

更为严重的是，中朝领导人之间关系也越来越冷淡。在金日成时期，中朝领导人交往非常频繁，甚至一年中不止一次会晤，而且语言沟通不存在障碍。金日成将金正日作为接班人培养之后，金正日于1983年6月秘密访华，与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多位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将中朝友谊代际传承。2000年之后，金正日多次访华，特别是生前最后数年几乎每年都到访中国，中朝关系经历了曲折之后有了一定的回暖。而金正日去世突然，金正恩的接班过程十分仓促。公开资料显示，他从未访问过中国，对中国的认知无从谈起，与中国领导人的接触仅限于刘云山与李源潮等少数几位，这几年随着双方关系的恶化，高层互动为零。

由此看来，中朝关系正在步当年中苏关系的后尘，似乎每一步都亦步亦趋。中苏关系破裂的三大原因也同样适用于中朝关系。而1980年代中苏关系的回暖也在于这三大原因完全消除，最根本的还是重新拥有了基本一致的时代观。那么，中朝关系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吗？中国能期待朝鲜改变自己“革命与战争”的时代观吗？避免中朝关系走向破裂对中国国家利益造成严重损失恐怕是未来中朝关系面临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