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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中国需要警惕明朝陷阱
本文授权自：IPP评论
2018-04-17 23:21
01
不应当把“不确定性”视为负面
毫不夸张地说，今天的世界正处于一个“不确定性”（或者通俗地说是“乱世”）的状态。地缘政治面临急剧的变动。英国脱欧、南海、朝鲜半岛、中东和叙利亚、印度和巴基斯坦、中国与美国、美国与俄罗斯、中国与俄罗斯等所有重要的方面都在发生变化。所有的变化是地缘政治变化的产物，也反过来重塑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世界经济也是如此。
西方引导的全球化开始出现逆转，尽管这并不在任何意义上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但也表明西方和美国在领导全球化方面，已显得力不从心，世界经济的发展需要新的领头羊。对崛起中的中国来说，所有这些变化应当被视为正面和积极的；如果中国能够抓住机遇，便是崛起的好机会，在“不确定性”中崛起，重塑区域甚至是国际秩序。
意大利古典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在论述政治人物的政治作为时，专门讨论了“运气”或“命运”的作用。其实，在国际舞台上，一个国家的作为也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确定性”可以解读为中国崛起的“运气”或“命运”。因此，人们首先不应当悲观地把“不确定性”视为负面的。
所谓的“不确定性”只是一个客观的局面，是时势变化所致。任何国家都要根据时势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国际角色。不管怎么说，中国崛起也是当今世界“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根源。
中国是否可以抓住自己崛起的“运气”和“命运”呢？这些年来，中国的确在努力这样做。在南海问题上，因为涉及中国所明确规定的“核心利益”问题，中国冒了很大的风险，有所进步。今天南海局势基本稳定，而且中国掌握了主动权。在国际经济上，中国也在努力继续推动自由贸易，通过“一带一路”等方式方法扮演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头羊角色。
但是，人们不难观察到，中国也在竭尽全力、非常理性地“规避”风险。然而，规避短期风险反而招致长期的更大风险。这尤其表现在处理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努力不少，但直到今天，韩朝没有一方会考虑中国的利益，各自完全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做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事情。
尽管外界认为中国对朝鲜半岛有影响力，但实际上没有一个受中国影响；不仅如此，中国反而变成了韩朝的“人质”。面对这些较小的国家，中国除了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式的抗议，似乎什么办法也没有。对朝鲜半岛缺少影响，并不是说中国缺少能力，而是中国选择不去使用可以产生影响的能力。
在国际经济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形。中国一方面加入国际经济秩序，也有能力去引导国际经济发展，但同时对现存国际经济体制（明确地说是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体系）抱着深刻的怀疑态度，总觉得这个体系是一个“阴谋”或“陷阱”。很多人因此认为，中国在国际体系里面是个“半心半意”的角色。
02
中国在放弃崛起的机会
中国的作为和俄罗斯的作为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一蹶不振，直到总统普京执政之后，俄罗斯才稳定了政局。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俄罗斯都已失去往日的辉煌。尽管俄罗斯到今天为止仍是军事强国，但这主要还是苏联的功劳。经济力量远不如以前，经济结构单一，看不到明确的前途。政治上主要是围绕着普京一人的政治，尽管目前强势，但未来仍然很不确定。
不过，俄罗斯不愧为一个战斗的民族，明明没有能力做大国了，但不仅在苦苦支撑着其所认为的大国地位，而且时刻寻找机会复兴俄罗斯的辉煌。如果得到机会，俄罗斯一个也不会放弃。在这一点上，俄罗斯人还是很骄傲的，认为当今世上能够和美国争取平等地位的仍然只有俄罗斯。中国则不一样，明明出现了很多能够促成其崛起的机会，但却一个接一个地放弃机会，不管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
这个现象使得人们担心，今天中国的崛起是否会陷入“明朝陷阱”，即在没有真正崛起之前开始衰落。这里指的是明朝失去了中国成为海洋国家的机遇。明朝是世界海洋时代的开始，当时，中国政府和民间海洋力量皆为世界第一。如果郑和“下西洋”代表政府力量，东南沿海一带“猖獗”的“倭寇”海洋活动，则反映了民间力量。
不过，正如人们日后所看到的，仅仅因为朝廷的意识形态和一些既得利益的阻碍，中国在此后数百年时间里把自己“封锁”起来，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陆地国家，最终成为西方海洋国家的“阶下囚”。
今天的中国会否再次像明朝那样，主动放弃真正崛起的机遇呢？提出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因为中国面临着诸多促成自己放弃机遇的因素。至少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讨论。
第一，中国已经没有大国的记忆。中国从秦朝统一国家，到汉唐不仅在地域上大扩张，而且建立起当时最强大的政治体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被西方称为“开放的帝国”。之后的王朝（主要是蒙古人和满族人所建立的王朝）尽管在疆域方面有扩张，但在制度建设方面没有什么创新。
明清之后，中国王朝变得越来越封闭，最终被近代西方所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主权国家打败。近代以来，中国人受苦受难，到今天为止，中国人有太多的弱国记忆、苦难记忆和受害者记忆。从这个角度来看，不难理解今天的中国人祈祷国际和平与国际公正。不过，一些人（尤其是精英阶层）的“受害者”心态过于强烈，缺少自信，不仅认识不到机遇，有了机遇也抓不住。没有人会怀疑中国人对和平与正义的诉求，但国际和平与国际正义等诸多价值绝对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斗争出来的。
第二，今天的中国有太多的意识束缚。对叙利亚、朝鲜、美国、俄国等的看法都深受意识形态影响。“意识形态化”表明人们已经不能实事求是地去看一个问题或事物，而只能从一个特定的意识形态角度去看它们，结果看到的不是事实的真相，而只是基于“偏见”之上的幻影。
这里仅以美国为例。在很多中国人的眼中，美国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即“敌人”。很多人不满于美国把中国视为“敌人”，但忘记了自己也把美国视为“敌人”。一旦把美国视为“敌人”，自然就不能对美国作科学理性的分析。
结果，美国做什么，中国就要反对什么；美国不做什么，中国就要做什么。这使得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失去太多的东西，包括道德。一些事情，美国从道义出发，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结果中国反对，自然得不到很多国家的支持。实际上，作为大国，美国和中国拥有很多一样或类似的道德价值观和国际责任。
两国国家利益不同，分歧不可避免，但这些分歧不能简单地用意识形态来看待。对美国的态度，中国本该支持的就支持，该反对的就反对，但因为把美国视为一种意识形态，结果既看不到一个真实的美国，也看不到自己在处理和美国关系中的真实利益，处处陷于被动。
03
中国领导人应有实事求是精神
第三，错误理解毛泽东。毛泽东时代中国是弱国，针对美国和西方列强的围堵和遏止，中国发展出强大的民族主义（实际上，这种民族主义至少自孙中山先生开始就已经在塑造）。不过，毛泽东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毛泽东发展出“三个世界”理论，为很多国家所接受。这主要是因为“三个世界”的理论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原则上。例如毛泽东把美国和苏联这两个拥有对立意识形态的国家列为“第一世界”，而把很多西方国家列为“第二世界”。
这种实事求是的分类，使得毛泽东正确和精确地看到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从而为中国外交找到巨大的空间。在和美国打交道上，毛泽东的现实主义表现得更是充分。毛泽东痛恨“右派”，但在和美国打交道时，他明确表示喜欢美国的“右派”，因为“右派”比较接近实际，讲利益。
他不喜欢和美国“左派”打交道，因为“左派”讲价值观。在代表美国的“右派”（即共和党）总统尼克松执政期间，中国和美国顺利恢复邦交，这和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精神分不开。
第四，错误理解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是现实主义者。在外交上，他提倡“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人们只关切“韬光养晦”，忘记了“有所作为”。正是“有所作为”，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抓住了所有机遇，既避免了国家危机，也实现了高速发展。19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1990年代初的“南方谈话”和后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背后都是邓小平实事求是的精神。
在对美国的态度上，邓小平永远旗帜鲜明，尤其表现在其对美国在中国内部事务的干预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愤怒；另一方面，邓小平也把美国看成中国学习的对象。在内部发展上，他更是把人们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市场经济”，视为一种发展的工具，一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使用的工具。没有邓小平的实事求是精神，很难想象中国能在1970年代后期走出“文革”困境、在1980年代末走出内外部因素所造成的政治困境，以及在1990年代与世界接轨。
“韬光养晦”和“永不称霸”应当是永恒的原则，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不要作为，不要斗争，更不是用各种方式来论证变相的“不作为”。现在有一些人把“韬光养晦”解读成“不用作为”，这是完全的错误，这仅仅是对自己不作为的低劣辩护。
在国际关系上，经验告诉人们，如果一个国家抗拒自己的“命运”，最终会受到“命运”的惩罚。正如内部改革的前提是思想解放一样，外部崛起也要思想解放。只有思想解放才会把自己从眼前的利益格局中解放出来，才会在更高的格局中找到自己的新利益。
大国的“命运”在召唤中国，但如果中国继续受制于眼前的局部利益，将很难看到已经降临的“命运”，也很难实现真正的崛起。
【完】
【鱼问】
小龙鱼向郑老师提一个问题：您说中国人要改变心态，不要把美国看作敌人。但是，现在是美国从战略的角度把中国看作敌人，并且处处跟中国作对，遏制中国。那么，中国该怎么处理这个矛盾呢？总不见得一直拿热脸去贴美国的冷屁股吧？
还有这句话不能理解：“东南沿海一带“猖獗”的“倭寇”海洋活动，则反映了民间力量。” 倭寇是日本人从海上骚扰中国，中国民间的反抗最多也只是从陆地上对侵扰的倭寇进行回击，这如何反映明朝时中国民间当时的海上力量也很强大呢？
虽然，郑老师提倡不要以意识形态的眼光看美国。但是，按照中国目前发展的趋势，在未来某个时候，经济总量是会超过美国的。届时，美国就要面对一个意识形态的抉择，那就是，是否承认“非民主”，“非自由”的社会主义体制，由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制度具有超越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要知道，在西方“自由世界”的话语权里，共产主义是跟纳粹法西斯主义放在一起的“人类邪恶”制度啊。难道美国到时候会默认“邪恶的”共产主义，比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更先进，更能打造出经济强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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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14 个评论)
- 回复 小龙鱼
- 倭寇后期是中国人？
安博: 小鱼对倭寇的理解是受了政府宣传的引导，倭寇早期是日本浪人，后期主要是中国人，搞海上贸易和走私。
倭的意思很明确，是矮的意思。当时，日本人的平均身高比中国人矮，所以，是专指日本人的。怎么能把后期的中国海盗也叫成倭寇呢？这里分明是混淆概念。
- 回复 安博
- 当然知道，许多中国的海盗自称倭人，朝廷也给沿用了以前的叫法，但后期的倭寇的确以中国人为主。记得郑成功的祖上就是海盗出身，也跟倭寇有瓜葛。
小龙鱼: 倭寇后期是中国人？
倭的意思很明确，是矮的意思。当时，日本人的平均身高比中国人矮，所以，是专指日本人的。怎么能把后期的中国海盗也叫成倭寇呢？这里分明是 ...
- 回复 小龙鱼
- 那就叫中国海盗。
安博: 当然知道，许多中国的海盗自称倭人，朝廷也给沿用了以前的叫法，但后期的倭寇的确以中国人为主。记得郑成功的祖上就是海盗出身，也跟倭寇有瓜葛。 ...
倭寇是专指日本人的。郑永年的原文的确说的不清楚。
倭寇这个名词跟共产党教不教的没有关系，就是专指日本人的。
- 回复 安博
- 这里是网上找到的：
小龙鱼: 倭寇后期是中国人？
倭的意思很明确，是矮的意思。当时，日本人的平均身高比中国人矮，所以，是专指日本人的。怎么能把后期的中国海盗也叫成倭寇呢？这里分明是 ...
这个问题，在明代史料当中，其实是清晰的。官修《明史·日本传》里说：“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嘉靖实录》里也说：“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这是嘉靖时代关于“倭寇”的官方说法——倭人占十分之三，中国人占十分之七，中国人占主导地位, 这已经是史籍中对真倭的最高估计了，其他文献的估计更低。如明代兵部侍郎郑晓称：“大抵贼中皆我华人，倭奴直十之一二。”而根据一位被倭寇掳去50多天的昆山人的回忆：“大抵艘凡二百人，所谓倭而锥髻者，特十数人焉而已。”
- 回复 安博
- 这个不仅现政府，在明清时就有名称上的争议。
小龙鱼: 那就叫中国海盗。
倭寇是专指日本人的。郑永年的原文的确说的不清楚。
倭寇这个名词跟共产党教不教的没有关系，就是专指日本人的。 ...
事实上，“倭寇”这种称呼，在嘉靖年间已经产生了不小的争议。身处抗倭第一线的基层将领万表，就对从地方到中央都在“混言倭寇”的做法非常不满，万表说：海贼大头目王直、徐碧溪的亲属子侄，都住在杭州等地，逍遥法外；王直等贼寇四处荼毒生灵，地方官却每每上报说是“倭寇”进犯，真是自欺欺人。浙江慈溪知县薛应旂也说：称呼海贼为“倭寇”，是中了海贼之计。海贼中虽有倭人，但“主谋响导”者仍是“中国之贼”，这些人假冒倭寇，藏匿身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亲戚族人不受牵连。
- 回复 小龙鱼
- 反正，把日本海盗和中国海盗混为一谈，全都叫做倭寇，这个叫法不妥。
安博: 这里是网上找到的：
这个问题，在明代史料当中，其实是清晰的。官修《明史·日本传》里说：“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嘉靖实录》里也说：“盖江南海 ...
比如说，国民党占领台湾，能跟日本人占领台湾混为一谈吗？
中外总得有个区别。
看到了吗？你所引用的资料里，也是把日本人和中国人分开的。日本人就叫倭寇，或者倭奴；而中国海盗叫做叛逆，或者华人。而对海盗这个总称叫做贼。对不对？
所以，我对郑永年的质疑没有错。
- 回复 小龙鱼
- 官员把中国海盗上报为倭寇，那不是说就可以把中国海盗叫做倭寇。
安博: 这个不仅现政府，在明清时就有名称上的争议。
事实上，“倭寇”这种称呼，在嘉靖年间已经产生了不小的争议。身处抗倭第一线的基层将领万表，就对从地方到中央都 ...
这完完全全是两码事。
有人指鹿为马，你总不能说那只鹿是真正的马吧？
- 回复 安博
- 名字是有些混淆，但关心这段历史的人是明白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政府的禁海令。
小龙鱼: 反正，把日本海盗和中国海盗混为一谈，全都叫做倭寇，这个叫法不妥。
比如说，国民党占领台湾，能跟日本人占领台湾混为一谈吗？
中外总得有个区别。
看到了吗 ...
- 回复 小龙鱼
- 我认为郑永年没有拿明朝来比较当今。
翰山: 郑永年说的这个明朝陷阱不存在。
明朝是封建农业国家，经济以自给自足为主，国家不会有扩张意识的。
现在的一带一路，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已经资本主义化了，需要 ...
他的着重点在于呼吁当今的中国不要像明朝那样错失发展壮大的良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