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左右之争一直形同水火，反复较量。1992年邓小平南巡给左派猛烈一击，使公开反对改革的左派在政坛上溃不成军。但左的 思维在中共内部根深蒂固，被视为右的改革派也从未真正成为党内主流。凌志军所著《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一书，详细记述了邓小平逝世后，左 派卷土重来、反对改革，企图将两千多万人打成“阶级异己分子”，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五二九”讲话反击左派，搬开改革道路上的障碍的台前幕后。

　　江泽民“五二九”讲话给左派留下一个台阶，让他们卷铺盖走人

　 　有人说，“左派”是今日我们国家中最团结、最顽强的一个政治团体，这是有一点道理的。没有证据表明这些人正在为邓小平的去世额手称庆，但是却有足够的事 实证明，只要邓小平还在人世，他们就没有机会反败为胜。他们是被邓小平指斥为“理论家”、“政治家”的一群人。过去这些都是尊称，很荣耀，自从邓小平 1992年说了那些话，这称谓中就加了贬义，黯然失色。这些人本来都是异军突起的，青云直上，忽然间形势大变，仕途无望，只好改换门庭，纷纷投身到那些可 以理解和容纳他们的地方。

　　老实说，出现这种局面，实在不能怪“政治家”和“理论家”们不争气。那一段时间，不少曾经最活跃也最出名的 人，陆陆续续地，差不多都收到“不再担任”的通知。某人离开中央宣传部，某人离开了人民日报社，某人离开了国务院研究室，就连那个大人物也好长时间不出来 号召大家“寻找毛泽东”了。

　　然而这些人并没有绝望。在公开场合销声匿迹之后，他们实际上生活得都挺不错，没有散伙，也没有像“右派”们 在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屡屡遭遇的那样，被下放到遥远的乡下或者边塞。想当初他们批判政治对手的时候，从来不会有丝毫怜悯之心，不“打翻在地再踏 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就不算完事，现在看到自己虽然落在下风，却还能够安居乐业，就不禁在心里窃笑。他们在京城的某个地方待下来，养精蓄锐， 搜集着“1992年以来”（这是他们后来公开的一系列文章里特别爱使用的时间短语）危害国家安全的种种异端邪说和危险倾向。中国有个寓言，叫做“塞翁失 马，焉知非福”，说的是失意者不要沮丧，得志者也不要张狂。这古老的智慧在今天正好给他们以鼓励。不错，他们失去了位置，失去了权力，但这正好可以让他们 什么也不干，专门盯着那些干事的人。他们眼光天生敏锐，又有在政治角逐中化险为夷的丰富经验。过去五年里，他们就这样卧薪尝胆，苦苦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就如同一个优秀企业家总是能够在市场天地里找到制胜的先机一样。

　　“左派”这个称谓和它的实际含义，西方人是一定搞不明白的。因为在他们那里，“左派”都是坚持最激进的政治主张的一帮人，“右派”则趋向于保守主义。在中国，过去也是如此，可是最近20年，情形渐渐反过来，“左派”成了坚持旧制度、反对变革的代名词。

　 　1992年以后，拥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学者们跟政府携手合作的时候，“左”的人们却保持了距离。现在，世间已无邓小平，潜流涌到表面，形成新一轮纷争。公 开的行动是由一个名叫冯宝兴的人引起的。1997年春天，他在最新一期《中流》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词锋犀利地质问《与总书记谈心》“是一本什么样的 书？”这本书是半年前出版的，数以万计看到它的人，都发现它的书名和它遭遇的“质问”一样给人悬念，因为它给人的感觉是作者同江泽民总书记有过一番面对面 的交谈。而实际上，作者只是在凭借江泽民的公开讲话来阐明自己的观点。出版者冠以“谈心”之名，也许想让总书记的思想看上去亲切可人，也许是在期望以此吸 引更多的读者，当然也有可能具有商业方面的企图，所以如果有人说它名不副实甚至哗众取宠，都不算过分。不过，冯宝兴要说的不是这个，而是政治的是非。他说 此书“提出了一个不以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为必要条件的‘新社会主义观’”，是一个与党中央决议“相对立的理论纲领”。中国人多少年来习惯于把对思想的 批判转向对人的批判。令人奇怪的是冯宝兴放过了书的作者，而将攻击矛头转向序作者。“此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领导同志作‘序’”，冯写道。他不能理解， “对这样一部包含有与党的一贯主张相对立的书，为什么会受到这位领导同志如此之高的赞扬”。这话口气还算委婉，也没指名道姓，但显然是在暗示，这个作序的 人有可能是这一“理论纲领”的幕后策划者。读者看到这里，不免吃惊，因为那人的姓名在书上写得清清楚楚：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此人身材不高，锋芒毕 露，喜欢滔滔不绝地阐述自己的观点，既批评“左派”，又批评“右派”，善于在党的理论中掺进自己的主张，同时也信奉“我不赞成你，但我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 利”这类纯粹自由主义的主张。自从保守主义的“理论家”在1992年以后销声匿迹，他就成了北京意识形态舞台上一个挺活跃的人物，身边围着不少思想活跃、 政治主张激烈的年轻人。现在半路杀出一个冯宝兴，让不少人都在猜测刘吉是否犯了错误。如果是，那就一定是“政治错误”。

　　然而有“政治错 误”的人还不止一个。在这同一期杂志上，就把张贤亮和刘吉并列了。张在80年代初期拨乱反正的岁月里是个挺有名气的作家，其作品前所未有地刻画了专政下 “右派分子”所遭遇的生理和心理的磨难，可是就像我们在前边提到的，总是有争议，现在，他又罪上加罪了。刘贻清在《中流》上撰文说，张贤亮在诅咒党中央。 这在中国是最严重的罪行之一，倘若证据确凿，张就有可能被逮捕收监，甚至和他笔下那些悲惨人物有着同样下场。

　　刘贻清的证据是张的小说 《无法苏醒》。它发表在1995年第5期《中国作家》上。主人公名叫赵鹫，像张过去描写过的人物一样，是个“右派”，并且为此坐了十年监狱，后来却又奇迹 般地成了数项专利的拥有者和一个卓有成效的企业家。就在人们对他刮目相看的时候，他却自觉自愿地回到监狱，因为他要补足过去自己还未服满的徒刑。看来这个 人的精神有些问题。有一天他终于要出狱了，却发现外面一片混乱，标语如海，上面写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把赵鹫 揪出来”等等革命口号。20多年以前的情景顿时浮现在眼前，赵鹫想，“完了，‘文革’又来了”，然后昏倒在地，从此无法苏醒。张贤亮讲了一个荒诞故事，也 许他在影射90年代的中国还有一种被扭曲的社会心理、有一种复旧思潮。这一点为刘贻清格外关注。后者写道：“张贤亮妄言改革开放已然倒转，极‘左’的东西 也已回潮。说穿了，这矛头主要就是对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或者诅咒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没有能力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或者诬蔑以江泽民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搞极‘左’，要否定改革开放路线。除此二者，难道还有别的解释吗？”

　　这样的批评要是放在20年前，大家都不会觉得 意外，可现在是1997年，就让人不免惊慌，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变，于是翻回来仔细研究这本杂志。《中流》一向以捍卫马克思主义为己任。这是一个挺庄严的理 想（有人后来挖苦地指出，这刊名的含义不能符合创办者的初衷，因为“中流”二字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意思其实是“水流的中央”，他们的本意大约是想做那 屹立在滚滚逆流中岿然不动的砥柱山，所以应该把他们批判的那些人叫“中流”，把他们自己的刊物叫《砥柱》才对），只是出版多年，影响不大，这一次因为有了 这些文章，像“理论纲领”、“诅咒”、“诬蔑”之类的用词格外尖锐，又是指向成名人物，所以让人不免顿生疑窦：莫非邓小平尸骨未寒，意识形态的争斗就卷土 重来？

　　令人不安的迹象越来越多。涉嫌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人名单，也越来越长，根据一篇文章点出来的名字，至少有39人。这篇文章在这个 春天里出现在京城，以传单方式公布，到处流传，题目是《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作者静心研读报刊，但凡发现有“自由化”嫌疑的言 论，便摘录下来，终于有了结论：从1992年开始，“资产阶级自由化向四项基本原则展开了猛烈的反扑。而各级党委此时却停止了组织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 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得以自由发展”。又开列“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若干条，还把“自由化言论”的所有者记录在案。按照先后顺序，这些人有：李泽厚、王德 胜、陶东风、王若水、王岳川、王蒙、刘军宁、董辅礽、刘伟、樊纲、于光远、刘吉、厉有为、周昭、胡德巧、彭致圭、张厚义、许宏业、刘迎秋、刘新宜、钟朋 荣、张维迎、王珏、王山、刘平清、张宇、晏智杰、梁小民、胡绩伟、袁红冰、许明、张文显、浦兴祖、远江、茅海建、李慎之、吴祖光、曹思源、邓正来。

　 　一下子有这么多人被拉出来示众，应该说，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举动。有些东西，看来并不重要，也没有过分纠缠。可有些话显然经过充分准备，完全是一副你死 我活的样子。比如针对王蒙的那些攻击若能成立，这位前文化部部长和前中央委员就算被投进秦城监狱，也不过分。根据那篇《王蒙其人其事》发表在《中流》杂志 1997年第1期。提出的指控，此人是个“党内的不同政见者”，从来不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国外和国内发表了无数的 “反动言论”，证明他同国外的反动势力有着说不清楚的关系。在1989年的“北京风波”平息后，他居然“‘称病’拒绝慰问戒严部队，拒绝出席党中央紧急处 理这一重大事件的全会”。作者愤怒地指出，这个人“身处共产党内，却不说党的话，不办党的事，不信党的理论、理想、目标和宗旨”，和流亡美国的不同政见分 子刘宾雁“心心相印”。不过，“比起王蒙，刘宾雁只能哀叹‘望尘莫及’了！刘宾雁办不到的，王蒙却‘得心应手’、轻而易举地办到了！”

　　 还有一个人，厉有为，比王蒙的处境更加糟糕。在1997年早春的某一天，这位深圳市委书记和中央候补委员拿到一份材料，只看一眼就吓了一跳。不能怪他胆 小，任何人看了都不免心惊。那上面指名道姓地说他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浊流”，精心准备抛出“一份彻底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政治宣言和经济纲 领。改革前沿的这位封疆大吏公然要求党的十五大按照他的‘思考’从根本上修改党纲、党章，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经过十八年的改革，一种得到很大发展的社会经 济关系和政治力量，再也不甘屈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补充’角色了。他们公开向党内党外申明，要由他们来改变和掌握中国今后社会演进的走向”。

　 　如此辣笔，可以算做“文化大革命”结束20年来对一个党的高级官员的最严厉的政治批判。它被附加在厉有为的报告首页，报告则被作为“及时而难得的反面教 材”，打印成册，广为散发，以至在1997年剩下的几个月中，“厉有为风波”闹得沸沸扬扬。台前的风雨通常会有幕后的乌云，厉有为就是在这一次有了这个体 会。他倒是不怕那些公开身份批评他的人，“如果我有错误，他们可以批评嘛”，他这样说。让他觉得恐惧的是那些“隐身人”。他们连家门也不用出，只给某某部 门或者某某领导打个电话或者写个信，要求发起批判厉有为的运动，运动就真的开始了。厉有为成为一大批学者和官员的攻击对象。攻击者全都很有经验也很有地 位，知道从何入手效果最佳。他们采取吹糠见米的战术，先把他的言论铺陈开来，寻找其中破绽，痛加鞭笞，然后集中攻击他的职务，最后则须指出他根本没有资格 做一个中央候补委员。

　　现在回想当初情景，其实说“厉有为风波”并不准确，因为这场风波并不是厉有为发动的。所谓他的“宣言”和“纲 领”，也只是他在中央党校参加学习时的一个发言。“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厉有为后来这样说，“居然有人偷偷拿去翻印散发，发动了一场大批判。”从法律上 说，此举是有侵权之嫌的。然而让厉有为更加不能接受的是，那些人让他赤裸裸地亮相在光天化日之下，体无完肤，他却始终不知道人家是谁，甚至在一年零八个月 后，事情已经平息，他还在莫名其妙呢。共产党诞生76年、新中国成立48年，政治批判不计其数，可是发生这样的故事，倒是第一次。以往的批判者总是大义凛 然、有头有脸的，从来没有谁在批判别人的时候把自己隐藏起来，倒是被批判的人有时候不能留下姓名，只被称做“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或者“前领导人”云 云。现在，情况居然倒过来了。

　　厉有为遭遇到如此严厉的打击，难免觉得委屈。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一个学习体会，会闹出这么大的是非， 引起这么多人的激动。还在文章写成之前，他就同周围的人说过，“过去干革命，是提着真脑袋的，现在说真话，顶多是掉个‘乌纱帽’，不过是个假脑袋”。这表 明他对眼前发生的事并非全无准备，他的委屈不在这里，而是在于，他的文章只不过是自己学习数月的一个毕业论文，题目叫做《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 “不是什么‘宣言’或者‘纲领’啊”。

　　他的想法是这样的，我们国家的所有制模式不仅不符合国情，而且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对不上号”。 所有制问题还在束缚我们生产力的发展。比如人为地实行全民所有制的公有制，类似于揠苗助长；比如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不但有排斥的一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共 存、相互依存和融合的一面；比如私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有机组成部分；比如建立一种使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形式……这些想法虽然新 鲜犀利，但却并不成熟，而且，作为一个整日忙于实际工作的官员，从事这样艰深的理论探讨实在是勉为其难。他的一同在党校里学习的朋友就曾劝他，“不要做费 力不讨好的事情，毕业论文也不必认真，随便抄抄报纸就过去了嘛”。事实上大多数在党校学习的官员都是这样做的。但是厉有为不能同意，他脑子里的疑问太多， 打算在这所高级干部的理论殿堂中弄弄清楚，于是费时月余，昼夜苦读，弄得血压都高起来。文章本来还在修改当中，他就在自己所在的学习小组上陈述，大家都说 讲得好，让他在班里讲，他就讲了，大约100人听了他的发言。“那些人拿去批判的，就是这个发言，”他说，“他们既然如此大义凛然，为什么要行此偷鸡摸狗 的勾当，不肯事先说清楚他们要干什么？又为什么连自己的姓名也不肯让我知道呢？”

　　被称为“左派”和“右派”的人们相互已经势成水火，和 解无望了，双方都说话太多，白眼相向太多，怨毒太深。在这个多事的春天里，敏感的看客都已看出，许多事情突然发生，同此前邓小平的去世和此后即将召开的十 五大有密切关联。对于厉有为、刘吉、王蒙展开如此严厉的批评，当然也不是因为这三个人特别坏，而是期望杀一儆百，或者叫做“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人一生 目睹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幻，心中明白，这些事情在1997年春天接踵而至，但却不是在这时才有的。它在1992年以后便在私下徘徊回荡，至少在两年以前就 已经蠢蠢欲动了。

　　我们不妨回想一下两年前的那个春天。那时候，加快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东西南北遥相呼应，一浪高过一浪，未肯低落。中 国开始弹奏改革的新乐章。国家体改委新闻发言人冯并说：“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思维突破已全面接近临界点。”这是来自政府的声音。经济学家也在急切地呼唤改 革，有如吴敬琏所说，“少争热与不热，多说改与不改”。至于党的领导人，就更加情急心切。1995年5月下旬，江泽民视察东北三省并且发表了一个讲话。公 开的报道说，江泽民此行为期12天，“详细了解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发展情况和遇到的各种问题”。其讲话的主旨，可以用12个字来概括：坚定信 心，正视困难，锲而不舍。从大局上说，我们国家的改革的确进入了一个关键时刻。国有企业的“攻坚战”，实际上是在检验中国人有没有开辟新路的信心和胆量。 胆子大些，就有可能到达“柳暗花明”的境界；胆小，就难免尽是“山穷水尽”的感叹。

　　然而所谓“新路”，其实就是放开“所有制”，有如冯 并所说之“临界点”，也即专家所说“资本制度”，或者叫做“财产制度”。这正是9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难能深入的关键所在，其情势有如18年前的人民公社。 那时候经济局面几近崩溃乃至民不聊生，令所有美好的梦想都黯然失色，意识形态净化运动也不再具有普遍的吸引力，亿万公社社员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向人民公社制 度发起挑战，历五年“拉锯战”后，包产到户席卷全国，人民公社的历史也就以失败而告终。现在，同样的情形再一次发生，只不过，那一次是发生在乡下，这一次 是发生在城里。从经济的局面来看，再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但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前后两次全都遭遇到国内保守主义者的顽强阻击。前一次他们说，包 产到户是“复辟资本主义”，这一次换了一种说法，叫做私营经济“威胁国家安全”。

　　在保守主义者看来，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江山的最后一块 净土，眼下那些盗用改革之名的人，居然连这也不放过，借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句流行语，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其实，这些人并不了解国有企业里面 正在发生的事情，不知道国有企业负债累累，十家之中倒有三四家亏损，不能维持正常运转。开动机器生产，产品卖不出去；不开动机器，工人连工资也领不到。借 贷不还，欠税不缴，贪污和浪费更是数不胜数。假如社会主义的净土就是这个样子，那么它又怎么能够救中国呢？但是他们似乎并不愿意过问这些，他们一向精于审 时度势，知道如果让改革的潮流冲进这最后的领地，他们的理论就再也没有立足之处了。

　　“理论家”们这一次小心翼翼地不再触动姓“社”姓 “资”的问题，那是他们的“滑铁卢”。在北京，这些人现在集合在一面新的旗帜下：“维护国家安全”，指望把人们都吓死。他们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自问自答， 立论和选材全都经过精心准备，逻辑严谨，文风充满战斗性。看来作者对1989年、1990年和1991年的中国是满意的。所要批判的事情，有如他们自己所 说，是“1992年以后”：私营经济大举进攻；资产阶级已经形成；主要宣传舆论阵地上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基本绝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死灰复燃，而 且变本加厉，深度和广度均已超过“八九”风波以前；在“不问姓‘社’姓‘资’”的“一切向钱看”思想指导下，贪污、索贿、行贿、受贿、走私、贩私、制假、 贩黄、嫖娼，犹如决堤之水；腐败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作者宣告：“我们完全可以认定，一个民间资产阶级已经在经济上形成，它至少已经是一个自在的阶级。”这 个新的资产阶级包括32.8万户私营业主，包括100万“百万富翁”，还有“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还包括他们的家属和依附于他们的那部分知识分子。 此外，还有2,015万个体工商户。这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其中一部分是民间资产阶级的后备军。还有一个更加严重的事实：私营企业主同意识形态领域资产阶级 自由化分子已经开始结盟。这种联盟无疑加速了资产阶级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

　　这样一算，威胁国家安全的“阶级异己分子”就有2,000多万人了，所以这文章的题目就是《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文内有个结论：

　 　资产阶级的形成是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潜在威胁。在条件尚不具备时，资产阶级会积极介入共产党的内部斗争，打击党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派，支持党内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在国际资产阶级的支持与配合下把整个共产党“连锅端”。以直接的公开的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资 产阶级应是今后十年我国国内政治安全工作所予以注意的主要对象。

　　你看了这些，就会理解，为什么那时候北京人在私下都把它叫做“万言 书”。在中国，一篇文章如果有了这个称谓，不仅因其篇幅浩大，而且更因它的内容以政治为要旨，有着上达天庭以影响国策的明显动机。比如1895年康有为率 领各省在京会试的1,300举人签名呈递光绪的“公车上书”、1954年胡风的“三十万言书”和1959年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意见书”，都是属于这个性 质的事件。可怜眼前这“万言书”虽以社会主义制度的捍卫者为己任，却只能以“手抄本”的方式，打印成册，借助“小道消息”的流传渠道散布于京城，又由京城 传递出去。有意思的是那些拥有自由主义倾向的香港刊物，保守主义者一向视他们为魔鬼的，必欲去之而后快，现在却只有他们温情脉脉地伸过援助之手，让“万言 书”有机会在香港刊行。这一发表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的方式，在以往几十年里只有“右派分子”才使用，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掌握国家的舆论工具，如果有什么 见解，不是被拒绝发表，就是被“引蛇出洞”以“供批判用”，所以只好跑到境外去表达自己。现在这办法竟轮到“左”的人士使用，看来他们即便不是苟延残喘， 至少也不再具有昔日的辉煌。

　　尽管不能像前几年那样随心所欲地使用党的报纸，但却仍然战斗不息，这让人们再次感叹他们的顽强。邓小平不是 说“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吗？现在，他们正是要证明他们的说法有根据。党的宣传部 门一向对舆论方面的异常动态反应敏捷，还命令所有属下媒体“守土有责”，绝不允许不符合党的方针的言论出现在报端，但那都是对付“右派”言论的经验，至于 眼前这些理论，尽管危言耸听，却对其听之任之。这让这些人得到鼓励，在后来的两年中，开动一切机器——正规的和非正规的，把他们的意见拿出来，一个接着一 个。第一个前面已经提到；第二个叫做《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然后《当代思潮》杂志总编辑又发奋写了第三个，叫做 《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还有第四个，就是《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人们把前前后后这些文章连贯起来一 看，就说“这是四份‘万言书’啊”。

　　老实说，这些人的宣传工作干得的确出色。但是这样一来，他们就把自己弄成一副“在野党”的样子，或 者至少也是一个“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团体了。党的宣传部门不去阻止他们，并不意味着接受了他们的理论。因为，能够证明这些人的政治主张与党的既定方针不一 样的证据太多了——至少不比他们尖锐批评的“右派”少。党中央说，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十五大上又说是“组成部分”），他们说：“重新出现 的私有制经济将成为新生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经济后盾。”党的最重要的国策之一就是扩大对外开放，他们说：“我国对外国依赖加深，与过去相比，容易受制于 人。”党中央将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作为最重要的理论指导，他们说：“1992年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逐渐占了上风。”党的领袖多次说，经济建设是中 心，不能让任何东西来干扰这个中心，他们说：“阶级斗争有可能重新上升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还严厉地指出，有一种“有相当的市场”的错误思想，也就是 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其他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以至于认为‘反和平演变’是‘左’倾路线的必然产物，将会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党中央说，我们已经 完成了从第二代领导集体向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转变，他们说：“领导权和路线这两个对我们党来说生死攸关的问题，还未最终解决”，“很难保证在党的下一二代接 班人中不会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党中央主张对工业实行股份制改造，他们说：“用股份制来改造社会主义公有制达到私有化的目的，这是历史的倒退。”朱 镕基说：“以公有制为主体，不是以国有制为主体。”他们说：“这样理解的主体实际上并不是主体。”朱镕基说：“至于那些汉堡包、几个胶卷、头发卡子，你搞 几个外资，有什么关系呢？”他们说：“主张国有经济应退出竞争行业的观点颇为流行……这种主张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国家承担亏损，让各种资本盈利。从而使我们 的国有经济变成主要为国内外资本服务的经济。”江泽民说：“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坚定信心。”他们说：“每逢改革开放加快时，非公有经济就加快发展，必然冲 减国有经济所占份额。”

　　他们的观点真是不少，尽管缺少想象力，但却无比犀利，刀刀见血。开始的时候，人们还只是觉得惊讶，惊讶之后不免 有了新的感悟。“原来还以为只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才是‘持不同政见者’，”一个老资格的编辑说，“现在才知道，这些旗帜鲜明地批判‘自由化分子’的 人，也抱有如此多的‘不同政见’！”

　　1997年5月29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毕业典礼上，江泽民总书记发表了他的准备了几个月的讲话。此后几个月中，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把这次讲话叫做“五二九”讲话。

　 　中国内外，对于这个讲话的评论如潮。有人说，这是邓小平逝世后，党的领导人第一次系统地阐述其治国理论；有人说，这是将要召开的新一届党代表大会的指导 思想，甚至就是江泽民政治报告的“底本”；也有人说，这是事先选择一个场合来传递某些政治信息，如官方经常说的“吹风”，征求党内反应，以便决定以后的行 动。议论纷纷，见仁见智。但所有的人都不怀疑，江泽民的话显然是对全国的听众，尤其是对所有高级干部说的，这是政治运作链条中的必要环节，所谓中央党校省 部级毕业班的毕业典礼，只是在这样的时候提供了这样一个讲台。所以，在会场里面，除了这一批毕业学员外，还坐着全国各省、市、区的党政主要领导人，以及中 央机关、国务院各部委的领导人。

　　江的讲话全文2万多字，公开报道的部分为其中4，000多字，由新华通讯社统一播发，所有报刊都统一行 动，刊登了新华社通稿。其余未公开的部分，则迅速在党内传达。公开发表的部分态度平和，对于新一轮意识形态的争论未予置评。可是，在现场直接聆听江泽民讲 话的人，都发现他心有所指。很多读过“万言书”的人还可以听明白，他的很多话明显是针对“左”的人士的。他说：“旗帜问题至关紧要，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 平的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一定是针对“左”的人士的否定邓小平的倾向。他说：“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 义，没有意义。”这一定是在批评“左”的人士拿着马克思的条条到处吓唬人的做法。他说：“实践证明，我们这样做，没有离开社会主义，而是在脚踏实地建设社 会主义。”显然也是针对“左派”指斥改革开放威胁社会主义国家安全的论述。他说：“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 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这实际上是在回答“左”的人士引起的姓“公”姓“私”的争论。听者把他的这些话汇聚在一起，顿时明白：这是两 年多来党中央最高领导第一次公开地回答“万言书”的指责。此后几个月中，官方媒体号召全国学习讲话，以此统一思想。可是在中国，一样东西的价值并不在于媒 体的追捧，民间的毁誉往往更接近事实的真相。当时百姓中间，有人把“五二九”当作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的起点，又有人说这是过誉之词。以后事态的发展证明， 两种说法都有足够的证据，1997年5月29日这一天的中国，的确洋溢着强烈的解放思想的气息，中南海的主旨在于搬开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但却没有使用任何 有可能令冲突激化的概念，而是给保守派留下一个台阶，让他们卷铺盖走人。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只要有个台阶，也就有了死灰复燃的机会，有如中国人一句俗 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