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50-60年代,苏联对中国建设的156项援助对新中国的建设起了巨大的作用。
原商定由苏联在1953年至1959年内,用技术设备援助中国建设与改建91个企业。包括两个百万吨钢铁联合企业,8个有色冶炼企业,8个矿井、1个煤炭厂,1个百万吨炼油厂,32个机器制造厂,16个动力及电力机器厂,7个化工厂,10个火力发电站,2个药厂及一个食品厂。上述91个企业,加上1953年4月以前,在1950-1952年3年中陆续委托苏联设计,并经苏方同意援助我国建设与改建的50个企业,共141个企业。中国政府为偿付以上设备和技术援助,将按质按量对苏联供给钨精矿16万吨、锡11万吨、钼精矿3.5万吨、锑3万吨、橡胶9万吨以及羊毛、黄麻、大米、猪肉、茶叶等。
按照协定,在自1953年至1959年的7年期间内,上述141个企业建成后我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将大大增长,不论在黑色冶金方面,有色金属方面,煤炭、电力、石油方面,机器制造工业方面,动力机械制造方面,化学工业方面,都超过现有生产能力一倍以上;中国将有自己的汽车工业和拖拉机工业;机械方面和国防工业方面将有许多新的产品出现。到1959年,中国钢铁、煤炭、电力、石油等主要重工业产品,大约等于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水平,接近或超过日本全面发动侵略中国战争时(1937年)的水平。即钢的产量超过500万吨,煤达到一亿吨,电力在200亿度以上,石油250万吨左右。
上述主要产品,是国家工业水平的主要标志。这些企业建设完成后,中国将成为一个有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的国家,中国的工业化将有一个稳固的基础。1954年9月赫鲁晓夫首次来华前主持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对华大幅增加援助作为礼物,并在前述141项工程的基础上再增加15项工程,加上以前的,共156项援助。并提升技术含量,包括军工技术的转让。在1954-1957年工业项目建设过程中,按照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苏联除向中国提供了大量机器设备、设计图纸、技术资料和各种制品生产许可证外,还派遣了近5000名专家,其中1954年983名,1955年963名;1956年1936名,1957年952名。到1956年底,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人数达到最高峰,为3113人,其中技术专家2213人,经济顾问123人,科学和文化领域的顾问和专家403人,军事顾问和专家374人。这些帮助显然是使中国具有了独立自主的工业生产能力。1980年苏联撒走专家时有些专家个人还留下了有关核弹及导弹的一些资料。这些帮助我们都是不应该忘记的。
中国那时对苏联的回报除物质外。还要加一句话。就是【一面倒】。
在苏联派的专家中,无疑北京大学是一个重点,几乎每个系都派有专家。我是1950年进入北大的,当时的理学院在景山东街,一个王府内。离沙滩校本部约100米。主讲生物课的老师是李汝琪教授。他留学美国期间,师从诺贝尔奖获得者摩尔根(T.H.Morgan,1866~1945)教授。为我们授课时大概50岁左右。是当时北大名教授之一。现在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的饶毅教授在美国留学时的博士论文,就引用过李汝琪教授1927年发表在Genetics上,有关Notch基因的论文。当时为我们授课的教授都是北大一流名教授,如教化学及有机化学的是化学系主任张龙翔教授,1981年任北大校长。生物化学是科学院院士刘思职教授讲的课。50年·的北大,保留着北大的传统,都是由著名教授亲自授课的。1954年派来了苏联专家,他就倒霉了,因为这位专家是米丘林,李森科学派的。他来后和李汝琪教授在学说上不断发生冲突。在反右时竟以反对苏联专家,破坏中苏关系为名,把这个摩尔根(T.H.Morgan,1866~1945)教授的弟子打成右派。许多教授和同学都很不服,但你又能如何?从此他就离开了讲台。但仍旧写文章及著书立说,后来也平反了。
另外一个和我是一个系的,在讨论教育方案时她不同意苏联专家的方案,发生了小小的争论。在反右时一些绩极分子把这件事贴出大字报(那时已有贴大字报之风,称大鸣大放大辩论)。最后也被定成右派。到了文革,她就更惨了,天天挨批斗,还被挂着大右派的牌子游街,这位同事实在受不了,一天晚上偷偷的跑到天坛公园,服了100多片安眠药自杀,她居然奇迹似的被医院救活了(她被立刻送到天坛医院)。我那个同事在80年时终于被平反了。並曾被评过先进教师称号。据我所知,她现在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