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世大暴露只是个别现象 一般印象中雍容华贵、露胸坦荡的开放女子形象大约出现在盛唐,白居易《和梦游春诗一百韵》中,记录了当时人们对于宽大女装的喜好:“风流薄梳洗,时世宽装束。”盛唐时仍保留了初唐三件式的套装,只是高腰条纹裙退出了流行,单色织花裙后来居上,唐人的风格爱好也从柳腰水袖转为宽衣体胖。至于露胸不露胸,大量的壁画和陶俑暗示着我们,此风纯属个人行为。 下葬于神龙二年(706年)的懿德太子墓和开元九年(721年)薛儆墓石椁上的仕女像丰润、坦胸,完全符合所谓大唐女子的开放,即便置身21世纪,其大胆作风也不成遑多让。然而细观盛唐其他陶俑与壁画,却不尽然。 开元十二年(724年)下葬的金乡县主,墓中不同女俑将帔绕在胸前,或围披或斜挂,恰似今日围巾的不同打法,全无有意坦胸露臂状;天宝元年(742年)下葬的唐睿宗长子李宪,墓中壁画的仕女身着白色交领宽袖襦衫,红色长裙束胸及地,服饰仍是初唐风格,只是人物丰腴,衣袖宽大;观赏舞乐的贵妇及仕女,后头跟着一着男装女子,也远不如懿德太子墓中所见的性感奔放;下葬于神龙二年(706年)的永泰公主墓,其前室东西壁的仕女图是唐墓壁画中的奇葩:为首宫女梳高髻、双手贴腹前,其后的诸位仕女分别执盘、烛台、方盒、如意、包裹等物悠然随往,细看画面中的女子,并非个个雪胸不藏。这些史料提醒我们不要忽略人与人之间的个性差异。 任何时代都有流行的时装,但并非人人皆奉为圭臬膜拜神往,究其原因其实很好理解,比如就算今年流行超短裙,腿粗的人也不会喜欢穿超短裙,一是每人追求不同,另一方面,身材和个性也往往限制了追求时髦的欲望。我们总以为宽大袒露的女装代表了唐代的开放,但也有学者提出猜想:或许误把居家服当成外出装。让我们把文物还原到最初被发掘的位置上看看吧。 迄今考古发现的唐代女性形象,一种是陶俑,一种是壁画,而有能力拥有这些侍者的主人,往往是贵胄天皇。唐代上层社会的墓葬被认为模仿了生前的住房:从长斜坡墓道往下,墓道两边的壁画通常是将士整军出行状,墓道尽头时而绘有象征宫殿的亭台楼阁,墓道之后又有层层甬道,它们将我们带入了更深处、更私人的空间,好像从门廊大厅进入了内室,甬道两旁的图画也逐渐出现了服侍于内庭的宦者和宫女的形象。环绕墓主人棺椁的壁画,通常是手捧各种物品的女侍,以及大小不一的男女俑像,这些图像和陶俑的出土位置和环境,意味着它们是深居内室或游憩私园的贵族侍女,而非抛头露面地游晃在大街上。 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另一个思考方向,也就是唐人也会按场合穿衣服,但这种情况也并不绝对,在敦煌莫高窟的一些壁画或传世作品上,仍能看到一些外出没有另加遮蔽的女子。 但是盛唐女装的暴露并不是没有限制,有个史料中的例子可以作证。中晚唐的时候,开成四年(839年),咸泰殿举行盛大的灯会,延安公主特别请人设计了漂亮的衣服穿着去赏灯。可是她的设计师太大胆了,设计的衣着过于夸张裸露,当时的文宗皇帝一见到她就大怒,把公主辞退出去,并扣驸马俸钱二月以示惩罚。可见,抛头露面的时候,就算是公主,穿得太暴露了也不行。唐代女性追求的穿着品位并非脱缰野马,大髻宽衣之风也不是整个唐代都有的追求。 既有幂篱半遮面,也有靓妆露面除了唐代女性不一定人人穿着暴露,史料还记载了女性外出时应该有所遮蔽,只是要不要这样打扮,仍是个人的决定。 《旧唐书》载:“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着幂篱。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幂篱是一种周围垂网的胡帽,在西域或许有助于防风挡沙,传入中原后,在隋代成为妇女用品,我们在武侠片中见到那些想遮掩自己身份的侠女,会戴着一个绕了一圈黑布的宽沿帽杀将出来,幂篱大致就是这个样子。 幂篱传入中原的时间可不短。隋代的秦王杨俊就曾“每亲运斤斧,工巧之器,饰以珠玉,为妃做七宝幂篱”。隋代的杨谅和唐初的李密都曾让士兵戴上幂篱,伪装妇女,以利突击。幂篱虽发于戎狄,但长可蔽体,传入中原后有助于妇女出行遮蔽,使路人不得窥之,唐代初年的燕妃墓中便有一仕女手持幂篱往室内走去,象征了为墓主准备出行之具。 但是后来,幂篱在流行中也发生了演变,据《旧唐书》记载:“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则天之后,帷帽大行,幂篱渐息。”从高宗永徽年间(650-655年)开始,妇女多戴帷帽,幂篱就渐渐消失了。帷帽是什么样子的呢?帷帽是一种藤席编的、周围装上罔纱的笠帽,比幂篱简洁轻便,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了一件唐代西州时期的帷帽骑马女俑,证实了“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的流行风气。然而,朝廷对于女性在外抛头露面的现象并不满意,曾屡加禁止,成效却不大。
露还是不露
汉代没有帷帽,也没有幂篱,这两种遮蔽妇女面目的帽子在隋代以后随着胡风传入中原,就各领风骚地流行起来。其后帷帽取代了幂篱,从流行风向上来看,大的趋势是越来越暴露、越来越不遮蔽的。
服饰端正在古代是重要的礼仪,礼代表了正统的存在与秩序,正如孔子云:“微管仲,吾披发左衽矣”,服饰问题是关系到民族传统的大事情。可惜晚唐时,“中宗即位,宫禁宽弛,公私妇人,无复幂篱之制”。连代表朝廷的命妇也穿着失序,统治者对此深感无奈与无力。中宗以后,全无障蔽的的胡帽又取代了帷帽,“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着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这在开元年间间(713-741年)入葬的韦慎名墓墓室西壁屏风画中便可窥见一斑。画中树下骑鞍马的仕女便头戴胡帽、包头巾。而入葬于开元十二年(724年)的金乡县主墓其中一名骑马伎乐女俑戴了一顶华丽精美的孔雀冠,盛装出行,其他骑马女俑则露髻驰骋,不复屏蔽。 一方面是政府的痛心疾首,一方面是官绅士民的乐此不疲,朝廷政令与世俗风气的认知差距是如此巨大,它凸显了社会多种力量的角力。同样,历史的形成绝非单纯的一种层次、一个动作、一个命令,朝廷想用古礼驾驭胡风东进,却越来越力不从心,到了玄宗时只好无奈放行:“妇人……帽子皆大露面,不得有掩蔽。” 可见,唐代的开放有时间性,也有层次性,开放的背后,另有一股卫道的力量拉锯着当时女性追逐的时尚。这阻力也是开放的一部分,同样具有不能忽视的历史意义。在两相争夺的鏖战中,此消彼长、时保守时放浪才是历史中唐装的真相。甚至,从服装史的演变来讲,我们印象中的“唐”其实只是盛唐;而我们印象中的“盛唐”,只来自几种不断被强化的特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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