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德伍希尔迈完全废止，近卫军和宫廷学堂终于向穆斯林居民和卡皮库鲁子弟敞开了大门。德伍希尔迈这个制度设计之初所极力避免的危机，家族派阀，结党营私，军队干政，宫廷政变，所有这些专制帝国的癌症，统统变成了现实。

 　　阅读过波斯尼亚作家伊沃·安德里奇名著《德里纳河上的桥》的读者，大概都会对其中土耳其统治者向斯拉夫人征收 “血贡”的情节印象深刻：

　　十一月的一天，一长列满载的马帮来到了河左岸，停下来准备过夜。这是土耳其帝国的一个长官带领他的武装卫队，在波斯尼亚东部的农村征集到一定数目的基督徒儿童以后，回到扎里格勒去，这些被征集的基督徒儿童是所谓“血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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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队后面，相隔一定的距离，跟着一大帮人。他们是孩子们的父母或其他亲属，他们三三两两，上气不接下气地尾随在后面。因为这些一去不复返的儿童，到异乡以后，就要给他们行割礼，皈依伊斯兰教。他们将会忘记自己的宗教信仰、自己的故乡和家族，终身在奥斯曼帝国的禁卫军服役，或许在更重要的机构任职。跟在马队后面的人多半是妇女，是被带走的孩子的母亲、祖母或姐妹。她们走近时，土耳其长官的卫队便用皮鞭把她们赶走，一面狂叫着纵马向她们直闯过来。她们于是四向奔跑，躲藏到道旁树林里，但过不多久，她们又在马队后面聚拢起来，极力想用那热泪盈眶的两眼，再看一看露在筐子外面被夺走的亲生骨肉的面孔。

《德里纳河上的桥》中“血贡”的那个孩子，索科里·穆罕默德帕夏（Sokollu Mehmed Pasha，1506 – 1579），奥斯曼土耳其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

　　失去了孩子的人们的凄惨遭遇令人动容，长期以来，“血贡”也被作为奥斯曼土耳其统治巴尔干的暴政和进行民族压迫的象征而为人所熟知。但在历史上，这样的场景恐怕更有可能是另一番截然相反的情绪和景象：因为根据当时的记载，这些基督徒父母不惜通过贿赂负责选拔的帝国官员，以期他们带走自己的孩子;波斯尼亚统治者甚至和土耳其苏丹达成了协议，让“血贡”选拔对象覆盖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而不合规范的波斯尼亚家庭。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血贡”的正式名称叫做“德伍希尔迈”(Devşirme，字面意思是‘收拢、聚集’)，是一种人口贡赋，是通行于14至17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其基督教臣民中定期征召男孩作为国家奴隶为苏丹服务的制度。说起来，若严格按照伊斯兰教教法，这项制度并不合法。毕竟，伊斯兰教义中规定，对于臣服伊斯兰政权，缴纳了人丁税的“有经人”异教徒(犹太人、基督徒等亚伯拉罕系宗教信徒，后来扩展至波斯拜火教等等)，其人身自由应该被保护。不过，“德伍希尔迈”来的国家奴隶与古典意义上的奴隶不可同日而语。他们的人身虽然完全属于苏丹，但并不低贱，不会被当做劳动力而受剥削、被买卖，更不会有除苏丹以外的人有权对他们生杀予夺。相反，这些人会接受帝国最好的英才教育，并在不远的将来作为一个有特权和威望的精英阶层统治这个国家。

　　“德伍希尔迈”的制度雏形实际上在远远早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时代就在伊斯兰世界中孕育，公元8世纪，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的第八代哈里发穆尔台绥木(al-Mu'tasim)迫于帝国内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两大政治集团的内斗(参阅拙作《一千零一夜中的历史》)，更为了取代日渐倾颓的军队主力呼罗珊人，将行省进贡来的突厥奴隶组成禁卫军团，突厥人由此开始崛起，登上了伊斯兰历史的舞台，并很快唱起了主角。“马穆鲁克”(Mamluk，意为‘财产、奴隶’)、“古兰”(Ghulam，意为‘年轻人’)这些名词也逐渐脱离了原有含义，变成了特别指代这些突厥人所组成的的政治、军事集团的名称。

　　不信任本民族自己人，甚至不信任家族成员，偏好用外来奴隶和异教徒担任军队、国家要职和近侍这个伊斯兰国家的优良传统在奥斯曼土耳其人这里继续被发扬光大。某种角度上说，这个思路是有道理的，它能够最快程度的接纳被征服人口中的精英，不会形成稳定的地域、家族和利益集团危害苏丹的权威。新归化者在国家没有根基，只能为苏丹的利益而尽心尽力，而且，出于“改宗者的狂热(Zeal of the converts)”，这些人为了证明自己对苏丹、对信仰的忠诚，往往会有更杰出的表现。

　　1361年，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穆拉德一世(Murad I)攻克了拜占庭帝国在色雷斯的军事重镇埃迪尔内(Edirne，阿德里安堡的名称可能更为人熟知)，他用此战中投降的俘虏建立起了自己的私人奴隶部队，称作“卡皮库鲁(Kapıkulu)”。此后，穆拉德有意识的扩大基督徒卡皮库鲁的阵容作为正规军中的精英部队，并选拔他们在政府中任职，以抵消封建的(土耳其)土地贵族的权力。在战争和劫掠中所抓获的俘虏仍然是卡皮库鲁的主要人力来源，但在穆拉德的儿子巴济耶德一世(Bayazit I)统治时期，“德伍希尔迈”制度逐步确立并取而代之。

　　德伍希尔迈的对象主要是鲁梅利省(Rumeli，奥斯曼土耳其的欧洲部分)的希腊人、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7至10岁的男童。通常不招募城市居民的孩子，乡村里的手艺人的孩子也被豁免，因为政府不想破坏手工业和商业贸易。从信仰上说，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穆斯林都被排除在外。不过有证据表明，很多不合资格的父母采取行贿的方法让孩子被招进德伍希尔迈，以期给他们带来更好的前途。

　　16世纪是德伍希尔迈制度的高峰，平均每年都有超过1000名孩子被送到伊斯坦布尔。抵达首都后，孩子们就会经历第一轮选拔，那些天赋最好的男孩被称作“伊奇欧古兰(Ic Oglan，内宫青年)，他们将进入宫廷学堂(Enderun，最内在)开始为期七年的学习生活;剩下的则主要分配给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农夫，和他们一起生活，从事耕作等体力劳动，训练体能，学习伊斯兰教信仰，这些人员被称为“阿杰米欧古兰”(Acemi Oglan，外籍青年)。

　　宫廷学堂由三个在皇宫外的预备校和一个宫内校组成，预备校大约容纳了一到两千名“伊奇欧古兰”，在这里他们要必须学会读写阿拉伯文、波斯文和土耳其文，学习《古兰经》、数学，地理，历史、军事和法律，熟悉宫廷和政府事务，同时还有包括摔跤、射箭、举重、标枪和马术的体能训练和音乐、诗歌等艺术教育。当然，在这里他们会改宗伊斯兰教。这不单是直接强制的结果，而且也是由他们所处的新环境的压力、榜样的力量、以及将来晋升前景的诱惑。

　　在预备校学习成绩优秀的300余人可以进入坐落在托普卡帕宫(Topkapı)第三进院子的宫内校与苏丹皇室的王子们一起接受进一步的精英教育，最后在他们风华正茂之时，经过三次选拔性考试，不适合当官的一些人将成为近卫骑兵，还有一些会成为其他卡皮库鲁部队的指挥官。合格的人才将分别担任军事、行政和宫廷各部门的官员。其中最有才干的将被派遣为各省的总督(桑雅克贝伊 Sancak bey)。如果官运亨通，他们中的有些人经过一段时间后可能摧升为管辖几个省的大总督(贝伊勒贝伊 Beylerbey)。或者进入中央的“帝万(Diwan)”，即管辖帝国重大事务的国务会议，成为维齐尔(Vizier，‘大臣’)。至此，帝国最高的官职——大维齐尔(首相)的职位——已是隐隐在望了。

　　没能进入宫廷学堂，上山下乡接受了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阿杰米欧古兰”们在适当的时候，也会被召回伊斯坦布尔。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后，他们会被编入赫赫有名的耶尼色里(Yeni ceri，英文作jenissaries，意为‘新军’)部队，也就是近卫步兵团。近卫步兵、近卫骑兵，再加上对外征召的火炮和工程兵团就构成了奥斯曼土耳其最精锐的卡皮库鲁部队。

　　近卫军与奥斯曼土耳其地方的封建部队士兵不同，他们不靠采邑封地而是靠现金工资在伊斯坦布尔生活。他们的薪酬按季度发放，完成特殊任务，新苏丹登基等情况下可以获得额外奖金，战争中还可以分配战利品。为了保持对苏丹的严格忠诚，并随时可以投入战斗，近卫军士兵退役以前不允许结婚，必须住在军营并坚持常规训练。在军团长期服役后一般都可得到晋升，年迈或是受伤而无法继续服役的人可以领到一笔丰厚的养老金以度余生。

　　显而易见的，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国家军事力量和政治特权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德伍希尔迈出身的人，也就是卡皮库鲁们的手里。虽然，各个地区的土耳其封建主也构成一个特殊的军事贵族集团，但他们发现自己，以及帝国广大的穆斯林臣民，都被排除在国家最高权力和显赫等级之外。更值得注目的是，卡皮库鲁的身份不能继承，他们的后代不会再进入德伍希尔迈，走一遍父辈的发迹之路，而是融入了帝国的普通穆斯林居民之中。

　　这种身份和利益的划分固然避免了特权阶级的家族化，但对于帝国各阶层的人来说，它都有大可抱怨之处。不过只要国家保持兴旺，持续扩张，只要这个体制不断有新鲜血液补充，能使帝国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成员都能通过战争得到明显的利益，就或多或少能得到普遍的接受。然而，当奥斯曼土耳其的扩张趋于极限，开始进入相反的进程时，这样的划分就不可能再行之有效。

　　16世纪末，德伍希尔迈的征召次数和人数越来越少，战争的消耗比精英化军事人才的培养要快得多，火枪、大炮和新式要塞开启的军事革命需要大量廉价的新型士兵。德伍希尔迈不可能满足帝国的需要，苏丹不得不开始大量雇佣成年人。17世纪，德伍希尔迈完全废止，近卫军和宫廷学堂终于向穆斯林居民和卡皮库鲁子弟敞开了大门。随之而来的，便是德伍希尔迈这个制度设计之初所极力避免的危机，家族派阀，结党营私，军队干政，宫廷政变，所有这些专制帝国的癌症，统统变成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