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嘉宾：颜炼军、敬文东、西川、胡赳赳、李唐 采访：徐鹏远、于一爽

导语：张枣，当代著名诗人，学者和诗歌翻译家。文学激情燃烧的20世纪80年代初，少年张枣顶着诗歌的风暴入川，二十诗章惊海内，以《镜中》、《何人斯》等作品一举成名，成为著名的“巴蜀五君子”之一。诗人柏桦说，他20出头写出的《灯芯绒的幸福舞蹈》，就足以让他的同行胆寒。他精确而感性的诗艺，融合和发明中西诗意的妙手，一直风靡无数诗歌爱好者。每次向陌生人做自我介绍时，他都会说：“我是张枣，我是一个诗人。”

他曾就读于湖南师范大学英语系本科，后考入四川外语学院念硕士。1986年出国，常年旅居德国，曾获得德国特里尔大学文哲博士，后在图宾根大学任教，归国后曾任教于河南大学文学院、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2010年3月8日凌晨4时39分因肺癌在德国图宾根大学医院去世，享年48岁。

2015年3月8日是张枣逝世五周年的纪念日，凤凰文化特邀其生前朋友、学生，同辈诗人，晚辈读者共同追忆张枣。在他们眼中，张枣是快乐的，俏皮而幽默，同时又是一个清醒如像匠人般的写作者。“虽然我们现在阴阳相隔，他的诗已经落英缤纷于人间。”“我们迟早会见面的。”

颜炼军：文学学者，任教于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张枣在中央民族大学任教时期的学生。

敬文东：诗歌、文学评论家，任教于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张枣生前的同事和朋友。

西川：著名诗人。

胡赳赳：中国当代诗人、著名媒体人，《新周刊》副主编。

李唐：媒体人，90后诗人，张枣诗歌爱好者。

张枣，一个为快乐而不知死之将至的人

1.凤凰网文化：能不能讲一两个交往中的故事？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颜炼军：我在民族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而且算是很快就成了很亲密的师生关系，说起故事其实大故事小故事都特别多，印象特别深的我在文章里也写过。他经常约我在学校周围散步，而且我们散步都是挑在晚上九、十点钟，他散步时聊得非常的投入，聊得很专注，同时也会聊一些很专业或者说很内行的问题，因为他是一个见识和学识都非常广、对很多事情都有非常高妙看法的一个人，所以我向他发问的任何问题他都会得出非常美妙的一些回答，的确是一个大诗人的风范。

同时他是一个很爱吃的人。我印象特别深的，我们民族大学门口有一家湘菜馆，很不起眼很小的一家，他带我去吃之前我根本不知道那家湘菜馆很好吃。他就跟我讲说这家湘菜馆是周边这一带里头做得最好的，特别是蒸菜。我们去吃了几次之后，他说这家店可能就要倒闭了，我当时说你怎么觉得这家会倒闭呢，他说不知道，就是有种预感，他说菜做得非常好吃，但是懂的人少。果然半年之后那家店就倒闭了，这是印象非常深的。

还有一个，我硕士毕业要准备读博士的那年假期，正好学校宿舍交接，又不回家，我就没有地方住。有一天我说起这个事情，他就说没事，学校给了他一个专家楼里不太大的房子方便他上课，因为他家人在德国，他说我假期要回去，那个房子你就去住好了。因为他一个人在学校住，我当时料想一个男老师，房子肯定会比较邋遢，他走前就跟我说那房子很干净，我是很爱干净的一个人。后来我知道他为了让我进去住得很舒心，其实提前请了一个钟点工去打扫了一天。他还把钥匙装在一个信封里，给我塞到一个很秘密的地方，告诉我很多暗号机关那样子的东西让我去找，觉得很有趣。他还在冰箱里给我留了很多啤酒，因为我们俩在一块经常爱喝啤酒。

类似的事情非常多，不算小事，也不算大事。如果一定要对他有一个描述的话，至少是两个词：他首先是一个学识和见识都非常高的人；其二，张老师是一个少见的非常有趣的人，你跟他在一块永远是欢声笑语，他总是很亲密地、很儒雅地给你讲各种有趣的话、有趣的事情，你跟他在一块就感觉好像这个世界都是充满了有意思的事、有意思的人、有意思的话。

所以他去世之后，本来是很伤心的事，但是我们每次在一块回忆他的时候，都是高兴的，没有哪件事情是悲伤的。他的去世，让我第一次感觉到一个良师就这么没有了，这是非常难受非常悲伤的一种感觉，同时觉得好像这个世界中大部分有趣的都被他带走了。

敬文东：我和张枣是同事，而且在一个教研室，但我们来往不多。他住在望京一带，我住在魏公村，距离较远。我们也就是上课时碰到一起聊聊，有时是吃个饭，喝点酒。他酒量很大，对美食研究独到。也许是觉得未来还有很多机会吧，所以我们的交往没任何刻意的部分，总觉得还有的是时间。他最大的特点是有趣，有他在，就有快乐。他去世的那年五月吧，他太太带孩子回中国，顺道将他的骨灰送往岳麓山。听他太太说，他在德国住院时，还跟护士开玩笑，逗得护士大笑。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为快乐而不知死之将至。

巫术般与天地、风雨、鸟兽对话

2.凤凰网文化：当代诗歌中，很多诗人的成名是因为故事性传奇性，比如海子、顾城。张枣比较纯粹，就是他的诗，那么想问您，张枣诗歌的独特价值是什么？他怎样区别于众多当代诗歌和诗人？

颜炼军：张枣作为一个诗人在当代的评价或者描述，我觉得现在可能讲起来也许还为时过早。我的讲述只代表我一个人的比较感性的判断，我觉得是这样子：

第一就是在整个当代诗的谱系中，他比较早的有意识地在当代诗的诗意革命中植入古典的纬度，而这种植入又不是一个简单的植入，它其实有很多很考究的很革命的东西，这些东西恰恰成了新诗此后非常重要的一个生长点。

第二，张枣可能是汉语新诗产生以来，外语最好的少数诗人之一。他本科和研究生读的都是英语，又在德国待了那么多年，他法语学得很好，英语、法语、德语、俄语还学过拉丁语，等于五门外语，他又是一个悟性非常高的人，所以我觉得今天中国的批评家还没有资格去评价，我们的学识不匹配，比如他的很多诗，很精微的东西其实是受到很多外语的启发，这种启发因为我们的外语没他好，我们看不出来。他把好几种外语的诗意元素非常内涵的隐藏的植入到汉语诗里面，所以我们看张枣的诗有一种非常罕见的清晰和精微，不像很多人写的诗有一个比较混乱的面孔。

某种意义上他是一个清醒写作者，像匠人一样一句一句把这个诗做出来，把它造得非常美，而不完全是凭灵感写作或者凭意识写作，写出一个漂亮话。

如果一定要加上第三方面，张枣其实是一个很有互文意识的诗人。比如在他的诗里，他会把鲁迅的一个词挑出来用，闻一多哪个句子他觉得对现在有贡献，他的诗里也出现。他1988年曾经写过一首诗，是对冯至十四行诗里面的某一首的非常精致的对称。

我记得顾彬对张枣曾经有个评价，他说像张枣这样精通中西语言艺术的人，简直就是上帝送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当然他是在德语文化的立场上来说。

敬文东：张枣的诗歌也是快乐的，俏皮，幽默，跟他的生活态度一致。他可能是新诗百年历史上，唯一一个只写快乐的诗人，尽管他认为诗歌的本义是表达万古愁。如果要区别张枣和其他诗人，那就是他的深奥、繁复和回旋的韵律，没有一个中国诗人在复杂程度上达到了他的高度，有他的作品在，就有现代汉诗的深度在。

李唐：我是在张枣故去以后才真正开始接触他的诗。相比于与他同时代的诗人，我接触他的诗最晚，但读得也最久。如同他的名字一样，他的诗读来总给我以某种“甜蜜感”--那是由丰腴的词语和充沛的语感所共同作用形成的感官享受。他的很多诗都像是饱含糖分的果子，纵然内核是苦涩的，但由词语构建的那个雨水充盈的世界已足够迷人。

在同时期的诗人里，张枣或许也是最为独特的。他使我第一次在现代诗中感受到了“中国式”的魅力，创造了一种在古典与现代性的平衡中令人无法言喻的美。有时，恍然觉得它指向了更为古老的年代--巫术般与天地、风雨、鸟兽对话。

虽然阴阳相隔 他的诗已经落英缤纷于人间

3.凤凰网文化：张枣离开五年了，如果让您此刻对天上的张枣说句话，您想说什么？

颜炼军：其实今年因为你们做这样一个纪念，让张老师的死变成了一个公共话题。每年到3月8号这一天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和我们告别的时候，我记得去年3月8号的时候，我把张老师送给我的《史蒂文斯诗集》翻出来了，我看到张老师那个题字，他特意把那个“枣”字用繁体字写，下面有一句非常有趣的话“赠炼军于第N个五年计划”。

张枣作为一个逝者走了，好诗依然在流传，一方面我们非常怀念他，同时他作为一个诗人，我希望更多的读者和诗歌爱好者，读他的诗，看他的文章，这就是他生命的一个延续。虽然我们现在阴阳相隔，他的诗已经落英缤纷于人间。

敬文东：说什么呢？问题是说什么都没用。他先于我们任何人到达了诗歌的腹心地带，又先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进入了幽冥之所。或许，一个完成了自己的人，有权利放弃尘世的生活。是命运带走了他，所以，他不应该有所抱怨，虽然我们有理由替他遗憾。我们迟早会见面的。我坚信这一点。

西川：张枣各个方面的修养都特别好，这在中国当代诗人中是少有的。他这么早去世，我感到非常遗憾。如果他能再多活几年，把他的工作更多的展开，那会非常有意义。这是整个中国诗歌届非常让人惋惜的一件事。也不光是张枣，包括陈超，都过早的离开了。

胡赳赳：我在黄珂家买了二十本张枣的诗集，一一发赠有缘人看。那是他去世不久。诗人湮没了就湮没了，各有际遇。声名或困顿，各要安于才好。我无意于去拨高或看低他，但我乐于去读他的诗。生命和生命的相遇，通过诗是最接近本来面目的。除此之外，日常欢笑。

李唐：我相信他能找到更多的知音，就像我一个写诗的朋友，也是“90后”，每次见面几乎必谈张枣。他曾有一本现已绝版的张枣诗集《春秋来信》，后来被别人借去，遗失。每次谈及此事他都悔恨不已。

除了诗，我对张枣的生平几乎一无所知。因此，至今，他于我仍是一个神秘的存在，我也愿意将这份神秘感继续保持下去。

张枣，你在哪里 《新京报》2010年03月13第C02版 柏桦 崔卫平

诗人翟永明、欧阳江河、张枣等人的合影，骑车者为张枣。那是一个记忆中的青春时代，也是诗歌的飞扬时代。（翟永明供图）

【怀念诗人张枣专题】 　我昨天电脑坏了，今日虽修好，但亦不太好用，很晃动，勉强着用吧。自昨日下午得知张枣去世的消息后，我想到了27年以来与他交往的许多往事，不太连贯，只是枝蔓横斜，繁杂而多头。与此同时，整个下午，直到深夜，我的身子都在轻微地发抖。我知道他及德国都已尽力了，整整三个月，时间在一秒一秒地经过，然后一切就突然结束了。 　他是那样爱生活，爱它的甜，爱它的性感；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比常人更敏感于死亡，在某个深夜，在重庆，在歌乐山，他曾拍着一株幼树的叶子，说：“看，这一刻已经死了，我再拍，已是另一个时间。”但他从不谈论死之恐怖，只赋予死优雅的甜的装饰，这种我还在参悟的甜，是他一生的关键词。他也很寂寞，尤其在他生命最后的岁月里，他在北京或上海，干脆将其身体完全彻底地投入生活的甜里，那颓废之甜是烫的，美食也如花，他甚至说今夜我们比赛不眠。是的，那些风与疯，在重庆，也在你最后的北京。 　如今，一切都已过去，很快图宾根明朗的森林将接纳你。休憩吧，我永恒的友人，也是最后一次，我在颤抖中请求你：携带上你那一生中最珍爱的汉字———甜（活与死之甜）起飞吧，向东，向东，再向东，请你分分秒秒地向东呀！　□柏桦 　张枣叔叔去世　——给女儿 　你短信告诉妈妈 　张枣叔叔去世了 　你说 　这是你 　第一个有 　具体记忆而去世的人 　你说 　张枣叔叔 　无非就是 　爱诗爱酒 　可能还爱姑娘 　他真的不是什么坏人 　我说，孩子 　不是因为他有害 　他才去世的 　生命本来就是 　这么脆弱 　这么无常 　你说 　好可怕啊妈妈 　生命好孤独啊 　生命离开生命 　连声音也没有 　我说，孩子 　死亡也是 　对于生命的赞美 　是不是？ 　能去死 　能受伤害 　和能孤独 　也是对于生命 　的肯定，是不是？ 　你说 　你一直以为 　他住在德国 　偶然回国 　不知道在什么饭局上见面 　我说 　张枣叔叔 　带走了你很小的一部分生命 　你却在记忆中 　将他整个留了下来 　你为张枣叔叔 　如此伤心 　让妈妈感到了 　你的高贵 　张枣啊 　你知足吧 　今晚有一对母女 　为你痛苦不堪 　为美和脆弱的事物 　痛苦不堪 　□崔卫平

镜中故人张枣君

《南方周末》第1363期，2010年4月1日出版

正梳着文字，便传来张枣病故德国的噩耗，一月前才闻肺癌晚期，便言“不出三月”，果然，未逮天命年。黄珂最先发有短信，然后，北岛打给柏桦，柏桦打给我，电话纷至，短信激播，诗界喧嚷，议着身后事，网曰“先锋诗歌代表人物”，似乎又有点诗人哀史传统的那股鼎沸味——生前寂寥，死后殊荣。屈原如此，故作《离骚》，“遭忧”之辞，开“不得志”先河，也算“国光”；朱湘如此，故有“泰山凶器”说；海子如此，方诵自杀者之歌；顾城如此，仍叹诗为“现代主义的蝴蝶……竟不以为那是生命”；或许，张枣也不得不如此，——所以，千不该万不该却冥冥中吁请死神来猜他的年纪：“死亡猜你的年纪，认为你这时还年轻”（《死亡的比喻》）。他讥讽死亡，死亡便寻上门来。他曾在给我的一封信里聊及叶芝的“48岁”，那是大器晚成的“48”，但张枣君却夭折于此。他确实太年轻了，正值盛年。曾与他谈过“避谶”一类，他不大信。

在比喻后面，——用他喜爱的方式说，“好吃的眼睛”后面，究竟是怎样的悲哀和境遇，或该细考，是布罗茨基所言的那种“僭政的石块”，成比例增多？可他用诗否掉这样的简陋：“我走着，难免一死，这可不是政治”；抑或文学生计的冲突，时空错位，焦虑所致？可读他赠我的诗——“到江南去！我看见那尽头外亮出十里荷花，南风折叠，它像一个道理，在阡陌上蹦着”，便又确信他是乐观、好戏谑之人，还不至于；或许源于可怜的嗜好，吸烟，饮酒，日积月累，终酿大祸？

翻检旧信，他这样写过：“一是我酗酒，专业的酗酒者，我不好意思告诉你”；另一封：“我目前正在戒烟，暂时算成功了。我只是想玩一玩意志，只是一种极度的虚无主义而已。”糟就糟在这“玩”字，因为时过境迁，不再玩意志了，便会照旧。诗无需玩意志，就像博尔赫斯说的：作家的基本工作就是消遣，就是想别的事情，就是幻想，就是不急于睡觉而是构思点什么……记得，他也说过类似的话，可有些事却非要意志。以前也婉言敦劝过，没用。祖国之下的诗界风尚一向为“消极才华”所笼罩，爱丽丝漫游镜中，很难脱身。他自己的诗即可结论：“哪儿，哪儿，是我们的精确啊！”

翻箱倒柜下来，枣娃（我一向用蜀语称他）的东西不多，一册薄薄的诗集《春秋来信》；与人合译的华莱士·史蒂文斯诗集《最高虚构笔记》；然后，就是许多《今天》杂志，里面有他的诗文；再就是两篇诗论——《诗人与母语》，《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当代中国诗歌的元诗（metapoetical）结构和写者姿态》，还有些诗稿复印件；再就是残剩的书简、画片、明信片——其中一张，引我写了《画片上的怪鸟》，题献给他，时间是1987年：“这就是那只能够‘帮助’我们的鸟，它在边远地区栖息后向我们飞来”，图案是雨中飞行的怪鸟，撑着伞，口呼“help”，“救命啊！”“救命啊！”那时，他在德国，大家都很苦闷、艰难，互吐衷肠，苦中作乐，萦绕于诗，谈吐荒诞不羁，是那时的风格，他给你来这么一下，让人哭笑皆非，因为都知道谁也救不了谁。

当年的张枣 （钟鸣/图）

我们通信牵涉最多的便是诗，第一封在1986年去国前，他和新婚的德国妻子达玛，想带大家的作品去译介，最后1995年才由荷尔德林基金会资助翻译出版了“四川五君”（张枣、欧阳江河、柏桦、翟永明、钟鸣）诗选《中国杂技：硬椅子》，可他的生活也早已面目全非，过得十分艰难，孰知后面所付出的心血，却从未言及。写诗者和以诗为身体精神的双重秩序者不同，诗界、批评从未厘清。张枣心中有数，故调侃：“你我何等人杰！”

他是那种仅为诗而存在的人，或者说，视诗为人生惟一意义者。他倡导由诗重构“母语观”，“母语是我们的血液，我们宁肯死去也不肯换血”，可以说，自1980年代至今，出国诗人群——就母语写作而言，独有张枣一人，越写越好，其余几乎“全军覆灭”。并非他外语不好，恰恰相反，这方面他是天才，英、德、法、俄、拉丁语造诣颇深，所以，主要是天赋及信念，因为他坚信，“母语只可能以必然的匿名通过对外在物的命名而辉煌地举行直指的庆典”，也就是说，母语这个“多”，必须通过诗人之“一”，才能破茧而出。母语固“有一个体现民族文化宿命的听者”，也带来写作的危险性，而又只有诗人，才能对这倾听进行旷日持久的追问，冒那风险，像屈子“天问”一样。

张枣君，湘人，故为南音。每每聊天，听他楚语哝哝，独有魅惑，那是民间蛰伏的欢乐之魅，早被鲁莽灭裂，由君诵唱，故使“物芳”，此种情绪，一入诗，便诡异，缠绵，依《诗》取兴，引类比喻，其义皎而朗，犹如“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当代诗人中，古风最甚，非他莫属。古典现代杂糅不露痕迹，且能于秦灰劫后、新文学运动以来、尤其“朦胧”之后，在诗歌叙述中机智成为“对话”者，也只有张枣君，其余无神无形，做出来的派，不过尔尔，莫能望其项背。

张枣名气最大的诗作是《镜中》：“危险的事固然美丽，不如看她骑马归来”，据传，有某诗人读后，竟对镜自亵，算诗话。其实，他最好的诗是《空白练习曲》、《卡夫卡致菲丽丝》、《茨维塔伊娃的对话》、《大地之歌》等。“卡”写于1989年，那时，我正鼓励他写长诗，我们在信中谈这事。他写了，很成功。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我奇怪的肺向你的手，像孔雀开屏，乞求着赞美”。随后我在《笼子里的鸟儿和外面的俄耳甫斯》中分析了这句诗，这是当代惟一一篇关于他的论文，想讨论其诗歌节奏和呼吸之间的秘密。结果，却中了谶。卡夫卡死于肺病，张枣也是。他在论母语时翻译引用过诺瓦利斯的诗，似乎暗合了什么：“正是语言沉浸于语言自身的那个特质，才不为人所知，这就是为何语言是一个奇妙、而硕果累累的秘密”。

2010年，3月12日，于蜀

诗人张枣和他的随笔

《新京报》2012-05-19-C01

张枣（1962-2010），诗人。曾常年旅居德国。后任教于中央民族大学，著有诗集《春秋来信》等。

《张枣随笔选》 张枣著/颜炼军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4月

　　□书评人 张光昕

　　《张枣随笔选》的出版，与其说是一次追加的秘密庆典，不如说，是诗人从他过早搭乘的那节地铁车厢里重新走了出来。为了恢复宇宙内部那个似是而非的正常编码，他要去赶赴一场与母语的约会：是啊，我又来了。

　　信奉诗歌“一句顶一万句”的诗人张枣，在生前留下的散文作品可谓凤毛麟角。直到将这个精致的选本拿在手中，翻开它黑芝麻糊色的封皮（印有张枣喜爱的梅花）那一刻，扑面而来的，是多年前他带进中央民族大学文华楼里一丝德国烟草的迷人味道。本书中绝大多数课堂讲稿正是在这种气味中落成。这个顽皮的导师，一边骄傲地吐着烟圈，一边扬言，要撬开每一位学生紧闭的嘴，要让每个人发出自己的声音。

　　多年以后，我们这些在他眼中羞怯而执着的乖孩子，从诗人的课堂录音里整理出了它们，在这个不断丢失的时代里，我们是否在那叠迟到的文字中，挽留住了些许美好的瞬间和表情？鲁迅、闻一多、艾略特、庞德、叶芝……这些张枣随身携带的老朋友，在我们端坐的斗室里进进出出，凌空飘荡。我们清楚，一只“发甜的老虎”正安卧在我们面前，他发出不可抗拒的温柔咆哮，教会我们认识诗歌，引诱我们开口朗读，让我们“住到一个新奇的节奏里”（张枣《枯坐》）。“心如狮子”的诗人，对着一张白纸发誓，他要让一册薄薄的《野草》，像啄木鸟那样掀翻新诗史的西红柿地。

　　那座吸入诗人气味的、凯旋门似的多孔建筑，却在另一个冬日的上午，执行了它相反的使命：它用一部从13层缓缓下降的电梯，在大雪中送走了一个头戴贝雷帽、步履蹒跚的干咳病人，一个当代中国的荷尔德林。那个消失在西门的诗人，是拐入了热气腾腾的米粉店？还是钻进了一辆出租车？或是折回13层，变成他信箱里那朵垂首、美丽的小花？我们都不得而知。诗人劝走了护送他的人，他要将孤独和桀骜进行到底：这个必死的、矛盾的测量员，他返回了图宾根，带着他孔雀开屏般的肺。然而，所有读过张枣作品的人们和接受他启迪的学生都宁愿相信，在祖国最慵懒闲散的校园里，在北京最性感妖娆的西门小吃街上，有个孩童一直在寻找一枚丢失的“绿扣子”，那颗“永恒的小赘物”（张枣《春秋来信》）。

　　张枣的“绿扣子”一度溜出了他的祖国，在西洋辗转了21载光阴。“住在德国，生活是枯燥的，尤其到了冬末，静雪覆路，室内映着虚白的光，人会萌生‘红泥小火炉……能饮一杯无？’的怀想。”这个对流亡曾经的赞成者和后来的腻烦者，在国外度过的若干向左漂移的岁月里，只能将孤独和酒精拥在心口，饮下千年的啤酒沫和云中的万古愁。比起那种无边的寂静，永不停息的“绿扣子”决定回到汉语的摇篮里，它终于让张枣告别孤独堡，引荐他踏上望京新城的一片快活的解放区。这个远离德意志和民大西门的京城东北角，是张枣归国后常去的地方，诗人在那重拾了他久违的热闹和午夜的补饮。

　　对于张枣来说，散文似乎是对诗歌的补饮。他在诗歌的终点处眺望着另一些文字：散文诗、序跋、演讲稿、课堂讲稿、访谈和译文。它们并非诗人着意为之，且体态驳杂，却在一处诗意的磁场中，被整齐地排列在满怀期待的读者面前，“从枯坐开始，到悠远里结尾”。让驻足在诗歌西门口的我们，在被废黜的红绿灯下，泅渡过秩序的斑马线，如同登上一株松木梯子到了云间，到街对面散文的奶茶店里去“喝一种/说不出口的沁甜”（张枣《枯坐》），那里满是漂亮姑娘。

　　这株梯子，也同时将沁甜搭进了这册令我们爱不释手的小书里，将那枚“绿扣子”招惹进来，看它如何用一种活泼、逶迤的轨迹，展示出诗人力图实现的那种“百分之三百”的精确性。这种精确性的达成，必须是补饮的结果，在酣醉中求取难得的清醒。在以诗歌为珍贵元音的张枣那里，散文是他历久不散、回味无穷的辅音——元音永恒的小赘物。它焕发着诗意巨大的繁殖力，亮出张枣的浪费美学，诗人的离心之蜜。

　　《张枣随笔选》在他高度凝练的诗歌之外酿制了这种离心之蜜，以供我们凝神补饮。在优雅的离心运动中厘定了一种向心的甜：诗歌应该做点别的，做那些最要命的。

张枣　诗歌中的音乐大师

柏 桦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0年05月26日第 07 版）

张枣1988年在成都 　　肖 全摄

张枣： 我是张枣，我是一个诗人

《东方早报》2010年3月12日第B14版

年轻时的张枣李媛绘图

　　3月8日凌晨，诗人张枣在德国图宾根大学医院因肺癌逝世，年仅48岁。去年底，张枣在国内查出肺癌，然后赴德国治疗，从查出肺癌到去世，只有3个月的时间。国内一系列纪念张枣的活动也将陆续举行。作为第三代诗歌运动中的代表诗人，张枣被公认为是最有才气的一位，不过相对其他诗人，他的产量也是最少的。在去德国留学前，张枣写下了自己最具代表性的诗篇《镜中》。诗人北岛对张枣的评价甚高，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北岛说：“张枣无疑是中国当代诗歌的奇才。他对语言本身有一种近乎病态的敏感，写了不少极端的试验性之作。”

　　东方早报记者石剑峰

张枣诗集《春秋来信》

早年的翟永明（左）、欧阳江河（中）和张枣

张枣近照

　　诗人张枣的突然离世，令国内诗歌界十分震惊。3月10日晚，由张枣生前好友麦成发起，诗人宋琳主持的张枣追思会在保利剧院举行，张枣生前好友和北京的诗人等30多人一起回忆了张枣生前的点滴。今天晚上8点，在北京798也将举行另外一场纪念会。张枣1962年生于湖南，1980年代初在四川外国语学院读研究生，1986年赴德国留学，并长期定居在德国。

　　德国汉学家顾彬对张枣的诗歌评价很高，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他说：“在他对确切语词的追求中，将语义荷载填充到了几乎全然不可理解的程度——比他以前的所有人更甚。”顾彬也曾说过，“张枣的诗学实践暗含着对在中国影响极大的现代主义的摈弃和对朦胧诗的远离。它是对汉语之诗的回归。”在顾彬看来，张枣是个自得其乐的南方人，“他运用的汉语不是他的译者们在中国或海外的高校里所能学到的，不是课堂中文或标准语或普通话。他作为诗人的自由甚至扩大到对京腔规定的语言秩序不屑一顾。与其说张枣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好的诗人之一，我更想说张枣是二十世纪最深奥的诗人。”

　　张枣长期定居德国，很少出席国内活动，相对于同时代的诗人，张枣更少为人所知。尽管如此，在国内外不多的公开场合，张枣最为人熟知的开场白就是：“我是张枣，我是一个诗人。”

张枣《镜中》手稿，有柏桦修改痕迹。

　　◎　追思

　　北岛：他对我最后一句话“我会坚持的”

　　我是1985年初春在重庆认识张枣的，算起来已有四分之一世纪了。那时我和老诗人彭燕郊和马高明正在筹备一本诗歌翻译杂志《国际诗坛》，与重庆出版社商谈出版的可能性。除了张枣，我也见到了柏桦和其他几位年轻诗人。那是一段难忘的时光。张枣当时23岁，是四川外语学院的研究生，清瘦敏捷，才华横溢。他把他的一组诗给我看，包括《镜中》、《何人斯》。大约一年后他去了德国，走前到北京办手续，我和朋友们还接待过他。1989年夏天我在柏林住了四个月，专程去张枣就读的特里尔大学。他非常孤独，我也是，我们同病相怜。《今天》在海外复刊不久，我请他担任诗歌编辑，他前后编了十几年，直到前几年才淡出。很多著名诗人和新手的诗作都是经过他发表在《今天》上，功不可没。

　　有一次，我们到特里尔附近一座由磨坊改建的别墅开编务会。在磨坊还见到一对俄国夫妇，女的是歌唱家。晚上我们喝了很多红酒，大唱俄国民歌和革命歌曲，把他们夫妇吓了一跳。后来张枣拿到博士，到图宾根大学任教，安家落户。1995年夏天，我陪父母和女儿去图宾根找张枣玩。他待老人和孩子很好，张枣送了一张IsaacStern拉的一组小提琴名曲的唱盘，成了我女儿的音乐启蒙老师。

　　张枣德文英文都好，但一直不怎么适应国外生活的寂寞，要说这是诗人作家必过的关坎。比如，他从来不喜欢西餐，每回到他家做客都是湖南腊肉什么的，加上大把辣椒。他烟抽得凶，喜欢喝啤酒，每天晚上都喝得半醉。最后一次见面是2004年春天，我去柏林参加活动，然后去图宾根看他。他的状态不太好，丢了工作，外加感情危机。家里乱糟糟的，儿子对着音响设备踢足球。自九十年代末起，张枣开始经常回国。大约在2006年，他要做出抉择，是否加入“海归”的队伍，彻底搬回去。我们通过几次很长的电话。因为我深知他性格的弱点，声色犬马和国内的浮躁气氛会毁了他。我说，你要回国，就意味着你将放弃诗歌。他完全同意，但他说他实在忍受不了国外的寂寞。搬回北京后，我们还是通过几次电话，但发现可说的越来越少了，渐渐断了联系，有时能从朋友那儿得知他的行踪。去年12月，柏桦告诉我他得肺癌，让我大吃一惊，马上给他发了电邮，他简短回复了，最后一句话是：“我会坚持的。”

　　张枣无疑是中国当代诗歌的奇才。他对语言本身有一种近乎病态的敏感，写了不少极端的试验性之作，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无论如何，他对汉语现代诗歌有着特殊的贡献。他以对西方文学与文化的深入把握，反观并参悟博大精深的东方审美体系，试图在这两者之间找到新的张力和熔点。

　　柏桦：初识张枣，“这人怎么写得与我有些相像”

　　3月9日下午北岛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张枣去世的消息，我一开始还不相信。不过，对于张枣的身体情况我还是比较清楚的，去年11月我打电话给他，他正在休息是他儿子接的电话，后来张枣回了我电话，然后他就去了德国求医。在那最后一通电话中，我能感觉到他的不安，毕竟他的肺出了很大问题。整整三个月，时间在一秒一秒地经过，然后一切就突然结束了。在朋友那里，张枣是一位非常开朗、随和的人，但我知道他骨子里是一个极其悲观的人，他有一种争分夺秒完成虚无的激情。而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他又很寂寞。

　　我第一次见到张枣是在1983年10月，我专程到四川外语学院见我的朋友武继平，在他的介绍下，在这天中午我第一次见到了张枣，这位刚从长沙考来川外的英语系研究生。他掏出几页诗稿念给我听，那是诗人们习惯性的见面礼，听着听着我心里吃了一惊：“这人怎么写得与我有些相像。”我现在已无法记得他当时对我念的是些什么诗了，好像是《娟娟》（献给他在长沙读书时的女朋友的一首诗）。我很矜持地赞扬了几句，但对于他和我的诗风接近这一点，我还不太情愿立即承认。他的出现，我感到太突然了，潜藏着某种说不清的神秘意味，“得迅速离开。”我的内心在催迫。这次见面不到1小时，我就走了，后来他告诉我，他当时既觉遗憾又感奇怪，这人怎么一下就走了。他给我留下这样一个匆忙的最初印象：梦幻般漆黑的大眼睛闪烁着惊恐、警觉和极其强烈的敏感，复杂的眼神流露难以形容的复杂；他那时才21岁，可我却在他眼神的周遭，略略感觉到几丝死亡之甜的暗影。他的嘴和下巴是典型的大诗人才具有的——自信、雄浑、有力、傲慢而优雅，微笑洋溢着性感。

　　陈东东：他主动自我边缘化

　　我们是很多年的朋友。张枣出国后我们通了近10年的信，知道他回来后我们才第一次见面。张枣的太太是上海人，所以他经常来上海。张枣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诗人，在诗歌写作向度上，目前几乎没有人能超过他。他是语言天才，懂好几国语言，这在国内诗人当中没人能企及。但在我看来，他在某种程度上“浪费”了自己，他不太情愿动笔写诗和翻译，所以无论诗歌还是翻译，他的产量都很少。他说，他胆子小，所以写得很谨慎。另外一方面，这个时代没有给他提供合适的舞台，“浪费”了他的天赋。2000年以后，张枣过得其实有点落寞，他说写诗反正没有知音，也很少参加诗歌活动。他说，反正诗歌已经边缘化了，那就主动自我边缘化吧。去年10月我住在他家，谈起将来的打算，他说准备翻译里尔克晚期的诗歌，另外编一部中国新诗选。

　　西川：骨子里像中国古代南方文人

　　我们是在张枣1986年出国前认识的，1980年代的张枣就是翩翩一少年，帅气，有才华，有波希米亚气质，是个真正的艺术家。和国内其他诗人相比，张枣是一位修养极高的诗人，他懂很多种语言，但骨子里就像是位中国古代南方文人，有才气，有游荡之气。

　　芒克：尽量不去想他已经不在

　　我们俩在一起总是非常开心的，我能记得的张枣都是那些开心的画面。他肯定是他们这一辈诗人中最有才华的一位，作品中有蕴含着中国古典文化，又有西方诗歌的技巧。对于张枣去世，我尽量不去想他已经不在了，依然保留他开心的样子。

　　镜中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了下来

　　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

　　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

　　危险的事固然美丽

　　不如看她骑马归来

　　面颊温暖

　　羞惭。低下头，回答着皇帝

　　一面镜子永远等候她

　　让她坐到镜中常坐的地方

　　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张枣

张枣遗作选（《南方周末》第1436期，2011年8月25日出版）

厚积

在这座十多层的黑色高楼底下有一间地下室，门上封满了尘埃。我终于有一天下决心去问管理员借来了钥匙。进去，我多年前某次失败的气味扑面而来。那里面的东西东倒西歪，雕塑般再现出各类搁置者在暗处置放事物时的马虎心态：一摞盘子，轮胎，大半把小提琴，破椅子，纸牌，衣架，灯罩，雨鞋，工具箱，手电筒……这被遗忘的帝国里可谓应有尽有，甚至还包括一对哑铃。对了，我想，这对哑铃正是我十多年的一个秋天上午要找而没找到的那个关键词。那天我鼻尖发冷，瘫在沙发上，一动也不能动。那天仿佛也是一千年后的某一天，印度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一对哑铃。声音的肌肉。心如狮子。那儿，仿佛有一个贫穷的但有着美丽耳饰的小女孩在对着乡村发誓：她要拎着一对哑铃成熟并且生活。

Osnabruecke

K教授在电话里说4点半他会准时派他的助手H博士来车站接我。这一天，不知为什么，我提前了一个小时从我的住地动身。到曼汉姆换车的时候，我顺理成章地又提前一小时赶上了每一小时一班去Osnabruecke的车。我下车，时间是3点半。我没有见过H博士，我也知道他还没有来。还没有来，我开始闲逛起来。看着站台上候车和接车的人越来越多，熙熙攘攘，我感到我的那个作为被接的抵达者的身份已被掩埋起来。另一种现实开始朝我敞开：是的，跟大家一样，我在等。但我在等什么？我在等那个将在人群中等我的人。还剩五分钟，在四周微微骚动的紧张之中，在真相大白之前，我想依靠某个“直觉的奇迹”来辨认出那个也要辨认我的人。当我注意到一个抽着卷烟偎着廊柱张望，高瘦、戴眼睛而近身处又没有任何行李的中年男人时，列车正好停靠站了。他的眼睛四下忙碌着。是他的侧影使我直觉到他是一个脆弱易悸的人。我便悄悄地从他身后绕过去，混同旅客们再次登上车，又迅速地挤到他眼前的那节车厢，并左顾右盼地提着公文包走了下来。我露出微笑，径直朝他走去，伸出手，嗫嚅道：“哈罗，H博士！”他的目光移向我，表情彬彬有礼，很快把烟头扔到地上。他侧头扔烟的那一瞬，列车启动，而我看到我们四周的宇宙因恢复其内部的那个似是而非的正常编码而焦虑地颤抖了一下。

（这两首散文诗，原刊于2001年《今天》，这是在国内首次发表）

（张枣遗作及照片均由颜炼军提供）

一个发廊的内部或远景

1

江南小镇。闷热就像乌托邦。

电扇吹得所有人的骨头飘起来，

但谁也不许散架。小石桥上，

游客三两，点戳风景，其中一个

是从北方畏罪潜逃的税务官。

2

我也是一个有好几种化名的人，

正憋住暴笑，筷子伸向醉虾。

空气之空被旋搅得残破不堪。

老板的第六十四副面具开口了，

说的仍是一个哑谜：“干净，

我是它的奴隶，因为它是明摆着的，

因为它也是无止境的，

你得时刻跟在它后面收拾。”

一个女人插嘴说：“我们老板

人好。一次我从楼上望去，

看见他醉了，跪在马路中央，

他挽着袖子要把斑马线卷回家来。”

3

我睡在凉席上却醒在假石山边。

蝴蝶携着未来，却重复明代的

某一天。这一天，你只要觉得

浑身不适，你就知道未来已来临，

你只要觉得孤独，你就该知道

一切全错了，而且已无法更改。

无风之际只有风突然逆着流水

站起身来，像一个怒者，向前扑着，

撕着纸，当你的真名

如鸣蝉的急救车狂奔而来。

（张枣去世后，杨炼无意中发现这首张枣作于1999年的诗歌，未收入诗集和在国内发表）

（张枣遗作及照片均由颜炼军提供）

枯坐

住在德国，生活是枯燥的，尤其到了冬末，静雪覆路，室内映着虚白的光，人会萌生“红泥小火炉……可饮一杯无？”的怀想。但就是没有对饮的那个人。当然，也会有几个洋人好同事来往，但大都是智商型的专家，单向度的深刻者，酒兴酣时，竟会开始析事辩理，层层地在一个隐密的象牙塔里攀沿，到了一个点，就可能争辩起来，很是理性，也颇有和而不同的礼貌和坚持。欧洲是有好的争辩文化的，词语不会凌空转向，变成伤人的暗器，也不会损耗私谊，可是，也不见得会增添多少哥们的意气。于是，告别的时候，全无夜饮的散淡和惬意，浑身倒满是徒劳的兴奋，满是失眠的前兆，你会觉得只是加了一个夜班，内心不由得泛起一阵消化不了的虚无感。

1986 ，德国（颜炼军/供图）

是的，在这个时代，连失眠都是枯燥的，因为没有令人心跳的愿景。为了防堵失眠，你就只好“补饮”。补饮过的人，都知道那是咋回事：跟人喝了一夜的酒，觉得没过瘾，觉得喝得不对头。于是，趁着夜深人静，再独自开饮。这时，内心一定很空惘，身子枯坐在一个角落，只愿早点浸染上睡意，了却这一天。一杯杯过去，有时竟怎么也醉不了，越喝越醒，直到晨曦苍白地把尘世的窗户一个个交还回来。凭窗望去，街坊上有了动静，德国日常生活的刻板和精准醒了：小男孩背着书包走过，一个职员模样的中年人走过，脸上还有被闹钟撕醒的麻木，你知道他们是去街尾赶公车，而公车的时刻表精准到分钟，完全可信赖，也足以惩罚散漫者的。所以，不用时钟，你看见谁走过，看熟了，也就知道现在是几点几分了。他们的腿甚至像秒针般移动……一切都那么有序，一眼就望到了来世，没有意外和惊喜，真是没意思呀。

这时，我会想：要是国外有个黄珂就好了……

张枣（1962—2010），湖南长沙人。1986年出国，长期寓居西方。2007年开始任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2010年3月8日病逝于德国。人民文学出版社为其出版《张枣的诗》。他主编过一本德汉双语词典，诗选《空白练习曲》等。而国外是不可能有一个黄珂的，黄珂的气场是汉族的。说他聚的是一个沙龙，恐怕还是不太恰切，因为沙龙这个词味儿嫌洋气，让人想起香槟酒的彬彬有礼，小圈子的自我精英感和体面的封闭。这些东西黄珂是不以为然的，他脸上和悦的散淡盛不下这些东西。他聚的其实是他自己内在的一个本性：和悦的散淡，他让它外化成了望京新城606，而这个空间，又幻化成京城大得无聊的黄昏里的一片小小的快活的解放区。来的人多且杂，有真英雄，也有假美女，有尤物和大腕，也有戾气的脸和不懂天高地厚的混混。啥都有，却都想亲近黄珂，真是令人称奇。而他真是和悦，真能容人，从未见他对谁动过气，也未听他主动臧否过人物。但他又不是阮籍的那种强忍的机警，掩饰的老到，而是真散淡，自自然然地应对同样莫测紊乱的时日。哪怕是最戾气的钱，他也是散淡地赚着，让人觉得有一种钱，就叫散淡。既然这样，官方何不发篇社论封他个“和谐社会”的典型呢？——我常常对他戏言道，他乐哈哈地拍着肚皮说：封就封嘛。

三年前回国，是赵野第一次带我去黄珂家的，去了那次就上了瘾，从此隔三岔五地去，与黄珂耍成了要好得不得了的朋友。日子长了，就觉得别的地方都不好玩。我去他那，一是因为好吃，二是想和他闲聊。有时也觉得二者是一回事。我喜欢人少时去，这样他会亲手炒一两道菜，而且好说话。他总是叫我五点左右来，一起去逛逛菜市，问我想吃点啥子。而饭前逛市，啥子都想吃，所以最好吃的东西，其实是饥饿——这是他的名言。确实，我这时也啥子都想吃，而不知为何，几乎每次却都脱口说想吃猪肝。他每次的炒法都不一样，比如用鲜菇片炒，饰以点点的清辣的红尖椒，但适之以糖，些许的日本生抽和黄酒，免去姜末和蒜片的俗套，也免芡，炝于急火，端出就是一盘洒脱的经典。由此管窥，真的，他许多的菜式都有笑傲江湖的味道，实乃高人之作也。

他或许已完成了他在人间的诗歌任务，因此，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干脆以一种浪费的姿态争分夺秒地打发着他那似乎无穷的光景。新时代已来临，新诗人在涌出，他在寂寞中侧身退下，笑着、饮着，直到最后终于睡去……

——柏桦

张枣无疑是中国当代诗歌的奇才。他对语言本身有一种近乎病态的敏感，写了不少极端的试验性之作，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无论如何，他对汉语现代诗歌有着特殊的贡献。他以对西方文学与文化的深入把握，反观并参悟博大精深的东方审美体系。他试图在这两者之间找到新的张力和熔点。

——北岛

有一夜醉了，无力回家，便借宿在黄珂家的客房里。不知过了多久，突然被一层沁骨的寂静惊醒，这寂静有点虚拟，又有点陌生，使人起了身在何方之思，我知道再难入眠了，一定得补饮点什么。我迷茫地下了床，绕过书房，走过甬道，只见一盏微光还逗留在客厅里，人都走了，四下都是杯盘狼藉，空气里呆痴着一股酒腥味，空椅子七零八落围靠在长长的餐桌边，都像是摆出了一副怅然若失的闭嘴的样子。我走进客厅，正朝那间棋牌小侧室蹑行，想去冰柜取点啤酒，忽然觉得身后的空寂里有点异样。我回过头，看见客厅右角的沙发上坐了一个人。是的，黄珂坐在那里，枯坐着。枯坐是难以描绘的，既不是焦虑的坐，又不是松弛的坐，既若有所思，又意绪飘渺；它有点走神，了无意愿，也没有俗人坐禅时那种虚中有实的企图。反正就是枯坐，坐而不自知，坐着无端端的严肃，表情纯粹，仿佛是有意无意地要向虚无讨个说法似的。它是人类最有意思的一种坐。这个我是懂得的。即使在热闹的餐桌，在他的首席上，黄珂也偶尔会滑进这种枯坐。这个旁人是没留心到的。

他看我拎着酒走近，说：睡不着呀？

我说，呵，你也喝点不？

他说，喝嘛。

两人三言两语地喝了起来，又惺惺相惜地沉默着。过了一会儿，我忽然觉得有一种Dejavu的感觉，一种幻显的记忆，就是那种似曾有过的感觉：你正做某事或经历某个场景，忽然觉得你过去也做过同样的事或经历过同样的情景，你是在重复，却又想不起具体的比照。我这时就正是这种幻显，觉得这夜深人静，这对饮，我们仿佛在过去有过，此刻我们只是在临摹我们自己，在临摹逝去了的自己的某个夜晚。那从前的对饮者，也就是这样举落着我们的手和杯，我们还那么年轻，意气风发，八十年代的理想的南风抚面。

一刹那，幻象落实：不，这不是幻显。我竟认定我们不只是这三年才认识而一见如故的。这“一见如故”不是空话，还真有点名堂。我们过去确实见过，短暂地交往过，在1985年左右，后来我们竟相忘于江湖了！我想起一个叫吴世平的重庆旧友来，那时的文化圈里他是最能串人的，他把大家都组织起来，搞了个“重庆青年文学艺术协会”，后来功成名就有头有脸的重庆籍文化人艺术家，都跟它有染呢。柏桦也带我这个外地人入了这个会。

我问黄坷：你是不是也在里头？

他说：咋个没呀，也在里头耍嘛。

像是为了印证，我追问：成立那天你去了没？

他说：咋个没去呀，记得有个仔对着会场敬了个军礼呢。

我心里一动，是呀，我也是很记得那一幕的，协会成立是在1985年10月的一天，是个雨天，在上清寺附近的一个机关里，来了一堆另类模样的人，热热闹闹的，大谈文艺的自由与策略。这时，吴世平领着一个军人进来，年轻帅气，制服整洁，脸上泛着毕业生的青涩，浑身却有一股正面人物的贵气，有点像洪常青，反正跟四周这些阴郁的牛鬼蛇神是很有反差的。吴世平介绍道，他叫潘家柱，解放军某外语学院研究生刚毕业，自愿加入我们协会，正在研究和引进海明威。大伙儿鼓起掌来，年轻的我也在鼓掌，仿佛看到年轻的黄珂也在鼓掌，他那时是长长的嬉皮士头发，浓眉大眼的，俊气逼人。而再看潘家柱，他语无伦次地说了一段话，挺高调的，忘了他具体说了什么。只记得他说完，挺身立正，给大家敬了个脆响的军礼，还是那种注目环顾式的。二十多年了，甚至在孤悬海外的日子里，我会偶尔想着这个场景的。不知为何，觉得它美。

也不知为何，黄珂其他都忘了，却也没忘记那个军礼。他甚至也跟我一样，忘了我们曾经见过面，喝过酒，一起跟共同的朋友玩过一段光阴。而此刻，浮生里一小星点的通幽，唤起了一片悠远。他说，来嘛，喝杯高山酒嘛——我倒也听明白了，连声说，来来，喝杯流水酒。喝完，他就去睡了。

而我还不想睡，便独饮着。忽然想起自己几年没写诗了，写不出，每次都被一种逼仄堵着，高兴不起来。而写诗是需要高兴的，一种枯坐似的高兴。好像R·弗洛斯特也有同感：从高兴开始，到智慧里结尾。或者可以说：从枯坐开始，到悠远里结尾。想着这些，觉得这暗夜，这人世，都悠远起来，觉得自己突然想写一首悠远的诗，讲一个鲁迅似的“幽静美丽有趣”的“好的故事”。我想写两个陌生人，一男一女，揣着偷税漏税的钱，隐名埋姓地逃到海南岛去了。他们俩特搞得来，待在一起很贴心，很会意，很好玩。比这个时代好玩多了，悠远多了。我写了几句，又被逼仄堵住，写不进去。忽然又想起黄珂来，知道他是懂得悠远的，因为他内心其实很悠远。似乎他在鼓掌。于是，我精神一振，写完了这首诗。这诗以前忘了给他看了，今天拿出来，或许他会喜欢的。

枯坐

枯坐的时候，我想，那好吧，就让我和我

像一对陌生人那样搬到海南岛

去住吧，去住到一个新奇的节奏里——

那男的是体育老师，那女的很聪明，会炒股；

就让我住到他们一起去买锅碗瓢盆时

胯骨叮当响的那个节奏里。

在路边摊，

那女的第一次举起一个椰子，喝一种

说不出口的沁甜；那男的望着海，指了指

带来阵雨的乌云里的一个熟人模样，说：你看，

那像谁？那女的抬头望，又惊疑地看了看他。

突然，他们俩捧腹大笑起来。

那女的后来总结说：

我们每天都随便去个地方，去偷一个

惊叹号，

就这样，我们熬过了危机。

（此文是张枣为他2008年主编的一本古怪的书《黄珂》写的序）

（张枣遗作及照片均由颜炼军提供）

诗人张枣逝世五周年祭：这必死的“测量员”

凤凰文化“洞见”第132期 作者：张光昕

导语：亲爱的张枣，已经离开他喜欢的诗歌5年了，而对喜欢张枣的人来说，阅读成了对他最好的纪念，他曾经像个饱经沧桑的长者那样远离我们，今天，他又在自己的作品里像个蹑手蹑脚的顽童再次向我们靠近......他以足够的学养、能量和魄力，让谵妄失足、满目疮痍的现代汉语诗歌重新在自己的传统面前抬起头来，用韧性十足、风华绝代的古典诗歌精神为现代汉语对话疗伤，恢复元气。在这个意义上，张枣发明出一套既似曾相识又充满歧义的节奏、情调和意境，用来含纳古今中西。

虽然，他来到世上是为了活着，我倒宁愿认为，他来到这里是为了死。我模仿了里尔克，说出这句骇人听闻的话，想把它献给谢世五周年的诗人张枣。他死去，我们活着，哪个更好，只有天知道。

前不久，在翻译家芮虎先生的博客里，我看到了张枣一生中最后一张照片：他面颊温暖，闭着眼睛，安静地躺在灵柩里，像个熟睡的人。洁净的西装加身，胸前放着一顶黑帽，几株花枝伴他左右。他的两个儿子，张灯和张彩，站在一旁，望着父亲，神情里已有了成人的凝重。其中一个，还弓着腰，凑近他的脸，仔细端详，仿佛等着父亲开口说话。天地一指，万物一马，这张照片，也徒然让我老了几岁，令我想起张枣在课堂上讲起的一个故事：那年那月，一位年轻的登山家死于一次雪崩。多年以后，他的儿子也在攀登同一座山时被雪崩所困。幸运的是，他活了下来，并且发现，不远处的雪地里露出一具冻僵的尸体，那正是他多年前遇难的父亲。儿子认出了他，抱住他，看着他年轻、英俊的面孔，惊呆了。此刻，儿子已经超过了父亲死去时的年龄，竟像是一位长者抱着一个青年。父亲被那场雪崩永远冷冻成他青春时的模样，安详地睡在他热爱的事业里。时间在他身上停止了，但世界川流不息，他与雪山一道，成了旁观者：

这是你吗？不，这是我

这是我吗？不，这是你

（张枣《一首雪的挽歌》）

这个雪山故事与那张照片是多么相似啊。张枣属虎，陨于本命年的图宾根，葬在湖南长沙市郊的金陵墓园，与岳麓山悠然对望，似乎有种诗意的测量。如果这世上有灵魂转世，那么在今天，另一个世界里的张枣，也该满五周岁了，刚好长成一个顽皮的男孩，这也恰好是他留给朋友们的印象（在回国后的一次聚会上，他和老芒克不厌其烦地互敬军礼，莫名其妙地喜笑颜开）。如果他一不小心，跟着他诗里的那颗“绿扣子”，溜进我们这边，我忍不住猜想，他那两个开始长出喉结和胡须的儿子，会用什么样的眼神望着他呢？我也不止一次想象，我与他重逢的情形，他会气喘吁吁地从地铁里走出来，远远地向我招手吗？他的朋友、学生和读者，也都整整老了五岁，慢慢靠近或超过他离去时的年龄，在他们各自的生活中，又遭遇着什么样的雪崩呢？在一首名叫《娟娟》的诗中，张枣感慨：“我们的掌纹正急遽地改变”。而今，死去的诗人已经不再担心这些，他重新长出一张娃娃脸。这个顽皮的小家伙，并不惧怕我们悲欣交集的打量，反而用一个五岁男童的纯真目光，温柔地逼视着我们，那道目光在我们身上继续生长。甚至，他根本没有看着我们，而是摆出在他一生中最好的照片里那个姿势（摄影师是肖全）。时间又退回到1988年的成都，往事和梦境都是黑白色，诗人故意不看镜头，侧过脸去，长发围巾，英气袭人，若有所思，盯着一旁的事物，顺着地平线投向无限远处。相框外是无法描摹的未知旅途，直到今天还在等待着他，像雪山等待着陌生的来客。

这道目光里，或许藏着诗人的父亲给他取名为“枣”的秘密：他消隐在百花争艳的季节（诗人死于他的黄金年龄），却在万物凋谢之时泛出别样的红晕（他留下的作品为这个庸常急躁的时代补气安神）。诗人捏着一颗枣子的时间观，误入尘网，匆匆来去，在光洁的额头上舞出灿烂和寂寞，在起皱的皮肤里守着汉语和永恒。五年过去了，我越来越清晰地感到，张枣非但不是一个短命的天才，而是一位长寿的诗人：“那对蝴蝶早存在了”（张枣《梁山伯与祝英台》）。一个人终有一死，他活着时念兹在兹；如今他驾鹤西游，他的读者却日夜咏叹：

二月开白花，你逃也逃不脱，你在哪儿休息

哪儿就被我守望着

（张枣《何人斯》）

张枣用百分之三百的精确，预支了前世和来生，他把工作与时日都存进汉语的小金库。一当他写成所有的书卷，就休息去了，那些数量稀少却微妙严格的诗作，替他在这个世上千金散尽、永葆天真，帮他“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张枣在他的诗中扮成孩童的模样，与时间中的我们捉着迷藏，冷不防窜上知音的后背，借以延续诗人的生命。你瞧，在诗人柏桦的左肩上，我们读到这位悲伤的知己一页页怀念：绝对之夜，灯芯绒上衣，我和你；在诗人宋琳的右肩上，我们看到那个汉语的精灵天才般的表演：“我牵挂的客人披着雪斗篷，/说他来自某个久远……”（宋琳《忆故人》）。没错，有一种地道的汉语已经悄悄来到我们身上，我们每读一遍，诗人就重新降生一回。一个画外音：汉语是他的命运。张枣走了，却在我们背后留下孩童的目光；我们老了，但口中的汉语却滋润如新娘。那个走在前面的俄耳甫斯总忍不住回头眺望：

他这一转身，惊动了天边的一只闹钟。

他这一转身，搞乱了人间所有的节奏。

（张枣《父亲》）

张枣与那些普通逝者不太一样，生者的悲戚、哀悼和追挽似乎未必适合他（在《亲爱的张枣》一书中，我们读到那么多友人真诚的纪念）。与其说，他像个饱经沧桑的长者那样远离我们，不如说，他已经在自己的作品里像个蹑手蹑脚的顽童再次向我们靠近。张枣不是诗歌烈士，他是一位诗歌的隐者。他来到世上，不是为了活着，而是为了死去。就像钟鸣所说，这是张枣的着魔和中谶：“死亡猜你的年纪/认为你这时还年轻”（张枣《死亡的比喻》），诗人一出生就在测量自己跟死亡的距离。如同梅花落满南山，诗人的死，将他悄悄列入一串只有少数人的不老名单。“死了，一次次获得纯洁”（木寻《忆张枣》）。张枣短暂却精彩的一生像梅花凋零成泥，赶着去他喜欢的韵脚里做一场春秋大梦；他的作品却像枣子一样愈益香甜，值得我们反复品咂。正如敬文东先生在张枣逝世三周年的演讲中说的那样，张枣为现代汉语提供了自己的经典，只要还有中国人，张枣就会被记住。因此，这句话要反复讲：纪念张枣的最好方式，就是阅读他的诗歌。唯有用心阅读，才配得上一个杰出诗人珍贵的死，才让我们这些苟全性命者知足地活：

天上的星星高喊：“烧掉我！”

布拉格的水喊：“给我智者。”

墓碑沉默：读我就是杀我。

（张枣《卡夫卡致菲丽斯》）

我们必须在阅读中救活他。少年张枣得湘蜀之灵气，饱读诗书，仗剑天涯，风流倜傥；孤悬海外二十载，芬芳骄傲，放浪倾颓，迷人可爱。一卷薄薄的诗集《春秋来信》早已洛阳纸贵，鲜有读者能够了解他完整的诗学和创制。张枣逝世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蓝星诗库”适时推出《张枣的诗》，那些在时间的南山里被雪藏多年的优秀作品终于在读者手中涣然冰释。除了那首让他一夜成名的少作《镜中》之外，更多分量十足的作品得到读者和研究者的青睐和重视，比如《历史与欲望》（组诗）、《空白练习曲》（组诗）、《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组诗）、《云》（组诗）、《大地之歌》、《祖母》、《枯坐》，等等。近期我从朋友那听说，《张枣诗文全集》已经着手整理和编订，也将在不久后出版问世，其中包括张枣的诗歌、随笔、翻译作品、书信以及友人的纪念文章，是张枣创作的一次汇总。对于所有热爱张枣和汉语诗歌的朋友们来说，这的确是一件值得期盼的盛事和喜事。

如果把张枣看成是第三代诗人的卓越代表，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写作多么立场鲜明、标新立异或激进时髦（这些恐怕都是一夜昙花），而是在于，他以足够的学养、能量和魄力，让谵妄失足、满目疮痍的现代汉语诗歌重新在自己的传统面前抬起头来，用韧性十足、风华绝代的古典诗歌精神为现代汉语对话疗伤，恢复元气。在这个意义上，张枣发明出一套既似曾相识又充满歧义的节奏、情调和意境，用来含纳古今中西。他像一个汉语中的女娲，在写作中专心修补传统与现代的精神断裂，为汉语诗歌努力撑起华盖，为当代读者重新树立典范。他告诉我们，诗歌既不是附庸风雅，也不是矫情扮酷，既不是凶神恶煞，也不是家长里短。诗歌可以是游移不定的，但一定是和颜悦色的；可以是虚构的，但一定是美妙的；可以是边缘的，但一定是健康的。

“我叫张枣，我是一个诗人”，这是他每一次的开场白，也是他每一次的告别语，他在诗歌中精确测量了从结束到开始的距离：“只有你，和其他诗人们的死讯/如此确凿。”（回地《纪念诗人张枣》）诗人是终有一死的，但汉语是永生的。张枣在他有限的光阴中，已经献出最好的礼物，它正在我们中间传递着，而诗人已安详地睡在自己热爱的词语里。那些在酒桌上企图灌倒他的纯洁姑娘们，高喊着他的口号：活着就要大闹一场。曾经，我们读他的诗，是他的孩子；如今，他在作品的余生里幸福地睡眠、成长、游戏，我们读他的诗，却成了他的父亲。我们在巍峨苍茫的雪山上认出他，抱起他：那一刻，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串起这两个人称的，是同一道目光和同一种命运，我们正接受它们反复耐心的测量。

如果将“读我就是杀我”作为张枣的墓碣文，因为他与自己爱着的作品已经难舍难分，那么诗人就和他诗中的卡夫卡一样，都是必死的测量员。他死于爱，必重生于爱。只有这样，在他走后的漫长午夜里，我们这些每次都只能成功灌倒自己的人们，才能在这一刻忘情地自言自语：枣，生日快乐。

张光昕，文学博士，青年批评家，现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有学术专著《西北偏北之诗——昌耀诗歌研究》、《刺青简史——中国当代新诗的阅读与想象》，主编《2013年诗歌选粹》、《2014年诗歌选粹》。诗人张枣回国后在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任教期间，作者曾是他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