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注】昨天看到体育老师一篇转聂卫平的文章,我的第一想法:这世界上没有多少真相,换个角度,看到的完全不同。
我想说的就是1985年,5月19日,给世人留下极为深刻印象的中国与香港队的球赛,我是亲历者。我的所见所闻。
那一年,我从外地回北京,正好赶上5月19日那个星期,不过我可不是冲着那场球赛。当时父亲在体育部门工作,近水楼台,占尽了一切先机。对于这种唾手可得的机会,我基本不闻不问。不过那场球,即便我不关心体育,也从始至终给我留下极深印象。
首先,在比赛前一周,家里充满焦灼气氛。我没有问过,不过从只言片语,我知道这场球非常重要,全国人民期望值非常高,正像聂卫平所说,人们充满了乐观想法,“至少赢两个球”。但是体委领导完全不同,似乎有种危机感,大概是责任感所致。其它主任副主任,都不在家,李梦华好像是在国外,其他的也各种活动出差在外地。就留下父亲一人,“历史性”的成了这场比赛必须出席,负全责的领导人。从爸爸的言谈话语中,能听得出来,其他人都“躲"出去了。以往分工,三大球(足球,篮球,排球)三小球(网球,羽毛球,兵乓球)是必争的项目,因为既有名又有利,这次却全部退避三舍,没有人争这个头筹。
其实,领导参加各种活动(球赛),有的是被请,有的是一定规格需要参加(这场球是后者),通常不过当个观众,只是坐在主席台上,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既不需要讲话,也不需要主持,只是看球。但是这次不同,当时中国人民刚刚改革,各方面都表现开放的姿态,学习外国人,在球场闹事正好时髦。当年或前一年,已经有几起闹事的事情发生,免不了蔓延到北京。这样,现场的领导免不了就会有责任。
晚上看球,我还是去了,完全是好奇心。爸爸通常有一张请柬和五张小票。小票不是在主席台下边,就是在对面最好的位置。那天我是在东边六台吧。也怪了,通常都有亲戚好友来要票,那天记得没有别人,就我一人和爸爸去看的球。中间过程全然不记,输球了,散场了,人群有点激愤,好像还不出边。我随着人流从东门出来,转到北门,于是就看到了砸车烧车的人群。人越围越多,我也跟着人流,一直走到北小街十条出口,因为马路一下变窄了,人流不易通过,慢慢散去,我即回家,大概12点1点的样子,倒头便睡。朦朦胧胧感觉到爸爸是凌晨才回来。之后过去,好像一个字也没有多谈(或者说,爸爸没有跟我谈)这件事。
半年一年,也许几年之后,听到一个叔叔问爸爸,5.19那么大的事,中央也没有追责?爸爸是这样回答的:事前就感觉有可能出事(这也许是其它几个主任副主任纷纷出走,放弃这个既出名又得利的机会的原因),他一周前就给中央打报告,但是没有回复。爸爸说,中央就是书记处,就是给耀邦(这是原话)。所以,事后当然就没有人追责了?!爸爸说,那天,小平和耀邦都没有来,所以公安部就来了一个副部长。后来爸爸和这个公安部的副部长成了现场的最高指挥官。
聂卫平说,当天晚上耀邦秘书给体委打电话,李梦华让秘书一个一个通知副主任,都是屁话,其他人包括李梦华全都不在北京(甚至中国)。至于公安部,不受体委,甚至耀邦指挥,根据爸爸的话音,除非小平,耀邦等中央首长出席,规格会抬上去,否则公安部不会凭空,或者一个电话就加强警戒的。如果爸爸事前打的报告,耀邦批了,批到公安部,那可能又当别论。不过,耀邦秘书的电话,肯定有记录,倒是给中央日后脱责,埋下了伏笔。
我对耀邦,充满了崇敬。他是爸爸的老领导,据妈妈说,63年爸爸患癌症,生死之间,医院动手术,说最好的结果,也许只能再活五年,当时是耀邦签的字,而不是家属。不过通过5.19足球这件事,让聂卫平对耀邦”更加敬佩了“,他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果父亲的报告,中央批复了,事前就重视,这个事件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共产党这么点小事还控制不了吗?
那天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过一场足球,包括现场和电视转播,直到今年世界杯,看了一场梅西的,夺冠之争。我知道,中国无论是从娃娃抓起,还是足球梦,根本就是瞎掰。看中国人足球,纯粹是浪费时间;跟着起哄,更是徒费精力。我庆幸,一个5.19,让我日后在足球上少浪费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
聂卫平:当时就我一个人替胡耀邦说话(选)
还有一件事使我对胡耀邦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被称为中国足球史上最惨痛的“五一九”那天,正是个星期日,下午三点我去人民大会堂和邓小平打桥牌,同时参加的还有胡耀邦、万里、王大明、王汉斌、丁关根等人。我和胡耀邦搭档,在发牌过程中,胡耀邦忽然很随便地问我,你对今天晚上的足球有什么看法?我也很直率地回答说,晚上的足球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我们比香港水平高得多,而且是打平就可以出线,我估计最少赢两个球。
胡耀邦一听警觉起来,又追问了我一句,有你这样想法的人在体委有多少?我不假思索地说,我估计所有的体委负责同志都是这种想法。胡耀邦连声说,不行,这样不行!他放下牌,把秘书叫来,让他马上给当时的体委负责人打电话,说这场球不见得肯定能赢,要做好输球的准备,特别要防止群众闹事,并要她和北京市公安局联系。秘书全都用笔记了下来。
我当时就在旁边,耳闻目睹,心里却很不以为然。我想你不是总讲实事求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吗?你今天可就有点外行了,这球还能输吗?你怎么能让人做这种准备?当然我没敢说出来。
晚饭后,胡耀邦提议不打了,回去看球。大家也都很关心这场球,特别是邓老爷子也是个足球迷,于是就散了。
回到围棋队,我就打开电视机,等裁判结束的哨音一响,我马上想到胡耀邦是高,在全国大多数人的脑袋都在发热时,他却保持着高度的冷静。当时我还没想到真的会闹事,可事实证明当天晚上就有群众上街闹事,还放火烧了汽车。
事后胡耀邦跟我说,他的秘书打电话告诉李梦华后,李梦华马上让秘书给几位副主任打了电话,传达了总书记的指示。只是不知哪个环节出了疏忽,并没有和北京市公安局联系,结果事件发生后,由于事先安排的警力不够,搞得非常被动。
这件事使我对胡耀邦更加敬佩了,他不仅预测到在那种过热的情况下有可能输球,而且看到由于当时物价上涨等原因,社会产生了不安定因素,很有可能会有人借着输球发泄心中的不满情绪。果然这些都被他不幸言中。他不愧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有着超越一般人的思维和胆识。
“五一九”之后,曾雪麟(时任国足主教练——编者注)讲过,他当时心理压力非常大,打平了都无法答谢国人,非得大胜不可,还要打得好看才行。我想,如果当时国家体委能够把胡耀邦的指示及时传达给教练组,传达给曾雪麟(从时间上讲是完全可以的,胡耀邦是下午讲的),给他们降降温,卸下包袱,那么比赛的结果会是另外一种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