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清华国学研究院办学特色相辅相成的,是它在制度层面的两大特点: 1 其一,选拔人才不看资历和论文数量而重实际水平。 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之初,吴宓推荐陈寅恪任教授。校长曹云祥因陈寅恪一无学位、二无论著,面有难色。梁启超劝荐道:“我梁某也算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曹校长被说服。 清华大学领导的宽容,还表现在聘梁漱溟为讲师上。梁漱溟当时才20多岁,根本没什么学历、论文,但他的佛学知识,对儒学的独到见解,打动了曹云祥和吴宓的心,遂从此登上中国学术前沿阵地。 戴家祥仅是个中学毕业生,且家境贫寒,1926年赴北京参加考试,经过严格的笔试,他力挫群雄,考了第7名;但还有面试一关,当王国维召见他时,发现他已读过自己的《观堂集林》,并有终身钻研古文字的志向,便高兴地录取了他。果然,戴家祥在90高龄时,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金文大字典》,实现了其师王国维的遗愿。 清华国学研究院不拘一格降人才,也即对人才的评估标准,决不呆板划一,讲究灵活务实。中国古代官本位的教育体制,最大的弊害,便是教条化和绝对化。后来的高等院校逐渐发展出量化的标准,对师资的聘用与评价,必须以学历与论著数量为标准。 从表面上看,这种门槛似乎很科学,形成了可以机械操作的“规则”但有个性、有创造性的人才,很可能被这种机械的操作规则拒之门外,或扼杀在摇篮里。因为一个人是否具有真才实学,是不能绝对以有无所谓博士、教授头衔,是否著作等身作为衡量标准的。 一部中国学术史业已证明:好些学者,真正能流传于后世的,往往就是一本书或一篇文章,已足流芳千古。所以,清华国学研究院大胆起用人才,对高等教育致力于学生独立、自主、求实、怀疑、批判等人格因素的养成不无裨益,因为学生具有了这种人格因素才能激发创造潜能,才能进行知识创新,才能有以坚毅的意志,实现宏远抱负的决心。 1927年编辑的《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生动地记述了前后两届同学在风华正茂年代,互道珍重,各抒壮怀的情景。戴家样出人意外,他说自己向往的是,要成为一个“勇敢、奋斗、忠实、千古少有的学者”像玄奘那样,令同窗学友大为感动。 2 其二,行政主管的服务意识和行政人员的精干。 且不说王国维辞谢院长之聘而转任教授,吴宓以哈佛硕士之名望和研究院主任之尊位甘愿为师生服务,单就校方对国学研究院师生无微不至的关怀,让今人听来好像“天方夜谭”。 例如,国学研究院的教师不仅月薪高于主任(吴宓月薪300元)等行政人员,而且出门用车,只要一个电话,校长办公室立即予以安排。又如,1927年6月2日,王国维投昆明湖后,戴家祥和刘节因悲伤过度,以致相继发烧,校方马上派车送他们去医院就诊。另外,国学研究院每学期举办师生茶话会。届时,校长、教务长、主任一定到会,毕恭毕敬地向全体师生致敬,感谢他们为清华赢得了荣誉。 再看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行政人员,最典型的是由吴宓这样的大学者兼行政主管,其他的行政人员更少,院里有事直接让校方解决,办事效率很高,真正做到了精兵简政。在此氛围下,导师对同学的关怀,也周到备至。陈寅恪为介绍戴家样、颜虚心去中山大学任教,前后三次致信容庚与傅斯年,言词恳切,现在仍保存在《陈寅恪集》里。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管理经验说明,高等院校的管理除了制度层面的因素外,尚要看管理者的素养。清华大学及国学研究院的校长、主任、教授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们在吸纳西方希腊民主思想、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人本哲学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人文关怀和民主作风,从而在教授治校的基础上,让科学的民主管理渗透到为教师、学生服务的实践中。管理者尽心为师生服务,是高等教育乃至一切学校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反之,便会异化教育规律,以致严重挫伤教师的积极性。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民主管理,在20世纪初叶中国社会、学术转型的过程中如同喷薄欲出的一轮红日,其意义不仅在于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大改革、一大奇迹,更在于让今人产生广泛的联想。 综上所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成功是多种因素相互交融的结果,虽然它在中国教育史上只是昙花一现,但给我们留下的诸多办学、管理经验,特别是如何利用社会条件脱颖而出的发展经验,当给今日创办世界一流大学以有益的启示。 注: ①笔者在1996年秋至1997年春,多次采访戴家祥先生,获悉不少清华国学研究院佚事,文中关涉戴家祥及他与导师们的交往内容,均为采访所得,不再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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