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我检查到灵魂拷问 然而令人深思的是,文学良知在自我检查的折磨中也会发生一些意外。比如列别杰夫-库玛契的反省就很别致。从30年代中期他就以编写赞歌得心应手,自称一个晚上就能来上一首,得意一时。比如在大清洗的恐怖年代,高歌“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地自由呼吸,人们像主人一样自由走来走去”(《祖国进行曲》);比如,他高歌《生活变得更美好、更快活》——“真想让广阔无垠的祖国向斯大林高呼,谢谢您,亲爱的领袖!”作为斯大林崇拜的一位首创者,消灭阶级敌人的高亢呐喊者,一块块奖牌挂满全身,当然还有一叠叠卢布塞满口袋。可不知怎的,这位高歌幸福的颂圣达人一下子就让抑郁重症病魔缠身了。连最高明的心理医生也没能让他在临终(1949)理智复原。人家再请他写诗歌颂斯大林,他借着疯劲儿甚至敢说“不”字。 在他的笔记里还发现了这类热昏的胡话(1946笔记):“我为自己没有才气而痛苦(注:至今仍有人指责他剽窃)、为我灰色的生活而痛苦。我再看不见主要的任务——一切都是那么猥琐、一切都灰暗无光。瞧,还有这12套衣服,3辆小汽车,10套餐具……多么愚蠢、多么庸俗、多么不体面、多么没趣味……”再如(1948笔记):“……奴颜卑膝、阿谀奉承、阴谋诡计,肮脏的工作手段,谎言——这一切的一切早早晚晚都是要被揭穿的……”——也许,在这位走红的列别杰夫-库玛契心里进行着一种独特的自我检查,或者是创作良知在作祟? 这种自我检查中的良知反省也发生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典作家奥斯特罗夫斯基身上:他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刚刚发出铮铮的豪言壮语,忽然间又多次在朋友面前吐露出一句:“我们所建立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这句文本注释就像在自己的红色经典扉页上,狠狠地打了个问号加惊叹号。 当然,作家良心最悲壮的自我检查当属法捷耶夫。多年来,这位文学总管,不知帮助多少人做过自我检查(难怪有人一出狱就找上门来送他一记耳光),实际上自己也身先士卒挨了斯大林多少训斥,内心做过多少自我检查,可惜恐怕多是真心的。因为直到自杀前不久他还把奉命重写、加入地下党领导主线的《青年近卫军》满意地读过一遍,甚至为过去小说里没有这些新章节感到奇怪!自我检查的感觉真好。可忽然间,这位苏联文学的领军人物就成了整日醺醺的酒鬼。官方强调他是在酒精中毒的昏迷中开枪自杀的。而胡言乱语的遗书到苏联解体前才被抖落出来。其中痛言“苏联文学已经被玷污、被戕害、被扼杀”,“优秀的文学干部在当权者罪恶的纵容下,或被从肉体上消灭,或被折磨至死,其人数之多,甚至历代沙皇暴君做梦也难想到”;而作家“被贬低到孩童地位,被毁灭,被意识形态恫吓,这一切却被称为‘党性’”;他承认“把我变成了一匹拉车的马”,而关键是他瞻望前景而无限绝望:“我们可以想象他们会比暴君斯大林还要坏”。这或可算是代表苏联文学做的总结性的自我检查。 看来,苏联文学者未必如一些苏联批评者说的,良知渐已麻木、思想渐被毒蚀,翅膀已被剪断,一代不如一代。那些构成苏联文学脊梁的作家恰恰正是从自我检查的痛苦磨难中,从由此而引发的文学良知的拷问中,孕育出真正的苏联文学,所谓发愤之所为作也。 比如就在这种良知拷问中,布尔加科夫写下宁肯“放进抽屉的黑暗之中”留给后世的传世名著《大师和玛格丽特》。为了“说出要说的话”,这位作家的良知忍受了多少委屈!值得一提的,在这遗嘱性著作中,他进行了最后一次悲壮的自我检查:道出一个知识分子良知的忏悔:“他不配得到光明,他争得的是安宁。” 而普拉东诺夫的自我检查则要求自己写出小说《回家》(1946),痛思战争给苏联普通家庭带来的创伤。他未必没料到这忤逆官方思想导向的小说,必使他晚年的困境雪上加霜。 有意思的是,苏联文学史中有不少犹如对峙般的作品,是作家自己一生前后所写。比如30年代使特瓦尔多夫斯基名声鹊起的集体化颂歌《春草国》(斯大林二等奖),对峙着诗人死前不久讲述父亲成为集体化牺牲品的长诗《凭着记忆的权利》(1969,1987年开禁)。再如使阿扎耶夫一举成名的长篇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1948,斯大林一等奖),歌颂身处远东的劳动英雄们的革命热情,它对峙着作家晚年的心灵倾诉:小说《车厢》(1964,1988年开禁)。原来那“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是劳改营,那些劳动英雄,包括作者在内,都是劳改犯。而《车厢》则力图复原30年代苏联严峻的社会现实,诉说车厢里一个个劳改犯的冤狱、不幸和苦难。在一个深夜,作家向妻子坦白了自己的写作冲动:“也许是为摆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的重负。我确信我近来的病就是多年的折磨造成的。万一我无法治愈,我的经历便会随我而去……” 格罗斯曼当年也曾为出版《为了正义的事业》(1952)忍从了官方调教,篡改情节、补加颂圣。但他终于有勇气冲决自我检查,写出拷问苏联严峻历史、所以也遭到严酷命运的长篇小说《生活与命运》(1961,1988年开禁)。他给赫鲁晓夫的信说,“对我这本书所采用的种种手段,人们想秘而不宣。因为这不是和谬误诽谤斗争的方法。和谎言是不这样斗争的。为反对真理才是这样干的。”信中他甚至愚蠢到提出“让苏联读者评判自己说的是谎言还是真理”。在文艺界誉为以“剥夺俄罗斯人精神生活”为天职的苏斯洛夫赶紧预定这本“会给苏联人民带来危害”的书250年后可以出版,一时竟忘了自己能够尽职的阳寿。 一部苏联文学史中,有多少作家经历了一生自我检查的磨难,创作良知终于复苏,终于意识到文学的使命,再不肯放弃记忆的权利、思想的权利。泛滥的地下出版物、国外出版物(偷送国外出版再传入国内)显然是作家的创作良知砸碎自我检查的闸门所致。作为一个真正作家的良知忏悔也就成为苏联文学发展的正能量。比如著名女作家利季亚·丘科夫斯卡娅曾悔恨“我睁开眼睛是不是太晚了”!她“万分惭愧”,“竟然歌颂斯大林宪法和斯大林的西伯利亚工业改造”,她敢于忏悔,“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谎言的制造者,对社会真相保持沉默”。而她终于感受到“但是总有一天真理会哽在他的喉咙,并永远钻入他的灵魂”。于是,“我想一个螺丝一个螺丝地研究这架机器如何把充满活动精力的活生生的人变成冰冷的死尸”。 在把大量对人民有害的文学赶入地下、赶出国门之后,苏联文学迎来了史称社会主义文学的“最后一次辉煌”。而在这辉煌的旷野上,再感受不到当年沸沸扬扬的一片自我检查的忠心,却也有些形单影孤的文坛老将壮心不已。如柯切托夫就紧绷自我检查之弦,紧跟上官方的冷战思维,写出小说《你到底要什么》。情节就是揭露4个混进苏联的外国特务,用腐朽没落的西方思想腐蚀青年,极尽搞垮苏联之能事。把人心颓唐、大厦将倾的危象归因为帝国主义特务作祟,文笔虽显陈腐,但作品当时被指为“侮辱苏联人民”,还真是荃不察作者的一片衷情了。应该的倒是要劝作者想想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这点简单的道理。 在苏联文学晚期,作家的自我检察显出和官方查禁捉迷藏的姿态,而文学史也终于显露出规律性的结局:自我检察也在创生思想、激发想象、激变文思,产生新的文学语言和形式。这不仅是指文风的流变,如写惯了少女柔情的阿赫玛托娃炼铸成俄罗斯母亲的沉郁顿挫、慷慨悲歌的节律(《安魂曲》),也是指自我检察教会作家用伊索的语言完成文学的社会责任。伊索语言不也是世界文学史上一种优美的艺术语言吗?!作家的自我检察表现为对官方文学思想导向不言不语、敬而远之,却各自探索出种种打擦边球的文学语言。如苏联民间就产生了一种不去申请书号的独特的文学形式:行吟诗人。被称为“人民良心”的维索茨基,自己写诗谱曲、自操吉他、弹奏演唱,吟咏人民心声的苦辣酸甜,被民间转录吟唱,传遍苏联每一个角落。奥库扎瓦也是这样的人民歌手,民众中广泛传播着他那充满隐喻、反讽活力与独立精神的诗歌。又如特里丰诺夫式的社会道德小说,万比洛夫式的抒情心理戏剧,拉斯普京式的道德寻根小说和一系列预警性的、微言大义的文学作品,都充满历史追问、道德反思和对丑恶现实的社会性拷问。更有许多人干脆像田德里亚科夫一样,把自我检查出“通不过”文网的作品收进抽屉里,这才造成后来苏联文学开禁时期那可怕的井喷。所以只要会看,你就能觉出苏联文学愈发沉甸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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