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后疫情时代全球复苏的风险：惰性

华盛顿人

　　斯蒂芬斯：如果政治人士只是采取“修补一下对付着用”的策略来应对疫情影响，就会让民粹主义有机会重创自由民主制度。





　　2020年4月26日 15:17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菲利普•斯蒂芬斯


　　透过眼前的迷雾可以看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结束后的世界将呈现另一番景象。部分轮廓已经显现。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造成的经济后遗症将包括产出急剧下滑、企业大范围倒闭、失业率上升和财政赤字累积。全球最富裕的国家将会在短时间内纷纷变穷，债务负担更加沉重。资本主义将呈现出一副新面孔。


　　救助企业的政府可能要求在这些企业的运营管理方面拥有更大发言权。加税将成为必然。政治人士将寻求培育国家冠军企业，尤其是在制药等行业。边境控制将变得更加普遍，而在各国内部，当局可能将牢牢抓住疫情危机期间获得的监控权力不放。


　　这是否意味着一场一代人一遇的变革——这场变革将永久性改变各社会内部的权力平衡并重塑国家间关系——将取决于政治领导人的决策。民粹主义将把他们拉向狂热的民族主义，预示着新一波去全球化转向。惰性将让政治人士有理由试图胡乱应付过去，只在边缘做调整。开明的自利应该为自由民主国家打造一个修补陈旧的社会契约的机会。


　　民族主义的升级将使得感到恐惧的社会退缩至边界之后。与此相反，新冠肺炎无视国界的致命蔓延，突显出全球相互依存与亟需合作框架之间的关联。这场较量的结果并非命中注定。新的前景将取决于政治选择和领导力。


　　富裕民主国家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回应提供了警示。那时候的政治人士可能已从世界金融体系的崩溃和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中吸取了两大重要教训。所谓“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宣扬的那种“百无禁忌”(anything goes)的资本主义，已导致大部分选民不再赞成这种市场经济模式。而且，以牺牲其他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让最顶端的1%人口更富裕的全球化模式，已经让支持自由开放市场的说法不再可信。


　　然而，当时各国政府的应对措施是实施紧缩计划，将金融部门的损失国有化，并转嫁到其他所有人身上。银行家们受到了不痛不痒的批评；低收入工作者遭遇工资冻结和大幅降薪。美国只管走自己的路。欧元区各国政府就强国和弱国之间应如何分担成本陷入了激烈争吵。


　　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赢得美国总统大选、英国决定退出欧盟，以及欧洲各地极右和极左政党的崛起，这些事件没有任何不可思议之处。民粹主义者让“被抛下的群体”的的强烈不满得到了表达。


　　为此次疫情大流行买单将引发所有同样的问题。重拾紧缩政策将是愚蠢行为，将招致大范围的社会动荡（如果不是革命的话），还会给民粹主义者带来天赐良机。随着时间的推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将不得不支付这些财政账单。然而，只有在一个承认多数人的福利高于特权阶层利益的新社会契约框架内做出调整，自由民主制度才能经受住这第二波严重的经济冲击。


　　2008年金融危机后，从事不稳定工作的低收入工作者承受了了冲击。他们不会愿意再来一次。新冠病毒应该已经让我们认识到，如果没有这些拿最低工资的工作者照顾病患和老人、为超市备货、为亚马逊(Amazon)投递包裹，我们的经济就无法正常运转。公平的概念已经获得政治影响力。


　　全球供应链出现某种程度的缩短不可避免。然而，疫情大流行暴露出，即便最富裕的国家也远远达不到战略自给自足。各国间围绕检测试剂、药品和防疫物资的争抢将推动政治家更多地进行国家层面的规划。最终，我们可能迎来法国政治人士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所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


　　这场大流行病显示出，除非永久性地封闭边界，并恢复自给自足的经济，否则各国政府无法回避国际间的相互依存。最明显的是，世界各国需在抗击全球疫情方面——包括病毒追踪方法以及治疗性药物和疫苗方面——投入更多、而非更少的整体努力。


　　正如在2008年之后的几年间，当前最大的危险也是惰性——疲于抗击疫情的政治人士采取一种“修补一下对付着用”(make-do-and-mend)的策略。结果是，他们会认为，只要这里多一点福利支出，那里进行一下政府干预，战略部门来一剂保护主义就足够了。这些不够。相反，不认真的改革只会再次招致民粹主义者拿起武器反对自由民主制度。


　　最近，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举起了开明自利的大旗。这位德国总理称，这场疫情大流行给欧盟带来了成立以来最大的挑战。她还表示，应对措施必须关乎团结，“关乎展示我们已经准备好保卫我们的欧洲，加强我们的欧洲”。这些是很好的意见，即使距离需要这些意见的时候已经过去了许多周。现在，我们必须等待行动的迹象。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