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

寒冬开梅

通常大部分“民科”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跨界作业，试想一位学理工科的人来研究历史会是怎样的情形？这么说绝对没有否定理工科学子们转行从事人文事业的意思，只是想强调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一样，需要接受基本的学术训练，并非毫无门槛、随意而为。

2002年，中华书局曾经出版过一本名为《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的学术著作，作者朱学渊1978年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著名力学家谈镐生院士，1983年在美国蒙大拿州立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由于“中华书局”的金字招牌，以及收入此书的“世界汉学论丛”以往的水准，导致它出版后颇受关注。因研究五四运动而著称的史学家周策纵还为此书撰写序言，文学批评家李劼也称朱学渊“是北方民族探源上的拓荒者”，那么到底这本书想说明什么？　


朱学渊《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

简言之，这本书试图证明“马札尔人（即古代匈牙利人）起源靺鞨”以及“夏商周人与蒙古-突厥-通古斯语诸族同源”，所谓“靺鞨”是汉语古籍中对于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民族称呼，他们是女真人乃至满族的祖先，不过怎么看都和古代匈牙利人八竿子打不着，关键是作者如何将二者扯在一起呢？

朱学渊在书中罗列了大量今匈牙利语与女真语、蒙古语乃至锡伯语种的诸多被看作音、义都相近的“关联语词”，以此作为论证马札尔人起源于中国东北的证据。不过，著名蒙元史学者姚大力已经在《马札尔人是西迁的靺鞨部后人吗？》（收入氏著《北方民族史十论》）这篇书评里对其观点做了有力批驳。

例如，朱著中将匈奴姓氏“须卜”与女真部落名“苏不鲁”、匈牙利姓氏Sipos相勘同就闹了笑话，“‘卜’在古汉语中是带有-k收声的‘屋’部韵入声字。是知用‘须卜’两个汉字来音写的匈奴姓氏，它后一个音节乃是-buk/-bu。但女真姓氏‘苏不鲁’的后两个音节或最后音节应为-bulu/-buru或-bul/-bur；而匈牙利姓氏的最后音节则是-pos。三者的最后一个音节明显不同，我们不知道朱著凭什么把它们混为一谈”。诸如此类，朱著中的语言学谬误可谓不胜枚举。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朱学渊使用历史比较语言学这种论证方法本身是没问题的。历史比较语言学起源于18世纪欧洲学者对于古印度梵语与欧洲语言相似性的发现与研究，随后成为欧洲传统东方学与现代史学研究的科学方法，即所谓“审音勘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傅斯年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是在这种科学方法的引领下创立的，并且吸引了陈寅恪、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李济、董作宾等一批著名学者加入，在语言、历史、考古等领域都留下了丰厚遗产，从而成为中国现代最为重要的学术机构。

但问题是，用“审音勘同”的方法进行古史研究需要接受严格的语言学和历史学训练，如果涉及中国史上的“四裔”，还要懂得古汉语音韵学，否则就会纰漏百出，贻笑大方。鉴于历史比较语言学早已成为广大民科（包括苏三女士）施展想象力的一大“法宝”，这里有必要引用一下姚大力教授对于其局限性的忠告：

其一，尽管在提供否定性证据方面审音方法的功能较为显著；但是在相反的情况下，仅仅以审音为证据的勘同结论往往是十分不可靠的。特别是当被研究的对象所处时间和空间的历史跨度都极大的时候，审音勘同必须与其他各方面的历史证据密切结合，才能有助于辨析事实。其二，对审音勘同法则的严格性也不应过于迷信。例如，普立本证明，用汉字入声字来音译的音节，在其源词的正字法中就不一定都有尾辅音。此外还有许多其它例证，说明古人译音用字也有相当随意的时候。所以在使用审音勘同方法时，既需要尽可能遵循由过去经验所确立的有效法则，又不能简单地依靠墨守这些法则来处理所有资料。

有趣的是，朱学渊继《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之后再接再厉，又出版了相对通俗的《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论证出许多上古中原人名大都是后世戎狄族名，如“虞舜是乌孙”、“句践是女真”、“叔孙是肃慎”、“孟柯是蒙古”、“墨翟是勿吉”、“荆轲是准葛尔”等等，令人不得不佩服其大胆的穿越与推理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