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之路:美英模式VS日德模式
更广义的看,面对“修昔底德陷阱”的挑战,规则的视角也是非常重要的。人民大学时殷弘教授对于过去近500年来国际关系史的回顾似乎显示,直接挑战世界领导者的国家无一不落入失败者的行列,替代老霸主成就新一代霸业的国家,都是在某种程度上首先继承了老霸主在制度规则上的优势,又能够进一步发扬光大的国家,18、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无不如此。
在英国兴起之前,荷兰是西北欧最发达的国家。荷兰的兴起与它是欧洲第一个共和国有关。荷兰首先以社会契约的精神约束了政府的活动:政府不能随便让债务违约,货币贬值,也不能把本国的富人财产充公来偿债。这样的优势使得荷兰在与西班牙进行的独立战争中享有财政优势——按照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名著《大国的兴衰》的记载,荷兰国债的利率不过3%,而上述行为一个不落的西班牙王国政府债券利率则高达6-7%。几十年下来,西班牙财政无力支撑被迫承认荷兰独立。而由于大家觉得在荷兰做生意很有保障,阿姆斯特丹很快成为了当时欧洲的贸易与金融中心。
众所周知,英国成为第一个全球霸主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君主立宪制度和工业革命。君主立宪以法律的形势确立了社会契约对于政府的约束——继承了荷兰的长处,而工业革命更是使得英国具备了技术的优势。至于美国的兴起,更是直接继承了英国宪政的传统,而且在建国之际吸收了当时欧洲最先进的一些对政治制度研究的成果,包括三权分立等。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伴随着人才和财富流向美国,科技创新不断在美国出现,美国继英国成为了下一个世界秩序的主导国家。而二战以后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等,也在诸多方面也是吸取了英国曾经主导的国联的教训和经验。
与美英崛起模式相对应的是日德模式,在一战二战爆发之前,德国上下也充斥着被英国打压的愤怒情绪——特别是一战结束所签订的《凡尔赛和约》被视作极度屈辱和不公;而日本在袭击珍珠港之前,又何尝不怨恨美国包括“石油禁运”等在内的各种打压?就今天看来,包括《凡尔赛合约》等在内的一些规则确实存在不合理之处,但是这两个国家既没能提出一套更好的规则来取代当时的规则,也没有寻求在既有规则之内协商解决问题,最终走向了通过实力直接改变国际秩序的道路。它们的悲惨结局作为前车之鉴不可不察。
从中国商务部的公告来看,中美双方可能会继续进行相关的贸易谈判。笔者以为贸易谈判不宜让修昔底德陷阱的视角成为主导,而应该从国际规则的角度入手。对于特朗普政府的一些明显不符合国际准则的主张如单边主义、限制两国正常的科技往来等中方完全可以据理力争,但是对中方与国际贸易规则不符的行为则不宜持有过度强硬的立场。
实际上,笔者也注意到中国政府近期在“制造业2025”等政策的实施和宣传方面立场似乎有所软化,一些高级官员也提出中国产业政策的实施要逐步符合国际规范——从直接补贴某个特定企业的歧视性产业政策向补贴消费者、补贴专项的科技研发这样的功能性产业政策转型。这些变化对于推动中美谈判取得进展,缓解中美矛盾无疑是一些积极的信号。 当然,从更高的层面上考虑,今天的中美摩擦客观上具有修昔底德陷阱和意识形态冲突的双重属性。在意识形态领域,像某些人把美国的标准和观念全部视作普世价值、奉为圭臬固然没有必要,但是也不宜把美国推进其标准和价值的行为全部视作是其霸权扩张的表现,尤其不能够忽视美国规则中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一些相对科学的认识和总结。对于中国而言,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和分析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和大方向,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自己在意识形态和制度规则方面的主张,争取美英模式而避免日德模式才是应对中美摩擦中“修昔底德陷阱”的正确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