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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
断断续续，零零星星地大约花了将近一年时间才将《柳如是别传》读完。记得还是读硕士时，一次在图书馆查阅文献，偶然幸遇这部巨著，但当时只是随手翻翻，以为不过是本才子佳人故事，并未阅读。去年在北京清华大学拜谒了王国维先生纪念碑，想到这部著作出自陈先生这样的大家，且是先生在几近失明的情境下，历时十年方成，定不简单，于是从一堆故纸堆里翻出这本书。书的原主人是谁已记不得了，我的书被借走未还回的不少；我借别人的书时久未还的也有许多，一笔糊涂账，读书人的事，大莫如此。读第五章复明运动，感受到从一个小人物的角度审视与感受世间大变，其感觉与读顾诚的《南明史》完全不同。阅读期间，穿插的浏览了陆键东先生所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更是加深了对《柳如是别传》的理解。书读完，对先生为一风尘女子做传的目的印象尤深。
先生撰写此书的目的，可能得答案有三个。一是吴宓先生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说此书“藉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趣之行动也。”中山大学蔡鸿生教授也认为《柳如是别传》是陈先生微言大义民族精神与气节，为华夏文化托命。二是余英时先生1994年提出的此书是先生表达当年未去台湾的忏悔之情，而《别传》缘起章中有一诗句：“平生所学惟余骨，晚岁为诗欠砍头”一语恰好印证。三是为祭奠“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逝去。众多解读意见纷扰，其中有种观点根据陈先生书中一语：“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认为这三种观点相互间并不矛盾，华夏文化的精气神也就是家国情怀，民族独立与自由。我认同第三种观点，但不认为“独立”与“自由”的主体是民族。要理解先生，最好从先生对“贰臣”钱谦益的评价中揣摩。
显而易见，先生很欣赏一直被世人唾骂的钱谦益。作为士林领袖，钱选择偷生而非殉国，但寅恪先生在书中说“应恕其前此失节之愆，而嘉其后来赎罪之意，始可称为平心之论”，牧斋之降清，乃其一生污点。但亦由其素性怯懦，迫于事势所使然。”如果“独立”与“自由”的主体是民族，先生当对钱口诛笔伐。因此，虽大节有亏，但明灭也不过只是“一姓之兴亡”，是“亡国”非“亡天下”。什么是“天下”？我理解陈先生其实是认同钱谦益“为生民立命”就是保全“天下”的做法。钱在目睹扬州十日后为避免生灵涂炭降清，试想这样做难道会不比用成千上万老百姓的性命去为一个腐败的政权殉葬要好？钱建议多铎“吴下民风柔弱，飞檄可定，无须用兵”，由此也可看出他的用心。但在经历嘉定三屠后，钱又投入“反清复明”运动之中，因为他认为这已不再是“亡国”，而是“亡天下”了。“天下”是“生民”的，而不是一姓一族的。
钱降清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贪恋与柳如是高山流水，红袖添香之情。新婚之夜可秉烛夜谈通宵，看重的绝非色欲满足。在一个以理学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年代，作为东林党领袖的钱谦益以匹嫡之礼迎娶风尘中的柳如是，他所承担的压力可想而知，他对这位知音的珍视可见一斑。知音是自由思想的同行者，较之对一姓社稷的忠诚要难得。综合所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相对于作为个体的人，而非民族与国家而论。思想的自由永远是那么可贵，却又永远那么难得，诚如寅恪先生的诗句所言：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在历经多次的浩劫、运动与改造后，思想的自由恐怕已是绝响。
囫囵吞枣，走马观花地读完这部巨著，或许我对先生有误读，但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先生的哀伤。文章千古事，我们已无先生那样殉道的勇气，但先生至少告诉后世学人，在纷繁的世情之中修身之道何在，应该珍视与坚守什么。
目 录
第一章 缘起
第二章 河东君最初姓氏名字之推测及附带问题
第三章 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
附：河东君嘉定之游
第四章 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
第五章 复明运动
附：钱氏家难
雷达卡
发表于 2015-10-10 12: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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