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连载）

华盛顿人

01章 引子 周恩来不是帅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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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日本人看过我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对我说：中国在半个多世纪里是属于 “神圣”的，这个神是毛泽东，这个圣是周恩来。

他的目光分明是问：你把毛泽东请下了神坛，是否打算把周恩来请下圣坛？

所谓请下“坛”，其实就是他们回到人间，回到尘世；不但可敬，而且可亲。他们 的伟大、高尚、英明，绝非可望不可即。他们生前不曾须灾离开人民，他们死后，精神 融于民众，决不该成为人民顶礼膜拜的偶像。

比如，在我们5千年的文明史中，“禅让”是受到最高赞誉的大公无私的圣人之举； 没有几个人能做到，所以也没有几个敢称圣人。

于是，便有许多人联想到周恩来，或明确或含蓄地讲：周恩来不当一把手(帅)，不 当二把手(接班人)，甘当三把手，这是伟大的谦虚。

这些人可以列举许多实例，比如遵义会议。说20年代和30年代初，周恩来在党内的 名望和职务都高于毛泽东，他用自己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威望支持毛泽东，确立了毛泽东 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自己甘愿做他的助手，这种谦让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

我的观点不同。周恩来无疑是谦虚的，这表现在他的不耻下问，善于向别人学习； 表现在他的民主作风，勤于听取群众意见；表现在他总是乐于自我批评等等，而不是表 现在不当一把手，也不当二把手。

有人说伟大的谦让，就避不可免被另一些人说成是“明哲保身，勇气不足”。甚至 归结于“绍兴文化”的影响。说绍兴的文化人不应科举，不作县令，只作师爷，以致于 中国“无绍不成衙”；人们说师爷往往不说师爷，而说“绍兴师爷”。周恩来的祖父、 外祖父都是当师爷出身，说他们的处世哲学避不可免地对周恩来有影响。

我的观点是：周恩来不当一把手(帅)，不当二把手(接班人)，在“宰相”位置上鞠 躬尽瘁27年，并可由此上溯至红军战争时期，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是处于主要的辅佐位置， 被许多老人比喻为“军师”，事实上的“总参谋长”，这一切都不能叫作伟大的谦让， 而是伟大的自知之明和知人之明。

周恩来明智地说：“我不是帅才。”

明智决非明哲保身，不明智只是匹夫之勇。

匹夫之勇不是勇；是鲁、是莽、是愚。

最大的勇敢莫过于看清事实而敢于实事求是。

王明、张国焘不是帅才强要作帅，结果一个跑去苏联，寄人篱下；一个投降国民党， 仰人鼻息。又何以论勇气，逞英雄？

周恩来不是帅才。

我曾经难以容忍这个观点或这句话，以为这是对我心目中至圣至伟的周思采的莫大 侮辱。现在，我首先公开说出这个观点这句话，可能要遭到指责、批判，但我坚持说： 这是事实。我劝那些容不得我这个观点这句话的好心的同志想想我曾想过的问题：

如果我说雷锋活着也不适合当军长、师长，你怎么想？

让科学家去种地，去打扫卫生是错误的，那么某省一度让农业劳动模范去当公安局 副局长能是正确的吗？能是真正爱护这位劳动模范的明智之举吗？

班长这个位置并不影响雷锋的光辉。

我们难以改变的一些旧观念才往往好心帮倒忙，爱得深却不会爱，反而损害了心中 深爱的人。

毛泽东能够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成就开天辟地之大业，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知人善任。 处于新中国权力顶层的领袖人物，曾被老百姓简化成：毛刘周朱陈林邓。毛泽东对他的 这些战友、同事。是怎样的看法和评价？

国家经历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想陈云，讲了“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又讲 了曹操败于赤壁，思念郭嘉的故事。

毛泽东让林彪当接班人时，讲了“为要打鬼，借助钟馗。”

对另外4名战友，毛泽东在莫斯科有个谈话，分别作了评价。

那是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 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这两个会议，主要的活动是会前的双边、多边接触，主要是中共与 苏共的谈判，协议有了才好开大会。

那是赫鲁晓夫第四次来陪毛泽东用餐，餐桌上谈得仍然不愉快。离开餐厅，来到会 客室，毛泽东转了话题，撇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通报中国党的情况。

“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了。”毛泽东望着赫鲁晓夫，语气庄重。

赫鲁晓夫并不感觉意外，因为1954年毛泽东就讲了不想当国家主席的话，他讨厌诸 如迎送国家元首，接受各国大使递交国书一类国事活动。半年前，伏罗希洛夫访华，毛 泽东再次表明不当国家主席的决心，伏罗希洛夫带回了这个信息。

“有人接替吗？”赫鲁晓夫眨着眼问。

“有。我们党里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毛泽东综合评论后， 便搬动手指，如数家珍：“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 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L921年转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 了。他的长处是政治上坚定，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

“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听到过这段评价的中国同志都想不通。外国的共产党 人也明白；评价上的前后矛盾显然出于政治原因，而非实事求是。

“第二个是邓小平。”毛泽东搬下第二个指头。在场的同志都印象很深，因为按声 望和职务，大家都以为该说周恩来了，但毛泽东先说了邓小平。“这个人政治性强，思 圆行方；既有原则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很有发展前途。”

赫鲁晓夫忽然苦笑：“是啊，我也感觉到这个人很厉害，不好打交道。他观察问题 很敏锐……”赫鲁晓夫收住嘴，作个手势，表示办事坚定果断的意思。

毛泽东也笑了，他知道邓小平在两党谈判中使苏联人日子不好过。他在面前竖起一 根手指表示强调：“今后他到这里来，同我到这里来一个样；你们怎么对待我，就怎么 对待他。”

当时在场同志对这段话记忆深，是因为毛泽东对邓小平评价高又唯一没讲缺点。

毛泽东继续搬下第三根指头：“第三个是周恩来。这个同志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 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但是周恩来政治上弱点……但他是个好人。”

赫鲁晓夫点点头，说：“咱们都是6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里将由柯西金接替部长会 议主席职务。米高扬也是政治上原则性不够强，拿掉谁他都难过……但他是个好人。” 赫鲁晓夫舔一下嘴唇，又情不自禁地补充说：“不过大家还是希望由我来管全局。”

毛泽东已经搬下第四个指头：“朱德同志年龄大了。他德高望重，”毛泽东略一停 顿，加重语气，“威望很高。但你不能指望他主持工作办大事了，年龄不饶人。总之， 这些人不管谁到这里来，希望你们都把他们像我一样来对待，都看作是你们的朋友。”

“那好，我们一定会这样做。”赫鲁晓夫晃动一下右手食指：“实际上他们也是我 们的朋友。”

‘毛泽东这些评论语言，言简意赅应该说是深刻而又实事求是的。建国后，周恩来 多次坦率地讲：“我不是帅才。”

在一次涉及人事分工的会议上，毛泽东望住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来怎么样？”

周恩来摆手：“不行不行，主席，你是了解我的，我不是帅才。我理理家可以，作 不了帅……”

邓小平也曾在一次会议上坦率地说：“周恩来同志不能当主席的接班人，不是帅 才。”

董必武点头，慢条斯理地说：“总理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很好的大管家。”

我们如何理解领袖群中这样一致的看法？或许薄一波的回忆可以对我们有所启发。

1950年6月6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因为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毛泽东的报 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所以全会期间，周恩来曾与中财委 的薄一波聊天，谈论稳定物价等问题。

话一聊开，内容渐渐广泛。周恩来想到什么事，带着思考的神情问：“一波同志， 你在晋冀鲁豫同伯承、小平共事多年，你对他们二位的工作怎么看？”

薄一波说：“他们在工作上配合得很好，确实是同心同德，和谐有致。”

周恩来笑着摇头：“我不是讲他们的配合，而是问你对他们的工作方法怎么看？”

薄一波恢谐、幽默，聪明地反问道：“总理，您是老领导了，又跟他们相识甚早， 您看呢？”

“好啊，”周恩来爽笑道：“你又把问题原样奉还了。”

薄一波也笑：“不是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吗？我这叫解问题还需提问人嘛。”

周恩来敛去笑容，思考着说：“据我多年观察，他们两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小 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则是‘举轻若重’。你看是不是这样？”

薄一波连连点头：“完全同意总理的评价，这八个字概括得很准确。他们在工作上 所以配合得那样得心应手，恐怕这是一个重要因素。”

周恩来仍然是一副凝重的思考神色：“那么，这两种工作方法你比较喜欢哪一种？” 不待薄一波回答出他的所选，周恩来已经沉思着继续讲下去：“从愿望上说，我更欣赏 小平同志的‘举重若轻’，但说实在话，我这个人做不到这一点。我同伯承同志一样， 在工作上常常是‘举轻若重’。这也许是同我长期负责具体的执行工作有关吧……”

无疑，总理对自己有着深刻的认识，并且乐于承认。他确实做不到举重若轻。他的 外事秘书陈浩，见他三更末眠，五更又起，日理万机，辛劳过度，曾忍不住劝说：“总 理，有些事你不要管得太细；又管这又管那的，一个人的精力哪顾得上那么多呀？”

周恩来忽地从办公桌后立起身，真生气了。他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扇动着大声问： “你看看，这事我不管行吗？”

总理扔下这份文件，又抓起另一叠文件：“你说，这些事我不管行吗？”

接着，他又拍拍第三叠文件：“这几件不管也不行！”

他疲惫而又委屈地叹口气：“别人不知道，你们还不知道吗？总是这样来说我！”

事无巨细，总理拿起就不肯放，放不下。

有些人喜欢用“日理万机”搞歌颂，见了领袖人物就说“百忙”，就说“日理万 机”。

用滥了，根本不准确。

日理万机只能是“宰相”。为“帅”者只能举重若轻，以这种气势胆魄去作战略决 策和决断重大事件；只有举轻若重才会出现日理万机。这不是基本常识吗？

总理对各省市各部委领导爱讲一句话：“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找我，直接给我 办公室打电话。”

总理对他的秘书们也爱讲一句话：“你们有事一定要报告，不要怕我忙么，我不怕 忙，我能忙过来。”

一位秘书对我讲，他见周恩来忙得两天没合眼，忍不住说：“总理，首长里面就数 你忙了，这些材料可以送给小平同志去看么……”

周恩来往太阳穴上抹抹清凉油，继续批阅，一边轻声说：“我是总理。这些具体事 我多干一些，他可以去管点更大的事，多想想决策上的事。”

总理讲这个话的时间是国家进入困难时期那一年，说明他那时就肯定了小平同志举 重若轻的帅才。

有些事是那些部长、司局长都不屑一顾的琐事、小事，周恩来不但乐于管，而且管 得仔细认真。毛泽东在听到几件这类事后，曾对许多人感慨：“还是我们的总理啊，上 至国家大事，下到服务员的工作都关心到了！”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曾对毛泽东说：“我真羡慕你有个周总理，我们就缺一个周 总理。”

尼克松与周恩来接触算不上多，却在一面之后即对周恩来的“举轻若重”大发感慨：

周恩来也具有另一种罕见的本事：他对琐事非常关注，但没有沉湎于其中而不能自 拔。我们在北京的第三天晚上，应邀去观看体育和乒乓球表演。当时天已经下雪，而我 们预定第二天要去参观长城。周恩来离开了一会儿，我以为他是去休息室。后来我才知 道，他是亲自去关照人们清扫通往长城路上的积雪。第二天，路上洁净得如同不曾下过 雪似的。这个例子是很典型的。

我还发现，在机场欢迎我们的仪仗队是周恩来亲自挑选的。这些士兵身体健康、魁 梧，穿着整洁。周本人还亲自为乐队挑选了在晚宴上为我们演奏的乐曲。我相信他一定 事先研究过我的背景情况(事实上正是如此)，因为他选择的许多曲子都是我所喜欢的， 包括在我的就职仪式上演奏过的《美丽的阿美利加》。在结束这次旅行后，国务卿威廉 ·罗杰斯告诉我：有一次，在他与周恩来会谈之前，进来了一位年轻的妇女，递给周恩 来一份报纸清样请他过目。这是周为第二天报纸编排的头版。

对于周恩来来说，任何大事都是从注意小事入手这一格言是有一定道理的。他虽然 亲自照料每一棵树，但也能够看到森林。

毫无疑问，当我们赞颂周恩来“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周密细致，扎实稳妥”。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时，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联想到诸葛亮，但我相信不会有人想到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对于一个人来说，不可能兼俱“举重若轻”和“举轻若重”的两 种优秀品格。但对于一个事业来说，必须兼有这两种优秀人才。

曾有一位老干部不解地对我说：“哎呀，有些事小平同志就真能放得下手，就真敢 放手不管交别人管。”曾有更多的老干部跟我谈起他们接触邓小平所目睹他“举重若 轻”，“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故事。

其实，这正是帅才所必备的优秀品格。若无这种大气势，他怎么可能成为继毛泽东 之后，又一个改变中国历史，改变中国命运的伟人巨人？

我还要说的一点是：周恩来的伟大高尚决不在于他是否是帅才，而在于他在自己的 位置上怎样做的？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和业绩？

当毛泽东从延安飞重庆，以大手笔感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和那位一代天骄成吉思 汗“俱往矣”时，周恩来却在这条路上丢开秦皇汉武不看，只看了张良庙和武侯词。

当毛泽东赴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津津有味地渎着彼得大帝和拿破仑时，斯大林着 急地说：“你不行，这些具体事你谈不清，你叫周恩来来谈”……

我创作中的书，正是要由此谈起。不过，谈话音将不再是我，而是跟随总理几十年 的何树英同志。

华盛顿人

02章 三次预见预言
总理是讲过自己不是帅才，邓大姐也这样说，我们听了不舒服；主席和小平再这样 讲，我们曾感到委屈。现在回想起来，是传统文化、传统观念影响我们的结果。谁位高， 谁就位尊德高；谁官大，谁就本事大、贡献大。中国过去就是这种观念，这个毛病。改 变不容易。雷锋只是一个班长，说起他全国没人不知道，但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知道他 的军长、师长是谁？话又说回来，许多人还是想当军长不想当班长，所以说改变不容易。

总理讲他做不到举重若轻，但同样的，主席和小平也做不到举轻若重。不拘一格降 人才，我们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我们的目的才能实现。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没多久，1950年的1月，忽然传来消息， 说谈判不大顺利，叫周恩来总理立刻启程去莫斯科。

那次，我作为随员跟总理一起出发，路经满洲里时，遇到了率团参加世界青年联欢 节的萧华同志。

萧华向总理汇报联欢节情况，总理望着他身后问：“怎么没见到维世啊？”

孙维世是总理的干女儿，本是同萧华一道去参加联欢节。总理没见到干女儿，自然 要关心。

“我们路过莫斯科时，她被师哲扣下了。”萧华解释，“师哲说她俄语好，叫她留 下参加翻译组的工作。”

总理关心中苏谈判：“主席跟斯大林谈得怎么样？”

萧华摇摇头：“好象不大顺利，师哲只跟我简单讲了几句。”

总理想了想，问：“主席现在做什么？”

萧华说：“斯大林说要等你来了再谈，先安排主席参观和看节目，听说到列宁格勒 参观去了。”’

总理沉思着点点头，没有再问。当时在场的有伍修权、赖亚力和我，我是刚由副官 改为行政秘书。

赶到莫斯科时，我从师哲那里听到的情况，与萧华讲的差不多。

总理一到就开始了紧张的谈判，主席就退到“二线”，只管大的方向和原则。除了 决策，具体怎么谈的他不管。

我印象最深的是，主席在莫斯科没什么事，每天就是看书，看得废寝忘食。

记得有次吃午饭，主席的目光总是朝我脸上瞟，看得我有些不自在了，不知自己有 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引得毛主席这样注意。我下意识地拿手去脸上、嘴巴周围擦，怕是 沾上了食物，同时尽量注意吃饭的动作文明些。

当我的目光再次和主席相遇时，他忽然笑了，指指我说：“我看你长得像拿破仑。”

我不好意思了，尴尬地跟着笑，不知道拿破仑长什么样？哪一处跟我相像？

毛泽东并不知道我的姓名和职务，但知道我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他转向周恩来说： “这些天我一直在看历史影片。看完了彼得大帝和拿破仑。”

‘说到这里，毛泽东拿起酒杯，朝我一举：“来，跟拿破仑干杯！”

欢笑声中，我脸红红地跟毛泽东碰了杯。。

毛泽东朝想象中的“拿破仑”点一下头，喝了半杯。我这个“拿破仑”一饮而尽。 从此，相当一段时间里，有人开玩笑叫我“拿破仑第二”。至今我也不知道我什么地方 长得像拿破仑？

在毛泽东观看研究彼得大帝、拿破仑期间，周恩来谈成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 约》、《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 定》。

当然，这些谈判的大政方略及原则，都是毛泽东确定决策的。他当时有句著名的确 定谈判目标的话，就是“想要点好看的，再要点好吃的。”“好看的”是“同盟条约”， “好吃的”是“贷款协定”。

这次中苏谈判的情况，很能反映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及各自无法取代的作用。

早在西柏坡时，联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与周恩来交谈后，对师哲等人说：“周恩来 将是中国新政府一位很好的总理。”

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斯大林对中共代表团说：“你们将来一建国，现成就有个 总理，周恩来。”

30年后，国际上许多政治家评论：“在半个多世纪里，中国是被置于毛泽东的头脑 里，同时也被置于周恩来的手掌中。”

是斯大林高明还是国际政治家们评论得深刻？我认为周恩来比他们都高明都深刻。

我是1940年5月4日来到周恩来身边当警卫，一星期后即随他由延安奔赴重庆，以后 历任副官、秘书、卫士长。

周恩来无疑是一位鞠躬尽瘁的实干家，但他首先给我的印象是伟大的思想家。

从设计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蓝图到国际关系上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霸权 和霸权主义”，这些天才思想已经早为国际国内所共知。

我要讲的新内容是周恩来的三次预见预言，其中无疑闪烁着伟大思想家才能独具的 智慧的光辉。

第一次预见预言就发生在我刚到周恩来身边，随他奔赴重庆的路上。因为刚到首长 身边，一切都新鲜激动，所以记忆非常深。

像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样伟大的人物，与生俱来的都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就是“天 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毛泽东气吞山河地高歌：“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 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当毛泽东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乃至那位一代天骄统统踩于脚下时，周恩来又在想 什么？干什么？

他也不迷茫。他已经勇敢、自信、明智地选定了自己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上的位 置，并且当仁不让地在这个位置上坚持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那天，我们100多名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跟随周恩来，分别爬上3辆卡车，开始了 艰苦的旅程。

经宝鸡、凤县，卡车在崎顺的土石路上颠簸，午后驶入一道大山沟子。

沿途景致在悄悄发生变化。陕北高原受雨水侵蚀，形成塬、峁、梁、沟如大海一样 波状起伏的地貌。

而这里，山间原有的自然风貌仍然存在；仰面眺望，干柯争翠，万木葱茏。5月的 阳光下，在寂静的热气中花草的芬芳悄悄蒸腾，那些挡住视野的陡壁岩石不时地闪出青 色白色的反光。

拐过一道弯，卡车哼了一声，我听到有人嚷嚷：“苗台子镇！”

前方轻烟缥缈，笼罩了一片建筑物。卡车停在了镇西。

“都下来吧。”车门开了，传来招唤：“去看古迹！”

我们100多人纷纷跳下车，心里不免纳闷：这一路多少古迹啊，从没说过看看。特 别是在西安，住的时间长，名胜古迹又多，还不时有各方人士邀请，周副主席却一处末 看。如今特意钻进这大山沟子来看什么古迹？不理解！

周恩来已经下车。他一露面，我们这些警卫就本能地摸住腰间的德国20响快慢机， 环绕着警卫在四周。

我近在咫尺地看着他眺望着下车，眺望着立住脚，就那么保持眺望的姿态站了很久； 双手环抱胸前，肩膀随着深呼吸起伏，一副久违了的神情，像游子终于回到故乡，带着 静温无言的激颤要寻回遥远的记忆……

“周副主席来过？”当时的副官老钟小声问。

周恩来摇摇头，没作声。在他最突出的特征——两道浓浓的黑眉毛下，波光闪烁的 两眼显得含情脉脉，神思悠悠。

我是第一次见他这么动感情，印象太深了。此前他从来不曾这样，他属于那种善于 驾驭感情的人。记得路经洛川时，国民党一名军长来拜见他。这位军长是周恩来在黄埔 军校教过的学生，见面那一刻，军长叫了声“老师！”整个脸孔、嘴唇和敬礼的手就都 激颤起来，感情无法抑制地奔过来用双手枪握周恩来伸出的手。周恩来不那么感情外露； 热情而不失常，亲切而不变态，关心而不形于色；那种从容似春，大度似海的风度直令 我心灵震颤，立刻被迷住了。那时我还不明白这是人类文明的力量，我只感到他与我过 去见过的所有人都有某些不同，虽然说不出不同在哪里？那一瞥目光，一个微笑，一次 握手，一声问候、甚至举手投足都有着既生疏又一见如故的亲切感人的魅力。

然而现在，面对一片自然山野，他却意满神动，柔情大发，用一种温和雅静的声音 喃喃着：“留侯把荣誉利禄都抛在脑后，晚年就隐居在这里……”

我顺他的目光望去，高处一片青绿中点缀着八九座红色的庙宇式的建筑。正感觉茫 然，周恩来已经挥起右手。他的右臂断过不久，有人说是跟江青赛马摔断的，有人说是 跑马时，路边窜出条大黄狗惊了马摔断的，3个月前刚从苏联治疗回来，胳膊仍然伸不 直，习惯地弯在身前；挥动时，半侧身体和肩膀随着一动，好像全身用力，反而使他的 动作凭添了一种分量和魅力。

“走，看张良庙去！”周恩来率先朝山上走去。后来得知那儿叫紫柏山。他一向走 得快，我们跟着常感吃力。

张良这个名字我好像听说过，却又不甚明白。你不要笑，我是放牛娃出身，不像现 在的孩子都有学上。

我的家乡在四川，远僻在中国内地而控揽了一条长江。我祖祖辈辈的双脚都是深深 插于泥土中。在我12岁时，双臂已经像大人一样挥动起锄头。可是，军阀混战，更有帝 国主义的炮舰和经济压力，沿着那滚滚长江溯流深入到四川，于是，每年都有5万两以 上的白银顺江流出四川流出中国。没有什么语言能够描绘出那社会的霉烂与五颜六色的 罪恶和苦难，中国的命运像游丝一样缥缈。于是，12岁的我便扔下锄头抓起长矛大刀， 参加了红军。那是1933年，参加红军后我才开始学文化。

怎么学文化？比如这次参观张良庙，我这里刚犯嘀咕，前边已经有人问出声：

“周副主席，张良庙是谁呀？”

“张良是古代一位英雄，帮助刘邦打天下，统一全中国，建立了历史上著名的汉王 朝。”周恩来一边登山，一边用通俗的语言作解释：“后人为他修的庙就叫张良庙。”

我明白一些，却另生纳闷：张良只是帮助汉高祖刘邦打天下，周恩来怀古，为什么 不看汉高祖也不看更早的秦始皇，偏偏要看张良呢？

登上授书楼时，我终于忍不住问：“周副主席，为啥要给张良修庙呢？”

周恩来望我一眼，还没说什么，另一名警卫已经跟着嘟囔：“我们那边关帝庙很多， 关公是英雄。张良——？”

周恩来忽然笑了，双手抱臂，把脸仰上天去笑出声：“哈哈，知道汉寿亭侯，不知 道留侯。”他重新望住我们，双腿微微岔开，站住不动，冲我们轻轻点点头：“关公是 英雄，张良也是英雄。张良其实比关公贡献大。那走廊过厅里的40多块碑都是对他的评 价。”

接着，周恩来便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了张良的许多故事。从博浪沙狙击秦始皇，到 下邳起兵反秦；从鸿门宴救刘邦，到“四面楚歌”，使西楚霸王项羽的军队土崩瓦解， 落得个“霸王别姬”。

最后，周恩来放低声音说：“汉王刘邦得天下，主要依靠三个人：韩信、萧何和张 良。”

我感到不满足：“张良打过什么仗？”

周恩来换上一种沉思的表情，深邃的两眼闪烁着严肃隽冷，缓缓说：“张良没有独 自领兵打过仗，他不是帅才。但是他追随汉王左右，出谋划策，是最优秀的军师。运筹 帷幄，决胜千里……懂吗？”

我们似懂非懂，点点头又摇摇头。

“嗯，”周恩来略一沉吟，大约是考虑怎样对我们这些没有上学读书的同志解释清 这个问题，“这样打个比喻吧。师爷你们都知道吗？好，县衙门里都有一些读书人被县 官聘去当师爷，在幕后替县官出主意。县官一般都要仰仗他们来办事。军师就有点像这 个师爷，是军队里的师爷，替统帅出谋划策来打胜仗。比如汉王打了败仗，连父亲和老 婆都被楚霸王俘虏走了，汉王一筹莫展。张良就给他分析形势，出主意：九江王黥布是 楚国猛将，但与楚霸王有矛盾；猛将彭越在梁地反楚；汉王你自己的将帅中只有韩信可 以独挡一面，托付大事。如果你把关东的地方作赏地赏给这3个人，楚国就可以打败了。 汉王听了张良的话，立刻从战略上由被动转主动，劣势变优势。项羽打了一百个胜仗， 顶不住张良一个主意，优势变劣势，只好求和。以‘鸿沟’这条运河为界，想平分天下。 汉王想就此回兵，张良又出主意：不能退兵。放走楚军这叫‘养虎为患’。汉王又听了 他的话，追击项羽，不给他喘息机会，垓下一仗把项羽消灭了。这就叫运筹帷幄，决胜 千里啊……”

在峰下花亭竖的“英雄神仙”石碑前，我又问：“张良确实英雄，可为什么又叫英 雄神仙？”

周恩来说：刘邦得天下后，封赏功臣，让张良自己选择3万户封地，张良推辞了。 他说我跟皇上最初是在留县相会，只把留县封给我就足够了。那时的县，又经战乱，大 概不会超过一万户。他不贪。张良随汉高祖刘邦入函谷关后，刘邦当皇帝，张良就静居 行气，不吃粮食，闭门不出，说：“我蒙皇帝信任，当军师，不过出了点主意就封万户 侯；这已经是最高的待遇了，足够了。我只想脱离人间俗事，追随仙人赤松子去神游。” 所以老百姓都传说他成了神仙。

周恩来凝望石碑，慢条斯理地说：“张良是个明辨是非，通晓事理的人，完全知道 神仙虚幻。他这样做正是他的聪明智慧所在。因为在那样的封建社会封建制度下，他明 白，在功勋和名位之间，为人臣于是难于长久立足的。果然，打天下功劳最大的3个人， 韩信被杀，萧何被拘，只有张良把荣誉利禄抛于脑后作了‘神仙’。他采取这种明哲保 身的态度，是客观形势、环境等各种原因决定的……”

望着周恩来深沉睿智的面孔，听着他低沉悠缓的讲述，我简直就像面对了悠久的中 国历史，面对了古老的民族文化，感到神秘、深奥、博大，感到至圣至伟，可望不可即。 比如“师爷”，以我当时的文化水平怎么可能理解呢？直到几十年后，知道了、“无绍 不成衙”，才渐渐明白，那古老的民族文化中就包含了绍兴文化。

周恩来的祖籍并非苏北淮安，尽管他出生在那座古城。他的祖籍原是浙江绍兴。在 鲁迅逝世2周年的纪念会上，周恩来曾说：“在血统上我也或许是鲁迅先生的本家，因 为都是出身浙江绍兴城的周家。”周家是一个世代聚居绍兴的著名的大家族。到了周恩 来的祖父一辈时，他这一支家族才离开绍兴，迁居淮安。这次迁居便与绍兴文化有关；

在绍兴，除体力劳动者外，中上层比较多的是两种人。一种是封建知识分子，一种 是商人。当时知识分子的出路是应科举，绍兴的文化人却不然，很少去应科举，大批地 去当师爷。师爷不是官职，在任何衙门里也不是一把手，不是二把手，但解决问题办事 情还是靠他，他是事实上的二把手。他们明智干练，勤恳谨慎，审时度势，善于解决各 种最复杂的矛盾。久而久之，绍兴人当师爷出了名，以致人们把师爷不叫师爷，叫“绍 兴师爷”；县官一般都要仰仗绍兴师爷，便有了“无绍不成衙”的说法。周恩来的祖父 周殿魁便是因为到淮安当师爷而举家迁移。周恩来的外祖父万青选也是师爷出身。他们 的精明、干练、谨慎、果敢乃至性格温和，待人诚挚，办事细心，对周恩来的性格形成 和文化修养，都是不无关系的；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在留坝县苗台子镇参观张良庙时，我并不知道这些，也不真 正理解周恩来讲述张良。后来跟随他久了，多次听他讲“我不是帅才”，在中央的会议 上讲，下来也讲过，才使我联系起来想到了参观张良庙。他讲张良的故事，张良也不是 帅才，他是最优秀的军师。

从山上下来，又看了传说中萧何月下追韩信的遗址。周恩来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了 那段故事：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到南郑，许多人都逃跑了。韩信由于怀才不遇，不得 志，也逃跑了。萧何听说之后，连夜去追。有人以为萧何是逃跑了，就报告刘邦。刘邦 大发雷霆，像被人砍掉左膀右臂一样。过了两天，萧何回来了。刘邦喜极怒极，问： “你为什么逃跑呀？”萧何说：“我哪敢逃跑呀？我是去追逃跑的人去了。”刘邦问： “你追的人是谁？”萧何说：“韩信。”‘刘邦立刻拍桌子：“大将跑了几十个，没见 你追，你说你追韩信；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萧何笑道：“那些大将很容易得到，天下 多得是，而像韩信这样的人，失去这一个，天下就没有第二个了。大王你要是想一辈子 蹲在汉中，那就用不着留韩信；你要是想争天下，那就非韩信不可，除他再没有第二个 人能为你图谋这个大业了。”刘邦信任萧何，筑坛拜韩信为大将军，统领全军，果然打 败了项羽。

周恩来说：“刘邦百战百败，却屡败屡起，靠的就是萧何为他当宰相，经营关中作 他的根据地，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粮有粮。项羽百战百胜，却经不起一败；一败涂 地，一败就亡，原因之一是没有萧何这样的宰相。就是有，他也发现不了。发现了，也 不肯用，留不住。所以他经不起失败。”

这一次怀古，周恩来详细讲了张良、萧何辅助刘邦兴汉的历史，而后说：“张良、 萧何都是有很大的本领，没有他们兴不了汉。他们知道这一点，刘邦也知道这一点。同 时他们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过人的长处，也知道自己的短处。张良和萧何都不是 帅才，张良给刘邦说太公兵法，刘邦一听就明，常用其策。张良给别人讲就不灵，所以 张良说‘沛公殆天授’！跟着刘邦不走了。他就懂得，跟别人发挥不了他的才能智慧， 只有跟着刘邦才能得到发挥，相辅相成，成就一番大事业。他作了一个手势，表示从古 推至今：“中国的历史，总是少不了张良、萧何这样的英雄人物。今后也需要这样的 人。”

仿佛是证明这个说法，路经成都，我们在春熙路成都旅馆住了3天。成都名胜古迹 很多，周恩来只带我们去看了诸葛亮的武侯祠。他从“隆中对”讲到“出师表”，说诸 葛亮有思想，出山前就料定三分天下，并制订了兴复汉室，统一全国的计划，最可贵的 是，他为此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看过词内的“三绝碑”，来到殿外，仰望古柏葱郁，环顾青瓦红墙，又显出 那种无限感慨的神情，念了句诗。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那是杜甫的《蜀相》诗：“丞相祠 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记得他讲了诸葛亮“和吴”——建立统一战线；“和夷”——、搞好民族团结； “明法”——实行法治；“治军”——纪律严明，训练有素。但讲得最多最动感情的还 是“正身”。说诸葛亮一生虚心纳谏，清正廉明，不增殖私产。他上表公布财产，说明 一家已经可以温饱，决不别作经营，增长私产一寸。并说明：“臣死以后，如查出有多 余的财物；那就是对不起国家。”

当时武侯洞里游人很多，拥挤得不便久留长谈，在嘈杂声中也无法谈话，周恩来朝 诸葛亮殿中的武侯贴金塑像投去最后的深深一瞥，带领我们近百人离开了。

路上，他看看我们走在他身边的人，说：“这么多人来参观，说明了什么？诸葛亮 死后，到处有人要求给他立庙，因为限于当时的礼制，不得允许。不立庙老百姓就在街 巷家中为他私把。直到蜀汉灭亡那年，阿斗才允许给他在沔阳立庙，禁止其他私祀。可 见诸葛亮是有益于人民，深得民心的。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优秀政治家都能做到这一点， 何况我们共产党人呢？”这时，他的两眼亮起来，一闪一闪地，充满了一种自信和激情： “我们现在要比他做得好，我们在全国执政后要做得更比他好。”

周恩来逝世后，没留任何私产，他也确实没有，甚至连遗体也留言让交医学解剖， 然后火化，骨灰也不留。不许人们给他“立庙”——建纪念馆堂或保留故居。他确实方 方面面都比诸葛亮做得好，何止高出百倍？所以人们要去人民英雄纪念碑悼念他，上街 悼念他，回家也悼念他，亿万人民有口皆碑。

国内外不断有人把周恩来比作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伟大最杰出最贤良的宰相。每 逢看到这样的文章，我便想起了从延安到重庆那风尘仆仆，万里颠簸的一路。毛泽东感 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周恩来不感怀。秦、汉、唐，历代盛朝的皇帝他不看，他只看 了张良、萧何、诸葛亮。当时我们跟随他一路而行的3卡车100多人，谁也不可能真正理 解这其中的无限含义，即便今天仍无法全部说清阐明。

但其中一条简单的事实我是肯定的：周恩来坚信革命的成功不是抽象的，而是实实 在在的预见，并且勇敢、自信、明智地为自己选定了位置。说这个话时，我不能不联想 到5年后，就是1946年4月8日王若飞同志遇难时的一幕。后面我在周恩来的4次痛哭里将 讲述那个过程。当“4．8”遇难的电报打来时，周恩来为叶挺、王若飞、邓发、秦邦宪 等烈士痛哭失声，曾讲：“……特别是若飞同志，我们在法国，朝夕相处，这个人，品 质非常好，是难得的人才和朋友……我们配合得好，他要不牺牲，建国后当个常务副总 理，可以为我分劳多少……”

周恩来比斯大林、米高扬更早看出自己能够担任总理。

我看到尼克松所著《领袖们》的中文版，里面写有这样一段文字：“前日本首相田 中角荣曾说，‘在毛泽东面前，周恩来好似一位笨拙的秘书，正在服侍一位出名的国会 议员。’很难想象举止优雅的周恩来会是笨手笨脚的样子……”

尼克松难以赞同田中角荣的话，我们国内却有人赞同，甚至更夸大其词。什么原因 呢？

非“同志关系”的人这样讲不足为怪，“同志”中有人这样讲，其中大约有3种情 况。

第一种情况是有些好心人，对总理感情深的人帮了倒忙。“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已 是公认，于是，出于热爱便有人总想把总理摘出来。总理明明是接受了毛泽东搞“文化 大革命”的理论和决断，以为对党和国家，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有好处的。但这些好 心人找出各种似是而非的“根据”，硬要把总理的深信和拥护说成违心，把赞同说成屈 从，把尊重说成让步。这样做的结果，总理对“文化大革命”应负的责任，其实是摘不 掉的，反而把总理歪曲成了缺乏原则和勇气的人，这就从人品上损害了总理。岂不是适 得其反？

凡是不尊重历史的人，最终都要弄巧成拙。“文化大革命”煽起个人迷信，把天下 功劳都归于毛泽东，错了。此后功劳是大家，错误全推在毛泽东身上，又错了。为什么 不是神就是鬼，就不能讲点实事求是的真话呢？“文化大革命”开始那段时间，没听说 有几个人反对，包括很快被打倒的那些老干部。不少人被打倒了还真心喊万岁呢。各省 市自治区的问题都是总理主持处理的，要说错了，总理如果活到今天，一定会首先站出 来承担责任。生前全党就一致公认，他是最富自我批评精神的一个，从不推诱责任。

第二种情况是，一些政治上浅薄的“中才之人”，清谈之士，喜欢自以为是地夸夸 其谈。他们一件事也干不成，但没有一件事不会发议论。“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后， 周恩来逐渐看出一些问题，特别是到后期，他对毛泽东为防止在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所采 取的步骤与措施产生了怀疑，越来越多地按照自己的意图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于是，这 些“中才之士”虽然从未进过政治游涡，却在那里指手画脚，把总理的韬略说成不敢冒 冲突的风险同毛泽东正面交锋，把顾全大局埋怨为不敢像彭德怀那样摔帽子骂娘，把坚 强的党性和服从组织决议说成缺少独立和个性。

中国共产党能夺得天下，靠的是党组织的力量，而不是每个党员的“独立”“个 性”。即便是错误，也必须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否则就不能 保证正确时的全党服从中央，就无法步调一致，就无法形成统：的力量。懂政治的人都 不难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审查干部时，再大的错误，只要是执行组织决议而非另搞一套， 你就不能把帐算到他个人头上而一棍子打死。否则后患无穷，党将失去统一的意志和力 量。

华盛顿人

03章 遇险履险
周恩来端庄、高雅、细致。

他的翩翩风度和彬彬有礼，他温馨的目光和极富魅力的微笑给人印象太深了，以致 不少人忘记了他那更深沉也更基本的性格特征：喜欢挑战，勇于冒险。

早在他领导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时，他就喜欢上最前线。炮弹近在咫尺地爆 炸，他及时卧倒而幸免于难。纠察队员劝：“总指挥，这里太危险。”他淡淡地说： “我喜欢危险。”

他一生都是轻描淡写论危险。五四运动时，请愿代表遭逮捕，他平静地说：“被捕 不算什么，用不着紧张，依照计划进行就是了。”他推开军警的枪，强行闯入直隶省公 署的衙门口，被逮捕，度过半年铁窗生活，末了只说一句：“我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逐步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前几年，我们几位曾经工作在周恩来身边的老人共同议了议，议出周恩来出生入死 的遇险履险竟达22次，其中绝大多数是在他担负了重要领导职务之后。在我们党和国家 的领袖人物中，像他这样多方面地频繁地遇险履险实在是绝无仅有的一个。

“沙基惨案”，英、法军警突然打出第一排枪时，周恩来身边挽臂而行的同志，一 左一右都倒下去牺牲了。老天执意把身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留给中国人民。 在搜捕刺杀廖仲恺的凶手时，蒋介石突然改变口令，提前戒严，使驱车前往司令部的周 恩来遇到迎面射击。司机看到对面举枪的刹那，出于本能打方向盘准备躲闪，射向周恩 来的子弹连续钻进司机的头部，老天再次为中国人民留下了周恩来。第四次反“围剿” 后，6架国民党飞机突然来到红军总政委周恩来的头顶扔下炸弹，周恩来大喊一声“卧 倒！”扑过去将乱跑的18岁的肖华压在身体下边，这样一来，老天不但再次为中国人民 留下周恩来，也不得不留下18岁的肖华，让他最终当上人民军队的总政治部主任……

历史上，杰出人物都有许多大难不死的经历，而被后人津津乐道。其实，这不全是 运气，更不是什么天意。大难不死自有不死的道理，偶然性里深藏着必然。每当这种时 刻，杰出人物的全部勇气、智慧和力量都要在有限的时间里最大限度地本能地发挥出来， 这种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显示出的英雄本色，使人们无法不为之折服。

比如“劳山遇险”，就是一次在猝发的枪弹面前的大难不死……

一辆军用的敞篷卡车在延安南门外驶上依山修筑的黄土公路，这路是通向西安，也 通向谈判。

卡车驾驶楼里，坐着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昨日他同毛泽东谈话一整天，现在要 去西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谈，然后还要上庐山与蒋介石谈；谈国共合作，谈联 合抗日。

一路黄尘滚滚，车上笑语阵阵。车厢里有张云逸、孔石泉这样的著名将领；有头戴 礼帽身穿西服的周恩来的副官陈友才，有负责护送任务的特务队副排长陈国桥，连同警 卫战士，连同记者、翻译，连同司机，这一车共有25人。他们中的多数爬过雪山，走过 草地，像这样坐着“轮子”进西安这一古都市，生平还是第一道，难免心动神驰，笑语 不断。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延安城里潜伏着的土匪坐探冯长斗，已经在前一天将情报送出。 毛泽东生前谈警卫工作，特别举过这个例子，批评警卫形式张扬，而缺乏警惕性。

这是1937年的4月25日，那时延安地区的土匪还很多，有数千之众，夜聚昼散；抓 起刀枪便打家劫舍是土匪，拿起镢头又晃身一变成了农民，不好收拾。其中人数多危害 大的是李清伍这股悍匪。

李清伍是河南人，随父母逃荒来到延安府黄龙山麻洞川老沟村。他自小耍枪弄棒， 是个不安分的人，长大后成了土匪一个小头目。1935年陕北红军占领甘泉，将其队伍收 编为甘泉县独立营，他被任命为教导员。这位教导员不懂共产主义也不懂三民主义，只 精通吃喝嫖赌抽，借东北军围攻陕北红军之机，杀了甘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与国民党 临镇民团团总姬延寿相勾结，重操土匪旧业，四出烧杀抢掠。他也打劫东北军的车，也 打劫红军的车，就为了抢钱抢财物。接到坐探冯长斗的情报后，他就率了100多名土匪 连夜翻过龙盘山，埋伏在了劳山腹地。

劳山自西向东，隔开延安和甘泉两县，是黄龙山的一条支脉。在黄土高原那波状起 伏的地貌里，这山虽算不得高，但由于有千沟万壑，满山都是梢林荒草，那地形便显出 奇突惊险。卡车吼叫着，喘息着，沿劳山北麓的坡路，从一道沟谷爬上一道山梁。过了 梁就是甘泉县境，卡车一头扎进了那簸箕形的山坳坳里。

“砰！”一声脆响，在旷谷里引来颤动的回音。

“什么声音？”陈友才本能地去摸手枪。

“好像是甩鞭子。”刘久洲张望着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收敛了反 共气焰，也讲了团结抗日的话。延安到西安，沿途驻扎着已成友军的东北军和西北军， 至于土匪，在我们清剿之下躲都躲不赢，难怪警卫员没有马上想到是枪声。

可是，卡车忽然怒吼加力，朝着正前方的十多丈高的大坝梁子猛冲直闯。原来那 “砰”的一响也传入了驾驶楼，周恩来在卡车冲入山坳坳时就感到这是块险地，异常的 声响乍起，他便马上想到敌情，一边朝外观察，一边向司机下令：“冲，加大油门，冲 上那个坝梁！”

话音末落，又是“砰砰”两枪。

司机也意识到了情况危急。冲过那道坝梁自然可以摆脱敌人，他将油门一踩到底， 卡车吼叫着喷出黑烟，直冲大坝梁。

可是，坝梁上忽然炒豆一样叫响了，埋伏在坝梁上的土匪，机枪步枪同时扫射，这 些土匪枪法还准，刹那间司机便倒在驾驶座上，身上多处冒出血来，卡车轮子也打瘪了， 车头一歪，嘎然而止。

不等车停，几乎是在对面枪响的同时，周恩来已然飞身跳下车。车前窗被子弹打出 一串洞眼，却未能伤及他一点皮毛。他贴身车头，朝车上人急令：“下车！散开！还 击！”

张云逸将军一边拔枪还击，一边命令陈友才：“陈副官，你和警卫员马上掩护周副 主席转移，陈排长，你负责组织战士抵抗！”

干部战士纷纷跳下车抢占有利地形，抗击敌人。陈友才还没来得及跳车，腿上已经 中弹。警卫员回身想扶他，他奋力将手臂一挥：“别管我，掩护周副主席撤！”

他本是穿着解决“西安事变”时的那身西装，戴着礼帽，挥手间，马上吸引了众多 敌人的火力，因为敌人以为他是最大的官。陈友才也意识到敌人这种误解，为了能吸引 更多的敌人，索性不走了，利用车头车帮和车上的行李作掩护，与敌人进行周旋。

当你受到淬发的打击而陷入危急之中时，最紧迫的事莫过于迅速看清形势，定下行 动的方向。周恩来在听到第一声枪响时，已经看清地形：山坳谷地中间的个“湫”，也 就是潭。潭左是一片苇塘，苇塘后是沙质的沿湫山；潭右是一片茂密的大梢林，梢林后 是被雨水冲出的深沟大壑。枪声连续响起时，周恩来已判明形势：坝梁上枪声密集，已 被封锁；左侧沙质山包和山上的峰壁上是最先响枪的位置，显然也有埋伏。只有右侧的 梢林一片寂静。从当时的政治气候及现场的枪声判断，袭击者不大可能是国民党军，最 大可能是劫财的土匪。那么土匪瞩目的自然是“载货”的卡车，卡车遇伏只有朝坝梁上 冲，不可能朝沟里栽，所以梢林及林后的沟里很可能不会有伏兵。

“突围，尽快摆脱敌人！”周恩来在分秒之间已经定下决心，将手一挥：“向梢林 里撤！”

张云逸、孔石泉、吴涛等人在周恩来带领下，迅速离开公路，钻进右侧的梢林中。

事后查证的情况果如周恩来所料，李清伍就是在坝梁上的山神庙里指挥这次伏击。 他的护兵李卓才曾指着钻林子的周恩来一行人喊：“看，那几个要跑！”

“嗯，”李清伍鼻腔里喷一股粗气，“早就看见了。”

“快叫上几个人去迫吧！”

“追他干毬甚！”李清伍白一眼护兵，“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细软都在车上呢！”

周恩来进入梢林后，虽有子弹把树枝打得纷纷折落，但这种乱枪已带了很大盲目性， 威胁性小多了。一行人转过一个山头，喘喘气，才发现张云逸的手部被子弹擦伤一块皮， 孔石泉的衣领被打穿两洞。真够玄。

顺沟转过几个山包，糟糕，发现进了沟掌：前边是两丈多高土崖，两侧全是悬崖峭 壁。由于并没完全脱离危险，警卫战士急得满头大汗。

“不要紧张。”周恩来轻轻摆了一下手。据战士回忆，口气轻松得像日常聊天。他 接着仰面望望崖上，目光落在低垂的树梢上：“嗯，办法是想出来的么。”

轻松的语气驱散了浮动在人们心头的急躁惶恐，战士曹鸿都顺周恩来的目光望住那 低垂的树梢，心中忽有所动，跳几步纵身一跃，抓住了树枝，顺势荡去，脚在崖壁上紧 蹬两下，一把抓住崖头的灌木便翻了上去。他迅速解下绑腿，放下来，把崖下的同志一 个个拽到了崖上。

这里还能听到沿揪山的枪声。周恩来伫立崖头，望着枪响的方向，久久没作一声。

他在想什么，惦念什么，大家心里都明白。

作为周恩来的警卫副官，陈友才为了吸引敌人火力，掩护周恩来等领导撤退，拖着 一条受伤的腿，拼命向敌人射击，直到最后牺牲。

这场战斗，我们共牺牲了11名同志。据当时曾在李清伍手下当过土匪的高彩娃回忆， 当土匪们一窝蜂地拥上卡车时，全傻了眼。车上既无银元，也无烟土及任何值钱的东西。 他们不死心地去搜检牺牲了的战士，只从陈友才身上搜出一张名片。这张名片是陈友才 为在西安联络工作而带在身上的。有识字的土匪拿着名片念出三个字：周恩来……

李清伍刚听完这三个字，立刻像被烙铁烫了一般跳起来，脸孔刷地全变白了，惊叫 道：“啊呀，坏了！捅下大乱子了！快，快跑！”

刹那间，这群土匪便如鸟兽散。

李清伍还算明白，他确实捅下大乱子了！几乎成为历史和民族的极大罪人。此后不 久，他和他的土匪部队便全部被红军剿灭了。他受到了应有的严厉惩罚。

当周恩来一行走到三十里铺时，卡车遭土匪袭击的消息便迅速传到延安。一批批的 骑兵、步兵、民兵紧急出动，进赴出事址点。然而土匪早已逃得无影无踪。望着公路边， 田埂旁那战友们的尸体和鲜血，随增援部队一道杀回来的张云逸哭了。

周恩来没有休息，第二天便又起程赶赴延安。起程前，他匆匆跑一趟军委医务所， 看望安慰负伤的警卫战士，其中包括打伤臀部，伤及中枢神经的贴身警卫刘久洲。

“周副主席，我不能保护你去西安了……”刘久洲话没说完便哭了。

“别哭，小鬼，很快会好起来的。我还会来看你。”

1969年，周恩来还到北京前门饭店看望了担任饭店革委会主任的刘久洲同志。他对 在场的同志们说：“30年一晃眼。30年前他跟我在一起，我在劳山遇险，他为了掩护我， 身负重伤，是个好同志啊！”

1973年6月，周恩来总理陪外宾到延安访问，谈到劳山遇险时，无限感慨地说： “我一生中曾遇到过多次危险，但最危险的是这一次。”他要为陈友才等同志扫墓，由 于种种原因，这些同志的坟墓不曾保存下来。周恩来难过地说：“陈友才同志牺牲得很 英勇，要把烈士们请进陵园，给他们立个碑！”

1985年6月，陕西省甘泉县人民政府，在沿揪山发生战斗的地方，为烈士们立起了 一块石碑。

周恩来的一生，最多的是工作，最缺的是时间。他对时间的珍惜处处都能表现出来。 比如他不会走慢步，双脚不动则已，一动就是高频率。比如他不赞成毛泽东乘飞机，那 个年代的飞机安全系数太小；但他自己又酷爱乘飞机，他说：“能节约很多时间，冒点 险值得。”

我们这些老人一块议论，周恩来的遇险履险，最多的还是在飞机上。比如由西安飞 延安途中迷航，幸末像“4．8”烈士那样撞山；比如出访阿拉伯国家，在灯火全无的黑 夜里被迫盲目迫降；比如赴万隆会议时，他所拟乘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空中爆炸；比 如为了吊唁胡志明逝世，飞机冒险进入雷雨区，风狂云卷，更有电光雷火，整个天空黑 透红透，那惊险壮观的景象就连飞行几十年的老驾驶员张瑞霭也生平仅见过一次。当我 惶恐不安地想去提醒驾驶员太危险时，周恩来竟能稳稳坐在舷窗旁，入戏一般欣赏着外 面的风云变幻，烈焰满天！最后，飞机侥幸未被雷电击中，在云隙中钻出险区。机上所 有人都大汗淋漓，神经差点绷断，周恩来却始终一身轻松：“我知道瑞霭有办法。”

在议论中，我讲了这样两次各富特色的飞行遇险和履险……

1946年1月30日，我跟随周恩来冒着严寒赶到西安机场。

冬日天短，快9点了，太阳才不过一竿子高。不过，这是一分难得的大晴天；极目 四望，云彩丝儿都不见。停机坪上，一架美军c一47型运输机被朝晖染上一层淡淡的玫 瑰色。我心里一阵欢乐，一阵轻松。

欢乐是因为8年抗战终于胜利，“政治协商会议”也即将结束，何况昨天办事处的 周子健、伍云甫招待我们在西安上等浴池洗了个痛快热水澡，扫荡一遍身上虱子，这辈 子还没洗过这么舒适的澡。说轻松是因为天气好，免去昨夜的担忧。“政协会议”结束 前，周恩来赶回延安是为了同毛主席党中央商量如何再向国民党让一些步，以求达成协 议。会议明天要闭幕，周恩来无论如何会坚持今天飞回西安。我只担忧遇个恶劣天气， 他也会坚持起飞，那前途可就难卜了……

幸亏是个大晴天！

机长已经出现在舱门的舷梯旁，当周恩来走近时，他马上立正敬礼，并大声报告。 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美国军人士气正高，何况这是马歇尔将军专门为周恩来指派的专 机，何况周恩来在这次“政协会议”上被定为上将军衔，以便开展军事三人小组的调处 工作。所以，美国飞行员都称周恩来为周将军。

除了我们随行的工作和警卫人员，依次登机的还有陆定一和邓发同志，毛泽东的夫 人江青，以及叶挺将军的爱女小杨眉。舱里共坐10个大人1个小女孩儿，这个女孩子便 成为话题的中心。

“杨眉，你知道爸爸为什么能出来吧？”邓发问。

“知道。”小杨眉生得聪俊，特别招人喜爱。“周伯伯说，蒋介石打了败仗输了理， 不得不答应恢复爸爸自由，让他光荣出狱。”

“蒋介石这个人，从来是说了不算，算了不说。”陆定一幽默地评论，“他要不跟 你玩名堂，他就不是蒋介石了。”

“那他要不放爸爸出来怎么办呀？”杨眉着急了。

“这次他不想放也得放，”邓发作个手势，“这次我们是用5个大坏蛋跟他换2个人， 换回你爸爸和廖承志叔叔。”

“叔叔你骗人！”杨眉瞪大天真稚气的眼睛，她不信像爸爸那样的好人怎么会用坏 蛋去换取。当时杨眉那双容不得一点污垢的清澈的眼睛留给我极深的印象，至今想来都 不由得流泪。谁能想到呢，这样天真纯洁的孩子，在2个月后竞死在了空难中……

当时，周恩来给杨眉作了解释，说蒋介石节外生枝，提出要我们党释放他们进攻我 抗日根据地而被我们俘虏的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官马法五等人，他们才释放叶挺将军 和廖承志。为了尽早迎接叶挺将军出狱，我们只好答应了。

说话间，飞机已经发动。从西安飞往重庆的航线是极为特殊的，不是仰角向前升空， 而是以大角度一个劲作螺旋式爬高。这是由于秦岭一拔千仞地横在航线上，飞机必须先 爬高到5000米以上高度才好向前飞越它。

飞机油门不断加大，马达的震动使得机体像要碎裂一般，飞机上升仰角大，每个人 不但要系紧安全带，还不得不用手扳着铁凳维持平衡。那时飞机简陋，舱内金属骨架裸 露，又没有保温设备，不久我们便开始经受那种这一生再未曾经受过的严寒的考验。

然而，这还不够。开始气短，开始耳胀，五脏六腑开始翻涌，多数人终于按捺不住 地大吐特吐起来。我正理不清嘴里鼻腔里的刺人的酸辣味道，机身又颤抖起来，并且像 断线风筝二般忽上忽下，左右无根基地晃荡浮沉，头顶和身后的钢铁骨架惊心动魄地咯 嘣乱响，好像随时都可能散架。

“把口张开，张开耳膜就不那么鼓胀了。”

这是周恩来轻松而亲切的声音。我狠狠吐出从胃翻上嘴里的腌臜物，掀眼帘望去， 周恩来没事人一样，还笑呢。我笑不出来，张大了嘴巴喘气。我听到机身上砰砰乱响， 接着是江青不安的声音：“冰雹，遇冰雹了。”

江青去重庆是为医治她的牙齿。在延安她捂着腮闹牙病，周恩来说：“到重庆去看 看吧，我认识一个牙科专家，是给蒋介石看牙的医生。”就这样，江青和我们一同上了 飞机。那位给蒋介石和江青看牙的医生的儿子，现在是北京医院的副院长。

西安飞重庆也不过一小时，遭了这样的罪，那一小时就显得太漫长了。我感觉飞很 久了，看看表还不到10分钟。这时间怎么停了步？

飞行组里一位大个子美军从驾驶室来到机舱，脸色很难看，好像比我们还负担重， 走到周恩来和陆定一面前叽哩咕噜说英语。周恩来也叽哩咕噜说英语，我们听不懂，只 觉得那手势和神情都有些不妙。周恩来站起身，随大个子美军去了驾驶室，在那边还是 叽哩咕噜说英语。周恩来会英、法、德、日、俄五种外语，除俄语稍差些，另外4种语 言当时讲得都很帅，这也是我常为共产党感到自豪的地方，蒋介石可没这两下子！

“何副官！”周恩来朝我招呼，“你过来。还有李秘书！”

我和李全德跌跌撞撞走过去。周恩来以很少使用的严厉声音命令：“机长说现在必 须减轻载重，你们把那些可以丢掉的货物和行李都甩出去，注意文件箱和公文包，要保 护好，别丢错了！”

显然，我们遇上严重的危险了。安全第一，人命要紧，没什么可犹豫的。大个子美 军拉开舱门，寒风呼啸着冲进舱内，冲撞、扫荡、屠杀。两耳轰轰响成一片，听不见谁 喊什么，反正动作要快，拎着机上的便梯、铁桶、铁箱就往外甩。扔光了美国人的东西 再扔我们自己的东西。几箱子延安梨扔出去了，几捆羊皮筒子扔出去了，几匹延安纺的 毛呢料扔出去了，手枪箱子、个人行李，连江青的行李皮箱也扔出去了，最后把为延安 购药的一箱子20万元钞票也扔了！他妈的，那大个子美军眼睛转着还要找东西扔，再扔 就该扔人了！

说实话，先扔美国人的东西，扔一件就像扔一个包袱似地轻松，轮到扔我们自己的 东西，扔一件就像割去一块肉，带来的不是是锥心的痛楚。我们经济上多困难哪，一支 香烟几个烟鬼轮着一人狠狠吸一口，现在这么多钱和财物大手大脚全扔了……

可是，也怪不得美国大兵还要找东西扔，这天气跟国民党蒋介石一个毛病，你让一 步他逼一步，你让多少步他就不放松地逼多少步。气温越来越低，机翼机身结满了冰， 而且越积越厚，机翼的冰引起气流改变，升力骤减，连飞机的升降和转舵都难以操纵了。 大个子美国兵再找不到可扔的东西了，又走到周恩来跟前，俯下身子一脸无奈地叽哩咕 噜，还不时指点我们这些乘客作手势，那手势叫我直抽凉气，分明是要“扔人”了，扔 几个来保住剩下的人！

周恩来一脸严峻，眉宇间蹙起“山川”，终于点点头。于是，陆定一便立起身来， 那是要宣布重大决定的神情。我当然不相信扔人，但美国大兵的手势绝对明确是朝舱门 外扔人。他想扔谁？20年后也许人们会说先扔江青，那时扔谁也不可能扔她和杨眉两个 女同志啊。不是首长的只有作家戈茅、秘书李全德、军事参谋童陆生和我这个副官……

“外面气候恶劣！”美国大兵说一句，陆定一大声翻译一句，“为了先生们的安全， 请作好准备，背用降落伞，必要时就跳伞离机！”

原来是这么回事！美国大兵开始给我们发伞，边讲边示范：如何背伞，如何跳，如 何拉伞，什么是错误的动作，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

刚刚放松一点的神经，随着他讲一项要求又绷紧一步，到最后，无异“扔人”一样 紧张了。谁跳过伞啊，跳出去伞张开张不开呀？探望舷窗外，秦岭一条条山脉像章鱼伸 出的狰狞的爪子要攫住我们的飞机和每一个人……

邓发走到我身边，脸孔像秦岭那寒风中的岩石，一字一顿对我说：“小鬼，如果跳 伞，你一定要好好紧跟周副主席，一定要保护好他的安全！”

“首长放心！”我用力点点头。人就是这么怪，一旦想到责任，其他杂念便立刻烟 消云散，那种庄严神圣又慷慨激昂的情绪便澎湃起来。

大个子美国兵站到了舱门那里，等候机长命令，随时准备拉开舱门招呼我们跳。因 为这种飞机还没有跳伞的自动开伞装置。他没有背伞，机组人员都没背伞，这是二次世 界大战中美军条令对运客飞机机组人员的规定，是为了替每一名乘客负责任。望着他那 严肃待命的表情，我心里忽然一热，产生了好感和敬意，这真是一批经过严格训练的富 有强烈责任心和荣誉感的好兵啊！

震耳的马达声中，我忽然听到一阵隐隐的呜咽声，像蚊虫似地微弱。寻声找去，原 来是小杨眉。她坐在江青身边，伏身嘤嘤轻泣。我正要过去，周恩来已经先一步过去， 坐在了杨眉另一边，轻轻抚慰她：“杨眉，不哭，不要怕……”

“周伯伯。”小杨眉抽泣着，“我，我没有伞包……”

真是忙中出错，竟忘了这个小人儿。周恩来立即站起身，解下身上的伞包，给杨眉 背好，一边安慰着：“勇敢点，杨眉，学习你爸爸，什么都不要怕！”

这个情节后来传扬出去，成为尽人皆知的周恩来让伞的佳话，并且被编入学生的语 文课本。

周恩来在危难时刻这种无私无畏的精神确实使机上每个人都深深受了震动和感动。 我马上解下身上的伞包，走过去递给周恩来。当我们互相坚持让给对方背时，大个子美 国兵又找出一个伞包给了我，并且伸出大拇指朝我们叽哩咕噜一番。

飞机还在颠簸飘摇，终于，机长的命令传下来，情况严峻，无法过秦岭，只能返回 西安。

周恩来尊重他们坚持科学的态度，同意返航西安。

飞机在西安机场着陆停稳后，我那颗悬着的心才从喉咙落回到胸腔里。下飞机一看， 好家伙，机身晶明透亮一层厚冰，在阳光下咔咔地响着裂开，大块小块往下掉。

“中午在鸿宾楼请客，”周恩来大声说：“我们应该好好感谢一下这些美军人员， 他们的态度和精神是值得钦佩的。”

美军人员对周恩来如此厚待他们，高兴不已。席间，美国大兵说：“今天能大难不 死，这是上帝保佑你周将军。”周恩来笑着说：“不是靠上帝，是靠你们美国军人高超 的技术和艰苦顽强的努力。”美国大兵听了都鼓了掌，兴奋不已。当局思来表示一定要 赶去重庆，下午还要冒险一飞时，机长马上同意了，并且很有信心地说，有经验了，下 午先升到5000米以上，避开结冰的气温层，然后再飞越秦岭。

饭菜鲜美，美国大兵个个吃得红光满面。我们这些上天就吐的人却敢看不敢吃，都 吐怕了。

午后2点，我们带着希望、信心，也带着紧张和风险又登上了那架美国运输机。

飞机扶摇直上，重新笼罩我们的又是冷。奇冷、酷冷，比上午还冷，我过雪山也没 觉这么冷，这辈子再没遇过那么冷！周恩来脸色灰白，胸脯起伏着，我们也都强烈地感 到胸闷气短，拼命作大呼吸。登机前机长就提醒，这一次飞得高，会缺氧，现在我们尝 到了缺氧的滋味，我脑子里不时闪出离了水的鱼儿拼命煽动两腮，嘴巴翕动不已……

周恩来忽然起身，头重脚轻地走到驾驶舱，请大个子美军拿来飞行员自备的氧气。 若不是忍耐到极限，周恩来不会这样做……

可是，我错了。周恩来没有吸氧，他喘息着说：“何副官，你给江青吸吸氧。”

周恩来对江青的关心是格外的。午饭时，我和李秘书向他检查，不该匆忙间扔掉20 万元钱，周恩来并没责怪我们，却吩咐办事处周子健处长赶紧替江青买些生活必备品带 上，以免到了重庆临时受窘，生活不方便。

现在，他自己忍受着缺氧的折磨，却首先关心江青缺氧，显出不支，由我和大个子 美军帮她戴上氧气罩吸氧。

江青大口大口地吸着，苍白的脸上渐渐有了血色。她感觉好一些，便拿下来给她心 爱的小杨眉吸。

说实话，江青是真喜欢天生丽质，无比聪俊的小杨眉，时时惦着她，关心她，跟她 聊天，见她冷就搂紧她，用体温温暖她，那种爱时时可以从一瞥目光或一声轻唤中感受 到的。然而，她什么都可以关心照顾到小杨眉，唯独到了最紧迫关头作不到把自己的伞 让给小杨眉，只会焦急地喊：“哎呀，小杨眉还没有伞呢，快，快，小杨眉还没有伞 呢！”

周恩来平时没有江青那么表现出对杨眉无时无刻不在的关心，但他最后让出了自己 的伞。小杨眉一定是明白这里分量的差别吧？她接过氧气不肯吸，一定坚持要周恩来吸。 她依向周恩来举着氧气罩向他鼻子上送：

“周伯伯，你吸，你吸呀……”小杨眉哭了，“你不吸，我决不吸一口……”

周恩来眼圈湿了，我们在场的人眼圈都湿了。

由于飞机绕道成都加油，所以傍晚时节才到达重庆上空。重、庆四季多雾，冬春尤 其大雾不断，人称“雾都”。

飞机开始下降，大个子美军来到机舱比划手势叫我们系好安全带。窗外云雾如翳， 舱内一片昏暗，有夜色的感觉。飞机降得很快，我们的心也跟着下坠，下坠，因为始终 不曾钻出云雾，而飞机放起落架的声音已经听到。我们虽然不懂飞行，可也懂得，钻不 出云雾，飞机不可能降在跑道上……

蓦地，那颗下坠的心向上一跳，飞机吼叫着又直向上空钻去，显然，第一次降落失 败了。

无线电里不时传出陆空对话声，周恩来以其事必躬亲的一贯作风走去驾驶舱，我本 能地跟过去。

机长说明云雾太大，而且低垂，找不到机场。而机场塔台也不同意降落，说天气恶 劣，要求飞机返回成都。

“你们要沉着冷静，”周恩来没有讲英语，由陆定一翻译他的话，“一定要做到安 全着陆。”

美国驾驶员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种自信心，简直可以说是自负，好像任何怀疑都是 对其荣誉的伤害。

机长说：“只要能判明地面一两个目标，我就能安全降下去！我飞过多次重庆，这 个机场三面环山，一面丘陵，条件是差，可我有经验和技术。”

飞机再次下降，穿云作低空飞行。钻云雾真是一种阴森森入地狱的感觉，飞机下降 下降，没完没了地下降，好几次我都以为要撞山或栽进地里去了，但始终没听到那轰然 的截止声，倒是又听见发动机一声怒吼，飞机再次朝天上骤升，一个劲地升上去。

塔台通过无线电命令飞机返回成都降落，机长大声说：“那样就会发生燃料不足的 问题！”

周恩来转身望住舱内，目光依次扫过每个人面孔。我们都无法掩饰那种懊悔的心情。 早知落不下去，实在不该作这次冒风险的飞行。

“镇定。”周恩来轻轻说一声，忽然笑了，那是使人忘记外面危险的微微一笑： “我们是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为了能最后签订政治协议才掐着日子回延安，又掐着日 子赶来重庆，冒点风险是值得的，也是必须的。”

天黑得很快，机舱里亮起两只昏黄的灯泡。美军驾驶员在争取最后的一线希望，第 三次下降，争取在天黑前能落下去。

周恩来又钻进了驾驶室，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飞机的前方，其实也是下方。在一阵 难熬的下降飞行之后，左前方忽然闪现一个隐约的目标。

“那里！”周恩来手指目标叫一声。

美军驾驶员的目光一瞟，已经拉起机头，将飞机重新升上天空，并朝周恩来举起拇 指作个有力的赞赏表示。这些美国大兵确实技术厉害，眼前就晃了一下隐约的目标，外 人根本不知那是什么东西，是山是楼是塔台？他们已经信心十足地一推驾驶杆，迅猛地 进入第四次迫降。

下降、下降……崩！所有人一震，还没完全明白过来，飞机已经变成水平运动。经 验马上告诉我，这是在地上滑行！由于东西全扔了，飞机没滑行多远便停稳。我们欢呼 着差点跳起来。下飞机一看，乖乖，差不到5米就冲出跑道了。原来飞机是在跑道中段 才触地，要不是负荷轻，真不知又要出什么危险呢。

周恩来带着我们全体乘客去向美军机组人员表示感谢，同他们一一握手。大难不死， 这些美国大兵的神情永久地留在了我记忆中。那位机长立正敬礼，然后握手，然后将一 只手朝天上伸去：“周将军是伟大的人物，上帝总是保佑您的。”那个接触最多的大个 子美军还挺严肃认真地点点头：“能为周将军服务我感到荣幸。”

最近我常想，这些美国大兵还有在世的吗？如果他们知道周恩来以后为世界和平所 作出的巨大贡献以及所受到的广泛尊重和爱戴，他们一定会为这次“服务”更感荣幸的 吧……

我讲的第二件事发生在柬埔寨，真是说险不险，说不险比哪次都惊吓人，所台风险 比哪次都大。

那是1960年，我跟随周恩来出国访问。当时我的职务已经从总理副官改为机要秘书。

在越南访问时，就传来柬埔寨国王去世的消息。柬埔寨是我们出访的国家之一，周 总理一得到消息，马上叫我发电致哀。到了印度，周总理又叫我们每人买了一套白色西 服，去柬埔寨时穿。

我不理解：“总理，为什么穿白色西服去柬埔寨？”

周恩来说：“穿白色西装，到柬埔寨也算我们的悼念。”

我说：“国王死了，我们是外宾，还给他穿孝服呀？”

周恩来指点我说：“何秘书，这个道理也需要我讲吗？人家国王逝世，是国丧期； 从礼节上，从理解上，我们都应该这么做。去吊丧是我们出访柬埔寨的重要内容之一， 你告诉大家，这个思想一定要明确。”

到达柬埔寨时，我们清一色白色西装，友好而肃穆地走下飞机。西哈努克亲王见了， 大受感动。这是周恩来总理第一次访问柬埔寨，与西哈努克亲王立刻建立起了很深的私 人友谊。

周恩来要和代表团一起住旅馆，西哈努克亲王不答应，坚持要周恩来住王宫。总理 早就给我们出访定下了规矩，重要的一条就是“客随主便”。

客随主便，周恩来被西哈努克接入王宫。当时王后还在，周恩来同西哈努克都住在 了王宫里。

王宫不大，还不如我们北京的官园大；房子不大也不多，我和总理当时的卫士长成 元功没地方休息，只能轮流进地下室去休息。不过，王宫的花园不小，非常漂亮，体现 了真正大自然的美。

客随主便，西哈努克安排周总理参观柬埔寨的医院，电台，这都是我们援建的。西 哈努克亲自担任讲解。从见面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强烈地感受到这位新国王很聪明，受 过很好的教育，举止言谈文雅礼貌，风度翩翩。柬埔寨的华侨非常爱国，周总理每次外 出，华侨们都全体出动，在马路两边和公共场所自动形成纠察线进行保护。因为当时柬 埔寨不太平，南越人经常搞偷袭，每次外出公开活动都包含有一定危险性。西哈努克对 于华侨们的表现满意又自豪，两眼朝周恩来一闪一闪地望着，说：“这是柬埔寨的华侨， 他们爱第一祖国，中国；也爱第二祖国，柬埔寨。”

这天晚上看过演出，陈毅外长对周恩来说：“总理呀，咱们明天可得分开活动了。 我去吴哥窟，纯是游玩，你和西哈努克参观白马，可是重头。”

第二天，周恩来与陈毅便分开活动了。这一切都是客随主便，听西哈努克亲王安排。 陈毅先走了。陈毅走后，西哈努克才请总理出发。我们当时谁也没料到这是西哈努克早 已心中想好的一步棋。

简易机场上停有两架小飞机，螺旋桨式的小飞机。西哈努克陪周恩来上了第一架飞 机。这是西哈努克的飞机，里面装饰过，很漂亮，但是很小，坐不多人。西哈努克带了 个警卫，周恩来只带了法文翻译齐宗华，我们都没上去，主人安排我们上第二架。

上飞机前，只遵循客随主便的原则，也没多问，都以为去白马参观。西哈努克一上 飞机，形势全变了。他突然赶开飞机驾驶员，说：“今天我亲自给周总理开飞机。”

我的天哪，西哈努克要开飞机？而且是载着我们的国家的总理周恩来！西哈努克当 时还很年轻，完全是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我们的总理可是62岁的老人了。西哈努 克如果60岁，他决不会这么冲，这么冒失，他的这个举动充满了青年人所特有的血性、 锐气和热情，但给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带来的可是承受不起的压迫力。我承认西哈努克聪 明，聊起天来，天文地理，鸡毛蒜皮，什么都懂一些；他还会作诗，会作曲，会唱，会 表演，他会开汽车，但说啥也没想到他还会开飞机。这毕竟是1960年啊，一国元首开飞 机我实在是第一次听说，并且马上要见识……

陈毅元帅要是在就好了，他一定会巧妙地谢绝阻止。可他已被聪明的西哈努克先打 发走了，剩我们这些人，事前不知道，事发也没法劝，这种场合可是没有我们说话的份， 只能看周总理自己的态度了。而总理的态度，不看也知道，肯定是客随主便。

果然，总理只是微笑点头，毫无担忧和拒绝的表示。然而事情还没完，西哈努克坐 上了驾驶位，又发话了。

“总理，咱们今天不去白马了。”他回头望住周恩来，“咱们今天去××岛，到那 里视察一下。”

这个岛名我现在记不准确了，当时所受惊吓太大。因为那个岛就在南越的边边上。 这个岛本来是属于柬埔寨的，南越反动当局在美国支持下搞霸权，争这个岛，说应该归 南越，所以经常派武装部队去骚扰。那岛子是兵家所争之地，已经充满危险性，偏又听 说还有土匪，更是险上加险。西哈努克现在就要开飞机去闯那个岛。

今天讲起来，我不能不佩服西哈努克那种勇敢无畏的闯劲，他虽然出身高贵，从小 生活优越，但在为民族和国家的奋斗中，确实不乏献身精神。在当时，我却实在认为他 是年轻人的冒失，并且也明白他的用意：你南越不是有美国人支持吗？我有中国朋友！ 现在中国的总理陪我一道来视察岛子了，这就是承认并支持柬埔寨对这个岛屿所拥有的 主权。

客随主便，飞机起飞了。虽然距离很近，飞行时间不长，我却汗透两层衣。想想刚 访问过的尼泊尔，比亨德拉国王叫周恩来坐他的飞机，起飞后就发生故障，飞机差点坠 毁。那次周恩来、陈毅都在飞机上，警卫人员基本没上去，也是这种小飞机，我在场， 急得我心差点从嗓子眼跳出来。那场惊吓的后遗症还没消失，现在又乘上了这种小飞机， 我一个劲地从窗子朝外扫视，就怕前面的飞机出事。我相信，老国王要是不去世，决不 会发生这种事。

始终没有望见总理的飞机。舱里不知谁喃喃，美国和南越的飞机常窜过来……

我的心咯噔一下，忙又朝窗外望，这次可就怕发现飞机了，要是南越飞来几架战斗 机，那可成大事呢。我还记得1956年11月那次，周恩来与贺龙从河内飞金边，航线恰好 要从美国控制的南越和泰国的空军基地间穿过，那里仗打得正凶，周恩来却说：“不管 危险多大，一定要飞过去，人家在等着我们呢，不能第一次打交道就失信，我们代表的 是整个国家！”那次周恩来亲自参加飞越的研究会，设想各种应付方案。飞越险区时， 无线电里一直响着美军基地的陆空对话声，周恩来和贺龙却一路谈笑风生，使我多次想 起草船借箭里的诸葛亮，想起当年跟随周恩来参观武侯祠……

那次低空飞行，平安过了战火激烈的险区。我还跟总理穿越过美国和蒋介石封锁的 台湾海峡，虽然都过来了，却每次都压力大得减寿。以一国总理之尊，屡次冒这样大的 风险，值得吗？

谢天谢地，飞机终于着陆了。我不等出舱便看到了西哈努克驾驶的那架飞机，长长 舒口气：这个年轻国王还真有那么两下子。

下飞机时，突然听到叭叭一串清脆声响，实在是跟随总理多年，年年都遇有险情， 稍有情况便联系起一堆经验之想。我马上想到了劳山遇险那一次，曾错把枪声当成鞭子 声……

土匪！这是生出的第一个念头。刹那间的紧张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我紧冲两步， 发现周恩来一脸平静轻松的微笑，完全是游览名胜的悠闲自在的神情。有人在喊：

“中国的总理来了！”

“热烈欢迎周恩来总理前来参观视察！”

我稍松一口气，到底没弄清那声响是枪声还是鞭炮还是甩鞭子声？总之岛上的人一 听说是中国的总理周恩来到了，都表现出热烈、激动和友好。我能鲜明地感到中国的国 威，感到周恩来的赫赫英名就是在这荒僻小岛也尽人皆知，并且民皆仰之。特别是华侨， 那激昂热烈的情绪使我坚信，真有什么风吹草动的事发生，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用生命和 鲜血来保卫代表祖国出访的周恩来总理。

那一趟视察，无论风景多美，异国情调多么迷人，我始终不曾有丝毫的轻松可言。 直到回了金边，那汗还没有出完。一到王宫，我就抱怨：“总理，这可太危险，太不象 话了。”

周恩来淡淡一笑：“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但不该这样说。人家是国王，是元首，你 们不能把总理考虑到国王、元首之上。”他眨了一下眼，目光变得深沉。“你们替我担 心着急，一方面是负有责任，另方面是不是有大国思想？不要把大国的总理考虑在小国 的元首之上。无论大国小国、穷国富国，在国际关系上都是一律平等的，不但要这样说， 更要这样想，这样做。”

陈毅元帅来了。他显然听说了这件事，那坦荡的性情再配上个大嗓门，一见总理便 嚷起来：“不行，我得去找西哈努克亲王说说，这还得了，这么大的事……”

他被周恩来一个严厉的手势止住了，怔怔地望着周恩来。

“国王、元首给你总理开飞机，你说什么？你再高有人家元首高？”

“可也得打个招呼哟。”

“人家国王也去了嘛，我们要支持，那岛子本来就是人家的么。”

陈毅同西哈努克的友谊是很深的，私人交往也密切，很有感情，所以说话没那么多 顾忌：“唉，他是够勇敢够敢闯的，又开飞机，又拉了中国总理去岛子上向南越示 威……”

周恩来笑了：“人家元首开飞机，我能拒绝吗？越是小国家，我们越是要尊重，决 不能损伤小国的自尊心。我们坚持的就是这么一个原则：大国小国一个样，穷国富国一 个样。生活中人与人交往也不能嫌贫爱富啊，何况是国家之间。”

陈毅连连点头，不再提这件事，转而介绍他参观的吴哥窟。周恩来也并没把这次冒 险当回事，在他的经历中，这也确实算不得什么“险”。他只是遗憾没看到吴哥窟： “唉，未能一睹为快啊，可惜！””

不同于枪弹下的幸免于难，也不同于空中的遇险，周恩来还曾多次在大的政治较量 和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凭着大智大勇，沉着冷静、有条不紊地转危为安。那种“不管风吹 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气度，堪称千古一绝。

1931年4月下旬，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实在是段灰暗的日子。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 的顾顺章送中央代表张国焘去鄂豫皖根据地。谁能想到这2人变成两股祸水？张国焘到 了那里后，利用“肃反”将开辟鄂豫皖根据地的优秀红军将领几乎杀光，其黑暗和残酷 程度在60年后的今天都不宜全部披露，最后发展到分裂党，另立中央的地步。对于张国 焘的罪恶人们已经知道不少，无须多讲。这个护送张国焘的顾顺章还可以再谈谈。他虽 然危害时间极短暂，却对中共中央的安全造成从未有过的极大威胁，堪称创造了一项中 共党史之最。

顾顺章原是个上海工人，参加共产党后，到这时已经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他领导中央特科工作，长期负责党的保卫工作，熟知中共中央机关和多数中央领导人的 住址，掌握党的大量重要机密，熟悉党的各种秘密工作方法。他护送张国焘走后，在武 汉被捕，很快叛变，并且向国民党当局献计献策，想以突然袭击的办法将中共中央机关 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

在这一危急时刻，首先立大功的是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当机要秘书的中共 地下党员钱壮飞。他获悉情报，立刻派人连夜从南京赶到上海，报告中央特科负责人李 克农并转报中央。

要在极短时间里，要在敌人统治下，迅速完成大规模的疏散隐蔽任务，其艰巨性， 危险性在白区工作中都是罕见的。中央将这一重大事件的处理委托给以周恩来为首的几 位同志全权处理。周恩来一分一秒不放松，与陈云商定对策，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 李强等同志协助下，销毁大量机密文件，疏散所有党的负责人和一切可能成为顾顺章侦 捕的干部；切断叛徒在上海可能利用的所有关系；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 法，赶在敌人行动之前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避免了一次后果极端严重的大破坏。

周恩来在重大关头所表现的这种惊人的静气，他在危难时刻所显示的钢铁意志，周 密准确地估量形势，果断正确地采取行动，在以后重大政治斗争中多次再现。比如长征 途中张国焘准备加害中央之际；比如加纳发生谋刺总统事件后，他如期访问加纳给予支 持；比如尽人皆知的“9．13”事件中。

邓颖超曾对我们讲述她与周恩来在大连遇险脱险的经过，这个故事也可以说明周恩 来每临大事有静气，沉着、机智、果敢的品格。

1928年，中共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当选为代表，邓颖超 列席会议，两人在五月初一道乘日本轮船离开上海。

船过青岛时，周恩来与邓颖超上岸吃饭，并买了青岛市的各种报纸带回船上。当时 山东济南刚发生日本屠杀中国外交官员，打死打伤中国军民数千人的惨案，因惨案发生 于5月3日，所以又称“五三惨案”。报纸上几乎全是报道这方面的内容。

周恩来买许多报纸，引起日方侦察员注意，轮船停靠大连码头后，周恩来与邓颖超 正准备下船，面前出现了3名穿警服的日本人，也不讲话，目光灼灼盯紧周恩来，就那 么沉默着挡住去路。

人心中但凡有隐秘，最惊的莫过于这种莫测高深的目光和沉默，许多极富经验的斗 士也难免栽在沉默中。周恩来却表现出超人的静气，显出一种惊讶、不解和不满的神情， 皱起眉头问：“这是什么意思？有事吗？”

日本水上警察厅的警官没有诈出破绽，便冷冷而又突然地问出一声：“你的，什么 的干活？”

“做古玩生意。”周恩来毫不迟疑地应上一句。虽然他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也没 有，但自小受家庭熏陶，关于古玩的知识却不少，完全可以周旋下去。

“你买那么多报纸干什么？”又一个警察用流利的中国话抢问。

“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消遣。”

“你要去哪儿？”

“吉林。”

“到东北干什么？”

“去看望舅舅。”

3个敌人交换一下目光，指住周恩来：“你的，跟我们走一趟。”

“去哪儿？”周恩来不耐烦地又皱起眉头。

“水上警察厅。”

“我跟你们一起去。”邓颖超不放心。

“你不要去，你去干什么？”周恩来发火地瞪一眼邓颖超，那神情态度完全符合当 时中国的夫妻在家庭中各自所占的位置。周恩来转望住3名警官：“我可以跟你们去。 不过，你们先帮我找个旅馆，把我夫人送旅馆住下，回来我也好找她。”

3名警官怔了怔。不要小看这几句话，这里所显示的自信确实具有震撼力，3名警官 顿时有些泄气，心劲明显减弱，帮邓颖超找好旅馆，安排邓颖超住下，然后才带周恩来 走。

在水上警察厅，他们拿出记录的纸笔，例行公事地问一遍姓名、出生年月日、学历、 职业等情况，然后吸燃香烟，这是正式交锋的前奏。

周恩来始终是那么坦然，那么自信，那么既来之则安之，就是没有一点惶恐不安， 连目光都不颤一下。

“你舅舅姓什么？”敌人冷不防问。

“姓周。”

“叫什么？”

“曼青。”

“干什么的？”

“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

这几句问答行云流水，一气完毕，又快捷又干脆。

可是，主审官嘴角流出了得意的略含讥嘲的冷笑：“你大概忘了你姓什么？”

“姓王。开始我说过。”

敌人口气陡转，又凶又急：“你舅舅姓周，你怎么姓王？”

这次轮到周恩来笑了。他的笑中含着苦涩也含着讥嘲，那是“秀才遇见兵”的神情： “先生，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叔叔和我姓氏一致，舅舅可不一致，不像外国 人，舅舅、叔叔都叫uncle。所以我舅舅姓周我姓王。”

敌人有些尴尬，嘴唇张了张，不甘心地站起身，逼视着周恩来：“我看你不是姓王 而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而是当兵的。”

周恩来表情的变化是那么自然而适度，始而惊讶，继而苦笑，伸出两只手：“你看 我像当兵的吗？”

几个警察都去看那双手，那是一双写字的手。

主审官拉开抽屉，拿出一张卡片仔细看着，猛一掀眼帘，目光直逼周恩来，叫： “周恩来！”

周恩来茫然地皱起眉头，既没应声也无脸红，被喊愣了一般。

“你就是周恩来。”敌人肯定地再说一句。

周恩来脑子马上闪出上海登船后，餐厅里遇到的两张似曾相识的面孔，天津口音， 是商人。很可能是当年在天津五四运动时认识他的……

然而，近10年过去了。周恩来抚下满腮的胡子，笑着摇起头：“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姓王，淮安人，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周恩来？”

主审官张了张嘴，没有答出来。他重新坐下，拿过记录，将问过的话再重新问一遍。 周恩来对答如流，与记录上一字不错。他那非凡的记忆力确实超出一般人所能想象的。

于是，敌人终于缓下态度：“对不起，误会了。先生，你可以走了。”

周恩来却不忙于走。他是在日本人的势力下活动，走出警察厅容易，再被请回来也 很容易。

“唉呀，耽误快两小时了。”周恩来看看表，认真请求道：“先生，我还得麻烦你 们一下，帮我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的火车票。”

敌人再次面面相觑，终于点点头：“可以。”

“辛苦你们了。”周恩来将钱递上，“我在旅馆等票。”

至此，周恩来才不慌不忙走出警察厅。回到旅馆，他仍是那么从容不迫，喝水休息， 只是喝水时低低交待一句：“把接头证件销毁。”

邓颖超若无其事地上厕所去了。很快，厕所传出了冲马桶的声音。

就这样，周恩来和邓颖超拿了警察厅代买的火车票，从容不迫地离开了大连……

这一段大连遇险脱险的经过，《八小时以外》等杂志登过文章。邓大姐曾说，“与 事实有很大出入”。周恩来在北戴河讲过这件事，邓大姐也对我们讲过。她说：“我是 亲身经历了那次事件的两个人之一，恩来也跟我详细讲了他在警察厅同敌人斗智的情 况。”

作者:权延赤

华盛顿人

周恩来与酒

周恩来能喝酒；为了工作平时不喝酒，为了工作也可以连续喝下大量的酒；他喝酒有节制，偶尔也有失去节制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     周恩来总理喝酒的故事太多了，充满迷人的魅力，要是一件件讲详细，一本书也写不完。不过，他喝酒的故事大多都是与“茅台”联系在一起。自从红军长征路经贵州，攻占了茅台镇，“那里的酒全喝光了”以后，周恩来就与茅台结下不解之缘。我常听人们讲笑话：“其实五粮液酒的质量早已超过茅台，但仍然没法跟茅台比。因为红军没有喝五粮液，因为总理喜欢喝茅台。差了这么两条，五粮液永远也赶不上茅台。”     笑话终归是笑话。不过，茅台名震全球，确确实实与我们的总理分不开。长征经过茅台镇，总理用超过1两的杯子喝下25杯茅台酒。这是他亲口所讲，也为我后来目睹的事实所验证。     那么，就从总理的酒量谈起吧。     年我到周恩来身边担任警卫，随他由延安奔赴重庆。一路上的国民党军官，包括那些司令长官，军长师长，见了周恩来莫不毕恭毕敬。因为大多都是黄埔军校出来的，都曾是周恩来的学生；学生见了老师摆酒洗尘是免不了的。那一路我就发现他酒量很大，没有一个学生能比。但到底酒量有多大？我心里没底。够我醉3次的酒，他一次喝完没有任何失常。一定要找点对酒的反应，那就是变得更精神更风采更机敏。我心里给他算计：能喝一斤？至少8两吧……显然我是低估了。     第一次开眼界是1945年秋，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到达后，当晚8时，蒋介石在林园官邸为毛泽东举行宴会。谈判开始了，喝酒也开始了。从国民党及其政府，到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宴请几乎没断。每次宴会，人们都拥上来，争着向毛泽东主席敬酒。那段时间周恩来陪伴毛泽东真是形影不离，就是怕人谋害毛泽东。宴会上也不例外，他总是紧贴毛泽东而坐；谈话时他退后半个身子让毛泽东为先，敬酒时他又抢前半个身子挡在先：“哎哎，毛主席酒量有限，我代了，我来代劳……”     看着周恩来代替毛泽东一杯又一杯地喝干酒，把一圈又一圈的敬酒人挡回去，不知为什么，我眼圈忽然湿了。     跟随周恩来5年多，看他出席酒会，听他论酒，我也多少有了一些关于酒和喝酒的知识。     他讲，喝酒有人上脸，有人不上脸；上脸的未必不能喝，不上脸的未必就能喝。有人喝了酒脸红脖子红，但是眼睛发亮有神，这样的人其实很能喝，而且这种人的红往往是红润，甚至是红光流溢，神采飞扬。周恩来就是这种类型。有人喝了酒脸红脖子红，但是本来亮晶晶的眼睛变黯淡，明锐的光波被一种涣散的淡漠所替代，这样的人就真不能喝。而且这种人的红往往是发紫发暗，缺少光彩。眼神聚起又散，时聚时散，他喝酒就不成享受而成受罪。毛泽东大约就是这种类型，所以喝酒从不过3杯，以免失态。不上脸的人其实不存在，那只是相对而言。确实不上脸的人确实能喝，这种“不上脸”表现得容光焕发，只是那淡淡一层红晕或因皮厚肉重，或因肤色黑浓而不显眼罢了。比如许世友就属于这一类型。看似不上脸，其实变白变灰或变青的人，那是真不能喝，所谓不上脸是由于这3种颜色的变比不易察觉。比如贺老总年岁大以后，脸不变色总理也不让劝他酒喝。     同一个人酒量也无法明确界定。因为还与他当时的身体状况，睡眠状况，下酒菜的质量以及喝酒时的心情气氛有关。比如睡好觉能喝一斤白酒，那么失眠或连续不得休息就可能降成半斤的量。比如吃牛羊肉能喝一斤，吃猪肉可能变9两，吃鱼肉剩8两，吃青菜也许6两，空肚子喝3两准晕。比如两天没喝酒，开怀畅饮可以喝一斤，这样的人如果中午喝了晚上接着喝，头天喝了第二天又喝，那酒量就会大打折扣。另外，酒逢知己干杯少，话不投机“半杯醉”也是不无道理的。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代替毛泽东喝酒时，不利条件几乎全占了。他严重睡眠不足，体质明显下降。毛泽东本人就是精力过人，睡眠极少。他醒着时，周恩来从没睡过，要讨论处理繁重的工作；毛泽东休息了，他也不能休息，又继续开会，听汇报，检查和布置第二天工作。每次宴会他来不及吃一口菜，第一轮敬酒便开始了。往往是几杯酒、甚至十几杯酒落肚，才能匆匆夹几筷子菜吃。而那新一轮的敬酒已经又开始了……与民主党派喝酒稍好些，与国民党喝酒简直是又一场战斗。像张治中将军这样的是真心敬毛泽东，但那些来自cc系和军统系的人物便不能不让人格外提心。各色人物混杂，有些人的背景和面貌就不明，其中不少是“南征北战”酒场上杀出来的，又能喝酒又会劝酒，特别是两杯酒下肚后，真心的和假意的便都热烈起来，笑语鼎沸，都是感人话：     “毛先生，这次重开谈判比前一阶段顺利许多，祝我们早日达成协议。干杯，干杯。”     “恩来兄，毛先生的酒你代替了，还有你自己的呢？要干两杯，两杯……”     “周先生，兄弟是代表市党部，国共合作么，要一视同仁。第一杯是代毛先生，这第二杯才是你的……”     参加宴会者，称兄道弟多，也有称先生或称“周公”的，由于周恩来挡在毛泽东前，很快就成了焦点，敬酒不如说进攻，海潮一样一波退下，一波又推涌而来，那场酒真是喝得“轰轰烈烈”，到后来已经变成惊心动魄。那是谈判陷于僵局之后，终于在坚持和妥协之间，周恩来找到了突破点。国民党既为共产党作出的巨大让步而窃喜，又为一时攻不破共产党的主要阵地而恼火不安，各种情绪都带到了酒宴上。看着那场面，不能不让人想到海景：大海威猛地耸起长列的浪脊，汹涌奔来，呼啸之声仿佛要吞没一切。它轰然巨响地撞在壁立的岩石上，立刻变得粉碎，带着沉重无奈的叹息声退落下去。然而，新的长列的浪头一个接一个又翻卷而出，继续朝着那巍然屹立的岩壁汹涌迫去，发出令人颤栗的喧啸声……周恩来始终不倒地挡在毛泽东前面，迎着那浪潮一杯接一杯往下干。他的脸上红光流溢，两眼亮得出奇，威武的两道眉毛稍稍上扬，更显出神采飞扬：“我提个建议，我们不要继续打乱仗。无论谈判还是喝酒，我们应该平等地进行。现在我提议，所有能喝酒的先生都举杯，我代表毛主席敬大家三杯。”周恩来彬彬有礼地将目光扫过全场，微笑点头：“先喝为敬啊。”     周思来连干三杯。仍然红光流溢，仍然神采飞扬，仍然彬彬有礼，就那么微笑着又举起杯，用他那如绍兴黄酒一样温和醇香的嗓音说：“当然，还有我自己的三杯。”     他又连干三杯！     会场陡然静下来，久久卷不起浪头，只有周恩来温和文雅的声音：“我们不是赌酒，是为友谊干杯。不强人所难。能喝的就请先干三杯，然后继续来。”     张群、邵力子、张治中等人站起来了，纷纷支持道：“恩来兄讲的对，不要打乱仗。”“谁能喝就单站出来敬，不要取巧耍滑……”     有几个连干三杯酒，但没一个再敢站出来单独挑战。有个背照相机的记者对我们说：     “唉，一个周恩来就打败了整个国民党……”     回红岩办事处时，我鲜明地闻出，周恩来呼出的气都充满酒香。我心疼地小声问：     “周副主席，你怎么一杯也不让主席喝？他只要喝半杯你就可以少喝三四杯啊。”     “我怕酒里有人作手脚，放毒……”他只耳语一般地喃喃了一声。     那次酒后，周恩来又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我常想，像他那样连续工作，睡眠严重不足，体质下降，又空腹地连续大量地喝酒，甚至一次喝几十杯白酒仍然不醉不倒，支撑他的只剩了心情和气氛。面对围攻的气氛，保护毛主席的心情，使他激昂，使他振奋，酒量得到了超常的发挥。     给我印象深的，能够显示他酒量的还有一次发生在云南，是完全不同于重庆那次的气氛和心情下，轰轰烈烈地喝了一场大酒。     记得那是亚非会议结束以后，我们跟随总理乘飞机从万隆回到昆明。云南党政军的领导干部为了庆祝万隆会议圆满成功，举行宴会招待总理和代表团。     那天晚上，省委、人委、军区，几个系统的领导干部轮番向总理敬酒，这是出于敬爱、欢迎和感到无比荣幸的敬酒，总理不愿扫大家的兴，更不愿让敬酒者尴尬，尽量满足每个人。无论熟与不熟，职务高或低，他都满足了每个人的愿望。当他频频与敬酒者碰杯干杯时，我就联想到他与群众握手的场面。周恩来无论见哪方面的干部群众，都一定满足大家握手的愿望，与前排的握完手，也不忘中排后排，有手伸过来就一定要握。     有次他手破了，很痛，加之右臂曾经骨折，活动受限，我们劝他不要握手了。但他拿掉手上的药布，站在门口，坚持和被接见的280多名代表一一握手告别！     现在，他喝酒就像握手一样热情周到，不拒绝敬酒，还主动向同志们敬酒，越是职务低，越是一般工作人员，他越不忘敬酒。     应该说，云南省党、政、军干部都喝得实实在在，绝没谁取巧耍滑，即便不能喝酒的也大口干杯，用他们醉后讲的话说：“跟总理喝酒，醉了也值，醉了也高兴。”     说实话，那次喝酒仍属总理喝得最多，甚至多很多。但是，云南干部喝醉许多，总理却一点没醉，仍然是我所熟悉的那样：红光流溢，神采飞扬，兴致勃勃地同大家交谈；上下5千年，纵横lO万里，那渊博的知识和机敏的思想谈吐，倾倒了所有在场的人。     不过，所有这种宴会场合，只能说个总理很能喝，确实酒量大，却很难真正说清到底喝了多少？     工作中，总理最讨厌“大概”、“可能”、“估计”一类笼统话；他格外注重数字，为了准确。这点后面要谈及。那么，总理喝酒我也不能总讲笼统场面上的话。我可以举两次“赌酒”的例子。这是“单个教练”，可以准确说出喝了多少酒。     年第二次庐山会议时，有天晚上总理从主席那里出来，吩咐说：“到尚奎同志家去，他和水静请我吃饭呢。”     提起杨尚奎和他的夫人水静，中南海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因为杨尚奎是老革命了，当年在中央苏区担任省委宣传部长，建国后任江西省委书记，中央在庐山开会时，他和夫人水静总要尽地主之谊。水静那时年轻潇洒，待人热情，给大家印象很好，还曾帮助一组卫士找对象，一时传为佳话。     她给大家印象深，还有个重要原因是酒量大。由于江西在国家3年困难时期，每年拨出十几亿斤粮支援各地，到1961年秋，江西生产形势和经济恢复都比较好，所以总理显得很高兴，路上兴致勃勃问一句：“都说水静酒量很大？”     我说：“好象听人讲过。女同志不喝则已，只要是敢喝的，一般都要比男同志能喝。”     “嗯，”总理笑着点头，神情蹊跷：“她把我的部长灌醉了呢。”     “谁？”     “廖鲁言。”     “真的？”我吃惊地睁大眼，“哎呀，那总理可要小心点。”     总理能喝酒。国务院能喝酒的不少。张彦、乔冠华他们都是一斤以上的白酒量。每逢有喜庆日子，常站起来就坐不回去，互相碰杯，敬酒劝酒，兴致极高。常有喝醉的时候喝醉的人；醉后话多，出过不少洋相。     总理最喜欢和陈毅、乔冠华一道喝，有这两个人，气氛就热烈，就愉快。这两个人放得开，但是不粗俗；酒兴大发也不会讲出低级趣味，必是山南海北，天地文章；诗词歌赋，妙语如珠。     所以，总理喝酒喜欢问两句话：“陈老总来不来？”或吩咐：“叫乔老爷来参加。”     总理与陈毅私交甚深，自不必言。乔冠华是总理一手培养起来的外交家，一直深得总理喜爱。我曾想过其中的原因。比如乔冠华不拘束，性格坦荡活泼，他敢在总理面前出洋相，但分寸把握的好，决不伤大雅，这是可以给总理带来很大愉快的。毕竟总理也愿意过上一般人际交往的生活，但多数干部对总理都是毕恭毕敬，礼貌周全，拘束了自己也就拘束了总理。     “乔老爷”一出场就敢出洋相。总理访问非洲，获得很大成功。返回北京前，在西北14号机场休息一晚上，准备第二天返京接受党政领导和各界群众的隆重欢迎。乔冠华接不住那活跃性子，跟大家策划鼓动一番，第二天一早就带大家提前来到机场，按高矮次序分几排站好队，忍住笑在那里等总理的车到。     总理的车驶来了，司机不明白怎么回事，就减慢速度，缓缓向队列前滑过。于是，乔冠华像个中学生领队似地跨前一步，斜侧半面带领大家呼起口号。那动作是模仿欢迎群众，又露几分夸张的滑稽：     “热烈欢迎周总理！”     “欢迎周总理访问非洲胜利归来！”     乔冠华的洋相，逗得周恩来在车里就噗嗤一声，感叹着摇摇头，那眼神仿佛是忆起了学生时的生活，忆起了青年时的活跃、嬉戏、自由自在。     车停下来。周恩来再次感慨万千地摇摇头又点点头，才钻出车门，一边朝大家走，一边忍俊不止地乐，指点着乔冠华说：“你这个乔老爷呀，总有出不完的洋相！”     在一片欢笑声中，乔冠华不失时机地指挥记者：“来来，给总理和大家合个影。”     于是，欢呼声更高，是真正的皆大欢喜。     在我的印象中，只要周恩来、陈毅、乔冠华3个人到了一起，准喝得厉害。你敬他，他攻我，我劝你，各有一套办法。酒桌上的其他人被他们一带动，再拘束的人也会放开了，气氛准好。何况，总理、陈毅、乔冠华3个人都是一斤以上的白酒量，有闹酒的“物质基础”。     不过，真论酒量，还数不到一斤量的陈毅和乔冠华。首长里很有一些“大喝”。比如地方干部中，有名的是“南京四大喝”。这“四大喝”中又以许世友声名最高。从某种意义上讲，喝酒主要不是能喝不能喝，而是敢喝不敢喝。会喝的都伯敢喝的，敢喝就是敢玩命。许世友一生传奇，7次参加敢死队，9次负重伤，那股二杆子劲若是上来，玩命跟你拼起来，后果足堪忧，所以没人敢撄其锋锐。     国务院这边要讲“大喝”，廖鲁言可以说最负盛名。据说一次散席，桌上剩半瓶汾酒，他拿起来灌汽水一样喝掉了，淡淡说一句：“别浪费了。”     可是，就这位国务院最能喝的部长，竞被一个文秀洒脱的水静给灌醉了。看来国务院的最高领导现在是要向她讨回这个“公道”。     “水静，我迟到了。”总理笑着点头致歉。     迎出门口的水静也带着歉意说：“总理，真对不起呢，小平、富春他们等你很久，后来听说主席找你，知道一下来不了，他们就先吃了……”     “这就对了嘛，不要等。”总理反而轻松一些，他就是担心叫其他客人久等。     “他们吃完就走了，尚奎也陪他们去了。”水静仍然歉意难消：“尚奎叫我在家等你，他再三关照，说总理重诺守信，说了就一定会来，不管多晚。”     “我答应了的就会来的。”总理随水静进了餐厅。     记得那次吃饭时间不长，不到一小时总理就出来了，说去跳舞。我闻到了酒味，不放心问：“水静很能喝？”     “嗯，”总理点点头，“名不虚传。”     我问水静是否能喝，是为了测测总理喝了多少，以便把握是否适合跳舞？总理只说“名不虚传”，没讲喝多少。见他步履稳健，还像平时一样轻快似阵风，我就放下心，没再多问。30年后看到水静写的文章，才知道那天总理喝了整一斤茅台酒。     据水静著文回忆，那天总理坐下就问：“还有剩菜吗？”     “剩菜怎么行呢，”水静说，“总理，我给你留了菜。”     “那就不客气了，”总理把手放在餐桌上，“我就吃吧。”     水静回忆说，是她亲自为总理收拾桌面，摆上饭菜。都是江西特色，总体上是以尚奎同志的家乡兴国县的“四星望月”为主，这个雅称还是主席在兴国搞调查时给取的哩。     那个“月”是米粉蒸肉，那四颗“星”是四碟小菜，无非辣椒、青菜、豆腐之类。     总理没有动筷子就问：“有茅台吗，水静？”     “有。”水静取来一瓶茅台。     “还有吗？”周恩来含笑扬扬下颏，“有就再拿一瓶来。”     “有。”水静忙再拿出一瓶，怔怔地望住总理，不明所以。     “好了，水静。”周恩来指指桌边，“来，你也吃一点。”     “总理，我刚吃过了……”     “吃过了就随便吃一点么。”总理继续指点桌边。     水静忽有所悟。既然是请客，哪有让客人独酌独饮的道理？咳，起码的礼节都忘了。     尚奎不在家，作为女主人理应作陪。于是，水静忙招呼服务人员再取一套餐具，坐在桌边。     总理将一瓶茅台推向水静，平常口气平淡声调：“听说你会喝酒，今天我们俩一人一瓶，怎么样？”     这才是常里识英奇，淡中见豪侠，水静忙不迭摆手：“哎呀，总理，我哪能喝这么多呀？”     “喝吧喝吧。”总理心中有数，知道豪饮的人说谦虚话只是随口而不会随性，“能喝多少就喝多少。”     总理吃一口粉蒸肉，说：“在中央苏区时，常吃到这种菜，其中以兴国的最具特色。”说着嚼着，已然斟满一杯酒，对水静一举：“感谢你和尚奎为我准备了如此佳看，干！”     会喝的人客气只是嘴头上，见总理斟酒水静也为自己斟满杯。随着总理一声“干！”     总理一饮而尽，落杯时，水静紧随着举杯，一饮而尽。     总理如此豪爽，水静自然不会再有丝毫拘束，马上斟满第二杯，举起说：“都是些土产，总理太客气了。这一杯我感谢总理的光临。”     水静仰面干杯，落杯时见总理微微一笑，也痛快干脆地将杯中酒一干见底。     总理夹一口菜，边嚼边又斟满酒：“这次又在庐山开会，江西是东道主，尚奎和你都很辛苦。”说着，酒杯已经又举起来：“这一杯是为你们优质接待工作道谢的。”     总理稍稍一仰脖子，转瞬间酒杯又空。水静不加停顿地紧随干杯，并且不慌不忙地斟酒回敬：“总理到江西，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许多指导和帮助，应该我们感谢总理。”     水静一饮而尽，总理也一饮而尽。     总理吃一口菜，又斟满酒：“这一杯，我代表小超大姐敬你。”     总理一直称邓颖超为“小超”。水静略略一怔，马上明白过来，酒里有了大姐的情谊，当然喝得痛快。而且，这一杯下去，更需要回敬：     “总理，我也代表尚奎同志敬你一杯。”说着，水静又干了杯。总理当然也跟着痛快干杯。     敬酒的话题很多，回敬的话题自然一样多，话赶话连续不断，一阵工夫两瓶茅台全空了。     “还有酒吗？”水静回忆当时情景，感觉总理酒兴正酣，“你还能喝吗？”     “酒是有的，不过我不能喝了。”水静解释，“我不嗜酒，今天喝得太多了。”     “如果你不喝，我也不喝了，吃点饭吧。”总理并不勉强，因为水静已经陪过小平、富春等同志，当然是喝过酒的了，这样喝下去水静就吃亏了。总理感慨道：“不过，我今天算是知道你的酒量了。”     “什么酒量呀？”水静不明白总理试她酒量的原因。     “我在北京就听说杨尚奎的夫人很能喝酒，”总理笑着透露了这次试她酒量的原因：     “你把我们的农业部长廖鲁言都灌醉了。对不对？”     “哎呀，总理，那可不能怪我。”水静大概明白了总理跟她喝酒的原因，这是“欺侮”了国务院的部长，总理“讨公道”来了。她笑着说：“不是我主动找他喝酒的呀。”     “廖鲁言同志是部长中最能喝酒的一个，竟然败在你的手下，说明你很不简单。”     总理哈哈笑出声，说：“今天我就是来试一试，这一试，果然名不虚传。一个女同志，一次能喝这么多酒，确实不多见哪。”     “真的，总理，我平时是不喝酒的。”水静赧额解释说，“刚才是总理让我喝，才不知不觉地喝了这么多。我已经醉了。”     “醉人不说醉，说醉的其实没醉。你没有醉，我看得出来。”总理放下饭碗，兴致勃勃提议：“舞会还没有散，跳舞去吧？”     “总理你先走一步吧。”水静摸摸额头，“我真有点头晕呢，休息一下再去，”     总理从来不做勉为其难的事，笑笑说：“那好吧，我就先走了。”     就这样，水静送总理出来了。     就这样，总理对我评价水静：“名不虚传。”     由于双方都没多少酒意，刚起兴便结束了，仍然说不出到底能喝多少？按照总理喝酒的阶段，我们称为3个“高原现象”。     第一个高原现象是“自然风光”，从外表看不出是喝了酒。比如总理常举行家宴，宴请中外宾客及我们工作人员。有邓大姐在，他不多喝，与大家喝差不多酒。大家喝好了，他基本不逞酒意。又比如感冒之类小病，他基本不大吃药。好几次都是喊我：“何秘书，搞点酒来。”我也有了经验，逢这时就帮他拿一瓶茅台，准备一个酒杯。总理喜欢用花生米作下酒菜，抓一把花生米放碟子里或桌子上垫张纸，斟一杯酒，边饮酒，边吃花生米，边继续批阅文件。有时还把脚泡在热水中。三杯酒下肚，鼻子上微微有汗了，就倒头好好睡一觉。他睡眠太少，这几小时的好觉对他来说，又配了茅台酒和热水泡脚，就实在是一剂最好的良药。一觉醒来，感冒症状全消，重新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社会上每年都要流行几次感冒，这种流行性感冒难免被我们工作人员传入中南海，但是很少因此传上周总理，即便偶染，他喝点酒睡个好觉就抵抗过去。基本不曾影响工作。症状轻时，甚至不用喝酒，在嘴里抿点茅台就行。好几次他被传染了，鼻子不通，连打喷嚏，就对身边卫士说：“唉，不行了，今天不行了。来点儿，给我来一点儿。”卫士都明白，给他一小杯茅台，他抿在嘴里，抿一会儿鼻子就通了。夏天患了热感冒，逢上宴会有冰淇淋，他总是在冰淇淋上浇点茅台，吃过就好。有热伤风就治热伤风，没有也能预防。     不少同志跟他学，冰淇淋的味道也变好吃了。红军长征时，就把茅台酒当成包治百病的灵药，直到进了中南海，总理还保持了这种战争年代缺医少药时养成的习惯。关于茅台酒治病的故事，总理对斯诺对尼克松都曾讲过。     第二个高原现象就是进入兴奋状态。这一“高原现象”延续很久很广，主要表现就是两目有神，容光焕发，思维敏捷，话多、话题广；上下5千年，纵横10万里，情绪在极峰上明光闪烁。就这个阶段不好把握，半斤也是兴奋，2斤也是兴奋；多数时间就在这种兴奋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偶尔多那么一杯两杯，也许就会“飞跃”，进入第三阶段。那就糟了。或呕吐，或醉倒，也就是结束了第二个高原现象，进入第三个高原现象。     这个现象非有一两天的沉睡休息是不能完全摆脱的。当然，这种现象极少出现，后面还要谈及。     总理喝酒在兴奋愉快的状态下结束，能够明确说出量的是与许世友将军的一次赌酒。     许世友这位传奇式的将领，把喝酒作为看人老实不老实，豪爽不豪爽的重要标志之一。特别是盛年时，桌子中间放个大空碗，叫做滴酒罚一碗。他身后立一名卫兵。叫做监酒，不但监视谁耍滑，而且具体执行罚酒任务，和许司令同样级别的上将，卫兵也敢动手得罪，叫做“各为其主”。     一些吃过苦头，被强迫吃罚酒的将军免不了说出去，免不了有人向总理告状诉苦。     周恩来善于处理各种最复杂的矛盾，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比如许世友，除了毛主席，等闲人说了话他不会老实听；他性烈如火，连全军敬畏的彭老总都说要让他三分。     对于这样的同志，单纯批评不解决问题，劝说效果也不大，说轻说重也不好把握。但是，总理心里有数，这种有着特殊经历的义气深重的人，一旦心服，他会说到做到。     于是，当许世友到北京时，周恩来向这位嗜酒的司令员发起了“进攻”。     “许司令哪，晚上没事我请你喝酒。”周恩来亲切邀请。     “没事，我没事。”许世友两眼大放光彩。他本来就崇敬周恩来，本来就喜欢结交酒友，并且也久闻总理善饮；如今听说邀请，真有些“受宠若惊”，搓着两只大手不知该怎样回报总理，终于冒出一句：“下次我想法给总理打只豹子！”     晚上，许世友满心激动地如约赴宴，总理已经迎在小餐厅门口，拉住他的手说：     “许司令，今天我们是小范围宴请，尽可随便。”     真是小范围。入席一看，只有周总理和他，再无第3人。要说有第3人，那就是上菜的服务员。上来四盘菜就站到一边不动了。     早就听说总理招待客人是四菜一汤，果然不差。许世友不无遗憾：“总理，你到南京我请你吃野味，都是我打的。”     总理笑着点头，他相信，并且早有耳闻。     “许司令，喝什么酒？”     “总理定。”     “听说你喜欢茅台，我也喜欢茅台……”     “就喝茅台。”     周恩来朝服务员吩咐：“上茅台。”他望住许世友问：“听说南京有四大喝，哪几个呀？”     “王平、江渭清、聂凤智和我。”     “我听说你是排第一的，你们4个到底谁酒量大些？”     许世友憨然一笑：“算我大吧。”     “南京你行，在山东你不行吧？”     “怎么不行？”许世友这一生，怕人激，怕人说不行，谦虚话一句也没有了：“我打遍山东无敌手。”     “你是说打仗吧？”     “打仗打赢了，打进济南府，喝酒也没输过。”     “打仗我信，喝酒我不信。武松18碗酒，山东人豪饮。”     “总理你别不信，”许世友起急了，“喝酒我从来没遇过对手。”     服务员已经上来酒。周恩来不等服务员斟酒，用手接来酒瓶放桌上，用怀疑的眼神望住许世友笑：“许司令是老实人，我听人说，就是喝酒不老实，喜欢吹牛。”     “啊，总理，这是谁说的？妈了个×的我找他……”     周恩来连连作手势，把“一激一跳”的许世友稳住，笑得平静，说得平静：“现在你去哪儿找啊？这样吧，我们两个人喝，看看许司令能不能比我多喝……”     “总理，这，这怎么行？”     “连我都喝不过？”     “我怎么喝不过？”许世友着急又为难，“我怎么能跟总理赌酒呢，总理不信，另找个能喝的来……”     “喝酒不论官大小，只论酒量大小。世友同志，你要是喝不过我，那就是吹牛。”     “我要是喝不过总理，我、我……”许世友真被激起来了，脑袋晃动着朝前倾，像要在桌上寻找什么，终于找来一句话：“我给总理磕三个响头！”     “这不行，我不会磕头。”     许世友好象已经赢定了，粲然一笑：“我哪敢叫总理磕头呀，我只要总理说一句话：     许世友喝酒无敌手，一点不吹牛。”     “好，看你吹牛不吹牛。”周恩来亲自给许世友斟酒。     “不要斟酒，”许世友拿过酒瓶，豪气十足，先声夺人：“这瓶是我的了，总理你自便。”     周恩来注目许世友，微微一笑，转向服务员：“怎么办？再给我拿一瓶吧。”     一瓶对一瓶，服务员帮忙启封开盖。     许世友立起身，像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总理，我敬你，立地三杯。”     他连干三杯，显示地倾倾空杯，坐下来，竭力显出毫不在意的样子。     周恩来一直平稳安静，好象早忘了赌酒的事，一边吃花生米，一边慢斟慢饮，仔细品尝着酒香，并且不忘聊天。时而问问部队情况，时而很动感情地回忆往事。     许世友却时刻不忘赌酒的事，这事对他关系重大，关系到吹牛不吹牛，老实不老实。     他不会慢斟慢饮，歇口气，干两杯，再歇歇，再干两杯，并且总是要在周恩来望着他的时候用大幅度动作来完成。一句话，他不仅是喝酒，更是叫周恩来“看酒”，看看许世友是怎样一条汉子！     “总理，干了！”许世友将酒瓶子垂直向下，晃一晃，只晃下一滴酒。杯子垂直倾下，喷喷有声，杯子干净了。他响亮地咂一下嘴，将空瓶空杯放桌上，很文明地轻轻放。     虽然脸全红了，却尽力不喘大气，轻松地望住周恩来。     “哦，我落后了。”周恩来拿起自己的酒瓶，朝杯里倒酒。这时，许世友忽然吃惊地睁大了眼：那酒瓶居然也成垂直，流出的酒只剩少半杯，又被周恩来不忙不迫津津有味地一吸而尽。     该不是见鬼了？许世友一脸狐疑。他轰轰烈烈喝干一瓶，周恩来不显山不露水，吃着聊着也喝干一瓶。会不会有假？可是千真万确是原装原瓶当场当面启封开盖啊，这还假得了？     许世友像面对大海，突然感到深浅莫测，信心动摇了。     “许司令，用你们练武人的话，咱们点到为止，好不好？”周恩来才是真正的面不改色心不跳。     “不行，总理，喝一半怎么算好？”瞬间，许世友的酒劲涌上来了，豪兴大发地朝服务员嚷嚷：“去，再拿两瓶茅台。”     总理同水静喝酒时，总理要第二瓶，水静恰到好处地叫停；总理同许世友喝酒，总理想恰到好处叫停，许世友却决不是水静，兴致一起就收不住了。     “我看点到为止吧？”周恩来再劝。     “不行，总理请客不叫喝好可不行。”许世友解开衣扣，“大干一场”地朝服务员喊一嗓子：“拿酒去！”     服务员朝周恩来望。周恩来略一沉吟，大概是估量一下酒量，他办事历来谨慎，终于点点头：“那好，再拿两瓶。”     服务员又上来两瓶茅台。     “许司令，你拿一瓶。”周恩来慢条斯理嚼花生米。许世友脸上曾经闪过的一丝狐疑躲不过他。     许世友自己开瓶，嗅一嗅，狐疑尽消，多几分尴尬，好象已经败了一场似地。喝酒还计较着怕吃亏，总理可根本没在意别人是不是耍滑。     “都一样，我随便。”许世友勉强作出不在意的样子，拿过一瓶朝杯里倒。     周恩来仍然是边吃边聊，慢斟慢饮不停杯。     许世友仍然是干两杯，歇歇气，再干两杯。     总理本来是最喜欢痛快干杯的，他参加的大场合多，客人纷纷敬酒，他也频频干杯。     这一次改变了习惯，不停地有节奏地喝下去，酒兴起来了也控制着不像以往那么连续猛干，始终保持着节奏，始终保持着从容。     喝酒喝气氛，气氛越好喝得越多。这是一次特殊的气氛，周思来不像以往那么热烈洒脱，话多笑多，许世友也不像平时那么豪放喧闹，但他们显然比平时都表现出有酒量。     平时喝一瓶茅台，总理会表现出几分酒意，这一次怪了，始终不像有酒意。许世友平时喝一瓶也会酒意大发，今天也十分节制不要失态，只是每次干杯之后歇的工夫不断延长，嘴角有时禁不住抽搐几下。     两个小时后，许世友终于干掉第二瓶。他不再喊酒，只是摇晃着身子看周恩来。周恩来不说什么，将酒瓶朝酒杯垂直起来——那瓶子早空了。     “服务员同志，再拿两瓶来。”周恩来声音像往常一样柔和、礼貌，“看样子许司令还能喝。”     许世友笑笑，笑得艰难，笑得僵硬，好象脸上的肌肉麻木了。他的眼皮耷拉下来又竭力掀上去，又耷拉下来又勉强掀上去，目光茫然朦胧。     服务员第三次上来两瓶茅台，抿着嘴忍笑不住，看看周恩来又看看许世友。     这次是周思来动手开瓶。     “许司令，你要哪瓶？”他柔和地问。     没有回答。许世友点点头，大概想说“随便。”但他那粗壮的身体却不由自主地仰靠着椅子往下滑，往下溜。他想坐起来，可心有余力不足，不挣扎还好，一挣扎滑落更快，一下子滑到了桌子底下。     周恩来似乎胜了，那种酒意便一下子涌上来，用豪迈兴奋的动作哗哗地斟满一杯酒。     直到酒溢出杯沿，才停下来，举起杯，身体也随着站立起来，说：“许司令，起来，站起来。当兵的，活着干，死了算，砍掉脑袋不过碗大个疤。英雄喝酒，狗熊喝水，我请你喝酒你连面子也不给？太不仗义了吧……”说着，一口干掉杯中酒。     这些话语都是许世友以往劝酒的常用语，今天被周恩来一一搬出。可许世友却无法“英雄”、“仗义”、“给面子”了。他粗粗地喷口酒气，说：“输了！我，我给总理磕——头！”     周恩来一把扶住许世友。他也喝到了极限，站立不是很稳，却以极大的毅力保持着清醒。     “总理，我，我许世友，服了。今后，你，你指向哪里．我，我就打向哪里……”     “又胡说。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向哪里。”     “对，对对。”许世友大事上还没糊涂，望着总理重新说：“总理，叫，叫我死，我，就不活。我听总理的：”     “那么我告诉你，喝酒不能强人所难。桌子上不能放空碗，身后也不能站个监酒的。     同志朋友间高兴了，高兴了，一起喝点酒，本，本来是好事么，你强人所难不是伤和气吗？”     “我，我听总理的。”     “人酒量有大有小，不要自己能喝就认定别人也能喝。不比当年了，人过50岁，身体素质下降，再那么乱喝要闹出事呢。你也一样，以后喝酒不许超过6杯，半斤。”     “我，我自己喝，不，超过半斤。”     后来，周恩来对许世友的孩子们也交待过，让他们监督劝说父亲，喝酒不要超过杯。许世友基本作到了。偶尔逢了热闹场合，多喝几杯也不忘解释：“总理叫我自己喝不要超过6杯，今天是大家一起喝，多喝两杯就多喝两杯，不是我自己喝嘛……”     但是，他文明而有所节制了，很少再喝醉，也不再强人所难，搞什么监酒罚酒。     对于中国人来讲，像茅台这样的烈性白酒，一次喝两瓶而不醉倒的，恐怕找不出几个。周思来确实“海量”，超过常人。     然而，喝醉的往往是会喝能喝的。周恩来这样惊人的酒量，偶尔也有喝醉的时候。     不过，他再醉也不会有伤大雅，始终保持着他那与生俱来的翩翩风度。我见过醉后哭闹，甚至洋相百出的人。周恩来从不会这样，他是文明和礼貌的化身。当然，这与他喝酒的习惯不无关系。     周恩来是心情越好越近酒，心情越糟越远酒。几十年相随，我从没见他喝过一次闷酒，绝对不干“以酒解愁”的傻事。他说心情不好时喝酒，误国误民糟蹋自己。他也不允许我们这些身边人喝闷酒，劝说我们心情不好时千万不要沾酒。     总理办公室有位年龄较大的秘书，没找到对象，有点“困难户”了，就以酒解愁；晚上没地方去，有时拉我们陪他喝酒。我们正是能闹的年纪。前几天跟总理去了趟颐和园，总理问卫士长成元功找到对象没有？我还打趣他，做了一首打油诗：“小成二十五，衣服没人补；要想找人补，还得二十五。”当时逗得总理和邓大姐哈哈大笑。陪这位大龄秘书喝酒，我们自然也少不了闹，逗逗闷子大家寻开心。一天夜里他又拉我们几个喝酒，喝多了些，醉意上来，话多起来，声也高了，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胡侃，半是玩笑半是劝慰：     “咳，不结婚未必是坏事，结了婚也未必是好事，各有各的难处，犯不着发愁。”     “也真怪了，咱们×秘书要样有样，要才有才，那些女人真是有眼无珠呢；满大街看着都是女人，这些女人怎么就楞没看见咱们老×呢。”     “你别说，还止不定有多少女人也在那儿骂男人呢，满大街看着都是男人，就没有男人找她谈对象呢，哈哈……”     那时，我们的办公室与总理的办公室也就一板之隔，正逗着侃着，门开了。大家陡然一静，是总理进来了。     “小声点。”总理说着，目光在桌上扫过，又依次望望我们的面孔，眉毛皱了皱：     “喝不少了。”     大家都有些尴尬。虽然是星期六，但是总理正办公，我们也不能算假日。     总理走进来，望住尚未结婚的秘书：“心情烦闷不要喝酒，酒是高兴时候喝的。找对象不要急么，江山都能打下来，对象还怕找不到？”     一席话说得大家都笑了，也轻松许多。本来么，不信找对象还比打江山难？     总理又认真望望大家：“人家没找到对象，年龄也不小了，这里有许多客观原因，一直打仗么，现在进城不久，工作又忙，大家既然都是同志，就该理解和体谅他，给他一些切实的帮助，不要光陪着喝闷酒，信口乱开玩笑，这不是真正的关心。”总理说着，拍拍那位“困难户”的肩膀：“要有信心有勇气，既要积极又要慎重，等你结婚的时候，大家再开怀畅饮。”     换一种场合总理的态度就不同了。那也是50年代的一个晚上，三天三夜没合眼的周总理，在早晨6点终于改定了政府工作报告。他放下笔，起身围绕办公桌活动着，情绪好极了，大声说：“嗨，肚子提意见了，让厨师准备几个菜，把茅台酒拿出来，咱们好好吃一顿！”     那天早晨，几位陪总理加班的秘书又陪总理吃饭喝了酒。在我们秘书之中，韦明是爱喝酒也最能喝的一个，平时出去参加招待会，总理常提醒他少喝，怕他喝多了误事。     这次不然，总理举起酒杯，两眼闪闪发亮地望住韦明说：“韦明，今天你就放开喝吧！”     高兴头上不容易醉。这次大家喝得痛快尽兴．但谁也没醉。总理吃过早饭，在三天三夜没合眼之后，终于睡了4小时。下午便参加人代会，宣读了政府工作报告。     总理就是这样，只有高兴的时候才喝酒。我所知道的他的3次嘴酒，都是发生在他高兴愉快，心境极明朗，情绪极佳的状态下。这种时候喝醉了，不会像心情不好时喝醉那样出大洋相。     我所知道的周恩来第一次喝醉酒，是在他与邓颖超结婚的大喜日子里。那一次我当然不可能亲眼见，邓大姐曾说起这件事，笑着摇摇头感叹：“从那天起，我才知道总理能喝酒，也就从那天起，我就开始反对他喝酒。可是没办法，几十年了，也由于工作的关系。他的酒一直没少喝……”     那是1925年的8月初，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废除了一切旧习俗，只有几个亲密同志一道喝了酒。气氛热烈，周恩来情绪极好，对于敬酒，来者不拒。     据说胡志明也参加了、喝了不少。最后喝了多少谁也说不清，反正是喝醉了。有人一醉就瘫，就蔫，周恩来是另一种类型，醉了也精神，吐过之后仍然情绪高涨，谈兴甚至更浓。     那天晚上，蔡畅大姐在场，看到天已很晚，又是新婚之夜，就要告辞。周恩来拦住，死活不叫走。蔡大姐看他醉得厉害，说也没用，只好留下来陪着邓颖超，同周恩来一道侃天论地。正是大革命风起云涌之际，革命青年壮怀激烈之时；从五四运动谈到广东的革命形势，从法国的勤工俭学，谈到俄国的十月革命，谈到高兴处，周恩来两眼朦胧，像遥望着逝去的岁月，动情地说：“我从日本回到天津，有次集会，最先站出来讲话的，是一个两只大眼睛很引人注意的女孩子……”周恩来停顿一下，目光明确地一闪，简捷地补上一句：“这就是小超。”     蔡大姐笑了：“看来这双眼睛给恩来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邓颖超说：“他那时激烈得很，抱定独身主义呢。”     蔡畅续一杯浓菜水叫周恩来喝。周恩来神思悠悠地回忆着说：“当时我们不少学生相约，不恋受，不结婚，把全部身心投入改造中国社会的斗争中去，避免受拖累或给后人添麻烦……旅欧时，我才考虑，革命者找个一辈子从事革命的伴侣，这不是更好吗？”     周恩来新婚之夜醉酒，正符合他高兴时喜欢喝点的特点。越高兴越近酒，他确实太高兴了。他是1919年4月由日本回天津，随即投入五四运动。那时周恩来21岁，邓颖超过15岁。他们一起开会、办刊物、组织“觉悟社”，接触虽多，却还谈不到恋爱这一层，在周恩来眼中，邓颖超还不过是个“小妹妹”，有时称她“小超”，才15岁么。     周思来1920年11月赴法国勤工俭学，与邓颖超保持着通信关系，通信内容全是探讨“中华雄飞”之路。那时也还不存在恋爱。何况年轻的周恩来在法国有了一个女朋友，关系很不错的。     年，周思来对他的侄女周秉德讲过，他在旅欧初期，曾经有一个比较接近的朋友，是个美丽的姑娘，对革命也很同情。然而，“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就是说，对革命仅仅是同情还不够，必须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得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才好成为终生伴侣。     周恩来说：“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即邓颖超)。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定关系的。”     周恩来说的这个“通起信来”，是指1923年给邓颖超的一次来信，在这封信中，他首次向邓颖超表露了爱慕之情。第一次表露不免含蓄，何况邓颖超也知道周恩来在法国曾有一个女友，所以没作任何表示。     邓颖超无表示，周恩来便接二连三来信，一次比一次谈得明确，并且请邓颖超作明确答复。邓颖超是独生女，她的答复是：这桩大事要和妈妈商量。而妈妈的态度是：     “别着急，等他回来以后我看看再说。你们俩人现在一个在国外，一个在国内，着什么急呀？”     于是，事情拖了两个月，这两个月里，周恩来频频来信，虽然是谈国家、民族之命运，论人民大众之疾苦，但每信不忘催问邓颖超本人对这个恋爱问题的态度。李维汉从法国回来时，周恩来还托他给邓颖超带来一封“情书”。于是，邓颖超被感动了，回了一封恳切的信，对周恩来的求爱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他们的恋爱关系就这样在通信中确定了。     周恩来1924年归国，到1925年党组织把邓颖超由天津调广州，他们已经有五年未见面。现在见面了，结婚了，周恩来的高兴喜悦之情自不必言；高兴而喝多了，也是在情理之中。     不过，新婚之夜大醉，又不让蔡大姐走，这不能不算失态。在这点上，邓颖超同周恩来有点矛盾是正常的、像普通人的家庭一样，当丈夫好酒时，妻子难免要有意见，在以后共同生活的几十年中，邓颖超一直反对周恩来喝酒，并且为酒继续产生过一些矛盾。     作妻子的都怕丈夫喝酒误事又伤身。     喝酒，特别是喝大酒，确实容易伤身。我们一些同志聊天，就有人掰着指头总结过不是规律的规律：喝大酒比抽烟多还要伤身。     从毛主席开始，他数了许多在世不在世的中央领导同志，都是抽烟很厉害但不嗜酒，这些领导同志没有谁是患癌症；从周总理开始，他数了陈毅、乔冠华等外事活动多，喝酒场合多，以及许世友等嗜酒的领导同志，虽然不抽烟，但或早或晚都发生了癌症……当然，这只是下过闲聊天，并没什么真正的科学考究。     周总理的第二次醉酒，我是亲眼见了。那是1954年4月，出席日内瓦世界和平会议之前，在莫斯科发生的。     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代表团第一次参加的国际会议。前后4个月的时间，总理奔波于世界各地，他所付出的心血和完成的工作量是没有任何一人所能比的。苏、美、英、法及其他与会国，都没有任何一人能比。这是早已为历史所承认了的，也是被大量回忆文章所书写过，证实过的。我这里不重复，只谈—件小轶事。     出发前，邓大姐不无担心地嘱咐我要多关心、照顾总理的身体。当时，总理劳累过度，刚流过几次鼻血，身体状况不大好。大姐特意关照，要提醒总理少喝酒。     大姐的担心是有原因的。苏联人本来就善饮，过去打交道的经验，几乎个个都是“酒桶”。这些寒冷地带的人肠子里那种化解酒精的酶要比我们生活在温带的黄种人多很多，喝起酒来碜人。65度的汾酒也敢拿大茶缸子一口气地灌，连医药酒精他们也敢喝，兑点水就咕吟咕吟灌几口。他们要是上了宴会，几杯酒下肚之后，便高门大嗓地完全“解放”了，不喝个东倒西歪不结束。总理虽然酒量大，毕竟是咱们黄种人，从生理上说就不能跟寒冷地带的白种人比。这就像现在的百米赛跑一样，黑种人的生理特征，他们的细胞结构就决定了他们的爆发力适合跑百米，不适合游泳。所以，跑道上活跃的尽是“黑旋风”，游泳池的泳道上，就难以发现黑影子，满眼都是“浪里白条”。     黄种人喝酒，在生理上就弱于寒带的白种人，何况总理的肝又不好，长征时患肝脓肿，高烧昏迷多天，若不是从60里外的雪山取来冰块冷敷，性命都差点不保。解酒主要靠肝脏，总理在这方面又处于不利地位，更何况总理去莫斯科，是在人家的地盘上，难免要碰上人家“人多势众”，喝起酒来以寡敌众，这形势就尤其不妙了。     从给总理当副官时起，总理平时的喝酒场合就是由我来管。建国后，出于对总理身体的爱护，又考虑喝酒容易误事，我就跟总理提过建议：以水代酒。这个建议总理是同意的，他也时常警惕离酒远点。     中南海服务科的老服务员都懂以水代酒，红茶水代红葡萄酒，白水代白酒，那时都是土办法：把茶水或白水灌在相应的酒瓶子里，藏在低垂的帘布后面，服务员手上带个酒托子，一次可以卡住两瓶或四瓶酒，总之同样的酒要卡两个瓶子，给“自己人”一定要倒水不倒酒，给外人必须倒酒不倒水。那是反复训练过的，从没出过差错，动作一样，不同对象从不同的瓶子里往外流水或流酒。为此，在我们作东请客时，确实使苏联及其他国家的“酒桶”们为总理的“酒量”惊讶不已，佩服黄种人也有这样出类拔萃的压倒白种人的“海量”。     然而，在家可以用这个办法，出去作客可就行不通了。总理1月1日到莫斯科，为日内瓦会议作准备，同苏联协商有关事项，统一会议上的步调。经过会谈，双方达成一致看法后，由苏联同志草拟具体方案，由总理回国向中央汇报协商情况。临行前的晚上，为庆祝会谈胜利结束，苏联以赫鲁晓夫的名义设宴招待周恩来总理。     那天一上宴会我就知道不妙。我不懂俄语，翻译是老资格的师哲同志，听他们嘟噜嘟噜讲话，看到那些闻到酒精味就兴奋的苏联领导人，我一阵阵起急。尤其赫鲁晓夫，入席时就不停地转动腕子上的手表带，捋下来放桌上，随即又拿起来戴回手腕上，完全是一种跃跃欲试，准备大喝一场的架式。我急得原地打转，想不出对策。     没法作假，且不说我上不去，就是叫我上去帮助服务，也无法再以水代酒。那还是阶级斗争正激烈的年代，苏联的保安措施十分严格。对一切食品、酒水的检查都非常严密，每上一样东西都是严格检查之后，上来就不许换样，吃完喝完，撤下为止。中间是不能随便换动的。     赫鲁晓夫起来讲话了。话很简短，几句便开始敬酒，一敬酒那些苏联领导人便都起立举杯。苏联人的热情豪爽是没比的。中国人敬酒，一般是谁敬谁喝；苏联人不然，赫鲁晓夫敬酒，咕咚一口干杯，那些跟着举杯的主人，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人都实实在在地“咕咚”干杯，我们的总理便也不能不“咕咚”了。     外交礼节，人家敬了酒，你就不能不回敬。所以总理也得讲几句，也得回敬，眨眼工夫，又响起一片“咕咚”声。     现在随着科学发展，人们对酒的危害认识多了，电视上的宴请场面，都是拿着酒杯转圈，看不到什么干杯的场面。还有一个原因是现在的领导人，文化程度高，都是学校培养出来的，不像那时的领导，都是战争培养出来的，艰苦环境里奋斗出来的，气质上就不同。那时喝酒也不像现在马上要在电视上与群众见面，无须过虑形象。苏联当时的领导人都是经历了“十月革命”和随之而来的与白匪的艰苦作战，经历了残酷的卫国战争，性格上多属粗犷豪放，在喝酒上也表现很鲜明。民族特色、经历战争环境以及个人性格素质，这三方面一结合，喝起酒来可就惊心动魄了．看不到一个“绅士风度”，苏联领导人那种连续不断、热烈豪爽的敬酒劝酒，整个给人一种英雄好汉相聚的感觉。     总理参加外事活动的原则是客随主便，一旦陷于这群“酒桶”之中，那情景便可想而知了。菜还没怎么动，酒瓶子就不知空了多少，服务员忙在上酒，不大留意上菜。总理即便想吃菜也不能随意了，因为周围随时都有酒杯举过来。     我明白，今天是在劫难逃了。记得1952年，总理来谈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中国人民最终争取到156项援建项目后，就曾在这样的场面中被灌醉，上车后吐了，由苏方派了医生护士折腾一夜。这一次……赫鲁晓夫又在敬酒，他已经红了整个脸，鼻子尖上都是汗，嘟噜嘟噜说个不停。翻译讲的大致意思是：这次的日内瓦会议将是一次带有政治意义的国际会议，但对它不必抱有过大的希望，也不要期望它能解决多少问题。     总理神采飞扬，脸上红光流溢，这说明他已喝到第二个高原现象，反应更敏捷，思路仍然清晰。他幽默地将酒杯上下颠颠，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们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的：中国、朝鲜、越南一起出席这次国际会议，这件事本身就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就是一种胜利。”     赫鲁晓夫不知是酒喝多了还是头脑不够用，听完翻译并没理解这话的深刻含义。美国是不承认中国，不承认朝鲜、越南，但他现在不得不同中国代表团坐在一起讨论解决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承认，说明他懂得，没有中国参加，不与中国直接对话，亚洲是问题就解决不了，世界上的许多问题都不要想获得解决。     赫鲁晓夫有点发痴的样子，脑袋朝前低伸着，左看右看，寻找什么东西似的，这是他的一种习惯动作，不像我们的总理，站在那里永远风度翩翩。     “这次会议可能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赫鲁晓夫一边扭晃着脑袋左看右看，一边重复讲过的话，“结局是我们难以预料的。”     “现在是美、英、法不得不同我们坐在一起，不得不同我们对活，听我们阐明对各项问题所持的原则立场和对若干有关问题作出解释和澄清性的声明，这本身就是我们的一个胜利。”周恩来进一步解释。     翻译讲，其他苏共领导人也帮忙说，赫鲁晓夫终于听懂了，大叫“哈拉少”，激动地向周总理敬酒，干杯，还抱住周总理，亲颊、拥抱、旋转。这些苏联人感情外露，好象不拥抱旋转就不足以表达内心一般，叫我们中国人看了又受感动又觉得毛病。     周总理没有马上干杯，举着酒杯进一步说：“这次会议如果能解决某些问题就会有更大的收效。我们是想经过努力，解决一些问题的。”     总理的讲话又赢来一片喝采声，紧接着是更热烈的敬酒、干杯、拥抱……总理的脸色已经不再是红光流溢，悄悄地转向了苍白。这不是好兆头，可是敬酒还没完，继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之后，莫洛托夫又向总理举杯：“这次日内瓦会议，我们俩将并肩战斗。为我们的友谊合作，干杯。”     总理脸色有变，风度却依旧，点头微笑，贴近莫洛托夫说：“我们的友谊很久了。     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我来参加了。那次我见到了你，你还对我们代表们讲了话。你是老大哥，我们要向你们学习。日内瓦，中国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还是第一次，缺少国际斗争的知识和经验，还要继续向你们学习……来，为我们共同奋斗干杯！”     这时，宴会厅已经乱了。那时中苏友谊，气氛亲密无间，无须更多的注意，主人客人完全融成一体，苏联人自己跟自己也互相干杯，多数人都离开了席位，互相转着敬酒，聊天，各自谈着感兴趣的话。     总理也离开了席位，在大厅里转着，同苏联领导人碰杯，说着热情友好的话。可是，他的脚步突然踉跄了，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对面站住，欲言又止，身体摇晃几下，忽然弯下腰，接着便呕吐了，并且站不住了……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本身也带了醉意，面对突然发生的这种情况，一下子楞住了，又想扶人又想叫人又发觉手里的杯子不知该放在什么地方……张闻天抢上去扶起周恩来，莫洛托夫也赶过来帮忙，他们一左一右扶着周恩来往出走。那些苏联领导人，有的也醉意不轻，没注意发生的事，有的注意到了，却手足失措不知该干点什么？     “这是我们的过错，这是我们的过错。”莫洛托夫边走边喘息着说，“没有照顾好你，我们很不安，我们感到内疚。”     总理下意识地说着应酬话：“不要紧，喝猛了些，这段时间太累……”     张闻天边走边说：“周总理肝脏不太好，长征时得过脓肿，不宜多饮酒，加上这些天疲劳过度，才出现这种情况。”     莫洛托夫不停地道歉，自责：“怪我们，这是我们应当吸取的一次教训，一切责任都在我们……”     总理吐了几次，车开回奥斯特洛夫斯卡亚街8号公寓，我们扶总理进入房间，他已经停止呕吐，但仍然昏昏沉沉。大家忙着沏浓茶，找医生。浓茶泡好，扶总理坐起些身子，让他喝了两口浓茶。我摸着他的手冰凉，额上也是凉冰冰的汗淋淋的，心里一阵阵着急难过。没有完成好邓大姐的嘱托，我心里自责，更埋怨苏联的领导同志：这些个酒桶，他们大概天天喝，醉习惯了……扶总理躺好，皇宫医院的医生赶到了，据说是位著名的老医生。他替总理检查之后，说：“不要紧，没什么大事。他的肝脏可能受过亏损，经不起酒精的刺激，再加上疲劳，所以呕吐。吐了好，这是人身体一种自卫的反应。现在不要打搅他，叫他安静睡一夜，明天早晨我再来看看。”     医生留下一点药便离开了。     第二天早上8点左右，总理睁开了眼，双后搓搓脸，坐起来。     “总理，你感觉怎么样？”我递过去一杯温茶水。     总理只喝了一口。第二口没咽，漱漱嘴吐掉了。伤过酒的胃，不能马上喝太多水。     “比昨天好多了。”总理下了床，“嗯，还有点头昏脑胀。”     周恩来轻轻摇晃一下头，眼里忽然闪过一道亮光，望住师哲，不无担心地问：“我昨天都说了些什么？”     师哲说：“讲的很好，苏联人都说哈拉少。”     “有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     “没有。”师哲摇摇头。     “我是说过一些话的，但具体内容一点也记不起来了……”总理竭力回忆着，眉头皱起，摇摇头；脸色苍白，神色忧虑。     “没有什么出格的话，谈了我们出席这次国际会议的意义，这件事本身就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就是一种胜利。如果能解决某些问题就会有更大的收效。”     “还讲了什么？”     “别的都是一般的应酬话。”师哲想了想，说：“涉及个人的只提到莫洛托夫一人，而且是尊重的话。你说你1928年在中共六大见到了莫洛托夫，他对中共代表们讲了话，表示向他学习……我想，给中共代表讲话的，你指的大概是斯大林同志，只是错说成莫洛托夫了。”     “嗯……”总理沉重地吁口粗气，仍然不放心：“还讲了些什么不妥当的话？要如实告我。”     “没有！”师哲很肯定，“确实没有。”     这种场合，师哲是不会遮掩的。因为关系到党和国家，真有出格的话，必须讲出来以便采取补救措施。师哲肯定的态度使再三再四追问的周总理放下一些心。他懊悔地摇摇头，小声喃喃道：     “我记得昨天晚上离开了席位，在大厅转了一阵儿就头昏脑胀，不清醒了……”     师哲直到这时，才换上劝慰的口气：“总理，没事。从外表上看不出来，因为言语、举止，表现都很正常，甚至没看出什么醉意，否则，早请你退席回寓所了。”     正说着，皇宫医院那位老医生又来了。总理迎上去同他握手致谢，已经完全恢复了平日的翩翩风度。医生替总理检查后，说：“一切正常，但是还要休息。”     “我是准备今天回国的。”总理说。     “绝不能长途跋涉。”医生断然说，“推迟一天走，今天好好休息。”     于是，总理只好留下来多住一天。上午休息，下午参观，第二天才登机飞回北京。     总理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了莫斯科会谈的情况。汇报结束后，又专门向毛泽东作了个别汇报。     “主席，这次我还犯了个错误，要向你检讨呢。”     “什么错误？”     “我在宴会上喝多了……”     “比重庆喝得多？”     “吐了。回来的日期也推迟了一天。在这样的外交场合喝吐了，丢了丑，这是我的错误，我向主席，向中央检讨。”     “哈哈，”毛泽东笑出了声，轻描淡写地把手一挥，“喝酒的人喝醉了，这是常有的事，算不得丢丑。要是换成我，我不跟他们对酒，我跟他们比吃辣子，以己之长，攻彼之短。”     月21日，周恩来率代表团全体人员抵达莫斯科。这时，他已是精神抖擞，神采飞扬，谈笑风生。师哲到机场迎接，握手时，总理对他说：“我跟主席承认了错误。主席笑嘻嘻说，这是常有的事。算不得丢丑。”     师哲也笑了，说：“总理，你就是太认真，多喝了点酒也值得向中央检讨？都像您这样的话，苏联那些酒桶们就别干事了，三天两头向中央作检讨去吧。”     总理摇摇头，认真说：“你讲的不对。那是他们，我们不同。还是要接受教训。”     总理是接受教训的，以后在外事活动中，无论什么样的环境气氛，都再不曾喝醉，到一定程度就开始节制，这个程度就是兴奋之前。因为一旦喝得兴奋起来。再想节制就困难了，会身不由已。     不过，“自家人”喝酒，脑子里那根弦就不会绷得紧，喝兴奋了的时候有，兴奋起来免不了会有进一步发展，于是，我又看到一次总理醉酒。     那是1958年的秋天，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官兵在司令员杨勇上将和政委王平上将的率领下撤出朝鲜，凯旋归来。周恩来总理满心喜悦，在北京饭店设宴欢迎志愿军总部的同志。那天他很激动，很兴奋，刚替他斟好“酒”，他就倒掉了，大声吩咐：“今天我很高兴，要动真格的。给我换酒。”他斟一杯茅台，“揭发”我们说：“你们那个自产的我不喝了，我喝贵州茅台！”     志愿军官兵欢呼鼓掌，为周总理“动真格的”而感荣耀。这样的场面和气氛我们还能说什么？一声命令，把代酒的水全撤了，实实在在拿上来的全是茅台。     我们理解总理的心情。整个抗美援朝期间，前方是彭德怀抓总，后方是周总理总揽一切事务。我们计算过，每天工作都在16小时以上；稍有大的战役，便连续几天不合眼，谁也说不清他费了多少心血和精力。大军一过江，弹药、给养、医疗、交通运输等等，都是周恩来亲自组织生产调运。在军事上，大的方针、决策由毛主席定，比如出不出兵，比如五次战役，比如打到汉城部队回撤不回撤，比如防敌登陆作战。但具体工作都是总理负责。所有前方来电，都是首先由周总理审阅定夺。军事参谋郭英会每天都要交给总理一百多份电报，甚至二百多份电报。当时部队方面，总参谋长是聂荣臻，总后勤部长是杨立三，但战争一打起来，我们都发现，所有发往前线的电报一律由周总理亲自签发，并且主要也是由他拟写。我们曾纳闷，聂荣臻是总参谋长，为什么事无大小全都报请周总理签发？他一点主都不能作吗？     郭英会曾向总理建议：“总理，你太忙了，这样下去吃不消的。有些小事、具体事是否可以叫他们自己解决，叫他们直接处理，不必上报？……”     总理摇头：“不行。你们不要伯我忙，我能忙过来。”     后来我们才得知，总理对聂荣臻不放手，是因为聂荣臻发的一个电报没上报，毛主席批评了。总理怕放手再出差错，所以坚持事无巨细，必要躬亲。     对总后勤部长杨立三，总理也始终不肯放手。他与杨立三私人感情很深，长征路上，总理患肝脓肿，差点死掉，杨立三亲自给总理抬担架，一直抬出草地。后来杨立三去世时，总理坚持为杨立三抬棺材。就这样深的感情，总理也不肯放手。直到杨立三去世后，黄克诚大将接任，总理才放手。他说黄克诚明全局，知大义，办事稳重，可以放心。     建国之初，中共中央还没有政治局常委，就是书记处，五大书记大权总榄，毛主席只抓中心问题，具体事务全交总理，总理不但要抓军事，抓建设，还要抓宣传舆论工作。     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霸王”，必须鼓动全国人民敢同美国斗争。当时国内存在的主要思想问题是崇美、恐美、媚美。许多民主党派都忧心仲仲，向中共中央提问题，集中就是美国那么强大，打不赢怎么办？所以出兵前后总理忙坏了，经常是几天几夜不合眼。     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分前院后院，前院接待外宾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后院接待党内军内负责同志，每天忙完前院忙后院，忙完后院又忙前院。主席说：“你那里是轴心。”     在我记忆中，当时的政府部长，民主人士占很大比例，都归总理管，总理每星期都要同他们谈话，通报情况，统一思想，合力对敌。李维汉、陆定一、聂荣臻、杨立三，每星期至少同总理开三次会。     紧接着美国人轰炸铁路，滕代远和吕正操来总理这儿越来越频繁，抢修铁路也要总理亲自抓。     那时空军刚建立，马上面对了参战问题。刘亚楼司令员和苏联顾问也来得一天比一天勤。     后又爆发细菌战，问题也是由总理具体抓。从前方弄来的细菌，组织医务人员分析化验、专家鉴定，进而在国际上开展宣传斗争，搞了相当长时间，花费总理大量心血和精力。     后来一面打一面谈判。我们与金日成有个私下的协议：谈判桌上以朝鲜方面为首席，但大政方针由北京作出。李克农驻开城，与北京搞一条热线。上午谈判，下午李克农、乔冠华在开城将谈判情况汇总，报到北京，北京在黄昏时已研究完第二天的发言及策略。     当时总理办公室有位笔杆子叫杨刚，具体执笔写谈判发言稿。她写完初稿交总理，总理连夜修改之后转发开城，开城李克农主持，吃透精神，指挥前台进行谈判，谈判桌上的人基本就是照稿念。《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朝鲜谈判的稿子也是由杨刚写好初稿，然后交总理改定(杨刚在反右斗争时自杀了，非常可惜)。谈判前后拖了近2年，每天的发言，每天的斗争方式方法就是这样由总理定下来，然后请毛泽东过目审定。那是多少个不眠的日日夜夜啊，总理的工作量可以说比“文化大革命”期间一点不小，只是心情完全不同罢了。     现在，抗美援朝终于胜利结束，志愿军都凯旋而归，总理怎么能不高兴呢？怎么能不喝酒呢？又怎么能劝他不要喝酒呢？     我们心里明白，这一次总理不但要喝，而且设法不叫他多喝。大凡前线下来的人，刚结束了生死考验，不会喝酒的人也能变成酒桶，喝半斤白酒不眨眼。何况杨勇、王平本来都是善饮的将领，那酒便热热闹闹，轰轰烈烈地喝起来，都喝得红光满面，神采飞扬。     总理越来越兴奋，话也越来越多，这是醉的开始。我们谁也无法干涉，怕破坏了气氛，只能向志愿军代表们小声提醒：“喝不少了，该结束了，跳舞吧。”     “好，现在去跳舞。”总理终于接受了我们的建议，挥手招呼大家去跳舞。他已经站不稳，虽然竭力想走出平日的风度，但已力不从心。我上去搀扶：“总理，先休息一会儿再跳吧？”     “没事，我没事。”总理兴致很高，挥开我们，步履不稳地下到舞场，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我们不放心，志愿军文工团的一些女战士也看出总理的醉意，大家追随在总理身后，一边看总理跳舞，并且希望自己也能跟总理跳一场，一边留心总理不要摔倒。     还好，总理连跳两场舞，虽然不稳，却坚持着不曾摔倒。他即便醉成那样，对文工团的女孩子们仍是那么尊重有礼，保持着高雅的舞蹈动作，曲终时还彬彬有礼地向女战士点头致谢，然后走到场边，坐下来休息。     这一坐下，酒大概涌上来了，他的目光变朦胧，这是超过了神采飞扬，两目有神的“第二高原现象”，进入第三阶段，眼皮渐渐垂下，身体一点一点歪倒，终于躺倒在椅子上。我们早有准备，马上奔过去，连椅子带人一道抬进了休息室。     这一次热烈，谁也没数总理喝了多少酒，反正出席宴会的所有志愿军代表，都和总理碰过杯。代表们都满足了，高兴了，总理把欢乐送给了大家，自己却大醉倒下。医生赶来诊疗抢救，总理在北京饭店里睡了一夜才清醒过来。     早晨，总理一睁眼，忽然叫了一声：“哎呀，报纸怎么写的？”他急切地招呼我：     “何秘书，你快去人民日报社，可不要写的不好。”     总理对新闻特别关心，每天晚上都要等《人民日报》的清样，有时还要把社长叫去讨论，重要文章都要亲自改定。这次醉酒，他没能审定稿件，所以着急。     我取来报纸，总理看过后，松口气说：“可以，写得很好。”     这次醉酒总理在北京饭店休息了两天。     这次他写了检查，说影响了工作。     这次毛主席没有笑嘻嘻，而是批评了总理。原因也是影响了工作。     但从我自己的感觉，总理这次大醉合倩合理，完全值得。他这一次醉，没在我心里留下任何不好印象，反而使我觉得总理更可亲，更可敬，更可爱。他是真正有情有义有最充沛的感情的人。     总理不但善饮茅台，而且善于用茅台开展工作，既能达到目的，还可以取得用其他方法所不能取到的好效果。     比如总理有时用茅台作“赌注”，给我们工作人员留下深刻印象。可以举这么个例子：     总理给主席写了一个有关中苏签订尖端武器协议的报告，毛泽东批了“原则同意”。     晚8点，报告批转到周恩来手中，周恩来想叫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看看这个报告，以便吃透精神。可是值班秘书打电话，到处找不到雷英夫，只好向周恩来报告：“总理，找不到人哪。”     总理皱起眉头问：“你都找了哪些地方？”     “家里没人接电话，又问了总机、值班室，还给办公室打了电话……”     “嗅，是了，”总理忽然作出判断，“他一定是看戏去了。”     “怎么可能呢？早不看晚不看……”     “他是看豫剧《大祭桩》去了。”总理说得很肯定，“这样吧，你估计戏散的时间，再往他家打电话，如果我说的不对，输你们一瓶茅台酒。”     真能赢总理一瓶茅台酒，那当然是生平一大幸事，星期天还可以一起打牙祭，享受享受，所以大家都憋足劲等着见分晓。晚11点，给雷英夫打电话，果然找到了人。问他干什么去了？他说看豫剧《大祭桩》去了。     总理怎么能末卜先知猜到的呢？我们都惊讶：简直神了！     总理笑着说：“其实很简单。你们没看报吗？常香玉来京献艺，今天演出的是《大祭桩》。”     我仍然不解：“这并不能得出雷英夫去看的结论呀。”     “你别忘了雷英夫是河南人，爱听豫剧。”总理不慌不忙说，“主席称他是洛阳才子么。”     我还是摇头：“这只存在可能性，并不存在必然性。”     “是呀，有了可能性就能进一步作判断。”总理双手抱臂，笑眯眯说：“中国妇联今天不是发票了吗？小超就得到两张票。雷英夫的爱人刘革非也在中国妇联工作，当然也会分到两张票，票到了洛阳才子手里还会浪费吗？可能性就变成了必然性。”     一席话说得我们心服口服。以为到手的茅台又跑了，留下的印象自然深，这印象就是总理对部属的情况那么熟悉，无论经历、家庭还是禀性、嗜好都了如指掌，他又心细，对周围发生的情况样样不放过，善于联系起来加以分析、思考和判断。这一切都给了我们极大的教育。     总理还喜欢以茅台作礼品，赠送党内外，国内外的战友和朋友。     记得“文化大革命”时，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曾打来一个电话，非要找总理不可。     总理接了电话。许世友在电话里说：“总理呀，我的家被抄了！”     “严重吗？”总理忙问。     “可惜我的那些酒喽！”许世友在电话里惨声叫嚷，“总理呀，一橱酒全被他们贪污了，这群酒贼，一瓶也没给我留下……”     总理马上明白抄家抄得够严重，因为许世友没什么财产，值钱的就是卫生间里藏的一橱酒，工资大部分都用来买酒了，不断补充那酒橱不要喝空。现在的问题是不要让许世友脾气大发，与群众情绪对立，闹出大乱子……“哈哈哈，”总理在电话里开怀大笑：“不要紧么，世友同志，我送你两瓶茅台酒！”     “两瓶？”     “礼轻人意重么。”     “不轻不轻。”许世友激动了，充满感谢之倩：“总理，你的两瓶茅台比我那一橱酒重多了。谢谢总理。”     周恩来以茅台为礼品，与各国朋友建立和发展友谊的故事很多。比如总理赠送日本前世界女子乒乓球单打冠军松崎君代茅台酒的故事，在中国已被广为传颂。他还赠送日本前世界男子乒乓球单打冠军获村一智郎茅台酒，由于日本朋友争抢着都想喝到总理赠送的酒，结果洒了一些酒在乒乓球球拍上。以后，获村在打比赛时，每当处于不利形势时，必要把球拍放在鼻子下嗅嗅，嗅过之后便精神振奋，很快转不利为有利，打赢了比赛。人们奇怪这个嗅球拍的办法，追问原因，获村笑道：“这球拍上沾有中国总理周恩来送的茅台酒，我闻一闻就来了勇气和力量。”这件秘密被记者披露出来之后，在日本和世界各地引起了很大反响。     不过，我所要讲的总理利用茅台酒开展工作，还不同于上面提到的几件事，这是另具特殊风格的一个故事。     开始讲总理酒量时，讲过总理同水静在庐山对饮，各自喝光一瓶茅台。这个故事就是紧接那个故事展开的。     年秋，中央召开的第二次庐山会议上，由于全国经济形势好转，会议在研究经济问题时，比较符合总理内心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消弱了“左”的影响，会议进行比较顺利，总理心情比较舒畅，比较高兴。所以在庐山放开量同水静豪饮一次。9月17日在杨尚奎和水静夫妇陪同下，离开庐山，驱车一天返回南昌。当晚，江西省委的领导同志在江西宾馆9楼设便宴招待总理以及早已下山的罗瑞卿夫妇、柯庆施等领导同志。     这是典型的便宴，因为国家还没完全摆脱困难，餐桌上除了青菜豆腐辣椒，讲究的主要是粉蒸肉，很实惠，没有任何山珍海味之类的东西。     虽然奔波一天，总理仍然兴致极高，带着一种兴奋激颤的情感说：“从八一起义到现在，已经整整34年了，早就想到南昌看看就是腾不出时间。这次给了我旧地重游的机会，我要多住两天，好好看看这座城市的变化。”说着，他举起酒杯，眼睛闪闪发亮地望着江西省委的同志们：“今天我很高兴，咱们大家多喝几杯！”     话音一落，他率先干了杯。情绪是可以传染的，大家都跟着兴奋起来，会喝不会喝，都紧跟总理干了杯。     开场这样热烈，往后的发展便可想而知。大家谈形势、谈生产、谈晚稻，谈兴高，酒也喝得痛快喝得多，那确实是开怀畅饮。     江西省委两个主要负责人杨尚奎和刘俊秀都代表省委轮番向总理敬酒。     渐渐地，总理开始话多了；脸上红光流溢，眼里闪闪发亮。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沉不住气了，出来时邓大姐托付她照顾总理，特别关照要注意喝酒。她悄悄摇水静的手，小声说：“不得了了，水静，总理今晚太兴奋了，怕是要喝醉了。”     年了，旧地重游，这是他领导八一起义的地方，能不高兴吗？”水静沉住气。     这时，总理还在神采飞扬地说着，谈如何加快江西老根据地的建设，搞好商品粮和经济作物基地。     “你们不是有一支歌子吗？《江西是个好地方》，会唱吧？”总理这时的思想活跃而又激荡，充满感情地说：“这是支好歌。江西确实是一个好地方，三面环山，还有都阳湖，既是鱼米之乡，又是革命的老根据地。这些年你们工作抓得很不错，每年支援国家十几亿斤粮，我代表国务院要感谢你们呢！”     总理说着，举杯又干了。他独自喝酒是为了表示真心感谢。     “总理，我们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说着，立起身，向总理举起杯。他喝得也不少，脸上泛着红晕，“南昌是总理领导八一起义的英雄城市，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地，总理离开南昌34年了，今天来到南昌视察工作，我们心里格外高兴。     为总理的健康，我再敬总理一杯酒！”     总理也站起来了，却不像开始那样马上端杯，反而将双臂交叉着抱在了胸前，笑得神秘，笑得蹊跷，笑得刘俊秀有点摸不着头脑。     “俊秀同志，一杯不够，你要敬我，那就敬三杯，咱们连干三杯。”     刘俊秀一怔，随即更兴奋了：“好，我敬总理三杯！”     这下子郝治平可真急了，又摇水静的手：“醉了，不得了，水静，你快劝总理少喝点……”     水静心里也不踏实了。可又怎么好劝呢？她俏俏嘀咕；“这个时候是不好扫他的兴了。”     “慢着，”总理那边已经又发话了，用人们熟悉的手势阻止刘俊秀马上喝，仍然是一副神秘的笑容：“这三杯酒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刘俊秀不放酒杯问。     “干一杯酒，要增加外调粮食1亿斤，我们干三杯，要你3亿斤粮好不好？”     “总理啊，”刘俊秀苦着脸放下了酒杯，那神情像作亿苦报告似地：“国务院今年给我们的外调粮任务12亿斤，我们保证一粒不少，坚决完成，再增加3亿斤就是15亿斤了，伯有些困难啊……”     谭震林站起来助兴：“老刘啊，总理34年没来南昌了，来一次这么高兴，看你们形势好么，要3亿斤粮你就心疼舍不得了？”     罗瑞卿也站起来鼓劲：“老刘，你既然敬总理那就真拿出点敬意么；敬三杯23亿斤就3亿斤！”     总理摆手不叫逼这位省委书记，身体稍向前一倾，算帐先生似地：“我有调查，江西老表口粮水平比较高，还有储备粮，比严重缺粮的晋、冀、鲁、豫好多了。增加3亿斤虽然有困难，还是承受得起的。”     “总理是8亿人民的总当家，总理的心情我也理解。”刘俊秀点点头，重新端起酒杯：“可以，3杯就3杯，3亿斤就3亿斤，就按总理的意见办。干！”     “谢谢江西的同志们。”周恩来兴奋地举杯：“干！”     就这样，总理连干3杯，要来3亿斤外调粮。     从庐山上的豪饮，到南昌的痛饮，总理说不上醉，但走路也稍有不稳了。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当时交换了一下意见，认为总理是喝多了点，但还不至于失控。所以，饭后他又去看省委安排的杂技表演，我们也没阻止。     担任演出任务的是上海星火魔术团。当时江西还没有这种艺术团，所以演出使南昌人民大开眼界，受到热烈欢迎。用现在话讲，叫作轰动了。江西有关部门曾向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提建议，能不能把上海这个团留在江西？杨尚奎也早有这个想法，只是没有提出的合适时机。     现在机会有了。江西又多支援国家3亿斤粮，总数达15亿斤，我们事后开玩笑说，“有本钱张口了”。何况又喝了酒，总理会帮忙讲话，何况华东局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也在座……这时，，台上的魔术师正在朝台下大声问：“请台下哪位观众，借一块表给我？”     “我这块表借给你！”处在兴奋状态下的总理忽地站起身，摘下手表举过头顶。     卫士小张把手表送上舞台，魔术师接过手表，风度优雅地向总理鞠躬致谢，全场爆发出雷一般的掌声。魔术师表演的是“表箱遁表”，在当时是很精采的节目。当魔术师要将“失而复得”的手表还总理时，总理把手一扬，大声说：“这块表就送给你了！”     这时，全场沸腾，掌声欢呼声震耳欲聋，气氛达到了热烈的顶点。心中有事的杨尚奎不失时机地探出身子，拍拍柯庆施的手：     “老柯啊，咱们当总理面说个事儿。把这个团送给我们江西吧，这就填补了我们的空缺。”     柯庆施很有经验，干脆不吱声。     “总理，上海文艺团体很多，这类文艺团体也不少，基础雄厚，培养起来也容易，对吧？”杨尚奎更会办事。     “对的，尚奎同志的要求是很合理的。是不是？”总理捅捅柯庆施。柯庆施不好再装没听见，但也只是冲总理不置可否地笑笑，就是不说话。     “哎呀，大上海就大方点嘛，也支援支援我们江西。”     “江西的同志很大方，”总理马上帮腔，“支援国家说加3亿就加3亿。你们上海也学大方点，就划给他们吧。”     总理和尚奎一唱一合，连开玩笑带劝说地攻柯庆施。柯庆施终于招架不住了，笑着摇摇头，说：“我斗不过尚奎同志。好吧，待会儿我跟他们团长谈谈，如果他们同意，那就留给江西。”     总理帮人帮到底，演出一结束，就去看望演员。做通团长的工作，又亲自同全体演员见面作工作。     “你们说江西好不好呀？”总理问。     “好！”演员们异口同声。     “来这里生活惯不惯呀？”     “惯！”“很适应。”     “江西人民和领导同志们对大家怎么样？”     “非常热情！”“照顾非常周到！”     “是的，江西是好，山好水好人更好。”总理充满感情地说，“江西是毛主席亲手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江西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对革命贡献很大……”     演员们静静地听完总理的讲话，都激动地议论起在江西演出这段时间所受的热烈欢迎和来自各方面的关心与照顾。总理看差不多了，便大声问：“大家既然对江西这么有感情，江西人民也十分需要你们，欢迎你们，那么，你们就留在江西，做江西老表好不好？”     “好！”演员们都热烈响应，情绪很高昂。     后来，在总理的关怀和支持下，这个团通过正式手续，整团调到了江西，为江西的文艺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周恩来就基本不喝酒了。我几乎想不起他在什么场合喝过多少酒？     印象深的是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期间。我和卫士以及某些细心的服务人员，好象一夜之间便强烈地感觉到周恩来的身体发生了什么变化。4年后每每回想起来，都明白那正是不祥的预兆。     周恩来在同尼克松谈判时，像过去几十年外交活动中给人留下的印象一样：坚定、镇静、自若、直率而又热情洋溢。他讲话时仍显得那么机智、敏锐，谨慎而又不失幽默。     但是，他的身体明显地瘦弱了。灰色中山服穿在身上有些宽松，那向后梳理的头发已经呈现灰白，肤色也比过去黝黑多了。     在尼克松访华期间，随着谈判的深入，非正式的宴会逐渐增加，在餐桌旁，周恩来精神仍然像过去几十年一样矍烁。他时而开怀大笑，时而为对方某句幽默语言而心领神会地微笑。他的两眼总是明光闪烁，并不断做出一些富有表现力的手势来增强语言的力量。     但是，他再也没有从喝酒上表现出豪迈爽朗。他谈酒不喝酒。唉，我那时只以为他年纪大了，怎么就没想到是潜伏了重病呢？那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不敢想象如果总理重病不治中国会怎么样？     “这就是驰名世界的茅台酒，酒精含量在50度以上。”周恩来向他的客人尼克松介绍。     “我听说过您讲的笑话。说一个人喝茅台喝多了，饭后想吸一只烟，可是点火时，烟还没有吸燃，他自己先爆炸了。”尼克松讲这个笑话，不等翻译已经先笑了。     周恩来也开怀大笑。他当真拿来火柴，划着之后，认真点燃自己酒杯中的茅台酒，用愉快的声音说：“尼克松先生，请看，它确实可以燃烧。”     蔚蓝色的火苗闪烁着，周恩来的目光也在闪烁。酒杯里的火苗越燃越小，终于渐渐燃烬。周思来的目光也出现瞬间的迷茫，一副怅然若失的淡淡的伤怀鲜明地浮现脸上，却稍瞬即隐地逝去，眼睛重新一亮，显示出内心的火焰还不曾熄，他带着若有所思的神情望一眼尼克松，含义无穷地点一点头。     在正式的国宴上，周恩来不再只是谈酒。他端起酒杯，频频向尼克松祝酒，向基辛格祝酒，向其他几张餐桌旁的几十名高级官员祝酒。清脆的碰杯声在餐厅里响个不停，像轻风吹拂下的巨大的枝形吊灯上的那些流苏和水晶坠儿的叮吟之声一般悦耳。     可是服务员们稍一留意便不难发现，周恩来祝酒时，说着“干杯”，却一次也不像过去那样痛快豪爽地喝干杯中酒。他只是“舔酒”，用嘴唇轻轻沾一下杯沿，然后礼貌热情地向对方点头致意，用一个微笑和注目的眼光替代了干杯动作。     他回到自己的座位时，酒杯仍然是满的。     尼克松一次又一次朝周恩来的酒杯投去目光，终于问一句：“我听说您的酒量很大？”     周恩来笑笑，带了回忆的神情：“过去能喝。红军长征时，我曾经一次喝过25杯茅台。”周恩来把酒杯捏在手指间，注目着转动酒杯，“比这个杯子大。”     尼克松吃一惊的神色，继而疑惑着问：“可是今天你没喝？”     周恩来点头：“年龄大了。医生限制我喝酒，不能超过两杯，最多三杯。”     尼克松说：“我在书里曾经读过这样一段故事，说红军在长征途中攻占了生产茅台酒的茅台镇，把镇里的酒全都喝光了。”     周恩来眨动双眼，目光里流出对往昔的眷恋，说：“长征路上茅台酒是被我们看作包治百病的万应良药，洗伤、镇痛、解毒、治伤风感冒……”     尼克松举杯：“让我们用这个‘万应良药’干杯。”     周恩来举杯。这一次他干了杯，因为客人先干了杯。     就在送尼克松走后，在这一年的5月12号，医生在例行的保健检查中，从周恩来的尿样里化验出三四个红血球。     对男性老年人，有两个红血球属于正常，三个四个就多了点。     天后，第二次化验结果出来，从尿里查出了癌细胞。5月18日，专家们确诊为膀胱癌。     从此，总理就告别了茅台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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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人

09章 休息与娱乐

毛泽东太忙，但是有自由；不想忙时可以不忙，去休息娱乐。周恩来太忙，而且没 自由；不想忙时也常常被具体事务缠身而脱不开。我跟随总理几十年，他只是在1951年 去大连养病，休息了几十天，就这么一次休息。

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周恩来当然需要休息娱乐。我的感觉，他对休息娱乐采取 的是积极有效、“公私兼顾”、目的明确的态度。

概括起来讲，总理的休息娱乐，主要有三种方式和内容：朋友聚会、文娱活动、体 育锻炼。

朋友聚会被周恩来称作是“最好的休息”。

进城后，我见总理不休星期天，曾劝他：“总理，星期天你尽量少安排一些活动， 多休息休息……”

周恩来嘘我一声，眯着眼摇摇头，用这个孩子气的动作表示。我讲的不通，没道理。 然后才睁开眼望着我说：

“你们对我还不完全了解。什么叫休息？我和文学艺术界朋友谈谈心，吃顿饭，与 民主党派的人士喝酒饮茶聊天，这对我就是最好的休息。”

想一想，总理讲的也有道理，这种休息往往比看一台节目还要心情愉快，甚至留下 几十年难忘的美好印象。

记得1946年在上海，国共谈判已经无望，周恩来为争取和平日夜奔忙，心力交瘁， 我们都劝他休息一下。

我说：“该做的我们都做了，该想的也都想尽了，现在急也没用，索性休息一下静 观形势变化。”

周恩来摇摇头又点点头：“该做的都做了，还不能这么讲。永远有该做的事情，没 有都做完的时候。不过，急也没用，讲得有道理。我们去串串门，休息享受一下。”

于是，周恩来和邓大姐带我去了上海静安寺路廖梦醒的家里。

这是很小很小的一套公寓，小得叫人想到玩具。好象一间住房也就几平米，肯定不 过10平米，却又设施齐备。卧室、厨房、卫生间应有尽有；卫生间可以洗漱也有厕所马 桶，给人“家”或是叫“窝”的感觉极浓。

周恩来到了这里很随便，确实象到家了一样，洗手擦脸，该坐就自己坐，该帮就帮 一把女主人，只有我像个客人需要别人关照。

廖梦醒叫周恩来阿哥，叫得亲切、自然、随便。她的女儿叫李梅，文静漂亮，一看 就是大家庭里出来的，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影响。

廖梦醒请我们吃阳澄湖的螃蟹，鲜美极了。说实话，过去我从没享受过这样精美的 食物。不过，也有不适应的地方，就是上什么饭菜都是小碗小碟，小得叫人不敢大张嘴， 不敢“如狼似虎”地大嚼大咽地过过瘾。到了这样的小窝儿，面对小碗小碟，特别是见 到周恩来、廖梦醒细嚼慢咽的文明样子，我不知不觉也就“文明”起来。过去当兵吃粮， 大海碗也不过瘾，恨不能盆盆罐罐地吃饭吃菜才舒坦，才受用。现在，我也一点一点朝 嘴里夹食物，慢慢地嚼，细细地。品；这种吃菜吃饭法，在嘴里嚼就嚼得消化吸收完了， 几乎没有舒服痛快的吞咽感觉。天哪，这得哪一年才能吃饱？

周恩来平时吃饭比我还快，可是到了这样的环境，他却像回到了熟悉的生活中一样， 表现得那么潇洒、优雅、自然、适宜。我相信，他过去一定过过这样的生活。

这种吃饭，最适合聊天了。谈形势，谈奋斗，谈前途；政治风云，战场风云，在这 不到十平方的小天地里隆隆地卷过来，荡过去；有忧愁，有欢乐；有激昂，有愤怒；有 热血，有温情，转眼间2个小时过去了。

告辞之后，我随周恩来离开这一方小天地，返回思南路周公馆。

“你吃饱了吗？”周恩来忽然问我。

“嘿嘿，”我难为情地笑笑，“碗太小，不敢吃，怕一口不满就吃光了。”

“吃光了还可以盛么。”

“一口一碗我得吃多少碗？回头传出去，说周副主席的副官能吃30碗50碗饭，那多 糟糕呀。”

“哈哈哈，”周恩来把头朝上仰去，开心大笑。然后说：“广东人吃饭是最讲究的， 都是小碗小碟。不过，我相信你不会再饿。”

我下意识地摸摸肚子，真的，没有饿的感觉。

“不饿了。”我说，“可是也没觉饱。”

“什么叫饱了？不饿就是饱。”周恩来换上一副略带忧伤的神色，思考着说：“几 千年了，中国的老百姓在饥饿线上挣扎，肚子整天是空的，好容易吃一顿饱饭，这一顿 的标准一定要把肚子撑得圆圆的才叫饱。什么时候天下百姓再无饥饿，那就不需要吃一 顿把肚皮撑得圆圆的了。撑得太多和饥饿过度一样，都不利于健康。我们的奋斗，就为 了有这一天啊。”

这一顿饭，这一番聊天，给我留下终生不忘的美好记忆，谁能说这不是最好的休息 娱乐？

建国后，廖梦醒又曾请过我和我爱人去吃饭。这种亲切宜人的气氛我又享受过几次。 虽说每次都不敢大张嘴，放开肚皮过瘾，但每次都能感觉到一种休息娱乐的舒适安逸。 于是，我又想起总理的话：不饿就是饱。想起总理的期望：愿天下人都能过上这样放松 的生活，不要饿一年，才撑死饱死在春节那几天。

进城后，廖梦醒常给“阿哥”周恩来送些吃食。东西不多，有点送点，经常送点， 据说广东人习惯这样。

宋庆龄也知道总理喜欢吃阳澄湖的螃蟹。她每年8、9月份，都要带些阳澄湖的又大 又肥的螃蟹来北京，带来了就给我打电话。

若是宋庆龄亲自来送螃蟹，那就是周恩来亲自接。但大多数都是由隋副官送，由我 接。他们不托人代送，我们也不托人代收，因为这是入嘴的食品。那时受苏联影响。苏 联对于食品都严格要求经化验之后才能送领导人吃，我们对于食品也有严格要求。

总理收到螃蟹，有时同我们工作人员一道吃，有时请陈毅、张茜一道来吃。

周恩来喜欢交友，可以说朋友遍天下；他喜欢与朋友聚会，吃饭、饮酒、品茶、聊 天。

党内干部，在我的印象中，朱德、陈云、董必武、陈毅、李富春、王稼祥以及在他 直接领导下工作的王震、陈郁(曾任煤炭部部长)、乔冠华、王炳南、章汉夫，以及地方 负责人陶铸、欧阳钦、曹获秋、潘汉年等，都是他的座上客，聚会来往较多。其中，与 陈毅关系更密切些。

比较而言，与文艺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这种朋友聚会更多些。这种聚会交往的朋友 多得我都数不清，其中，文艺界人士以郭沫若为最密切，民主人士中以张治中、傅作义 来往最多，友谊更深些。

周恩来喜欢陈毅的性格，说他刚烈而不失潇洒，豪侠而不乏文雅。周恩来推荐陈毅 顶替自己担任外交部长。陈毅讲话常常热血沸腾，任由激情自由奔放，有些话按照官方 标准来衡量，难免讲得有些出格。就有人向周恩来报告，说陈毅讲话像放炮。

“不要怕放炮么，放炮才能吸引人，震撼人。”周恩来很欣赏地说：“他比我讲得 好，大气势，很符合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国威军威。”

“可是有些话走嘴，讲得不很恰当，不够准确……”

“句句准确，句句恰当，就不会有这样的大气势，也不会这么吸引人，震撼人了。” 周恩来加重语气说：“要看整体效果。他讲的很好，比我有气势，比我讲的效果好。”

周恩来不但肯定、支持陈毅，还约请陈毅一道出去游玩，一道吃饭。这对陈毅是极 大的支持。

那天，陈毅兴致极好，嗓门大、笑声高。周恩来见朋友高兴，自己更高兴。

“陈老总，你兴致来了。”周恩来高声提议：“你能不能来首诗啊？”

“总理来，总理来。”陈毅忙不迭谦让总理。

“我不行，”周恩来摇头，“我对诗没什么研究。”

“总理是一定要叫我出丑哟……”陈毅作出一副被迫无奈，勉为其难的可怜样儿， 其实他心里早就鼓涌起诗情，想找机会“发泄发泄”了。总理再了解他不过，所以根本 不再多说，该走就往前走，该看就往前看。果然，没多大工夫，陈毅在他旁边放开了嗓 门，以四川人那特有的富于音乐色彩的声调，抑扬顿挫地诵起一篇新作。这种新作，即 席即兴之作，往往粗糙一些，但情真意切，常会博得总理喝彩或夸赞，个别地方也有所 提议指正。陈毅回家后肯定会对这种即兴之作再来番“细琢磨”，“精加工”，然后写 成文字送主席、董必武、朱德、叶剑英等诗友看。

公开发表的陈毅诗选有不少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出来的。

总理喜欢陈毅，陈毅也了解总理，并且知道总理喜欢自己。别人不敢跟总理讲的话， 不便提的要求，就来找陈毅，请陈毅出面帮忙。

比如我遇到几次，贺龙元帅想请总理去看看他的体育健儿，不好张口，就去找陈毅。

“主席和总理不是刚去看过的吗？”陈毅问。

贺龙与陈毅关系深，根本不作解释，两个手指捏着陈毅的衣袖，扯一下说一句： “帮帮，帮帮。晚上见。”

贺龙丢下陈毅就走，不给陈毅叫难的机会。陈毅也了解贺龙。战争年代，贺龙是有 名的爱兵如子，当了体委主任，只要他的“兵”想见见毛主席、周总理，他一定想方设 法满足这些“兵”的愿望。自己不好出面请时，就让陈老总出面。在我印象中，只要陈 毅出面去求请周恩来，周恩来没有不答应的。

我们也都喜欢陈老总，因为他常能帮助我们做工作。比如陈毅爱看川戏，爱听音乐， 常来拉总理一道去看。友情深，陈毅的嘴巴又会讲，常搞得总理再忙也得跟他去看看， 这就达到了我们做多少工作也达不到的目的。

我们尤其喜欢陈毅的是，他来了常常不谈工作，专挑轻松愉快的话题聊，常聊得总 理轻松愉快，甚至开心大笑。所以，我们都支持总理和陈毅聚会聊天。总理常到陈毅家 作客，陈毅也常找总理来小酌闲聊。

每次这样的聚会聊天之后，总理都像刚度假回来一样显得精神焕发。

有人说，朋友聚会一定要同性情相投的人在一起才好，否则很累。

总理则不然。只要是同志、同事、朋友，尽管千人千性，脾气作风各不相同，他都 谈得来，都愿意尽可能多交往，多相聚。像国家主席刘少奇是位勤奋严肃、组织纪律性 极强又不苟言笑的人；朱德是温和宽厚，慢条斯理；董必武一身古香古色；彭德怀威风 严厉又血性十足；陈老总热烈坦率，经常发个牢骚提点意见；黄克诚不修边幅却又只唯 实，不唯上；陈赓、刘亚楼骁勇善战又大大咧咧，不拘小节；所有这不同性格、不同风 采的人，周恩来都谈得来，处得感情深。

有几次，周恩来迎客时，粲然笑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他那愉悦开心 的样子使我渐渐体会深一些，就是人有社会性，

所以这种欢聚当然带了休息娱乐的性质。然而，真正使我认识更深，还是在同志、 同事、朋友遇到困难、麻烦、甚至危难时，周恩来仍然坚持相见、欢聚，这才使我有了 新的感受。

熊瑾玎是周恩来的朋友。在重庆地下党工作时期，他担任《新华日报》的“老板”， 被大家称为“熊老板”，久而久之，成了专用词。好象我们共产党内只有这么一位“老 板”，被大家叫到去世。老板两字也表现出了他为党所作出的特殊贡献。他的夫人朱端 绶自然成了“老板娘”。

周恩来、董必武、熊老板十几年坚持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风雨同舟，友情极深。 比如周恩来父亲去世，痛哭而发脾气时，只有董必武、熊老板敢去劝说；董必武跟儿子 赌气，发火打儿子时，夫人不敢劝，就请周恩来和熊老板来劝，一劝就灵。30年代末， 40年代初，他们朋友相聚的机会最多，次数也最多。建国后，忙里抽闲，也常有聚会之 乐。

1967年，熊瑾玎和他的夫人都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大老板”和“资产阶级老板娘”。 就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周恩来没有忘记友情。

那天，周恩来连续工作30多个小时，体力精力都渐渐不支。。我们劝他：“总理， 该休息休息了。”

连劝几次，总理停下工作，“昭”一声，搓搓脸立起身。他没有绕办公桌快走，也 没到室外运动，而是朝台历俯身伸手过去。

“休息休息。”总理一边说一边翻着台历：“熊老板该过生日了……”

他朝日历盯视片刻，掀起眼帘对我吩咐：“你准备两瓶茅台，我们去看熊老板。”

东城区大典胡同，熊瑾玎的门前，除了大字报大标语的残痕，真是门可罗雀。那时 “抄家”的风潮已过，这里对红卫兵失去吸引力，便再没有什么人对这里感兴趣了。

我们上前轻轻敲门，总理走过来，紧挨院门站好。工夫不大，门被打开，熊老板夫 妇一前一后站在门内愣住了，痴痴地望着总理。

“这个时候你怎么还到我们家里来呀！”熊老板终于冒出这么一句，不知是担心总 理的处境还是为自己的处境感到怨懑。

“同事加朋友，怎么能不来？”总理像平时一样亲热随便，毫无运动中普遍发生的 那种“一觉醒来全陌生”的情景和感受，进门同老板、老板娘握手：“我来看看你们。 顺便给咱们老板过个生日么！”

“过生日？”熊老板喃喃。

“我没记错吧？”总理笑容可掏，“我带来两瓶茅台。”

“周公……”熊老板哽住了。他用重庆时候的称呼来叫总理，当年的情谊一下子全 在眼前重现，泪花便在眼眶里闪烁起来。

一向热情好客的老板娘激动地不停搓手：“可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吃什么呀？”

“哎，你不是很会煎荷包蛋么，在重庆我们也没什么东西呀，老板娘。”总理兴致 勃勃地说：“花生米，花生米总有吧？”

“有有，你就爱吃花生米，还是没变。”老板娘高兴得泪水一个劲往下淌，却又笑 得合不住嘴，腿脚变年轻地往厨房走：“我这就去给你们炒！你们聊，你们先聊……”

总理握住熊老板的手，含义无穷地望着他点点头：“老板，要多保重啊，看远一些， 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熊老板脸上出现了红晕，用力地点头，那双阴郁的眼睛重新焕发出光彩。

这次朋友相聚，给熊老板注入了生活的希望和力量，带来了慰藉和欢乐。而总理呢？ 坐上车时，轻轻地舒了一口长气。他来给熊老板过生日，本身就是无言的表态，谁再说 熊老板是资产阶级大老板，就不能不有所顾忌，因为他们必须把周总理和熊老板加在一 起来考虑分量。

总理坐在车上，始终带着一种静温无言的遐想和忆念的神情，并且为自己做了一件 应该做的事而获得一些平静。我忽然想到了一句老诗：使别人欢乐的人自己最欢乐，使 别人幸福的人自己最幸福。

于是，我对总理把朋友聚会看作最好的休息和娱乐有了新的理解：你能把欢乐和幸 福带给别人，你自然会得到欢乐和幸福，只有心性温和、慈爱、善良的人，才会产生这 种感觉和追求。

再进一步想，中国还有句老话是“不责人小过，不发人隐私，不念人旧恶”。总理 就是这样待人交友。

我想起梁漱溟。1946年国共谈判时，周恩来曾由于梁漱溟的“不讲信义”，“对不 起朋友”而声泪俱下，痛加斥责。但是，1953年梁漱溟公开顶撞毛泽东时，周恩来又千 方百计代为缓颊，保护其过关。

我想起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先生。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时，与校长张伯苓关系亲 密融洽，星期天总要到张校，长家去请教并长谈，张伯苓很喜欢他，常留他吃饭，吃天 津风味的贴饼子，煮稀饭，熬小鱼。张伯苓常对亲友同事说：“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 生。”可是，这位最好的学生却参加了共产党，而张校长却以社会名流参加了国民党政 府。共产党被骂作“共匪”时，这位老先生把他当校长时的学生周恩来从“同学录”中 删除。共产党坐天下后，他给周恩来写信，说“正在闭门思过”。周恩来不念人旧恶只 念人旧情，派飞机把张伯苔由重庆接回天津，表示慰问。张伯苓先生去世时，周恩来亲 自赶往天津吊唁，悼念这位母校的老校长。

我想起……善良使人心平，慈爱使人气和。

心平气和就是一种休息，就能带来快乐。

同文艺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聚会更多些，因为这种聚会不仅是休息，本身就包含有 统战工作的意思，何况聊天时还可以更具体更有针对性地做工作，解决一些问题。

在中央领导人中，周恩来结交的文艺界朋友最多，举凡有些名气或虽然名不见经传 但确有所长或有某种代表性的人物，他几乎都认识，并且多数都交了朋友。像郭沫若、 茅盾、巴金、艾青、曹禺、蔡楚生、田汉、阳翰笙、夏衍、白杨、张瑞芳等等文艺界老 战士，无不与周恩来建立起深厚友谊。

比如张瑞芳，在我记忆里她的入党都是周恩来介绍的。那是1946年，日本投降后不 久，周恩来把我叫去，单独嘱咐：“何副官，你去陵江门接一下张瑞芳，要注意安全还 要保密，决不能带尾巴。”

我记得张瑞芳当时是住在陵江门一座国民党修建的公寓里。我去之前，首先设法甩 掉国民党特务，确实证明没尾巴了，才猛插公寓接走张瑞芳。带张瑞芳到周恩来那里， 她高兴得不得了，我记得是批准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了。

周恩来在重庆结交的这批朋友，来往密切，友谊深，彼此很随便。直到建国后，周 恩来当上总理，与这些人仍是朋友相交，相互之间的感情和关系从没因为地位的变化而 变得疏远或冷淡。

从我的感受，周恩来和邓大姐老两口的生活太单调，太寂寞，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 候。他两个人都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但是，要说没有一点空闲时间也不真实。 逢年过节，老两口有点空闲时，那种单调寂寞就会显得突出。总理害怕这种寂寞，寂寞 往往会使人生出莫名的孤独与忧伤。所以；年前节前，只要估计有点空闲时间，我们必 要给总理安排一些活动，不能叫他“闲”。

总理自己也注意不发生“闲”，一得空儿，必要提出名单，请客人到家来聚会，特 别是文艺界人士，他们一来，西花厅就热闹起来，活跃起来，总理就会忘掉寂寞，快活 起来。

有子女的首长们，劳累之后巴不得有两天清闲，与孩子们共享天伦之乐。没有子女 的首长，如果生性孤僻，也就不容易理解总理。比如彭德怀，在军营中过惯了硬梆梆、 简单明确的制度式生活，对于总理喜欢与文艺界人士交往，就产生一点看法。说过一句 两句难听的话。不过，他本来就是厉害人，敢骂娘，敢为民请命，也难免敢翻脸把人闹 个难堪。有些高级领导高级将领因此对他意见大些，周恩来却从来没有为个别一句两句 话生出意见或看法，相反，对彭德怀更加喜欢，常对我们工作人员说：“那才是个好同 志呢，有啥是啥，怎么想就怎么说，你叫他装假他都装不出来。”

周恩来常去彭德怀住所串门看望，同时也继续与文艺界广泛结交来往；他不因为彭 德怀的难听话而疏远彭德怀，更不会因为彭德怀的偏见误解而断绝与文艺界的朋友聚会。 周恩来是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而生活，不是按照别人的议论或想法去生活。

正因为如此，文艺界人士、民主人士，有什么事，发生什么矛盾，首先想到的都是 周恩来，请周恩来帮助解难。

记得有次接到一个电话，大声说要找总理。

“总理正忙，请问您是哪位？”

“我是张治中。请你向总理报告一声，我找他有急事。”张治中的声音有些异常。 想起当年军事3人小组的活动，天天一道坐飞机，想起“不要忘了我张治中3次到延安”， 我决定报告总理。

此类事，只要我们报告，总理是不会不马上接电话的。

“文白兄吗？”总理听到报告，马上接电话：“我是恩来呀。”

“哎呀，总理啊，”张治中刚听到周恩来的声音，立刻像个受了委屈的大孩子一样 叫起来：“请你转告郭，要笔下留情啊！”

“怎么回事啊？文白兄，你不要急，慢慢讲么。”

“我已经给总理写去一封信，就是郭沫若先生那个洪波曲，请他笔下留情！我张治 中罪该万死，遗臭千年，也还不敢有计划有预谋地加害恩来兄。我若是这种人，以后还 好见总理吗？……”

看来张治中是真恼火了，不称郭老、郭先生，让转告“郭”。原因是郭老写的那部 “洪波曲”，里面写到了抗战开始时长沙那场大火，说这场火是国民党有计划有预谋地 要烧死周恩来。烧这把火时，张治中是湖南省主席；要说有计划有预谋，这个计划者、 预谋者自然少不了有湖南省主席这位地方政府最高长官。

“文白兄，郭先生决不会是要伤害你，他写的是小说，文学作品，不是史料，不是 作历史评论。不妥之处，我马上转告郭先生，设法补救，文白兄这边也要息怒，互相多 谅解……”

周恩来放下电话就又给郭沫若先生打电话。郭沫若先生叫屈说，写这件事时，脑子 里出现的只是蒋介石，并没闪过一点张治中的影儿。何况书已经出来，无法再改，只能 请总理代为缓颊了。

张治中和郭沫若都属于总理最亲近的朋友这一圈里的人物，无话不好谈。总理便去 张治中家作客，不送东西，送东西就见外了，就是看望，吃顿饭。

饭后，总理说：“文白兄啊，要说有计划有预谋烧死我，我再不怕死也不敢来讨饭 吃。这段历史还需要多解释吗？”

“无须再解释。”张治中承认。

“我看文白兄不是怕郭先生的书，是怕老百姓议论猜测。人言不是史，人言不足畏； 既然书已经出来了，文白兄还是要看其主要内容和思想，个别地方说法不准确不妥当， 容他日后再版时修改，你看可好？”

“我并没叫他焚书。”张治中终于谅解了。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总理到民主人士家里作客是常有的事。总理自己不过生 日，但很乐于为民主人士祝寿作生日。比如给傅作义过生日，我就跟随总理去过几次。

那时傅作义住在小酱坊胡同，总理去时，不送寿礼，就是看望、聊天、吃饭，与往 日朋友聚会的那种亲热、密切气氛一样，只是多两句加寿的吉利话而已。

这类朋友交往，总理始终保持了一诺千金。所以，只要答应去，哪怕临时发生了再 大的事，最后还是要赶去。比如前面章节里曾写到总理答应去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家吃 饭，大家等到晚上10点，总理仍然末到，就没一个人脑子去想总理可能不来了，只想他 一定遇了大事，要晚到。结果，总理10点多赶到了，原来是被主席叫去了。从毛主席那 里一出来，立刻赶往杨尚奎家。所有人都坚信：“总理只要说过，就绝不会忘，一定会 来。”

总理这一生，答应过的事情忘记了，大概只有过一次。至少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在议 论中，只扯出这么一件事。我从1940年跟随总理，到他逝世，再想不起第二件答应别人 以后又忘记了的事。

那是1957年左右的事。在一次集体活动的场合，人很多，总理不停地与人招呼，不 停地与人交谈，各种信息都朝他这里汇聚。其中就有傅作义部长，他说：“6月29日是 我生日。总理，想请您到我家里吃顿便饭，不知行不行？”

“62岁生日，对吧？”总理连连点头，“好，我一定去。”

这一天收到的信息量太大，距博作义过生日还有两个星期，到了那一天，总理恰好 忙了23个小时，上床服了安眠药，睡觉了。

傅作义深知周恩来一诺干金，从认识起，没出现过失信，所以生日这天作了总理来 参加的准备。工作人员提醒说：“当时只是随口问一句，这都两个星期了，总理会不会 忘了？”

“不会。”傅作义充满自信，“打从我认识他，他就没忘过事，没失过信。”

幸亏亲属和工作人员不像傅作义与总理接触多，他们只按常理想事情。照常理，事 隔两个星期，总该再问问。就算对方没忘记，两星期前只能算打招呼，办事这天还该再 邀请一下才合礼。所以，他们在中午11点给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话讲得很巧妙：“傅 部长今天过生日，总理今天是否能抽出时间参加？”

那天成元功值班，他翻翻日历又看看小黑板，没有记录这项活动，也就是说，事先 没作安排。所以总理连续工作23个小时后就上床休息了，没有坚持28个小时，再参加一 下傅作义的生日餐，然后才休息……

不过，成元功是细心人，听对方口气，分明总理是答应过的，而总理又是一诺千金 的人，所以他没有因为总理已经入睡而回答不行，只说：“请等一下，我去报告。”

成元功向邓大姐报告，邓大姐明白总理一诺的分量，对成元功说：“告诉他们，总 理去，稍晚点儿到。”

11点半，邓大姐将入睡不足1小时的总理唤醒。

以往，总理被叫醒，不是主席找就是国家出了大事。总理眼圈充血泛红，一边看表 一边问：“有情况？”

“傅作义今天的生日，”邓大姐问，“你是答应去吃饭了吧？”

“嗅，嗅，是答应了……两个星期前就答应了。”总理一下子精神起来，匆忙穿衣 服，“哎呀，糟糕糟糕，怎么会忘，怎么会忘了呢！”

总理匆匆驱车进往小酱坊胡同，参加傅作义将军的生日聚餐后回来，兀自歉疚地喃 喃不已：“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这还是第一次忘事情！”

我说：“反正又没误。”

总理不自安地说：“答应了人家的事情又忘记了，就算没误也是对不起人家呀，答 应了怎么能忘记呢！”

总理就是这样的朋友交往，一诺千金！

总理喜爱的文娱活动很多。他是个爱玩又没时间玩的人；兴趣广泛又不能不压制兴 趣，甚至忍痛将其窒息掉。

总理喜欢唱歌、跳舞、读小说、作诗、看电影、看戏剧以及下棋打牌。

在人民大会堂，在建设工地，在许多群众集会的场合，历史都为我们留下了周恩来 指挥大家高歌的镜头。

周恩来喜欢唱歌，也喜欢听歌。他的听歌、唱歌有一致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一致之处是，他喜欢听喜欢唱民歌，不大喜欢“洋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美 声唱法。听这种歌他从来不跟着唱，也不会像那样用嗓。

他曾对我说：“这是一种很好的艺术，但不适合我。这种洋嗓子听着不舒服，洋嗓 子和我们革命的历史联系不大，唤不起美好的回忆。”

周恩来毕竟是一位职业革命家，有他独自的经历，当然也就有他自己的爱好和选择。 就像生活中好姑娘很多，但未必好姑娘就可以成为好妻子，每个人还有其他性格、知识、 经历、交往等许多考虑。听歌唱歌也是这个道理。

周恩来喜欢听信天游，听到这种曲调便会生出莫名的激动，两眼闪出湿漉漉的波光， 头轻轻地点出节拍，神情里流露出一种静谧无言的喜悦和舒心惬意的遐想。

但是，他很少唱信天游。从东北到云南，从新疆到台湾，所有的地方小调他都喜爱 听，但极少放开喉咙高歌，这就是听与唱的不一致。

他喜欢高歌的是《我们走在大路上》、《社会主义好》、《长征组歌》、《洪湖赤 卫队》、《中华儿女志在四方》等等激情澎湃，热烈奔放的歌。特别是《长征组歌》和 《洪湖赤卫队》，简直可以说入迷上瘾，时间久听不到就难受，疲惫不堪而闭目小憩时， 嗓子里必要哼哼这些歌曲。

他爱看爱听“长征组歌”，有演出尽量设法去看，独个儿听收音机，听到组歌就会 “入歌”用手轻轻击拍，或哼曲，或小声跟着唱。我的记忆中，他最喜欢“毛主席用兵 真如神”这一句。无论是在剧场还是独个儿听收音机，听到这里便会击出一个重音，无 限感慨地把头点一点。

有一次，我见他独个儿在办公室听这支歌，到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他身体各 部位都随着音乐的节奏有所动作，仿佛全身心都融入了旋律之中。我忍不住问：“总理， 这一句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他睁眼看看我，笑道：“不是经过长征，那是听不出这一句的、美妙境界的。”

我是经过了长征的，但我在四方面军，没有跟中央红军行动，自然缺少总理这样切 身的体会和感受。

对于总理的听歌和唱歌，有人形容为：“小气候里迟逐流动，大气候里震荡奔放。

对各地民歌小调，总理喜欢沉醉一般悄悄欣赏；全身心地松弛，独个儿追逐体会着 那感情的跳跃，意识的流动，仿佛渐渐走入一个美妙而古朴的童话世界，充满了花草的 温馨和泥土的芬芳。这就是“小气候里追逐流动。”

大气候里震荡奔放，那是带着登高一呼，万众响应的气势和力量，是一名职业革命 家壮怀激烈，“仰天长啸”的抒发情怀的表现。也是宣传鼓动群众与自己一样激荡起豪 情和热情，团结、奋斗、向前的真情流泄。

周恩来是位感情非常丰富的人。在某些作品里，常把周恩来工作中的严肃、谨慎、 细致，笼统到整个生活中。其实不这样；休息时，哪怕是群众场面，只要不是办公事， 他都是活泼又活跃。在老干部中，“活跃分子”是有其特定含义的，往往指革命队伍中 上下组织，左右联络，出头露面进行宣传鼓动的同志。在中国的领袖群中，周恩来几乎 可以称为唯一的“活跃分子”，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常常按捺不住地放开歌喉， 甚至要指挥起成千上万的人一道唱。更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乐于自告奋勇，教同志 们唱“志在四方”，唱“长征组歌”。

过去有许多影视资料和报道文章都记录过周恩来带领群众放。声高歌的情景，无须 多讲。我这里想讲一点的只是他这样做，丝毫没有什么做作或工作需要，那确实是一种 感情洋溢，需要释放的再自然不过的表现、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1965年6月，周恩来出访坦桑尼亚。这是中国民航第一次走出 亚洲，走向世界。飞越天险喀喇昆仑山时，总理临窗，放眼远望：群山绵延，突兀颠连， 好象维系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一样机妙玄奥，深不可测；又像鉴证着大自然不可思议的 雄伟创造。冰峰林立，白云徜徉其间；碧空万里，与皑皑白雪上下辉映，幻化流转着七 彩光芒。

总理的眼里像起了惊雷电闪，光彩照人。他的胸脯开始起伏，那是激情进发前的沉 默。他连续几次长长地叹息，仍然无法平息心潮的起伏，便从胸腔里发出了浑厚的低沉 的歌声：“红岩上红梅开……”

他唱的第一声像呻吟一样带着隆隆的胸膛共鸣音，并且马上停住了，轻咳两声，好 象有些不自然，目光朝我们一扫。我相信他是从陶醉里刚刚醒来，明白了自己是在飞机 上，是在一群随行人员之中；他把目光再次投向窗外时，千仞冰峰在脚下蜕起、跃动； 滚滚而来、层出不尽。于是，那无法按接的激情便第二次喷涌而出，并且一发而不可止。 那成了真正的引亢高歌；总理是彻底放开了嗓门，歌声萦绕在机舱里，在我们每个人心 头引起强烈的经久不息的回响。于是，总理的独唱自然而然成了我们全体乘客和机组人 员的合唱：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总理喜欢民族歌曲，自然也喜欢京剧及各种地方戏剧，喜欢看各种国产影片。

对于戏剧，我曾问过周恩来：“总理，你喜欢京剧还是喜欢越剧？”

总理说：“都喜欢。”

我问：“比较起来，更喜欢哪一个？”

总理一笑：“比较起来我更喜欢话剧。我在南开学校读书时，演过话剧。那时学校 还不够解放，男女分校，我们演剧没有女角，就由我来扮……我们演得很成功。”

总理天天看报纸，天天必看各剧场的节目预告。无论哪一天，你随便问总理：“今 天吉祥剧院演什么戏？”总理肯定可以马上告诉你。

有一次我问：“总理，你看那些剧场节目预告干什么？”

总理笑着叹口气：“看戏是享受，想戏也是一种享受呢。”

我含笑作一个总结：“很少有总理没看过的戏，也很少有总理看完全场的戏。”

总理听罢哈哈大笑，频频点头。因为我这一句话道出了实情。总理酷爱看戏，没有 什么戏不想看，但他“官身不由己”，想看也看不完，太忙了。或者晚到；看个尾巴， 或者早到，看个开头就马上要赶去参加会，有头有尾地看完一场戏实在太少，有数的几 场而已。

有的老同志说我有办法叫总理休息，其实这办法就是“假公济私”，“投其所好”。

什么是“假公济私”？就是把休息和工作搞得界线不分。凡有新电影，新戏剧出来， 我们总要找出各种理由原因，安排总理去审查新片新剧，并且尽量“上纲上线”，说这 是对文艺工作者是否关心、重视、支持的大问题，说作者和演员如何如何已经准备听取 总理的意见，如果不去看就会挫伤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甚至是不利于党的知识分子政 策云云。

这样一来，总理就不审查也得审查，不休息也得休息几个小时了。

所谓“投其所好”，就是按照总理对休息的解释，满足他的那种“休息”。比如把 作者、演员请到家里来，同总理一起吃顿饭，聊聊天；自然是聊戏，聊演员的生活。这 样聚会一次，解决了剧团的问题，也达到了让总理休息一下之目的。

读小说对总理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和娱乐。总理早在刚刚结束童年步入少年时，就 读完了《三国演义》、《水浒》等古典名著。他曾对我说：“读小说和办公，用的不是 一个脑子；办公办累了，看看闲书也是休息。”

总理看电影看戏看小说的故事很多，特别是文艺界人士写过许多回忆文章。我这里 只想讲两件事，说明我们的总理，即便休息娱乐，也保持着鲜明顽强的民族性。这对于 刚刚结束殖民地、半殖民地命运的中国人民来说，是尤其重要的。

记得1950年1月20日，我跟随总理赶赴莫斯科，参加与苏联的谈判时，中苏正号称 “磐石般的团结”，也就是铁板一块了。像我们这一层的人，单纯热情，一说苏联老大 哥，那就一切光明，一切友好。记得那时斯大林的威望不得了，只要喊起他的名字，人 们就可以前仆后继，不惜任何牺牲地冲锋向前。他在苏联人心目中是神，在中国人心目 中也是神。但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与我们的心态显然不同，思考问题远不在一个层次一 个水平线上。

毛泽东只跟斯大林谈，不参加与莫洛托夫，维辛斯基等人的会谈。这与其他任何社 会主义国家都不同，是第一个当仁不让地把自己放在与斯大林完全平等的位置上。

斯大林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建立的崇高威望，使他原有的大国沙文主义表现更突出 了些。毛泽东到莫斯科，离莫斯科，斯大林都没参加迎送。这样的结局毛泽东是不能接 受的，他那强烈而鲜明的个性，使他当面向斯大林提出请求，坚持让斯大林去自己所指 定的地点参加中国举办的答谢宴会。斯大林说他从来没有出去到别人确定的饭店去赴宴。 毛泽东坚持斯大林应该给自己一个例外。

结果，斯大林第一次屈从了别人的意志，这个人就是毛泽东。记得周恩来为此十分 兴奋，对宴会作了许多具体指导。我至今鲜明地记得那天的气氛：欢快、隆重、庄严。 来宾非常多，有各国大使和苏联的高级将领及部长们。

显然，这些部长、高级将领、大使们也是轻易见不到斯大林，都激动得不能自己， 焦急盼望着能看一眼斯大林。

在一片喧腾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大使们议论中的两句话：

“斯大林与毛泽东相见，在世界上是开天辟地的大事。”

“毛泽东厉害，能把斯大林请出来；罗斯福和丘吉尔也没能做到，没能如此。”

斯大林出现时，那些大使，那些部长、将军们都像孩子一样争抢着一睹斯大林风采， 并不像现在某些作品出于政治原因所描写的那样。我当时看到的情景，所有人都是发自 内心地欢呼，夹道迎着斯大林鼓掌，拼命挤前一点，就是想多看一眼，那是真正的崇拜， 没有伪装和做作，见到斯大林与毛泽东站到一起时，多少人流下了泪。真流泪假流泪， 真欢呼假欢呼，真激动假激动我还是分得清，看得明的。比如“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年 后，那种欢呼万岁已是越来越假，越来越口是心非。岂止我看出来，绝大多数人都清楚， 只是不敢说或不能说罢了。

现在没有什么不敢说或不能说的。实事求是讲，1950年我见到的所有欢呼者，流泪 者，都是至倩至性的真实流露，决无半点虚伪假装。

就在这样的中苏友谊，这样的热烈亲密中，总理却没有生出盲目性。去莫斯科的列 车上，他连续阅读获斯大林奖金的小说《旅顺口》。一般人读这本书，一听获斯大林奖 金，便盲目跟着喝彩、叫好。周恩来没叫好，越看越皱眉，最后把书一摔说：“满纸胡 说八道，这种书居然还获斯大林奖金，可见苏联也并不是什么都好，什么都对。”

到了1950年底，抗美援朝战争紧张进行之际，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雷英夫担心敌人在 辽东半岛登陆，利用工作之余读这本《旅顺口》，想从中得到一点在辽东半岛设防的启 示。

在一次聊天中，周恩来听说雷英夫对照地图看《旅顺口》，就问：“你读这本书感 觉怎么样？”

“不怎么样。”雷英夫说，“不像外面吹捧那么好，我是为了研究战争参考着看一 看。”

“这本书很糟糕。”周恩来评价说：“很糟糕的书还获得斯大林奖金，获得某些人 喝彩，那就更糟糕，简直是糟糕透顶。”

“总理看过这本书？”

“我是今年一月去莫斯科的路上看的，印象坏极了，有些地方简直看不下去，真正 的中国人都会有这种感觉，不会盲目地跟着去吹嘘。”周恩来很少有地掰了一下手指： “第一，这本书是吹嘘沙俄侵略战争；第二，旅顺口陷落时，列宁有篇文章说这是掠夺 性、反动性战争，这本书却仍然大加宣扬；第三，极尽丑化中国人之能事，不是特务、 奸商，就是妓女、骗子。第四，书中歌颂的英雄马卡洛夫，是个拥护沙皇反动统治制度 及其侵略政策的家伙。有这4条，这本书是什么货色就很清楚了。他们就是改不了的大 国沙文主义！”

在那个“一边倒”的年代，张口闭口苏联老大哥的年代，总理讲出这样的话，确实 给我们发热的头脑降了降温。知道“斯大林奖金”也不能迷信；他们搞大国沙文主义， 搞民族主义，我们也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性，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再不能有丝毫的奴颜媚 骨。

正像周恩来所说，“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在娱乐中他也从不忘记。

1954年我随周恩来去参加日内瓦会议，出发前，他特意关照，让把我们新拍摄的越 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带上。

会议期间，我们先放映了纪录片《1952年国庆节》。这部纪录片受到热烈欢迎和赞 叹，一位瑞士记者在报纸上报道说：“当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和手捧鲜花的姑娘们迈着 矫健的步伐，跨进日内瓦的银幕时，西方和东方的无冕之王们都情不自禁地一起发出轻 轻的赞叹声。”

影片结束后，观看影片的记者们纷纷围过来和中国代表团的人握手祝贺，讲了许多 热情洋溢的赞美话。连英国的记者也承认：“再也不能拿1949年以前的眼光来看中国 了。”

但是，美国一位记者却心怀敌意地说：“这部影片不能不叫我们担心，中国是不是 在搞军国主义？”

情况汇报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早有准备地说：“他说我们搞军国主义，我们就再 给他们放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看他们还有何感想？”

大家听了这个决定，心里都没谱。前些日子周恩来请卓别林看《梁山伯与祝英台》， 客人都是文艺界或与文艺界有关的人士，这些专门人才都看懂了而且兴趣很大，当时演 出效果很好。但现在请政府官员和记者看，效果会怎么样？是否会应了那句话——洋鬼 子看戏，傻眼了。

负责这项工作的新闻联络官是熊向晖同志，他对这件事有过回忆文章。为了洋鬼子 看戏不傻眼，他请英文翻译将剧情和主要唱段写成了一本16页的说明书，剧名也译成英 文《梁与祝的悲剧》。

熊向晖兴冲冲地向总理汇报他创造性的工作。

“这才是党八股呢。”周恩来没有表扬他，反而批评说：“你也不看对象，在那里 对牛弹琴！”

熊向晖始料不及，被批得发怔发痴。

“十几页的说明书，亏你想得出来。”周恩来吁口气，放缓声音：“我要是记者， 我就不看你那本说明，又不是上政治课，还要发讲义。”

熊向晖眨眨眼，噗嗤一声笑了：“叫我说，给洋鬼子看戏，本身就是对牛弹琴。”

周恩来也笑了，笑得文明而又开心，不慌不忙说：“琴还是要弹，不但有政治意义， 也是传播我们的民族文化么。问题是你怎么弹这个琴？你用十几页说明书去‘弹’，那 叫‘乱弹琴’，我换个‘弹’法就能弹通，你信不信？”

“怎么弹？”

“你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就行。”

“什么话？”

“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影片——中国的《罗米欧与朱丽叶》。”

“噢……”熊向辉似有所动，点点头又摇摇头：“这样……行吗？”

周恩来把手一挥：“你就这样办好了，保你不会失误。如果失误了，我送你一瓶茅 台酒！”

“行，一瓶茅台酒！”熊向晖打赌似地说。如果总理的话真灵验，输一瓶茅台酒是 完全值得的。

放映那天，各国记者早早就都来场了，座位坐满，过道也站了人。看来，都想看看 中国怎么也有个罗米欧与朱丽叶？总理这个法子想得不错，有悬念，吊胃口，可是，成 功不成功还得看过电影才能下结论……

开演几分钟后，奇迹发生了。观众并没“大失所望”地离开或不满地发牢骚，这次 全场静悄悄，观众都如石雕一般纹丝不动，灵魂早巳进入影片剧情之中。看来人类不分 种族肤色，不分地区时代，不分阶级信仰，确实存在着某些共同的属于全人类的情感和 思想。《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罗米欧与朱丽叶》都是循着这种人类共同的情感发展着 故事，所以，无论白皮肤、黑皮肤、黄皮肤，大家都被剧情所吸引，为绚丽缤纷的画面 所陶醉，为温馨委婉的唱腔所倾倒，为飘逸袅娜的舞姿所征服，更为人类历史上，任何 地区任何民族都不曾避免无法躲过的爱情悲剧所感动。当演到“哭坟”和“化蝶”时， 观众的情绪也达到顶点，影院里一片抽泣声……

影片结束后，华灯复明。一个极少见的情景展现在我们面前：如痴如醉的观众还沉 浸在梁山伯与祝英台深挚哀怨的爱情悲剧之中，为他们的悲剧流泪不止。这种悲伤的默 哀足足保持了一分多钟，什么人鼓了一声掌，刹那间像起了暴风骤雨，热烈的掌声经久 不息，并且伴随了阵阵的欢呼声。

英国记者说：“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米欧与朱丽叶》更感人！”

比利时一位记者说：—“简直忘了是在看电影，好象我也到了梁祝身边。”

一位印度记者说：“中国还在朝鲜战争和土地革命中，这种时期就拍出这样充满美 好感情的影片，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

而所有这些对中国戏剧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理解，确实是靠了总理那一句话。

而这一句话，又说明总理．对我们民族，对世界各民族，对整个人类，有着何等深 刻的认识和理解啊！

在总理的文娱活动中，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作诗。可以说，从1940年我到他身 边，直至他老人家去世，总理基本没有停止过作诗。不过，从我来到他身边后，基本也 没见过他保留下一一首所作的诗。

现在公开发表的周恩来的诗作，都是他年轻时的作品。其实，他当总理以后作诗， 远比青年时期作诗多，特别是晚年，常看到他念念有词，并将新诗写下来。

总理一般是作格律诗，偶尔也作自由体诗。他对古诗词非常熟悉，无论我们提到哪 首诗词，他都可以出口便背诵下来，当我们为此惊讶时，他总是很动感情地说：“这要 感谢我的母亲，4岁时她就教我识字，5岁时已经教我背诵了几十首唐诗……”

我常想，周恩来的喜欢读诗作诗，是否与他的母亲有关？他在读诗作诗的时候一定 可以寻找回来那遥远的记忆，重新感受母亲的慈爱与保护，重新从母亲那里得到新的启 示……

周恩来作诗，或者是对什么事有感，对什么人有感，对什么景有感，或者是看到主 席或陈毅或董必武等战友的新诗，反复品味之后唱和一首。他一旦要作诗，吃饭走路乘 车这种时间就会被充分利用起来，嘴里偶尔吟出一句。这样的一天忙里抽空儿，反复索 句，或睡前，或起床后，新诗就出来了。

他作的新诗都是一挥而就地写在纸上，然后独个儿拿起来欣赏、品味，偶尔也提笔 改几下。我们只能远远看那诗行，偶尔听他吟出一句，无法拿过来细细欣赏，他就像秘 密地藏着什么珍宝一样不愿叫外人看。

他把作诗当作了消遣似地，消遣完了，概无例外地撕碎，而且撕得太碎了；先撕成 许多小碎块，再将小碎块一叠叠分别撕成更碎的碎片；撕到一般人再也无法拼对起来时， 才用手弄成雪片飘落一般扔进废纸篓。

总理心细，作诗极讲平压工对押韵，撕碎时也从不大意。我一次也未能将他的诗作 拼对出来。直到他病重后，仍然是这样，不愿留诗给后人。

外出参观游览，所过名胜古迹的工作人员都希望他留下墨迹。他一概拒绝：“找郭 老去，叫郭老写。”

我很后悔，那些撕成粉碎的诗作，如果我都用牛皮纸袋装好，现在将这上百纸袋的 “碎诗”交有关部门，一定能拼对出来，从中定可以进一步了解总理的思想情感。

周恩来会下棋，象棋、围棋、国际象棋都会下，还会打桥牌，在重庆与董必武等同 志玩过，后来都“戒”了。

总理对“戒棋”“戒牌”的解释只有三个字：“没时间”。

在他晚年，病重住院后，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减轻一些痛苦，我们拉他玩牌。他 在“戒棋”“戒牌”20多年后又拾起来了。他很会算牌，随随便便就能赢了我们这些认 认真真的人。赢了便轻声一笑，没有精力多说话。

只有一次，他看看表，说：“下棋打牌，过时间不觉，有个故事说，樵夫看两个老 头下棋，一盘棋下完，身旁的斧头把儿已经烂了。这盘棋下了多少年？干事业的年华， 千万不可沉溺其中。”

在文娱活动中，总理最喜欢的似乎还要算跳舞。我们也喜欢让总理多跳舞。这项活 动后来被我们称为“三结合”，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老中青三结合，而是：文娱、 体育、工作的三结合。

跳舞本身既是娱乐活动，又能锻炼身体，这是无须解释就很明白的事。医生主张总 理每天跳一场舞，活动活动身体各部的肌肉关节。但他太忙，做不到。

总理跳舞极少去春藕斋，一般是在紫光阁和人大会堂山东厅。50年代在北京饭店也 常跳。到这些地方来跳舞的还有李先念、陈毅、余秋里、何长工、吕正操等国务院及各 部领导。舞会8点开始，总理如果参加，常常10点左右到，跳几圈就提前走了。他舞姿 潇洒，会跳三步、四步，能跳出花样，不像毛主席、朱老总那么单调地踩点走步。

总理跳舞从不固定舞伴，他很理解文工团来的那些女演员，尽量勤换舞伴，满足尽 可能多的女演员“陪总理跳一圈”的愿望。

总理参加舞会，首先是作为社交的场合与机会，不忘结交朋友，不忘调查研究，不 忘讨论工作。

每次跳舞，周恩来必要同国务院机关和各部委领导打招呼，通报情况。若是有大事 复杂的事，就在舞会休息时将有关领导叫入舞厅旁的小屋里谈话。跳舞时，周恩来换舞 伴勤，也包含有多认时人，多听到一些情况的考虑。

每次跳舞，对于新舞伴，周恩来必要问姓名、年龄、工作单位，对单位里的领导及 工作有什么意见？等等。对于认识的老舞伴，他常提出一些文艺政策方面的问题，征求 意见，或者将自己考虑中的有关文艺工作的内容讲出来听听群众意见。

总理在跳舞中是怎样调查研究，怎样做工作呢？随便举个例子。

郑淑云是总理的保健护士。她第一次见总理，就是在北戴河的舞场上。谈话是在舞 会休息时开始的。

“你什么时候来北戴河的啊？”周恩来问过姓名、年龄及家庭情况后，放慢了讲话 速度。

“中央异地办公，从开始我就跟打前站的同志们一起过来了。”

“这个地区的地方病是什么？”

“哎呀，不知道……”

“你是医务工作者，领导没给你介绍吗？”

“光是从安全方面介绍一下，地方病可没说。”

“没介绍你也没调查？这就是问题。安全也要以预防为主。到一个地方就要调查研 究这个地方的状况，作为医务人员特别应该查清这个地方的发病情况，这样才好开展工 作，做到有的放矢。你说对不对？”

“对的。”

“那么地图你看仔细了？”

“看了，否则找不到首长。在杭州我给罗部长做蜡疗就迷了路，摸黑转了半天……”

“哈哈哈，就是么，吃一堑长一智，这就提高了……”

“哎呀，舞曲开始了。总理，你去跳舞吧。”

“你会跳吗？”

“我不会。”

“一次没跳过？”

“跳过两次，也是人家带着我……”

“那好，这次我带你，我来教你跳。”

“哎呀，我，我会踩你的。”

“哈哈哈，”周恩来把头稍稍后仰，一边笑一边指郑淑云脚下：“不要紧么，你穿 的是软胶鞋。”

郑淑云脸红了，把手递给周恩来。跳出第一步时，仍在喃喃：“可是，可是，您带 我跳会很累的。”

周恩来放低了嗓门，小声说：“放心跳吧，累点正好运动。”

像周恩来那样的大工作量，若不搞点运动，若不坚持体育锻炼，是无法长期胜任的。

每周的周末舞会，周恩来去跳几圈；每天起床后，从第一办公室出来，做5分钟的 自编体操；如果只是这一点运动，肯定起不了多大作用。周恩来还有其他许多运动方式。

第一种运动是办公室里的运动。这就是前面章节里写到的5分钟自编体操以及办公 疲劳时，起身绕办公桌快走几圈。除此两项运动外，第三项运动是踢室内足球。

天津人爱踢球。建国初期，天津的足球是很有名气的。周恩来在天津读书时就喜欢 踢球，当总理后，医生和身边工作人员天天要求他保证运动，他就想到踢球上，买来一 个足球。他没有时间去足球场踢，他的年龄和工作情况也不允许他去踢比赛，他就想出 了踢室内球的办法。

这办法也简单，就是办公室的一面山墙腾出一块空地方，不放办公用具。他的那个 足球，少打一点气，弹性不要大，然后放在办公室内。每天工作累了，周围人一再劝他 活动活动时，他就起身，两脚盘带足球，在那几平尺的小天地里激烈运动一番，时时朝 墙上射门。球没气，弹不远，每次射到墙上都能及时用脚控制住球，不会碰坏门窗或办 公桌上的东西。

不要小瞧这种运动，由于动作的迅速，活动量是相当大的，不要说总理那样的高龄， 就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陪他练5分钟，也会流出汗来。周恩来有时踢球要个“陪练”， 拦在那堵山墙前，总理盘带过人。如果被截住球，算输一分；如果晃闪过对方，把球带 过人，射到墙上，那就赢一分。

这项运动总理很喜好，坚持很长时间。因为他的运动同他的睡眠一样，必须围绕工 作进行。室内足球不受时间空间限制，有几尺地面就可以运动起来，见缝插针，效果很 好。

除了足球，总理还喜欢玩玩“卫生球”。

总理的喜欢玩乒乓球，同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那批优秀球员为国争光是分不开 的。这批运动员打出了国家和中国人民的威风，吸引得像董必武这样古香古色的老人， 也扔下毛笔，去玩了一段时间的乒乓球。周总理这样更具现代色彩的领导人，当然要比 毛泽东、董必武这些老派些的领导人玩得多些，好些。

总理的不利条件在那条伤臂。由于右臂在延安摔伤后，接骨不正，落下残疾。他的 右臂弯不到头，伸不到底，不像正常人可以180度弯臂直臂，他只能在弯曲30度，伸直 到150度这样的范围里正常发挥，超过就要活动受限。

总理难得有时间玩玩球，主要在饭前饭后的10分钟左右，在我们一再劝说下，可以 答应一声：“好，玩几下卫生球。”

讲“卫生球”，无非是形容乒乓球小。陪总理打球是件高兴事，因为我们太爱他了， 我们所有工作人员的自我感觉是超过世上任何一种爱，无论什么事情，只要对总理有好 处，只要有利于他的休息或健康，那么，再小的事我们也愿意全力以赴去做，做了就会 产生幸福和愉快。

我们都抢着和总理打球，为了不让他打着费劲，常常有意将球往他右手附近的台面 上送，而且要送得不高不低，便于重扣或抽杀。球的位置合适时，总理常常能抽杀出第 一流的漂亮球。

可是，总理没有抽杀，左手将“卫生球”一把捞过来，冲着对家嚷：“不干不干， 尽给我容易的，那不行。我不要照顾球，我能够输得起。”

总理认真得很，我们只好更认真地对待，既要真打，不让总理觉得是让球，又不能 一下子打死，必须给总理一定的招架和还手余地。这种球打得艰难而又令人兴奋不已。

每逢球下网或出界，总理常常显出一脸的惋惜：“哎呀，输了，输了！”如果一记 重扣或一个大力抽杀击中了，我们未能接回去，总理会为自己漂亮潇洒的击球欢呼鼓掌： “打中了，漂亮！”“你输了，哈哈，你输了！”

总理喜欢玩几下乒乓球，更喜欢看别人打乒乓球，特别是国内外有乒乓球大赛时， 贺老总都要派人给总理送几份秩序册。册子上详细列出分组情况，谁与谁对阵，怎样淘 汰怎样出线。总理看得非常细。

到了比赛开始，那个册子每天摆在总理的办公桌上，他每天在办公桌旁一坐，总要 先问问：“谁被淘汰了？”“谁出线了？”“下一轮谁跟谁比？”

我们随时将进展情况报告他，帮他用红笔勾出来。他一边听报告，一边自己也动手， 勾去淘汰的，勾出新的对阵关系，那种认真关心的劲头儿，不亚于处理军国大事。

偶尔我们也劝总理一声：“有时间勾他们，不如咱们多打两下呢，咱们还是以锻炼 身体为主。”

总理笑着说：“历来看棋的比下棋的累，我这也是运动，这样紧张一下，转回头再 办公，精力特别足。”

总理打球、看球都是围绕工作运转，如果影响了工作他是决不答应的。

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之后，全国乒乓球热升温到最高，点，西花厅里的秘书们 打球也打到了最高潮。

这天，乒乓球正打得激烈，一位外事秘书忽然惊叫起来：“哎呀，不好了！把一件 大事忘了！”

他扔下球拍就跑，还是把事情误了。

这下子惹火了周恩来，将全体工作人员召集一起，狠狠批评了一番。大家心里都不 好受，挨着做检查，保证引以为戒，不再发生类似情况。

于是，总理态度缓和下来，望着大家，带出感慨万千的语气：“唉，时间不饶人哪。 你们看，你们年轻轻跟了我，现在都有了白发。我也老了……记性都衰退了。”他朝我 吩咐一声，让把准备好的小笔记本取来，亲手发给每个秘书，然后宣布：“以后你们就 用这个本子备忘。我交待的事，外面反映来的重大事情，你们就把它记下来，不要再误 事。”

打乒乓球之外，总理还曾想增加一项游泳运动。

1954年在广州，毛泽东每天去越秀公园游泳，都要请总理一道去。总理也下过几次 水，似乎有了一些兴趣。他曾表示态度：“我听你们的，争取学会游泳。”

为了教会总理游泳，还为他请来体委一位同志当教员。教员当然积极性很高，很快 教会总理在水中憋气，并漂起来。可是再往下学，他那只伸不直的右臂便带来一些不便。 兴趣有点减弱。但并没停止学习，庐山会议时，有点空闲时间他又下两次水。

当时北京医院的院长是周泽召先生。有次总理游泳上来，坐在藤椅上休息，周院长 发现总理脚底出现许多小红点。他就替总理做了一下检查，说总理的身体不适合游泳， 以后还是少游，最好不游。否则不利于健康。

以后，总理就放弃了游泳这项运动。虽然这项运动是毛主席所提倡，中央首长多数 都学会游泳，并且热情很高，总理却退出了这支游泳大军。无论在北戴河、广州还是北 京，他最多不过坐在岸上看看别人游。偶尔忍不住下次水，也是坐船下水。我曾陪他在 中南海划过几次船。

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总理将一切体育锻炼都停了，只剩了一种运动，就是 从这个“救火现场”赶到那个“救火现场”，这种匆匆赶赴现场的急行，客观起到一种 体育锻炼的作用。

但由于“救火”的心焦情急，这种“运动”对身体其实是弊大于利。都说“文化大 革命”如火如荼，这种“救火”没完没了，一个比一个急。都说总理是累死的，这话一 点不假。

在我的记忆中，“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总理的休息有时已经是带了抢救性质。

1967年春天的广交会上，红卫兵要砸烂广交会，总理轮流找各派红卫兵谈话，作他 们的工作，30小时没离开现场，没停止谈话。劝说完红卫兵，接着又连续工作70多小时， 前后达100多小时没睡一觉，没休息一刻。

他在办公桌前突然面色苍白，额上沁出一层冷汗；由于痛苦，脸上的肌肉绷紧，嘴 巴抽缩着想挺过去那难忍的胸闷和心绞痛。

保健医生张佐良闻讯起来，一摸脉搏，早搏很多。马上给总理做心电图。当时301 医院的一位专家黄教授正陪胡志明主席在广州的小岛疗养，张医生就拿着心电图给黄教 授看，确实早搏频繁。两个人研究之后，决定给总理用药和吸氧。

从此，总理每天多了一项帮助他休息并恢复精力的内容，就是睡觉前吸一会儿氧， 改善血液的供氧状况，以维持他超负荷的大工作量。

就是天天吸氧，总理仍然发生过几次缺氧和心脏病发作。比如红卫兵火烧英代办处 那次，总理又急又气愤又过度劳累，心脏病就发作了。医生进行了抢救。

对于久坐不动或少动的人，洗澡无疑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毛；泽东就是坚持搓澡。 在1956年以前，他是泡澡；1956年以后，由于年岁大了，主要是搓澡。他搓一次澡，全 身血液流畅，是很解乏，很有效果的休息。

周恩来也常洗澡。但他不像主席由卫士侍候，由卫士帮忙搓澡；他一向是自己洗， 从不要人帮忙。

在他发生过两次心脏病后，大家就都担心了。总理毕竟年事已高，身体远不能比当 年，万一洗澡出了什么事，外边不知道，这个责任可不得了。

我们与保健医生商量后，决定以后不能再让总理一个人洗澡。第一次帮总理洗澡是 张医生和卫士小高去的。他们进入卫生间时，见总理正坐在浴盆里喘呢，忙上前帮忙。

“我没事，你们去，我不习惯，我自己能洗。”周总理不让外人帮忙。

“总理，你心脏不大好，万一犯病身边没人怎么行？”张医生劝说：“我们已经进 来了，还是帮你一把吧。”

说话间，小高已经动手帮总理搓泥。在这种情况下，总理才勉强接受了服务。

从此，我们再没让总理一个人洗澡，我和小高及张医生，总要有人陪他进卫生问。 而这时，总理实际上已经患了癌症，在我们开始帮他洗澡前，就已经查出了癌细胞。

就在身患癌症后，有次总理又是工作30多小时没休息。我忍无可忍地进去说：“总 理，你必须休息了……”

总理从眼镜框的上边望住我，小声说：“我去休息，这些工作你替我办哪？”

我站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了。

总理终于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声音天天在我耳边回响：

“我去休息，这些工作你替我办哪？”

华盛顿人

09章 休息与娱乐
毛泽东太忙，但是有自由；不想忙时可以不忙，去休息娱乐。周恩来太忙，而且没 自由；不想忙时也常常被具体事务缠身而脱不开。我跟随总理几十年，他只是在1951年 去大连养病，休息了几十天，就这么一次休息。

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周恩来当然需要休息娱乐。我的感觉，他对休息娱乐采取 的是积极有效、“公私兼顾”、目的明确的态度。

概括起来讲，总理的休息娱乐，主要有三种方式和内容：朋友聚会、文娱活动、体 育锻炼。

朋友聚会被周恩来称作是“最好的休息”。

进城后，我见总理不休星期天，曾劝他：“总理，星期天你尽量少安排一些活动， 多休息休息……”

周恩来嘘我一声，眯着眼摇摇头，用这个孩子气的动作表示。我讲的不通，没道理。 然后才睁开眼望着我说：

“你们对我还不完全了解。什么叫休息？我和文学艺术界朋友谈谈心，吃顿饭，与 民主党派的人士喝酒饮茶聊天，这对我就是最好的休息。”

想一想，总理讲的也有道理，这种休息往往比看一台节目还要心情愉快，甚至留下 几十年难忘的美好印象。

记得1946年在上海，国共谈判已经无望，周恩来为争取和平日夜奔忙，心力交瘁， 我们都劝他休息一下。

我说：“该做的我们都做了，该想的也都想尽了，现在急也没用，索性休息一下静 观形势变化。”

周恩来摇摇头又点点头：“该做的都做了，还不能这么讲。永远有该做的事情，没 有都做完的时候。不过，急也没用，讲得有道理。我们去串串门，休息享受一下。”

于是，周恩来和邓大姐带我去了上海静安寺路廖梦醒的家里。

这是很小很小的一套公寓，小得叫人想到玩具。好象一间住房也就几平米，肯定不 过10平米，却又设施齐备。卧室、厨房、卫生间应有尽有；卫生间可以洗漱也有厕所马 桶，给人“家”或是叫“窝”的感觉极浓。

周恩来到了这里很随便，确实象到家了一样，洗手擦脸，该坐就自己坐，该帮就帮 一把女主人，只有我像个客人需要别人关照。

廖梦醒叫周恩来阿哥，叫得亲切、自然、随便。她的女儿叫李梅，文静漂亮，一看 就是大家庭里出来的，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影响。

廖梦醒请我们吃阳澄湖的螃蟹，鲜美极了。说实话，过去我从没享受过这样精美的 食物。不过，也有不适应的地方，就是上什么饭菜都是小碗小碟，小得叫人不敢大张嘴， 不敢“如狼似虎”地大嚼大咽地过过瘾。到了这样的小窝儿，面对小碗小碟，特别是见 到周恩来、廖梦醒细嚼慢咽的文明样子，我不知不觉也就“文明”起来。过去当兵吃粮， 大海碗也不过瘾，恨不能盆盆罐罐地吃饭吃菜才舒坦，才受用。现在，我也一点一点朝 嘴里夹食物，慢慢地嚼，细细地。品；这种吃菜吃饭法，在嘴里嚼就嚼得消化吸收完了， 几乎没有舒服痛快的吞咽感觉。天哪，这得哪一年才能吃饱？

周恩来平时吃饭比我还快，可是到了这样的环境，他却像回到了熟悉的生活中一样， 表现得那么潇洒、优雅、自然、适宜。我相信，他过去一定过过这样的生活。

这种吃饭，最适合聊天了。谈形势，谈奋斗，谈前途；政治风云，战场风云，在这 不到十平方的小天地里隆隆地卷过来，荡过去；有忧愁，有欢乐；有激昂，有愤怒；有 热血，有温情，转眼间2个小时过去了。

告辞之后，我随周恩来离开这一方小天地，返回思南路周公馆。

“你吃饱了吗？”周恩来忽然问我。

“嘿嘿，”我难为情地笑笑，“碗太小，不敢吃，怕一口不满就吃光了。”

“吃光了还可以盛么。”

“一口一碗我得吃多少碗？回头传出去，说周副主席的副官能吃30碗50碗饭，那多 糟糕呀。”

“哈哈哈，”周恩来把头朝上仰去，开心大笑。然后说：“广东人吃饭是最讲究的， 都是小碗小碟。不过，我相信你不会再饿。”

我下意识地摸摸肚子，真的，没有饿的感觉。

“不饿了。”我说，“可是也没觉饱。”

“什么叫饱了？不饿就是饱。”周恩来换上一副略带忧伤的神色，思考着说：“几 千年了，中国的老百姓在饥饿线上挣扎，肚子整天是空的，好容易吃一顿饱饭，这一顿 的标准一定要把肚子撑得圆圆的才叫饱。什么时候天下百姓再无饥饿，那就不需要吃一 顿把肚皮撑得圆圆的了。撑得太多和饥饿过度一样，都不利于健康。我们的奋斗，就为 了有这一天啊。”

这一顿饭，这一番聊天，给我留下终生不忘的美好记忆，谁能说这不是最好的休息 娱乐？

建国后，廖梦醒又曾请过我和我爱人去吃饭。这种亲切宜人的气氛我又享受过几次。 虽说每次都不敢大张嘴，放开肚皮过瘾，但每次都能感觉到一种休息娱乐的舒适安逸。 于是，我又想起总理的话：不饿就是饱。想起总理的期望：愿天下人都能过上这样放松 的生活，不要饿一年，才撑死饱死在春节那几天。

进城后，廖梦醒常给“阿哥”周恩来送些吃食。东西不多，有点送点，经常送点， 据说广东人习惯这样。

宋庆龄也知道总理喜欢吃阳澄湖的螃蟹。她每年8、9月份，都要带些阳澄湖的又大 又肥的螃蟹来北京，带来了就给我打电话。

若是宋庆龄亲自来送螃蟹，那就是周恩来亲自接。但大多数都是由隋副官送，由我 接。他们不托人代送，我们也不托人代收，因为这是入嘴的食品。那时受苏联影响。苏 联对于食品都严格要求经化验之后才能送领导人吃，我们对于食品也有严格要求。

总理收到螃蟹，有时同我们工作人员一道吃，有时请陈毅、张茜一道来吃。

周恩来喜欢交友，可以说朋友遍天下；他喜欢与朋友聚会，吃饭、饮酒、品茶、聊 天。

党内干部，在我的印象中，朱德、陈云、董必武、陈毅、李富春、王稼祥以及在他 直接领导下工作的王震、陈郁(曾任煤炭部部长)、乔冠华、王炳南、章汉夫，以及地方 负责人陶铸、欧阳钦、曹获秋、潘汉年等，都是他的座上客，聚会来往较多。其中，与 陈毅关系更密切些。

比较而言，与文艺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这种朋友聚会更多些。这种聚会交往的朋友 多得我都数不清，其中，文艺界人士以郭沫若为最密切，民主人士中以张治中、傅作义 来往最多，友谊更深些。

周恩来喜欢陈毅的性格，说他刚烈而不失潇洒，豪侠而不乏文雅。周恩来推荐陈毅 顶替自己担任外交部长。陈毅讲话常常热血沸腾，任由激情自由奔放，有些话按照官方 标准来衡量，难免讲得有些出格。就有人向周恩来报告，说陈毅讲话像放炮。

“不要怕放炮么，放炮才能吸引人，震撼人。”周恩来很欣赏地说：“他比我讲得 好，大气势，很符合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国威军威。”

“可是有些话走嘴，讲得不很恰当，不够准确……”

“句句准确，句句恰当，就不会有这样的大气势，也不会这么吸引人，震撼人了。” 周恩来加重语气说：“要看整体效果。他讲的很好，比我有气势，比我讲的效果好。”

周恩来不但肯定、支持陈毅，还约请陈毅一道出去游玩，一道吃饭。这对陈毅是极 大的支持。

那天，陈毅兴致极好，嗓门大、笑声高。周恩来见朋友高兴，自己更高兴。

“陈老总，你兴致来了。”周恩来高声提议：“你能不能来首诗啊？”

“总理来，总理来。”陈毅忙不迭谦让总理。

“我不行，”周恩来摇头，“我对诗没什么研究。”

“总理是一定要叫我出丑哟……”陈毅作出一副被迫无奈，勉为其难的可怜样儿， 其实他心里早就鼓涌起诗情，想找机会“发泄发泄”了。总理再了解他不过，所以根本 不再多说，该走就往前走，该看就往前看。果然，没多大工夫，陈毅在他旁边放开了嗓 门，以四川人那特有的富于音乐色彩的声调，抑扬顿挫地诵起一篇新作。这种新作，即 席即兴之作，往往粗糙一些，但情真意切，常会博得总理喝彩或夸赞，个别地方也有所 提议指正。陈毅回家后肯定会对这种即兴之作再来番“细琢磨”，“精加工”，然后写 成文字送主席、董必武、朱德、叶剑英等诗友看。

公开发表的陈毅诗选有不少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出来的。

总理喜欢陈毅，陈毅也了解总理，并且知道总理喜欢自己。别人不敢跟总理讲的话， 不便提的要求，就来找陈毅，请陈毅出面帮忙。

比如我遇到几次，贺龙元帅想请总理去看看他的体育健儿，不好张口，就去找陈毅。

“主席和总理不是刚去看过的吗？”陈毅问。

贺龙与陈毅关系深，根本不作解释，两个手指捏着陈毅的衣袖，扯一下说一句： “帮帮，帮帮。晚上见。”

贺龙丢下陈毅就走，不给陈毅叫难的机会。陈毅也了解贺龙。战争年代，贺龙是有 名的爱兵如子，当了体委主任，只要他的“兵”想见见毛主席、周总理，他一定想方设 法满足这些“兵”的愿望。自己不好出面请时，就让陈老总出面。在我印象中，只要陈 毅出面去求请周恩来，周恩来没有不答应的。

我们也都喜欢陈老总，因为他常能帮助我们做工作。比如陈毅爱看川戏，爱听音乐， 常来拉总理一道去看。友情深，陈毅的嘴巴又会讲，常搞得总理再忙也得跟他去看看， 这就达到了我们做多少工作也达不到的目的。

我们尤其喜欢陈毅的是，他来了常常不谈工作，专挑轻松愉快的话题聊，常聊得总 理轻松愉快，甚至开心大笑。所以，我们都支持总理和陈毅聚会聊天。总理常到陈毅家 作客，陈毅也常找总理来小酌闲聊。

每次这样的聚会聊天之后，总理都像刚度假回来一样显得精神焕发。

有人说，朋友聚会一定要同性情相投的人在一起才好，否则很累。

总理则不然。只要是同志、同事、朋友，尽管千人千性，脾气作风各不相同，他都 谈得来，都愿意尽可能多交往，多相聚。像国家主席刘少奇是位勤奋严肃、组织纪律性 极强又不苟言笑的人；朱德是温和宽厚，慢条斯理；董必武一身古香古色；彭德怀威风 严厉又血性十足；陈老总热烈坦率，经常发个牢骚提点意见；黄克诚不修边幅却又只唯 实，不唯上；陈赓、刘亚楼骁勇善战又大大咧咧，不拘小节；所有这不同性格、不同风 采的人，周恩来都谈得来，处得感情深。

有几次，周恩来迎客时，粲然笑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他那愉悦开心 的样子使我渐渐体会深一些，就是人有社会性，

所以这种欢聚当然带了休息娱乐的性质。然而，真正使我认识更深，还是在同志、 同事、朋友遇到困难、麻烦、甚至危难时，周恩来仍然坚持相见、欢聚，这才使我有了 新的感受。

熊瑾玎是周恩来的朋友。在重庆地下党工作时期，他担任《新华日报》的“老板”， 被大家称为“熊老板”，久而久之，成了专用词。好象我们共产党内只有这么一位“老 板”，被大家叫到去世。老板两字也表现出了他为党所作出的特殊贡献。他的夫人朱端 绶自然成了“老板娘”。

周恩来、董必武、熊老板十几年坚持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风雨同舟，友情极深。 比如周恩来父亲去世，痛哭而发脾气时，只有董必武、熊老板敢去劝说；董必武跟儿子 赌气，发火打儿子时，夫人不敢劝，就请周恩来和熊老板来劝，一劝就灵。30年代末， 40年代初，他们朋友相聚的机会最多，次数也最多。建国后，忙里抽闲，也常有聚会之 乐。

1967年，熊瑾玎和他的夫人都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大老板”和“资产阶级老板娘”。 就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周恩来没有忘记友情。

那天，周恩来连续工作30多个小时，体力精力都渐渐不支。。我们劝他：“总理， 该休息休息了。”

连劝几次，总理停下工作，“昭”一声，搓搓脸立起身。他没有绕办公桌快走，也 没到室外运动，而是朝台历俯身伸手过去。

“休息休息。”总理一边说一边翻着台历：“熊老板该过生日了……”

他朝日历盯视片刻，掀起眼帘对我吩咐：“你准备两瓶茅台，我们去看熊老板。”

东城区大典胡同，熊瑾玎的门前，除了大字报大标语的残痕，真是门可罗雀。那时 “抄家”的风潮已过，这里对红卫兵失去吸引力，便再没有什么人对这里感兴趣了。

我们上前轻轻敲门，总理走过来，紧挨院门站好。工夫不大，门被打开，熊老板夫 妇一前一后站在门内愣住了，痴痴地望着总理。

“这个时候你怎么还到我们家里来呀！”熊老板终于冒出这么一句，不知是担心总 理的处境还是为自己的处境感到怨懑。

“同事加朋友，怎么能不来？”总理像平时一样亲热随便，毫无运动中普遍发生的 那种“一觉醒来全陌生”的情景和感受，进门同老板、老板娘握手：“我来看看你们。 顺便给咱们老板过个生日么！”

“过生日？”熊老板喃喃。

“我没记错吧？”总理笑容可掏，“我带来两瓶茅台。”

“周公……”熊老板哽住了。他用重庆时候的称呼来叫总理，当年的情谊一下子全 在眼前重现，泪花便在眼眶里闪烁起来。

一向热情好客的老板娘激动地不停搓手：“可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吃什么呀？”

“哎，你不是很会煎荷包蛋么，在重庆我们也没什么东西呀，老板娘。”总理兴致 勃勃地说：“花生米，花生米总有吧？”

“有有，你就爱吃花生米，还是没变。”老板娘高兴得泪水一个劲往下淌，却又笑 得合不住嘴，腿脚变年轻地往厨房走：“我这就去给你们炒！你们聊，你们先聊……”

总理握住熊老板的手，含义无穷地望着他点点头：“老板，要多保重啊，看远一些， 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熊老板脸上出现了红晕，用力地点头，那双阴郁的眼睛重新焕发出光彩。

这次朋友相聚，给熊老板注入了生活的希望和力量，带来了慰藉和欢乐。而总理呢？ 坐上车时，轻轻地舒了一口长气。他来给熊老板过生日，本身就是无言的表态，谁再说 熊老板是资产阶级大老板，就不能不有所顾忌，因为他们必须把周总理和熊老板加在一 起来考虑分量。

总理坐在车上，始终带着一种静温无言的遐想和忆念的神情，并且为自己做了一件 应该做的事而获得一些平静。我忽然想到了一句老诗：使别人欢乐的人自己最欢乐，使 别人幸福的人自己最幸福。

于是，我对总理把朋友聚会看作最好的休息和娱乐有了新的理解：你能把欢乐和幸 福带给别人，你自然会得到欢乐和幸福，只有心性温和、慈爱、善良的人，才会产生这 种感觉和追求。

再进一步想，中国还有句老话是“不责人小过，不发人隐私，不念人旧恶”。总理 就是这样待人交友。

我想起梁漱溟。1946年国共谈判时，周恩来曾由于梁漱溟的“不讲信义”，“对不 起朋友”而声泪俱下，痛加斥责。但是，1953年梁漱溟公开顶撞毛泽东时，周恩来又千 方百计代为缓颊，保护其过关。

我想起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先生。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时，与校长张伯苓关系亲 密融洽，星期天总要到张校，长家去请教并长谈，张伯苓很喜欢他，常留他吃饭，吃天 津风味的贴饼子，煮稀饭，熬小鱼。张伯苓常对亲友同事说：“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 生。”可是，这位最好的学生却参加了共产党，而张校长却以社会名流参加了国民党政 府。共产党被骂作“共匪”时，这位老先生把他当校长时的学生周恩来从“同学录”中 删除。共产党坐天下后，他给周恩来写信，说“正在闭门思过”。周恩来不念人旧恶只 念人旧情，派飞机把张伯苔由重庆接回天津，表示慰问。张伯苓先生去世时，周恩来亲 自赶往天津吊唁，悼念这位母校的老校长。

我想起……善良使人心平，慈爱使人气和。

心平气和就是一种休息，就能带来快乐。

同文艺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聚会更多些，因为这种聚会不仅是休息，本身就包含有 统战工作的意思，何况聊天时还可以更具体更有针对性地做工作，解决一些问题。

在中央领导人中，周恩来结交的文艺界朋友最多，举凡有些名气或虽然名不见经传 但确有所长或有某种代表性的人物，他几乎都认识，并且多数都交了朋友。像郭沫若、 茅盾、巴金、艾青、曹禺、蔡楚生、田汉、阳翰笙、夏衍、白杨、张瑞芳等等文艺界老 战士，无不与周恩来建立起深厚友谊。

比如张瑞芳，在我记忆里她的入党都是周恩来介绍的。那是1946年，日本投降后不 久，周恩来把我叫去，单独嘱咐：“何副官，你去陵江门接一下张瑞芳，要注意安全还 要保密，决不能带尾巴。”

我记得张瑞芳当时是住在陵江门一座国民党修建的公寓里。我去之前，首先设法甩 掉国民党特务，确实证明没尾巴了，才猛插公寓接走张瑞芳。带张瑞芳到周恩来那里， 她高兴得不得了，我记得是批准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了。

周恩来在重庆结交的这批朋友，来往密切，友谊深，彼此很随便。直到建国后，周 恩来当上总理，与这些人仍是朋友相交，相互之间的感情和关系从没因为地位的变化而 变得疏远或冷淡。

从我的感受，周恩来和邓大姐老两口的生活太单调，太寂寞，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 候。他两个人都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但是，要说没有一点空闲时间也不真实。 逢年过节，老两口有点空闲时，那种单调寂寞就会显得突出。总理害怕这种寂寞，寂寞 往往会使人生出莫名的孤独与忧伤。所以；年前节前，只要估计有点空闲时间，我们必 要给总理安排一些活动，不能叫他“闲”。

总理自己也注意不发生“闲”，一得空儿，必要提出名单，请客人到家来聚会，特 别是文艺界人士，他们一来，西花厅就热闹起来，活跃起来，总理就会忘掉寂寞，快活 起来。

有子女的首长们，劳累之后巴不得有两天清闲，与孩子们共享天伦之乐。没有子女 的首长，如果生性孤僻，也就不容易理解总理。比如彭德怀，在军营中过惯了硬梆梆、 简单明确的制度式生活，对于总理喜欢与文艺界人士交往，就产生一点看法。说过一句 两句难听的话。不过，他本来就是厉害人，敢骂娘，敢为民请命，也难免敢翻脸把人闹 个难堪。有些高级领导高级将领因此对他意见大些，周恩来却从来没有为个别一句两句 话生出意见或看法，相反，对彭德怀更加喜欢，常对我们工作人员说：“那才是个好同 志呢，有啥是啥，怎么想就怎么说，你叫他装假他都装不出来。”

周恩来常去彭德怀住所串门看望，同时也继续与文艺界广泛结交来往；他不因为彭 德怀的难听话而疏远彭德怀，更不会因为彭德怀的偏见误解而断绝与文艺界的朋友聚会。 周恩来是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而生活，不是按照别人的议论或想法去生活。

正因为如此，文艺界人士、民主人士，有什么事，发生什么矛盾，首先想到的都是 周恩来，请周恩来帮助解难。

记得有次接到一个电话，大声说要找总理。

“总理正忙，请问您是哪位？”

“我是张治中。请你向总理报告一声，我找他有急事。”张治中的声音有些异常。 想起当年军事3人小组的活动，天天一道坐飞机，想起“不要忘了我张治中3次到延安”， 我决定报告总理。

此类事，只要我们报告，总理是不会不马上接电话的。

“文白兄吗？”总理听到报告，马上接电话：“我是恩来呀。”

“哎呀，总理啊，”张治中刚听到周恩来的声音，立刻像个受了委屈的大孩子一样 叫起来：“请你转告郭，要笔下留情啊！”

“怎么回事啊？文白兄，你不要急，慢慢讲么。”

“我已经给总理写去一封信，就是郭沫若先生那个洪波曲，请他笔下留情！我张治 中罪该万死，遗臭千年，也还不敢有计划有预谋地加害恩来兄。我若是这种人，以后还 好见总理吗？……”

看来张治中是真恼火了，不称郭老、郭先生，让转告“郭”。原因是郭老写的那部 “洪波曲”，里面写到了抗战开始时长沙那场大火，说这场火是国民党有计划有预谋地 要烧死周恩来。烧这把火时，张治中是湖南省主席；要说有计划有预谋，这个计划者、 预谋者自然少不了有湖南省主席这位地方政府最高长官。

“文白兄，郭先生决不会是要伤害你，他写的是小说，文学作品，不是史料，不是 作历史评论。不妥之处，我马上转告郭先生，设法补救，文白兄这边也要息怒，互相多 谅解……”

周恩来放下电话就又给郭沫若先生打电话。郭沫若先生叫屈说，写这件事时，脑子 里出现的只是蒋介石，并没闪过一点张治中的影儿。何况书已经出来，无法再改，只能 请总理代为缓颊了。

张治中和郭沫若都属于总理最亲近的朋友这一圈里的人物，无话不好谈。总理便去 张治中家作客，不送东西，送东西就见外了，就是看望，吃顿饭。

饭后，总理说：“文白兄啊，要说有计划有预谋烧死我，我再不怕死也不敢来讨饭 吃。这段历史还需要多解释吗？”

“无须再解释。”张治中承认。

“我看文白兄不是怕郭先生的书，是怕老百姓议论猜测。人言不是史，人言不足畏； 既然书已经出来了，文白兄还是要看其主要内容和思想，个别地方说法不准确不妥当， 容他日后再版时修改，你看可好？”

“我并没叫他焚书。”张治中终于谅解了。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总理到民主人士家里作客是常有的事。总理自己不过生 日，但很乐于为民主人士祝寿作生日。比如给傅作义过生日，我就跟随总理去过几次。

那时傅作义住在小酱坊胡同，总理去时，不送寿礼，就是看望、聊天、吃饭，与往 日朋友聚会的那种亲热、密切气氛一样，只是多两句加寿的吉利话而已。

这类朋友交往，总理始终保持了一诺千金。所以，只要答应去，哪怕临时发生了再 大的事，最后还是要赶去。比如前面章节里曾写到总理答应去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家吃 饭，大家等到晚上10点，总理仍然末到，就没一个人脑子去想总理可能不来了，只想他 一定遇了大事，要晚到。结果，总理10点多赶到了，原来是被主席叫去了。从毛主席那 里一出来，立刻赶往杨尚奎家。所有人都坚信：“总理只要说过，就绝不会忘，一定会 来。”

总理这一生，答应过的事情忘记了，大概只有过一次。至少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在议 论中，只扯出这么一件事。我从1940年跟随总理，到他逝世，再想不起第二件答应别人 以后又忘记了的事。

那是1957年左右的事。在一次集体活动的场合，人很多，总理不停地与人招呼，不 停地与人交谈，各种信息都朝他这里汇聚。其中就有傅作义部长，他说：“6月29日是 我生日。总理，想请您到我家里吃顿便饭，不知行不行？”

“62岁生日，对吧？”总理连连点头，“好，我一定去。”

这一天收到的信息量太大，距博作义过生日还有两个星期，到了那一天，总理恰好 忙了23个小时，上床服了安眠药，睡觉了。

傅作义深知周恩来一诺干金，从认识起，没出现过失信，所以生日这天作了总理来 参加的准备。工作人员提醒说：“当时只是随口问一句，这都两个星期了，总理会不会 忘了？”

“不会。”傅作义充满自信，“打从我认识他，他就没忘过事，没失过信。”

幸亏亲属和工作人员不像傅作义与总理接触多，他们只按常理想事情。照常理，事 隔两个星期，总该再问问。就算对方没忘记，两星期前只能算打招呼，办事这天还该再 邀请一下才合礼。所以，他们在中午11点给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话讲得很巧妙：“傅 部长今天过生日，总理今天是否能抽出时间参加？”

那天成元功值班，他翻翻日历又看看小黑板，没有记录这项活动，也就是说，事先 没作安排。所以总理连续工作23个小时后就上床休息了，没有坚持28个小时，再参加一 下傅作义的生日餐，然后才休息……

不过，成元功是细心人，听对方口气，分明总理是答应过的，而总理又是一诺千金 的人，所以他没有因为总理已经入睡而回答不行，只说：“请等一下，我去报告。”

成元功向邓大姐报告，邓大姐明白总理一诺的分量，对成元功说：“告诉他们，总 理去，稍晚点儿到。”

11点半，邓大姐将入睡不足1小时的总理唤醒。

以往，总理被叫醒，不是主席找就是国家出了大事。总理眼圈充血泛红，一边看表 一边问：“有情况？”

“傅作义今天的生日，”邓大姐问，“你是答应去吃饭了吧？”

“嗅，嗅，是答应了……两个星期前就答应了。”总理一下子精神起来，匆忙穿衣 服，“哎呀，糟糕糟糕，怎么会忘，怎么会忘了呢！”

总理匆匆驱车进往小酱坊胡同，参加傅作义将军的生日聚餐后回来，兀自歉疚地喃 喃不已：“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这还是第一次忘事情！”

我说：“反正又没误。”

总理不自安地说：“答应了人家的事情又忘记了，就算没误也是对不起人家呀，答 应了怎么能忘记呢！”

总理就是这样的朋友交往，一诺千金！

总理喜爱的文娱活动很多。他是个爱玩又没时间玩的人；兴趣广泛又不能不压制兴 趣，甚至忍痛将其窒息掉。

总理喜欢唱歌、跳舞、读小说、作诗、看电影、看戏剧以及下棋打牌。

在人民大会堂，在建设工地，在许多群众集会的场合，历史都为我们留下了周恩来 指挥大家高歌的镜头。

周恩来喜欢唱歌，也喜欢听歌。他的听歌、唱歌有一致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一致之处是，他喜欢听喜欢唱民歌，不大喜欢“洋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美 声唱法。听这种歌他从来不跟着唱，也不会像那样用嗓。

他曾对我说：“这是一种很好的艺术，但不适合我。这种洋嗓子听着不舒服，洋嗓 子和我们革命的历史联系不大，唤不起美好的回忆。”

周恩来毕竟是一位职业革命家，有他独自的经历，当然也就有他自己的爱好和选择。 就像生活中好姑娘很多，但未必好姑娘就可以成为好妻子，每个人还有其他性格、知识、 经历、交往等许多考虑。听歌唱歌也是这个道理。

周恩来喜欢听信天游，听到这种曲调便会生出莫名的激动，两眼闪出湿漉漉的波光， 头轻轻地点出节拍，神情里流露出一种静谧无言的喜悦和舒心惬意的遐想。

但是，他很少唱信天游。从东北到云南，从新疆到台湾，所有的地方小调他都喜爱 听，但极少放开喉咙高歌，这就是听与唱的不一致。

他喜欢高歌的是《我们走在大路上》、《社会主义好》、《长征组歌》、《洪湖赤 卫队》、《中华儿女志在四方》等等激情澎湃，热烈奔放的歌。特别是《长征组歌》和 《洪湖赤卫队》，简直可以说入迷上瘾，时间久听不到就难受，疲惫不堪而闭目小憩时， 嗓子里必要哼哼这些歌曲。

他爱看爱听“长征组歌”，有演出尽量设法去看，独个儿听收音机，听到组歌就会 “入歌”用手轻轻击拍，或哼曲，或小声跟着唱。我的记忆中，他最喜欢“毛主席用兵 真如神”这一句。无论是在剧场还是独个儿听收音机，听到这里便会击出一个重音，无 限感慨地把头点一点。

有一次，我见他独个儿在办公室听这支歌，到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他身体各 部位都随着音乐的节奏有所动作，仿佛全身心都融入了旋律之中。我忍不住问：“总理， 这一句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他睁眼看看我，笑道：“不是经过长征，那是听不出这一句的、美妙境界的。”

我是经过了长征的，但我在四方面军，没有跟中央红军行动，自然缺少总理这样切 身的体会和感受。

对于总理的听歌和唱歌，有人形容为：“小气候里迟逐流动，大气候里震荡奔放。

对各地民歌小调，总理喜欢沉醉一般悄悄欣赏；全身心地松弛，独个儿追逐体会着 那感情的跳跃，意识的流动，仿佛渐渐走入一个美妙而古朴的童话世界，充满了花草的 温馨和泥土的芬芳。这就是“小气候里追逐流动。”

大气候里震荡奔放，那是带着登高一呼，万众响应的气势和力量，是一名职业革命 家壮怀激烈，“仰天长啸”的抒发情怀的表现。也是宣传鼓动群众与自己一样激荡起豪 情和热情，团结、奋斗、向前的真情流泄。

周恩来是位感情非常丰富的人。在某些作品里，常把周恩来工作中的严肃、谨慎、 细致，笼统到整个生活中。其实不这样；休息时，哪怕是群众场面，只要不是办公事， 他都是活泼又活跃。在老干部中，“活跃分子”是有其特定含义的，往往指革命队伍中 上下组织，左右联络，出头露面进行宣传鼓动的同志。在中国的领袖群中，周恩来几乎 可以称为唯一的“活跃分子”，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常常按捺不住地放开歌喉， 甚至要指挥起成千上万的人一道唱。更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乐于自告奋勇，教同志 们唱“志在四方”，唱“长征组歌”。

过去有许多影视资料和报道文章都记录过周恩来带领群众放。声高歌的情景，无须 多讲。我这里想讲一点的只是他这样做，丝毫没有什么做作或工作需要，那确实是一种 感情洋溢，需要释放的再自然不过的表现、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1965年6月，周恩来出访坦桑尼亚。这是中国民航第一次走出 亚洲，走向世界。飞越天险喀喇昆仑山时，总理临窗，放眼远望：群山绵延，突兀颠连， 好象维系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一样机妙玄奥，深不可测；又像鉴证着大自然不可思议的 雄伟创造。冰峰林立，白云徜徉其间；碧空万里，与皑皑白雪上下辉映，幻化流转着七 彩光芒。

总理的眼里像起了惊雷电闪，光彩照人。他的胸脯开始起伏，那是激情进发前的沉 默。他连续几次长长地叹息，仍然无法平息心潮的起伏，便从胸腔里发出了浑厚的低沉 的歌声：“红岩上红梅开……”

他唱的第一声像呻吟一样带着隆隆的胸膛共鸣音，并且马上停住了，轻咳两声，好 象有些不自然，目光朝我们一扫。我相信他是从陶醉里刚刚醒来，明白了自己是在飞机 上，是在一群随行人员之中；他把目光再次投向窗外时，千仞冰峰在脚下蜕起、跃动； 滚滚而来、层出不尽。于是，那无法按接的激情便第二次喷涌而出，并且一发而不可止。 那成了真正的引亢高歌；总理是彻底放开了嗓门，歌声萦绕在机舱里，在我们每个人心 头引起强烈的经久不息的回响。于是，总理的独唱自然而然成了我们全体乘客和机组人 员的合唱：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总理喜欢民族歌曲，自然也喜欢京剧及各种地方戏剧，喜欢看各种国产影片。

对于戏剧，我曾问过周恩来：“总理，你喜欢京剧还是喜欢越剧？”

总理说：“都喜欢。”

我问：“比较起来，更喜欢哪一个？”

总理一笑：“比较起来我更喜欢话剧。我在南开学校读书时，演过话剧。那时学校 还不够解放，男女分校，我们演剧没有女角，就由我来扮……我们演得很成功。”

总理天天看报纸，天天必看各剧场的节目预告。无论哪一天，你随便问总理：“今 天吉祥剧院演什么戏？”总理肯定可以马上告诉你。

有一次我问：“总理，你看那些剧场节目预告干什么？”

总理笑着叹口气：“看戏是享受，想戏也是一种享受呢。”

我含笑作一个总结：“很少有总理没看过的戏，也很少有总理看完全场的戏。”

总理听罢哈哈大笑，频频点头。因为我这一句话道出了实情。总理酷爱看戏，没有 什么戏不想看，但他“官身不由己”，想看也看不完，太忙了。或者晚到；看个尾巴， 或者早到，看个开头就马上要赶去参加会，有头有尾地看完一场戏实在太少，有数的几 场而已。

有的老同志说我有办法叫总理休息，其实这办法就是“假公济私”，“投其所好”。

什么是“假公济私”？就是把休息和工作搞得界线不分。凡有新电影，新戏剧出来， 我们总要找出各种理由原因，安排总理去审查新片新剧，并且尽量“上纲上线”，说这 是对文艺工作者是否关心、重视、支持的大问题，说作者和演员如何如何已经准备听取 总理的意见，如果不去看就会挫伤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甚至是不利于党的知识分子政 策云云。

这样一来，总理就不审查也得审查，不休息也得休息几个小时了。

所谓“投其所好”，就是按照总理对休息的解释，满足他的那种“休息”。比如把 作者、演员请到家里来，同总理一起吃顿饭，聊聊天；自然是聊戏，聊演员的生活。这 样聚会一次，解决了剧团的问题，也达到了让总理休息一下之目的。

读小说对总理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和娱乐。总理早在刚刚结束童年步入少年时，就 读完了《三国演义》、《水浒》等古典名著。他曾对我说：“读小说和办公，用的不是 一个脑子；办公办累了，看看闲书也是休息。”

总理看电影看戏看小说的故事很多，特别是文艺界人士写过许多回忆文章。我这里 只想讲两件事，说明我们的总理，即便休息娱乐，也保持着鲜明顽强的民族性。这对于 刚刚结束殖民地、半殖民地命运的中国人民来说，是尤其重要的。

记得1950年1月20日，我跟随总理赶赴莫斯科，参加与苏联的谈判时，中苏正号称 “磐石般的团结”，也就是铁板一块了。像我们这一层的人，单纯热情，一说苏联老大 哥，那就一切光明，一切友好。记得那时斯大林的威望不得了，只要喊起他的名字，人 们就可以前仆后继，不惜任何牺牲地冲锋向前。他在苏联人心目中是神，在中国人心目 中也是神。但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与我们的心态显然不同，思考问题远不在一个层次一 个水平线上。

毛泽东只跟斯大林谈，不参加与莫洛托夫，维辛斯基等人的会谈。这与其他任何社 会主义国家都不同，是第一个当仁不让地把自己放在与斯大林完全平等的位置上。

斯大林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建立的崇高威望，使他原有的大国沙文主义表现更突出 了些。毛泽东到莫斯科，离莫斯科，斯大林都没参加迎送。这样的结局毛泽东是不能接 受的，他那强烈而鲜明的个性，使他当面向斯大林提出请求，坚持让斯大林去自己所指 定的地点参加中国举办的答谢宴会。斯大林说他从来没有出去到别人确定的饭店去赴宴。 毛泽东坚持斯大林应该给自己一个例外。

结果，斯大林第一次屈从了别人的意志，这个人就是毛泽东。记得周恩来为此十分 兴奋，对宴会作了许多具体指导。我至今鲜明地记得那天的气氛：欢快、隆重、庄严。 来宾非常多，有各国大使和苏联的高级将领及部长们。

显然，这些部长、高级将领、大使们也是轻易见不到斯大林，都激动得不能自己， 焦急盼望着能看一眼斯大林。

在一片喧腾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大使们议论中的两句话：

“斯大林与毛泽东相见，在世界上是开天辟地的大事。”

“毛泽东厉害，能把斯大林请出来；罗斯福和丘吉尔也没能做到，没能如此。”

斯大林出现时，那些大使，那些部长、将军们都像孩子一样争抢着一睹斯大林风采， 并不像现在某些作品出于政治原因所描写的那样。我当时看到的情景，所有人都是发自 内心地欢呼，夹道迎着斯大林鼓掌，拼命挤前一点，就是想多看一眼，那是真正的崇拜， 没有伪装和做作，见到斯大林与毛泽东站到一起时，多少人流下了泪。真流泪假流泪， 真欢呼假欢呼，真激动假激动我还是分得清，看得明的。比如“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年 后，那种欢呼万岁已是越来越假，越来越口是心非。岂止我看出来，绝大多数人都清楚， 只是不敢说或不能说罢了。

现在没有什么不敢说或不能说的。实事求是讲，1950年我见到的所有欢呼者，流泪 者，都是至倩至性的真实流露，决无半点虚伪假装。

就在这样的中苏友谊，这样的热烈亲密中，总理却没有生出盲目性。去莫斯科的列 车上，他连续阅读获斯大林奖金的小说《旅顺口》。一般人读这本书，一听获斯大林奖 金，便盲目跟着喝彩、叫好。周恩来没叫好，越看越皱眉，最后把书一摔说：“满纸胡 说八道，这种书居然还获斯大林奖金，可见苏联也并不是什么都好，什么都对。”

到了1950年底，抗美援朝战争紧张进行之际，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雷英夫担心敌人在 辽东半岛登陆，利用工作之余读这本《旅顺口》，想从中得到一点在辽东半岛设防的启 示。

在一次聊天中，周恩来听说雷英夫对照地图看《旅顺口》，就问：“你读这本书感 觉怎么样？”

“不怎么样。”雷英夫说，“不像外面吹捧那么好，我是为了研究战争参考着看一 看。”

“这本书很糟糕。”周恩来评价说：“很糟糕的书还获得斯大林奖金，获得某些人 喝彩，那就更糟糕，简直是糟糕透顶。”

“总理看过这本书？”

“我是今年一月去莫斯科的路上看的，印象坏极了，有些地方简直看不下去，真正 的中国人都会有这种感觉，不会盲目地跟着去吹嘘。”周恩来很少有地掰了一下手指： “第一，这本书是吹嘘沙俄侵略战争；第二，旅顺口陷落时，列宁有篇文章说这是掠夺 性、反动性战争，这本书却仍然大加宣扬；第三，极尽丑化中国人之能事，不是特务、 奸商，就是妓女、骗子。第四，书中歌颂的英雄马卡洛夫，是个拥护沙皇反动统治制度 及其侵略政策的家伙。有这4条，这本书是什么货色就很清楚了。他们就是改不了的大 国沙文主义！”

在那个“一边倒”的年代，张口闭口苏联老大哥的年代，总理讲出这样的话，确实 给我们发热的头脑降了降温。知道“斯大林奖金”也不能迷信；他们搞大国沙文主义， 搞民族主义，我们也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性，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再不能有丝毫的奴颜媚 骨。

正像周恩来所说，“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在娱乐中他也从不忘记。

1954年我随周恩来去参加日内瓦会议，出发前，他特意关照，让把我们新拍摄的越 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带上。

会议期间，我们先放映了纪录片《1952年国庆节》。这部纪录片受到热烈欢迎和赞 叹，一位瑞士记者在报纸上报道说：“当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和手捧鲜花的姑娘们迈着 矫健的步伐，跨进日内瓦的银幕时，西方和东方的无冕之王们都情不自禁地一起发出轻 轻的赞叹声。”

影片结束后，观看影片的记者们纷纷围过来和中国代表团的人握手祝贺，讲了许多 热情洋溢的赞美话。连英国的记者也承认：“再也不能拿1949年以前的眼光来看中国 了。”

但是，美国一位记者却心怀敌意地说：“这部影片不能不叫我们担心，中国是不是 在搞军国主义？”

情况汇报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早有准备地说：“他说我们搞军国主义，我们就再 给他们放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看他们还有何感想？”

大家听了这个决定，心里都没谱。前些日子周恩来请卓别林看《梁山伯与祝英台》， 客人都是文艺界或与文艺界有关的人士，这些专门人才都看懂了而且兴趣很大，当时演 出效果很好。但现在请政府官员和记者看，效果会怎么样？是否会应了那句话——洋鬼 子看戏，傻眼了。

负责这项工作的新闻联络官是熊向晖同志，他对这件事有过回忆文章。为了洋鬼子 看戏不傻眼，他请英文翻译将剧情和主要唱段写成了一本16页的说明书，剧名也译成英 文《梁与祝的悲剧》。

熊向晖兴冲冲地向总理汇报他创造性的工作。

“这才是党八股呢。”周恩来没有表扬他，反而批评说：“你也不看对象，在那里 对牛弹琴！”

熊向晖始料不及，被批得发怔发痴。

“十几页的说明书，亏你想得出来。”周恩来吁口气，放缓声音：“我要是记者， 我就不看你那本说明，又不是上政治课，还要发讲义。”

熊向晖眨眨眼，噗嗤一声笑了：“叫我说，给洋鬼子看戏，本身就是对牛弹琴。”

周恩来也笑了，笑得文明而又开心，不慌不忙说：“琴还是要弹，不但有政治意义， 也是传播我们的民族文化么。问题是你怎么弹这个琴？你用十几页说明书去‘弹’，那 叫‘乱弹琴’，我换个‘弹’法就能弹通，你信不信？”

“怎么弹？”

“你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就行。”

“什么话？”

“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影片——中国的《罗米欧与朱丽叶》。”

“噢……”熊向辉似有所动，点点头又摇摇头：“这样……行吗？”

周恩来把手一挥：“你就这样办好了，保你不会失误。如果失误了，我送你一瓶茅 台酒！”

“行，一瓶茅台酒！”熊向晖打赌似地说。如果总理的话真灵验，输一瓶茅台酒是 完全值得的。

放映那天，各国记者早早就都来场了，座位坐满，过道也站了人。看来，都想看看 中国怎么也有个罗米欧与朱丽叶？总理这个法子想得不错，有悬念，吊胃口，可是，成 功不成功还得看过电影才能下结论……

开演几分钟后，奇迹发生了。观众并没“大失所望”地离开或不满地发牢骚，这次 全场静悄悄，观众都如石雕一般纹丝不动，灵魂早巳进入影片剧情之中。看来人类不分 种族肤色，不分地区时代，不分阶级信仰，确实存在着某些共同的属于全人类的情感和 思想。《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罗米欧与朱丽叶》都是循着这种人类共同的情感发展着 故事，所以，无论白皮肤、黑皮肤、黄皮肤，大家都被剧情所吸引，为绚丽缤纷的画面 所陶醉，为温馨委婉的唱腔所倾倒，为飘逸袅娜的舞姿所征服，更为人类历史上，任何 地区任何民族都不曾避免无法躲过的爱情悲剧所感动。当演到“哭坟”和“化蝶”时， 观众的情绪也达到顶点，影院里一片抽泣声……

影片结束后，华灯复明。一个极少见的情景展现在我们面前：如痴如醉的观众还沉 浸在梁山伯与祝英台深挚哀怨的爱情悲剧之中，为他们的悲剧流泪不止。这种悲伤的默 哀足足保持了一分多钟，什么人鼓了一声掌，刹那间像起了暴风骤雨，热烈的掌声经久 不息，并且伴随了阵阵的欢呼声。

英国记者说：“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米欧与朱丽叶》更感人！”

比利时一位记者说：—“简直忘了是在看电影，好象我也到了梁祝身边。”

一位印度记者说：“中国还在朝鲜战争和土地革命中，这种时期就拍出这样充满美 好感情的影片，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

而所有这些对中国戏剧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理解，确实是靠了总理那一句话。

而这一句话，又说明总理．对我们民族，对世界各民族，对整个人类，有着何等深 刻的认识和理解啊！

在总理的文娱活动中，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作诗。可以说，从1940年我到他身 边，直至他老人家去世，总理基本没有停止过作诗。不过，从我来到他身边后，基本也 没见过他保留下一一首所作的诗。

现在公开发表的周恩来的诗作，都是他年轻时的作品。其实，他当总理以后作诗， 远比青年时期作诗多，特别是晚年，常看到他念念有词，并将新诗写下来。

总理一般是作格律诗，偶尔也作自由体诗。他对古诗词非常熟悉，无论我们提到哪 首诗词，他都可以出口便背诵下来，当我们为此惊讶时，他总是很动感情地说：“这要 感谢我的母亲，4岁时她就教我识字，5岁时已经教我背诵了几十首唐诗……”

我常想，周恩来的喜欢读诗作诗，是否与他的母亲有关？他在读诗作诗的时候一定 可以寻找回来那遥远的记忆，重新感受母亲的慈爱与保护，重新从母亲那里得到新的启 示……

周恩来作诗，或者是对什么事有感，对什么人有感，对什么景有感，或者是看到主 席或陈毅或董必武等战友的新诗，反复品味之后唱和一首。他一旦要作诗，吃饭走路乘 车这种时间就会被充分利用起来，嘴里偶尔吟出一句。这样的一天忙里抽空儿，反复索 句，或睡前，或起床后，新诗就出来了。

他作的新诗都是一挥而就地写在纸上，然后独个儿拿起来欣赏、品味，偶尔也提笔 改几下。我们只能远远看那诗行，偶尔听他吟出一句，无法拿过来细细欣赏，他就像秘 密地藏着什么珍宝一样不愿叫外人看。

他把作诗当作了消遣似地，消遣完了，概无例外地撕碎，而且撕得太碎了；先撕成 许多小碎块，再将小碎块一叠叠分别撕成更碎的碎片；撕到一般人再也无法拼对起来时， 才用手弄成雪片飘落一般扔进废纸篓。

总理心细，作诗极讲平压工对押韵，撕碎时也从不大意。我一次也未能将他的诗作 拼对出来。直到他病重后，仍然是这样，不愿留诗给后人。

外出参观游览，所过名胜古迹的工作人员都希望他留下墨迹。他一概拒绝：“找郭 老去，叫郭老写。”

我很后悔，那些撕成粉碎的诗作，如果我都用牛皮纸袋装好，现在将这上百纸袋的 “碎诗”交有关部门，一定能拼对出来，从中定可以进一步了解总理的思想情感。

周恩来会下棋，象棋、围棋、国际象棋都会下，还会打桥牌，在重庆与董必武等同 志玩过，后来都“戒”了。

总理对“戒棋”“戒牌”的解释只有三个字：“没时间”。

在他晚年，病重住院后，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减轻一些痛苦，我们拉他玩牌。他 在“戒棋”“戒牌”20多年后又拾起来了。他很会算牌，随随便便就能赢了我们这些认 认真真的人。赢了便轻声一笑，没有精力多说话。

只有一次，他看看表，说：“下棋打牌，过时间不觉，有个故事说，樵夫看两个老 头下棋，一盘棋下完，身旁的斧头把儿已经烂了。这盘棋下了多少年？干事业的年华， 千万不可沉溺其中。”

在文娱活动中，总理最喜欢的似乎还要算跳舞。我们也喜欢让总理多跳舞。这项活 动后来被我们称为“三结合”，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老中青三结合，而是：文娱、 体育、工作的三结合。

跳舞本身既是娱乐活动，又能锻炼身体，这是无须解释就很明白的事。医生主张总 理每天跳一场舞，活动活动身体各部的肌肉关节。但他太忙，做不到。

总理跳舞极少去春藕斋，一般是在紫光阁和人大会堂山东厅。50年代在北京饭店也 常跳。到这些地方来跳舞的还有李先念、陈毅、余秋里、何长工、吕正操等国务院及各 部领导。舞会8点开始，总理如果参加，常常10点左右到，跳几圈就提前走了。他舞姿 潇洒，会跳三步、四步，能跳出花样，不像毛主席、朱老总那么单调地踩点走步。

总理跳舞从不固定舞伴，他很理解文工团来的那些女演员，尽量勤换舞伴，满足尽 可能多的女演员“陪总理跳一圈”的愿望。

总理参加舞会，首先是作为社交的场合与机会，不忘结交朋友，不忘调查研究，不 忘讨论工作。

每次跳舞，周恩来必要同国务院机关和各部委领导打招呼，通报情况。若是有大事 复杂的事，就在舞会休息时将有关领导叫入舞厅旁的小屋里谈话。跳舞时，周恩来换舞 伴勤，也包含有多认时人，多听到一些情况的考虑。

每次跳舞，对于新舞伴，周恩来必要问姓名、年龄、工作单位，对单位里的领导及 工作有什么意见？等等。对于认识的老舞伴，他常提出一些文艺政策方面的问题，征求 意见，或者将自己考虑中的有关文艺工作的内容讲出来听听群众意见。

总理在跳舞中是怎样调查研究，怎样做工作呢？随便举个例子。

郑淑云是总理的保健护士。她第一次见总理，就是在北戴河的舞场上。谈话是在舞 会休息时开始的。

“你什么时候来北戴河的啊？”周恩来问过姓名、年龄及家庭情况后，放慢了讲话 速度。

“中央异地办公，从开始我就跟打前站的同志们一起过来了。”

“这个地区的地方病是什么？”

“哎呀，不知道……”

“你是医务工作者，领导没给你介绍吗？”

“光是从安全方面介绍一下，地方病可没说。”

“没介绍你也没调查？这就是问题。安全也要以预防为主。到一个地方就要调查研 究这个地方的状况，作为医务人员特别应该查清这个地方的发病情况，这样才好开展工 作，做到有的放矢。你说对不对？”

“对的。”

“那么地图你看仔细了？”

“看了，否则找不到首长。在杭州我给罗部长做蜡疗就迷了路，摸黑转了半天……”

“哈哈哈，就是么，吃一堑长一智，这就提高了……”

“哎呀，舞曲开始了。总理，你去跳舞吧。”

“你会跳吗？”

“我不会。”

“一次没跳过？”

“跳过两次，也是人家带着我……”

“那好，这次我带你，我来教你跳。”

“哎呀，我，我会踩你的。”

“哈哈哈，”周恩来把头稍稍后仰，一边笑一边指郑淑云脚下：“不要紧么，你穿 的是软胶鞋。”

郑淑云脸红了，把手递给周恩来。跳出第一步时，仍在喃喃：“可是，可是，您带 我跳会很累的。”

周恩来放低了嗓门，小声说：“放心跳吧，累点正好运动。”

像周恩来那样的大工作量，若不搞点运动，若不坚持体育锻炼，是无法长期胜任的。

每周的周末舞会，周恩来去跳几圈；每天起床后，从第一办公室出来，做5分钟的 自编体操；如果只是这一点运动，肯定起不了多大作用。周恩来还有其他许多运动方式。

第一种运动是办公室里的运动。这就是前面章节里写到的5分钟自编体操以及办公 疲劳时，起身绕办公桌快走几圈。除此两项运动外，第三项运动是踢室内足球。

天津人爱踢球。建国初期，天津的足球是很有名气的。周恩来在天津读书时就喜欢 踢球，当总理后，医生和身边工作人员天天要求他保证运动，他就想到踢球上，买来一 个足球。他没有时间去足球场踢，他的年龄和工作情况也不允许他去踢比赛，他就想出 了踢室内球的办法。

这办法也简单，就是办公室的一面山墙腾出一块空地方，不放办公用具。他的那个 足球，少打一点气，弹性不要大，然后放在办公室内。每天工作累了，周围人一再劝他 活动活动时，他就起身，两脚盘带足球，在那几平尺的小天地里激烈运动一番，时时朝 墙上射门。球没气，弹不远，每次射到墙上都能及时用脚控制住球，不会碰坏门窗或办 公桌上的东西。

不要小瞧这种运动，由于动作的迅速，活动量是相当大的，不要说总理那样的高龄， 就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陪他练5分钟，也会流出汗来。周恩来有时踢球要个“陪练”， 拦在那堵山墙前，总理盘带过人。如果被截住球，算输一分；如果晃闪过对方，把球带 过人，射到墙上，那就赢一分。

这项运动总理很喜好，坚持很长时间。因为他的运动同他的睡眠一样，必须围绕工 作进行。室内足球不受时间空间限制，有几尺地面就可以运动起来，见缝插针，效果很 好。

除了足球，总理还喜欢玩玩“卫生球”。

总理的喜欢玩乒乓球，同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那批优秀球员为国争光是分不开 的。这批运动员打出了国家和中国人民的威风，吸引得像董必武这样古香古色的老人， 也扔下毛笔，去玩了一段时间的乒乓球。周总理这样更具现代色彩的领导人，当然要比 毛泽东、董必武这些老派些的领导人玩得多些，好些。

总理的不利条件在那条伤臂。由于右臂在延安摔伤后，接骨不正，落下残疾。他的 右臂弯不到头，伸不到底，不像正常人可以180度弯臂直臂，他只能在弯曲30度，伸直 到150度这样的范围里正常发挥，超过就要活动受限。

总理难得有时间玩玩球，主要在饭前饭后的10分钟左右，在我们一再劝说下，可以 答应一声：“好，玩几下卫生球。”

讲“卫生球”，无非是形容乒乓球小。陪总理打球是件高兴事，因为我们太爱他了， 我们所有工作人员的自我感觉是超过世上任何一种爱，无论什么事情，只要对总理有好 处，只要有利于他的休息或健康，那么，再小的事我们也愿意全力以赴去做，做了就会 产生幸福和愉快。

我们都抢着和总理打球，为了不让他打着费劲，常常有意将球往他右手附近的台面 上送，而且要送得不高不低，便于重扣或抽杀。球的位置合适时，总理常常能抽杀出第 一流的漂亮球。

可是，总理没有抽杀，左手将“卫生球”一把捞过来，冲着对家嚷：“不干不干， 尽给我容易的，那不行。我不要照顾球，我能够输得起。”

总理认真得很，我们只好更认真地对待，既要真打，不让总理觉得是让球，又不能 一下子打死，必须给总理一定的招架和还手余地。这种球打得艰难而又令人兴奋不已。

每逢球下网或出界，总理常常显出一脸的惋惜：“哎呀，输了，输了！”如果一记 重扣或一个大力抽杀击中了，我们未能接回去，总理会为自己漂亮潇洒的击球欢呼鼓掌： “打中了，漂亮！”“你输了，哈哈，你输了！”

总理喜欢玩几下乒乓球，更喜欢看别人打乒乓球，特别是国内外有乒乓球大赛时， 贺老总都要派人给总理送几份秩序册。册子上详细列出分组情况，谁与谁对阵，怎样淘 汰怎样出线。总理看得非常细。

到了比赛开始，那个册子每天摆在总理的办公桌上，他每天在办公桌旁一坐，总要 先问问：“谁被淘汰了？”“谁出线了？”“下一轮谁跟谁比？”

我们随时将进展情况报告他，帮他用红笔勾出来。他一边听报告，一边自己也动手， 勾去淘汰的，勾出新的对阵关系，那种认真关心的劲头儿，不亚于处理军国大事。

偶尔我们也劝总理一声：“有时间勾他们，不如咱们多打两下呢，咱们还是以锻炼 身体为主。”

总理笑着说：“历来看棋的比下棋的累，我这也是运动，这样紧张一下，转回头再 办公，精力特别足。”

总理打球、看球都是围绕工作运转，如果影响了工作他是决不答应的。

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之后，全国乒乓球热升温到最高，点，西花厅里的秘书们 打球也打到了最高潮。

这天，乒乓球正打得激烈，一位外事秘书忽然惊叫起来：“哎呀，不好了！把一件 大事忘了！”

他扔下球拍就跑，还是把事情误了。

这下子惹火了周恩来，将全体工作人员召集一起，狠狠批评了一番。大家心里都不 好受，挨着做检查，保证引以为戒，不再发生类似情况。

于是，总理态度缓和下来，望着大家，带出感慨万千的语气：“唉，时间不饶人哪。 你们看，你们年轻轻跟了我，现在都有了白发。我也老了……记性都衰退了。”他朝我 吩咐一声，让把准备好的小笔记本取来，亲手发给每个秘书，然后宣布：“以后你们就 用这个本子备忘。我交待的事，外面反映来的重大事情，你们就把它记下来，不要再误 事。”

打乒乓球之外，总理还曾想增加一项游泳运动。

1954年在广州，毛泽东每天去越秀公园游泳，都要请总理一道去。总理也下过几次 水，似乎有了一些兴趣。他曾表示态度：“我听你们的，争取学会游泳。”

为了教会总理游泳，还为他请来体委一位同志当教员。教员当然积极性很高，很快 教会总理在水中憋气，并漂起来。可是再往下学，他那只伸不直的右臂便带来一些不便。 兴趣有点减弱。但并没停止学习，庐山会议时，有点空闲时间他又下两次水。

当时北京医院的院长是周泽召先生。有次总理游泳上来，坐在藤椅上休息，周院长 发现总理脚底出现许多小红点。他就替总理做了一下检查，说总理的身体不适合游泳， 以后还是少游，最好不游。否则不利于健康。

以后，总理就放弃了游泳这项运动。虽然这项运动是毛主席所提倡，中央首长多数 都学会游泳，并且热情很高，总理却退出了这支游泳大军。无论在北戴河、广州还是北 京，他最多不过坐在岸上看看别人游。偶尔忍不住下次水，也是坐船下水。我曾陪他在 中南海划过几次船。

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总理将一切体育锻炼都停了，只剩了一种运动，就是 从这个“救火现场”赶到那个“救火现场”，这种匆匆赶赴现场的急行，客观起到一种 体育锻炼的作用。

但由于“救火”的心焦情急，这种“运动”对身体其实是弊大于利。都说“文化大 革命”如火如荼，这种“救火”没完没了，一个比一个急。都说总理是累死的，这话一 点不假。

在我的记忆中，“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总理的休息有时已经是带了抢救性质。

1967年春天的广交会上，红卫兵要砸烂广交会，总理轮流找各派红卫兵谈话，作他 们的工作，30小时没离开现场，没停止谈话。劝说完红卫兵，接着又连续工作70多小时， 前后达100多小时没睡一觉，没休息一刻。

他在办公桌前突然面色苍白，额上沁出一层冷汗；由于痛苦，脸上的肌肉绷紧，嘴 巴抽缩着想挺过去那难忍的胸闷和心绞痛。

保健医生张佐良闻讯起来，一摸脉搏，早搏很多。马上给总理做心电图。当时301 医院的一位专家黄教授正陪胡志明主席在广州的小岛疗养，张医生就拿着心电图给黄教 授看，确实早搏频繁。两个人研究之后，决定给总理用药和吸氧。

从此，总理每天多了一项帮助他休息并恢复精力的内容，就是睡觉前吸一会儿氧， 改善血液的供氧状况，以维持他超负荷的大工作量。

就是天天吸氧，总理仍然发生过几次缺氧和心脏病发作。比如红卫兵火烧英代办处 那次，总理又急又气愤又过度劳累，心脏病就发作了。医生进行了抢救。

对于久坐不动或少动的人，洗澡无疑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毛；泽东就是坚持搓澡。 在1956年以前，他是泡澡；1956年以后，由于年岁大了，主要是搓澡。他搓一次澡，全 身血液流畅，是很解乏，很有效果的休息。

周恩来也常洗澡。但他不像主席由卫士侍候，由卫士帮忙搓澡；他一向是自己洗， 从不要人帮忙。

在他发生过两次心脏病后，大家就都担心了。总理毕竟年事已高，身体远不能比当 年，万一洗澡出了什么事，外边不知道，这个责任可不得了。

我们与保健医生商量后，决定以后不能再让总理一个人洗澡。第一次帮总理洗澡是 张医生和卫士小高去的。他们进入卫生间时，见总理正坐在浴盆里喘呢，忙上前帮忙。

“我没事，你们去，我不习惯，我自己能洗。”周总理不让外人帮忙。

“总理，你心脏不大好，万一犯病身边没人怎么行？”张医生劝说：“我们已经进 来了，还是帮你一把吧。”

说话间，小高已经动手帮总理搓泥。在这种情况下，总理才勉强接受了服务。

从此，我们再没让总理一个人洗澡，我和小高及张医生，总要有人陪他进卫生问。 而这时，总理实际上已经患了癌症，在我们开始帮他洗澡前，就已经查出了癌细胞。

就在身患癌症后，有次总理又是工作30多小时没休息。我忍无可忍地进去说：“总 理，你必须休息了……”

总理从眼镜框的上边望住我，小声说：“我去休息，这些工作你替我办哪？”

我站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了。

总理终于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声音天天在我耳边回响：

“我去休息，这些工作你替我办哪？”

华盛顿人

11章 毛泽东与周恩来
毛泽东与周恩来，这完全是一部书的题目。一部书也写不完，议不清。历史已经将 这两个名字联系在一起，成为人们世代颂扬或评议的话题。

我只能就自己的极有限的耳闻目睹，以自己的亲身感受，谈点个人的看法和认识。

中国文化有一笔大遗产，就是“忠君”。特别是伴随历代历朝开国的明主和亡国的 昏君，总要有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忠君”故事发生。这一中国文化的遗产一直影响 着中国政治和中国的文化人及所有的百姓。

周恩来也不例外地受到了影响。

“忠君”在历史上一直被作为美德而加以歌颂，在今天，亿万百姓仍然从书籍、戏 剧、特别是人们世代的传颂中受到影响，仍然把忠与不忠视作衡量一个人人品的重要标 准。

周恩来对毛泽东确实是忠诚不二的。由于毛泽东晚年犯有严重错误，由于从五四运 动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呼求“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有些人对周 恩来的忠诚领袖有非议。非议不要紧，中国文化遗产在中国政治上的重要性会继续存在。 比如孔子和他创立的儒道，无论你怎样批判，它毕竟已经与民族的凝聚和延续相融洽， 同步了几千年。而历史是永远割不断的，文化遗产总会在新形势下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

讲两个周恩来关心毛泽东胜过关心自己的例子，作为“忠诚不二”的开笔吧。

重庆谈判前后，我跟随周恩来乘飞机往返重庆延安之间达23次。他处于高度紧张亢 奋的状态，不想睡不想吃却不困也不饿，这一切只为一个原因：毛泽东要亲赴重庆谈判！

周恩来曾在他的房间里单独而又低沉地对我说：“毛主席决定要赴重庆了。”

我望着周恩来，眨了半天眼。

“啊？”我忽然醒过来，顿时惊得目瞪口呆，半天不会喘气。

周恩来笑了，那是我从未见过的一种严肃沉重的微笑，带着凝思的神情说：“你大 吃一惊，这很好。说明国民党一定会更大大地吃一惊．他们肯定一点准备也没有，他们 根本没想到毛主席真敢去！我们有准备，他毫无准备，看来他们输定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全被周恩来说中，说对了。

消息传到重庆，我们的同志全都惊呆，简直不敢相信。我向周恩来汇报：“同志们 都大吃一惊，不同意毛主席来重庆。”

周恩来说：“各解放区也都不同意。”

我说：“劝劝主席别来了。”

周恩来说：“近20年来，蒋介石没一天不想杀绝我们。20年杀不了，这一次更杀不 了。”他讲得那么自信，感染我也有了些自信。他说：“毛主席亲赴重庆谈判，延安轰 动，重庆轰动；解放区轰动。大后方轰动，全世界都轰动了。蒋介石杀人的胆子没有毛 主席不怕杀的胆量大哟。毛主席是为了全民族，全人民的利益不怕牺牲；蒋介石冒天下 之大不韪，他没这个胆！”

记得毛泽东飞临重庆的那一刻，我真是全身热血沸腾；除了欢迎的民主党派负责人、 各报记者及我们的同志，眼前晃动的武装人员都是国民党兵。我当时脑子里轰响的只有 一个慷慨激昂之声：你蒋介石不是要杀我毛泽东吗？我毛泽东来了！

勇气和信心本身并不是安全，周恩来以他谨慎细致，扎实稳妥的一贯作风，对主席 的安全保卫工作做了最大努力。

周恩来在主席到达重庆前，多次召集在重庆的有关人员开会研究，决定由周恩来对 保卫工作负总责，由八路军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少将具体负责。

在安全保卫方面，贴身警卫无疑有着特殊的重要性。警卫不同于卫士。过去文章中 常提到的卫士，更多的是负责吃喝拉撤睡一应生活起居上的杂事。警卫是带枪的，套个 老话，相当“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周恩来为确定谁任警卫，确实费了一番思量。“要 有龙虎之土，龙虎之士哟……”周恩来在红岩嘴的居室里踱着步，沉吟不止。他忽然停 下步，望住我问：“何副官，你有什么意见？”

其实我一直在猜周副主席的想法，并且相信已经猜到了。我说：“毛主席是真龙， 当然贴身的警卫也应该是龙。”

周恩来笑了，说：“应该是龙。我们就用三条龙！”

于是，周恩来宣布了他的决定：毛泽东的警卫由陈龙和龙飞虎负责。跟随毛泽东外 出活动，不得稍离片刻。颜泰龙跟周恩来行动。周恩来不离毛泽东左右，出则同车，停 则同坐同息，吃则同食。每次出动，周恩来紧挨毛泽东，左右身后高度警戒着三条龙： 陈龙、龙飞虎、颜泰龙。

毛泽东踏上重庆的土地那一刻，周恩来对我讲的第一句话是：“主席到了，再不要 管我，你们都要全力以赴去保卫毛主席。”

周恩来陪着毛泽东乘车驶离机场时，前后负责保卫的都是国民党宪兵。由于毛泽东 到达重庆的当天，蒋介石便设宴款待毛泽东，所以第一晚，毛泽东就住在歌乐山蒋介石 公馆里。这是可以放心的，蒋介石就算急疯了也不敢在他家里伤害“客人”。

第二天，毛泽东住到了红岩村。乘车出发时，警卫在毛泽东

身边的是陈龙和龙飞虎，后面还跟着两辆中吉普，坐有一个班的国民党宪兵。我们 曾不放心这些国民党宪兵，周恩来说：“你们考虑的不对。这是在他们的地方，他们是 主人。我们管不了，防不胜防，让他们的宪兵来管，责任交他们才更安全。”

前面章节介绍过，红岩村地处郊区，环境简单清静些，便于保卫。毛泽东住红岩村 的当天，周恩来对我和蒋泽民交待：“从红岩村住地到公路有一里远。这一里路就由你 们两个人负责接送和安全保卫。离开这一里路没你们的事，在这一里路内出事，你们俩 要负全责，懂吗？”

我紧张了。“文化大革命”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那是胡说。但是在重 庆，这一里路顶千万里，对我这辈子来说可是一点不假，确实是太重太长的一段路程。 我盯着周恩来问：“起点……终点……明确一下才好。”

周恩来说：“出了红岩村的屋门就归你们负责，主席上车后，你们把主席交给了国 民党宪兵，就算完成任务。责任越清楚越安全，你问得好，说明你动脑筋了。”

从这天起，我跟蒋泽民就开始了一里路的警卫。毛泽东到重庆，去过多少地方走过 多少路？周恩来就是这样一里一里，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布置安全保卫。明确每个人责 任，把毛主席的安全点滴不漏地安排严密扎实。

从那以后，我和蒋泽民就获得了个“一里路警卫”的大名。红岩村地处郊区，与城 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各届朋友晤面交谈不便，张治中将军就把他在上清寺的公馆“桂 园”腾出来，让给毛泽东住。为了安全。毛泽东一天也没在那里住．只是进城会客时， 把那里作为会客地点。

饮食也是件大事。毛泽东从延安带来一个小鬼，负责做饭。我们工作人员就在我住 的房子后面搭起个小棚子，让这个小鬼在那棚子里做饭。食品和蔬菜不专门上街买，就 用我们大食堂做饭的米面蔬菜。周恩来说：“饭菜不在好坏而在安全。没有毒就行。” 参加宴会更容易出事，周恩来反复强调的就一条：不许给毛泽东吃独食，搞特殊。大家 吃什么，就跟着吃什么；至于酒，不论敬来多少，周恩来统统代替喝完。前面讲过，那 段时间周恩来的酒量得到超常发挥，天天喝大酒；喝得轰轰烈烈，惊心动魄，却没有一 次醉。我们警卫人员和工作人员，目睹周恩来一杯接一杯地往嘴里倒酒，好几个人都哭 了。那是真正拿命来保卫毛主席啊！就是怕酒里有毒。

当时我也流了泪，近30年后我又流了一次泪。就是江青搞“批周公”，我义愤填膺。 毛主席当年去重庆，她也在，她自己说过“恩来关心主席都关心到家了，我们谁也比不 了”。可她现在居然“批周公”！我曾问一位老同志：“主席讲话了没有？”老同志忧 郁地摇摇头。于是，我难过得流下了泪……

毛泽东雄才大略，他所关心所日夜思考的只是如何根据自己对世界及规律的认识， 从广度和深度上去推进革命，以他顽强的意志和超人的自信心去开拓，去冒险实践，去 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新世界。他不大在意别的同志为他个人做了哪些帮助和牺牲：他不 属于他自己，所以别人为他做出的一切他也视为整个革命行动中的一部分，而非个人间 的关系和情谊。建国后，我只见他到西花厅来过一次。也许他认为看望问候和叙旧是妇 人之仁？是俗套？他让周恩来终身任总理，哪怕患癌，哪怕卧床不能视事，他虽不去看 望，却仍然让他任总理，不允许任何亲近的人或确有能力的人去替换。他也许就是这样 表达对这位忠心耿耿的战友的信任、理解、感激和尊敬？

周恩来一生却是为毛泽东操尽了心。

在红岩村，周恩来对每个房间都仔细研究一番，最后决定请毛泽东住进董必武的房 子，这间房子便于警卫。请董必武临时搬到刘少文房间里去住。

那段时间，周恩来实在是充当了毛泽东的第一大警卫，衣食住行，样样亲自抓，亲 自安排检查。当毛泽东独自看文件或休息时，他亲自在走廊里警卫巡察；伯打扰毛泽东， 脱掉鞋袜，就那么光着脚丫在走廊里轻轻地，缓缓地走。至今睁眼闭眼，我仍然能鲜明 地想起他那忠心耿耿、小心翼翼走路巡察的姿式和神态……

就在重庆谈判这段高度警惕小心的日子里，一件意外的不幸事件还是发生了。

10月8日，也就是毛泽东回延安前二天，周恩来的英文秘书，廖梦醒的丈夫李少石， 不幸遭到枪击。

那天，柳亚子来办事处找周恩来，周恩来因为要陪毛泽东去参加张治中为欢送毛主 席回延安而举行的酒会，没有空，就由李少石陪他聊聊。柳亚子和李少石谈诗论文很投 机，柳亚子告辞时，李少石送他走。

李少石住曾家岩周公馆，柳亚子住沙坪南坝。李少石就用办事处的汽车送柳亚子。

办事处过去只有一辆车，司机姓段，是位老同志。毛泽东到重庆来谈判，一辆车不 够，又买一辆车。司机是位回国参加抗日的华侨，刚雇来不久。

送柳亚子回来，车经过红岩村时，路旁有几个铺子，遇到几个国民党伤兵在那里休 息。汽车经过时，碰伤一名士兵。有一个兵喊：“停车！”还骂了句粗野话。

司机也许没听见，也许怕停下来惹事，继续朝前开去。于是，喊叫的士兵开了枪， 子弹认背后打中李少石。司机立刻把他送到七星岗市民医院的急诊室里抢救。

司机没经验也不熟情况。市民医院又远又不好走，比市民医院近一半还有个疗养院， 若送疗养院急救也许有救活的希望。结果李少石因流血过多而去世。

司机把李少石送到医院后，眼见没希望了，悄悄把车开回曾家岩车库里。这个车库 并不在我们办公的曾家岩50号，距办公的“周公馆”还有100多米。他停下车，不敢和 同志们照面。怕负不起责，把车钥匙挂在车上就跑了。直到医院打来电话，我们才知道 李少石遇枪击了。

这时，酒会已结束，周恩来正陪毛泽东看戏。龙飞虎赶去附耳小声报告：“周副主 席，出事了。李少石同志遇刺。”

周恩来的身子触电似地抖了一下，对毛泽东轻声说：“有点事，我出去一趟。”

一出来，他头一件事就是找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我听到他严厉地说：“毛主席在 这里，你必须马上来。”当时情况不明，大家都很紧张，都认为是一起严重的政治暗杀 事件，是想刺杀毛泽东与周恩来，刺错了人。周恩来当时也说这是严重的政治暗杀事， 件。

张镇立刻赶来了，这位宪兵司令显然也很紧张，脸都白了，立刻随周恩来赶到市民 医院，可是少石同志已经因为流血过多而去世。

周恩来看着急救室里一盆盆的血水和一团团的血棉，难过地哭了，声音颤抖地喃喃： “20年前，在同样的情况下，我看到你的岳父(廖仲恺)……如今我又看到你这样……”

周恩来轻轻抹去泪，锐利的目光转向国民党宪兵司令：“我要求你必须严加侦察， 缉凶归案。现在毛主席的安全你必须负全责，你必须坐他的车，亲自把他送回去。”

张镇忙不迭地全都答应了。周恩来迅速安排了各项事宜，又轻轻地走回剧场，在原 来的位置上一坐下，立刻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默默地坐到 京戏散场。毛泽东看完戏和张治中握手道别，周恩来始终对枪击事件保密，不漏一字， 以免惊动主席。张镇亲自护送毛泽东回到红岩村。

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确实尽了努力，负责毛泽东的安全。后来 查明李少石遇枪击的原因后，周恩来还去医院看望了那位被汽车撞伤的伤兵，表示：愿 负担一切医疗费用。

全国解放后，周恩来多次对负责统战工作的罗青长和童小鹏说：“将来台湾解放， 对张镇在重庆谈判时期的这一功劳，一定不要忘记。”

周恩来和宋庆龄都参加了李少石的葬礼。当时毛泽东也坚持要参加，但所有人都坚 决反对，结果他只送了一副挽联，没参加葬礼活动。毛泽东回延安后，周恩来的兴奋之 色溢于言表，专门在桂园设宴，款待了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敬酒时还说：“共产党不 会忘了你。”

在毛泽东回延安前，双十协定还没达成，赫尔利大使就要回美国。我记得很清楚， 周恩来一听这个消息，脸都白了，一刻没停就去找赫尔利，说话声音都变了：“你不能 走，毛主席出来了，是你给接出来的，现在你必须把毛主席给我们送回延安，你不能失 信于天下人！”

紧接着，蒋介石又派张治中去出任甘肃省主席。周恩来更急了。忧虑地对我说： “国民党蒋介石动了加害毛主席的念头，必须打掉他这个念头！”

我记得周恩来首先去拜访蒋介石，回来的路上，他说：“蒋介石的保证不能信，还 得找张治中。张是蒋的嫡系，抓住他，毛主席的安全就有保证。”

经过一番紧张活动，周恩来多少松了口气。他拜访张治中回来，说：“张治中比赫 尔利明理守信。我说你把毛主席接出延安，你必须再把毛主席送回延安。张治中认帐， 他说我讲过的话我当然要做到，否则怎么能立身人前？”

毛泽东回延安后，周恩来脸上一整天都带着笑容，常常无缘无故就笑出声。他平时 节俭得近乎苛刻。炒个咸菜吃都说浪费了油。这次却连声说：“请客，请客，把为毛主 席服务的宪兵和服务人员统统请来！”

不知为什么，我这时忽然想起了1940年随周恩来参观张良庙的情景，想起他讲的鸿 门宴，张良如何帮助刘邦取得政治上主动，并帮助刘邦安全脱险的故事。

重庆谈判后，我对周恩来关心爱护毛泽东的真情实感开始注意，并且深受感动。毛 泽东要走的路，他先蹚一遍；毛泽东要过浮桥，他先踩一遍；毛泽东要住的房子，他先 里外查一遍；毛泽东睡的床，他先躺一躺，还要看看床褥下有无危险潜藏。转战陕北， 他坚持和毛泽东住一个院子，以便随时发现和解决问题。他早晨有清嗓的习惯，出门嗓 子痒，捂着嘴跑回屋子才咳出声，怕在院子里咳惊动毛泽东。建国后，毛泽东在颐年堂 开会，他要先去检查，像战争年代一样不放松警惕。甚至毛泽东的车门没关严，记者照 相的闪光灯刺了毛泽东的眼，毛泽东乘车驶过的地方有个人影他也要去追查，真可说关 心爱护得入丝入毫，点滴不肯漏过。

周恩来关心爱护毛泽东的真实情况，从一次过生日也可以看出来。

周恩来反对过生日；自己从不过生日，却为毛泽东庆贺过一次生日。

周恩来反对为自己过生日，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和教训。那是1960年，总理62岁生 日，我和孙维世两人商量，决定给总理不公开地过一次生日。

当时大姐不在家，我按照与孙维世商量的分工办法，先找厨师桂怀云。他解放前是 南京雨花台一位著名厨师，很有手艺。由于过去为多做点好菜给总理吃，被总理多次批 评“浪费”，挨“训”多了，有点犹豫。我说：“不要紧，你先搞点炸酱面，这是生日 面，长寿的意思；再做个大寿桃，看机会，能上就上，不能上就不上。”

桂师傅何尝不想给总理过个生日？他对总理感情特深，不仅是受总理忘我工作的精 神所感动，而且关键时刻总理还出面保护他，那是“三反”运动时，有人说桂师傅家里 高级瓷器不少，是精品。一个厨师哪来那么多精瓷？肯定不干净。总理知道后，说： “解放前一个名厨师家里有点高级瓷器算什么？你们太缺知识了，胡闹台：”

桂师傅平时挨批评多是因为总理清廉节俭，容不得一点铺张浪费，关键时刻又受保 护。说明总理是从心底关心爱护人。他也考虑做炸酱面算不得浪费，用面蒸个“寿桃” 更不算什么，就照我的意思办了。

那天，总理开国务会议，我们左等右等不见回来。孙维世已经兴冲冲先赶到了，按 分工，她带来了生日蛋糕。也没敢摆到饭桌上，先拿到厨房观形势。

总理终于回来了，我们马上给他开饭，先端上炸酱面。总理拿起筷子，刚要吃，忽 然觉出气氛异常，大概与我们的喜色有关系？他忽然掀起眼皮盯紧我问：“怎么回事， 干吗今天吃面条？”

见他一副警惕模样，我心里叫苦：糟了，总理意识到今天是他生日了……

果然，他把碗筷一推：“我不吃了。”

我忙解释：“这不是专为你生日才做的，正好赶上吃面条……”

总理生气地大声说；“你这是不打自招！”

“好久没吃面条了，这是实情，所以正好做了面……”我见总理不理睬，忙跑到后 面请孙维世帮忙劝说。孙维世原想找机会给总理上蛋糕，一听总理生气了，赶紧往回缩： “不行，我要是去劝，这块蛋糕也完了……”

正着急，天上掉下颗救星。我听到门外传来陈老总高门大嗓的说话声和笑声。我三 步两脚迎出去，对着陈老总耳朵说：“今天是总理的生日，我们给他做了点面条，谁想 到他急了，饭也不肯吃了。还得请老总帮忙劝劝。”

陈毅笑着点点头，急步走进门，进门就嚷嚷：“好啊，今天吃面条啊，正好我也爱 吃面条，好久没吃上了。总理，我一块儿吃点行吗？”

说着，他已经在饭桌前坐好了。总理无奈，只好陪陈毅拿起筷子。

“还有什么东西没有？”陈毅望住我问。因为只吃一碗炸酱面显得太没气氛了。

“总理不叫上。”我小声喃喃。

“拿来，客人来了还不把好东西端上来？”

我瞟一眼总理，见他板着面孔并不肯为这件事给陈老总赏个脸，所以没敢动。

“那好吧，光吃炸酱面。”陈毅也不好再让坚持上东西了。结果，那块生日蛋糕和 用面蒸的寿桃，全被我们工作人员分吃了。

与这次过生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74年，毛主席生日那天发生的事。

1974年12月24日，我任总领队，带着卫士高振普和专家医生吴德诚、张佐良，护士 徐奉生组成的医疗小组，护送总理去长沙向主席汇报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

这次谈话可能比较愉快。总理出来后说：“主席留我再住两天，你们也可以放松两 天。”

这两天，我们确实放松了。后来才知道，这次谈话，主席表现了对周恩来充分的信 任，对周恩来提请四届人大通过的经济计划，配备人大及国务院领导班子的人选等等， 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

总理心情很好，这两天跟我们一道散了步，还玩了一次扑克牌。玩牌时，总理借洗 牌时间望着大家问：“你们去过韶山吗？”

我们纷纷说：“还没去过。”

“你们跟着我忙，没有机会。不到韶山你们不会真正体会‘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 意义。”总理庄严地点点头，加重话的份量。然后放开声说：“这样吧，你们可以轮班 去一下。”

我们一起说：“有机会时，我们跟总理一起去。”

总理笑了：“那好，有机会时我们再一起去。”

26日上午，总理对我和高振普说：“今天是主席的生日，你们知道吗？”

“知道。”

“我要请大家吃饭。”总理愉快地说。

那一刻，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总理62岁生日时，生气不肯吃寿面的情景。可他现在要 为主席的生日请客庆贺了……

“都请谁呀？”小高问。

“就是这儿楼里的人，再加省里和军区的几位负责同志，哎，你们再问问那两位小 姐来不来？”

总理说的两位小姐就是指王海蓉和唐闻生。

总理情绪这样好，大家都十分高兴。高振普还给王海蓉打了电话。

王海蓉在电话里问：“3号楼去不去？”

3号楼是指王洪文。那时的习惯，领导人住几号楼就简称几号楼。高振普在电话中 说：“总理没请王洪文。”

王海蓉说：“那好，我参加。”

当时总理癌症已经很严重，是从医院飞来长沙的。膀胱癌是绝对不能喝酒的，两年 前尼克松访华时总理就喝不下酒了，只是用唇沾沾表示个意思。但这一次，他却举起酒 杯说：“让我们大家共同祝愿毛主席健康长寿。”

说罢，总理一口干掉了杯中的茅台。他的胃显然已经不能承受，他的喉结滚动了一 下，苍白的脸上涌出两片红晕。但他始终在笑。这是我见到的总理喝下的最后一杯酒。

最后一杯酒是祝愿给了毛主席。

周恩来对毛泽东忠诚不二，当我们说其中有中国文化遗产的影响时，实际上已经包 含了与过去几千年“忠君”思想完全不同的新内容。这种忠诚包含着对事业和信仰的忠 诚，并且首先是源于对人民的忠诚。

重庆谈判期间，曾有记者问周恩来：“周先生，过去你曾在陈独秀、瞿秋白、王明 等人领导下工作，现在又在毛先生领导下工作，你怎么解释你的这种变化？”

周恩来回答的大意是：谁能代表人民和革命的根本利益，我就选择谁。我拥护毛主 席是因为他最能代表人民的利益。

我个人认为，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基本可以从周恩来佩在胸前的那枚像章说明。

这枚像章。三分之一的面积是毛泽东头像，三分之二面积是“为人民服务”五个金 字；

这枚像章。周恩来一直佩戴到去世；

这枚像章，周恩来不同意用任何单纯的毛泽东头像章来替换。这枚像章无疑反映着 周恩来的内心世界，反映出他心中的人民、毛泽东与自己的位置和关系。对此，我想先 引用一段周恩来的保健护士郑淑云同记者的对话。

郑淑云：那是“文革”初期。有一天晚上我去上班。白天总理活动太多？工作太忙， 哪有时间顾什么保健治疗啊。那时他身体也很好，所以保健治疗非常简单。因此我常常 是晚上去看看有什么治疗要做没有。

那天我走到总理办公室门口，一看门是半开着的，我就探过身往里瞧了一眼。一看 总理今天破例没有伏案工作。桌上摊了一大堆毛主席纪念章，他正侧身站在那里仔细拣 着。我一看很高兴。因为那时候，毛主席像章风靡全国，人人手里都有一大堆，常常拿 出来比较、交换，有一枚好像章，就像得了宝贝似的，到处向人夸耀。我一看总理桌上 有那么多的好像章就眼睛发亮，走不动了，想看看有什么新的。总理抬头一看是我就招 手说：“进来，进来。”平常我是不进他办公室的，这次因为我见他显然是在休息，所 以就进去了。总理说：“过来看看这些像章，我看来看去就喜欢这一枚。”我探过头去 一看，并不是主席头像，而是主席手写的“为人民服务”章。以后他一直佩在胸前直到 去世。

记者：后来佩戴的是一枚同样的，但也不是这枚了。张佐良(总理的保健医生)给我 讲过这样一件事。1967年造反派要砸烂春季广交会，眼看无法及时开幕，总理亲飞广州 做造反派的工作。好象是一次晚餐后，总理刚站起身，宾馆服务员，一个很年轻的小姑 娘走了过来。说：“总理，我跟您换像章。”总理见她一点儿都不胆怯，赞许地笑了， 说：“哦，你喜欢我戴的这枚？好啊，那就送你了。”小姑娘还真勇敢，跨前一步，自 己动手把像章从总理胸前摘下来，又把自己的那枚头像章给总理戴上。待办完事，晚上 休息时，总理将那枚头像章摘下来，重新又换上一枚“为人民服务”章。原来他身边还 带了一枚备用。可见不是原来的那枚了。

郑淑云：对，当时桌上“为人民服务”章不止一枚，我见总理说好，也拿了一枚， 至今还保存着呢！

周恩来永远是和人民站在一起，这是没有什么人产生异议的。震撼全国的“四五运 动”，就其深层的意义而言，主要是表达了知识分子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再次 呼求，表达了人民对“文化大革命”的喷怒不满，表达了对现实现状，对当时所执行政 策的不满，表达了“要邓小平不要‘四人帮’的意愿。但所有这一切，都不可能在当时 形势下公开表露，于是人民想到了能代表这一切美好愿望的周恩来。去天安门广场悼念 周恩来，可以把人民心中的一切所想，所求都表达出来。这就是周恩来与人民在一起的 最好说明。

1953年左右，具体时间记不准确了，和平宾馆刚刚建成，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到宾 馆来，我们的哨兵不认识他，把他拦住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有许多服从哨兵，遵 守制度和纪律的故事，但这位不是共产党领袖，是民主党派领袖，当即发起脾气，扬起 拐杖重重敲打了哨兵一下。哨兵当然不敢还手了。

周恩来平时对这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尊敬、礼貌、谦让，可以说礼遇很高，听说这件 事后却不答应了，当即去找这位民主人士评理：

“你这是侵犯人权么！”周恩来很少对民主人士这样态度严厉，“连毛主席都不能 动我们士兵一根指头，你怎么可以用棍子敲我们哨兵的头呢！你也是主张平等博爱，拿 起棍子打人家头能叫平等吗？别人打你一棍子你答应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么，这不 是马克思讲的，是中国的老话了，你能不懂？”

这位民主人士赧颜地做了自我批评。50年代初关于“人权”的话很多，常可以听到 “不许侵犯人权”的说法。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理这次对民主人土的批评。

到50年代末，“人权”的说法渐渐没有了。那时的强迫命令很普遍，但我还是从总 理那里听到了“人权”的话。

1958年7月，我跟随总理和陈云去安国、定县、徐水等地参观。徐水搞强迫命令， 把老百姓房子都拆了，改建成清一色土坯二层楼，是为了那句“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的共产主义美景。我跟总理走进那没有电灯电话的阴沉沉土坯楼时，我见到总理眉头紧 锁。当地领导还眉飞色舞吹嘘他们提前跨进“共产主义”一条腿的经验和政绩呢。

“够了。”周总理不客气地打断介绍，我发现他眼里闪出了泪花，声音压抑而又颤 抖：“你们这是侵犯人权么！北方老百姓睡炕，这是几千年的传统习惯，你们强行拆除， 不叫睡炕，老百姓不生病吗？……”

“山高皇帝远，”陈云难过地说；“简直无法无天！”

60年代初，日本女排称霸世界，总理认为应向日本请教，就和贺老总商量，把日排 教练大松请到了中国来。

总理去看大松搞训练，那气势确实叫人耳目一新，真令人想起战争年代的“武士道” 精神。吼声、喊声、排球连珠炮似地射：出，中国姑娘真被折腾惨了，看得中国领导人 一个个都瞪立眼，忘了呼吸。

训练结束后，总理大喘一口气，刚从冰水里探出头似的。他走过去，同大松握手， 说了许多感谢的好听话，然后转了口气。

“训练中，对我们的姑娘们怎么严格要求都可以，‘严师出高徒’么。但是有一点， 不能动手打我们的姑娘。在日本你们可以这么做，但在中国不行。两国的社会制度不 同。”周总理说到这里，缓和一下语气，笑着补充：“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呀，要尊重 人权，我们的制度不允许打人。”

1966年。河北邢台发生地震，我跟随周恩来过赴现场。总理不顾余震的威胁，亲自 指挥救护工作。

一位乡村者太太因为她唯一的儿子在地震中死去而痛不欲生。总理走到她面前，用 双手握住她的手，含着泪说：“你就把我看成是你的儿子吧！”

管理员向他报告伙食流水帐，报到咸盐时，因为涨了一分钱，他马上丢下手里的饭 碗，叫起来：“什么时候涨价了？我居然还不知道！”

他马上让我们请来有关负责人，查问清楚，并要求弄清这次涨价对贫困地区的农民 会有多大影响？……

一位美国人说：“在中国党政高级领袖当中，至今为止，周总理是最受人们尊敬的 人，他比其他领导人更多地出现在街头巷尾的男男女女之中。他总是花时间同平民百姓 谈话，到医院或者到家里去看望生病的工人……”

宋庆龄主席在周恩来去世一年之际，写下这样的文字：“我们的总理生活俭朴，平 易近人。他在日常生活中，同干百万普通群众打成一片。无论是在战争岁月里，还是在 我国三年困难期间，或是在他生活的其它阶段，他和老百姓吃同样的饭，他的衣服补了 又补。在工作当中，他和最基层的干部一起，总是在他们的食堂就餐。他经常和他的司 机或飞机上的机组人员一起吃饭。无论什么时候他和他们—起讨论各种问题时，他或者 告诉他们什么东西，或者征求他们的意见。结果是，我们的总理赢得了他周围所有人的 爱戴，特别是赢得了年青一代的爱戴。无论什么时候他们回忆起同总理在一起的令人激 动的经历，他们就会流下难过的眼泪。”

正是由于周恩来对人民爱得这样深切，所以他才对毛泽东表现出无比忠诚。因为毛 泽东不仅是无产阶级的领袖，共产党的领袖，更是中国人民的领袖。

毛泽东为他的队伍规定的宗旨只有一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49年的胜利证明 了那支歌的正确：“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就是他晚年所发动的“文化 大革命”，不论其错误多么严重，从他的动机和本意来看，也无疑是为了他所坚信并坚 持的“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像某些人所言为了个人的权力。

1973年，周恩来身患癌症，已经很可能死在毛泽东之前。毛泽东即将面临政府权力 的真空。谁来接班？林彪的叛逃使他陷入窘境。

最高兴的应该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周恩来行将倒下，毛泽东已 经没人可选。叶剑英虽然“大事不糊涂”，但毕竟年事已高。军队将领中没有哪一位能 被各派力量共同接受；能被各派政治力量所接受的领袖人物已经被统统打倒。现在气数 最兴旺的似乎非“四人帮”中的人，别无他求了。

然而，最令人想不到的事却发生了。毛泽东决策请中国“第2号走资派”邓小平出 山！

邓小平为了取得工作的主动权，是写了检查。那个年代没一个人不检查，包括毛泽 东在内也检讨了要“三七开”。但是，与其讲毛泽东相信邓小平的思想会“向左转”， 不如说毛泽东相信只有邓小平能够在周恩来之后胜任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领导重任。他 深知江青不行，张春桥等人也不例外，清谈可以，真叫他们掌权干实事，国家和人民就 要遭灭顶之灾。他对邓小平的一系列评价，包括“人才难得”，“你们有些人怕他”， “马列主义水平高”，“柔中有刚，绵里藏针”，都是为了使他在被打倒七年多之后重 新工作时，有个好的条件和气氛。

邓小平的再次回到权力中心，也证明了毛泽东的无私。

毛泽东这些基本的品质和他无可怀疑的人民性，决定了周恩来及绝大多数共产党干 部对毛泽东的忠诚态度。粉碎“四人帮”后，绝大多数干部群众坚决维护毛泽东的历史 地位，更证明了这一点。

周恩来忠诚热爱毛泽东是有其特色的。为说明这个特色，不妨与林彪作个对比，再 与邓小平作个对比。

整个的武装斗争时期，应该说，林彪基本上都是站在毛泽东一边。在元帅中，他是 战功显赫的一位；虽然在资历方面不如陈毅元帅等人，但还是以战功卓著而在十大元帅 中排名第3位。朱德是总司令，在井冈山时期便以“朱毛”确立了自己的历史地位。彭 德怀是副总司令，在长征及到达陕北时期，曾代理过总司令职务。除了这两位总司令在 历史上已形成了所处地位，林彪无法超越，其他的军事领袖都排名在他之后。

现在有种成见性的说法，即“林彪是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这种说法是不够 全面也并不能反映全部历史真实的。林彪若只是这样一种小人，以毛泽东的英明，那么 多共产党领袖人物的害智，是不会让他身处元帅第三，并最后当上毛泽东接班人而写入 党章。

为毛泽东服务的一组的同志常对我们讲一些情况，有时我们跟随周恩来见毛泽东时 也可以感觉到，林彪曾经是忠诚于毛泽东的。表现这种忠诚决不是人们现在所说“当面 喊万岁，背后下毒手”，恰恰相反，是“当面敢顶撞，背后喊万岁”。

在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中，特别是在军队干部中，在七届二中全会后仍然敢于当面顶 撞毛泽东的，为我们工作人员所见并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彭德怀，由于 在庐山会议上对着毛泽东摔帽子，剃光头，抡胳膊骂娘而闻名全国，留名历史，无须我 多讲。另一个顶撞毛泽东厉害的就是林彪。这一点也许还不为人知或有人知道也不说。

井冈山时期，长征路上，抗日战争中，解放战争中，林彪多次顶撞毛泽东，有时顶 得很厉害，过去的文章中写过毛泽东挖苦林彪是“娃娃”，“你懂得什么”？其实林彪 挖苦毛泽东也不轻：“你知道我知道？你是听说，我是在前线亲眼见2”许多人都曾见 到林彪顶得毛泽东讲不出话，同意了林彪的意见。

解放战争，林彪在东北确实打得出色，他与毛泽东有过几次意见分歧。有的意见毛 泽东对，有的意见林彪对，最后都是谁对就照谁的意见办。本来，工作中有不同意见是 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后来的政治斗争，硬把这种意见分歧庸俗化了。要不就是“一贯 紧跟”，要不就是“一贯反对”。然而，这种浅薄而庸俗的评价永远不会成为历史的声 音，那只是稍瞬即逝的滑稽戏而已。

林彪顶撞毛泽东并不像彭德怀常常带有浓烈的感情色彩，他完全是对事不对人，公 事公办的态度。他每次去见主席，基本都是谈工作，并没有什么私交。他见主席很少有 笑脸，不请自坐，并且军人气挺足，常是挺着腰板正襟危坐，两目平视毛泽东，有事说 事，没事告辞。谈事时，基本是板着面孔，该汇报的汇报，该听指示听指示，听到不同 意见，有的接受，有的争论。他争论时，不喊不吵，声调始终平板、平淡，喜欢讲一句： “不是那么回事。”然后陈述自己的意见。一组的同志多次见他坚持自己的意见。

当面顶撞“不是那么回事”，“你知道我知道？你是听说，我是亲眼见！”背后却 不许人说毛泽东一个不字。他只在私下面对面时与毛泽东有争论，在公开的会议上从来 不争，而是全力维护和拥护毛泽东。有了成绩，归毛泽东；有了错误，算自己或大家的。 比如在东北战场上，毛泽东曾经想不叫国民党进东北，用武力挡住他。林彪一再争论、 一再陈述己见，毛泽东才改变了方针：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我们由此争得了主动，林 彪不说自己的意见对了，而说毛主席的英明，归功于毛泽东。

又比如七千人大会，毛泽东自己都做了自我批评，林彪却说三年困难是因为我们没 有完全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正是这种个别争论，公开拥护；当面顶撞，背后喊万岁，他才获得了毛泽东的信任， 甚至在一定时期里受到全党大多数人的承认。比如周总理就多次对我们夸奖他，宣扬他， 说“林彪有才，会打仗。”每次和林彪见面，总理都表现出尊重。到了林彪当上副统帅 时，总理对他就更尊重了。就是在庐山上，林彪受到毛主席批评之后，在他的反革命阴 谋没有公开暴露时，周恩来仍然是尊重他，并且尽量设法弥合统帅与副统帅之间的裂痕。

当林彪手持“红宝书”追在毛泽东身边喊万岁时，他已经开始变得不忠诚，并终于 发展到“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但也不完全是当面喊万岁，还有当面向毛泽东闹 脾气的时候。这时的闹脾气已经不是为了工作而争论，是为了当国家主席的野心没实现 而闹脾气。

比如197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烟火之夜，我们随总理提前来到天安门。每次这 种活动，总理一定要提前到场，亲自检查各种准备工作。从桌椅的摆放，排列座位到饮 食卫生、安全保卫都要细细检查一遍。然后，按照毛泽东入场路线走一趟，边走边留心 观察有什么不妥之处。他对主席的脾性、习惯太熟悉了。记得有次毛泽东接见客人，周 恩来事先到场“演习”，走一趟，发现地毯边有根电线，他就指着说：“主席会从这里 走，这根线弄到地毯下面去，不要绊了主席。”后来毛泽东到场接见客人，走的路线果 然同周恩来“演习”走过的完全一致。

这次周恩来也“演习”了一遍，从登上天安门，直到入座。从楼下望楼上，毛泽东 的座位是右边靠栏杆的第一个，他的对面，即左侧靠栏杆的第一个是林彪。

都检查过之后，中央领导人便陆续来到。凡是天安门上的活动，中央领导人多是在 毛泽东之前赶到，在大殿的休息室里坐着聊天。不一会儿，西哈努克亲王在董必武陪同 下也来到休息室。休息室里有一道屏风，他是在屏风后面休息。

可是，林彪还没来。总理不时看表，皱眉，叫秘书打电话摧。因为以往都是林彪先 到，在下面等候毛泽东，然后跟随毛泽东一道上天安门。

这一次林彪迟迟没到。此前，总理给林办去过电话，那边说；“林副主席身体不好， 上午的活动已经参加过，晚上不参加了。”

“文革”中，登天安门已经成了政治亮相。按惯例，毛泽东出现，林彪一定同时出 现，以显示团结和接班的关系。现在一下子少了副统帅，在国内外会引起震动和猜测。 所以总理坚持请林彪参加。他请林彪接电话，脸上是真诚的情急之色：“林副主席，晚 上的焰火晚会还是请你参加一下……身体不好可以不参加完，主席是要来看焰火的，你 不参加不好。这样的活动要面对人民群众，面对全国观众……”

林彪终于同意参加了。

可是，他再不肯先到天安门来等候毛泽东一起上城楼。毛泽东的车到了，下车后只 见到周恩来，没见到林彪。

“主席，”周恩来解释说。“林副主席身体不太好，可能晚到一会儿。”

毛泽东若无其事地说了一句：“他对自己的病总是采取唯心主义的办法。”

8年后，胡耀邦曾经对陶铸的夫人曾志评价说：“其实，主席也不喜欢林彪。他身 体不好，对自己的病又总是采取唯心主义的态度。”

不过，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之后，林彪不为毛泽东喜欢，已经不只是身体不好，而 是那暴露出的政治野心。在1971年“五一”节的夜晚，毛泽东独个儿登上天安门城楼时， 林彪已经不止是私下个别谈话时敢顶撞毛泽东，而且在高层领导人面前，在公开的场合， 也表示了与毛泽东关系的紧张。

这一个夜色沉沉的“五一”之夜，毛泽东已经不像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时那样 率先穿起绿军装，他又穿上了灰色中山装制服。他的步子仍然平稳，充满自信地走进大 殿的休息室，微笑着面对起立相迎的中央领导人，偶尔向他愿意招呼的同志点点头，径 直走到屏风后面坐下来休息。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以双手合十的常用礼节向毛泽东问好， 坐在毛泽东身边谈话。

屏风外一阵热烈的喧哗，毛泽东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缓缓朝屏风的一头望去。周 恩来带着陈毅过来了。

“主席，”陈毅顿一下步，带有立正的意味，“我来了……”

以往，陈毅见毛泽东，总是立正身体高门大嗓一声报告“主席，我来了！”然后就 热烈地上前握手，然后就热烈地谈诗论文。“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泽东“封”了陈 毅“右派代表”，至少在老同志和我们工作人员中造成很大的感情伤害，至今我们这些 “老人”议起当年，仍然感觉毛泽东这样做显得不容人，不尊重人。对人对己都造成很 大损失。

在历史上，周恩来和陈毅都曾反对过毛泽东。由于他们当时的身份和影响，比林彪 要高得多；林彪不够反毛泽东的资格，充其量是对具体问题上有不同意见。周恩来与陈 毅则不然，30年代初他们都曾取代过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

但是，在中央领导中他们也是最勇于自我批评的两个人。无论林彪还是刘少奇、邓 小平，历史上并没有反对毛泽东的记录，无须重提旧话。周恩来与陈毅却一直到死，总 不忘重提旧话，作自我批评。

陈毅的自我批评，由于他的气魄大，在群众大会上声情并茂地大讲特讲，全国人民 都知道他“历史上犯过错误，我就反对过毛主席，反错了，认识了，改正了。不犯错误 的人是不存在的……

周恩来的自我批评不像陈毅那样激情澎湃，但次数更多。从我到他身边工作，到他 去世，讲过不下百次。由于他大会小会总把“错误”挂在嘴边，李富春等副总理和好几 位老部长或直接向总理进言，或托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劝劝总理”，“有些历史上的 ‘错误’不要再提了。就那么下点事，我们都听总理自我批评100多次了，还要自我批 评到什么时候啊？”

总理这样没完没了地自我批评，与他谨慎的性格有关，与他严于责己，宽以待人的 为人之道有关，与毛泽东的：提醒”也有关。

进城前，毛泽东有一次曾对几个身边工作人员，当面指着张闻天说：“此人曾经想 要我的命。”张闻天接受教训很深，却仍然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又陷进”了“军事 俱乐部”。被毛泽东写信，叫他看看“枚乘七发”，说他是发“疟疾”。

进城后，毛泽东也曾当着几名身边工作人员的面指着周恩来说：“他也曾经反对过 我。”

周恩来坦诚地面对我们工作人员说了大意是这样的话：历史上我犯过错误，反对主 席反对错了。所以后来才一直坚定地支持拥护毛主席。

“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曾对那些受批判作检查的干部讲过类似这种 话：作检查么，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四次，七次八次，什么时候检查得他们也 听腻了，什么时候拉倒。

周恩来的一生就是这样勇于自我批评又勤于自我批评，“勤”得让大家都”怕”他 再作自我批评。不仅如此，他还善于自我批评。他的善于自我批评，感动得毛泽东都不 安了。给我印象很深的是1958年中央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总理一到会就开始作检讨。从 “反冒进”检讨起，从思想到工作全面进行自我批评。到了七千人大会前后，事实已经 证明毛泽东批判“反冒进”，搞“大跃进”的错误，周恩来并不标榜自己正确，回头清 算别人，仍然是首先检讨自己。毕竟自已是总理，国家和人民遭这么大难，有不可推卸 的责任。

毛泽东很少那样受感动，表现出内心的不安，不无赧颜地说一句：“什么事情你都 揽到自己身上。”

毛泽东讲，“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周恩来始终为党内各派所尊重，所接受，重 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的勇于自我批评，勤于自我批评，又善于自我批评。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在1967年对“红卫兵”的一次讲话中说：“29岁的时候 我犯过错误，现在69岁了，我仍然犯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

陈毅又进一步说：历史上我就反过毛主席，反错了，不反了，改正了就是好同志。 你们也会犯错误，过去没犯过错误以后可能更容易犯错误。因为犯过错误的人有教训， 比没犯过错误的人更容易吸取教训，少犯或不犯错误。

事实证明了周恩来和陈毅讲得有道理。从长征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 对整个中国时局和民众情绪了如指掌，提出了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又符合马克思列宁主 义基本原理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 国。继而抗美援朝、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政权，胜利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一个 又一个举世瞩目的历史性胜利。这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旗帜下的胜利。

但是，如同一切事物往往会走向它的反面一样，毛泽东的正确及这种正确所带来的 威望，使个人崇拜及领导上的“一言堂”也渐渐发展起来，终于导致“文化大革命”。 一旦毛泽东出现失误，“历史的教训”使得一大批干部宁愿相信大家都错了，也不敢或 不能解放思想，看到毛泽东发生了严重错误。当然，这已经属于另一个话题。

这里要讲的，是周恩来与陈毅的坦荡无私的自我批评精神，使得他们最终立于不败 之地。而林彪则不同。他政治上的野心决定了他不可能有周恩来与陈毅那样的自我批评， 对于毛泽东的批评，也不可能像周恩来、陈毅那样坦然公之于众，相反，就连对“黄 (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的批评，他也千方百计压制、控制， 尽一切可能缩小影响范围。

于是，毛泽东与周恩来、陈毅始终可以友好共事，与林彪则越来越失去了这种可能。 在1971年的“五一”之夜，事情的发展就证明了这一点。

当陈毅高门大嗓叫“主席”时，还像以往几十年那样激情洋溢，身体立得笔挺。可 是，当他说“我来了”时，声音陡地沉落下去，身体也泄气地松弛了。可能想到他已不 是当年的受到喜爱器重和信任的陈老总；已经成了坐在最右边一个座位的“右派代表”， 说话顿时没了以往的信心和昂扬。

这样一来，反而影响得毛泽东百感交集，忙站起身，像一切上了年纪的老人那样， 张开嘴才好笑，伸手握住陈毅的手。

“身体怎么样啊？”毛泽东一向言简意约，这次却问了两句意思相同的重复话： “恢复的好吧？”

陈毅身患肠癌，术后恢复不久，很有些面对“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慷慨悲壮之 感。用力拍拍厚实的胸脯：“恢复得很好，主席！”

“少个零件不要紧。”毛泽东与陈毅谈话总能保持轻松的气氛，“剩的零件不要出 问题就好。”

“坏的零件取掉，好的零件一切正常。”陈毅对疾病的态度可说是彻底的唯物主义， 看不到丝毫的情绪低落。

西哈努克亲王及夫人也上前与陈毅互致问候，他们有十几年的友情。周恩来在一旁 说：“晚会该开始了，请主席到前面坐吧。”

当毛泽东在圆桌的东首凭栏而坐时，西哈努克亲王及翻译，董必武等依次坐好。但 西首凭栏的座椅却是空的。那是副统帅的座位。

毛泽东的目光在对面的空位上稍触即离，望着西哈努克谈话。

但是，那空位的含义他比谁都心中有数。

主席等副主席，统帅等副统帅，这是第一次。休息室里等候的时间不算，在城楼上 凭栏而坐又等了足足3分钟，林彪才情绪萎靡神色阴郁地走过来。

毛泽东每遇大事有静气，但他一世英雄，特别是成为公认的领袖之后，更无须顾忌， 从不掩饰内心的好恶。喧哗声起处，明知林彪来了，偏不屑一顾，只管同西哈努克聊天。 西哈努克想同林彪招呼，毛泽东一句接一句谈话，目光咬着目光不放，使西哈努克只来 得及朝林彪投去匆匆一瞥，来不及吱一声，更无法去握手寒喧了。

林彪也算有静气，永远一副没有表情的面孔。我跟随总理几十年，见林彪时候不少， 没见过他雷霆震怒的样子，只见过一次无声的笑，嘴角刚绽出笑纹，手已经捏住下巴， 这个画面还被记者拍过照，说是抢到了林彪笑的镜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在“九大”前后笑过几次，有照片，我并没当场见到。 所以，当他面无表情地被服务人员引入座位时，我并不感觉奇怪。

我感觉奇怪的是，他也不正眼看毛泽东；不握手，不说话，独个儿神情郁悒地坐下 来，拉长着脸闷声不响。

“林副主席，”禀性温厚善良的董必武探过：眯细眼望住林彪，谦和而关切地问： “身体不大好？”

“嗯。”林彪拉着脸，稍向董必武倾下头，既不看毛泽东也不看董必武，就那么望 着桌面说：“不好。”

他确实身体不好，穿着大衣，还把双手抄在袖筒里。周围准备拍摄的记者如何忙乱， 天安门广场上如何人声鼎沸，他全然不闻不见，仿佛正在对付体内的寒冷。不过，我看 出来，他谁也不看，正是用眼睛的余光注意了周围的一切。毛泽东那边稍有动作，他的 身体也会相应地令人不易察觉地起了震动，他是随时准备响应毛泽东的。可是，毛泽东 的一切动作都与他无关，没有丝毫同他谈话招呼的意思，甚至始终不肯面对他望一眼。

林彪的浓眉毛颤动过几次，阴郁黯淡的双眼忽然闪了一下亮，那里透出一股锐气和 火气，正是董必武也被吸引到毛泽东那边的谈话中去，只剩他自己落落无伴的刹那，随 着眼睛里爆出的那道火光，他蓦地立起身，动作不像病体孱弱，更像在东北率兵之际那 么干脆，起身便转身，转身便旁若无人地扬长而去。

那时，卫士长成元功已经由于江青向总理发难而离开，由我负起卫士长职责。每天 跟随总理的主要是我和高振普。

开始大家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过了片刻，焰火晚会要开始了，总理感到急 迫，忙叫我们去找副统帅。我们分头到休息厅等处询问，才知道副统帅已经下了天安门 城楼，不辞而别，登车回家了。

总理听到报告，怔了一下。我注意到他眼里有一丝不安的神色掠过。很快便平静下 来。他走到主席那个圆桌旁，向西哈努克解释说，林副主席今晚身体不好，回去了。

毛泽东自然心里有数，毫不在意。焰火升空看焰火。焰火沉落就和西哈努克聊几句。 他一生信奉“斗争哲学”，不在乎“得罪”哪一个。国内外，党内外，谁敢站到对立面， 他就敢应战，并且一定要胜利。毛泽东晚年曾经对尼克松的女儿女婿说，他这一生只是 “跟斯大林打个平手”。确实，其他内部的外部的对手，他至少在有生之年都是打赢了。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作为接班人，是毛泽东“钦定”而又史无前例地写入了党 章。如果同林彪对立起来，于双方个人而言，不会有赢家。因为政治上的损失，信仰的 破灭，权威的动摇和迷信的崩溃都会联袂而来。正因为中央决策层的人物都看到了这一 点，所以林彪才敢于坚持设国家主席，所以康生才劝毛泽东：“他想当国家主席就叫他 当吧……”然而，毛泽东宁愿个人冒这种权威动摇，迷信幻灭，历史留下讽刺性一页的 风险或损失，也不肯苟且妥协，喝斥康生：“你湖涂！”在庐山抓起陈伯达开刀，一举 扭转乾坤。作为大政治家，毛泽东完全明白有了这个开头，就不会少了过程和结局。他 从不干“掩耳盗铃”或“鸵鸟政策”的事，主动开始了一系列的大动作：从批陈整风到 掺砂子到命令五员大将作检讨，从思想到宣传到组织，完全是进攻的姿态。

周恩来同毛泽东不同的是，当矛盾还没有发展到公开破裂的地步时，他更多考虑的 是团结安定，是政治影响，是政策和策略。

记得总理当时很急，找来许多摄影师询问是否拍照了？拍没拍下毛泽东和林彪在一 起的镜头？当摄影人员纷纷表示没拍下来，本打算等统帅、副统帅交谈或表情好时再拍， 没料到始终不曾对话，始终不曾有好颜色，甚至始终不曾互相望一眼。也没料到林彪会 突兀而去，一去再不复返。

总理那天发了点火，向摄影师们讲话的表情像是对历史声明：“林副主席来过没有？ 你们都看见的，来了，是我亲自把他请来的，坐了一会儿，可是你们没有拍下来！”

他在连续讲话中，流露了自己的忧虑：“‘九大’提出安定团结，毛主席和林副主 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同全国人民一同欢度劳动节的夜晚，这是多么重要的宣传啊……”

确实，“文革”那种整天一惊一乍的日子，谁上天安门，谁同毛泽东在一起，完全 成了百姓们判断政治风云的晴雨表。幸好有位记者拍下了一张全景，其中毛泽东和林彪 虽然互末理睬，表情缺少节日喜庆的光辉，毕竟是坐在一起的唯一一张照片。总理回到 西花厅，坐等这张照片，直到杜山把他拍下来的这张照片送到，总理才松了口气。

5月2日，这张唯一的毛泽东与林彪坐在一张桌旁的照片，就显示“安定团结”地在 各报的头版头条刊登出来。

跟随总理几十年，我从内心深切感受到他是党内节制、理智、友爱、合作和信任的 代表力量，是真诚团结各派别的主要力量。每当出现对抗、冲突和激烈残酷的交锋时， 他总是通过自己真诚的努力缓解这种对抗和冲突，尽量减少交锋带来的损失。然而，一 旦这种对抗交锋的性质转变了，例如张国焘叛逃到国民党一边，例如林彪随着《571工 程纪要》的破败而叛逃苏联，这时周恩来就会挺身而出，勇猛地投入战斗。从“9．13” 事件那天起，他沉着、冷静、果断；统揽全局，周密布置，连续战斗三天三夜，惊心动 魄又不露声色地解决掉林彪反革命集团。

邓小平与周恩来同样是务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思想上的相近与性格、作风上的 差异是同样的鲜明而引人。这种相近和差异，都不可避免地反映到与毛泽东的关系上。

邓小平经历几十年革命实践，他像毛泽东曾经做到的那样，对整个中国的社会、文 化、时局以及民众情绪了如指掌；他同时又像周恩来一样，对资本主义社会，对整个世 界有着直接而非间接，具体而非抽象，深刻而非肤浅的认识。这是他最终能成为领导中 国人民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设计师”的决定性因素。

邓小平领导我们走的这条路，正在实现1949年革命的目的，并且基本实现了1911年 辛亥革命的全部目的。

他开明、开放、达观；不拒绝任何美好的色彩。从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到 1919年“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对“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呼求；从法 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新兴的工人运动，到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从中国共产 党推翻“三座大山”的全部斗争经验，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 训；从苏联和东欧经济停滞乃至社会主义制度在那里终于失败的教训，到日本、东南亚 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经济的各种成功经验，所有这一切人类的文明和智慧，都可以 在他身上找到，在他思想的这里那里明光闪烁。

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邓小平就是站在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和以后的巩固政权、恢复经济、胜利实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部这期间，他与毛泽东 基本都是一致的，没有任何大的意见不同，并因此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赞誉，上升到中 国最高权力层，参与各项重大决策。

1956年以后，分歧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事实上，毛泽东与他的同志、战友刘少奇、 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在国家发展的共同目标方面是一致的，要在中国搞社会主义， 坚信社会主义有着资本主义不可比的优越性；他们都致力于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工 业国，都想使中国处在与世界各国平等的地位，都希望真正实现四个现代化。但是，在 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政策、方法和手段上，他们确实有分歧，有时分歧很大。不幸的是， 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把这种分歧划为敌我矛盾，采取了“打倒”、“清除”的 办法，这真是历史性的错误，历史性的悲剧。

当出现不同意见后，当分歧越来越多，越来越显著时，周恩来与邓小平对待毛泽东 的态度有一致之处，也有明显的不同之处。

周恩来与邓小平都认为毛泽东是党和人民无可争辩的领袖，是中国革命的理论家。 他们从来不曾反对毛泽东本人，从来不曾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全部理论体系，坚持这是全 党智慧的结晶。他，们反对的只是毛泽东某些具体的错误决策，具体的错误政策和办法。

周恩来与毛泽东亲密共事达40年之久，他对毛泽东的长处和弱点可以说比邓小平更 清楚；但邓小平比周恩来更少迷信，更具独立性格，所以，他对毛泽东所犯错误的性质 及危害，可以说比周恩来认识得更深刻。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曾经“反对”毛主席，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执行了 共产国际所支持的“王明路线”，并且被历史证明是“反错了”。邓小平却没有这种 “历史包袱”。

周恩来的性格保温醇宜人的绍兴酒，与人打交道时更耐心，更隐忍，更含蓄；邓小 平的性格像他家乡特产的四川辣子，更辛辣，更热烈，更刺激。邓小平与人打交道时， 态度明朗、坚定，甚至咄咄逼人(在这一点上，他与同样爱吃辣子的毛泽东极相象)。周 恩来更具调和、共处和平衡的色彩；邓小平更具抗衡、战斗和独立决策的色彩。

周恩来一向是遵守纪律，无条件执行党的决议的模范；邓小平在看准目标时，敢于 打破甚至牺牲可能是神圣的一切条条框框。。”

所有这些说到和没说到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对待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不同态度， 也决定了他们各自不同的命运和在历史上所起到的伟大而不尽相同的作用。

周恩来在同毛泽东的相互关系中，主要是崇敬、服从、弥补和相辅相成。

他对毛泽东的崇敬热爱和信任是真诚的，坚定不移的，这使他未能看出“文化大革 命”是一场国家和民族的灾难，真心支持并拥护了这一决策。

他对毛泽东以服从为主；谦和恭敬有余，直言敢谏、坚持原则稍嫌不足；顾全同志 情谊而有失直率，缺乏必要的正面交锋；有时明知毛泽东对某些事情措置失当，也做出 让步，违心地屈从了。比如“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发现了问题，认识到存在的严重错 误，也没有鼓起勇气向毛泽东当面指出。对于这方面问题的认识，邓小平1980年8月， 对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有段实事求是的谈话。大意是：周恩来就像我的兄长，他是同志们 和人民很尊敬的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倒下去是件极大的幸事。当时，他处的 地位十分困难，他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 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 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比较周恩来，邓小平虽然也不反对毛主席，但他敢于发表与毛泽东不同的意见，尤 其是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在条件不允许时，他敢于沉默，不随声附和，以致于毛泽东 伤感而不满地抱怨“邓小平耳朵聋”，聋还不靠前来听，“总是躲着我”。为了大局， 为了实现自己的思考和办法，邓小平也可以作一点违心的检讨，一旦获得工作机会，他 决不会错误地“吸取教训”，他仍然顽强地照自己的独立思考去工作。他在纠正“文化 大革命”带来的混乱，恢复秩序，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和恢复经济建设等方面，大刀阔 斧，取得了公认的显著成绩。所以毛泽东夸他“人才难得”，周恩来也真诚地对他说： “你比我干得好。”

周恩来的态度使他同毛泽东共同执掌最高权力几十年；邓小平的态度使他“三落三 起”，一生充满了戏剧性的波澜起伏。他的独立、坚持和顽强，他对“文化大革命”错 误的系统纠正，理所当然不能为毛泽东所容。因为毛泽东显然没明白国家和他自已出了 什么问题，坚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都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学 说的最高原则。

当邓小平第三次出山时，人们津津乐道地评议他的“三落三起”，往往认为他的第 三次出山取决于他本人的品质、性格、智慧、意志，特别是策略。我认为这只是其次的 原因。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受命于天”。

这个“天”，就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毕竟人民不能靠口号生活，历史更不 是靠口号来推动向前。在经历了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非常时期之后，如果广大的人民 群众得不到更多的民主、自由、平等；不能迅速发展经济，提高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想要中国人民长期地真心实意地接受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的。人民选择了邓小 平，是因为邓小平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的思想和办法，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规律。

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铲除了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垃圾和腐朽，荡涤了污泥浊水， 又打下坚如磐石的基础。但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大厦时，几经探索终未成功。从 “大跃进”，人民公社，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有某些成功的经验，但未能 改变国家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的基本现状。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走改革开放之路， 使经济腾飞，人民生活取得举世瞩目的改善和提高，终于探索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在那坚如磐石的基础上，设计并建造起社会主义大厦。他因此成 为继毛泽东之后第二个改变中国历史和命运的伟人，巨人。如果说，毛泽东在世之年， 周恩来为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做出了最大贡献，那么，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毛泽东逝世后，正是邓小平为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保证毛泽 东思想继续发展并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最大贡献…

毛泽东在中国没有遭到像列宁、斯大林在原苏联那样的命运；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没 有像马列主义在原苏联和东欧各国那样被纷纷抛弃，这首先应该感谢邓小平。这个再简 单不过的道理还需要我继续深说吗？

鉴于本文的主题，在做了一点简单对比之后，我们还是回到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 这一主题上来吧……

周恩来与毛泽东先后去世不久，社会上起来一股风，竭力抬高周恩来，贬低毛泽东。 其实，抬高周恩来是假，想否定毛泽东是真。

如果否定了毛泽东，周恩来还“高”得了吗？一位老同志曾感慨地说：“还是邓大 姐看得深，看得远啊！”

邓颖超曾经对那些不识大局，感情用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过些委屈的干部说： 你们不要这么搞，不能这样搞么。恩来什么时候反对过毛主席？他这个人你们不是不了 解，路线对了，他就对了；路线错了，他就错了。你们那样说，那样搞，无法向历史向 后人交代么……

遵义会议之后，周恩来再没有同毛泽东发生意见冲突。他们始终是通力合作，相辅 相成的关系。这种关系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减少了“文化大革命”的损失，但也未 能避免这场劫难。

讲这个话时，我总要联想起合作化运动高潮时，在北戴河发生的一个故事。因为那 情那景反映了毛泽东与周恩来各自性格和相互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为迎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毛泽东来到有“高潮”的北戴河办公。9月中旬， 接连几天大风大雨，北戴河成了喧嚣的世界。涛声从大海那边传来，像炮声隆隆，像万 马奔腾。毛泽东显得很激动，掷下手中疾书的大笔，起身宣布：“我们去游泳！”

“不行啊，绝对不行！”保健医生徐涛吓了一跳。毛泽东是勇敢的，可有时勇敢得 近似轻率。他拦在毛泽东前边：“主席，这不是小事，也不是您个人的事，我必须向全 党全国人民负责。”

卫士们也全拦挡过来。毛泽东虽然固执，可一旦工作人员抱成铁板一块不肯退让， 他争取不到一个支持者，便也无可奈何，只好面对现实，另找时机。

那几天，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紧张。怕他采取行动，溜去海外。汪东兴要求 工作人员“看”好主席。从转战陕北时起，毛泽东的起居安全就是在周恩来的关怀和具 体过问之下。总理听了汪东兴报告，忙叫我挂通二组的电话，他亲自讲话，要求一组一 刻不离地“监视”毛主席，决对不许发生意外。

应该说，周恩来是了解毛泽东性格中的顽强、任性、容易冲动的一面，转战陕北时 多次领教，面对胡宗南的进攻他经常坚持跟敌人打个照面才走，喜欢享受冒险的乐趣， 要阻止他可不容易。毛泽东每天都要“闹”一次去闯风浪，每次都被一组的同志团结一 致地顶住了。第3天还是第4天，雨终于停了。徐涛反而更紧张，料到毛泽东会“闹”得 更厉害，匆匆跑去海边“看形势”。

他倒抽一口凉气：好大的风浪！长列的白浪一道接一道从海天相连的地方翻滚出来， 像大鹏劲扇的羽翅，像无数银龙飞掠疾走，奔腾咆哮着扑向战栗的海岸；海岸呻吟着被 疯狂的大海吞噬又吐出，才吐出又吞下去；徐涛几乎眩晕了，浪脊上的泡沫水花飞洒喷 溅，浸湿了衣衫，满耳一片轰隆声，像有三千狮虎围逼进迫，惊心动魄，令人胆颤。

“水温19度！”负责测温的同志报告。

“多少？”徐涛大声问。

“不到20度！”测水温的同志对住徐涛耳朵喊。徐涛脑子飞快旋转，准备好一套又 一套“拦驾”的理由。

果然，下午四点多，毛泽东便放下手中笔，吩咐卫士：“我们游泳去。”

“不行，主席，今天还不能游。”

“雨停了！”毛泽东很不耐烦了。

“天可没晴，随时还会下。”

“这个房子还可能地震塌下来呢！”毛泽东生气了，他早已忍无可忍。卫士们忙请 徐涛出面，徐涛是知识分子，毛泽东对他总是“客气”一些。

“主席，水很凉，”徐涛劝说：“会抽筋的。”

“我不怕冷，就你们怕冷，你们别游么。”

毛泽东确实耐寒，冬泳时，别人冻得牙根打颤，他还水淋淋地上岸坐一会儿，晒晒 太阳。

“那也不行，浪太大。岸边的浪有一米多高，海里的浪就会有三米！”

“好么，乘风破浪，正是机会……给我换鞋子。”毛泽东说鞋子像孩子，“听见没 有？鞋子！”

“主席，下海是顶风，几个年轻战士试过了，都被浪打回来，根本冲不过去。”

“一个人冲不过去，这么多人还冲不过去？岂有此理！”毛泽东边说边就往外走。

“不行！”徐涛情急地一把扯住毛泽东，“主席，我还没说完。浪太大，贝壳全冲 到岸边了，不少都是又破又尖，要扎伤脚的。”

“我从小打赤脚，就不上山砍柴了？叫你说的！”他甩一下手，藐视贝壳也藐视医 生。

“还没说完……贝壳冲上来一堆一堆的，容易绊跤。您岁数大了，摔一跤我受不了， 担不起责任。李雄汉同志就摔断了腿。今天天气这样恶劣，说什么也不能让你去……”

“他摔跋我就一定要摔跃？你这么说，我今天就非去不可！”毛泽东动怒了，“岁 数大”、“摔竣”，这些话对毛泽东决对不是劝说，只能是激将。他那与生惧来的不宁 静，争强好胜和藐视一切的意志力，决容不得这种泄气话，他那勃然大怒前的灼灼目光 和来势不妙的抿紧嘴唇的沉默逼迫得一组同志再没谁敢拦挡在前，只能追随左右，只能 匆匆带上泳裤，毛巾和急救药箱……

其中便有人悄悄报告汪东兴，汪东兴赶来劝阻时，大势已去；毛泽东一旦行动起来， 国民党的800万军队挡不住。共产党的几百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也拦不住。

于是，汪东兴紧急给总理去电话。那天是卫士张永池接的电话，据他说，汪东兴急 得嗓子都岔了音：

“主席下海去了！下海游泳去了！我们拦不住……”汪东兴不歇气地讲，“快请总 理，请总理马上来，我们叫不上来！”

张永池一惊一乍，扔下电话就朝总理办公室跑。我们还以为失火什么的了，他大喘 气地报告：“总、总理，主席下，下海游泳去了！”

总理正在批阅文件，闻声猛地抬起头，最多怔有2秒钟，忽地立起身，把笔一扔就 朝外跑：“快，叫司机！快开车！”

“总理！”我喊了一声，因为雨又下起来了，被风吹着扫在门窗上，哗哗地像枪林 弹雨。我一边喊总理，一边催小张快找雨衣，可是总理没听见喊一般，一头钻入急雨中， 水淋淋地上了汽车就走。

那天的世界真可怕，满耳隆隆声一刻不断；汽车开得快，海风掠过车身，整个车身 也在轰轰响，仿佛跟大海比赛一般。总理眉头微锁，双臂环抱胸前，他焦急中不乏冷静， 思考着如何劝说主席。

我坐在总理身边，望着车前窗上摆动的雨刷；雨虽然不算大，但风很急，车又快， 所以打在窗上的雨水相对来说就又急又多，在雨刷下面瀑布一样往下淌，前方一片朦胧。

汽车连拐几个急弯，停在了毛泽东的下海点。总理在惯性的作用下，身体朝前一倾， 我忙去扶，可他已经打开车门，跳出去。我们也纷纷跳出车，跟着总理朝海边跑。

暮色朦胧，总理站在海水吐出的沙滩上，朝大海张望。海水像矗立起的墨绿色长城 一般滚滚而来，示威似地隆隆作吼；远处的礁石岩壁掀起冲天的水柱浪花。而脚下，浪 潮急骤浩荡地涌上倾斜的海滩，吞没大片沙滩，“嘴巴”一直“咬”到了总理的双脚， 简直想把全部陆地拖入海底，却终于没有成功，又悻然地叹息着退回去。

我们在沉落的水墙后看到几个黑点，那一定是毛泽东和他忠实的警卫们了。

“主席——”总理不失时机地呼喊：“风浪太大，快上来吧！”

刚喊一声，人影便消失在重新耸立起来的水的长城后，海浪又一次扑来，顽强不息 地试图把陆地整个吞下去。

“过来，都过来。”总理组织我们站到一起，“涛声太大，听不见。我们一起喊。”

七八个喉咙合在一起，与天风海涛展开声音的比赛：

“主席，上来吧！”在这合声中，紧接突出来一声：“我是周恩来——”随着这一 声的尾音，七八个喉咙又合作一声：“总理请主席上岸！”

喊了又喊，总理朝前走了又走，海水打湿他的鞋子和裤腿。毛泽东游近岸来：“不 要紧，浪大尽兴……”

总理很会劝，趁一道浪头退下的机会忙喊：“主席游泳不要紧，岸上同志时间久了 会冻出毛病！”

这种矛盾转移的劝法很有效果。毛泽东沿岸又游了一段，恋恋不舍地逐浪近岸，终 于在警卫战士们的簇拥下走上沙滩，接过一件浴衣披在了身上。

于是，大家提到嗓子眼的那颗心才落回了肚子里。

多少年来，北戴河乘风破浪的游泳这一幕，给我多少启示和联想啊！毛泽东是开拓 前进的导师和领袖，是他给了我们前途和胜利，摆脱屈辱，获得尊严。但是，他也常常 会有不及预料的思考和行动，为他超人的意志和信心所支配，带着亿万人同他一道去冒 风险。这时，人们就会想到周恩来，他是节制、中和、安定、团结的柱石。

作为一名老红军，又是1940年就来到周恩来身边，常能见到毛泽东，我是亲自感受 了战争年代毛泽东那惊世骇俗的胆量气魄。他的“大踏步地前进，大踏步地后退”，不 怕打烂坛坛罐罐，不在乎一城一地之得失，甚至不在乎扔掉圣地延安，就是这样的运动 战改变了敌我力量对比，取得了战胜国民党的胜利。然而，在和平建设中，他也常常是 大踏步前进，搞起“大跃进”，搞起“人民公社”，超越阶段，不顾规律，接着又大踏 步后退，历经“三年困难”，解散食堂，“队为基础”，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刚喘上气，形势好起来，又大踏步前进，甚至决策搞起“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毕生都 在冒险去探索美好的未来，他为了防止修正主义，消除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 为了促使青年革命上进，为了破除旧文化的影响，不惜否定亲手创建的共产党亲手缔造 的共和国，结果混乱3年，随着林彪的自我爆炸不得不再次“大踏步后撤”……

无论大踏步地前进还是大踏步地撤退，都会由此产生出一系列复杂、尖锐、有时甚 至十分激烈的大量矛盾，这方方面面的矛盾，主要是靠周恩来谨慎细致，稳妥扎实，鞠 躬尽瘁，死而后已地加以解决的。

这方面实例还需要我列举吗？那大量的回忆录和文章，都有这方面内容，可以说举 不胜举。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仅是在舵手、导师毛泽东的可歌可泣，辉煌而 又悲壮的领导下，而且也时时受到周恩来必要的有节制的领导的影响。从“反冒进”到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从“向知识分子鞠躬”到“保护老干部”，从解决“9．13事 件”到支持邓小平第二次出山，从维持政府机构正常运转到四届人大上呼吁“四个现代 化”……

当然，其他领袖人物和政治力量也在影响着各项政策的形成。

比较起这种节制、中和、缓冲来讲，周恩来更多更主要的，还是与毛泽东密切配合， 开拓前进，夺取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

美国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C·戴维曾经这样著文：“如果说毛泽东是永恒的革 命英雄，刘少奇是党务机构的专家，那么，周恩来则被证明是中国处理公共关系最好的 人。他总是能够容纳不同意见并找到解决办法。”

又说，“在制定政策方面：他不是政策的最初提出者，尽管没有人比他在外交政策 领域内的战略战术上的贡献更多……然而，在执行政策阶段，他总是一贯地、通过自己 的行政管理权限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还说，“周恩来能够在不失去对毛泽东忠诚的前提下，在进行政策斗争的同时实行 他的‘总计划’。”

这些评论虽然远未全面，但是反映了很大一部分真实。至少我自己就有直接的感受。 比如西安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实行兵谏，拘捕蒋介石后，毛泽东作出和平解决的重大 决策，以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正是在中国现代交上这一最危急最关键时刻，周恩来作为 有条件释放蒋介石的调解人，来到西安，最出色地完成了毛泽东的设想，摆脱了重大的 民族灾难，对中国共产党和整个国家作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的极端敌视政策迫使中共中央不得不作出“一面倒” 的决策，毛泽东亲赴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提出“希望要一些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

苏联方面不懂什么是“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疑惑地来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不 慌不忙解释：好看的么，就是签一个让人看的条约；好吃的呢，就是要点东西要点钱， 回去恢复国民经济用。

前面写过。具体谈判起来。毛泽东谈不清也不耐烦谈，还是请周恩来到莫斯科，才 订了一个“好看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争到了“好吃的”6000万美元贷款。

毫无疑问，毛泽东更能高瞻远瞩。但他不耐烦管具体，不善于处理具体，甚至也不 懂某些具体技术问题，他只能靠周恩来。他们的这种区别即便不上谈判桌，我们这些身 边工作人员也都能强烈感受到。

我跟随周恩来初到莫斯科时，单独住在一个小别墅里。刚住一天，毛泽东就亲自打 来电话，说：“你叫恩来到我这里。”

没等我回答，他又说：“叫他就住我这里了，不要另住一套。”

于是，我跟周恩来一同住进毛泽东的别墅里。那座小别墅在莫斯科郊外，穿过树林 子，经两道警卫。很森严。跟随周恩来到莫斯科的伍修权、赖亚力等同志不住这里，我 每天通过电话与他们联系。总理单独住时，毛主席那边来的电话多；住进毛主席的别墅， 伍修权那边电话多，反正总理到哪儿，哪儿的电话多。决策毛泽东是中心，办事周恩来 是中心。决策几句话就行，办事可是没完没了的谈判和电话。

周恩来每次谈判回来，总要向毛泽东详细汇报；毛泽东听的多，想的多，说的话却 很少，往往是几句话，讲个原则和方向。

周恩来没到莫斯科时，毛泽东曾表现过隐隐的着急，周恩来到达后，毛泽东明显轻 松下来，有时间有心情去看“彼得大帝”，去研究“拿破仑”了。所以毛泽东后来对赫 鲁晓夫讲，“这个同志(周恩来)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

从莫斯科间来时，毛泽东自己一个车厢，周恩来、陈伯达、伍修权一个车厢，我也 在这个车厢里。这一路东行，也可以看出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不同。

毛泽东一路看书，周恩来一路办公。因为这一路多次停车参观工厂，有许多具体工 作具体事务要办。周恩来忙，我们自然也跟着忙。我与陈伯达住一个包厢，陈伯达是毛 主席带来的。毛主席看书，他每天也是看书。我住上铺，陈伯达住下铺；我事多，每天 上上下下，影响他看书。他皱着眉头说：“小何，咱们换换吧，我住上铺，你住下铺怎 么样？”

我说：“行。”

周恩来听说我和陈伯达换铺，摇起头说：“伯达年纪比你大，上上下下不方便，还 是叫他住下铺吧。”

我说：“他跟主席来的，主席看书他也看书；我跟总理来的，总理事多我也事多。 我跟他一个包厢，上上下下影响他看书。”

周恩来说：“那你就少往铺上爬，多在我这包厢里呆呆。”

这件小事我以为是很反映了主席与总理的工作关系。当然，总理并不只是执行，他 实际上也是主席最初制定政策时的主要顾问。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解放战争和抗美援 朝。

朱总司令因为年纪大了，解放战争时，中央五大书记分工，朱德主要分管监察，军 事是由毛泽东负责，由周恩来协助。会议上这样分工，实际上也是这样做。尽管有些命 令是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发出，实际都是由毛泽东在周恩来协助下作出决策并签发命令。 到抗美援朝就更是如此了，老同志们都一致公认，周恩来是事实上的“总参谋长”和 “总后勤部部长”。

可以这么说：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任何战略性决策或重大政策转变，都是经毛泽东深 思熟虑之后首创或首先提出来，即便是周恩来所最能表现出其天才的外交方面，也不例 外。不论是在总体上的冷战外交还是具体的中苏论战等问题上，原则和方针主要都是出 自毛泽东。

1953年12月31日，我国和印度在北京签字的有关协定中，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到次年6月，我跟随周恩来出访印度时，周总理同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的联合声明 中，重申了指导两国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印度又到缅甸，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 同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是指导中缅两国关系的原则。

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接受，认为是指导国家关系的最好 最科学最正确的原则。人们也知道这是周恩来首先提出并说服尼赫鲁赞同的。

但是，当年出访印度归来，大家兴高采烈地庆贺访问成功，向总理敬酒时．总理说： “我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做具体工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首先提出这个思想的是毛主 席。”

因为总理一向这样，提起功绩总是让给别人。我们以为这又是原则性的“归功于毛 主席”，并非真有什么直接关系。谁知总理看出了这一点，事后郑重其事地拿出文件：

“你们看看，早在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就公开讲了我们开展外交的指示思想： 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 立外交关系……”周恩来放下文件认真望住我们说：“是我将毛泽东宣读的这份公告具 函送达各国政府的。你们不要以为我只是说说而已，中国革命的每一个胜利，确实全靠 毛主席的正确指挥。”

国外有些人把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发自内心的尊敬说成是“政治生存”的需要和策略； 国内个别另有用心或糊涂的人也跟着这样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亲身经历，所以也不可 能理解总理。用现在时髦话讲，叫做“缺少共同语言”。

周恩来与毛泽东共事半个多世纪，他对毛泽东的深厚感情和坚信不移是在风雨实践 中不断培养加深而致不可改变的。他对毛泽东的决定坚决照办，说一不二，即便像“大 跃进”，“文化大革命”这种错误的决策，也坚定地跟着干了，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这种 对主席的坚信不移，而决不是什么为了“政治生存”。

有一次，总理翻阅部队送审的红军长征路线图．他用手指头沿着那条红线极缓慢极 缓慢地移动，不时停下来陷入沉思，眼里闪烁着忆念和激颤的波光。我相信，历史上的 风狂雨骤，金戈铁马正在这静静的一室之中重现，并且发生着现实的启示和效应。

“小纪，你过来。”总理招呼新调来的战士纪东。指着《四渡赤水之战示意图》问： “四渡赤水的战斗你知道吗？”

“听说过，具体不清楚。”纪东走到桌前看地图。

“遵义会议后，毛主席指挥红军打的第一个漂亮仗，就是这次战斗。”总理左手举 着放大镜照地图，右手食指在红军行进的线路和标示方向的箭头上移动指点：“我来给 你讲讲吧。年轻人要懂一些历史……”

周恩来详细讲述了红军四渡赤水的地点、敌我双方的情况和形势以及战斗过程和结 果。末了放下放大镜，问：“肖华写的《长征组歌》里，有一句很精彩的歌词，就是说 这次战斗的。你知道吗？”

“是不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对，就是这一句。不是亲身经历过那场战斗是很难体会出这句歌词有多精彩的。” 总理带着回忆与思考的神情，缓缓说：“赤水河战斗，我们甩掉了敌人，把蒋介石和他 的部队搞得晕头转向，找不准我们的真正去路，等他清醒过来，我们已经赶了几天的路 程，把敌人远远地抛在了后边……”

纪东更关心的是他直接为之服务的周恩来：“总理，这些战斗你都直接参加指挥了 吧？”

“我只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做一些具体工作，胜利主要是靠毛主席的正确决策。”

总理的这一回答，应该说是谦虚的，又比较实事求是的。他并不否认自己做了工作， 有贡献，但他同时又将自己同毛泽东的作用区分开，将主要功绩归于毛主席。

还有一次周恩来陪越南总理范文同去延安参观。在凤凰山毛主席旧居内，外宾看到 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回到延安与毛泽东的合影，话起当年，周恩来感慨地说了 一句：“我那时还是个娃娃。”

毛泽东曾经说林彪不过是个“娃娃”，但从未说过周恩来是个“娃娃”，周恩来是 自己说自己是“娃娃”。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各民主党派、社会知名人士通报这 个消息。散会后，许多人等在大会堂南门不走。当总理来到南门准备登车时，大家都围 上来，纷纷含泪同总理握手。人群中不知谁说了一句：“总理，有您在，这是人民之大 幸！”

总理马上纠正：“不能这么讲，我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做具体工作，尽我的职责……”

我当时就感到，民主人土和周恩来讲的话，都反映了一种真实，都有他的道理。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尊敬、钦服、坚信不疑是第一位的，谈及这点，我并不否认他作 为大政治家的稻略和他在极其复杂、似乎无望的困境中所表现出的高超的斗争艺术。最 能说明这个问题的莫过于“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始终存在，并能保护下包括邓小平在内 的一大批老干部。这是中国在毛泽东之后，能走上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基本条件和保 证。

记得尼克松访华，谈判公报，在北京没最后谈成，总理送尼克松总统去上海，在上 海继续谈。具体谈判我们参加不上，但从有关同事的议论中。我们知道主要障碍是台湾 问题。总理以他的聪明才智，经过不懈努力，终于谈成了“上海公报”，这一公报打破 了帝国主义对我国长达20余年的封锁，正如美国人所评价的：“假若没有他，中国不可 能如此顺利地与美国官方和公众建立友好关系”，“《上海公报》将仍然是外交措词最 好的第一流文件”。

可是，公报拟定后，总理往北京打电话，主席正在睡觉。记得总理当时很犹豫。毛 泽东在尼克松访华前夕刚犯过大病，休克了一段时间，身体还没恢复，总理在办公桌旁 走了好几圈急步，正如人们常讲的“团团转”，因为事情很急，不能等。最后，总理下 决心承担责任，不叫醒毛泽东作决定。

这样做并并非没有先例。当年我跟随总理去参加日内瓦会议，不少事都是总理先做 了决定，回来再向主席汇报。

这次也一样，总理先决定了，然后再向主席汇报，还写了书面材料。写汇报时，总 理反复措词，好象有什么预感似的，从没见过他那样的费琢磨。

回到北京后，总理有近半个月的时间神情忧郁，落落寡欢。那些天中南海里天天开 会，每次开会回来总理脸色都很不好，但他什么话也不说，只是饭量锐减，常常一个人 默默坐在那里想心事。

有一次我请他吃饭，小心翼翼走进他的办公室，把两菜一场摆到他的办公桌上： “总理，8个小时了，你吃点东西吧？”

总理的目光在饭菜上稍触即离、声音有些沙哑：“留下一个汤就行了，其余的晚上 再吃吧。”

我从总理的眸子里看到一种压抑和孤独忧伤的黯然神色，心里不由得一酸，莫名其 妙地跟着难受起来。中美联合公报发表了，封锁正在被打破，这本该高兴的啊，发生了 什么事能使总理这样难过伤心？

我悄悄观察，悄悄打听，从负责会议服务的同志那里听到点消息。中南海里已经开 了12天会，批周总理。江青、张春桥等人。或直接或影射，说总理是李鸿章，卖国主义。

我当时就激动地嚷起来：“跟美国建立关系，这是毛主席的决策，总理是在主席领 导下做了具体工作……”

“听说是公报没有先向主席汇报……我也讲不清，这事可不敢再乱说啊，到此为止 了。”

“总理打了电话，当时主席在睡觉，时间又不能等……算了，不说了。”

那时这类事我们都不好多议。总理同江青等人的矛盾，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罢了。

毛泽东之后，邓小平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发挥他的聪明才智，领导中国人民 走他所设计的路；按照他自己的战略自由地采取每一步行动。周恩来那时没有这种条件 和可能，他始终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他做出的每项成绩和贡献都离不开毛泽东；同 样，为了能继续工作，继续做出贡献。他就必须努力保持与毛泽东的合作关系，相辅相 成。同时，还不得不运用韬略和高超的斗争艺术，调和缓冲与江青、张春桥等党内极左 宗派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分歧。

总理同江青等党内极左宗派集团的斗争方式，最明显的一个表现是：你说你的，我 干我的；不跟你吵或保持沉默，下来该怎么干继续怎么干。

延安时期，江青就喜欢找周恩来，特别是和毛泽东发生争吵时，总要去找周恩来 “诉苦”，靠周恩来调和她的家庭矛盾。她有了什么学习心得，工作上有什么想法或计 划，遇有什么困难，也像绝大多数干部一样，喜欢向周恩来汇报并取得帮助。因为周恩 来的温和、善良、正直、耐心以及稳健和机敏是全党公认的，他是大家诉说心曲求得帮 助和慰藉的最好对象。

那时党内的风气也正，阿谀奉承或打击报复都会受到鄙视和谴责，所以江青也还没 有什么过分的恶劣表现。她在广州为她的居所换地毯换窗帘，当陈云同志的夫人于若木 给中央写信．对此提出批评时，她也不敢说什么，还得表示接受批评。

这个时期，周恩来也没有把江青当回事来对待。偶尔江青要求坐专列等超标准待遇， 或劝止，或“看在主席的面子上，适当照顾一下”，基本都是无足轻重的小事。

50年代初，总理的秘书韦明曾与江青发生矛盾，总理的态度就说明了这时期与江青 无足轻重的关系。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有次总理累病了。大家想了个主意，找来一部娱乐片子请总理 “审查”，借以达到让总理休息的目的。

刚开映不久，屋外电话铃响起来，韦明年轻腿快，有朝气，就跑出去接。话筒那边 传来江青的声音：“我是江青，请总理听电话。”

韦明怔了一下。总理都累病了，好不容易想了个办法让他休息……”

“总理病了，他现在正在看电影。”韦明婉言说：“你的事情急不急？如果不急， 是不是等总理看完电影后给你去电话？”

江青是毛泽东的秘书，韦明是周恩来的秘书，秘书对秘书讲话，这样讲是再正常不 过了。但江青同时又是毛泽东的夫人，韦明很客气的话在她耳朵里就变得不够客气了， 于是声音里也带了点火气：“这是你的意思还是总理的意思？”

韦明和那个时代的多数青年一样，热情、锐气、冲动，不大在乎什么职务身分，随 口便顶了一句：“请总理听电话，是你的意思还是主席的意思？”

“你不要管！”江青有些冒火了。

韦明一声不吭，昧啦，挂了电话。刚要进屋去看电影，铃声又响起来。他皱皱眉， 也怕误正事，返身重新拿起电话筒。

“你怎么把电话挂了？”江青大声责问。

“你不是不要我管吗？”韦明毕竟怕误了正事，接着又放缓声音解释：“主席每次 打电话，都要问问总理身体怎么样，干什么呢，能不能听电话。今天总理病了，好不容 易被我们想了个办法让他休息一下……好了，不说了。你等着。”

韦明真怕是主席有事，就进屋报告了总理，总理马上出来接电话。这个电话足足打 了快一小时，江青就像现在某些喜欢电话聊天的社会女青年似地，罗哩罗嗦讲个没完。 也就是碰到了总理这样的好性子，能耐心听她罗嗦，要是换了邓小平，不过一分钟肯定 就把电话挂断。

事后我问总理：“她这个人烦不烦呀？”

总理无所谓地微微一笑：“她看了个剧本，跟我谈读后感呢。”

过了没多久，有次李富春来西花厅开会，江青又来了电话，恰好又是韦明接了电话。 江青要问一声李富春，敲定与那位电影剧本的作者谈话的时间、地点。韦明问过李富春， 给江青回了电话：“明天下午，就在富春同志的办公室里谈。”

“你记录一下参加谈话的人员名单，回头再向富春同志报一下……”江青一口气点 了20多个人。韦明就好心好意提醒一声：“哎呀，20多个人了，富春同志的办公室坐不 下吧？”

江青和许多心眼小的女人有个共同的毛病，就是常常听不出好坏意思、她硬梆梆又 甩过来一句：“这是你的意思还是富春同志的意思？”

韦明不高兴了，冷冷一声：“我的意思。”

“那你不要管！”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韦明真火了，确实少见这种好坏不分的人，“我是不该管， 这个电话我都不该接！我不是你的秘书，也不是李富春同志的秘书，有事你就直接找李 富春同志吧！”说完，不等江青有所反应，韦明便挂断了电话。

江青气坏了，给总理写了一封2000多字的告状信，给韦明戴了不少“帽子”，其中 还有条“媚上压下”。总理看过这封信，也没当什么事，还叫韦明自己看了那封信。韦 明边看边发牢骚：“说我媚上压下，江青是主席夫人，我还不媚她一下，我还压她！”

总理只轻描淡写说一句：“压她也不对么，要各自多做自我批评。”

那时的政治空气和同志关系还是比较健康的。两天后，韦明在周末舞会上碰到江青， 江青也没有再使性子，反而热情地邀请：“韦明，咱俩跳一场吧！”

周恩来终于把江青当个人物来对待，首先是因为毛泽东把江青当个人物来使用了。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江青与张春桥等人联合起来，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之后。 记得1966年底，毛泽东召集的一次碰头会上，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中央文革 的一班人马坐在毛泽东左侧，周恩来、陶铸、叶剑英等一批老干部坐在毛泽东右侧。毛 泽东在谈到运动形势时，先举左手朝中央文革的一班人马轻轻一挥：“对于那些老干部， 包括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领导，不烧不行，要继续煽风点火。”他接着又举右手朝周恩 来、陶铸等人轻轻一挥：“但是烧成灰也不行，要控制火候，还是要救人于水火之中 啊……”

这是毛泽东的领导艺术。他的本意并不想打倒一大批老干部，只是想烧烧他们， “把泥菩萨烧成瓷菩萨就可以过河了。”但是，江青一伙只想借机把这一大批老干部 “烧成灰”，总理千方百计想“救人于水火之中”。于是，他们两个人的矛盾就是无法 避免并且愈演愈烈了。

韦明两次顶撞江青的事如果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结果将会怎样呢？

1968年3月中旬，总理根据主席的想法，主持召开讨论解决东北问题和宋任穷同志 出来工作的问题。会议定于下午4时在大会堂接见厅召开。负责会议现场警卫任务的是 中央警卫局警卫处副处长成元功同志。

会前半小时，江青的警卫员孙占龙给成元功打来一个电话，说江青刚起床，还没有 吃饭，让成元功给准备饭，在会议室旁边找个房间，先吃饭，后参加会议。成元功忙找 到大会堂党委书记刘剑，请他尽快按要求备好饭，放在旁边的小山东厅里。这时，党中 央、国务院、军委及中央文革有关负责人都到了，就等着江青。

当时，中办主任兼警卫局长汪东兴也在场，成元功及时向他作了汇报。汪东兴就带 了成元功站到会议厅门外迎接江青。

江青晚到了一刻钟。汪东兴先给她敬个礼，然后成元功上前报告：“江青同志，开 会在接见厅，您的饭在小山东厅，要不要先吃点东西？”

江青斜了一眼成元功，傲慢地哼一声，昂着头进了开会的接见厅。

那时，江青挂在嘴头的一句话是“我代表主席”，被加以颂扬的是“旗手”，全体 参加会议的高级干部们都起立了，表示尊敬。

江青最终的垮台，全是她自己一步步走出来的。即便毛泽东那样的威望和贡献，也 无法挽救她免于受惩罚。她实在是无可理喻无法救药，面对这些最高层的领导人，她连 起码的礼貌和彼此相应的尊敬都没有，昂着头，旁若无人地径直走到周恩来面前，冷冷 质问一声：“你们在开什么会？为什么叫成元功挡在门口不让我进了？”

总理怔了一下，这是从何谈起啊？他马上平静下来，和气解释：“江青同志，开会 内容不是早就和你通过气吗？下午4点在接见厅讨论解决东北问题和宋任穷同志出来工 作的问题……”

“是讨论这个问题吗？”江青忽然放开嗓门，声音尖厉起来，“你们是不是怕我听 见？啊，光明正大么，为什么让成元功到门口拦挡我？你是什么意思！”

“没有的事么，大家都在等你，这么多同志都在场，都可以作证么……”

“我不信！心里没鬼，为什么派成元功拦我？”江青知道成元功长期担任周恩来的 卫士长，故意一口一个成元功地大吵大闹，以此制造人们的猜测，“你们背着我搞什么 活动？”

“根本没有的事，我没派任何人去挡你。我们在这里等你来开会……”总理看一眼 表，江青这个时候还在嚷，象犯神经一样喊：“不听，不听！你们不说实话，就是不敢 讲真话！”

总理眉头紧锁，在大吵大闹中想了想，大声宣布：“我们暂时休会。江青同志，这 里可能有误会，我们慢慢谈好不好？东兴、成武、李作鹏，你们一起来一下。”

周恩来同江青、汪东兴、杨成武、李作鹏等人出接见厅，来到小山东厅。周恩来指 着准备好的饭菜说：“我只听说你没吃饭，要先吃饭再参加会议……”

“造谣！造谣！”江青喊着，“你们就是想限制我，瞒着我……”

“汪东兴，你叫成元功进来，当面跟江青同志说清楚。”周恩来吩咐。汪东兴出去 叫人，江青一脸怒容，胸脯剧烈起伏，突然大叫一声：“成元功是一条狗！”

成元功是总理的老卫土长，江青这样骂，实际就是骂总理，并且与她的身分太不协 调了，完全是市井里的泼妇样子了。

周恩来气得脸色苍白，带着青石一样隐忍的神情大声说：“江青同志，我是个老同 志了，你应该相信我们这些老同志，你说的都是根本没有的事！”

话音没落，成元功推门进来了。周恩来看一眼成元功，对江青说：“你们查对吧， 我不参加。”他边说边往出走。与成元功擦肩而过，站到走廊里去了。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竟闹成这个样子，比一般老百姓闹架还不如，实在叫大家 寒心。像陶铸那样火气十足，跟江青对着拍桌子的“有争议的人”，江青容不得，像总 理这样有口皆碑，以忠诚正派而受到普遍信任和爱戴的人，江青居然也不能容。说实话， 当时我们不少人都看出她长不了，也办不成任何大事。历史上容不得人的人，没一个能 成大事。

汪东兴对成元功说：“你讲讲吧，这件事是怎么一个经过？”

成元功说：“3点半时。孙占龙给我打电话，说首长刚起床，还没有吃饭。让我准 备吃的，还具体说了鸡蛋饼、鸡汤面、两荤两素四个小菜，让在会议室旁边找个房间， 说首长吃饭后再参加会议……”

“根本没有的事！”江青用力拍响桌子。大概用力过度，拍痛了手，脸一下子涨得 通红，沁出汗粒儿来：“去把我的警卫员叫来！”

汪东兴出去喊来了孙占龙，孙占龙苦着一张脸，实事求是说：“是我打电话让成元 功准备饭的。”

“滚！”江青忽然大吼一声，手掌又重重拍在桌子上。若不是亲眼见，人们很难想 象一位高级领导干部，一个天天口讲马列主义大道理，讲“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 贱之分”的高级领导干部会这样蛮横粗野，千真万确瞪起眼，把头向前伸着吼：“你们 都给我滚出去，不要你们在这里工作，你们去给总理说去，滚出去！”

成元功和孙占龙闷声不响地退出了小山东厅。那一刻，在场人都感到一种幻灭。不 论报纸电台如何颂扬这位“旗手”，她在我们心中已经全完了。如果有谁向她举枪，我 们谁也不会为她挺身而出了……

成元功来到走廊，难过地对周恩来说：“总理，今天我们工作没做好……”

总理没作声，他知道成元功没任何错，讲的是违心话。他沉重地叹息一声，又进了 小山东厅。立刻，那里又传出江青尖厉的声音：“孙维世是一条狼，成元功是一条狗： 这就是你身边的人……”

很清楚了，江青有意闹这一场，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总理。她骂了1个多小时， 把周家鼎，杨德中等同志都骂到了，甚至限令杨德中同志4天之内离开北京……

几天后的一个夜里，江青又，把周恩来、汪东兴及几位总理秘书叫到钓鱼台，很激 烈地说：“成元功历史上就是个坏人，曾多次限制我，多少次阻挡我和总理接触……”

周恩来平心静气地解释：“不会的。成元功14岁就参加了革命，自小就在我这里长 大的。”

江青不容分辩地说：“那至少也是个变了质的坏分子！”

结果，不出一星期成元功就被送进了“学习班”，八个月后又被赶到江西“五七” 干校，直到粉碎“四人帮”的前夕才回到北京工作。

毛泽东一再声明“江青不能代表我，她只能代表她自己”，根本原因在于江青确实 曾代表过他，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发起阶段。周恩来一再对江青调和，隐忍不发， 重要原因之一也在这里——不能不考虑同毛泽东的关系。

林彪有野心，也有大功。他还有个“王莽谦恭末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 真伪复谁知”的说法。江青有野心没功劳，连个“谦恭下士”的时候也没有；她不是居 功自傲，而是无功藐视天下人，这样无知无德无能的人也想搞政治，争权力，实在是个 人的悲剧，历史的笑话。

改革开放的今天，人们的思想观念不断更新。这是一种进步。我们所希望的只是不 要否定历史。

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呼求民主与科学。先是袁世凯，后是蒋介 石，破灭了这些中华民族优秀分子的希望。

1949年的胜利，带来了这种希望，但也不可能一下子全部成为现实。物质决定精神，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中国，不发展生产力，不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建设把中国从一 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转变为经济发达的国家，就不可能彻底清除封建思想。事实证明，当 我们共产党人发动和依靠民众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奋斗来消除封建思想时，它却在最 出人意料的地方突然地冒了出来。比如反封建的伟大战士毛泽东，晚年却造就了个人迷 信和“一言堂”的封建产物。比如那么英明而又机敏的周恩来，晚年也顺从毛泽东的意 志，说了错话办了错事……

后人谈及他们晚年的错误时，不应该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不能离开当时社会生产 力发展水平及整个的国际政治形势。

不发展生产力，不建成经济发达的国家，高度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不可能建 立起来的。我们庆幸的是，邓小平现在正是按着这一规律来作出决策，带领中国人民走 上胜利富强之路。

华盛顿人

　　12章 周恩来逝世全过程

　　世界上的许多事情似乎都是有预兆的。

　　“9·13”事件后，周恩来处理林彪出逃事件，干净利落，有章法有策略，迅速稳 定了形势。就在这期间，毛泽东的身体健康状况发生了一次突变。

　　事情的起因是为了游泳。这年夏天，毛泽东南行，为庐山会议后他与林彪的斗争作 思想和组织上的安排。他曾带着护士长吴旭君及身边工作人员，驱车“跃上葱英四百 旋”，来到庐山上的游泳池。他大汗淋漓，却出人意外地发出号召：“我们游泳吧，大 家都游。”

　　当时吴旭君已经由于长期劳累过度而患了心脏病。据她回忆，上庐山后她的心跳已 达每分钟130下左右。她说：“哎呀，主席，出这么一身汗，马上游泳不行。”

　　“怎么不行？我这么大年纪了都行，你们怎么不行？”毛泽东坚持说：“大家都得 下水。”

　　吴旭君说：“我心跳得厉害，主席，我真不敢马上游啊。”

　　毛泽东认真望住他的护士长：“怎么，你怕死？”他接着指指自己的鼻子：“我这 个人不伯死。”

　　无疑，在毛泽东的胸中又一次激荡起“大决战”的慷慨激烈之情。这种壮怀激烈， 曾令历史生辉地表现在与国民党蒋介石，与日本人和美国人，以及抗衡“两霸”的决战 与斗争中。遗憾的是，也曾表现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与彭德怀的“斗争”中。那时他 曾激烈地说：“如果解放军跟你彭德怀走，我毛泽东就上山打游击！”

　　这一次“庐山会议”同林彪的斗争，远不象上次与彭德怀的“斗争”。毛泽东深明 这一点。他公开不点林彪，但点了他的总参谋长：我就不信你黄永胜调得动军队去跟你 干坏事！

　　毛泽东这一次的游泳，实在是与政治上的风浪有关，那一腔激烈之情借游泳喷涌而 出。

　　吴旭君妥协了：“主席，我不是怕死。我身体确实不适，要游，我得套救生圈。”

　　“那好，你就用救生圈。”毛泽东点头认可。双方互作妥协而形成“协议”。就这 样，带着一身大汗，毛泽东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跳进了游泳池。

　　这次游泳后，毛泽东有点感冒，他像过去一样，小病小灾不肯用药，锻炼抵抗力， 挺挺就可以过去。然而，年龄不饶人。感冒似乎挺过去了，长期吸烟造成的气管炎却因 此发作，拖下来始终不愈。气管炎对60岁以上人是很具威胁性的，入秋后往往会诱发各 种大病。轻则高烧不退，重则引起其他器官发生毛病。

　　偏偏这年一入秋，失败了的林彪不肯改错而选择了出逃。这件事对毛泽东打击很大， 几天睡不好觉，大量吸烟又大量吃安眠，药，本来久病未愈的身体受到了“雪上加霜” 的损坏。在尼克松访华前夕，突然休克；虽然很快唤醒．但身体明显垮下来，抢救中使 用了大量的抗生素。

　　值得庆幸的是有出类拔萃又忠心耿耿的周恩来，全国照样“抓革命，促生产”，政 府机构照样继续运转。至此，毛泽东不得不把周恩来作为他首先倚重和必须依靠的同事 战友。

　　从表面看，周恩来现在的位置仅仅是在毛泽东之下了，这同位居林彪之后的情形就 大不相同。林彪作副统帅时，可以假传“圣旨”向周恩来提出这样那样的建议和要求， 而总理有什么大事向主席汇报也不能绕过林彪。现在似乎情况大改观，办各种事要简单 多了。

　　其实不然。“中央文革”仍在，并且参与一切重大决策。况且，毛泽东对“中央文 革”—帮人，总的来说还是保护的态度；有批评有支持，基本态度是不许否定。

　　总理处境的艰难很快便明显化了。尼克松访华，为《中美联合公报》一事，“中央 文革”一帮人在中南海批了总理12天，说他没及时向主席汇报，“是李鸿章”，“卖国 主义”。

　　那段时间，总理心情很不好；神情郁悒，落落寡欢。但以他一贯的精神和作风，从 不肯发泄一点怨懑或牢骚，默默地全闷回心里去。为了顾全党和国家的大局，委屈、忧 郁和愤懑全留给自己去悄悄“消化”，这种无声的消化是最容易致癌的“黄曲霉菌”。

　　当时，康生已经患了膀胱癌。他是党中央副主席，所有主治医生会诊、治疗以及生 活安排，都须周恩来亲自主持过问。每当忙完国家的大事小事，周恩来总要设法抽出点 时间，拖着疲惫的身子去看望他。

　　在周恩来的真诚和热情面前，康生不得不表示一定的礼貌。但是。他的思想、性格、 品质以及经历都与周恩来完全不同，这就决定了他们之间不可弥合的感情距离。

　　每次见面．康生那莫测高深的毫无生气的平板面孔，他那阴森森的目光总使人产生 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这个人大概一生没有什么真正的知心朋友。秦桧比他坏，但据说秦 桧也有仨朋友；他没像秦桧那样卖国，但谁也无法跟他亲近。他那瘦长的皮包骨头的身 体，整个给人一种棒子的感觉。他喜欢自诩为一把剑，但人们都感觉他是很大马棒。

　　他有许多同党和爪牙，但同党爪牙不是朋友；或者趋炎附势，或者投机钻营，或者 利害关系一致。正像人们常说的：只有一致的利益，没有不变的友谊。

　　他一生造了多少冤狱，迫害了多少好干部？没有哪个能讲清。就是对林彪、江青、 陈伯达、张春桥这样的“战友”，他的态度也不例外。比如1975年8月，病入膏肓的康 生把替毛泽东作联络工作的王海蓉、唐闻生叫到病床前，要她们向毛泽东报告：江青、 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并提出证明人。之后4个月不到，康生死去。有些《传记》作 品认为这是他“灵机一动”的最后“投机”，是因为发现毛泽东已经警惕江青一伙手伸 得太长，而江青注定要完蛋。这种说法还不准确全面，甚至牵强。也许有这种因素？但 不该忘记，康生本质上就是怀疑狂，偏执狂，迫害狂。他早不说晚不说，临死留下“江 青和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的话，有其策略上的考虑。整个“文化大革命”他是高级 “顾问”，他明白在打倒“刘邓陶”及一大批老干部的时候，出于策略不能动江青、张 春桥。就是同林彪“斗争”时，这些人的力量也须借重。临死时，他自然不愿留下“历 史的遗憾”，敌对的“分子”他已费尽心机全打倒，没什么对手要打了，他的最后一棒 就毫不犹豫毫不客气地打在同党的头上。

　　他希望历史为他重重写一笔“剑与火的化身”，希望留个“战斗的一生，不妥协的 一生”。结果呢？留下的只是“棒子与血水”的魔鬼形象，是怀疑狂、偏执狂、迫害狂 的化身。

　　生活中这样的病态人物不是绝无仅有，康生不过是集大成的典型而已。

　　这样一个“狂”人，对总理能为善吗？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有次医务人员悄 悄对我说：“卫士长，叫总理少来看他吧。”

　　“怎么了？”我问。

　　“每次总理前脚走，康生就在后面骂……”小护士像个受惊的兔子一样朝身后左右 瞄了几眼。

　　“骂什么？”我也朝四周警惕张望，声音压得很低。

　　“他、他，”小护士那副紧张害怕又按捺不住的复杂表情至今还活灵活现在我脑中， “他说……周恩来政治上跟我是不一致的。还说……这个人就是右。”

　　我当时又气愤又担忧，周恩来刚从康生病房里出来，我就跟上去小声说；“总理， 有个情况必须向你汇报……上车我再说。”

　　坐上“红旗”车，总理按起隔音的玻璃板，然后问：“什么情况？”

　　“总理，康生在背后乱议论你呢，说你政治上跟他不一致，就是右。”我愤愤地报 告，“你每天去看望，人家并不欢迎你，还理他干什么？不去了！”

　　周恩来坦然一笑，把身体仰靠到座椅上，淡淡地关照一句：“你们不许乱议论，搞 自由主义不好。”

　　他仍然坚持去看康生，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并且一句议论康生的话也没讲过。

　　就在这件事后的一个月，就是1972年的5月，周恩来也被查出患了膀胱癌。

　　康生的膀胱癌，对中央各首长的保健医生们或大或小都是个警惕的信号。因为膀肮 癌比较特殊，如果肿瘤不是长在膀胱的进出口处，患者没有感觉，很难早期发现。所有 保健工作人员，一般都要注意保健对象的饮食起居有何变化，捕捉可疑的蛛丝马迹。

　　由于膀胱癌早期患者无感觉，不会在饮食起居上发生变化，所以全靠化验数据来判 断了。

　　按照保健工作的常规，对中央领导要每月化验一次便尿及痰。

　　1972年5月11日，我将总理的尿样通过护士交给了保健医生张佐良。他是总理的第 三任保健医生。第一任是周尚珏，后来调到北京医院任内科主任，第二任叫卞志强，后 任中日友好医院院长。张佐良是1965年8月调到周恩来身边工作，来了不到一年就赶上 “文化大革命”；总理忙得不可开交，他也忙得废寝忘食。

　　尿样一拿到，张医生马上化验，发现了三四个红血球。据说男性老人，尿里有一两 个红血球还算正常的，但三四个显然就多了。

　　也许是血管硬化或尿道畸形造成的？也许是膀胱结石，小便时滚动磨出了血？可万 一是肿瘤……

　　康生的例子摆在那里，不能大意。两天后，张医生慎重措词地对周恩来说：“总理， 前两天化验尿样结果有些不正常。也许是尿道出现了畸形或结石，也许是泌尿系统血管 硬化，也许有其他原因，有必要再查一次。因为前两天做的只是常规化验，没做细胞学 检查，万一是长了什么东西……还是再化验一下保险。”

　　“你呀，说了这半天都是废话。”周恩来豁达开朗地一笑：“说穿了，不就是怕长 瘤么？明天留。”

　　第二次化验，在做常规化验的同时，赶紧做了细胞检查。检查结果请北京医院、协 和医院、301医院和肿瘤医院的专家都看了，一致认为是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

　　知情者都惊呆了。似乎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又把样本拿到天津，拿到上海……

　　5月18日，无情的结论终于完全确定下来：是膀胱癌。

　　于是，“总理医疗小组”成立了，由吴阶平任组长。遵循中国的俗例，所有人都统 一口径。保健医生可以比专家小组多讲几句，但也不能离谱，这其实只是瞒自己。总理 从一开始治疗就知道自己是膀胱癌，“只不过是个拖时间问题”，为了体谅大家的苦心， 他也从不点破。医者和患者就这么心照不宣地留给对方一个朦胧的安慰。

　　总理心中有数，不仅在于有医疗方面的基本知识，更在于他长期以来对生病干部的 关心而积累的经验和常识。在职在位的中央领导患病后，医疗小组的成立和对小组的领 导过问，基本都是总理担负起责任。就是被打倒或靠边站的干部，也莫不如此。不管是 陶铸的胰腺癌还是陈毅的肠癌或是彭德怀的治疗与手术，总理都是亲自过问，亲自指定 安排医疗和手术人员，亲自听取医疗汇报。这些老同志无疑都是受到了严重政治迫害以 及人身摧残，但要说医疗和手术有什么“故意拖延和破坏”，这是不恰当的。我们亲眼 目睹了总理那个操心尽力，确实敢向死者亲属及全国人民证明，总理的一片真诚可对天 地，可昭日月！他对国际友人也是一片爱心，胡志明、阮良明、霍查、斯诺……都是他 亲自过问医疗组的工作。

　　1965年底，总理曾给我们讲了件事。说陶铸病了，怀疑是癌。大家都瞒着陶铸，只 有贺老总听说以后，马上去看陶铸，见面就说：“听说你得了癌症？”陶铸正搞不清自 己的病，听贺龙一说就愣住了。贺老总又说：“你听我一句。如果最后确诊不是癌，那 就赶紧去休息疗养一下，别把身体全拖垮了，这可是革命的本钱。如果确诊是癌，我劝 你别在这里躺着了。日子不多了，得抓紧时间多于些工作啊……”

　　贺龙对待生命、疾病、工作三者关系的态度，无疑是有启发的。本来就被公认为 “世界上最忙的一个人”的周恩来，开始了“抓紧时间多干些工作”的最后努力。

　　这种努力在发现尿中红血球增多到确诊为癌症的一星期里就开始了。保健医生很负 责任，每天查红血球，曲线没有下降的趋势。医生劝周恩来借此休息一下，做全面体检； 我们劝他借此出去疗养一段，调理一下身体和精神。

　　周恩来不干。他望着医生时，目光阴郁、镇定，带着沉思和一种淡淡的哀凉，低声 恳求：“你们先不要忙，先让我忙过这一段。再说，查出癌症又有什么办法？我这么大 岁数了，能多忙几天，多处理几件事就可以了。”

　　总理的这个态度并不只是一贯忘我工作精神的必然，也不只是受贺老总那套“理论” 的启示，这里还有形势和历史的要求。为了努力减轻和消除“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种种 混乱及恶果，他必须抓住林彪叛国事件后历史出现的转机。这种机会稍纵即逝，若不及 时抓紧，又不知要付出多久时间多大代价才能再得一次这样的转机。他必须借此举起批 判极左思潮的旗帜，尽可能使党和国家从危难困窘中摆脱出来。

　　许多人，甚至曾经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中的部分同志，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里喜欢 说“四人帮”拖延干扰了对总理的治疗，使总理没有及时住院，没有及时手术，没有及 时……

　　作为仇恨的情绪可以理解，在政治斗争中为了进一步激起民众对“四人帮”的愤恨 而这样讲也无可非议。但从历史角度来看，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四人帮”再坏也没有 这么大本事。比如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过程中，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 人事安排等问题。临行前，医务人员发现他的大便有潜血，需要立即进行检查治疗。之 所以没有“立即检查治疗”，并非“四人帮”故意拖延．“谋害总理”，而是叶剑英为 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为了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关键时刻不让“四人帮”趁机抓权 而表示“现在不能提及此事”，“并反复叮嘱医务人员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 证周恩来安全回来”。总理对自己的病也始终是采取治疗要配合工作．以工作为主的态 度。他对医务人员明确要求：“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 多工作，要做个交代”。

　　就“四人帮”而言，如果总理放弃权力和工作，彻底去休养治病反而更符合他们的 政治利益，是他们求之不得的。因为周恩来已成为他们谋取政府权力的“最大障碍”。 在苏联，赫鲁晓夫等人即便没病也都曾以“健康原因”而被迫离开权力中心，周恩来虽 然确实“重病缠身”，“四人帮”却无法以“健康原因”迫其离开，这是党心民心所向， 也是直接取决于毛泽东和周恩来本人的态度。

　　早在1965年，发现周恩来患心脏病时，毛泽东即关心地请他“工作量减少一点，少 看一点儿文件”。总理患癌症后，毛泽东又多次劝他“安心养病”，“节劳，不可大 意”，并一而再地提议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就 我所知的情况和现在所能看到的证明，首先提出请邓小平重新出山的，正是毛泽东本人， 而不是其他人的“推荐”，也不是周恩来的推荐。尽管周恩来希望邓小平出山，但这种 敏感的重大人事决策，除了毛泽东，没有哪个敢首先提出。周恩来只是写信向毛泽东表 示：“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

　　周恩来在信中对自己病体的态度是；“我的身体情况比七月十七日见主席时好多了， 只是弱了些，如果十二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

　　我跟随总理去长沙，向主席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时，毛泽东充分支持了周恩来。 在长沙住了5天，总理心情非常愉快，前面讲过，虽然一直便血，仍然为毛主席过了生 日，干了一杯酒。后来才知道，毛主席在谈话中有三条重要内容。一是劝总理“安心养 病”；二是再次肯定邓小平“人材难得，政治思想强”；三是批评“江青有野心”。

　　如果说“四人帮”恼怒周恩来病重仍然不肯离开政治权力中心，采取了“既然你抓 权不放，那就把事情推给你办”的态度，这还说得通。但是，在两大政治力量的较量和 决战中，不能简单地把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只说成“四人帮”“无端干扰”“拖延破坏” 对周恩来的治疗工作。这种简单的说法不能反映总理坚持工作的忘我精神；生命不息， 奋斗不止的主动精神和为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坚持斗争到最后一刻的顽强精神。

　　总理逝世前的奋斗与治疗过程，我觉得可分三个阶段。这是我为了叙述的方便，而 不是什么自以为是的客观“标准”。

　　第一阶段是林彪叛逃事件后到1974年6月1日，总理不得不告别工作了25年的西花厅， 住进305医院，并在当天作了第一次手术。

　　第二阶段是从1974年6月1日到1975年10月下旬，这是他在事实上担任总理职务的最 后1年零5个月，把自己全部身心最后献给党、国家和人民的1年零5个月。

　　第三阶段从1975年10月下旬到1976年1月8日，这是他再也无法离开病床站起来的2 个多月；这期间他不允许人再叫他总理。他这期间所能做的只是叮嘱后来人并与自己的 癌痛作最后的斗争……

　　吾貌虽瘦，天下必肥

　　确定总理患膀胱癌是1972年5月18日；实际患癌自然早于此。林彪事件对毛泽东的 刺激是巨大的，对周恩来的刺激同样是巨大的。在他们以大政治家的沉着镇定面对现实， 有条不紊地处理这一事件，稳定局势，安定人心之际，他们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起了微 妙的变化。我猜测，在主席发生突然的休克时，总理膀胱里很可能已经有细胞发生了癌 变。

　　向来谨慎小心的周恩来，在那段时间变得多疑；不仅是谨慎小心，甚至可以说是谨 小慎微了。这方面连专机组的同志们也有了感觉。

　　林彪事件发生不到一个月，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访问我国。10月10日， 总理陪他去南方参观访问。

　　以往专机起飞，由机长向总理报告航线、时间、天气、机况后，总理同机组同志们 握握手，问候一声就放心地上飞机了。

　　这次不同。听完报告，他不放心地问：“飞机检查了吗？”

　　“都检查过了。”

　　“正常吗？”

　　“正常。”

　　“没发现问题？”

　　“没问题，都正常。”

　　“试飞过吗？”

　　“试飞过。”

　　“也检查也试飞过了？”总理反复叮问。

　　“我亲自检查试飞过了。”机长张瑞霭从1954年起就为总理飞专机，从未见过总理 这样不放心。我自己跟随总理乘飞机，何止百次，空中遇险就有过七八次，更不曾见过 他这样不放心。又问一句：“你们都是党员吗？”得到肯定的回答才登上飞机。

　　专机飞越长江时，张瑞霭报告说：“总理，要过长江了。”

　　总理一直在朝航线下方张望。以往遇险，都是我不放心，我紧张。我总想找机长去 问个清楚，而总理都是一百二十个信任地稳坐不动。记得两年前总理跟叶帅去河内吊唁 胡志明，专机升空不久就进入雷雨区，电光雷火映得天空一片红，飞机像燃烧的火团一 般。我不安地想去前边提醒张瑞霭几句，总理马上挥手制止：“别去打搅人家，瑞霭他 们会有办法的。”

　　这一次却颠倒了。飞得四平八稳，我一百二十个大放心，总理却狐疑地朝下方望个 不止。

　　“是过长江吗？”总理朝下望，朝张瑞霭凝视：“我怎么没看见长江呢？”

　　“那里，看到了吗？在那儿！”张瑞霭帮助总理找到下方宽阔的长江入海那一段， 几个人都跟着说看到了。

　　“瑞霭呀，这是长江吗？”总理脸上的狐疑之色使我也疑惑了，该不是海湾或外国 的什么河吧？总理的声音充满了不安：“我看不像呀！”

　　“没错，总理，是长江。”张瑞霭忙拿出地图递给总理：“你对照一下，现在看到 的就是这一段……”

　　总理拿着地图，在张瑞霭的指点下，对照半天才多少放下心地点点头：“哦，是长 江……”

　　常听医生讲，身体的变化会反映到精神上；精神的变化也会影响身体变化。我相信 这个说法。

　　这件事发生不到半年，医生便在总理的尿中查到了癌细胞。这种发现若是在另外一 个人身上，也许会带来沮丧；但是在总理身上，却像注入了一针兴奋剂，他以前所未有 的忘我精神投入了工作中。

　　从1972年5月18日确诊癌症，到1974年6月1日住进305医院手术，周恩来是怎样完全 忘我地拼命工作呢？

　　1973年6月上旬的一天，周恩来已是30多个小时没合眼。究竟处理了多少文件，接 待了多少人？恐怕秘书也算不清楚。

　　夜里一点多，似乎他老人家该歇口气了，秘书却看着手表提醒：“总理，还有14分 钟。”

　　“唔，你们做准备，我刮个胡子。”我看到周恩来往起站时，已经十分吃力，用双 臂撑着才站起来；他的手抖颤不止，身体晃了晃才站稳，然后竭力用平时惯有的那种快 步朝卫生间走去。

　　那时，总理查出癌细胞的情况还只限于很小范围的人知道，连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多 数也不清楚；只知道有病，不明确究竟是什么病？更不曾有“不治之症”的任何念头和 预感。对于总理每天的活动安排，仍像过去几十年一样严密紧凑，以分秒来计算时间。

　　总理要刮胡子，说明又是外事活动。他注意仪表整洁，前面章节专文谈过，是几十 年如一日，因为这是代表着中国人的脸孔和精神状态。以往修面，或者是请北京饭店的 理发师朱师傅，或者是他自己用安全刀片刮脸。进入七十年代后，总理由于手越来越抖 的厉害，不大用刀片了，多用电动刮胡子刀。我见时间所剩不多，看来总理又顾不上吃 饭了，便去给负责招待工作的李维信打电话。

　　以往，总理一旦顾不上吃饭，我们就给李维信打电话，请他准备一杯玉米面糊糊或 是几个素馅包子，拿在路上吃。这次考虑总理的身体状况，30多小时没休息，胃口肯定 不好。我就请李维信准备一碗素汤面。估计汤汤水水的吃着可以舒服些。

　　给李维信打完电话；接着又调车。到办公室请总理出发时，屋里屋外正在乱纷纷找 人：“总理呢？谁见总理了？”

　　总理“失踪”了！正有些慌乱，忽然有人说：“哎呀，总理不是说要刮胡子吗？”

　　总理要是用电动刮胡子刀，不会耽误这么久，因为他常是拿着刀上车，在车上顺便 就刮了胡子。想到总理的胡子又多又硬，稍长点电动剃须刀就刮不动丁，我就忙朝卫生 间找。他也许见电动剃须刀刮不动又用了安全刀片呢……

　　我在前面走，后面跟了几个人。进门的一刹那，所有人都怔住了；不会说，不会动， 甚至停止了呼吸。唉，我们的总理哟！他垂落的左手下，有一条面巾；他微屈的右臂， 手里仍虚握着沾有肥皂沫和胡子茬的刮脸刀，他就歪在镜子前边睡着了！他英俊的面孔 曾使所有的中国人为之骄傲，现在却变得那么瘦削灰黄；他的眉毛依然威武，双唇仍然 露出善良和慈爱，可是他的眼窝却是深深地，深深地沉陷下去……

　　我们面面相觑，用颤抖的目光互相提醒：别出声，也不要动，让总理睡几分钟，哪 怕是多睡几秒……可是，心血翻呀翻，翻上了壅塞的喉咙。有人用手捂住了脸，有人不 停地朝上眨眼睛；我们只能让泪水在眼圈里悄悄地转，让泪水往心里默默地流。

　　就这么一屋子人静悄悄地停滞了那么片刻，周恩来双肩一颤，腿失去支撑地猛然一 弯，我忙抢上一步扶住他不要摔倒。

　　“哎呀，”周恩来一声轻唤，掀起了眼皮。他与其说看到一屋子人不如说感觉到一 屋子人，一边用毛巾擦去脸上的肥皂，用力揉着双眼，一边喃喃：“糟糕，我怎么睡着 了呢……”他看一眼表，匆匆向外走：“迟到了，迟到了，这次怪我。”

　　“总理！”我们小声叫着追上去，又不敢追到他面前，尾巴一样跟在他身后。

　　因为我们在流泪……

　　来到新6所，韩念龙等同志已经等侯在那里，迎上总理汇报情况。这时，周恩来用 力揉搓一下脸，灰黄的脸孔便奇迹般地恢复了片刻青春的红晕和光彩。我早就发现了这 个秘密：只有工作能够使总理显出年轻。

　　李维信轻轻走到周恩来身边：“总理，吃碗面条吧？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不吃了。”总理声音沉重地说，带着叹息一般的疲倦。他那威武的眉毛耸了耸。 小声说：“你帮我想想法子，看能不能买两块咖啡糖？”

　　“是，总理。”李维信匆匆走开，工夫不大便取来两块咖啡糖。

　　总理剥糖纸时，我清楚地看到总理的手指抖得厉害，差点把糖掉地。我要帮忙时， 他终于剥下糖纸，把糖放进嘴里。我清楚地看到韩念龙在对面嘴角一阵抽搐，眼圈刷地 红了，流水也似地扭开了头。

　　我也低下了头，伯总理看到我夺眶而出的泪水。我知道总理从来不曾吃什么糖块． 这次连吃两块，是因为咖啡可以提神。

　　会谈开始了，是与越南总理范文同谈。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和范文同总理 从1973年6月4日开始访问我国，一边要援助一边闹矛盾；我们一边不借作出最大的民族 牺牲支援他们的抗美救国战争，一边还得听他们的抱怨。这就是胡志明逝世后的中越关 系现状。外电当时评论说，黎笋是“亲苏派”。

　　会谈中，越方不停地提条件，刚达成一致，他们又出尔反尔地加码，好象我们援助 他们不但要无条件，而且应该是无限制地满足一切。

　　会谈十分艰难。周恩来不停地喝茶，但他越来越掩饰不住耗尽血汗之后的极度疲惫， 借李维信上水的机会，他小声吩咐：“给我送条湿毛巾。”

　　女服务员很快就用托盘送来了湿毛巾。周恩来拿过毛巾，轻轻抖开，垫在右手上， 用力擦脸，在额头和眼窝的部位反复擦拭按摩，然后放回托盘上，哑声说：“谢谢。”

　　女服务员的目光从周恩来的脸孔上一掠而过，她不敢多看。周恩来刚刚擦拭过的脸 孔又恢复了光彩，但那湿漉漉的光彩有多少是水，又有多少是汗？当他用力按摩额头时， 他是怎样艰难地从全身每一个细胞里挤压搜索聚集残剩的最后一些血液和热力啊1女服 务员嘴角一抿，迅速垂下眼帘退出来，她是在强忍住自己的泪水。

　　不到10分钟，周恩来又用眼色讨毛巾。他常常用眼色指挥调动工作人员，早已形成 默契。女服务员再次上毛巾时，他小声请求：“要热的，热一点。”

　　第三次上来了热毛巾。周恩来一边倾听范文同的喋喋不休，一边将热毛巾用力按在 额头上，片刻，迅速而有力地在脸上搓几下，将毛巾还给服务员，小声嘱咐：“再热些， 要烫的。”

　　女服务员退下不远，便听到了周恩来的声音。他与范文同会谈的声音始终那么清朗 流利，句句反应敏捷，字字切中问题实质。

　　可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越来越不安，心里抱怨范文同没完没了，不看看我们的总 理累成了什么样子？但凡有点精神，何至于10分钟一次热毛巾擦脸？但我们不能议论， 只是互相传递忧虑不安的目光。偏偏这时，女服务员过来了，向李维信小声报告：“总 理要烫毛巾……”

　　李维信牙齿咬一咬下唇，山东大汉那种铜钟般的嗓门竟变得像姑娘的声音一样温柔： “那就用，用开水……用开水涮毛巾……啊？”

　　女服务员始终不曾抬头，望着自己的鞋尖喃喃；“再、再找一个人上毛巾吧。”

　　“怎么了？”

　　“我，我受不了了……”女服务员哭了。四周围顿时响起一片唏嘘声。

　　李维信抽响鼻子，用力眨着泛红的两眼，驱散泪水，喉结滚动着，终于喘上一口气， 用一种鼻音喃喃的极温和极富感情的口气说：“再说，再说我打你……快去吧。”

　　服务室里，两名女服务员用滚开的水为周恩来涮毛巾，腾腾的蒸汽凝聚在睫毛上， 眼圈里又有珠泪，端了毛巾望会议室，灯光下便显得五彩斑澜。周恩来在倾听范文同讲 话时，将热气逼人的毛巾抖开，灼自己的额头、眼窝、脸颊、脖颈……放下毛巾后，便 又开始回答问题，解释情况，阐明道理。

　　会谈从夜里2点一直进行到旭日东升。其间，每隔10分钟便由服务员送上一次开水 涮过的毛巾，这是当时在场十几位同志看着表掌握，亲眼目睹，可以完全作证的一次工 作场面。

　　“好了，不要涮了。”李维信朝服务室里吩咐：“总理马上要走，你们……怎么了， 你们，怎么了？”

　　两位女服务员没有像往常那样丢下手里的活儿，追出去送周总理离开。她们俩丢下 毛巾，放下开水瓶，面对面垂了头站立，各自捧了双手怔怔地出神。

　　“什么毛病，你们这是……”李维信走近两步，突然住了嘴。两位少女笋一般嫩的 手，如今红得像他家乡出产的那种小水萝卜，手指和掌缘烫起一串晶明透亮的小水泡， 并且闪闪地泛出光来。

　　“哎呀，烫这么多泡，”李维信皱一皱眉，他不善于跟女孩子讲什么体贴话，有些 结巴：“你，你们辛苦了，也，也是为工作么……”

　　两位女服务员仍然是一动不动地捧着手，手在颤，眼角在颤，嘴唇也在颤。

　　“总理……”

　　一声哀哀地轻唤，两名女服务员压抑已久的哭声便挣脱喉咙的束缚，一下子灌满服 务室，传入空荡荡的会议室，久久不息地回荡着。于是，李维信这位170斤重的山东汉 子也垂下头哭了，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泪流满面……

　　6月12日，中越联合公报发表。

　　越南党政代表团走后，总理的工作情况被毛泽东得知。6月20日，邓大姐向我们全 体工作人员传达了那条“最高指示”：

　　请恩来同志节劳，不可大意；

　　周恩来是怎样“节劳”的呢？那情景写三本书也写不完。从总理的工作日历和我们 的日记就可以看出基本情况。

　　从1974年1月1日到6月1日，这住院前夕的5个月，除了到医院检查病情和治疗外， 他总共抱病工作139天。这139天中，工作达18小时以上的有130天2剩余的9天无一不超 过10小时以上。

　　如果以小时论，总理抱病工作的5个月，比实行8小时工作制的一般干部工人在一年 里的全部工作时间还要长。

　　正是这个原因，我们的日记不能以大自然的一天记，只能以“周恩来的一天”记。

　　周恩来的一天有多长？说不准。随便举他住院前的3个例子：1974年2月9日凌晨4点 至2月12日凌晨4点三刻：

　　……到了11日夜，他还是不能休息，晚上又安排了几个会。第二个会议开始时，他 终于累得犯了病，就站起来用椅背顶住腹部继续听汇报。大家不知道他已连续工作近50 小时，请他坐下听。他低声说：“我不能坐，一坐下就会睡着……”1974年3月6日下午 3点至1974年3月7日中午12点半：

　　……他工作12小时后，发生缺氧病状，体力实在支撑不住了，躺到床上吸氧，边吸 氧边批看文件达9个半小时……1974年5月6日下午4点至8日凌晨4点半：

　　他连续工作18小时后，刚睡下40分钟就被叫到钓鱼台……以后又工作10多个小时， 一直到8日凌晨4点半。

　　他又出现严重的缺氧病状，这已经是第4次了……

　　周恩来的一生可以说都是在这种连续的大工作量中度过，本不足为奇。但是1974年 这5个月不同，他的病情已相当严重，每日大量便血，多的时候能达到上百cc，就像直 接便血水似的，看着惊心动魄，忍不住泪。他以古稀之年就是这样一边输血吸氧一边便 血坚持着健康人无法负担的工作量。当时卫士和医务人员累病三四个，都是比他年轻二 三十岁的健康同志，又是轮班跟随他他怎么能不累倒呢？

　　从这个意义上讲，总理确实是累死的。

　　总理也曾讲过伤感的话，我听到过3次：

　　他曾望着整日辛劳的花工老周师傅，用一种苦涩的声音感叹：“唉，咱们西花厅就 是我们两个姓周的人最辛苦了……”

　　他曾坐在马桶上批阅文电急件，一小时完不了，终于叹口气说：“我成了一个语文 教员，天天在那里改卷子……”

　　有一次开会后，坐车回西花厅。车停好后，他几次动不了身，钻不出车，内我们把 他扶出车。下车离办公室只有30几米的路，他自己都走不了，需要我们架着他走。

　　“我太疲乏，”总理歉意地望望我们，身体虚软地下坠着，我们不得不尽力架住他。 他脸上掠过一丝凄凉的笑：“让我喘息一下……”

　　“总理！”我轻轻叫一声，赶紧扭开脸。我实在无法忍住流淌的泪。记得每位新到 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都要听到邓大姐——声：嘱咐：“总理走路很快，你们要跟紧， 不要跟丢了。”

　　那个走路生风，行动敏捷洒脱的总理哪里去了？现在他已经无法独自走完30米……

　　“好了，我们走。”总理喘息片刻之后，小声吩咐。我们架着他进屋，要扶他去卧 室，他坠着身体不肯去，气虚地说：“到办公室，去办公室。”

　　我不再掩饰泪水，两眼湿漉漉地望着总理灰白色的脸孔哭道：“总理，求求你了， 休息休息吧，恢复一下体力……”

　　“你叫我什么？总理。”我们那亲敬可爱的好总理，他一句一喘地望着我说：“总 理、总理。我是这个国家我是全体人民的总理啊，现在国家这个样子我不管谁管？我怎 么休息得了啊……”

　　就这样，我们把总理架到了办公桌前。他两手抖抖地拿起办公袖套，我们忙帮他套 好，然后扶他在办公椅上坐下来……

　　总理这样拼命操劳，首先是为了维护国家使之免遭覆灭；同时为了不使领导权落入 江青一伙人手中，为了遏止来势凶猛的“批林批孔”运动不要再度演变成“文化大革命” 初期那样动乱不堪的局面。

　　从1973年冬开始，由于大量便血，总理每半月或一月就要接受一次输血。有一天下 午6点多钟，王洪文让秘书来电话说，晚上要开政治局会，要总理确定时间，“以便江 青同志那里好安排其他事情”。当时总理正在输血，电话是秘书纪东同志接的，他说： “总理正在治疗，可否半个小时后再商量？”

　　片刻，那边请示了王洪文，回答说：“必须立刻定下来。”

　　连毛主席找总理还要问问总理是否休息？如果休息就过两个小时再找。可是这些 “得志便猖狂”的“爆发户”，就是这样狂妄不可一世。我们只好悲愤地看着医护人员 为总理拔下了输血的针头……

　　到1974年的5月底，周恩来身体已经极度虚弱，随时可能发生休克。在办公桌前只 要一坐就站不起身了，非有人搀扶不可。

　　但他仍然坚持按原定计划于5月29日与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举行正式会谈，讨论两 国建交问题。当时医务人员就守候在门外，随时准备抢救。31日，他又同拉扎克分别代 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中马建交公报。人们见到的周恩来仍然是那么安详稳重，从容不迫。 可谁能知道，他是接受输血后才进行了这次重大活动。

　　签字后，总理向秘书口授了“6月1日后对送批文件的处理意见”，将各项工作都责 任到位地作了具体安排。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把桌上所有文件都清理完毕，交待清楚，然后在我们的搀扶 下立起身，摘下了套在小臂上的蓝布工作袖套。这两头缝有松紧带的袖套曾伴他度过无 数不眠之夜，批阅过多少文件，已经深有感情。我见他把袖套放在桌面上，再用手轻轻 地，轻轻地抚平，小心翼翼叠整齐，目头在上边停留几秒，眼圈忽然一红，胸脯猛地起 伏一下，将头迅速扭向了一边。

　　于是，我们都伤心地低下了头。

　　周恩来离开了那把坐了20多年的办公椅，我们追随着左右扶持；他在屋中站住脚， 环顾一圈，默默地向这里的一切告别。他的目光在办公用具上留恋地往返，终于转向墙 壁上的图表，目光忽然闪烁一下，随即又黯淡下来。我随他的目光望去，心战栗着抽缩 起来。

　　我看到了那张食管癌高发区发病分布图。

　　于是，一种难忍的痛楚从我心头绞出一滴滴的泪珠，盈满眼眶，朦胧了我的视线。 多少往事闪烁着从那膘陇中浮出……

　　“李冰，李冰同志来了没有？”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一个会议厅的主席台上朗声问。

　　“来了。”前排站起一位朴素端庄的女同志。她是日坛医院的负责人。

　　“李冰同志，你们日坛医院那么多病人，你长期搞肿瘤防治，找没找出原因？”

　　也许是太激动了，也许是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几句话能讲清的，李冰张一张嘴， 声音有些犹豫：“这里原因很多……”但她心情是激动的，脸上泛出红光。

　　“癌症不是地方病，而是一种常见病。”周恩来脸上是那种既亲切又严肃的微笑， 做了一个摆手动作：“不单是林县食管癌多，西北也多。你说肿瘤的原因很多，要找出 主要矛盾来嘛。”

　　李冰激动地点点头。

　　“吴桓兴，”周恩来又点日坛医院的另一位负责人，“你这辈子找不出肿瘤的原因 来？要树雄心，立壮志，在这一生中攻克癌症么。我看，你们还是到下边去调查好……”

　　于是，医学科学院的科研人员下到河南林县走村串户调查食管癌的发病情况，后来 又查遍太行山周围。181个县，那张食管癌高发区发病分布图就是这次调查研究的成果 之一。然而谁又料想到，事隔不到一年，癌症竞侵害到总理自己身上。

　　现在，他也不得不离开他工作25年的西花厅，离开他的办公室了……

　　不要叫我总理了

　　应该说，总理的膀胱癌发现还是比较早。听医生讲(也许是为了安慰我们这些总理 的身边人)，这个病重要的是必须治疗及时。又听说这种癌是在膀胱上鼓起个小包，一 般不流血，但总理的有些特殊，鼓起小包就流血了，小便一有血就知道出来鼓包了。我 不是医生，说不出那些科学词，我只能用这种老百姓的话来讲。出来鼓包就要做手术的， 用什么仪器从尿道探入膀胱，一烧就把那个鼓包烧掉了。不需要动刀子。

　　那时每天给总理化验尿，见有血就要动手术，用那种仪器去烧膀肮上的鼓包。按规 律差不多是3个月作一次手术。可是周恩来外事活动太多，又要总理天下大事，总是一 拖再拖，医生专家真是尽了一切努力，挡不住他老人家肩上的担子压得太多大重啊。这 一拖，本来很好做的烧一下就行的手术，现在非得动刀不可了。说实话，我当时丝毫没 想到这已是不治之症，拖不了很久，我只是难过地想：唉，这一动刀，可就要伤身伤元 气了！

　　位于文津街的解放军305医院，病房大楼底层有两套宽敞的病房。一套是为毛泽东 准备的，他没有住。另一套住进了人，就是我跟随已久的周恩来。

　　1974年6月1日，总理住进医院就作了第一次手术。时间对他老人家就是这么宝贵， 不能像一般住院者那样先在病房里观察检查一下，身体状况好时才动手术。

　　这次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医生们出了手术室都面带轻松喜色，都说作得好。医生 们的信心也给了我们信心和喜悦。都以为经过一段休息，总理又可以恢复如初，还是我 们所熟悉的健康、机敏、潇洒的总理。我甚至想到了在重庆那次总理的住院手术，想到 他提前出院为父守灵……

　　但是这次完全不同了。还不曾出院，到8月间病情就又出现了反复，不得不进行第 二次手术。

　　中国的老百姓已经习惯了从报纸、电台、电视里天天看到总理的活动，都爱说“总 理和我们在一起”。如今突然失去消息，不用多，一周就会引起思想混乱和情绪波动。 于是，中央决定将周恩来住院的消息在报纸上披露出来。

　　于是，阴影笼罩了全国人民的心头。

　　生活中有这样一种现象或是规律；当人们所热爱的人遇到不幸时，人们对他的爱会 十倍地进发出来；当人们仇恨某个人又无法完全彻底地表达这种愤怒与仇恨时，就会转 而以百倍的热烈去表示对自己所热爱的人的强烈感情。

　　1974年9月30日晚，做过第二次大手术的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抱病举行盛 大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记得我们跟随总理来到大会堂时，所 有工作人员都激动万分，热泪流淌。当总理步入宴会大厅时，大厅顿时沸腾起来，出现 了从未有过的震撼人心的热烈场面。掌声轰鸣，如雷吼潮涌，经久不息。坐在前面的中 外来宾一拥而上，紧紧地围簇在总理身边，争相向他问候致意。四周围一片轰响，听不 清问候什么，但那一双双泪花迷离的眼睛，争相朝总理伸出的手臂和无数欢呼的嘴巴， 张大着连成一气，宛然是流动的汪洋。坐在后面的同志纷纷站上椅子，高高举着双手鼓 掌，向总理遥望祝愿。总理只讲了几分钟的祝酒词，却被暴风雨般的狂烈的掌声打断十 多次！我长期压抑的心情在这一晚上获得了解放，流下的不再是悲伤怨懑的泪，而是激 动喜悦的泪。我明白，这种热烈不仅来自对总理最深挚的爱，而且来自对“中央文革” 那帮人的愤恨和对现行政策的强烈不满。

　　人心思定，人民希望改善生活，人民需要总理这样为人民办实事的领导，人民渴望 友爱祥和，民富国强！

　　所以后来粉碎“四人帮”时，我说不要讲这是某些人的胜利。这其实是人民的选择。

　　所以后来邓小平出山，我也说这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

　　生活使我懂得了人民“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道理。

　　总理住院后，一天也没停止工作。他在医院里的工作日历和我们的日记，都可证明 以下几个数字：

　　住院后，总理从1974年6月1日始，动手术14次；大手术6次，小手术8次，平均每40 天要动一次手术。

　　同人谈话233次。其中，同中央领导谈话161次，同各地区及部门负责人谈话55次， 同我们身边工作人员谈话17次。

　　会见外宾63次。

　　召开及参加会议40余次。其中，在医院召开会议20余次，离开医院开会20次。

　　1974年的国庆节后，有两件大事费了总理大心血。

　　国庆招待会上所显示的民心、党心、军心所向，令“四人帮”揣揣不安。而这时， 毛泽东提出了筹备四届人大，酝酿国家机构人事安排的意见，并亲自提议邓小平出任国 务院第一副总理。

　　毛泽东在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时，借重的主要是“中央文革”一班人马，但 他心里明白，这些人“打家劫舍”可以，“放火烧人”可以，但是无德无才无资历，不 懂“设计”，不会建设也不肯任劳任怨去干实事。这些人“破坏有余，建设没有”，真 是天怒人怨，若用来当继承人，无疑是一班掘墓者。毛泽东需要的是一个抗衡两霸，延 续并富强共和国的能力极强又经验丰富的人；刘少奇已经打倒并去世，周恩来身患绝症 不久人世，他在莫斯科所讲的三位接班人，只剩了邓小平。纵观全国再没有比邓小平更 好更出色的继承人。尽管他未必相信邓小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坚持无产阶级继 续革命”方面能心口一致地向自己靠拢，但他还是决定给邓小平一个机会。这是他身处 矛盾所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如果说周恩来反“四人帮”还要照顾主席的面子，讲节制、调和、含蓄、耐心，给 他们一条活路，那么邓小平却是咄咄逼人的抗衡者和战斗者，只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 益，不给面子不搞调和。“四人帮”意识到有邓小平就没有他们的“活路”，反邓自然 也不会像反周那么含蓄、节制。

　　1974年10月17日，江青利用“风庆轮问题”带头发难，大闹政治局，围攻邓小平。 邓小平毫不“含蓄”，毫不“耐心”，毫不“节制”，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地顶了他们 一伙。由于邓小平恢复工作不久，搞“文化大革命”搞乱了干部队伍也搞乱了思想，他 要想顶住“四人帮”等人，非有周恩来的支持不可。

　　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坚决支持了邓小平，向邓小平了解情况后，把当时担任毛泽 东联络员的同志找到医院，向她们明确指出：“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 样，恰恰是他们预先策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最后，以他一 贯的节制、耐心、讲求团结的作风表示：“还要继续做工作，慢慢解决这一问题。”

　　江青一伙派王洪文赶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说 周恩来“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儿的有邓小平、叶剑英、 李先念等。”

　　10月20日，毛泽东对汇报上来的两种意见表了态：“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 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主持安排”，再次“提议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党的副主 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主席讲话后，总理在10多天的时间里，分别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王洪文、 江青5个人谈话，又约政治局成员分三批开会，医院成了毫不弱于过去6个办公室的第7 个办公室。到12月，更是昼夜工作，完成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包括政府工作报告的 审定和最关键的人事安排问题。

　　最后决策还得毛泽东说了算。毛泽东晚年重病缠身，深居简出，对情况的了解全靠 身边人的反映和报告，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判断和 决策上的失误。总理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谈话时，都有一种共识：必须由总理当 面向主席汇报，把问题讲清、讲准、讲透，这样才能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1974年12月23日，我们跟随总理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临行前，医院发现总理大 便里有潜血，必须立刻进行检查治疗。后来事实证明，这确实是必须马上治疗的肿瘤， 长在靠近肝部的大肠内。

　　然而，四届人大定于1975年1月13日召开，所剩时间只有20天，必须马上向毛泽东 汇报，这样才能把关系到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四届人大会议顺利如期开好。

　　两个“必须”选哪个？当然是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

　　叶帅亲自同我们有关几个人谈话。医生反映病情，叶帅沉重痛苦地说：“为了党和 国家的最高利益，现在不能提及此事”。这个“事”就是指给总理作胃肠镜检查，以便 及时找到出血的肿瘤，尽快切除。

　　叶帅下这个决心确实痛苦，他两眼潮湿地命令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 也要保证总理安全回来。”并且确定说：“卫士长作这次护送的总领队。”

　　出发前，我们研究了各种防范措施。我作总领队，同行还有卫士高振普和一个医疗 小组，小组成员包括心血管病专家方圻，泌尿科专家吴德诚，总理保健医生张佐良和护 士徐奉生。大家都高度重视这次任务，决心保证总理安全回北京。

　　12月23日中午，我们来到西郊机场。总理原计划与王洪文同机飞赴长沙，可是我们 到了机场，王洪文还没到。当时我就火了。王洪文是个小年轻，本该他提前到机场等总 理，现在却让总理以古稀之年，重病之身，冰天雪地在机场等他？岂有此理：万一出了 事谁负得起责？

　　我给王洪文那边挂电话，原来他是睡过了头，还没起床。这是决不能等的了。我就 含糊对总理说：“王洪文坐另一架飞机走。”

　　这样，总理不再等，由我们护送上飞机，于下午2点左右到达长沙。

　　一下飞机，总理就问前来迎接的干部：“王洪文到了吗？”

　　“在北京，还没起飞。”这位干部回答。

　　“他睡觉睡过了时间。”我到这时才说明。

　　王洪文下午5点多才到长沙，晚7点半左右，总理和他一同去见主席。那时王洪文是 党的副主席，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左手指的那一排“煽风点火”者，如今 王洪文是代表；右手指的那一排“救人于水火”者，总理是代表，两派政治力量的代表 同时去向主席汇报。我那时感到，毛泽东一再呼吁“联合”，“团结”，就是想让这两 派力量团结，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我们守候在门口休息室，两个多小时，谈话就结束了；总理一身轻松，毫不显累， 脸上挂着微笑。王洪文对总理也表现出客气、尊重和礼让。于是，我知道这次谈话是顺 利的了。

　　总理照主席的意思，在长沙逗留了5天，前面讲过，12月26日那天，总理还请我们 陪送人员及军区、省上的几位负责同志吃饭，当然是他自己掏钱请客，为主席祝贺生日。 第二天，我们就护送总理安全回到北京。

　　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 这是他最后一次作政府工作报告，并且由此开始了一系列的“最后一次”。我在后面将 一一讲到这些“最后一次”。

　　总理在报告中，曾有一段话提高了声音，这段话是：“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 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我始终认为，这是总理生前留给全国人民的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政治遗言。

　　四届人大开过之后，总理病情急剧恶化，经肠胃镜检查，接近肝部位的大肠内有一 肿瘤，3月底作了第3次大手术。

　　包扎刀口时，躺在手术床上的周恩来缓缓睁开了眼。他黯然的目光透出若有所求的 神色，嘴角牵动几下。

　　医务人员忙把头俯下去：“疼？”

　　总理闭上眼，表示否定，旋即又睁开。嘴唇开始翕动。医务人员忙把耳朵贴近那张 失去血色的嘴。

　　“叫……叫李冰来。”

　　刚出手术室的李冰同志听到召唤，忙回到手术床旁，朝总理俯下身去。

　　“李冰，”总理讷女娲着叫。

　　“嗯。”李冰应一声，把耳朵贴过去。她感觉到总理呼出的热气和艰难吐字的声波：

　　“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情况，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

　　“你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去。”讲完这句话，总理鼻凹处已经沁 出汗来。李冰眼圈红了，用力点点头，哑声说：“我就去，请总理别说话了，千万要好 好休息。”

　　她不敢多停，匆匆退出手术室。刚出门，猛地一把捂住嘴，泪水立刻像小河一样淌 下来。

　　这次手术后，总理明白自己的时间确实不多了，第二天就开始工作。让我和小高为 他念一些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大参考和参考资料。有时邓大姐来了，就由邓大姐为他 念。周恩来组织纪律观念极强，文件发到哪一级就是哪一级，不该别人看的绝不扩散一 点，对邓大姐也不例外。邓大姐带来的如果是密封件，就当着他的面帮他剪开，交给他 自己看。

　　刚能下地，周恩来又开始夜以继日工作。从3月到9月，他与各方面人士谈话102次， 会见外宾34次，在医院召开会议3次，离开医院外出开会7次，外出看人4次。这种活动 一直延续到10月，手术后终于卧床不起为止。

　　1975年4月3日，总理在切除肠部肿瘤之后，尚不能下床，由于突尼斯总理努伊拉再 三恳求，周总理躺在病床上会见了他。

　　1975年9月7日，总理不顾病情的严重，坚持会见了由维尔德茨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 代表团。这是总理一生中难以计数地会见外宾的最后一次。

　　会见中，总理坦率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 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现在，副总理(邓小平)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

　　1975年5月3日，周恩来抱病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 批评了江青等人搞“四人帮”的问题。他用湖南话大骂：“江青混蛋！”由于久病口齿 不清，又是湖南腔，毛泽东讲话须有人翻译。翻译委婉地解释这句话，毛泽东发脾气， 让原话照译。翻译只好重复一句：“江青混蛋”。这声骂，江青、张春桥没变色，王洪 文和姚文元却吓得脸色苍白。毛泽东决定：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主持批评“四 人帮”的会议。从而为各项工作的整顿创造了条件。

　　这是总理最后一次参加政治局会议。

　　1975年6月9日，总理吩咐我理发修面，要去参加贺龙元帅的骨灰安放仪式。我和医 务人员都竭力劝阻，总理不听，坚持要去。我见总理着急生气了，只好妥协。

　　在医院，总理不断见客会外宾，所以我们为他弄了一个理发椅子，修面很方便。

　　那天，理发修面后，总理和邓大姐驱车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我们打开车门， 扶总理下车，他先缓步走向摆着签到簿的桌子。

　　总理这一生，最宝贵的是崇高的个人品质，努力追求毫无瑕疵的历史。无论走到哪 里他都竭力保持着自己的固有形象。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已衰弱到极点，可是一旦面对外 人的注目，他便坚持不要我们扶；他无法神采奕奕，步履洋溢出潇洒和矫健，但他竭力 庄重从容，让步子迈稳，让身体平衡；步履缓慢又要保持连续性。他的衣服像往常一样 笔挺，容不得一丝皱褶和污垢；他的头发一丝不乱，威武的浓眉下，两眼依然是熠熠放 光，像火一样温暖人，鼓舞人。难怪一些外国友人说他“本身就是一股暖流，一束光 亮”。

　　周恩来拿起笔签到时，手剧烈地颤抖，笔尖是跳动着向纸面贴近。我们都屏了一口 气在心里帮他使劲，这小小的签名也成为一场较量，是对战友的思念哀悼之情与恶疾的 一场较量。他终于将精灵一样颤抖跳跃的笔尖按在纸面上，吃力又是坚持不懈地移动， 写下了：周——恩——来。

　　他抿紧的嘴唇略一松弛，便吁出一口气。于是，我们这些陪护人员也松口气，身上 已是汗津津。

　　签过到，周恩来在有关人员引导下朝休息室走去，进门就大声呼唤：“薛明，薛明 同志！”

　　周恩来近半年来，还不曾有这样响亮的声音。贺龙的遗孀薛明，闻声抬头，叫一声 “总理！”立刻奔过来，满脸是泪。

　　周恩来的激动是显而易见的。他张开双臂，一下子拥护住薛明，身体由于虚弱而摇 晃，由于悲励而颤抖。

　　“薛明啊，”周恩来哀声哽噎，“我没有把他保护好啊……”

　　说着，周恩来泪如泉涌。他此刻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作为总理，他与陈毅、贺龙两 位副总理的私下交往较多，常一起逛街、一起扫马路、一起看演出。保护陈毅，他可以 问心无愧，保护贺龙，他确实没做好。由于林彪坚持打倒贺龙，毛泽东听了吴法宪等人 的多次诬告，心生疑惑，周恩来服从了上面的意志，贺龙毕竞是从总理家中被带走的， 何况总理也未能兑现他的许诺，“半年后我再接你回来”。

　　四周人并不完全理解总理的心情，只是陷于劫后余生者对逝去者的悲恸之中。总理 泪水涌流，四周围哭声立刻响成一片。

　　贺龙的女儿贺晓明紧握住总理的手说：“周伯伯，您要保重身体，要保重身体啊！”

　　周恩来泪花闪烁地注视她，片刻，声音颤抖地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

　　这令人心碎的叹息，又一次引来悲声四起。这不仅是为总理悲哀，也是为国家担忧。

　　周恩来亲自为贺龙致悼词。在为贺龙同志三鞠躬时，总理泪水哗哗地淌，一连鞠躬 7次，以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没有保护好他”的愧疚之情。

　　这是周恩来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参加追悼会。

　　1975年7月1日，周恩来由李先念、乔冠华陪同会见泰国总理克立、巴莫，各自代表 本国签署了中泰两国建交公报。

　　当时，我们陪护人员都明白这种机会不多了，嘀咕着想趁摄影记者还在的工夫，跟 总理合个影。我们的嘀咕被总理听到了，他笑着说：“好吧，我们大家一起照张相。”

　　小高他们赴紧出去叫住摄影师，摄影师在大厅一侧选了地点，所有在场的人都参加 了，李先念和乔冠华也站到了第一排，等大家都排好以后，我也帮总理换好了衣服，是 他以往夏季常穿的那身灰色中山装。

　　两名护士搀扶总理来到大厅，站在前排中央。了解总理病情的人心情都很复杂，说 不清是喜是悲？

　　摄影师认真调好焦距和光圈，连按几下快门。拍摄完毕时，总理忽然望住我们笑了 笑，说：“照可以照，但将来可不要在我的脸上画××。”

　　一句话说得我们都没了笑容，心情无比沉重。总理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对我们每个 人在政治风浪中的态度是不无担忧的。因为“文化大革命”有一项“杰作”，就是打倒 哪个人，必要清整自己保存的一切文字和照片资料，在被打倒者的名字和照片上打 “×”，借以表明自己“划清界线”，表明政治态度以求自安。

　　7月1日这次合影，是总理有生之年的最后一次与人合影。

　　从5月到9月，我们还能搀扶总理离开病床作短距离散步。这时候，也是他与我们谈 话的时候。

　　5月的一天，就是他最后一次参加毛泽东召集的政治局会议的第二天，在散步时他 忽然问身边医护人员：“你们说实话，我还能坚持多久？”

　　大家都一怔，无言以对。

　　总理把目光移开，抬眼望天空，仿佛在正视那冥冥之中的死神，又像是在寻找马克 思在天之灵。他忽然坦然地笑了：“人生的规律都有这么一天，共产党员要唯物主义 嘛！”

　　“怎么讲呢？”医生眼里闪烁着涌起泪花，“总理，你叫我们怎么说……”

　　周恩来仍然保持着平静的微笑，点点头，轻轻地，轻轻地吐出一声：“对不起，不 要说了。”

　　这天夜里，他和一位负责同志共同工作一夜，天亮时，又穿了睡衣继续批阅文件……

　　以后一段时间，他分别向我们每个工作人员谈一次心，指明每个人的优缺点。说到 优点，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热烈，都动感情；说到缺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直率、干脆、 明确。

　　周恩来有生之年，从不直接提拔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可以说，没有一个做高级领导 干部的。有的现在做了高级领导干部，也是在他死后由组织上考核提拔起来。

　　总理尤其注意要求那些专业技术人才不能离开专业。卞医生在中南海曾任门诊部主 任等职，1969年被提为305医院副院长时，总理就说：“大夫就是大夫，当官干什么？” 卞医生说：“我都不知道，是领导定的。我找领导说去。”周恩来这才摆手道：“算了 算了，既然定了就不要说了。”

　　现在，当他意识到自己的病情已经很严重时，又一次关照参加医疗组工作的专家们： “你们将来不管兼任什么职务，兼多少职务，也一定不能离开丢掉自己的业务。”正是 听了总理的交代，主管医疗组的吴阶平、吴蔚然两兄弟现在70多岁，担负一定领导工作， 仍然不肯离开手术台。胃肠道专家陈敏章，叫他当卫生部领导，他再三推辞，说总理有 交待。组织确定上任后，仍不离开业务。首都医院方副院长，泌尿科专家吴德诚，也都 是照总理的交待去做的。

　　1975年9月7日之后，总理的病情急转直下。由于恶性肿瘤的消耗，他的体重由原来 的130斤下降到只剩几十斤，完全是皮包骨头了。中旬以后，他连在搀扶下散步的力气 也没有了。

　　9月20日，医生不得不再次为他进行大手术。

　　手术前，周恩来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也许会下不来手术台。他要来了自己在 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的所谓“伍豪启 事”问题的专题报告的录音记录稿，重新审读一遍。

　　周恩来作为职业革命家，在其充满风雨险恶的生涯中，用过许多化名：伍豪、飞飞、 翔宇、冠生、周少山、胡必成等等。其中，以“伍豪”最出名。

　　那是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学校取的化名，当时觉悟社的领导成员以笔名撰写文章，大 家一共编了50个号码，拈阄决定各自几号？邓颖超拈到1号，化名“逸豪”；周恩来拈 到5号，化名“伍豪”。

　　国民党知道周恩来这个化名，在30年代利用发行量较大的《申报》刊出一则“伍豪 等声明脱离共党的启事”，以此达到造谣诬蔑，给共产党制造混乱的目的。周恩来迅速 以自己另一个化名周少山，同样在《申报》刊出启事，对此谣言进行了揭穿与澄清。

　　实际上，《伍豪等联离共党启事》发表于1932年2月27日，而周恩来早在1931年便 离开上海进入苏区，可以说不须反驳也知道是国民党造谣。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 和江青的爪牙还是搬出这件事来作文章，想攻击周恩来。

　　周恩来1967年5月19日向党中央毛主席作了书面报告，澄清事实。1968年1月16日毛 泽东明确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一生谨慎的周恩来，爱惜声誉胜过爱惜生命的周恩来，为了不给别有用心者可乘之 机，于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召集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就“伍豪启事”这一问题作了一 个专题报告，如今在手术前夕，又调来这个报告的录音记录，审读后，用颤抖不止的手 签上了自己的姓名——周恩来。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

　　这是周恩来一生中无数次签名中的最后一次签名。

　　中国的传统文化，无论你的信仰是什么，只要你坚持不背叛，你就有可敬重之处。 否则，你就会被人鄙视，周恩来对“伍豪启事”的异乎寻常的重视，不能不说有这种考 虑。

　　这里也有他对身后事的种种考虑和忧虑。当他被推向手术室时，他表现出过去从未 有过的激动，甚至是冲动。他大声地对所有走在手术推车两边的人说：“我是忠于党， 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就在这次手术中，医生发现他身上的癌瘤已经全身扩散，无法医治。邓小平为此指 示医疗组“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10月下旬，为“延长生命”，医生又对周恩来进行手术。在进入手术室前，躺在手 术车上的周恩来问：“邓小平来了没有？”

　　邓小平忙走近手推车旁，伸出手。周恩来握住邓小平的手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 比我强得多……”

　　这次手术后，周恩来再也没能离开病床站起来。

　　我和高振普陪护总理，有些事忙不过来，决定再增加乔金旺。乔金旺也是老同志了， 1947年入伍，给朱德、张闻天、彭德怀当过警卫；1955年在总理身边当卫士，1968年因 病离开，这次又回到身边。

　　这次久别重新见面，总理已经完全变了样子。他从乔金旺的眼神里看到了自己的变 化，第一句话就是：“老乔啊，‘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垮了！”

　　由于“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的，总理从没说过一个“不”字，唯独这一次， 我感觉总理把心底郁闷的想法和情绪流泄出一些。他的声调是低沉而幽怨，我看到乔金 旺眼圈一红，泪水差点溅出来。他喉咙哽咽地叫出一声：“总理……”

　　周恩来凄凉地说：“以后你们就不要再叫我‘总理’了，我躺在这里已经不能再为 国家为人民工作了，听你们叫我总理总理的，我心里难受……不做事了，不能叫总理。”

　　这以后，我们就为称呼犯了难。后来大姐秘书赵伟来见总理，不知称呼什么好，犯 愁地问邓大姐。邓大姐说：“那你就再叫一声总理吧，但是千万别哭。”

　　这使我想起一件关于“宰相”的故事，因为国内外都爱把总理比作宰相。

　　那是1972年9月30日，在国庆招待会上，周总理一一祝酒，不觉来到刘文辉的席前。

　　刘文辉在历史上曾是四川有名的军阀，解放前夕，响应共产党、解放军的号召弃暗 投明。全国解放后，在周总理提议下，他历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 席、中央林业部部长及国防委员会委员。

　　周恩来笑望刘文辉，举杯祝酒说：“刘将军，老朋友了，干杯！”

　　刘文辉急忙起立举杯，带着崇敬之情，庄重地说：“总理，历史上当宰相时间最长 的是郭子仪，他在任24年。希望总理保重，超过郭子仪！”

　　总理仰面哈哈大笑，和刘文辉碰杯，然后一饮而尽。刘文辉哪里知道，总理这时已 是癌病缠身。1975年1月13日，总理抱病出席四届人大，在会上得知刘文辉也身患癌症， 当即指示医院全力治疗，随时把病情向他报告。

　　后来，总理还是逝于刘文辉之前。刘文辉闻讯总理逝世，老泪纵横，在家人搀扶下 到灵堂向总理告别，这都是后话了。

　　从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到他不许我们称他总理，其间26年多。他是超过郭子仪 的中国历史上担任“宰相”时间最长的一个。

　　他必然会在这个世界上永存

　　1975年10月以后，周恩来的病情不断恶化。他整日卧床，剧烈的癌痛折磨着他。有 时痛得牙关紧咬，冷汗淋漓；有时痛得浑身战栗，眉头紧拧。但他始终不肯哼一声。

　　他怕使我们着急不安。当疾病和病房束缚他不可能再总理天下事时，他的注意力便 转到周围的人和事上。

　　“总理，打一针吧？”我们眼含泪水劝说。

　　周恩来明白，杜冷丁不能总打。他嘴角一翘，勉力做出微笑。他声音细微地说： “放、放段‘洪湖水，浪打浪’……”

　　我们有“洪湖水，浪打浪”的磁带，忙放起录音。“洪湖水，浪打浪”的曲调便柔 和地盈满一室。

　　周恩来淡漠的目光凝望着天花板上的某一点，静静倾听“韩英”歌唱的那优美的抒 情曲调。他的眼里时时有火花一进即熄，仿佛望见了那碧波连天的洪湖，望见了他的战 友贺龙，忆起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戎马生涯……

　　可是，他的眼圈忽然湿润了，微微垂下眼帘，以手击节，合着那婉转的旋律……他 一定是在默默抒发自己某种复杂的情感。总理过去就爱听这首歌，电影上映不久，中南 海的舞会上，专门请“韩英”来参加舞会并演唱。如今生命将息，参加过贺龙同志的骨 灰安放仪式后，就要来这首歌的磁带。在他逝前，听得最多的就是这支歌。

　　他“没有保护好贺龙”。为此伤感自责，因而更加思念这位战友，爱听这首歌。

　　在周恩来病重的日子里，他希望听听那封存已久的文化艺术表演杰作。我们尽了最 大努力。这些作品封在广播电台，我们请中央警卫局副参谋长东方同志去启封，前后去 录制了二三十盘磁带，拿回来给周恩来播放。记得有梅兰芳、程砚秋等京剧大师的唱段， 有袁雪芬的越剧和侯宝林、马季等人的相声。

　　有一次，周恩来被癌痛折磨得浑身颤抖，一个劲冒虚汗。我们替他擦汗，心就像被 人揪扯碎了一般痛。我们也是“急中生智”，冒出一个念头，小声向总理提议：“总理， 我们把侯宝林请来好吗？”

　　周恩来强忍痛苦，不解地望我们。

　　“让他跟你聊聊天么。他词汇多，又会滑稽出洋相，可以给您，给您逗逗乐。”

　　病痛中的周恩来虽然没有见到侯宝林，却呵呵地笑出声。大约是想起了那副“尊容” 和调侃，也许是为我们冒出这样的怪念头而发笑？

　　反正他是笑了！

　　然而，笑声稍纵即逝。周恩来微微喘息着，吃力地说：“不要不要，怎么好麻烦他 呢？不要麻烦他了……”

　　周恩来不肯为自己麻烦侯宝林，但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怀念着他在文艺界广泛结交 的朋友们。

　　那是京剧演员杨秋玲被解放不久，在人民剧院演出现代戏。周恩来在杨秋玲戏校毕 业时就同她认识了，不知怎么得知了她已获得解放。一天，他用细微的声音对我吩咐： “杨、杨秋玲出来了。你们，和电台联系一下，帮我，帮我录个片段，我想看看……”

　　我们立刻去联系，可是剧团推说需要请示上级。我们再去联系，他们回答说不行， 推说杨秋玲要去西安演出。我们直接管这个事的仍是东方同志，他向剧团提出同行，到 西安录。东方为总理真算尽了心，跟到西安，电视台也去了人，做好了一切准备，结果 还是没录成。这与当时文化部的负责人有直接关系，真把我们气坏了。

　　一国总理，勤政26年，人之将死，要看个演出录像而最终不可得！

　　我向总理难过地报告：“总理，电视台录去了，可，可他们说有困难，说、说不好 录……”

　　周恩来没有惊讶，也没有发火，似乎早有这种思想准备。他静卧病床，凝望屋顶， 仿佛那里有个舞台，杨秋玲正在翩然起舞演唱，他目不转睛地看入了神……

　　总理卧床后，已经不可能完整系统地考虑国家大事。但就像碎玉一样，星星点点也 仍然是玉。他时常会想起莱一些片断的事询问我们。比如“现在谁负责国防科委的工 作？”“主席现在的安全谁在负责？是不是汪东兴？”“主席现在住哪儿？”“他住的 游泳池有个边门是不是封好了？”“丰泽园的后门是不是关起来了？”“你们把纪登奎 叫来，我要跟他谈件事。”……

　　总理卧床后，叶剑英基本上是天天来。特别是在处理重大问题前后，必来请示汇报。

　　他白天黑夜与吴医生保持联系，一再指示：“要想办法，能延长一天就延长一天， 哪怕是多延长一小时一分钟，只要可能，就要尽到医疗方面的一切努力和责任！”

　　总理也明白自己多活一天的意义，我至今记得他顽强与病作斗争，艰难地吞咽食物 的情景。他是国家和人民的“大管家”，为别人操心惯了，总是用劝说鼓励的语气对别 人讲话，所以在说自己时，也好像是在劝说别人：“来，我们多吃几口，咱们数数。” 他费力地咽下一口，嘴里念叨着：“一！”又咽一口：“二！”……“三！”……

　　这样数数吃饭，到12月13号，总理最后数了两个数，咽下两口食物，从此就无法进 食了。

　　到这时，总理先后共做了13次手术。

　　“13”在西方被视为凶数。

　　周恩来曾对美国人巧解“13”。那是尼克松总统访华，到上海时，下榻于锦江饭店。 尼克松夫妇被安排在15层，基辛格在14层，国务卿罗杰斯和其他官员住在13层。

　　总理去看望罗杰斯及其助手们，当电梯在“13”处亮起红灯时，突然想到西方人最 忌讳13。果然，他走进罗杰斯的套间时，发现这些美国官员正在为“13”而生气，与周 恩来寒喧时也笑得不自然，房间里闹鬼一般。

　　总理聊了聊美国乒乓球队来访的事后，话锋一转说：“有个很抱歉的事我们疏忽了， 没有想到西方风俗对‘13’的忌讳。不过，你们来到东方，我们中国有个寓言，一个人 怕鬼的时候，越想越可怕。等他心里不怕鬼了，到处上门找鬼，鬼也就不见了……西方 的‘13’就像中国的鬼。”

　　美国人都笑了，不安和气恼也顿时全消。

　　然而总理这次巧合了“13是个凶数”，他不能自己进食了，由陈医生配制高热量高 营养的流质食品往胃里灌。他不但卧床，而且无法坐起来，身体下部插了七八条管子， 输液、输血、排液。他身体下部的膀肮等部位整个烂了，但头脑仍然清醒。我和小高每 天轮流给他读一些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和参考资料。也让他听广播。

　　叶帅仍然是天天来。总理刚卧床时，他常常与总理一谈就是3小时。

　　经月之后，谈话减到2小时。

　　到12月，总理已经不断高烧，谈话越来越艰难。记得12月20日他约罗青长来谈对台 工作，询问在台老朋友的情况，没谈多久就昏迷过去了。

　　天天来的仍然是叶剑英。一天又一天，周恩来的声音越来越微弱，叶剑英越坐越贴 近周恩来，谈话的时间也越来越短，连一小时也无法坚持。

　　终于，周恩来难以再说出声了。这时，叶剑英仍然坚持天天来，来了就紧贴周恩来 坐下，轻轻握住周恩来的手，他们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嘴唇一样地颤抖，眼里一样泪 光闪烁，一样地说不出话，就那么望啊望，望啊望……那种情景，那份情谊，任你是铁 打的心肠见了也忍受不住，不能不躲出门外失声痛哭。

　　我还记得他们最后一次交谈的情景，叶帅叫我们都退出，无论是送水送药，不按铃 不许进。

　　在门外，我们偶尔能听到叶剑英的声音，其实主要是他讲，周恩来要讲出一句话是 很困难的，就是讲出一句也非得贴近耳朵去才能听见。叶帅的声音里，我听清了“邓小 平”、“中央”、“军队”等单词。

　　叶帅从病房出来后，把我和小高召唤到身边、声音很轻、严肃吩咐说：“你们俩都 准备好纸和笔，24小时在总理身边，一刻也不能没有人。总理原则性很强，很多事很多 想法和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特别是对中央里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内容要发泄， 你们一定要记下来……”

　　看来，叶帅同总理谈话，没能叫总理对某些大事留下态度和看法。他不可能天天守 在总理身边，我跟高振普，乔金旺轮替守护总理。然而，总理组织纪律观念极强。邓大 姐也天天来看望，他们互相望了很久。

　　总理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邓颖超点点头，说：“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这个场面给我留下印象很深。7年后，邓颖超曾撰文写到这件事，表示她要和周恩 来一样，把没有说的话“永远地埋藏在心底”。

　　事实确实是这样，我和小高每时每刻都有一人守在总理身边，每时每刻都准备着抓 笔记录，然而周恩来的嘴始终紧闭，在最后的几天绝口不再谈政治现实。

　　在他逝世后，我和小高将雪白雪白的纸交给叶帅。叶帅拿到这张滴墨不染，无声胜 有声的白纸就哭了。他讷讷一声：“他一生都是顾全大局……”

　　周恩来在最后的日子里，不但有最后最重要的“政治遗言”，即在四届人大上提出 本世纪末初步实现四个现代化，有最后一次合影，最后一次会见外宾，最后一次参加毛 主席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等等，而且有一些最后的“要求和希望”。

　　12月初，总理吃东西已经十分困难。每想到总理这一生的艰苦自己，委屈自己，辛 劳自己而又极少有什么享受，我们心里就难受得不行。几乎每天我们都要问几遍：“总 理，你想吃什么就说。”他总是摇头。

　　一天，总理忽然讲话了，像是自言自语，又像说给我们听：“要是能吃到桃子就好 了。”

　　那一刻，我的心忽然颤动了一下，往事立刻浮出脑际。抗战胜利，为争取和平，我 跟随周恩来奔波于延安和重庆之间。那时毛主席刚发表过文章，说抗战8年，蒋介石躲 在峨嵋山上，现在抗战胜利了，他要下山摘桃子了。周恩来给警卫战士们讲解形势和这 篇文章时，曾说：“桃子就是革命的果实，胜利的果实。这是最好的比喻。”

　　建国后，总理不分昼夜地操劳，他一生“植树”，却不肯享受“果实”，在生命快 要结束时，才提出吃一口桃子，我们怎么能不满足他老人家的心愿呢？

　　可是，正当深冬，哪里去找桃子？那时不像现在这样有保鲜的条件和力量。我们几 个陪护的同志商量一番，不约而同想到罐头，马上去买了两筒。每简里有两个桃，切成 了四瓣。

　　“总理，没有鲜桃，我们买了桃罐头。”大家歉疚地报告。

　　总理望着桃罐头，脸上浮出一层浅笑，声音微弱地说：“好，很好。”

　　我们喂总理吃罐头桃。他吃得照例很慢，一点点咀嚼吞咽。好不容易吃完一瓣就想 停止。我小声说；“总理，吃一个完整的果实吧？您讲过的，桃子就是革命的果实，胜 利的果实。”

　　总理嘴角漾出一丝微笑，缓缓说：“你还记得。好，我们吃个完整的。”

　　他尽了最大努力，又吃下一瓣罐头桃，正好是一个完整的果实。

　　帮总理擦嘴时，我心里又欣慰又酸楚。欣慰总理终于在最后享受了胜利“果实”， 酸楚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享受得太晚了，是在人民吃过鲜桃之后， 一时吃不完的制成了罐头，他才最后享受一口……

　　可是总理还对我们说了一句：“谢谢，谢谢你们。”

　　隔两天，总理又问：“有没有六安瓜片茶？我想喝点六安瓜片茶。”

　　这一次我不明白是为什么？小高和乔金旺同志也不明白，这种茶并非什么名茶，也 没有什么典故，总理怎么会想起要喝这种茶？

　　但我们还是照总理的希望，为他买来了六安瓜片茶，质量虽不算好，总算满足他老 人家的心愿，不浓不淡地替他老人家沏了一杯。

　　总理不是喝茶，是品茶。他呷一口，细细品味；一小口一小口地呷，不时咂咂嘴。 他的脸上是一副含情脉脉，神思悠悠的容色，两眼眨动着，一闪又一闪，仿佛见到了思 念中的人。

　　一杯茶终于喝完了。我们都带着肃穆的神情问：“总理，您在想什么？”

　　“我想起了叶挺。”总理不看我们，仿佛仍在望着那位思念中的人，声音轻柔，像 是怕惊醒一个甜美的梦：“抗战开始不久，叶挺将军任新四军军长时，送了我一大筒六 安瓜片茶……”

　　这以后没几天，总理就无法自己进食了。

　　快过元旦了。望着总理头发蓬乱、胡须满脸的憔悴样子，我们悄悄商量。俗话说： “有钱没钱剃头过年”。总理一生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他那代表了中国人民精神面貌的 仪容，怎么也得为他老人家理个发，修修面再过新年啊！恰好北京饭店朱师傅也第三次 捎信来，坚持要在新年前为总理理个发。

　　29号这天，当总理从昏迷中醒来时，我们附耳小声劝说：“总理，要过新年了。朱 师傅已经几次捎信来，就让他给你理个发吧？”

　　他用沉思的目光望着我们，良久，嘴唇开始微微翕动。他实在难以说出声音了，静 得落根针也可以听到的病房里，我们仍需把耳朵贴近他唇际才能听清：“不，不要了。 我这个样子……不好再见人。老朱，他，他看到我这个样子，会、会难过……”

　　我们蓦地扭转脸，泪水又夺眶而出。

　　我们天天守在总理身边，对变化感觉还不是很强烈，如今听他一说，立刻想到他不 久前还英武潇洒的神姿和风度翩翩的举止。可是，一觉醒来，他已是须发灰白蓬长，面 容瘦弱憔悴，整个身体都抽缩了。他眼窝深陷，皮肤松弛灰黄……他再也不照镜子了， 我们也不叫他看到自己的脸。

　　朱德、小平、先念等中央首长都曾多次来看望周恩来。当时中央规定，只有政治局 委员以上的领导才能来看望。但是，许多曾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一再要求，非见 总理一面不可。邓大姐后来同意了。但要求只许大家见总理，不能让总理看见大家。这 也许违背周恩来不让别人分担痛苦的考虑？这些工作人员被安排在周恩来昏迷之时来见 一见，严格规定不许哭。

　　可是，怎么可能呢？这些工作人员被领进来，都是由我们带到床尾立住脚远远望一 眼。这一眼他们就全惊呆了，他们所熟悉的总理突然之间不见了！我看到没有一人能例 外，都是全身一震，便猛地用手捂住了嘴，泪水顿时进射而出！有几位女同志踉踉跄跄， 是被我们搀扶出去的。打击和刺激太大了，没出大厅就全哭倒在地。无论怎样批评、劝 说，甚至呵斥都无法阻止。唉，且不说她们只是未经过大磨难的女同志，难以承受，就 是身经百战，历遭磨难的李先念同志，出了病房也泪如泉涌，哭出声来，悲不能止。

　　老帅们也都来看望了周恩来，都是在周恩来昏迷之际，立在床尾默默地望着，像雕 像一般，大颗大颗的泪珠溢出眼堤，在睫毛上颤动，接着扑簌簌滚下来，落地有声！

　　1976年元旦，毛泽东的《重上井冈山》、《鸟儿问答》两首诗发表后，周恩来从昏 迷中醒来时，恰好在广播里听到了。他让我们去买来诗词，元月2号我们又为他读这两 首诗词。读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他嘴角绽出几丝笑纹，甚至可以听到隐 隐的笑声和讷讷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这是我见到的总理的最后一次笑。

　　这次笑很短暂，膀胱癌和肠癌的剧痛很快又使他抿紧了双唇。我们收起诗词。他虽 然痛得额上沁汗珠，仍然坚持着示意，让我们将诗词放在枕边。

　　后来，他又看过几遍这两首诗词，也叫我们念过。他去世时，这两首诗的小薄册就 压在他枕头下。这是周恩来一生中最后看到听到的两首诗词。

　　都说癌痛是超过任何肉刑的剧烈持久的疼痛。现实生活和文学描写中，我曾看到过 许多挣扎在痛苦中的人：有的呼叫，叫声凄厉惨绝；辗转翻滚着挣扎。有的咬破牙床嚼 烂舌头，一任泪水横流，顽强地不呻吟一声。有的瞪着凶野的被痛楚折磨得变了形的眼 睛，号哭怒吼着乞求别人帮忙结束自己的痛苦和生命…”

　　周恩来不同，始终静静地躺在那里；昏迷半昏迷时，他会发出轻微的呻吟，但是清 醒后，绝不发一声呻吟或流一滴泪。如果你正注视着他，那么，剧痛袭来时，他甚至不 肯抽缩一下身体。他怕给别人带来痛苦的影响。

　　然而，剧痛袭来，完全没有反映是不可能的。有多少次我预感到有大的痛苦到来， 周恩来的脸色陡然变成阴沉灰黄，转瞬间又泛出黯红，汗水一下子便冒出来，颗颗有绿 豆大，颤动着凝聚汇合，接着便小河一样淌下来。他的眼光时而迷离黯淡，时而闪烁逼 人，回避开周围的同志，在空中、在天花板上逡巡搜求什么。在一次次的屏息忍耐之后， 那鼻翼便颤抖着张大，嘴唇也小心翼翼尽量不引人注目地咧开一条缝，喘息几口，很快 又复屏息闭气，用超人的毅力去换过那阵新的更持久的凶猛的剧痛的浪潮……

　　他不哼不流泪，哪怕是抽缩着脸孔咧咧嘴呢？他永远不会在人前目光下有这种样子。 这就是我们的周总理。

　　元月3号，总理一天基本都是处在昏迷中，偶尔醒来也默默无言。

　　元月4号，总理从昏迷中醒来，眼睛闪了一会，忽然翕动起嘴唇。我们在场的同志 马上都围拢过去。

　　他用细微的难以辨清的声音讷讷询问：“主席，主席身体怎么样？”

　　“没有大的变化。”医生小声报告。

　　“董必武呢？”

　　“董老还好。”

　　“刘帅，刘帅，身体……”他突然屏住了声，瘦骨粼粼的手一下子握住了医生的手， 这是下意识的动作，是剧痛袭来的原因。他在颤抖，在出汗。我们一边替他擦汗，一边 劝他：“总理，你疼就叫出声吧。都是自己人，你哼一哼也会疼得轻些……”

　　他不叫也不哼，好不容易透过一口气，却以惊人的意志清晰地说出一声：“哎呀， 你手……怎么那么凉呀？”

　　他好象不是痛得抓住医生的手，好象是为了试试医生的手凉不凉？唉，我们的总理， 身陷如此痛苦绝境仍然要掩饰自己，仍然不愿叫别人为他的痛苦而痛苦！

　　但是，他已经瞒不了我们也瞒不过自己。我们在流泪，他在战栗；整个病房都能感 觉出总理体内那痛苦急骤的节奏，那冲撞交锋的波澜！

　　“吴、吴医生，打、给我打一针……”总理发出令人窒息的请求声。每当他再也无 力掩饰剧痛时，他总是这样请求。

　　邓颖超每天都来看望周恩来。这次她实在看不下去了，声音颤抖地对卞医生说： “这么痛苦，太难受了，他太难受……”

　　邓颖超后来曾表示有条件地赞同“安乐死”，与总理逝世前所遭受的难以想象的病 痛折磨对她所造成的刺激有直接关系。

　　卞医生含泪说：“大姐，总理太重大了，多活一天对党对国家对全体人民都有重大 利益，哪怕是一分一秒都有着重大意义……”

　　叶帅也是这么说的。

　　医生替总理注射了杜冷丁。片刻，总理稍稍喘息平稳。他两眼淡漠地望着天花板， 像是凝思。忽然，那眼里闪了一下亮，转向我们：“拿、拿《国际歌》，放、放一 放……”

　　我们忙找出《国际歌》的歌片，为他播放。当那磅礴的旋律盈满一室时，总理的嘴 唇分明在翕动，在吟唱！

　　这是总理生前最后一次听歌，最后一次唱歌。这支歌是《国际歌》。

　　连放三遍，总理对守在身边的邓颖超说：“我坚信全世界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团 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他讲这个话的声音很细微，给我的震动却很大。他已近弥留阶段，最后唱这支歌， 显示了真正不移的信仰。人生尽可信仰不同，能够为信仰奋斗终生，奉献一切，那么， 就连他的敌人也会为他的人格肃然起敬。许多资产阶级政治家、理论家、学者，就是由 于这个原因，在周恩来死后，也对他表示了极大的哀悼和敬意！

　　1976年1月5日至7日，周恩来基本处于弥留之际；他多数时间昏迷，偶尔睁开失神 的眼睛也没说什么事情，仿佛已经停止了思维。我和小高也停止为他读报读文件。

　　7日那天，在我值班的24小时中，病室里一直很宁静，除了定时为总理做例行的维 持生命的医疗，没有其他大事。当陈医生按时将配制好的高营养高热量的流质食物输入 他胃中时，我静静地在一旁看。我的泪早已流尽。病房里很清洁，四周围是那么静，那 么静……

　　晚11时，周恩来忽然睁开了眼。这种睁开眼的时间越来越少，每次睁眼的间隔时间 越来越长。他凝视着，竭力聚集涣散的眼神。我们都贴近过去。

　　终于，总理眼里进出一星火花。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目光闪烁。

　　他认出了我们之中的吴阶平医生。

　　“我这里，没什么事了……”总理缓缓地，声若游丝地说：“我，一个人，你们…… 管全局，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总理又昏迷过去。这是他一生讲出的最后一句话。

　　1月8日晨，早8点，小高像往常那样准时来接班。

　　做了简单的交接，我准备离开了。在门口，我像每天那样回头再望一眼我一生为之 服务的总理。

　　他仍在昏睡。唉，他这一生睡得太少太少了！特别是近10年中，天下大乱，他平均 每天睡不到3小时。什么叫全心全意？什么叫呕心沥血？什么叫不知疲倦？什么叫鞠躬 尽瘁，死而后已？在总理身边一站你就全明白了……

　　我早已哭干的双眼忽然又潮湿起来，缓缓扭转头，轻轻掩上门，慢慢朝楼上休息室 爬去。

　　躺下不到l小时，似睡非睡之际，楼道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来得匆促慌迫， 我的心本能地一阵抽缩颤栗，立刻清醒了。我想跳下地，想喊，可是被一种不祥的预感 紧紧握住了，一时竟动弹不得。

　　“卫士长，卫士长！”小高旋风似地卷进来，脸色煞白，紧张使他把两肘紧夹在肋 旁，声音完全变了调：“快，总理、总理不好……不好了！”

　　我像被抽了一鞭，从瘫软中一跃而起，提着裤子就往下跑；心脏忽尔抽缩凝固，忽 尔膨胀滚翻；脑子忽尔一片空白，忽尔万念跃动，就这么一口气冲进了周恩来的病房。

　　医疗组的全体人员都集中来了，整个房间一片混乱，紧急枪救已经开始。屏风移开 了，活动床头也卸掉……

　　“怎么了？怎么样？”我失去了主张，小声讷讷着，瞪大受惊而失神的眼睛望望这 个，又看看那个。没有人理睬我，个个拧紧了眉头；我也插不上手，不知能干什么，废 物似地僵了半天，上下颚骨呷呷地抖颤不止。

　　片刻，我冷静一些，心神回归，看清病床旁只有几名专家，其余20来个专家医生已 经稍稍后撤，环绕四周默立。我想起生命的标志，忙凑到示波器那里去看心电图。

　　还在跳！我的心刚一热，马上又凉：怎么不跳了？随即又热起希望：又跳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往常的心电图不是这样。我惊疑地看医生们的眼色，又看看屏幕上 那条“脉搏”；我看到有人开始悄悄摇头，看到那“脉搏”越来越弱，越来越缓……

　　“总理，总理！”张医生一直摸着总理的脉搏，连连呼喊着。那一瞬间，我简直怀 疑自己的眼睛了。用力凝视，没错，总理竞睁开了眼！

　　“总理，”张医生喊叫着说：“让谢荣给你插个管子，把痰吸出来行不行？”

　　张医生的大喊大叫，奇迹般从总理的神经里唤来了反应，他真微微点了一下头。

　　可是，马上又闭上了眼。当北京医院麻醉科主任谢荣准备插管吸痰，加压给氧时， 心电图忽然嘟嘟，化作了一缕不再起伏的游烟……

　　“总理！”我受了巨大的紧张恐惧所驱迫，离开示波器，冲到周恩来的床边，一把 抓住他的手，好象在抓着一个最伟大美好的生命，怕被别人夺走。我要尽自己一切力量 拖回这个生命。

　　“总理，总理！”我叫着，手掌却鲜明地感觉到他的手指凉硬了，那么快，那么突 然。我慌极了，摸着，抚着，想把那手指温暖回来，却发现总理的整个手掌都在刹那间 变凉变僵，并且退潮一样迅速凉到了胳膊。我急红了眼，仰起头，恶狠狠瞪着医生吼： “怎么了？大夫！大夫！快呀、快!总理的手凉了！……”

　　我一边吼，一边匆匆地追踪总理的温暖。我的手已经追到总理的肩胛，我绝望地叫 了一声：“张大夫，凉到肩上了！你快点呀……”

　　张佐良沉重地摇摇头，发出一声凄凉的叹息：“不行了……”

　　我痴痴地睁大着眼睛，晕了；一切都像梦中，一切都浸入一种幽蓝的朦胧中，一切 都在飘浮颤动。我听到陈医生那极轻微又极宏大，极遥远又极近切的声音：

　　“35、36……48、49……停止！”

　　四周围陡地静下来，世界彻底哑了一般！

　　我从来不曾遇过这种场面，茫然回顾：“什么？什么停止？……”这声音只有我自 己能听到，我的嘴早已不会说话了。

　　蓦地，我看清一圈脱帽肃立的人，一圈低垂的头。

　　“停止、停止……”我的眼前模糊了。什么东西溢满了眼眶，丝线一样从眼角挂下 来，连绵不断。当我喘过一口气时，便鲜明地感觉到，股巨大的锥心般的痛楚冲撞而起， 迅速发散到全身。“总理——！”

　　我放声大哭，病房里所有的人都放开了悲声。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我们从心底热爱的总理离开了我们。

　　邓颖超在秘书赵炜陪护下已经赶到，汪东兴也赶来了。邓大姐在流泪，却克制自己 没有哭出声。她的坚定刚毅使我没有被哀痛压垮，很快又投入了周总理的治丧工作。

　　我给北京饭店的朱师傅挂了电话。

　　朱师傅对总理感情极深。建国后，周恩来一直是到北京饭店理发、刮脸，很少麻烦 朱师傅到家里来。他愿意在饭店里走动走动，和同志们见见面，聊聊天。不只是见见饭 店的各级领导，还有各方面的服务员，都要走动着见见面，打招呼聊天。饭店里所有的 同志都与总理有一种特殊感情，所以“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大乱，唯独北京饭店没怎 么乱。饭店里的老职工们，至今提起周总理，没有不掉泪的。

　　饭店里是由朱师傅和小关负责给总理理发刮脸。这次整容，又把他们俩请来了。加 上北京医院的韩医生，一共三个人。

　　三位同志哭了一路。见到总理时，再也压抑不住，一起大放悲声，哭得天昏地暗， 谁听了都受不了。特别是朱师傅，哭坏了，感情太深，受刺激太大，从那以后身体全垮 了，不大能上班了。他要办退休手续，饭店里舍不得，没同意，说他手艺高，为中央首 长服务一辈子，是功臣，让他一礼拜来饭店走一趟，指导指导年轻人。

　　总理逝世当天，邓颖超即向中央提出三条要求：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保 留骨灰。

　　李先念一听这三条要求，急了，含着泪说：“不行，不能从总理这儿开这个头，全 国人民决不答应的。”

　　“先念同志的意见对。”邓小平说，“人民不答应，遗体告别和追悼大会要搞，否 则没法向全国人民交待。”

　　绝大多数中央领导同志都不同意邓大姐的要求。邓大姐说，这三条是她和总理生前 约定好的，她要对总理负责。中央领导们都坚持说，他们要对人民负责，有的领导同志 还提议：“骨灰可以撤到全国土地上，但也应保留一部分，放在八宝山。”

　　邓颖超坚决地说：“一点也不保留，我和恩来同志早已有约，他最担心我实现不了 他这个要求。我们谁也不留骨灰，不能留！”

　　这一点我是清楚的。那是1975年9月，总理最终卧床不起的前夕，总理曾对大姐的 秘书赵炜讲起他死后骨灰的处理问题。赵炜声音都打颤了：“总理，您不要谈这个事， 不要，您不会，不会的……这么早谈这种事对您治病没好处。”

　　“你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人总是要死的，这有什么？”总理批评赵炜，然后坦 然说：“我和大姐在10年前就约好了，死后不保留骨灰。但我想，如果我先死了，大姐 不一定能保证得了我的骨灰全撤掉，这得由中央决定。不过大姐可以反映我的要求。如 果大姐死在我前面，我是可以保证她的；我先死了，大姐的骨灰你保证不了全撤掉，但 你可以反映她的要求……”

　　现在，中央领导和邓颖超议论后，决定互有妥协。遗体告别和追悼大会要进行，骨 灰不保留。

　　早在1975年12月下旬，医生就向我交底，说总理病情恶化，让我们作些准备，包括 逝后穿的衣服。我和高振普商量来商量去，决定还是尊重总理生前一贯的衣着作风，不 再做新衣。

　　我们把商量结果请示邓颖超，邓大姐说：“这个决定对。就照你们商量的办。”

　　总理逝世后，我们拿了总理生前穿过的衬衣衬裤，法蓝绒中山式制服替他换装。这 件中山装是总理在基辛格访华前夕经我们一再陈述道理才做的那身衣服，也就是人们所 熟悉的总理侧身坐在单人沙发椅里照的那张像片上的衣服。这件衣服已磨起毛边，负责 整容的韩医生一接过去就皱起了眉头。

　　“还有没有新衣服？”他沉下脸问。

　　“没了。这是最新的一件……”

　　“你们怎么搞的？啊！”韩医生发火了，朝我们瞪起眼睛：“为什么早没准备？不 是告诉你们准备吗？”

　　我垂下了头，难过地说：“我跟小高商量过，尊重他一生的习惯和喜好。大姐也同 意我们的选择，总理最后几年一直是穿这件衣服……”

　　韩医生眼里泪水盈眶，好半天才喃出一声：“如果人民怪我们呢？”

　　“不会怪。”我坚信不移地说：“这是总理的意志。”

　　瞻仰遗容时，总理穿的就是这件衣服，后来火化，总理穿的也是这件衣服。

　　周恩来逝世时，胸前佩有“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像章，枕下放的是毛泽东诗词。 他对毛泽东的感情深厚真挚，始终如一。但是，在他病重和病危期间，毛泽东情况也很 不妙，也为重病缠身，所以一次也没有来看望过周恩来。前面讲过，建国后毛泽东只去 过一次西花厅。就我所见所知，他就看望过总理这么一次。至于其他中央首长，有些他 一次也没去看望过。他喜欢和民主人士建立私交，与党内干部基本只保持同志关系，极 少有私人交往。

　　周恩来卧床不起后，特别是他病危后从昏迷中醒来时，曾几次抚摸毛泽东像章和诗 词，曾多次询问毛泽东现在住哪里？身体怎么样？每逢这时，我心里特别痛苦。如果毛 泽东对党内同志也多些私人交往私人情谊，如果他身体能好一些，如果他能到总理病房 看一眼，在总理病床旁边坐一下，对于他们几十年的战斗友谊，对于我们的历史，都将 是多么感人的一笔啊！

　　周恩来的追悼会，毛泽东没说参加也没说不参加。当时是做了他老人家参加的准备。 他走的路线、乘坐的电梯、轮椅都作了认真仔细的安全检查。

　　邓大姐一直在等候、盼望毛泽东来参加。

　　小平同志也一直在等候、盼望。

　　中央领导同志们及我们所有参加追悼会的人都急切而惴惴不安地等候盼望。

　　快到点了。负责主席安全工作的张耀祠同志再次上下电梯做检查，做准备。

　　过点了，毛泽东还没来。汪东兴只好给毛泽东家里打电话。那边说，主席不来参加 了。

　　追悼会这才开始。

　　毛泽东那时已站不起身，他不愿意让人看到他举动艰难，离不开轮椅。他讲话也不 行了，只能由工作人员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他不来参加，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月10日、11日．各界群众向周恩来遗体告别。世界上再没有这样深挚的哀痛，哭 唤声令天地变色，神鬼齐哀。围绕安卧在鲜花丛中的周恩来的遗体，群众的泪水把地毯 洒湿了一米多宽的一圈。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例！

　　11日下午4点40分，周恩来的灵车徐徐开向八宝山。十里长街，几十万群众的哭声 惊天动地。同时间，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溅满了8亿人民的痛泪。

　　1月12日上午，邓大姐约高振普、赵炜和我三个人，谈把总理的骨灰往哪儿撤？她 说：“党中央、毛主席批准了恩来同志不保留骨灰的请求，我得到这个消息后很高兴。 这件事还得依靠支部，不要惊动更多人，也不麻烦上级组织了。你们到北京附近有水的 地方看一看，能不能撤骨灰？”

　　在我们这个支部里，我担任支部书记。邓大姐在这次支部会上，确定我捧骨灰盒， 负责完成撤骨灰的任务。

　　1976年1月14日下午6点30分，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里，群众的吊唁活动结束。邓大姐 由两名青年搀扶着走进灵堂，手捧周恩来的骨灰盒向大家深情地说：“我现在手里捧着 周恩来同志的骨灰，向在场的所有同志表示感谢。”

　　话音未落，悲声恸天。大家向邓颖超涌去，号哭之声憾天摇地，泪水如雨如潮。

　　1月15日举行了周恩来的追悼大会。同时间，北京市民自发地涌向天安门广场，几 万个花圈簇拥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组成一个硕大无比的花坛。那碑文是毛泽东草拟，周 恩来题写：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 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当晚8时，我和高振普从邓大姐手中接过总理的骨灰盒，同治丧委员会的两名代表 一道，登上飞机，执行撤周恩来骨灰的任务。

　　那一夜，天空格外清澈，繁星围拱着明月，静温无声地闪烁着，俯瞰着神州大地。 飞机隆隆地起飞了，从8点到12点，飞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我们一捧捧地播撤下总 理的骨灰。在高空风里，骨灰瞬间即渺，无影无踪。但我却能看到，那是总理的一腔热 血，他造福人民的美好设想，他对人民对国家对党和领袖的全部深情，飞燃起一道长虹， 跨越了整个的中国大地。

　　他走了。他留给这个世界的太多，索取的太少，所以，他必然会在这个世界上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