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关头：张闻天在1935—1943》全书目录

华盛顿人

　　一、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踏上长征路


　　毛洛王组成中央队三人团

　　1934年10月10日晚，张闻天（当时通用名洛甫）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从瑞金的梅坑出发，向赣南省会于都集结，准备渡过于都河作战略转移。

　　当时还没有“长征”这个名词，更不知道要走二万五千里那么长的路。那时红军是向西边走，最初的目标是到达湘西同贺龙、萧克的红二、六军团会合，故尔一开始都把这次战略转移的军事行动称为“西征”。

　　长征出发时，按照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的意见，毛泽东、张闻天等人都要分散到各野战军团中去。毛泽东和张闻天商量后提出异议，博古同意毛、张的意见，让他们留在总部。毛泽东邀约张闻天、王稼祥一路行军，一起宿营。就这样，毛、洛、王三人走在一起，自然而然地也形成了一个“三人团”。为了跟“最高三人团”相区别，称为“中央队三人团”。

　　“中央队三人团”并不是一个正式机构。三个成员中，毛、王两人，一病一伤。毛泽东恶性疟疾刚止住，体虚血亏，走不动路。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敌机炸伤，肚子里还有弹片。他们两人都坐担架。张闻天身体好些，基本上是骑马行军。他们随军委第二纵队（代号为“红章”纵队）行动。这个纵队由党中央和中央政府机关、供给部、卫生部、红军大学、军委二局等组成。

　　长征出发时，毛、洛走在一起不是偶然的。促使他们走到一起的主要有两个相互影响的因素：一是博洛矛盾的加深，一是毛洛合作的发展。

　　1932年冬，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瑞金后，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和实际工作中，以“博洛矛盾”（即中央两位主要领导人博古和洛甫的矛盾）的加深为标志，中央“左”倾领导集体已经出现裂痕，开始分化；而以“毛洛合作”的发展为标志，受“左”倾领导集团打击、排挤的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已经被实践证明为正确，毛和洛已经在同“左”倾错误的矛盾、斗争中取得一致，建立了战友的情谊。

　　“博洛矛盾”加深

　　1932年秋冬，张闻天在上海接受“左”倾错误在实践中不断碰壁的教训，就已开始了由执行“左”倾路线到反对“左”倾路线的转变。到中央苏区后，张闻天从思想认识到方针政策，直至策略路线，逐步挣脱“左”的桎梏。这一艰难的转变过程，同时也是同犯“左”倾错误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产生、发展、加深的过程。所谓“博洛矛盾”，在重要的历史转变时期，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1931年秋，王明赴莫斯科，博古接任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在此期间，张闻天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与博古共事，虽然工作作风不完全一样，对若干具体问题难免有不同意见，但在政治上，革命目标一致，在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面，相当一段时间里，没有什么原则分歧，两人关系可以说是亲密团结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闻天在实践中逐渐觉察到“左”的危险性，认识到“左”倾也会成为革命前进中的最大的障碍物，反对“左”倾的一面开始滋长。而博古却没有及时觉醒过来。

　　既然如此，两位领导人之间就不可避免地会在政治上，在重要的方针、政策上，产生分歧和矛盾。

　　博洛之间政治上的分歧，首先产生在对于“共同抗日三条件”的理解上，也即关于统一战线策略变化的认识上。

　　1933年1月17日，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扩大侵略，占领山海关，向华北进犯的形势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宣言，提出：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愿与任何部队订立共同作战的协定。在国内、国际都引起广泛的注意和强烈的反响。然而，博古却从下层统一战线和打击中间力量的共产国际的“左”的固定公式出发来理解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认为我们的宣言只是对群众说的，只是对士兵说的，或者至多是对国民党军队下级军官说的。至于国民党上级军官，那决不会接受我们的条件，我们也不会去同他们谈什么条件，同他们订立什么共同作战的战斗协定。宣言上的提议只是个宣传口号，是用来揭破国民党的造谣污蔑的。张闻天则接受了淞沪抗战事实的教育，对在日本侵略下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动开始有所认识，纠正了“一·二八”事变后对国民党十九路军军官的过“左”的策略思想，所以，他对在三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的对日作战协定的理解同博古大为不同。他认为：“三条件是宣传的，也是行动的号召”，不仅是对下层士兵与广大工农群众讲的，“也是对上层军官说的”。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见《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6页。围绕着对“共同抗日三条件”应怎样理解的问题，张闻天同博古进行了争论。博古没有采纳张闻天的意见，所以，“宣言”发表以后，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没有采取任何主动行动，“宣言”发表以后的八九个月里，也没有同任何一支国民党部队订立反日作战协定。

　　第二，关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与政策。　　这是博洛之间的又一个分歧点。先是博古发表《论目前阶段上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重复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与反对资产阶级并列的特点。博古认为，目前的中国革命不但要“反对封建残余，反对军阀制度，反对帝国主义者，而且同时要进行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无情的斗争”，这是工农民主专政的特点之一。博古主张对资本主义政策的基点是“限制”，“在发展苏维埃经济中间、在相当的容忍资本主义发展中间来有系统的限制资本主义剥削”。张闻天在《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苏维埃政权下的阶级斗争》等文章中论述了“利用”私人资本发展苏维埃经济的主张，提出应该允许资本主义发展，采取利用、限制、竞争、斗争的政策。显然同将资本主义作为“反对”对象，采取“系统限制”政策大相径庭。博古在随后发表的《论目前阶段上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的第三部分中对张闻天的观点进行了严厉批评。博古强调：“资产阶级将成为我们当前的惟一的最主要的敌人，所以，与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是不可允许的”。他认为，对于资本家，“不是‘妥协’政策，而是坚决的发展阶级斗争”；除了消灭他们的反抗，限制他们的剥削之外，应该是“强迫”他们为苏维埃工作。博古不点名地指责张闻天主张的“让步”、“妥协”政策是“机会主义”的政策，甚至认为这种“对资本家的投降情绪”，是目前苏区职工运动中的“主要危险”，提出要以“坚决的无情的火力反对这种危险”。　　第三，博洛之间更大的分歧发生在“福建事变”前后关于同十九路军的联合和怎样对待“福建事变”上。　　1933年六七月间，蒋介石利用签订《塘沽协定》后日本暂停南侵之机，坐镇庐山，调兵遣将，部署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这时红一方面军执行临时中央“长电”的错误指示，实行“两个拳头打人”，分为中央军和东方军两路反第五次“围剿”，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求胜。从7月至9月，彭德怀统率的东方军在对十九路军作战中发展顺利。连城大战之后，随即进军闽北，每战皆捷，形成挺进福州之势。十九路军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蔡廷锴等十九路军将领原本就同蒋介石有深刻的矛盾，在此形势下，听从周围一批进步人士的劝说，决定变“剿共抗日反蒋”的方针为“联共反蒋抗日”的方针。他们响应中国共产党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主动派代表秘密前往红军驻地商谈停战反蒋事宜。　　第一个来到延平（今南平）前线同红军联络的代表，就是当年张闻天在上海从事新文化运动时的朋友吴明（即陈公培）。吴明于1933年9月22日晚在王台八角楼红三军团总部会见了彭德怀。第二天又同彭德怀、袁国平举行会谈。此后，吴明即于10月初陪同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秘密到达瑞金，进行正式谈判。　　对于同十九路军谈判，博洛态度很不相同。博古警惕性很高。他没有拒绝谈判，但疑虑重重。他看不到十九路军将领的进步，总以为他们来谈判很可能是为求一时缓和以待援兵而施的狡计。他仅仅把谈判看成一种宣传性的措施，只想通过谈判来揭露十九路军将领的欺骗，提高共产党和红军的威望。十九路军代表到瑞金谈判时，博古没有会见。张闻天十分重视这次谈判，认为这正是实现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的一个具体行动。如果谈得好，同十九路军停战并进而合作抗日，对粉碎第五次“围剿”，对整个反蒋反日斗争，都有重大的积极影响。张闻天当时是中共中央局内具体指导谈判、签约的领导人之一。他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热情接待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促使谈判顺利进行。参加谈判的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全权代表潘行健（汉年），从白区到苏区，都是张闻天的得力助手。谈判进行了近一个月，双方全权代表于1933年10月26日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草签初步协定之后，苏维埃政府又委派潘汉年为常驻福州代表，同徐名鸿、吴明等十九路军谈判代表一起赴闽。临行那天早晨，张闻天同毛泽东、林伯渠、邓发等前往送行。　　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与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州成立联共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简称“福建人民政府”）。22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与福建人民政府、十九路军正式签订抗日反蒋协定。当天，张闻天在党内刊物《斗争》上发表《关于苏维埃政府的〈宣言〉和反机会主义的斗争》，批评对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采取的关门主义方针。指出在全国的民族危机面前，“个别的国民党军阀有接受我们宣言的可能”。我们应该“利用这种可能”，“在个别地方进行上层统一战线”，“号召一切反动营垒中真正爱国的分子同我们一起为中国民族的生存而战”。他认为：“对这种国民党军阀，我们是不怕同他们订立反日反蒋的作战的战斗协定的。我们的任务在这里不是关起大门来表示自己无产阶级的纯洁，而是经过这种协定来更进一步的开展民族革命战争”，“我们并不拒绝这种妥协”。他嘲笑“自命清高、否认一切这种妥协的可能的‘左’倾幼稚病者，往往把这种谈判当儿戏，或简单的‘玩把戏’”。他严厉地指责道：“这除了表示出他们对于‘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一窍不通以外，没有别的。”　　张闻天“进行上层统一战线”的主张，对“左”倾幼稚病者的尖锐批评，并没有使他们将大门敞开。“福建事变”爆发以后，他们不仅不作有力声援，不去推进联合，积极配合，反而进行揭露、批判，采取诋毁、排斥、打击的策略

　　“福建事变”爆发之际，正是中央苏区反第五次“围剿”战争遭到重大挫折之时。“福建事变”使得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包围圈的东线出现了一个大缺口。如果红军同十九路军真能联合起来，不仅蒋介石的“围剿”计划必将破产，而且可以对南京政府构成直接威胁。所以，“福建事变”爆发之后，蒋只好改变原来的作战计划，迅即从“围剿”前线抽调九个师，入闽“讨伐”，蒋自任“讨逆军”总司令。这就大大分散了“围剿”中央苏区的兵力，打乱了蒋原来的军事部署，为红军粉碎第五次“围剿”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然而，博古和刚来到中央苏区的军事顾问李德却没有利用这个机遇，他们不同十九路军直接配合，争取主动，粉碎“围剿”，他们不听在北线指挥作战的彭德怀的建议，也不采纳总政委周恩来的主张，而是忠实地执行远在上海的共产国际军事代表团的指示。他们没有指挥红军东出侧击“讨逆军”，反而向赣江方向活动去攻击永丰地域的敌人堡垒，企图越过赣江，进逼南昌。张闻天得知红军西调，立即提出“反对”，主张红军应该东调援助十九路军。张闻天认为，只有在军事上采取与十九路军直接配合的方针，我们才能在当时这一重要关键上不失去消灭蒋介石主力，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机会。军委采纳了张闻天的建议。然而，等到这时才把红军东调，为时已晚。当红三军团在彭德怀、杨尚昆指挥下于1934年1月4日到达沙县的富口地区待机时，“讨逆军”已经进入福建腹地，“侧击”之机早失而只能“尾随”了。而十九路军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之下内部发生分化，福建人民政府已呈颓势。1934年1月9日十九路军参谋长到瑞金求援。1月13日，维持了53天的福建人民政府解体。　　第四，“博洛矛盾”从暗的分歧发展到明的冲突，是在广昌战役开始之前和失败之后。　　广昌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坐落在盱江左岸。1934年3月，敌人集中11个师兵力，自盱江两岸夹江南下，缓缓地向广昌作堡垒推进。毛、洛坚决反对组织广昌战役。博古、李德决定全力保卫广昌，与敌“决战”。他们调集红军主力九个师，采取以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和“短促突击”战术，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从4月10日至28日，红一、三、九军团进行了历时18天的广昌保卫战。敌人依仗空军、炮兵的优势，以平均每天2公里的速度，步步为营，向广昌推进。坚守广昌的红军部队虽然英勇战斗，大量杀伤敌人，但由于战争指挥的根本错误，兵力消耗巨大，终于不得不在4月28日放弃广昌。广昌战役的失败是李德、博古不接受毛、洛正确主张，推行单纯军事防御路线的结果。　　广昌战役失败后，在5月中旬中革军委的一次会议上，张闻天提出了严正的批评，指出：广昌战斗中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这是一种拼消耗的打法，使红军主力遭受了不应有的巨大损失。博古不承认错误，反过来给张闻天扣右倾帽子，说张闻天这种指责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那样的机会主义思想。　　张闻天一向温和沉静，面对博古的指责，当即予以批驳，指出：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12月俄国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后责备党，说什么“本来是不需要运用武器的”，那是根本反对武装起义，以为工人可以用和平手段得到胜利。今天批评广昌战斗，是说同敌人死拼这种拼消耗的打法是错误的。敌人空中每天有三四十架飞机分批轮番轰炸，地上有一个炮兵旅的大炮轰击，兵力又大大强于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想靠野战工事来坚守阵地，怎么可能？我们绝不应该单纯防御，死守硬拼！应该保存主力，用别的办法战胜敌人。同普列汉诺夫根本反对武装暴动有什么相同之处？张闻天越说越激动：博古同志说我是普列汉诺夫，是机会主义，这是污蔑！我坚持，广昌战役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张闻天在发言中还批评博古过于重用李德，说：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点主意。　　博洛二人在会上争得面红耳赤，相持不下，会也没法开下去了，结果不欢而散。到会的其他同志，没有一个作声。关于这次中革军委会上博洛争论的情况，据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并据伍修权：《纪念遵义会议，怀念闻天同志》，见《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1-92页。　　其实，军委大多数同志是赞成洛甫的意见的。只是在那样的场合，不便发表而已。三军团司令员彭德怀在广昌战斗后就曾当面斥责李德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说他们把好不容易创造的根据地断送掉，是“崽卖爷田心不痛！”　　事后，博古曾找洛甫交谈，似乎是传达李德的意思，说：“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意思是博洛二人不应该闹磨擦。张闻天无意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抱成一团，对这种提示未予理睬。更重要的是，博古他们丝毫没有从广昌战役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在军事行动上仍然坚持“短促突击”、“分兵把口”等战术，在敌军新的进攻面前，又兵分六路，实行全线防御，红军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博洛之间的分歧当然无从缩小以至弥合，更何况博古他们还在组织上排挤洛甫呢！

“毛洛合作”发展

　　在“博洛矛盾”逐步加深，博古同洛甫的关系逐渐疏远以至发生冲突的同时，“毛洛”之间却逐渐接近，以至互相信任，亲密合作起来。

　　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20年初。1919年12月，张闻天加入了当时的青年进步组织“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1月，毛泽东也参加了这个组织。他们两人入会的消息，一起发表在1920年2月出版的《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上。以后毛、张的行踪在《少年中国》上时有披露。由会友这一层关系，他俩早已相互知道对方了。只是毛泽东对“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并不怎么热心，张闻天又时去国外，在20年代两人未曾会面。

　　1931年2月张闻天从莫斯科回国以后，在上海期间，对中央苏区与毛泽东的情况时有所闻。那时，从临时中央政治局到苏区中央政治局，对毛泽东总的说来不仅不尊重，而且还排斥、打击。张闻天在文章中、在会议上同样采取这种态度。他在1932年4月4日根据中央会议精神写成的那篇批评所谓“党内机会主义动摇”的社论中，否定毛泽东在反“围剿”中创造的“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的策略，认为是“浓厚的等待主义”；在1932年10月6日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中央苏区工作时，博古批评“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认为“应该做坚决斗争”，张闻天也提到“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的工作”。这个意见同中共苏区中央局10月上旬宁都会议作出的决定（“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的责任”）是一致的。张闻天这些错误主张和做法，是当时“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指导方针下势所必致的。不过，当时他同毛既未共事也无直接冲突，在个人关系上并没有什么嫌隙。

　　张闻天同毛泽东会面、相识，是在1933年初进入中央苏区之后。开始，张闻天对毛泽东的思想和才干并不真正了解，关系平常。不久，张分工管理政府工作，同毛接触的机会多起来，对毛也有所了解，并逐渐接近。如上所述，毛洛二人，在执行“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同十九路军签订协定和支持、援助福建人民政府等重要问题上观点一致而同博古等人有重大分歧。

　　毛洛合作的历史契机是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及其后的人事变动。

　　1934年1月中旬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使“左”倾路线的错误发展到了顶点。经过这次全会，张闻天在党内的职位没有什么变化，但实际担负的工作有了较大的变动。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张闻天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员、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全会以后，接着举行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张闻天取代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单从表面上看，似乎张闻天得到了重用。然而，身处党内高层矛盾旋涡中的张闻天，却已经比以前“更明显的感觉”到，这是一种极为巧妙的“排挤”。他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写道：“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博古开始排挤我。五中全会后，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的具体步骤。”“派我担任人民委员会工作，对于李德、博古同志说来，是‘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可以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另一方面又可以把毛泽东同志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在行动上，张闻天当然还是服从中央集体的决定。这样，从1934年2月起，张闻天的办公地点和住处，从党中央所在地观音山搬到了沙洲坝，同毛泽东在一处办公，住地也紧靠在一起。

　　洛甫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后，并没有按照博古等人排斥毛泽东的意图去做。相反，他采取同毛泽东合作、尊重毛泽东的态度。洛就职以后，同毛长谈了好几次，倾听毛移交工作的意见。主持人民委员会开会时，总是请毛参加和指导。经济工作本来是毛管的，洛接任以后，还是让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经常向毛汇报和请示；毛仍然参与经济方面重大问题的决策。这样，毛洛关系不仅没有趋向紧张，反而更加密切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