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寒冬开梅 于 2015-11-21 13:05 编辑
学生时代的蒋碧微。 变故 对我个人来说,1930年是一连串不幸的黑色岁月,许多重大的变故都在那一年里发生。4月间,丹麟弟病势沉重,咳血不止,三个多月后终告不治。到了11月初,姑母又一病不起,与世长辞,亲人的离去使我伤心万分。 正在心情沉重的时候,接到徐先生的来信,催我回南京。他在信上说,如果我再不回去,他可能要爱上别人了。我带着孩子到家的当晚,徐先生坦白向我承认,他最近在感情上有波动,他很喜欢一位在他认为是才华横溢的女学生,她的名字叫孙韵君,今年十八岁,安徽人,她曾在这年的暑假投考中大文学院,没有考取,于是就到艺术系旁听,徐先生对她的画作特别青睐,赞赏有加。 尽管徐先生不断地向我声明解释,说他只是爱重孙韵君的才华,想培植她成为有用的人才。但是在我的感觉中,他们之间所存在的绝对不是纯粹的师生关系。 从这时开始,徐先生便很少在家,他总是一清早去上课,下午再去画画,晚上还要到艺术系去赶晚班。我知道,他每天早出晚归,并非完全由于教学上的需要,其中还夹杂有感情的因素,因为在那充满艺术气氛的画室里,还有那么一个人。——当丈夫的感情发生了变化时,妻子都会有敏锐的感觉。但为了徐先生的名誉和前程,我不敢将徐先生师生相恋的事告诉任何人,只希望有一天,他会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以及他对妻子儿女的责任,迷途知返。 赴欧洲举办巡展 1932年底,李石曾先生发起,将中国近代名家的绘画送到欧洲各国巡回展出。 这一次欧洲之旅,我本不想同去,因为孩子太小,留在家里实在不放心,但转念一想,假如我不去,万一徐先生带着爱人同行,又怎么办呢?还有,我也想趁此机会,看看我们有否重归于好的可能。 1933年1月22日,我们一行四人在上海乘法国轮船博多士号启程。船行三十五天,2月底方才到达巴黎。刘大悲和张凤举两位先生听说我们到了,便来旅馆访晤,商议举行画展的事。我们当天就去拜访李石曾先生,报告有关画展的筹备情形。 不料第二天忽然接到李先生一封信,说他即日回国,展览会的事以后请与顾维钧公使接洽。经费预备两万元,由他负担一半,其余所需的款项,叫我们去请顾公使设法。 一看这信,我们惊骇慌乱,手足无措,四个人商谈的结果,只好一同去拜访我国驻法公使顾维钧先生。顾先生看了李先生的信,也很讶异,因为李先生对他并未交代,他当然无法做任何的承诺。 当时钱昌照先生担任教育部次长,我们写信请他设法接济。钱先生很帮忙,由教育部拨寄了一笔钱来,使展览会得以顺利进行。后来法国政府买了我们十二张画,成立一个中国近代绘画展览室,拿到这一笔售画的款子,经费问题方始解决。 5月间,展览会在巴黎举行。因为这是第一次将中国现代美术介绍给法国人,因此非常轰动。报章杂志均以巨大的篇幅加以报道,推崇备至,评论极佳。 开完展览会,我们又匆匆动身到伦敦。徐先生这一趟到伦敦,是为了临摹一张西班牙名画家佛拉斯盖司所画的《维纳斯与镜》,这幅画很有名,徐先生临了十天左右便告完成。熊式一先生为我们介绍了英国最著名的水彩画家戈纳先生,这位大画家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仍精神矍铄。他邀我们到他画室参观,我们见到了他的模特儿,非常漂亮。后来有一天,戈纳先生突然打电话来,说他结婚了,新婚的夫人便是那位绮年玉貌的模特儿。 我们的意大利之行,是因为意大利国立米兰博物馆馆长,听说我们在巴黎举行画展获得极高的评价,便写信邀我们到米兰举行展览。这次邀请,对国家、对徐先生本人都是很光荣的事情。 好友孙佩昌先生,在国内时便请托徐先生,到德国的法兰克福博物馆临摹一张17世纪荷兰画家伦勃朗画的《参孙与大莉拉》的名画。这幅名画所画的是《圣经》故事之一。伦勃朗画中的大莉拉一手拿着剪刀,一手提着头发,参孙愤恨交集,忍受痛苦,一把利剑正插在他的眼中,鲜血淋漓四溅。包围他的敌军,脸上有骄矜、狂暴、惊惧、狰狞,种种复杂的表情,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令人疑为鬼斧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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